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传统国民意识对经济发展之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意识论文,传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传统国民意识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我国传统国民意识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消费意识：现代经济发展中，消费者的最终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对于经济 增长意义重大。但就现实而言，我国国民的消费尚未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提供稳 定和持久的动力。我国国民目前的消费方式主要有两类：勤俭节约型的保守性消费和铺 张浪费型的奢侈性消费。前者的社会表现是一大部分国民省吃俭用将收入尽量存入银行 ，任凭政府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也自岿然不动，后者的社会表现是部分国民在消费层 次上大肆攀比、铺张，形成跟风式的消费潮，高消费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导致我国国内 企业生产的中低档产品在形式上供过于求、大量积压的现象和进口的高级消费品供不应 求现象同时并存的原因之一。这样的消费状况固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保障制 度不健全，二元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等因素有关，但不可否认传统消 费意识在其中发挥的影响。在我国传统消费意识中，人们的生活应该是勤俭的，但奢与 俭的标准却依“礼”而定——取用有度、用财有制，超越“礼”之限定的消费即为奢， 俭也并非越俭越好，而是严格遵守“礼”所限定的生活待遇，而“礼”则是严格的名分 等级制度。如孔子因管仲的消费逾越了人臣之礼批评其不俭，“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 ，焉得俭”；孔子弟子颜渊死后他不卖车为其买棺材，因为孔子认为颜渊不应享受棺木 ，而且“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1]。目前，传统消费意识对现实消费行为仍 有较强的影响，一部分国民虽有较高的收入水平，但惟恐因“露富”而招人非议，故保 持相对较低的消费水平，另有一部分国民急于通过自己的消费水平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 位，从而导致过分的高消费。这两种消费意识都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人口意识：目前，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我国虽然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可耕种土 地相对缺乏，面临更为严重的人口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如就业问题、粮食问 题等等[2]。造成我国人口问题的原因很多，国民传统的人口意识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因素。对我国国民而言，“多子、多孙、多福”的理念可谓根深蒂固——对于个人，结 婚生子、续香火、守宗庙是必须尽到的义务，以免绝了先人之祭祀，因此，“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而“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3]，所以君子不应谴责他；对于统治者 ，国家治理得好，人民自会安居乐业不外流，远方的人民也会来投奔，人口就会大大增 加，人口多否成为衡量统治者是否善于治理的标准，因此“广土众民，君子欲之”[4] ，而“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5]。这样的人口意识在我国历史上对农业社会的 稳定和发展固然曾经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解决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使得我国成 为农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强国，但在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和人力资本日益 成为关键要素，传统的人口意识已经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文化包袱。
创新意识：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在我国传统国民意识中，创新意识相对来 说是比较缺乏的。首先，在社会生活方面，“修”、“齐”、“治”、“平”等大道理 和上古唐虞三代的无中生有的“盛世”等，始终作为理想的生活被颂扬和憧憬着；其次 ，在学术理论方面，强调的是对古代圣贤的崇拜和对权威的服从——“因为中国在先秦 时候，孔子他们这一般圣贤，都已经将那些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超越… …中国的理想本来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过他……这就是说，我们固 有的崇高的理想，到现在还未十分达到，将来还要这样做去。”[6]——怀疑当然是不 被允许的，至少是不鼓励的。这样，再加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长期管制， 使得祖宗遗留的、权威的和大众普遍接受认可的事物或习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被 涂上种种神圣色彩，不可动摇也不可僭越。另外，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社 会取向下，有所作为的人只求读书讲经和道德修养，并力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治生活 ，而自然科学则被看作雕虫小技，被视为“鄙事”[7]。在这种意识主导之下，很难实 现创新，自然科学的研究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受到很大限制，以致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长期 停留在简单的经验重复层次上。
公共关系意识：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熏染和教化，在我国国民中形成了一种以“义”、 “礼”为核心的带有浓厚等级色彩的群体主义的公共关系意识。这种传统的公共关系意 识由两个方面构成——在平等主体之间，人们奉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则 ，重人情而贵亲疏，讲究以“君子协定”的方式处理经济事务，按照人情关系的远近亲 疏分配社会资源。在不平等主体之间，大行其道的则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 等级原则，官员阶层普遍贱视生产劳动和世俗经济活动及其从业者，形成了“万般皆下 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思潮。这种传统的公共关系意识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国的社 会经济生活，其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契约意识淡薄，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信 用危机之中，人情关系的运用更加深了这一危机；道德代替法律、人情大于法制的现象 比比皆是；官员特殊化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制度化，拉大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此外 ，我国传统国民意识中存在着浓厚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家族意识，造成宗法文化在社 会生活中广泛扩散，在官僚制度的催化下往往形成从上到下的裙带关系和部门意识，出 现形形色色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
二、我国传统国民意识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我国传统国民意识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
分配意识：在我国传统国民意识中，平均分配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如历代农民起义 都将“均贫富”做为口号，甚至走向极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崇尚平均的分配意识 固然严重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不利于个人工作积极性的发挥，成为阻碍经济增长和 发展的桎梏之一，但是，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由于以牺牲公平求取效率，导致社会财富极 大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愈来愈大，使得提高社会福利、抑制贫富两极分化成为严重的社 会问题的情况下，这种基于稳定社会而崇尚平均的分配意识对于公平分配和维护社会稳 定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总量都远低于西方主要发达 国家的情况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0年的0.30发展到1998年的0.403[8]，这样的贫 富差距，已经接近美国(1997年为0.408)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传统的强调公平的分 配意识的影响下，贫富分化现象为广大国民所关注，有利于这一问题的控制和解决。
群体意识：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依赖和贡献以及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协调是我国传统 国民意识的一大特点，“人之生不能无群”[9]，这种群体意识虽然压抑了个体的发展 ，但却有助于因利己主义泛滥而造成的社会公德沦丧、人人追逐私利和社会纷争不已等 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弊病的缓解。对此，已有西方学者提出向东方学习，如美国学者乔 治·洛奇就主张向东方国家学习“团体精神主义”，用“东方药”来治疗“美国病”。 [10]
另外，以“义利观”为基础的重感情而轻金钱的人际关系意识对于增强社会生活中的 人文精神，弥合商业社会中因商品交换和金钱关系而导致的日益冷漠的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关系，缓和人们之间的距离感和对立感也有一定积极意义。
上述积极影响大多带有一定的后现代意味，即有助于解决工业化社会中存在的或由高 度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有学者针对后工业社会出现的问 题及解决提出“复兴”儒家文化的原因[11]。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刚刚解决温饱的发展中 人口大国和农民大国而言，其积极意义则稍显前卫，我国的主要任务仍是如何克服其消 极影响，着力解决12亿人口中9亿在农村的工业化问题，二元经济结构的提升问题，以 及商品经济和社会信用的发展问题等，而远非后现代问题。
三、改造传统国民意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以上分析表明，传统国民意识在许多方面不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为了适应世界经济 日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必须有意识地对传统国民意识进行改造。这应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改造传统国民意识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思想 、意识和文化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越来越为各国所重视。梁启超在20世纪 初救国为第一要义的情况下将“新民”——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就是改造传统国民意识— —作为“第一急务”[12]，虽有庸俗化的教育救国论之嫌[13]，但他的观点无疑反映了 改造传统国民意识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现在，在新的民族国家、新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 度的条件下，已经具备了造就“新民”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在传统国民意识的负面 影响仍广泛存在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改造已是刻不容缓。
其次，应把现代公民意识教育作为改造传统国民意识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成员范围 内树立以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权利、义务观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使公民观念渗透到 国民灵魂深处。
再次，改造传统国民意识应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宣传和开展，不能单纯地在学术圈内 、在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之间进行讨论，更不能像梁启超一样将广大国民笼统地看作“混 沌派”[14]。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和开展改造传统国民意识活动，必须充分利用现代化 、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和各种媒体，形成一种舆论氛围，使广大国民深刻认识到传统国民 意识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烙印，从而削弱传统国民意识发挥负面影响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 础，并同时发挥其正面影响的教化作用。
最后，改造传统国民意识，应在全面考察和分析传统国民意识的基础上进行，应同时 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借鉴西方文化、制度的经验成果。正如前所述，传统国民意 识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因此，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理 论创新、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指导下，对传统国民意识的改造不能一概而论，采取全盘 否定的态度和做法，而仍需采取“扬弃”的态度，但“扬弃”是建立在全面考察和分析 的基础上的。在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时间壁垒面前，改造传统国民 意识应当落在实处，不能流于形式，仅仅停留在“口号”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