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与现代管理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管理思想论文,说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当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中国优秀文化。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本文对儒家学说与现代管理思想关系从八个方面进行论述：一、仁爱为本，二、人伦关系，三、义利并行，四、中和思想，五、诚实信用，六、勤俭节约，七、刚健自强，八、天人合一。
【关键词】 儒家学说 管理思想 优秀文化 伦理道德
江泽民总书记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号召“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精神文明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思想文化，培育新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伦理道德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对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影响最为深远。西方学者研究认为：亚洲经济的起飞和企业管理的完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根植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力量。
本文将揭示儒家学说与现代管理思想的关系，并加以比较。目的在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便加强伦理道德教育。儒家学说与现代管理思想的关系，可以从八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仁爱为本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义道德，把仁爱看成是维持社会秩序和做人的根本。孔孟之道将仁与人联系起来：“仁者人也”（《礼记·表记》载孔子言），“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这可以说是一种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在《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术语是“仁”，达108次，其次为“礼”，有74次。孔子反复阐述“仁”是做人的核心，“礼”是做人的行为规范，两者不可分割，认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仁”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原则，又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质。每个人都具有爱人的思想感情，才能达到“人恒爱之”的和谐境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最可贵之处。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荀子说得更清楚：“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荀子将仁义作为人之所以值得尊重的根本原因。
仁的具体内容，在《论语》中有不同的解释。这一方面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针对学生中不同情况分别加以讲解。另方面也说明“仁”含意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其内涵十分丰富，需要反复地、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述。当然“仁”自有其基本的蕴含。子张问仁，孔子回答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用现代话说，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这五种品德，实行得了，就体现出“仁”。因为庄重，就不至遭受侮辱；宽厚，就能获得群众拥护；诚实、讲信用，会得到别人任用；勤敏，就能使工作效率高，贡献大；慈惠，就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孔子指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花言巧语，伪善的面孔，这种人的仁德是不会多的。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
《论语》中记录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向其他同学解释这句话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总结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忠恕”，再概括为一个“仁”字。如何实现这个“仁”字呢？孔子采取推己及人法，从积极方面说，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忠”；从消极方面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答仲弓问仁），即“恕”。在另一则对话中，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因为忠是具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但未必每人都做得到；宽恕别人，比较容易做到，故这里只讲“恕”。
东方型企业管理重视人情化管理，施行以德为本的管理哲学，关心职工个人生活，嘘寒问暖，待人厚道。有记者问香港大企业家李嘉诚他的成功之道是什么，他特别强调从古代哲学思想中吸取精华，主张“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为职工利益着想，不断改善待遇。所以在他的企业里，行政人员的流失率很低，这跟西方企业职工流动很大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企业盛行终身雇佣制，培养大家庭感情，都是贯彻仁爱为本思想。松下公司在不景气的年代，也不肯解雇员工，做到有饭大家吃，充分体现关心职工的仁爱之心。松下老板松下幸之助甚至说：“身为领导者，要具有爱护竞争对手的同情心，这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他认为：“仁慈之心，可以说是整个东方受儒教影响下最优良的传统。”我们常说人们要奉献爱心，学习雷锋精神，也都是在实践仁爱道德。
二、人伦关系
人伦关系，即中国古代社会的人际关系。自从人类过着群居生活而成社会，社会生产关系和生活秩序的维持，不可不讲究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古人对人伦关系，有着深刻的体会，并提出一套细致而具体的安排。孔子着重提出“仁”的概念。从字形上看，“仁”字拆开来看，即二人之意。仁德，讲究二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推而广之，就涉及到家庭、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有五对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当然最早的还可以追溯到《尚书·舜典》中提出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见《左传·文公十八年》），但只侧重于家庭的血缘关系。到孔孟时代，扩大到社会各方面，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规定了封建等级和尊卑之分，这是属于消极意义的东西。
在人类历史中这五种关系是长期存在的。在当代，我们应采取平等、相互尊重的观念来加以处理，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意义。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还是必要的。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处于一定的地位，充当不同的社会角色，应该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这对于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在人伦关系中，儒家特别重视父母同子女的关系，即所谓“父子有亲”，“父慈子孝”。“孝”被称为一切道德的根本，是所有教化的出发点。历代统治者总是强调“以孝治天下”。从一个人对待自己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只有对自己的父母能够孝顺的人，才能对国家忠诚。故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个逻辑推论有一定道理。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办了一个松下商学院，重视应用儒家学说于企业管理培训。该学院每天学习日程中安排有：6时30分，全员集合，点名之后，各个学员面向故乡，遥拜父母，心中默念：“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语出《孝经·开宗明义章》）7时50分，商业道德课，通过学习《大学》、《论语》、《孟子》、《孝经》，确立经商之道在于德的思想。（据《参考消息》1993年6月13日）
1924年梅奥教授等领导进行霍桑试验，发表人群关系学说，认为企业管理应重视人际关系的优化组合，职工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人，从而奠定行为科学的理论基础。这是管理学划时代的大事，是泰罗科学管理的补充和发展。其实，我国古代儒学已发现社会中存在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且提出若干有效的对策。当然儒家的人伦关系只是朴素的理论，与近代工业社会创立的人际关系学说有很大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但儒家注意研究社会现象的创新思维是可贵的。
社会学家费孝通根据中国社会情况，曾提出人际关系“差序格局论”。据他分析，中国人的社会观念中，以家族、亲戚为核心，划一个圆圈，然后扩大为朋友、同乡、同学、同事，一个圈子一个圈子扩大，亲疏有别，交往次数不同。这些生活圈，相互交织成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不认识的人想进入一个新的生活圈，颇不容易。中国企业人事关系的安排，往往受到这种社会生活圈的制约。
三、义利并行
有的学者，根据《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就断言孔子很少谈到利，因此推论出孔子不追求财富。“罕”是少的意思，说孔子少谈利和命运还可以勉强成立，在《论语》中“利”只出现6次，“命”指命运不足10次。但“仁”则不然，孔子谈得最多是仁了，这句话与孔子的思想产生矛盾。于是学者加以重新解释，有的认为“罕”字，读为轩，轩即显的意思，因此这句话就变为：孔子很明显地谈到利，命与仁（见清人黄式三《论语后案》）。这样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意思是说：富与贵这是人们所追求的，故有其正当性，但必须用正当手段获取，才符合道德。孔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这几句话很形象地反映孔子追求富贵的强烈愿望：如果能获取财富，即使担任市场守门人，执皮鞭守护，也心甘情愿；如得不到还是干我的教书本行。这些都证明孔子也热衷于追求财富，只是主张君子谋利取之有道。《荀子·大略》中也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义利并行，是工商业活动的基本道德原则，企业家经营应该用道德来约束自己，不可制造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工商业是以追求利润为前提，但工商业者追求利润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否则必将遭到社会的谴责，失去信誉，结果是自我毁灭，因此必须用仁义道德来规范企业谋利的行为。中世纪，不论中外社会，手工业产品上大多刻上工匠的姓名以示负责。如果发现粗制滥造的假货，一经查出，行会组织就要出面处罚造假货者，轻则游街示众，重则赶出行会禁止经营。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商界领袖、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深受儒家学说影响，写过一本书，名为《论语与算盘》，认为《论语》是“商业圣经”。它阐述东方“士魂商才”者经商谋利立身的道德信念。要求在谋利中要讲究义气、道德，这种义利合一的思想，对日本企业经营管理影响深远。涩泽荣一说：“我想再次强调，谋利与仁义之道是一致的，我并且打算以《论语》和算盘作为我的指导方针。”1931年涩泽荣一去世后，日本为他立铜像纪念。铜象的造型是，一手持《论语》，一手持算盘，正突现了儒商的形象。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句言成为东方企业家的座右铭。儒商主张“以德为本”，而西方商人则多重“以利为本”，这是一般习惯的说法。可是进入50年代，经济生活国际化、多元化，义利两者有合流的趋势。为什么这样说呢？西方是法制社会，经商所应遵守的道德规范、社会责任、公正平等、契约关系、消费者权益、生态环境保护等都化为法律条文，其具体内容已含有以德为本的精神。儒家主张以德为本，不取无义之财。工商业者要重视德财兼顾，义利并行，“义以生财”。
四、中和思想
对中庸思想，误解较多。有人认为它是折衷主义，调和矛盾的妥协论调，实在是未能领会“中庸”的真正含义。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朱熹解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四书章句集注》）程颢、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河南程氏遗书》卷七）儒家把中庸作为一种哲学基本原则看待。客观事物在运动过程中，存在各种力量的矛盾，如何作到均衡，照顾全局，避免走向极端，实属必要。《论语·尧曰》中引用尧的话说“允执其中”。《礼记·中庸》进一步发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事物发展的动态均衡状态中，若偏向一端，没有他端作牵制，必然走向极端，破坏原有的平衡局面，由此可能产生动乱事件。中庸思想相当于当代的政治学阐述的均衡论早期朴素的提法，中庸思想在实践中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
《礼记·中庸》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指的是对立各方面的联结，调和，平衡，渗透等，是对立物的统一过程。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及人和，而百事不废矣。”（《荀子·王霸》）要办好企业，必须了解本身的条件，善于掌握市场机遇，更重要的是内部职工的友爱合作共事，不可产生内耗，人和十分重要。荀子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即是说优化组合之后产生合力形成新质，这种新质发生的作用，超过事物单纯相加的总和，必然产生巨大的力量。
日本企业家注重企业职工的和谐共事，培养大家庭情感，忠心耿耿献身于企业。索尼电器公司总裁盛田昭夫所著《日本造》一书中说：“日本公司的成功之道，并无任何秘诀和不可与外人言传的公式，不是理论，不是计划，也不是政府和政策，而是人，只有人才能使企业获得成功。日本经理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与员工之间健全关系，在公司内建立一种人员亲如一家的感情，一种员工与经理共命运的感情。”
五、诚实信用
《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教育的内容有四，即历史文献、重视社会实践、对人要忠诚、与人交讲信用。这里孔子强调要以忠和信两种道德为主要教学内容，正所谓“主忠信”。孔子门生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忠与信是每日都要自我检查的，可见其重要性。
中国古代商业道德有“童叟无欺”的信条，做生意要诚实，不二价，特别对儿童老人不能欺骗。中国人重承诺，一旦答应做的事，决不改悔，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金”。重视契约关系的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口头承诺的商业道德十分敬佩，乐于与之建立往来。香港大企业家李嘉诚说：“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就会有财路，这是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就像做人一样，忠诚，有义气，对于自己每说出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并且要能够做到。”（《李嘉诚传》）。
日本三洋公司总裁井植薰在回忆录《事成于思》中讲到，在他遇到困难时，有位中国人丁先生慷慨借一亿日元给他，连一张借据也不要，利息不要，完全凭个人信誉。事后井植薰感动地说：“一亿元借款，在日本即使是兄弟之间，如没有借据也是不会借的，而且丁先生在战争中曾饱受日本陆军的折磨。”中国人讲信用和宽恕的道德，深深地打动了日本人，中国人是讲信用的民族，在世界享有很高的信誉。
市场经济要讲诚实和信用道德原则，它同样是维护经济运转的必要约束手段。可是当前做生意不讲信用的现象比比皆是，所谓“三角债”，始终困绕着我们的企业和银行。不少企业视合同契约为一纸空文，根本无约束作用。由于信用丧失的严重现实，逼着只好将交易方式退回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状态。
50年代，我们曾经重视信用，强调有借有还，企业欠银行贷款不还，银行可以从他的账户上扣还。1958年搞“大跃进”，可以说是信用制度的一次大破坏，为了大炼钢铁大会战的需要，发动群众有钱出钱，有物献物，形成大面积挂帐和无帐可查，到1962年不得不清理遗留债务。“文化革命”时期，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根本无信用可言，债务拖欠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对信用的重视也还不够，结果是三次较大规模地清理债务。近几年又出现三角债现象。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从法律制度上建立一种稳定的信用关系外，还要从道德观念上加强教育，唤醒诚实信用的意识，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内化约束机制。这种道德力量有时比法律制裁还起更大作用。有位企业家说：“企业领导者的信用，是一种强大的无形力量，也是一种无形的财富”。
六、勤俭节约
勤俭创业兴邦兴家，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为历代学者所歌颂。《尚书·大诰》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教诲。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将节约作为道德修养的基础。李商隐的《读史》诗也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朱伯庐的《治家格言》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已成为中国人的座右铭。
勤俭节约，艰苦创业，已成为绝大多数企业家成功的重要前提。台湾和香港一些大企业家，都是亲自动手勤俭创业的。台湾最大的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他出身贫苦，童年时三餐吃不饱，跟随母亲到车站捡煤块、木头回家作燃料，稍大为人放牛，半工半读，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可他创业发大财后，并没有财大气粗摆阔气，而是一切从俭，坐飞机经常坐经济舱，穿衣很朴素节省，企业内部处处提倡节约，宴会也从严控制，公司的经理、处长一律不配专车，乘车一律据业务需要统一调派。
松下辛之助创业发财后，同样严格执行勤俭办企业的方针，虽是至亲好友，一视同仁，派内弟进植岁男往东京搞销售，只准许购买三元一床的麻纱蚊帐。他说：“大企业家要珍惜一张用纸。”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富甲天下，但他精打细算过日子。亲自审查成本开支，他要求成本计算到小数点以下三位数字，厉行节约。如对油桶的盖子这种小事，也不放过查问。1879年，他写信给一个西部大炼油厂经理，质问道：“为什么你们提炼一加仑火油，要花一分八厘二毫，而东部炼油厂干同样的工作，只花九厘一毫。”要避免浪费，提高生产效率，争取适当利润，这是企业经营最重要的原则。
经济学家鼓励人们消费以刺激生产和繁荣市场，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也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特别是资源的浪费。作为个人来说，必要的量力而行的消费应该提倡。作为企业来说，对生产原料的使用和管理，要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不可浪费社会资源财富。人类的贫困往往来自缺乏物质和对已有物质的浪费，后者尤为严重。
当前，浪费现象触目惊心。据统计，京、津、沪三城市各种娱乐场所总数已近万家。高档次的消费是不问价钱的，一次进入，少的花三五千元，多的上万元，寒酸一些的也要一二千元。世界名酒人头马，在中国销售量增长最快，如1993年比1992年增长30%。近万元一瓶的路易十三，1993年就卖出六千瓶（1994年7月16日《经济参考报》）毛泽东同志说：“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铺张浪费必须坚决制止。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计划建议中指出：“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各领域，都必须节水，节地，节能，节材，节粮，千方百计地减少资源的占用和消耗。”
七、刚健自强
孔孟主张积极有为的生活态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强调人的一生，就是学习自强的一生，就是不断加强自我修养，达到社会要求的目标。“子曰，吾十有五而致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又云：“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罕言》）要做到智仁勇，才能达到道德的要求。孟子进一步指出要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
易传提出刚健的生活原则，宣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大传·乾卦·象传》），即是要积极前进，永不退缩，努力克服困难，勇于进取。儒家这种精神，在历史上对于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起到激励鼓舞作用，在今天仍然有深刻的启迪。
儒家教育人民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但是道家和老庄哲学则不然，他们主张逃避现实生活，作“逍遥游”。佛教徒则看破“红尘”，不重视今生，而追求来世。这些都是消极的人生态度。儒家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之后，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崇高理想，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主张舍生取义的崇高品德。中国历史上充满着可歌可泣的志士仁人，他们勇于牺牲为国捐躯，用生命的鲜血谱写出壮丽的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应该发扬。
《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赞扬革新思想，主张除旧布新，这是儒家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周易大传·革卦·彖传》还主张社会变革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天地应时而变革，形成一年四季，商汤、周武王应时而分别革夏桀、商纣之命，是顺天应命。改革必须应时，掌握时机，才能成就大业，强调变革是自然界与社会的普遍规律。中国历史上的变法维新、农民起义、人民革命，反对暴政，反对邪恶势力，坚持正义斗争精神，就是“日新”思想的表现。
八、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儒家认为天道与人道相互沟通为一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水乳交融的统一体。儒家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要依靠人为的仁义礼智进行改造人为的天性，使之向善，才能达到天人合一。孟子则主张人的天性本善，人义礼智是人为建立的，但出自人的天性，可以自我修养完善，可以实现天人合一。中国哲学讲究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等。道家也有类似儒家的观点，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天、地、人三者一道贯通。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追求的人生理想境界，使自然和社会生活实现和谐协调。恩格思在《自然辩证法》也有相同的观点，主张“人类和自然的和解”。人类必须适应自然环境，不能破坏自然界平衡，否则将遭受自然界的惩罚。恩格斯指出，很多地方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结果这些地方今天竟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贮存水分的中心。他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当代德国教授波尔认为“天人合一”思想，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和谐和顺应，在目前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情况下，儒家学说有先见之明，值得赞扬。这反映西方哲学家研究东方哲学的兴趣日益浓厚。
我们进行的经济活动和产业布局计划，必须考虑自然环境是否受到污染，生态是否遭到破坏，这就要求我们讲效益的时候，不能忘记生态效益，不能只讲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儒家学说跟现代经济管理思想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深入研讨其间的关系，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有助于现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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