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美国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3年3月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逝世，是一个影响到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途乃至整个国际局势的重大事件，这不能不引起正和苏联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设想如何利用这一事件攻击对方，以实现其遏制大战略的目标。关于美国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国外研究者大都认为斯大林逝世给美国和苏联提供了一个“和平的机会”，但双方都“错失”良机，他们或质疑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层采取一系列缓和姿态的实际意图，或怀疑艾森豪威尔政府抓住“和平的机会”与苏联达成一致的诚意；而国内学者由于资料所限对此研究成果很少①。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斯大林逝世是否为美苏提供了一个“和平的机会”，艾森豪威尔政府都将斯大林逝世看成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宣传机会，通过宣传来达到遏制苏联的总体战略目标。在斯大林患病和逝世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迅速做出反应，认为斯大林逝世及其后苏联权力转移的内在困难是一个可以用来施加心理影响的重要机会，于是制定了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及其后的行动计划，对苏联集团实施心理战和隐蔽行动。本文②试图依据近年来解密的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心理战略委员会等部门的档案资料，就美国政府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特别是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及其发展与影响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和考察。
一 美国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和心理战略计划的制订
美国政府一直关注着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早在1948年初，中央情报局对苏联权力继承问题的评估中就提及斯大林的健康问题③。1952年7月2日，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④提出制订“斯大林逝世心理战准备计划”，但直至10月30日才最后拟定⑤。根据1948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0/4号文件，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要“向苏联权力结构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减少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使苏联现政权的国际关系行为发生根本性的变化”⑥。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推动这些目标的最有利时机是斯大林逝世”，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做出准备：“1.详细列出现有的信息和情报……考虑使用某些隐蔽(non-attributable)行动激起苏联的紧张或其它反应；2.分析重要冲突逐步展开的主要方式，拟定相应的心理战方针；3.立即准备一致的政府立场，作为斯大林逝世后立即遵守的指令基础，避免斯大林突然死亡时行动不协调；4.在斯大林逝世前继续考虑能有效增强苏联最高领导层冲突的方式，在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可行和需要的时候采用……特别强调利用开展心理战的可能来影响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思想，增加他们现有或潜在冲突；5.连同其他行动计划一起达到美国国家政策目标”⑦。经国务院情报司和东欧司讨论，美国国务院同意心理战略委员会关于立即准备政府一致立场的意见。1953年1月21日，即艾森豪威尔总统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国务院向美国官方宣传机构发出一份斯大林一旦逝世的宣传指令，要求“所有受美国政府控制的公开和秘密的宣传媒介，除非得到特别指导，在斯大林逝世时，其宣传均应严格限于事实报道”⑧。
1953年3月4日，苏联《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前一天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签发的斯大林病情公报。公报称，“3月1日夜晚，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他的住所的时候，得了脑溢血症……斯大林同志失去了知觉……失去了说话的能力。”⑨在得知斯大林中风的消息后，国务院情报司立即做出评估，认为“斯大林得病和濒临死亡将使苏共体制失去最重要的个人因素”，“苏联体制必将出现严重困难，几乎肯定会引起领导层的内部阴谋”，但“不能认为这些阴谋会导致苏联政权严重削弱和内外政策发生重大改变”⑩。当天上午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5次会议，首先讨论斯大林患病问题。艾森豪威尔提出一份事先起草准备发表的声明，内容是对斯大林病情表示关心和倡导世界和平与友谊(11)。他认为“此时直接向苏联提出恰当的信息是有利的，俄国人将对美国的反应非常感兴趣，因而有可能值此时机穿透铁幕”，并再三强调“这仅是一项心理战而非外交行动”。总统冷战行动特别助理C.D.杰克逊同意总统的想法，深信这是目前美国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重大宣传时机”，如果总统保持沉默，美国“不仅将失去这次良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还将曲解美国总统的沉默”，因此“除发布声明外别无选择”。然而，国务卿杜勒斯心有顾虑，认为“总统无论说什么都将非常冒险”，都“会被解释成要苏联人民在国丧期间起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随后与会者对总统声明逐句检查并做出改动。稍顷副国务卿史密斯来电称“苏联使馆将在11时召见媒体”，认为“斯大林很可能逝世了”。因此艾森豪威尔认为无论如何都要立刻发表关于斯大林患病的声明，急催白宫新闻发言人哈格蒂离开会场向新闻界发布。随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第728号决定：同意紧急准备几份关于斯大林逝世影响的报告，包括“中央情报局情报评估、国务院政策声明和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12)。这项决定要求美国当局尽快对斯大林逝世做出分析和应对。
1953年3月6日凌晨，莫斯科向全世界宣布了3月5日21时50分斯大林与世长辞的消息。国务院立即向苏联外交部转达了“美国政府谨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元帅逝世向苏联政府致哀”的一句话官方唁电(13)。艾森豪威尔在当天上午的内阁会议上指出，“虽然政府早在1946年就谈论斯大林逝世的可能性，但仍然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或政策”，因此他敦促C.D.杰克逊和总统行政助理柯特勒协调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心理战略委员会密切合作，拿出具体建议和行动计划(14)。3月9日，C.D.杰克逊领导的心理战略委员会特别工作组起草了“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草案。草案共分为三部分：一是绪论，包括问题、基本考虑和设想、对形势的估计和战略思考等。草案指出，计划的目标是要“利用斯大林逝世提供的机会和共产党体制权力转移的内在困难，推动苏联政权高层、苏联与共产党中国、苏联与东欧卫星国的分裂以及苏联内部主要权力或利益集团的冲突，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和团结，发展和维持自由世界对美国领导的信心，分裂自由世界的共产党力量”。二是心理战计划，包括“总统发表一篇概括美国和平计划或提议召开四国外长会议来考虑一些突出问题的演说”，隐蔽情报行动和秘密活动，以及对苏联、东欧、中国、南斯拉夫、西欧、近东、中东、南亚、东南亚以及拉美等地区的公开宣传行动。三是对该计划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15)。究其实质，草案要求美国政府利用斯大林逝世的机会，进行一系列心理战和隐蔽行动，其核心行动是总统发表演说，提议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裁军和德国统一等重要问题。
然而，国务院顾问波伦、政策设计室主任保罗·尼采和副国务卿史密斯等国务院官员对这一草案表示怀疑，分歧的焦点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要通过发表公开演说提议召开四国外长会议”，实质则是斯大林逝世为美国“利用苏联体制深层和内在的弱点提供了唯一的机会”，还是为“引起苏联体制内在压力和增加苏联神经紧张提供了一种未知的可能”(16)。他们认为，“当前在公开的宣传领域急剧增加冷战压力不是利用斯大林逝世的最好方式”，总统发表公开演说提议召开包括具体问题的四国外长会议“可能并不是一项有利的行动”(17)。这是因为，召开四国外长会议不仅需要美国同英国、法国进行磋商，还需要三国在会议目标上达成一致。如果不事先进行磋商，演说直接提出德国统一问题，可能会拖延法国、西德等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的步伐，使形势对苏联有利。
为了进一步厘清形势，1953年3月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6次会议详细讨论了斯大林逝世的影响。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汇报了情报专家的看法，认为苏联的政策暂时不会改变，新领导层将“继续强调坚持不懈地对抗西方(包括分化西方的策略)、扩大集团经济基础和增加集团军事力量”(18)。C.D.杰克逊提出已草拟的心理战略计划，表明要尽快发表总统演说，提议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统一和裁军等问题。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承认美国不可坐失良机，但认为总统演说应避开欧洲问题以免盟国为难。艾森豪威尔同意不列入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等具体问题，但要提裁军问题。他还强调，“在当前的心理战计划和他的演说中，必须强调提高整个世界生活水平这个简单的主题”，建议C.D.杰克逊及其同僚注意这一要点，拿出一份新计划。最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第734号决定，批准：“1.斯大林逝世为宣称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为了人类安全、和平和更高生活水平等利益的世界领袖提供了一个机会；2.总统冷战行动特别助理应立即根据会议讨论为总统起草一份演说稿；3.为加强演说效果，国内外所有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协同持续强调演说，由心理战略委员会负责执行。”(19)这是斯大林逝世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决定，也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以来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为其对苏战略和全球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53年3月13日，心理战略委员会将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等部门的评论意见补充到“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草案之中，还将计划具体目标分为A、B两个版本，版本A比较宽泛，指出要“利用苏联新的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和目标分歧使苏联政权面临艰难决策，明确表达美国关于苏联及其卫星国人民的目标，联合自由世界，为追求美国利益和目标提供更加坚定的新基础”等；版本B更为具体，指出要“激励苏联新领导层的一切不和力量，激励苏联与卫星国政府以及共产党中国之间的不和力量，使苏联人民及其卫星国和共产党中国的人民对马林科夫产生最大程度不满，维持和加强自由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人民的团结，加强美国和其它自由国家的国防建设，使人们普遍相信艾森豪威尔总统为美国和自由国家获得良好经济形势的经济领导能力”(20)。针对3月13日草案，国务院建议：1.优先选择草案中的具体目标版本A；2.将“公开心理战和隐蔽心理战的讨论完全分开”；3.“删去草案第三部分”。经过讨论，心理战略委员会在3月19日做出决定：1.将计划的具体目标定为版本B；2.同意国务院对草案第一、二部分提出的修改建议，即总统演说不提及四国外长会议等具体问题，将隐蔽行动与公开情报行动分开讨论；3.删去第三部分，代之以一个概括段，简要说明应采取与计划相一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但该部分原有建议应存档以作参考。此外，要求建立“斯大林工作组”(Working Group Stalin，WGS)作为该计划的政府间行动协调机构(21)。4月23日，心理战略委员会批准了修订后的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以PSB D-40号文件的形式分发。
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美国政府终于敲定了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利用斯大林逝世这一机会，开展一场宣传战、心理战，以达到削弱苏联力量、分裂苏联阵营之目的。
二 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的主要内容与实施
“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的最终文本共16页，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问题、基本考虑和设想、对形势的估计和战略思考等。第二部分是心理战计划，包括总体行动、隐蔽行动、公开情报行动和支持行动等。
(一)问题
问题在于“制订一项心理战计划，作为利用斯大林逝世和苏联权力转移使美国国家目标取得切实进展的全面计划的一部分”，而“在当前形势下，一项一劳永逸的心理战计划是不可能的，心理战必须能够依据形势的变化迅速做出灵活的调整”，因此，应“建立一个政府间工作组不断按照国家政策来协调心理战计划和行动”。
(二)基本考虑和设想、对形势的估计
文件认为，“心理战本身并不能使苏联体制发生改变”，“只不过能帮助美国政府采取的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取得成功，或加重苏联体制内出现的紧张”。对于这项心理战计划，文件采用四个设想：“1.美国对苏联的基本政策目标是(1)使苏联的力量从卫星国和共产党中国收缩，减少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力量和影响，(2)使苏联体制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首先表现为苏联政权的国际关系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目标相一致；2.美国政府将打算充分利用斯大林逝世提供的机会和苏联权力转移的内在困难；3.美国政府将实施一项全面行动计划，包括一切适当的并且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措施，使我们的国家目标取得真正进展，而随时修正的心理战略计划是这项综合行动计划的一部分；4.为充分利用艾森豪威尔总统独特的世界身份，这项国家行动计划的主要行动将是在可能会达到最大效果时发表一份概述美国和平计划的总统演说。”对于当前的形势，文件认为，“苏联政府的长期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新政权不可能采取任何可能引起全面战争的行动”。
(三)战略思考
战略思考是这项心理战略计划的基础，包括目标、方法和阶段。1.目标。在当时形势下，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利用斯大林逝世提供的机会和苏联权力转移的内在困难，鼓励苏联政权高层内所有分裂力量；利用苏联领导人与集团内其他主要领导人分裂的基础；激励苏联与卫星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之间的不和力量；使苏联人民对政权制度产生最大程度的不满；使卫星国和共产党中国的人民与苏联政权之间产生最大程度的分歧；维持和加强自由国家政府领导人以及人民之间的团结；继续进行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国防建设；揭露任何虚伪‘和平’运动的动机和危险”等。2.方法。(1)主要努力。一个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孤立、分化”和“加强自由世界与美国的联合”使“共产党统治者面临艰难抉择”，总统演说为这一目标服务。(2)支持努力。“对共产主义世界，应利用易于激起内部争论的刺激物来对抗这个未经考验的政权”，“利用其它适当的手段鼓励其内部对抗，如鼓励民族主义情绪”，还应“结合‘胡萝卜’和‘大棒’政策”；“对自由世界，最有希望推动我们目标的方式是，通过强调新的危险和机会来强调实力与联合的重要性，表明美国与自由世界合作、努力发展团结的意愿和要求”等。3.阶段。(1)最初阶段。“在未来几星期内努力证明延长和利用苏联权力突然交接后紧张形势的正确性”，“阻止自由世界国家与苏联达成真正的世界和平”，“并将责任归结为苏联不接受美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提议，总统演说就是为了这个目标”。(2)后继阶段。“准备好行动，使克里姆林宫承担没有接受总统演说中提议的责任，设法使苏联体制内不和种子萌芽，探明苏联体制的弱点”。(3)高潮。即“共产主义体系将爆发公开冲突”。
(四)心理战计划
1.总体行动。“总统演说是当前心理战略的基础”，而“总统演说及随后的各种官方行动都需要一系列重要心理战作为补充”，以“利用、延长和加强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行动的心理影响”。2.隐蔽行动。其中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利用隐蔽的压力诱使苏联及其卫星国政府官员叛变，在卫星国和自由世界的共产党各阶层中散布猜疑”。3.公开情报行动。该计划要求公开情报行动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求“所有媒体周密协调”，其中“官方声明的协调特别重要”；在有关苏联政权变化的宣传中，苏联新政权对斯大林主义的“背叛”具有高度优先。4.美国政府还应适当地采取与该计划相一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作为支持(22)。
可见，这是一份经过精心策划、内容非常详细的政策文件，它将利用斯大林逝世所要采取的行动置于战略行动的高度，明确了其所要实现的目标、行动方法、行动阶段和行动内容，决心充分利用斯大林逝世所造成的形势，通过能够影响苏联集团和西方阵营的政府官员与普通民众心理的各种措施和行动，包括公开宣传、隐蔽行动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行动，促进其遏制大战略目标的实现，这表明美国政府对斯大林之死是何等的“重视”了。
在这项心理战略计划的指导下，美国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利用各种可行的手段，对苏联和苏联集团展开了猛烈的心理战、宣传战。作为这项计划的重要基础，1953年4月16日，艾森豪威尔发表了根据前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所精心准备的演说，题为《和平的机会》。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的国家分别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美国选择“自由、合作、民主、平等与和平”，而苏联选择“暴力”和“不惜任何代价的权力优先”，人们所能期望的“最坏是原子战争，最好也不过是永久的恐惧和紧张”；现在，“一个时代已随约瑟夫·斯大林的逝世而结束”，但只有苏联新领导层做出具体行动新的时代才能发展。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准备与所有诚心致力于和平的国家一起“为和平而努力”，包括缔结朝鲜停战协定、结束印度支那和马来西亚的对抗、加快缔结奥地利条约、推动西欧联合、鼓励欧洲共同体扩大、德国统一以及东欧国家自由与独立等问题。接下来艾森豪威尔提出一项具体的裁军建议，包括对军事和安全力量规模、战略物资生产、具有巨大毁灭性武器的限制以及原子能的国际管制与和平利用。随后，艾森豪威尔咄咄逼人地反问“苏联准备做什么？”“准备为亚洲带来真正的和平？准备允许包括东欧在内的其它国家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准备与其他国家合作依靠联合国严格管制和监督使严肃的裁军建议产生效果？”最后，艾森豪威尔声称“要抓住这个机会”，表示“在陈述这些建议时美国的目标是简单且清楚的，这些建议不带有隐蔽目标和政治热情，而是源自我们对所有人内心都渴望和平的深信不疑”(23)。
在演说发表前，苏联新领导层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姿态，包括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建议恢复朝鲜停战谈判，提议召开四国外长会议准备对德和约和德国统一，允许美国通讯记者进入苏联，以及通过联合国一名挪威代表提议艾森豪威尔和马林科夫举行会谈考虑包括原子能和裁军在内的紧张问题等(24)。因此，这篇演说不仅是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也是对苏联一系列缓和姿态的官方反应。艾森豪威尔除了提及朝鲜、东南亚、奥地利条约、德国统一、西欧联合、东欧民族自决等一系列问题外，还提出具体的裁军建议。这篇演说不仅要求苏联新领导层“用具体行动而非花言巧语”来“为和平而努力”，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对苏联意图的怀疑，还从全人类福祉的角度强调西方阵营的联合和团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民众施加心理影响，是美国政府利用斯大林逝世发动的心理战的第一个重要行动。中央情报局强调，这“不是一场和平主义者的演说”，而是“艾森豪威尔对克里姆林宫采取的攻势，以抓住苏联新领导层的内在弱点”(25)。
为了加强演说的效果，美国驻苏联使馆当晚将演说副本转交给苏联外交部，次日使馆代办比姆会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说明演说是“美国为缓和紧张局势和推动世界危险问题得以解决而进行的一次最认真的努力，演说中阐明的原则体现了美国新一届政府为达到国际稳定和秩序的长期计划”(26)。此外，通过全美广播电视网络的不断播放，《和平的机会》得到广泛关注。法国外长皮杜尔认为“演说的主旨和语气极好”，对有关印度支那的陈述非常满意，并欢迎将朝鲜和奥地利条约作为苏联诚意的最初检验(27)。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表示演说在英国受到欢迎，并建议召开苏、英、美三国政府首脑会谈，但艾森豪威尔认为还需等待苏联的答复或反应(28)。“美国之音”俄语台连续播放演说50小时，共重复98次(29)。为了防止总统演说在欧洲盟国间引起混乱，阻止欧洲盟国与苏联达成真正的和平，杜勒斯随后在4月18日发表另一篇演说，强调苏联的意图仍然不能预测，因此美国才非常谨慎，继续强调苏联需要采取具体行动来表明他们的良好意图(30)。《真理报》4月25日全文刊载了这篇演说并发表评论，以冷静和深思的态度对演说做出回应。评论认为，总统演说是“对苏联政府最近声明关于和平解决有争议国际问题的某种答复”，艾森豪威尔虽然要求苏联采取具体行动，但他没有概述他将在朝鲜、德国、亚洲等问题上采取的任何行动。刚上任的驻苏大使波伦认为，《真理报》评论不仅表明苏联新领导层既不愿“给总统提出的和平解决与改善关系的期望泼冷水”，又试图“转移苏联的责任”，“将皮球踢回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此举是“对苏联政策的防卫和对美国政策的谴责”，并没有表明苏联“将在东西方之间任何重要的问题上改变他们的立场”(31)。
根据这项心理战略计划，美国利用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工具对苏联、东欧等国进行宣传战、心理战。1953年6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和其他工业中心发生了反对货币改革的骚动，自由欧洲电台立即将斯大林逝世与之相结合进行煽动宣传，“鼓励捷克人民继续反对政权”，“强调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权的虚弱，鼓励捷克军队忠于人民而不是布拉格政府”(32)。当时自由欧洲电台与自由欧洲出版社联合行动，实施了一个“普洛斯彼罗行动”(33)，在4天时间里向包括首都布拉格在内的主要工业城市放送了6万多个宣传气球，投撒了大量宣传品，其中一种传单写道：“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你们要知道：政府比你们想象的更加虚弱。权力是人民的，人民却遭受着压迫。团结起来，勇敢地组织你们的力量，推翻这个政府。只要今天坚持工人的权利，明天就可获得自由。”自由欧洲电台在一篇广播中讲道：“苏联日益衰弱。只有及时逃离共产主义之船的人才将幸存……在自由世界的任何地方，你们的朋友都和你们站在一起……一切权利属于人民。”(34)1953年5月28日，心理战略委员会开会专门讨论柏林“美占区电台”的宣传情况，评价它“对东柏林和东德来说是自由世界独立的象征”，“受到柏林和联邦德国官员的高度称赞，并被东柏林居民看成是效果最好的广播电台”，鼓励其继续加强对东柏林和东德的宣传战、心理战(35)。美国官员承认，西柏林“美占区电台”、“自由犹太人”、“战斗队”、“基督教民主联盟”等电台“培养了德国苏占区人民的反抗精神”(36)。美国还向一些宣传西方价值观的出版物提供资助。如“资助一本被苏占区取缔的西德科技刊物，继续派送给苏占区订阅者”，竭力“宣传西方的科学成就和哲学观点”，以“填补共产党宣传机构在该领域的空缺”；资助法兰克福出版商免费向东占区居民提供政治读物，使苏占区人民保持“抵抗极权主义的意志和最终获得解放的希望”(37)。1953年6月东德发生震惊国内外的骚乱。骚乱的发生主要是民主德国党和政府的工作失误所致，但美国此前以西柏林为据点开展的心理战，特别是美国利用斯大林逝世开展的心理战以及美国特工的挑拨破坏也是其因素之一。据苏联《真理报》报道，被捕的罪犯卡尔考斯基交代，他原是西柏林的失业工人，后被特务机关招募，潜入东柏林，6月16日发生罢工后，他和其他90多人，受美国军官海佛尔的指使，伪装成罢工的工人趁机进行各种挑拨破坏活动(38)。
关于美国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的实施情况及其效果，由于它的极端敏感性，许多资料尚未解密，我们还无法探知其全貌。特别是美国政府如何“利用隐蔽的压力诱使苏联及其卫星国政府官员叛变，在卫星国和自由世界的共产党各阶层中散布猜疑”，如何“鼓励苏联政权高层内部的所有分裂力量”，如何挑拨“苏联与卫星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之间的不和”，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但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终归会大白于天下的。
三 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的发展
在东德动乱爆发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于6月18日指令心理战略委员会立即准备“在未来两个月里利用卫星国动乱应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建议”(39)。6月22日，心理战略委员会起草“美国利用欧洲卫星国动乱的临时心理战略计划”，文件标号为PSB D-45。文件认为，美国应该利用东德动乱提供的机会来“培养整个欧洲卫星国……积极反抗共产党压迫的精神”，但“避免激起苏联军事控制地区的抵抗发展成公开叛乱”(40)。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以这一文件的内容为基础，提出了关于“美国利用卫星国动乱的目标和行动”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修正和批准了这些目标和行动建议，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8号文件的形式出台，6月2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这一文件。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8号文件指出，利用欧洲卫星国动乱的心理战略计划的目标有四点：“鼓励欧洲卫星国反抗共产党镇压，只要不在苏联军事控制地区造成大规模叛乱，不破坏抵抗活动的自发性；破坏卫星国领导人权威；利用卫星国动乱作为苏联帝国开始崩溃的证据；使自由世界尤其是西欧相信，铁幕背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外国镇压的憎恨比想象的更加强大，对极权主义的抵抗也比想象的要有希望。”行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行动(开始行动至少需两个月)包括：“在东德和其他可行的卫星国，秘密激励抵抗活动和抵抗态度；在可行的地区建立可靠且能更大规模扩充的抵抗核心；针对卫星国警察领导人、军事人员(特别是飞行员)和苏联军事人员加强叛变计划；激励自由世界进行一些能够对铁幕背后产生心理影响的政府、宗教和工会活动；再次强调美国支持德国统一要以和平条约规定的自由选举为基础；考虑在联合国提出苏联镇压东德起义的问题；冒充对方电台广播来鼓励叛变；鼓励消灭非常关键的傀儡官员”等。第二阶段的行动(需长期准备)包括：“组织、训练和装备能够发动大规模袭击或持续战斗的地下组织；考虑在卫星国鼓动自由选举和西欧联合，强调经济合作与复兴，同时从德国、奥地利和卫星国撤出所有外国军队；考虑建立新型的隐蔽机构；考虑对卫星国进行大规模、系统的气球宣传活动”等(41)。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8号文件是斯大林逝世后美国政府出台的对苏联东欧集团的重要政策文件之一，是美国政府利用斯大林逝世政策的发展，即在前一阶段利用斯大林逝世开展心理战的基础上，利用斯大林逝世后东欧国家出现的政局不稳乃至骚乱，进一步开展心理战和其他隐蔽行动，尽可能激励东欧国家反抗并摆脱苏联的控制，最终瓦解苏联集团。这一文件是冷战期间美国制定的许多反对和分裂苏联集团的政策文件之一，凸显了冷战斗争的严酷。
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艾森豪威尔4月16日的演说，“通过呼吁苏联新领导人为了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友谊”，“成功地利用了”斯大林逝世后的形势，使美国抓住了政治主动权。其后“捷克和东德的动荡为美国利用斯大林逝世后的形势提供了又一个重要机会”，因此“计划和行动逐步增加，将在充分利用斯大林逝世结果的长期争论中进行更多的行动”，如6月23日西柏林举行悼念柏林骚乱殉难者活动，对东德的食品援助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当局也注意到，西欧的媒体和舆论“越来越多地批评美国外交政策和所谓的‘反共歇斯底里’”，造成欧洲“反美情绪的加剧”(42)。而苏联新领导层为了在国际政治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在对外关系上采取越来越灵活的策略。例如，苏联政府声明“它对土耳其没有任何领土要求”，苏联驻军在东德动乱中表现出非常的谨慎和克制，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与民主德国签订停止战争赔偿议定书来改善关系，并将许多大型工厂主动转交给东德政府等(43)。8月中旬，国务院东欧司副司长瑟斯顿认为，斯大林逝世已近6个月，美国关注的大部分问题并不是与斯大林逝世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将主要注意力放在自身政策路线上”可能要比“专注于影响苏联高层各个派系的争论”更加有益，“潜心于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建设，才能期望对苏联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44)。可见，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和对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心理战略计划需重新考虑，新的行动计划呼之欲出。
1953年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签署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国家安全基本政策”(NSC162/2)，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指导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文件。文件指出，苏联的威胁包括，“苏联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根本性敌视”、“苏联巨大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与其它颠覆和分裂自由世界的工具的控制”，其现实威胁是局部侵略、政治战和核对峙，因此文件提出“大平衡”理论和大规模报复战略，强调经济安全、核威胁、同盟、心理战、隐蔽行动和谈判的重要性等(45)。美国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及其发展构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而“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又为对苏联及其欧洲卫星国新的行动计划提供了政策指导。11月13日，行动协调委员会(OCB)(46)出台“对苏联及其欧洲卫星国的国家行动计划”(OCB-16)，代替PSB D-40和PSB D-45号文件。
OCB-16号文件指出，美国对苏联及其欧洲卫星国的行动目标是：“瓦解共产党中央的权威；使(苏联)政权管理机构对人民的控制失效；培养和创造削弱共产党军队纪律并导致大量逃亡和不满的环境；减少共产党的斗争潜力；利用苏联多民族结构的每一个弱点；承担和支持共产党统治国家重建政治独立的适当行动；使共产党统治国家的傀儡政权接受压力和形势而做出怀疑和破坏其权威的决定；刺激和支持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中被看作反苏力量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培养和维持整个共产党帝国坚定地热爱人类自由、个人自由的原则和自由必将击败暴政的信念；鼓励和支持反共运动和组织的发展，帮助消除共产党的危险，代之以与联合国原则行动一致的政府；获得苏联势力范围外尤其是周边那些美国支持反苏行动的国家最大可能的合作”。为此，各部门在头六个月里的行动计划是：“与苏联外围的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谈判，努力使他们对美国所支持的反苏联集团行动采取合作态度；用自由世界的大众传媒对抗共产党中央权威；研究和开发新的冷战技术，提高现有可利用技术的功效；灵活运用东西方贸易管制，逐步展开一项减少苏联集团政治经济联合的计划；继续在联合国利用任何机会，败坏苏联领导人信誉，支持美国政策和目标；引入美国军事广播网播送的语言课程和其他节目以实现心理战效果；组织、训练和武装能够在共产党政权内任何可能的地方进行持久抵抗行动的地下组织；通过适当的公开和隐蔽情报计划，发展和维持反共分子利用不断骚扰来削弱苏联控制的信心；继续鼓吹卫星国的自由选举及其与西欧共同体将来的联合，强调解放后的经济合作与复兴；刺激和利用每个卫星国共产党统治集团的意见分歧；通过公开和隐蔽的方式，充分利用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私人组织，支持对抗共产党中央权威的计划；采取阻碍苏联科技进步的计划”等。文件还要求，所有负责执行PSB D-40、PSB D-45号文件指派任务的行动机构继续行动，直到任务完成或行动协调委员会另派任务为止(47)。OCB-16号文件是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的更进一步发展，它不仅采用了PSB D-40、PSB D-45号文件的一些内容，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使其对苏联东欧的行动计划更加全面、具体。同时对某些行动计划做出了调整，例如计划中所要求的隐蔽行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心理攻势，主要是为了避免对苏联集团施加过大压力，获得盟国支持以及增加同苏联谈判的可能性。
四 结论
斯大林逝世是艾森豪威尔执政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国际事件，对这一重大事件的反应和政策直接关系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球战略的部署与实施。正处于冷战巅峰时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本能地认为这是打击对手的极好机会，经过对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和国际形势详细分析和讨论，制定出“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一方面利用总统演说呼吁抓住“和平的机会”，提出具体的裁军建议，同时质问“苏联准备做什么”来获得国际政治的主动权；另一方面通过心理战和隐蔽行动给苏联权力结构施加压力，以图削弱和瓦解苏联集团。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制定多项政策文件，与苏联集团进行对抗争夺。通过对斯大林逝世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的考察与剖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在美国政要看来，冷战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是关系到西方世界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必须采取除直接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和苏联集团进行对抗争夺。这就决定了美国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机会，使用一切现实可行的手段维护西方世界，打击削弱对手，赢得冷战胜利，即使连斯大林逝世这一令苏联人民举国悲痛的时刻都不放过。在这里，全然没有了“人性”、“人权”、“人道”等西方政要和传媒喋喋不休地用来攻击对手的充满温情的辞藻和价值观念，有的只是冷酷无情和残酷斗争。在这里，我们管窥了美国某些政要道德的伪善性和冷战斗争的严酷性。
第二，斯大林逝世后，从1953年4月至11月，随着苏联东欧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美国利用欧洲卫星国动乱的临时心理战略计划”、“美国利用卫星国动乱的目标和行动”和“对苏联及其欧洲卫星国的国家行动计划”等4份重要政策文件。这些文件从确定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开始，在1953年6月东德发生动乱后，立即又提出了利用欧洲卫星国动乱的临时心理战略计划，并很快将这一心理战略委员会文件修订提升为最高层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下发实施；四个多月之后又依据刚刚确立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提出了对苏联东欧的国家行动计划，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东欧的政策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由最初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发展为比较全面的国家行动计划，由主要进行心理战发展为采取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宣传、公开行动与隐蔽行动等在内的各种手段。这表明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善于随着形势的变化即时调整政策，发展出新的更全面具体的战略和行动计划，表明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适时性与实用性。这对冷战的最终结局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三，宣传战、心理战是冷战期间美国运用最多的战略武器之一。美国有学者认为，西方之所以赢得冷战，“不是通过武器”，而是通过“比剑更有力的无线电广播”“不战而屈人之兵”(48)。此言虽然有失偏颇，但强调宣传战、心理战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美国政府在冷战爆发后不久，即于1947年12月制定了NSC4-A文件，决定要开展隐蔽的心理战，以对抗苏联东欧集团(49)。此后心理战、宣传战即成为美国一件重要的冷战战略武器，被美国长期地、广泛地运用。所谓长期，就冷战时期来讲，直至冷战结束；所谓广泛，是指它不仅被运用到苏联东欧集团，也被运用到西欧和第三世界国家，与苏联和中国进行对抗争夺。1953年苏联最高领导人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的逝世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打击对手的极好机会，美国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制订了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决定利用斯大林逝世提供的机会和苏联权力转移的内在困难，主要通过宣传战和心理战，辅之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分化瓦解对手，增强自身团结。之后不久，东德发生动乱后，美国政府又不失时机地制订了利用苏联卫星国动乱的心理战略计划，作为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的发展。因此，无论是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宣传战，还是利用苏联卫星国动乱的心理战、宣传战，都不是美国政府在突然事变面前的突发奇想或权宜之计，而是其长期实施的冷战战略的一部分，它的作用虽然当时并不十分明显，但其隐性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宣传战、心理战常常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不断开展的宣传战、心理战对其受众的影响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能会聚成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像火山一样喷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绝非某种偶然因素的产物，与美国长期实施的宣传战、心理战不无关系。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参见约翰·J.尤列奇科：《斯大林逝世：美国利用1953年苏联权力继承危机的计划》(John J.Yurechko,"The day Stalin died:American plans for exploiting the Soviet succession crisis of 1953")，《战略研究杂志》(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1980年5月第3卷第1期；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斯大林之后的欧洲：艾森豪威尔1953年3月11日的三个决定》(Walt Whitman Rostow,Europe After Stalin：Eisenhower's Three Decisions of March 11,1953)，奥斯汀1982年版；彼得·卡尔沃科雷西：《国际事务概览195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达德利·C.戈亚：《和平的机会？艾森豪威尔政府和1953年的苏联和平攻势》(Dudley C.Goar,"A Chance for Peace?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oviet Peace Offensive of 1953")，《中美洲历史评论》(Mid-America:An Historical Review)1994年秋第76卷第3期；克劳斯·拉瑞斯：《艾森豪威尔和斯大林逝世后的最初四十天：缓和与政治战的矛盾》(Klaus Larres,"Eisenhower and the First Forty Days after Stain's Death：The Incompatibility of Détente and Political Warfare")，《外交与管理》(Diplomacy and Statecraft)1995年7月第6卷第2期；杰克林·斯坦克：《危险和机会：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1953年》(Jaclyn Stanke,"Danger and Opportunity:Eisenhower,Churchill,and the Soviet Union after Stalin,1953")，埃默里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克劳斯·拉瑞斯和肯尼思·奥斯古德主编：《斯大林逝世后的冷战：一个错过的和平机会？》(Klaus Larres & Kenneth Osgood ed.,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A Missed Opportunity for peace?)，兰汉姆2006年版；梅尔文·P莱夫勒：《争夺人心：美国、苏联和冷战》(Melvyn P.Leffler,For the Soul of Mankind: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纽约2007年版；《关于〈斯大林逝世后的冷战：一个错失的和平机会？〉的看法》("Perspectives on 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A Missed Opportunity for Peace?")，《冷战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2008年春季第10卷第2期；刘同舜和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13)的阶段性成果，也是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访学基地访学的研究成果。本文得到白建才教授的悉心指导和修改，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③ORE 9：“苏联的权力继承”(The succession of power in the USSR)，1948年1月13日。http://www.foia.cia.gov/docs/DOC_0000258379/0000258379_0001.gif……0008.gif。
④根据1951年6月20日杜鲁门总统行政指令建立，隶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家整体心理战目标、政策和项目的规划与颁布，并协调和评估国家心理战行动。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3808。
⑤PSB D-24：“斯大林逝世心理战准备计划”(Program of psychological preparation for Stalin's passing from power)，《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联机数据库，Gale集团2007年版，档案编号：CK3100329314、CK3100258549。
⑥NSC 20/4：“美国关于苏联的目标以对抗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U.S.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SR to counter Soviet threats to U.S.security)，《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第1卷[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48，Vol.1,General; The United Nations]，华盛顿特区1983年版，第662—669页。
⑦《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073363。
⑧《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FRUS,1952-1954,Vol.8,Eastern Europe; Soviet Union; Eastern Mediterranean)，华盛顿特区1988年版，第1071—1072页。
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关于斯大林同志病况公报》，《人民日报》1953年3月5日。
⑩《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086页。
(11)《总统关于约瑟夫·斯大林得病的声明》(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concerning the illness of Joseph Stalin)，1953年3月4日。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9712。
(1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091—1095页。
(1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095页。
(1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098页。
(15)“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草案(Draft Outline-Plan for psychological exploitation of Stalin's death)，《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117921。
(1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115页。
(1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112页。
(18)SE-39：“斯大林逝世和马林科夫成为苏联领导人的可能结果”(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the death of Stalin and of the elevation of Malenkov to leadership in the USSR)，《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127—1129页。
(1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117—1125页。
(20)《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117969。
(2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133—1136页。
(22)PSB D-40：“利用斯大林逝世心理战略计划”(Plans for psychological exploitation of Stalin's death)，《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141169。
(2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147—1155页。
(2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138页。
(25)《第八号特别指导：1953年4月1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演说》(Special Guidance No.8:President Eisenhower's Speech of April 16，1953)，1953年4月16日。http://www.foia.cia.gov/docs/DOC_0000227786/0000227786_0001.gif……0003.gif。
(2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147页。
(2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6卷(FRUS,1952-1954,Vol.6,Western Europe and Canada)，华盛顿特区1986年版，第1346页。
(2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6卷，第975—976页。
(29)劳拉·安·贝尔蒙：《保卫生活方式：美国的宣传和冷战，1945-1959》(Laura Ann Belmonte,Defending a Way of Life: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1945-1959)，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第158页。
(30)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斯大林之后的欧洲：艾森豪威尔1953年3月11日的三个决定》，第122—131页。
(3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第1162—1166、1168页。
(32)沃尔特·L.希克森：《打破铁幕：宣传、文化和冷战，1945-1961》(Walter L.Hixson,Parting the Curtain:Propaganda,Culture,and the Cold War，1945-1961)，纽约1997年版，第70—71页。
(33)普洛斯彼罗(Prospero)为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被篡了位的米兰大公，和女儿米兰达同被流放到一荒岛，后用魔法取胜而复得地位和财产。——《英汉大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0页。
(34)阿奇·普廷顿：《广播自由：自由欧洲电台与自由电台的冷战凯旋》(Arch Puddington,Broadcasting Freedom:The Cold War Triumph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肯塔基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64页。
(3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7卷(FRUS,1952-1954,Vol.7,Germany and Austria)，华盛顿特区1986年版，第1576页。
(3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7卷，第1597页。
(3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7卷，第1578—1579页。
(38)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第八册)》，第268页。
(3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7卷，第1590页。
(40)PSB D-45：“美国利用欧洲卫星国动乱的临时心理战略计划”(Interim U.S.psychological strategy plan for exploitation of unrest in satellite Europe)，《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088744。
(41)NSC158：“美国利用卫星国动乱的目标和行动”(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Actions to Exploit the Unrest in the Satellite States)，1953年6月29日。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50/doc74.pdf。
(42)《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144608。
(43)A.A.阿赫塔姆江等：《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1917-1978》，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7—120页。
(44)《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130286。
(4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2卷(FRUS,1952-1954,Vol.2,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华盛顿特区1984年版，第577—597页。
(46)根据1953年9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第10483号行政指令组建，作为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替代机构，协调各部门和机构国家安全政策的执行。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60573。
(47)OCB-16：“对苏联及其欧洲卫星国的国家行动计划”(National Operations Plan-USSR and European Satellites)，《解密档案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137420。
(48)米歇尔·纳尔逊：《黑色天国的战争：西方在冷战中的广播斗争》(Michael Nelson,War of the Black Heavens: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xiii页。
(4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50：情报机构的建立》(FRUS,1945-1950: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第253份文件。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intel/250_2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