融合与发展——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史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陇山、朔方以西的中国广大西北地区，苍茫辽阔，山川雄奇，是我国远古人类的主要聚居地及古代农业、牧业经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目前，则是我国社会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
高原黄土，瀚海绿洲，冰峰草甸，江祖河源；中华西北各族人民自古于斯，在繁衍生息的历程中创造开发，在血与火的迸击交汇中驰聘进取。环境的严峻博大和人民的坚毅深沉，不仅构成了我国西北地区特有的自然及人文景观，同时也造就了自远古以来源远流长的西北社会经济特征：融合与发展。
（一）
西北地区远古人类的出现，一开始就不能不受高寒、干旱、沙漠环境的影响。
约于距今六亿年以前的元古代，今西北所处之绝大部分地区仍为原始海洋所覆盖；寒武纪至奥陶纪之后，距今四亿年左右西北西部仍为大海，今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为两大岛屿。其时东部古海开始逐渐向陆地演变，浅海与陆地交错；今河西走廊、陇南、甘南等地，此际仍为海洋；古生代晚期以前，今西北大部仍海陆交错，如二叠纪时今宁夏仍大部为浅海所侵占。
距今二亿年左右，今西北地区之古地质构造发生重大变动。随着地震及火山大爆发，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横空出世；西北西部地区海水消退，天山南北及东部则相对沉降。
西北东部地区至三迭纪时，祁连山和陇东已形成稳定陆地；侏罗纪时西北东部已全部为陆地。中生代后期，西北各地气候温湿，植物茂繁，其时最有代表性的动物是恐龙；除恐龙外，爬行类动物今永登及嘉峪关等地还有鳄鱼。今新疆地区其时亦是恐龙世界。
新生代是西北古地质及气候变化影响深远的时代。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是喜玛拉雅山脉从海底崛起，逐渐成为世界屋脊；与此同时，青藏高原逐渐抬升，于第三纪末约上升至海拔三千米左右；由此印度洋暖湿气流逐渐被阻隔，西北开始出现干旱趋势。
第四纪是地球人类出现的时代，同时也是冰期出现的时代。青藏高原于第四纪中更新世剧烈上升，终于达到海拔平均4000米的高度，携带大量水份的印度洋暖湿气流及西南季风终于被严重阻断，西北内陆更趋干燥沙化。由于青藏高原的极度抬升和第四纪冰川的影响，至中更新世后，整个西北地区高寒、干旱、沙漠的环境特征已基本确定；其间虽有局部或短期变化，但总的态势实已不可逆转。
更新世是西北气候与地理环境变化的重要阶段，亦是西北古人类发祥曙光的初照之时。自中更新世以后，西北虽总体为高原、山地、沙漠，但河流、湖泊、绿州、森林、草场分布亦广。由于地域广大，西北各地尤其是东西部之间，远古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实际亦多有不同。西北各地之间地域及生态环境的差别，对于这一地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及结构之差异，不能不产生重大的深远影响。西北先民在发展过程中，互相补充与融合，亦不能不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但无论如何，西北远古人类活动之初所面临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现代人类相比，如以总体格局论，实际已无根本性差别。高寒、干旱、沙漠；人类与环境的复杂壮阔画卷，在我国西北地区自人文之初就不能不抹上严峻的色彩。
西北现已发现之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要为黄河河套地区、陇东泾水流域及河湟地区。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和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河西岸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中，曾出土人类顶骨化石和股骨化石，其生理特征接近于现代人，但却仍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人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是现代人类的祖先之一。地处泾水上游之甘肃镇原县境，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发现两处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即镇原姜家湾和寺沟口遗址。属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二十余万年左右。距今约三四万年的晚更新世，西北黄土高原偏北的泾水流域应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之一。环县刘家岔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之绝对年代约为二万年左右。该遗址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发掘，出土有大量石器和动物化石，对研究西北东部地区古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状况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甘肃环县楼房子、庆阳巨家源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说明西北东部地区旧石器晚期，猎狩经济在古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亦占有重要地位。西北河湟地区及青海湖以西及以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即为古人类生存活动的重要地区。西北西部之新疆地区，旧石器时代亦应有古人类生存。
西北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广泛。黄河上游青、甘、宁流域，河西各内陆河流域，天山东部吐鲁番盆地及山南塔里木河流域，在距今一万年以内至商周之际，西北先民繁衍生殖，创造了历史内涵极为丰富的社会经济生活，从而使西北成为我国原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及商品交换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西北东部泾渭流域，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重要遗址为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其中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尤为重要。大地湾先民于七千至八千年前之社会经济生活应以农业定居为主。可以判断，在碳测年代之前，这一经济生活显然应已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发育。
大地湾一期及大地湾仰韶时期文化中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饲养、猎狩等经济部类生产力的进步，说明我国西北东部泾渭流域距今五千年至八千年间正在发育和成长着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气的经济文化群体。无疑，在中华民族经济文化源远流长的汇流和总体构成中，以大地湾为代表的西北先民，将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之际，在西北黄河流域，包括河西至玉门、酒泉一线，广泛分布着马家窑文化（包括稍晚之半山型和马厂型）。在距今四千年至五千年之际，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奴隶制显然已开始出现。这一时期，除农耕、制陶之外，制铜业亦开始发展，饲养业和畜牧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地位重要。
在距今四千余年的齐家文化时期，西北东部地区，铜器制造与定居农业应是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其时约早于或相当于传说中夏代之早期，此际应为奴隶制经济的发生时期。
稍晚的火烧沟文化与传说之夏代同时，现已发现之同类遗址多分布于河西地区之民乐、山丹、酒泉、玉门等地。就火烧沟型遗址所见实物论，显然，约相当于传说中夏代的河西地区是一个手工制造业、金、银、铜矿产采冶加工业、畜牧业、农业及商业发展程度甚高的地区。该地区此际社会经济内涵已充分显示了西北与中原内地的密切联系与西北多民族共同创造发展的早期特征。
新石器时代，西北东部地区自大地湾一期至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原始定居之农业经济曾是一种占优势的经济部类，但至迟至商周先秦之际，出现禺夷西迁，匈奴先民南下和氐羌先民北上的趋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益加强，因而畜牧经济这一时期在西北东部地区加强的趋势，实不可忽视。但总体来说，西北东部自大地湾文化至西周早期遗址的创造者，应是汉族先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如火烧沟文化（其后之
马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的创造者，很可能是古羌族的若干分支；而甘肃西南部之寺洼文化的创造者则可能是氐族文化的先驱。早在远古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同样反映出西北多民族共同创造，融合发展的历史渊源。
西北西部地区已发现之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新疆东部地区和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属于新石器中前期以使用细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区，主要分布在哈密三道岭子、七角井，乌鲁木齐之柴富堡，吉木萨尔、焉耆、坷坪等地。新疆之细石器时代中后期遗址，阿斯塔那遗址可视为代表。以阿斯塔那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区域，应以畜牧和猎狩经济为主，带刃刮削器和石族及其它石器似多为明证，但陶器与磨盘器的存在，应是有一定农业经济存在的显示。
属于稍后时代的含陶石器文化区，以巴里坤石人子乡遗址最具代表性。彩陶制作、铜器冶造、农作物栽培和羊、马饲养，应是这一时期新疆东部和天山南部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
新疆东部及南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还有以砾石工具为特征的若干遗址分布，其发现处主要在阿克苏及伊吾卡尔桑地区，其中卡尔桑遗址最为典型。阿克苏及伊吾卡尔桑遗址所代表的新石器文化，其社会经济内涵无疑农业应占重要地位，渔猎经济则占辅助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新疆之彩陶虽有其地方特点，但其形制和花纹与河西沙井文化之彩陶多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巴里坤出土之“两头尖容器”，与宝鸡出土的绘有网纹彩陶船形壶十分相似，此实足以说明，西北西部之新疆地区远在新石器时代与西北东部乃至内地生产技术与经济已有密切交往和联系。
（二）
今陇山以西的广大西北地区，由于干旱沙漠草原的地理环境与民族发展的历史背景所赐，自古就是我国牧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远古以来，以牧业经济为基础的诸多古代民族，在西北广袤大地生存繁衍，征战驰骋，并同东部农业经济区交往融合，曾构成西北特有的壮阔雄浑的民族历史画卷。
古代中前期，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牧业经济曾在西北广大地域占有主导地位。在数千年民族融合的历史波澜中，西北牧业经济总体自东向西逐渐退潮；牧业经济地理的西移变迁，至古代中后期农业经济主导地位逐渐确立，两者实际构成了我国西北地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框架。
在数千年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历史大潮中，各个民族在不同的阶段都曾创造过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历史生活；百川汇海，殊途同归，在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深处，应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动因。
我国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自古以来，亦是各民族共同的伟大历史创造。西北农业经济在其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取代畜牧业经济，在整个古代社会经济结构中最终占据主导地位，是西北古代各族人民融合和统一的必然结果。
古代西北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变迁与融合交流，蕴含着西北不同地域民族间以及西北与内地之间政治疆域统一的重要基础。就总体而论，自周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在西北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开发下，经历了早期发展的奠基时期。周秦以降，我国西北诸多牧业兄弟民族，实际亦多兼农业；两汉之际，西北地区的大规模屯田，是我国古代西北经营开发之重大事件，此与我国西北疆域之开拓、巩固及民族融合关系甚大；两汉魏晋间，西北屯田，遍及三陇、河西、河套、河湟、西域东部、南道北道之中部地区。我国西北农业经济地理带由东向西浸润发展，此亦应为极重要之阶段。
隋唐宋元之际，西北屯田承两汉余绪历朝均行，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亦贡献甚多。但隋唐宋元之际之西北屯垦农业，就其目的而言，隋唐在于支持拓边；宋在于军供守土；而元在于战后经济之恢复，虽代有不同，但于西北农业经济之开发，都不同程度作出了贡献。
隋唐宋元之际，除西北民族地区原有传统农业继续缓慢发展的历程外，若干原以畜牧业为其经济基础的民族或地区，在民族融合和中原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向农业经济的转化出现加强的趋势，应是这一时期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古代后期，至明清两代，我国西北地区进入农业经济与人口的高峰发展时期。
明代前期，中央政府在所能控制的河陇各地积极推行屯垦，加以其屯牧的最后废置，终于结束了我国西北东部地区长期以来农牧并重的局面，为后来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和人口发展奠定了基础。清中前期，河陇已成内地，在长期承平环境下，清廷在河陇地区土地占有使用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并力行“与民休息”，积极推动土地垦殖，至乾嘉之际，西北东部之陇右、河西、河湟、宁夏等地出现了自有史以来农业经济的高度发展，随之人口增殖亦达到了古代以来的最高峰。
这一时期西北西部南疆地区之传统农业，明代发展似较缓慢。清代随着政治的统一与稳定，大规模水利的创修及政府垦地政策的推行，南疆各地农业繁荣与人口的发展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疆广大地域，自乾隆二十二年以后，清廷大力推行屯垦，数十年间，传统牧业一变而为农耕所取代，农业人口有史以来在天山以北地区首次占有绝对优势。这个深刻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化，对后来我国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长期一直发挥着重大的难以估量的稳定作用。
从明初屯垦起至清乾嘉之际西北农业发展高峰出现，最终促成了西北游牧区以及半农半牧区向农业区的进一步转化，从而使我国西北社会经济结构中农业经济主导地位得以最后确立和巩固。
由于西北自人文之始，即不得不面对干旱沙漠的严酷环境。西北农牧业经济的发展乃至人类的生存繁衍，水利始终都是决定性因素。所以从古代前期以至晚近，水利在西北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都十分重要，舍水利西北即无发展可言；农业如此，以农业为基础的其它社会经济门类的发展亦不可能例外。
西北水利，年代湮远。东部泾渭流域之远古农业，与彩陶同时，实际应早有水利，唯惜文献无征。隋唐国力强盛，丝路畅通，陇右、河湟、西域水利创修进入一个新的重要时期。新疆水利，特别是其东部和山南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历史久远，应无疑意。但文献记载，多限于汉通西域之后，而事实上，西域水利之兴应远在此之前。
明清两代西北社会经济结构中农业主导地位的进一步确立与发展，水利的发展与地理布局的扩大，当与之互为因果，并对后世乃至现代的西北不可避免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由于历史的积累，有关水利制度至明清之际亦不断完善，其中以河西及宁夏最为突出，实值得注意。
古代以城廓壕池与农村为界并与之分离的城市之最初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西北地区城市最早产生于周秦之际，是西北东部地区奴隶制社会及以定居为特征的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周秦以来的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北城市在古代中前期作为政治中心及军事中心的作用至为突出，其作为屯垦、仓储、商业及手工业中心的社会经济功能实际亦与始俱在；至古代中后期，西北城市由地方军政中心向军政兼经济中心转化，市民经济生活，在整个西北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尤其明清之际，西北城市之社会经济功能实已不可忽视。
应当说明的是，早期的西北城市，一为军垒转化，多营屯田；另则实多为有围墙之农村；如南疆，迟至明清之际，乃有“城村”之称，城市与农村经济关系的密切，与后来内地之通都大邑，当不可同日而语。
在古代西北以农、牧业为基础的总体社会经济结构中，矿业开采冶铸及手工业制造业亦占有重要地位。西北矿产资源及动植物资源丰富，自远古以来即为西北矿产开发及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故西北冶铸及手工业制品之古代遗物，实多辉煌灿烂；西北各族人民古来生活所资器物，虽不乏内地远运，但本地所造者，毕竟与大多数之民众关系更大。在传统久远的矿产冶铸及手工制造业的技术积累过程中，西北各族人民的劳动创造，在诸多领域都曾达到过极高的水平；在中华民族古代工艺和科技宝库中，西北各族先民的贡献应占有重要地位。
西北市场，作为全国统一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发生与发展，历史久远。古代西北商品交换，最早可追溯至远古时期。但在起源久远的西北古代商品交换过程中，最具特色而且影响久远者则应是汉唐“丝路”贸易及西北与中原间的“茶马”、“贡市”贸易。古代后期，随着西北人口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地方市场普遍化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其中兰州市场、宁夏府城市场、西宁市场、玉树结古市场、肃州市场、凉州市场、秦州市场、庆阳市场、河州市场、拉卜楞市场、丹噶尔市场、石咀子市场、磴口市场、乌鲁木齐市场、伊犁惠远市场、塔尔巴哈台市场、哈密市场、阿克苏市场、叶尔羌市场、喀什噶尔市，星罗棋布，繁盛空前，对后来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至巨。对地域辽阔，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甚大的西北地区来说，各种形式的商品流通与交换，不仅仅属于单纯的社会经济范畴。特别值得强调是的，古代后期西北各地方中心市场普遍发育格局的出现，作为西北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努力的结果，同时对西北各族人民间的融合和发展又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各地方中心市场所形成的商品流通和经济往来，使西北地区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战胜即将来临的近代由于侵略造成的西北边疆危机，其潜在的基础稳定作用，实难以估量。
（三）
进入近代以来，我国西北地区在诸多历史及现实社会因素的合力之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与此紧密相连的人口发展均波动异常；在社会矛盾激化、战乱和严重自然灾害的背景之下，西北近代人口的严重丧失，其实质亦包含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但另一方面，进入近代以来，古老西北的传统农、牧业经济亦需面对新的生产力亦即新的工业文明，于是反映在人口的社会经济分布方面，亦不能不出现新的变动方向。
近代中国西北地区上述两个方面的波动与变化，实质上已涵盖了近代西北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
近代中前期，西北以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业的初步发展，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清季“洋务”与“新政”时期，第二阶段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之前。我们在《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中曾经指出：
“在陇山以西的中国西北广大地区，出现具有近代意义的工业，较内地要迟缓得多，规模要狭小得多，而且亦并未完全摆脱手工业的局限。因此它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和意义，在当时也无法与内地同类工业相比。但相对西北粗放的农牧业经济来说，它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是西北自远古以来整个社会经济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开端。”
民国初至抗日战争爆发之际，由于政治和经济等一系列原因，西北工业步履艰难，发展迟滞。我国西北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加大。此际，西北地区之近代工业不仅门类少，资金短缺，而且大多设备简陋，经营困难，与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各地的发展状况实难以比拟。究其原因，除地域差别外，还有若干可值得注意者：其一为政局动荡严重，各省督军、督办之类频繁更换，不仅影响人事更迭，更影响市场波动；其二战乱频仍，民生凋蔽甚于内地，致使近代工业发展始终缺乏基础；其三技术落后，人才设备多从外地以至外国引进，杯水车薪，实难造成西北地区近代工业的真正发展。
这一情况，直到抗战爆发后方有所改变。“七·七”事变之后，我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国土相继沧丧，西北遂成为仅次于西南的重要战略后方。由于战时环境所致，我国东部地区原有的大批资金、人才和技术装备不得不向西部转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工业重心转向西南和西北地区。
以战时后方国家工业重心西移为契机，西北以机器进行生产的近代工业由此出现一个少有的发展高峰阶段。抗日战争时期西北近代工业的高峰发展，是整个近代西北社会经济史中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对当时支持我国抗战胜利作用重大，而且在西北近代化的总体进程中，亦为极重要之一步；当代西北工业布局，亦当与此有若干渊源关系。
能源工业是西北在抗战期间得到突破性发展的一个工业部门，其中尤以石油工业的开拓和发展引起了当时国内外的强烈关注。西北的机器修配业在抗战时期有较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机器制造工业的起步，但其主要发展地区亦仅限制在甘肃兰州一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工业系统中，纺织、面粉、油料加工、印刷、酒精制造、火柴制造、制革等轻工业，由于战时后方军民需要的剧增，也都出现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另外，应当强调的是，抗战时期的西北工业，既具有战时特点，因此也就难以避免有暂时的特点；战争一旦结束，西北工业的面貌即大为改观。战时西北工业凡具有较大规模者一般都控制于中央，仅小部分控制于地方政府。如兰州工业中的宋氏财团、资源委员会与军政部所控制的各种企业，一般大多凭借各自手中的金融机构，军需供应或交通运输的便利取得较大的发展；而如甘肃省政府所属工业凡较大者或数量甚少，或与中央合资而股份甚少。所以战争一结束，中央资金东移，这些企业便难以继续发展，这也是战后西北社会经济迅速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矿产资源及动植物资源的开发，是近代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应强调的是，近代西北水动力资源除传统之水碾硙外，仅有极少量的水力发电；矿藏资源，以近代机器工业及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开发者亦仅限于近代后期之石油工业，其余尚不足道。不过以传统方式对矿业资源及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整个近代西北社会经济结构中确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疆矿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近代由于受同光之役和沙俄经济侵略的冲击，较乾嘉之际之盛况，尽管衰落甚为严重，但其继续得以维持的开发矿种及开采规模在西北仍居重要地位。近代青海矿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在金矿。其余尚有青海湖盐矿、若干铜矿及煤矿。宁夏近代矿业资源的开发利用除盐、煤矿外，其余各矿虽蕴藏丰富，但正式开采者甚少。甘肃近代初至本世纪40年代，曾被开发利用之矿种、矿场甚多，其中见于记载者主要有：靖远金矿、阿干镇煤矿、通渭煤矿、成县大里湾煤矿、天水红崖地煤矿、成县铁矿、徽县铁矿、两当饮马河铁矿、礼县蒲王家沙金矿、西和范家山铜矿、临洮黑颠峡煤矿、陇西松涛坡煤矿、洮沙哈
沟金矿、华亭煤矿、平凉土圪堆煤矿、崇信煤矿、静宁罐子峡煤矿、陇南西固铁矿等。
西北自乾嘉之际农业主导地位的最后确立，传统牧业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不能不退居次要地位。但由于高原荒漠和草场面积广大，畜牧业及其产品的开发利用在社会经济总体结构中的地位仍不可忽视。另外，西北由于地域广袤，近代各地残留森林之绝对面积亦值得重视，加以荒僻绝远之地至近代尚少受人类活动的干扰，故野生动植物资源实极丰富。近代随着国内外贸易及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西北动植物资源利用实际进入一个普遍开发的重要阶段。
在商品交换领域，近代西北地区一方面受生产力不发达和交通不便的限制，商业亦不可能摆脱落后状态；但另一方面，近代总体来说又毕竟是一个商品经济渐趋活跃的时代，西北亦不可能例外。实际上，西北自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受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影响和“洋货”倾销的冲击，其商业经济的发展亦进步至为显著；不仅城市如此，即使僻远之民族地区亦多如此。在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而且社会经济构成以农业为主体的近代西北，土地问题无疑是整个社会经济之核心所在。
正如近代西北人口波动异常一样，西北之农业耕地近代亦多有损失，而在土地总量基础上产生的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则更是近代西北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一切方面的深层基础。近代整个西北地区，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包括现代两蒙旗在内，总体的情况都是：一方面官僚、地主、寺院、王公、头人占有大量的土地，另一方面却是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这种两极结构猷定了近代西北农村经济关系的基础，因而也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整个近代西北社会阶级关系的基础。
近代中国西北地区、无论甘、宁、青、新诸地，其地方军政所费来源，在清季有二：其一为内地国家各关之额拨“协饷”，二为地方田赋。民国以降，“协饷”曾一度全停，西北地方财政收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主要来源唯靠田赋。
西北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农业主导地位，决定人民只有靠业农耕田谋生，而政府官吏则更主要依靠田赋维护，“协饷”停解之后就更是如此。于是田赋与田赋俱生之积弊、聘规为祸日烈；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后西北农村社会经济最终全面崩溃，此正为其深刻根源之一。
在近代西北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结构中，高利贷、宗教经济负担和部分地区奴隶制残余的超经济剥削，日子具强烈的西北区域色彩和典型意义。尤其直至近代末，西北若干牧业及农业经济地区，奴隶制残余仍然存在，牧奴及农奴除经常被饿死、杀死外，还须经常忍受毒打、烙印、剁手足、挖心、剥皮、挖眼、割鼻舌、抽筋、断骨、掏胆等酷刑。西北地区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迟滞，确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
近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战乱、天灾频仍，超经济剥夺的极端发展等诸多因素合力所致，西北社会经济总体出现崩溃趋势。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西北战时后方的地位不复存在，战时后方经济的发展势头亦迅即消失。抗战开始后西北物价即不断上涨，至本世纪40年代后半期，西北各地物价飞涨成天文数字：“法币”极度贬值；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工商业极度萎缩。西北社会经济各方面实际都已陷入自身无法摆脱的崩溃危机之中。
无疑，近代末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实际是旧时代行将结束的一个必然结局。在旧的社会经济崩溃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代必将到来。
注释：
《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远古层1949年）王致中、王丽英著，三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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