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佛苯之争”与藏传佛教发展史内在关系探析
———吐蕃“佛苯之争”马克思唯物辩证观解读
杨桑杰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分析吐蕃历史上所发生的“佛苯之争”事件，提出“佛苯之争”的“争”是唯物辩证法互不相让的“矛盾”，即“对立统一”哲学概念。佛苯既是相争，又是相容；两教之间互相斗争，互相渗透地存在发展着。他们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所谓“佛苯之争”贯穿整个藏传佛教发展史，藏传佛教的发展实际上是佛苯相克到相容的一个历史进化过程，是佛教的最先入藏、传播、发展至鼎盛，前与藏地固有苯教相克，最后互为相容，发展成现如今的藏传佛教。所以，佛苯或各教派之间没有争论的必要，“利美”
才是唯一选择的不二法门。
关键词： 佛苯之争；藏传佛教；发展史
一、 “佛苯之争”的“争”及“佛苯之争”哲学阐释
（一）“佛苯之争”的“争”一词唯物辩证观理解
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发展的，而这个运动的形式是矛盾的。矛盾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具有矛盾运动。“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1]，这里所说的“矛盾”就是两种事物互不相让的“争”，是两个事物间的对立统一，即统一物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物又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列宁如是说：“在数学中，正与负，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与反作用。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在社会学中，阶级斗争。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2]的确，互为相争或相依而存在，双方靠斗争又联结而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争”即是“矛盾”，按照唯物辩证观，不得不涉及矛盾双方，矛盾和矛盾方面，主要和次要，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哲学问题。结合以下吐蕃“佛苯之争”的历史事实所需，简而言之，矛盾就是既对立又统一。“对立”和“统一”是矛盾的两大基本属性。所谓“对立”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抗战、排斥、斗争；所谓“统一”，是指矛盾双方互相依存、联结、渗透。不管是“对立”还是“统一”都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形式，这种形式是由事物内外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依存或斗争所引起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团结、融合、调和、联系、相连、平衡，还是分解、散开、间断、僵局、相持、变化都是事物内外部不同矛盾互相影响所显现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恰是恩格斯所言：“运动本身就是矛盾”[3]，即是互不相让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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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作为事物运动发展的两种不同的形式，既有自身特点，也有互为转化的可能。“对立”有如下两种情形：一是矛盾双方互相抗衡、排斥、斗争，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双方事物内部存在抗战，也与他事物发生斗争；“统一”又有如下两种情形：一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联结、渗透，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双方事物内部存在联系，也与他事物之间产生关系。同时，在一定条件之下双方可以互相转化。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对于矛盾对立统一法则如是说：“承认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显然，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世间一切事物由靠其内外所包含的矛盾互相依存或斗争的方式存在和发展。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的真正价值在于：客观地、全面地用对立统一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统一，在对立中不失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即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坚持两分法，坚持两点论。
（二）吐蕃“佛苯之争”的重读
佛教作为一种域外的异质文化，它在吐蕃的进入、传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与固有苯教发生冲突、矛盾，直至融合的一部斗争史。自佛教入藏以来，佛苯之间时刻发生着矛盾、冲突，互相既对立又统一的形式存在。这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吐蕃社会历史现实不可不走的必经之路。
何以如此？无为县纪委领导一语中的：“没有腐败官员充当‘保护伞’，黑社会就难以生存下去。”吴业平这个曾经手握法槌的法官，只因升迁无望、仕途受挫，就逐渐放弃了追求、丢掉了信念，从小节不守开始，发展到滥用职权包庇黑社会成员，慢慢生成了“权”大于“纪”、大于“法”的错误理念，最终走向违纪违法的深渊……
整部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是与固有苯教相克到相容的斗争过程。那么佛苯之辨便是自佛教传播以来长达四个世纪与固有苯教对峙、相争的高潮，也是佛苯两教从理论角度相互较量的一次殊死搏斗与对决。
2.尺带珠丹（又名梅爱存）时期
总之，“佛苯之争”贯穿整个藏传佛教发展史。藏传佛教的整部历史发展过程是与固有苯教相克到相融的一部斗争史，佛教在吐蕃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所谓“争”就是佛苯双方互不相让的矛盾，是两者间的对立统一，即佛苯相互排斥的对立，而佛苯相互整体的联系。既有相争，又有相和。故而，我们用对立统一观点来看待吐蕃历史上发生的佛苯的矛盾，即坚持在佛中不弃苯，在苯中不失佛的唯物辩证观。
二、“佛苯之争”与藏传佛教发展史关系
（一）佛教入藏即是佛苯之争之始
佛苯之争是矛盾，即对立统一。双方互相斗争或依存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在斗争中同一，在同一中斗争。因此，佛苯之争始于佛教与固有苯教的最先同一，换言之，佛教入藏即是佛苯之争之始。
同时，在有关佛教入藏的时间上，学术界各有争议，莫衷一是。总的来讲:有松赞前或这时之两种说法，其实这两种均有一定道理和依据，但问题出于将如何理解“入”字的程度，若与藏文史书均记载的字母
意思相宜。据《布敦佛教史》有:“拉脱脱日年赞在位后，寿至六十岁时，一天从所住雍布拉岗宫宫顶天空降下一宝箧，开箧一看，内盛《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百拜忏悔经》和一座佛塔，遂起名‘玄秘神物’而供奉，由此寿至一百二十岁。是为佛教正法传入藏土之始
。”[7]之记载，无独有此后《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红史》《青史》[8]等为偶。对于这个神话，看似神话，实则是当时历史的忠实反映，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言：“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接触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不自觉地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集体的口头描述和解释。”又把佛教置于当时古印度社会背景下，从整个佛教发展历史进程来看，当时能发现在各地传佛的某些影子，更何况佛教创立者乔达摩悉达多诞生地迦毗罗卫国正位于今尼泊尔境内与西藏紧密相邻，至于其在吐蕃的规模和形式，依上引史书之说仅尚在佛典籍之内难以揣测。需要留意的是：布敦接着又说“此前国政由本教治理”[9]，据《智者喜宴》等史料相应地明确指出:“凡27（藏王赤托杰赞）代之世，皆以用仲、堆、苯来护持国政”[10]。吐蕃27代赞普以来用仲、堆、苯来治理国政，那么之后正是藏王28代拉托托日年赞，那时用了什么？与佛教的某些行为是否有关呢？这由于缺乏资料，我们不得而知。可结合当时地理位置和生产状况上述引文及背景能明确一点的是:于公元7世纪之前佛教已进入吐蕃境内，或大或小地影响着吐蕃人的生活，与固有苯教开始发生摩擦，至于其形式，影响程度，范围就不敢断言，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但用马克思唯物辩证观角度讲，佛苯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佛教入藏与佛苯之争的伊始是同步的，佛教的入藏即是佛苯斗争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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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传播时“佛苯之争”之历史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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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藏王松赞干布时期
公元7世纪至10世纪，佛教在亚洲各地盛行，据说公元7世纪两位公主进藏的同时，并带来佛身像及大量经卷，便分别修建了大小昭寺进行供奉传佛。但佛教作为一种异文化，要融入吐蕃人民的观念和生活之中，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抵制和抗拒，据史书记载大小昭寺是和鬼魔斗争中建成的，有“白天奠立根基,晚上全被恶魔拆毁”[11]等神话式的传说，这是佛苯之间最初发生冲突的历史痕迹。从某种程度上，能完全说明苯教势力对佛教传入所采取的抵抗行动，苯教作为一种传统的观念，在吐蕃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发生一些小摩擦不足为奇。不同异质文化相遇，其冲突和摩擦是不可避免，正因为相互排斥、争斗而达到相互了解和相识，这只是佛苯相互斗争或联结的矛盾过程。
2.“佛苯之辩”的内容及内在关系
纵观佛教发展史，佛苯是矛盾的，即对立统一：佛苯双方既互相抗衡、排斥、斗争，也互相依存、联结、渗透，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同时，正如毛泽东：“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6]一样，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使得佛教被苯教所转化或苯教被佛教所代替的可能。两者间存在同一性与斗争性关系，在斗争中存在同一，在同一中存在斗争；而斗争又寓于同一中，没有斗争也没有同一，这用一句老话叫“相反则相成”。佛苯双方不管是“同一”还是“斗争”，“对立”还是“统一”都是由双方内外部不同矛盾因素互相依存或斗争所引起的。
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吐蕃社会中生存、发展、甚至与苯教抗衡，除自身的客观规律外，最主要的还取决于当时吐蕃最高统治者的态度。纵观吐蕃历史，历代赞普都有引进佛教，极力推崇和扶持佛教之心，似乎就是想借助佛教的势力削弱崇尚苯教大臣和贵族的特权，巩固王室的绝对权利和地位，于是就出现了利用佛苯双方势力或借佛苯之名而展开的一幕幕严峻、残酷的历史悲剧。但自松赞之后三代，并没有崇佛或传佛的历史记载，这可能与因噶氏家族功高盖主，引起赞布都松芒布结猜忌，遭受满门之灾等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有极大关联，至第三十六代藏王尺带珠丹时，金城公主下嫁吐蕃带来部分佛经，又“派遣阐卡木来果夏、尼雅咱纳古玛热前往天竺学习佛法”[14]，“晚年派桑希等四人到内地取经”[15]等，为后期佛教在吐蕃进一步传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可因为尺带珠丹的逝世等历史缘故佛教的发展再度受到苯教势力的阻碍，“将取来的佛经藏到山南钦浦地方”[16]，奉行佛法的原计划被泡汤。又崇尚苯教的大臣和部分贵族借在吐蕃流行天花为由趁机大肆蛊惑宣传“佛法触怒苯教神祇”等种种罪孽，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受到极大阻碍。佛教自入藏以来，佛苯双方时而不时地发生矛盾，既互相依存和又互相斗争的形式存在着，随着佛教的发展此等矛盾愈演愈烈，为后期佛苯斗争之高潮“佛苯之辨”埋下了祸根。
第五项工作是课程管理。对研究性学习课程的管理，重点是保证课程实施的安全有效和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要以学生自主管理为主，把单纯的校内管理变为校内外相结合全过程跟踪管理。管理过程中，要注意调整和明确职责任务，真正体现相互协作、全员育人；要建立相应规律；要采取有效措施对学生学习进行监控指导；要注意将跟踪、监控和指导学生的学习视为教师教学工作的当然组成部分，并加强对教师这方面工作的管理。
（三）佛教的发展：佛苯之争高潮“佛苯之辩”经过及其内在关系
1.“佛苯之辩”之前佛苯对峙的历史形势
异质文化的碰撞必然是惨烈的。赤德祖赞逝世后，年幼的赤松德赞继位，以玛桑春巴杰为首的苯教贵族为了铲除佛教势力，趁机发布禁佛令，大肆宣扬佛教之罪：“赞布早逝之原因就在于传播佛教一事，此事使吐蕃出现很多不祥之兆，来世之说是个骗局，此生消灾只能靠苯教”[17]等，这不仅是对佛教的一次大规模迫害事件，对于苯教自身的发展也受到阻碍，同时也酿成整个吐蕃政局动荡、几代赞布短命、兵祸连绵不断等恶果。
赤松德赞长大后，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先派巴赛囊等人到长安去取经，但由于受到反对佛教势力的阻碍，从内地回到拉萨后被贬到芒域。又邀寂护到吐蕃来传教，苯教一方用闹“水灾”、“瘟疫”等方式进行制止，寂护首次在吐蕃只停留了四个月，被反佛势力给赶跑了。他初次传教遭到阻碍，并没有动摇传法之决心，最后推荐密宗大师莲花生到吐蕃一起传佛，据载莲花生一路上“调伏妖魔”，使得佛教在吐蕃得以弘扬，所谓的一路“调伏妖魔”其实是印度佛教密宗与苯教相抵触的忠实反映。莲花生为了便于吐蕃人们接受做了适当调整，用苯教的方式来宣扬佛教，从此时佛苯被开始融合，在教义和仪轨等方面获得了互相了解，双方逐渐走向相互接纳、吸收和统一之路。
从桑耶寺的建立，“七觉士”的出现，“请译师从梵文翻译三藏经”[18]等情况来看，那时佛教在吐蕃极其兴盛，奉行佛教的赞普迫于形势同时又进行象雄苯教的翻译，实施佛苯并存的方针政策。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大，开始与固有苯教发起挑战，从而发生了吐蕃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佛苯之辨”，即佛苯之争的高潮。
鉴于当时吐蕃大臣吞米桑布扎等十六人去印度学习梵文，为了厘定古藏文，吞米不仅著书，还制定“十善法”[12]条文等行为来看，信仰上采用了佛苯兼容并蓄的策略，则有利于佛教借自身雄厚的理论优势得到进一步传播、发展。即便这样，佛教在吐蕃的势力并没有那么大，用比较机械的、既定的公式来表示，那时佛教势力在王室内部很可能等于或小于苯教。因为据史书记载松赞后期有“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佛像埋在地下两代之久”[13]的说法，这可隐约显示着佛教时而不时地受到固有苯教的抵触。一种异文化融入他人的生活，此过程必然是痛苦、艰难和漫长的，产生回避、抗拒、甚至遭到破坏皆有可能。
所谓吐蕃历史上“佛苯之争”的发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因为“佛苯之争”贯穿整个藏传佛教发展史，现如今以藏文史书典籍为依据，某个阶段在佛苯之间所发生的吐蕃重大历史事件划个次数作为“佛苯之争”，其有“三次”或“四次”之说。简而言之，三次者，首次始于松赞干布引进佛教时，提出佛教作为域外文化，最先开始入藏与原有苯教发生矛盾视为同一时期的观点；第二次建立在赤德祖赞尚佛，引起崇苯大臣的不满并招致杀害，赤松德赞年幼大权被崇苯大臣玛降春巴杰独揽，开始发动禁佛令等佛苯矛盾上；第三次主要以赤祖德赞极度奉行佛教最后导致自己送葬性命又让朗达玛灭佛等佛苯事件为依据[4]。四次者，首次说法与上面一样；第二次同样视赤松德赞年幼时，由崇苯大臣玛降春巴杰专权执政禁佛为斗争；第三次把赤松德赞成年后遭受苯教阻碍的同时，做一系列佛理佛事为佛苯间的矛盾冲突；第四次在赤热巴巾时期[5]，与上面几乎一样。这是“佛苯之争”发生的大致时期及其历史依据。诚然，所谓“佛苯之争”不是可以划几个时期或阶段就能彻底化解了的历史问题，而真正的“佛苯之争”贯穿佛教的最先入藏、传播、发展至鼎盛，与固有苯教开始发生矛盾、高潮、到最后圆满融合的整个过程。那么通过这个我们能发现现有“佛苯之争”之理解存在两大误区。从时间上看，大都以偏概全仅指几个赞普时期佛苯之间所发生的具体历史事件。实质上广义的“佛苯之争”包括从佛教开始进入、传播，直至发展的全部过程。从内容上看，“争”习惯只理解为相争的历史惨状，却忽略互为相容的历史事实。用马克思唯物辩证观来看，所谓“争”就是两者事物互不相让的矛盾，是两个事物间的对立统一，既是相争，又是相和。
综上所述，佛苯之辨虽以苯教的失败而告终。当时赞普赤松德赞作为最高统治者，对佛苯之辨采取了抑苯扬佛政策，但实际上佛苯或斗争、或依靠地并存着。以莲花生大师和寂护为代表的传佛者为了便于吐蕃人们接受做了适当调整用苯教的方式来宣扬佛教，即既有印度正统佛教的成分，又有西藏本土的某些特征。实质上佛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同时，又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存着，他们的关系既是对立又是统一。总之，这不仅是个争斗，而且是个大融合。
因为矛盾才是发展的原动力，佛苯之争贯穿整个藏传佛教发展史。费尽几番周折，到公元8世纪时，佛教终于在吐蕃赢得了一席之地，开始与苯教抗衡，想方设法争取吐蕃赞普的认可，赞普让佛苯两教用辩论或比试的方式来决定胜负，辩论内容在佛教方面几乎没有记载，在苯教典籍中较为详细：苯教史籍《札芭岭扎》载：“国王赤松德赞召集佛本方大师后道：‘你们佛苯两教通过较量和辩论来比法力和神力，看谁更有理’”[19]，从而知道辩论内容包括施展法力和解释各自理论，法力部分过于玄虚让人摸不着头脑，而理论部分则真实反映当时佛苯两教各自理论的主要侧重点，如“首先玛阿湿罗仁钦确说:‘我们佛教是修十善者成佛，行十恶者入三恶道。来世欲投胎何处，要看今世造化。故而，佛教就是妙法。’詹巴辩道:‘你们除了以所谓的前世之福报和誓愿为借口外，还有什么别的！我们苯教只要不做邪恶和罪恶之事，就能堵断三恶道之路。做善事和行善业就能通超脱之路……由于戒除净神，所以缺乏法力和神力。由于，缺乏亡灵的来龙去脉，人一旦死去，就无法征服其灵魂……’玛阿湿罗仁钦确说:‘你们希望健康人得病，然后希望病人尽快离世’喜欢对死者举行超度仪轨，但是你们是否知道举行超度仪式之后他们的去处……’詹巴接着说：‘佛教中本没有超度仪轨之教法，因此，你们模仿苯教之超度仪轨，进行假超度仪轨。苯教改为佛教。’”[20]从这些具体的辩论内容来看，佛教比较长远更注重来世，而苯教较之则世俗，看重人死后的亡灵仪式；佛教戒律较为森严，讲究律法，而苯教相对开放以施展法术和神力为贵；佛教侧重于理论，而苯教注重实际；同时，透露出互为吸收、借鉴，趋于相容的迹象。
对于肝脏功能障碍较为严重的患者进行肝胆部手术治疗时,主要对肝功能的全面保护,避免肝功能继续受到伤害,避免在术后导致肝脏的并发症与死亡率的提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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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苯之辩”之后佛苯发展情形
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遇，先是碰撞、排斥、对峙，逐渐就会吸收、相容、统一。每一种文化的传播发展都是排他性与包容性的对立统一。在赤德松赞时，组织了一批著名僧人翻译佛经，共编著了三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和青浦目录。出现了藏语翻译典籍“语合两章”和九大译师（分别“三老”即比卢遮那、丹玛孜芒、迦湿弥罗·阿难陀，“三中”即涅·般若鸠摩罗、款·鲁易旺波、玛·仁钦却，“三少”即噶瓦·拜则、焦若·鲁益坚赞、尚·意希德）[21]为代表的著名译人。佛教在吐蕃再一次飞跃发展。到赤祖德赞（又名赤热巴坚）时，“兴建乌香多寺、制定七户供僧的规定。”[22]为佛教的发展起到极大作用。通过这两代赞普对佛教的推崇，大批僧人及寺庙涌现出来，佛教得到极高的施展空间，从而严重激化佛苯之间固有矛盾，引起信奉苯教群臣的反对，导致赤祖德赞被崇仰苯教的大臣杀死，政权落到了崇苯朗达玛手中，出现了朗达玛灭佛，苯教徒篡改佛经等现象。正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言：“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23]一样，佛苯之间即使有同一性，且共处于吐蕃，随着佛教的发展使得佛苯间的矛盾越闹越大，随时都潜在着佛教被苯教所转化或苯教被佛教所代替的可能。
（四）佛教鼎盛时佛苯相争或相容之结果——各教派的形成
达玛灭佛后，自己也成了佛苯两教几个世纪以来不断斗争的牺牲品。斗争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佛苯之间原有的抵触和对立逐渐被吸收和融合所代替，佛教随后借上下路弘法之光由青海、阿里等地开始复兴，苯教也为了生存开始篡改佛经：“如《广品波若》改为《康勤》、《二万五千颂》改为《康穹》、《瑜伽师地抉择分》改为《苯经》、《五部大陀罗尼》改为《白黑等龙经》。别立各种不同的名相及诠释，标其异于佛教。”[24]在民间与佛教并存，随以仁钦桑波赴印，阿底峡进藏为主要代表的大规模传经求法运动在吐蕃的兴起而一并发展。佛苯在相互对立中，彼此相互影响、吸收和借鉴对方的有理成分，并趋于一致。到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以佛苯相互斗争或相容为特色的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萨迦派等各教派，到15世纪初以格鲁派告终。因而，我们细究就会发现各大教派或多或少掺杂一些苯教的成分，以宁玛派为例的早期教派中显得更为突出，如“宁玛派‘九乘’与苯教‘五果乘’的“‘声闻’”（第一乘）与‘格尼’（第五乘），‘菩萨’（第三乘）与‘章松’（第六乘），‘大瑜伽’（第七乘）与‘阿格’（第七乘），‘阿露瑜伽’（第八乘）与‘耶辛’（第八乘），‘阿底瑜伽’（第九乘）与‘大圆满’（第九乘）”[25]极为相似，不管是从它们的神灵体系、宗教仪式，还是教义仪轨都能找到某些互为渗透的影子。正如“佛与苯是矛盾的一家，佛中掺苯，苯中亦杂佛，如我不具出尘的法眼人，懒于去分辨他们二者的差别。”[26]这样佛教与苯教相互对峙着，并行着，交融着，佛苯自拉妥妥日年赞起长达一千多年的相争相容后形成了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
于后弘期时传入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及今蒙古国等，13世纪后随着元、明、清朝代的更迭,更引起欧美国家的注意，传入世界各地，开始先后设立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迅速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不可忽视的宗教信仰之一。
此后的念想全部来自那一眼。曾经上帝关照，让他有过一次阴差阳错的相亲，见面的对象，正是他朝思暮想的人。他握着湿漉漉的手指，担心她动心的只是他音协会员的身份，果然，一见面，她眼里的星光就黯淡下去。姑娘清高得很，她找的人不仅要与她志趣相投，还要在音乐上引领自己，而他的演奏水平，在那时只算平平。于是客气分手，本来也没什么，他还没来得及爱上她，可走出很远，他发现自己居然是在雨里。沮丧来得铺天盖地，那一晚，他抽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香烟。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佛苯之争”的“争”是唯物辩证法互不相让的“矛盾”，即“对立统一”哲学概念。迄今为止，佛苯互相斗争，互相渗透地存在发展着。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来看，“佛苯之争”既是佛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又是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存，他们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逻辑。进而，所谓藏传佛教发展史实际上是佛苯相克到相容的一个历史进化过程，是佛教的最先入藏、传播、发展至鼎盛，先与藏地固有苯教相克，最后互为相容，发展成现如今的藏传佛教大趋势。因此，藏传佛教是由从印度引进来的佛教的创新接受和藏地原有苯教的批判继承融合而成的一种宗教。实际上，佛苯或各教派之间再没有争论的必要，“利美”（
才是唯一选择和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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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批准号：CX2019SP258。
作者简介： 杨桑杰（1990-），男，藏族，青海海南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