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中企业融资的宏观环境与制度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制度创新论文,企业融资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从1998年以来，我国一直推行扩大内需的政策，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总需求 萎缩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是因为，总需求萎缩的真正症结在于企业融资体制、 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消费结构等变迁过程中，收入、储蓄、投资和消费等经济流程发生梗阻 （注：周天勇：“总需求萎缩的深层梗阻及其扩张途径”，《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第9页.）。社会生产要健康运行，就需要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在相互均衡中不断上升。而相互 均 衡的关键环节就在于储蓄与投资之间是否能顺利转化。从1978～1997年的20年里，国内储蓄 增长率为10.4%，超过投资增长率1.1个百分点，这说明国内储蓄未能充分转化为投资，经济 增长中存在着严重的投资压抑（注：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资金供求的动态分析”，《经济研究》（京），1 999年第11期.）。从1980～1992年，我国有8年投资率小于储蓄率。一是由 于对外投资，二是由于资本外逃。对于一个资金十分短缺的国家来说，资本外逃对国民经济 的损害极大。据统计，从改革开放到1994年，中国资本外逃中外债增长的比重高达52%，累 计在500～1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在中国政府大量举借外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 过各种渠道流向国外。资本外逃的原因很多，但融资渠道不畅，储蓄不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 是主要原因（注：王军：“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改革》1996年第5期.）。因此，改善企业的投融资环境，疏通企业的融资渠道，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根 本出路。
我国资本运营过程中的呆滞现象，不仅在经济过热时产生，而且在经济紧缩时也存在。过 热时资金滞留在等待购买和生产储备阶段，紧缩时往往形成“三角债” （注：王跃生：“亚洲金融危机与亚洲企业的融资制度”，《经济科学》（京），1998年第2期.）。而面临加入WTO 之后的国际浪潮冲击，中国的企业必须学会游泳。
朱总理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并强调要鼓 励企业自筹投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也强调了扩大内需的四项措施，其中第二项就是“积 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可见，在决策层也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要有效 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弄清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刻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二、融资梗阻的原因
所谓融资，就是通过借贷、租赁、集资等方式使资金融合并得以流通。所谓企业融资制度 ，就是企业从何种途径、以什么方式获取企业所需的资金，以及以某种方式融资的条件、规 则、习惯等（注：刘光杰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企业融资制度不仅涉及到企业的治理结构，而且与制约企业的宏观经济体制 有关。本文着重分析企业融资梗阻的宏观经济因素。
（一）投资体制变迁导致企业高负债是融资不畅的原因之一
1983年以前，我国的投资体制是以财政为主、银行为辅的资金供应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 ，企业所需资金都有财政拨付，即无偿的财政直接融资。企业无论盈亏，都无资金后顾之忧 ，甚至企业无需积累折旧基金。这种约束软化机制使企业一般不注重经济效益。1983年国家 对投资体制进行改革，实行“拨改贷”，企业的流动资金由银行统一管理。“拨改贷”使企 业在并无内部积累的情况不得不依赖银行的间接融资来提供生产性投资和工资发放，使企业 资产负债大幅上升。随后，又在1984年和1985年实行“利改税”，而且是在企业偿还利息和 分配之前纳税，这就使企业的负债更为严重。据统计，1980年全国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 为30%，其中流动负债率为30%，到1995年平均资产负债率上升为65%，其中流动负债率为104 % 。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在企业机制和银行体制还未改革到位的情况下，一方面导致了企业 高债务的恶性循环，一方面也造成银行的不良债务上升，迫使银行“惜贷”，收缩银根，致 使企业融资渠道受阻。
（二）税制改革对企业融资的阻碍
首先，1994年的税制改革，主要是针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而实行的，带有压缩经济过热、抑 制投资的目的。比如：大多数国家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而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对投 资的税负较重；当时开征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也是为抑制投资过热。但 是从1993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这种针对通货膨胀的税制继续推行，必然导致 抑制资金融通的后果。其次，税制改革并未减轻企业的税负。税制改革后，我国企业所得税 税率统一为33%，名义上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在国际上居于中下水平。但是必须看到，对于 国企而言，原来55%的税率在国家的许多政策优惠下，往往实际税率只在30%左右。现在定为 33%，而且又增设了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种，实际上税负未减。再次，在税制改革的转变过 程中，各种规费迅速泛滥。尤其对非国有企业的吃、拿、卡、要较为普遍。费大于税的现象 极为严重，这也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削弱了企业的内部融资的积累基础。低税率国家的经验 表明，收敛的财政政策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活力。如美国、荷兰和英国在90年代GDP明显的增 长 ，而诸如德国等高税率的国家经济增长却放慢了。当前，欧盟各国在总结这一经验的基础上 掀起了“降税热” （注：《参考消息》2000年4月2日.），当今世界的这种潮流也给我们这方面以启迪。
（三）彩票、国债发行中的问题，也是企业融资不畅的原因
近些年来，各种彩票的发行越来越多，彩票的发行不啻为筹措民间资金的一种便利方式。 但是，现在我国的彩票发行还很不规范，缺乏相应的管理法规和监督机制。大多数发行彩票 获得的资金不能做到专款专用，有的甚至不知筹集后资金的去向，因而造成争相发行的混乱 局面。彩票的过度发行必然产生对正常的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另外，再看我国国债的 发行，从1981年我国恢复发行国债以来，到1993年只不过发行了380亿元国债（注：《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第222页.），规模不大 ，但是进入90年代中期，国债规模迅速扩大，几乎每年发行的国债数额都超过了80年代发行 的总和。从1998年开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国债的发行规模更加扩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对拉动国民经济需求、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国债的发行 方式也存在着不规范的一面。一是前些年对企业的“摊派”式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 业自身的融资能力，也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在1996年时，我国财政对债务的依赖程度已经达 到了20.2%，高于美国(10.3%)、德国(13.3%)、法国(17.8%)和英国(17.9)（注：张淑英：《世界经济》1998年5月.）。二是按照国际 经验，一般把国债分为建设国债和赤字国债。建设国债筹措的资金一般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 ，赤字国债一般用于政府的正常性支出，区分较为明确，而且对后一种国债限制很严。目前 ，我国虽然有建设公债和国库券的名称，却没有建设国债和赤字国债的明确分类。这就难免 出现国债的效率问题，影响财政性融资。三是利用国债投资的效率不高，据统计，民间投资 1元钱能带动1.5元的投资，而国债投资1元仅能带动0.44元的投资（注：罗振宇、谢建华：“治理通货膨胀与发展‘二板市场’”，《河北学刊》2000年第1期.），同时，如果把财政手 段演变成一种动员民间资源救助国企的做法，就会造成种种不良后果。（注：吴敬琏：“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前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四）我国长期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影响
改革以来，投资主体由国家单一主体扩大到国家、企业和其他部门，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 化。银行信贷与企业融资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但是我国受投资需求膨胀论的影响，长期实行 着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这种理论（科尔内）认为，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投资具 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因而极易产生通货膨胀，所以我国一直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从19 84年实行“实存实贷”政策，两年内两次提高贷款利率，并从1985年起贷款只降不升，还暂 停了信托贷款和投资业务。由于到1986年资金供求矛盾突出，从1986～1987年实行“稳中求 活”、“紧中有活”的货币政策，还是突出“紧”字，1987年下半年又实行财政、货币“双 紧”政策，提高利率，调高存款准备金。1988年初中央提出了“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 展战略，出现了上半年的抢购风潮，于是从9月开始了两年的治理整顿。之后再次提高利率 、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实行“十不贷”政策。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经济高速增 长，但随之出现了金融秩序混乱，从7月又开始整顿金融秩序，1993年又两次提高利率。从1 994年到1998年第一季度实行的一直是“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总之，长期的相对紧缩的 货币政策也是导致企业融资不畅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从1998年开始实行了扩大内需的政策 ，多次降低利息，并开征利息税，但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使通货紧缩的局面还一时难以彻底 改变。
（五）国、民营经济的实质待遇差别，也是企业融资难的一个原因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的充分发展，已经建立起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 本结构。目前，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只有1/3，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 献已经占据了2/3。但是，国有经济却耗用了2/3的资本资源，而资本资源是发展中国家所紧 缺的（注：吴敬琏：“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前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况且，国有经济的低效益把这些宝贵的资本资源已经变成了难以流动的“不动资 本”。这不仅导致国有经济的自身融资困难，而且还挤占了广大的非国有经济的资本资源， 使其难以融通资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滞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肩负着 许多政策性业务，主要放贷对象还是国有经济，而非国有企业一般还难以在银行取得贷款。 从去年国家对一些国企的不良债务实行“债转股”，但是“债转股”不是“唐僧肉”，虽然 能够减轻一些企业的不良资产和负债，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经营机制、经营效率问题 ，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非国有经济也就难以分享那2/3的资本 资源。
三、为企业融资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企业融资制度创新，是指既要发展多种多样的间接融资，又要创造和发展多种多样的直接 融资。在英美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自由的企业制度和银行分业制度，发达的商业银 行 体系和资本市场操作可以使企业同时利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渠道。一般以资本市场的 直接融资为主，企业与银行形成“市场型融资制度”。而对于后发达的日本、德国以及广大 欠发达国家，一般是“政府主导型融资体制”，即以间接融资为主 （注：张志柏：“两类融资制度的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财经研究》2000年第3期.）。我国正在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在融资体制上要实现多元化、多渠道发展，要向“市场型融资体制”迈进， 但也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传统，首先应从规范政府主导型融资体制基础上进行创新。
（一）运用积极灵活的财政政策，发展财政性直接融资
1、发挥公共财政的功能，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积极推进民营化。
公共财政在实现经济目标中主要是进行公共事业的投资，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 境，对生产性事业一般鼓励民间投资。公共财政的功能也符合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要求。因此，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使政府从企业的纠缠中摆脱出来 。要真正做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有限的资金运用到国民经济发展所急需 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解决企业投资的“瓶颈”。同时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积极推进民营 化。从进入90年代以来，民营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民营经济的高效率与国有经济的低 效率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国推行民营化，一是要把国有经济通过产权重组、股份制 改革、分流国家股和法人股等途径；二是通过大力鼓励发展民营经济来实行民营化。
2、运用弹性赋税政策，发展财政性融资，促进产业升级
赋税减免实际上就是政府的“税式支出”，也就等于政府拿出钱来为鼓励性行业融入资金 ，因而是财政性融资。当然政府并非利用国库的税款补贴少数企业，而是如何排除投资的障 碍，并通过这种赋税政策吸引民间投资。我国目前的税制和税率不利于民间投资，为此一定 要改革。在税制改革方面，一要规范“费改税”；二要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 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三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并进一步界定国税与地税的权限，以 鼓励地方对企业的积极性。在调整税率方面，一要调降税率（主要包括关税、增值税、营业 税等间接税），相对保留对限制性产业的硬性税率，限制夕阳产业；二要通过赋税减免和税 率调整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三要通过调整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加大对直接税（主 要是所得税、遗产赠与税等）的征收，促进国民收入均衡化，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提高民间 储蓄、投资能力。
3、规范国债发行和流通市场、规范彩票发行
一要对国债进行科学分类，严格区分建设国债与赤字国债；二是在需要对大宗的基础设施 建设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时，为避免过分对物价的冲击，应衡量当时情况延后或提前，要考 虑到国民的负担能力及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来进行综合筹划；三是国债的发行要在连 续性基础上对国债的期限累积、国债利率对银行利率的影响、偿债峰值、国民所能接受的风 险限度和期限限度等进行科学预测；四是要规范国债发行的法律程序和国债利用的监督机制 ；五是要进一步发展国债的流通市场，使国债成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主要工具之一；六 是要完善和发展国债的二级市场，这是健全国债机制的核心，为此既要提高长期可上市国债 发行的比例，逐步使长期国债利率成为各种金融资产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基准利率之一， 促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又要扩大短期可上市国债发行规模，满足投资者对国债品种多样化的 需要（注：陈时兴：“我国国债投资价值的研究”，《投资研究》1999年第11期.）；七要严格限制在政府统一控制之下尽量压缩和限制彩票发行，最好把发行彩票改 为发行债券，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或者支持生产性和直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的 彩票发行（如可发行西部大开发彩票），而限制非生产性和非直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彩票发行 ，来规范化或者作为规范化的过度。
（三）运用弹性金融政策，为企业实现融资创新提供条件
健全的金融体系包括规范的商业银行体系、完整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高效率的金融市场、 灵敏的金融价格机制和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企业无论是直接融资渠道还是间接融资渠道都要 求金融体系必须健全。
1、发展和规范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是由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组成的直接融资的主要场所，尤其资本市场主要是中长 期资金融通的场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第一，目前我国的证券发行和流通规模都还小。 1995年底证券金额对GDP之比为1∶0.1，远远低于日本(1∶2)、美国(1∶1.5)和韩国(1∶0.7 )，到1998年底只有15.35%，而同期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为90%左右，西方发达国家在70%以 上。为此，一定要大力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规模，鼓励企业上市融资。第二，必须进一步加 大监管力度，规范市场运作。我国证券市场仍很不规范，过度性的投机和管理效率不高仍很 严重。证券的换手交易过于频繁、追涨杀跌是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不成熟表现。我国从1993 ～1998年股市换手率沪市高达650%～950%，深市高达430%～910%；而纽约股市同期换手率为 20%～30%，东京为38%～98%，汉城为58%～70%，香港为35%～50%（注：杨德勇：《金融效率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可见我国证券市场的 过度性投机非常严重，使其难以发挥资源配置、为企业提供中长期融资的作用。因而中国证 券市场，既要积极鼓励企业上市，也要敢于摘牌。第三，要创建和发展“二板市场”。目前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高科技企业主要是通过“二板市场”的融资而发展起来的。“二板市场 ”是相对于上市条件较高的主板市场而言的、旨在为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 而开设的资本市场。由于我国现在经济工作的中心是搞好企业改革，加上上市融资的条件较 高，所以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非常困难的。建立“二板 市场”不仅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重要的融资场所，有力地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将 有力地促进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2、健全金融机构，实现金融机构功能综合化
健全的金融机构，不仅有吸收储蓄的功能，而且有分派储蓄进行投资的功能。金融机构的 分工专业化使储蓄投资相分离，但是金融活动又使储蓄和投资在新的组合上盘活起来。银行 金融机构的专业分工使间接融资得以充分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又直接使融资得以充分发展 。所以当前世界各国都把金融机构全能化作为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市场 发育较低的我国，银行仍是金融体系的核心，作为间接融资手段，仍比直接融资有更高的资 金转换率和较低的融资成本。因此，应把重点放在健全银行体系上。但是，非银行金融机构 如信托投资公司、融资组织中心、风险投资公司以及金融租赁为企业直接提供中长期的资金 融通，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其功能上还远远不足（其中融资组织中心在目前全国也不过30多 个）
，为此，一定要大力发展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 ；二要大力推行金融机构职能改革，使之向着综合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这既有 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的直接融资，也有利于我国金融机构在加入WTO之后适应国际金 融市场的挑战，加入国际金融多种市场的运作。
3、运用灵活的货币政策，为企业融资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根据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时滞性”的特点，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我国目前实行的 连续降低利率、开征利息税等刺激内需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虽然会有利于企业融资和拉动经 济发展，但是由紧缩性到扩张性，不啻为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是造成经济大起大落 的重要原因。为此，一要实行弹性利率，在这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对美 国经济的利率调控很值得借鉴。格氏的理论是：生产率的提高——一度被认为是抵御通货膨 胀的灵丹妙药——实际上会带来副作用。除非提高利率，否则过快的经济增长会使通货膨胀 加剧（注：《参考消息》，2000年4月3日.）。这实际上是采用相机抉择的弹性利率，在对经济发展的前瞻性基础上提高调整利 率，以避免经济的过冷或过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保证企业的融资渠 道畅通。二要实行弹性的货币供给，通过预见性地调整法定准备金率，保证货币的供给率， 避免通货膨胀压力和通货紧缩压力对企业融资的不利影响，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 三要规范金融秩序。在市场发育健全和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综合化的国家，几乎没有了资金 的“体外循环”和“体内循环”的区别。因而选择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对宏观经济影响不 大，企业自身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往往选择直接融资。但是在市场发育不健全的国家，过多 的直接融资往往意味着“体外循环”的增加，产生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 的日益发展，非法集资也相应增加，严重干扰了金融秩序，阻碍了企业的正常融资渠道。对 此，央行明确归类了七种非法集资，并开始对其进行严厉打击（注：《经济日报》，2000年4月7日.）。实际上，非法集资的出 现，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对其只是进行打击还难以奏效，必须进行引导和规范，将地下活 动引到地上来。这就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并实行灵活的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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