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宝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宝卷是至今尚未被充分发掘、整理、研究的一大宗民间文献，是继敦煌文献之后，研究宋元以来中国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农民战争、俗文学、民间语文等多方面课题的重要文献。七百年来，中国宝卷在特殊的民俗文化背景中产生、演化、流传，乃至逐渐消亡，因此，宝卷文献的整理、研究，便同一般古籍有许多不同之处。现将有关的几个问题分述如下：
一、宝卷发展概述
中国宝卷源渊于唐代佛教的俗讲。宋代，原来集中于寺院、庙会中的说唱文艺形式大部分转移到勾栏瓦子中演唱，但佛教寺院中仍保存俗讲。对后世宝卷发展影响较大并广泛流传的《销释金刚科仪》（明代又称《销释金刚科仪宝卷》），据研究者考证即宋代的作品，它是演绎《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是唐代俗讲讲经文的直接继承。北宋末年佚名《道山清话》中记载京师汴梁慈云寺昙云讲师，“每为人诵梵经及讲说因缘，都人甚信之，病家往往延致”。说明当时请僧侣到家中诵经和讲说因缘，已成为民众消灾祈福的信仰活动。
宝卷之名出现于元末明初。现存最早的宝卷是北元宣光三年（即洪武五年，1372）蒙古脱脱氏抄写施舍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明代前期是佛教世俗宝卷发展时期，流传宝卷沿袭佛教俗讲传统，分为讲经和说因缘故事两大类，前者如《金刚科仪宝卷》《金刚宝卷》《心经卷》《法华卷》等，后者如《目连卷》《睒子卷》《香山宝卷》《刘香女卷》等。
明代中叶以后，直到清康熙年间是民间宗教宝卷发展时期。演唱宝卷被称作“宣卷”。明成化、正德间，罗清（又名梦鸿），1442—1527）创无为教（又称罗教），编撰《苦功悟道卷》（一册）、《叹世无为卷》（一册）、《破邪显证钥匙卷》（二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一册）、《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册）五部宝卷，简称“五部六册”。此后新兴的民间宗教纷纷创立，它们均以宝卷为布道书。这些民间宗教宝卷多数是宣讲教义、修持方式和宗教活动仪规，也有一些改编神道故事和民间传说故事，如《灵应泰山娘娘宝卷》《护国佑民伏魔宝卷》《先天原始土地宝卷》《敕封平天仙姑宝卷》及《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等。明末有些民间宗教参加了农民大起义，这在宝卷中也有反映，如龙天教的《家谱宝卷》。清初大成教的《定劫经》（又名《佛说定劫宝卷》）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民众的苦难，这部宝卷又被清中叶八卦教和其他从事反清斗争的民间教团所传抄。
清康熙以后，宝卷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由于清政府严厉取缔、镇压各地民间宗教，追索它们使用的宝卷和经卷，民间宗教宝卷的发展受到遏制。各地民间教团在秘密布道活动中虽仍保留宣卷的形式，并编了一些宝卷和其他布道书，但主要是袭用和改编前期民间宗教的经卷。清末，各地民间教团又盛行“鸾书宝卷”，其内容为神降的乩语，主要作为读物流通。
另方面，康熙年间宣卷已流入南北各地民间，成为民众信仰、教化、娱乐活动，因此民间宝卷盛行。其流传区域，南方集中于江浙两省吴语方言区，北方则散布于山东、河北、山西及甘肃等省的部分地区。清末民初是民间宝卷发展鼎盛时期，在江浙一带，宣卷成为仅次于弹词的民间说唱文艺形式。众多的宣卷班社活动在城镇、乡村，并进入上海、苏州、宁波、杭州等大城市，结合民众祈福禳灾的信仰活动，到民众家中唱堂会，也在朝山进香、庙会社赛等群众性信仰活动中演唱。北方诸省的民间宣卷称作“念卷”，其发展没有江浙宣卷那样普及，主要是农村中一些识字的“先生”抄卷，并为民众“念卷”。这一时期的民间宝卷，除了一些用于信仰活动的祝祷仪式宝卷及劝世文宝卷外，绝大部分是文学故事宝卷，包括神道故事、民间传说故事、俗文学传统故事和时事传闻等，另外还有一些源于民歌俗曲的“小卷”。
五十年代以后，江浙的宣卷和北方的念卷迅速衰微。但据八十年代的调查，在江南农村仍有宣卷活动；在甘肃河西走廊偏远的农村中，仍盛行念卷和抄卷。
二、宝卷的名称和命名方式
“宝卷”是此类文献的通称，明兰风王源静注《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释其名义云：“宝卷者，宝者法宝，卷乃经卷。”有时则简称“卷”，如《目连卷》。除宝卷外，还有其他一些名称，用于某些特殊的宝卷，或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使用。
（一）科仪、宝忏、科
“科仪”“宝忏”之名取自佛、道教。中国佛教采用大乘经典中的忏悔、礼赞内容而成忏法。唐宋以下，忏法大行，它们多取某一经典内容，在一系列仪式中供信众忏悔、修行，这类经典称“忏法”“忏文”“忏仪”，或称“宝忏”“科仪”。如传为宋宗镜编《金刚科仪》，所据为《金刚盘若波罗密多经》（即《金刚经》）。这部“科仪”在明代世俗佛教及民间信仰活动中均极流行，又称《销释金刚科仪宝卷》。道教亦将道场威仪（道士斋醮所行科范仪式）称“宝忏”或“科仪”。
明代的民间宗教，特别是弘阳教、黄天道，也特别注重在道场仪式中宣扬教理和修持，它们的这类宝卷多称“宝忏”，如弘阳教的《混元弘阳明心宝忏》等，黄天道的《普静如来钥匙宝忏》（包括五种“宝忏”）。
清及近现代江浙民间宣卷“做会”活动仪式，佛、道混杂，其用于祝祷仪式的某些宝卷亦称“科仪”，短小者也称“科”，如《斋天科仪》《庆（请）王科仪》《度关科》《发香科》等。其虽与某些佛、道教的科仪同名，但内容则有差异。
（二）经、真经、妙经、宝经
民间宗教家视其宝卷为经典，因此许多宝卷也称作“经”；在教派纷呈、宝卷众多的情况下，则强调其宝卷至真（文献中多称为“骨髓真经”）、至宝、至妙，于是又有“真经”“宝经”“妙经”之类名称，如《佛说地狱还报经》《弘阳妙道玉华随堂真经》《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佛说镇宅龙虎妙经》等。许多民间宗教宝卷的简名也称“经”。
（三）宝传、传
一般用于神道人物传说和宗教祖师传记类宝卷，如《韩祖成仙宝传》《何仙宝传》《七真天仙宝传》，也可简称为“传”。这类“宝传”多是清代民间宗教家编写。
（四）古典（或作“故典”）、古迹、妙典
这是近现代江浙民间宣卷中某些宝卷用的名称，如《西瓜古典》（即《西瓜宝卷》）、《狗吃屎骂爷娘故典》（即《希奇宝卷》）、《显应古迹》（即《显应桥宝卷》）。这类名称来自民间俗语，意即古老的故事。个别宝卷偶用“妙典”，则显示其内容的秘、妙，如江苏靖江佛头做“延生明路会”演唱的《铺堂宝卷》，亦称《铺堂妙典》。
（五）偈、偈文
这一名称借自佛教。指用于宣卷中祝祷仪式的歌曲，或源于民歌俗曲的“小卷”。前者如《请佛偈》《上茶偈》《十炷腊烛偈》《八仙上寿偈》；后者如《许仙游春偈》。也可称“偈文”，如《散花偈文》。它们的唱词大都是七言上、下句体，下句押韵，但不限于四句。
宝卷的命名方式也有规律和特征。明清民间宗教的宝卷多仿照佛、道经典，据宝卷的内容、诣旨、功用等构成一个很长的卷名，如《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大多数民间宗教倚称佛教，其宝卷在卷名前仿照佛典冠以“佛说”以表示为佛亲自说法，如《佛说道德运世忠孝报恩宝卷》《佛说二十四孝宝卷》；有的则冠以“弥勒佛说”，如《弥勒佛说地狱十王宝卷》。有些民间宗教倚称道教，则仿道经在卷名前加“元始天尊说”，如《元始天尊说真武修行宝卷》。有的民间宗教宝卷卷名前冠以“销释”，表示为经典的解说，如《销释授记无相宝卷》。有的民间宗教把教名冠于宝卷名中，明代弘阳教的宝卷多如此，如《混元弘阳悟道明心经》。
清及近现代民间宝卷中的文学故事宝卷，多以故事和主人公的名字作卷名，如《红灯宝卷》《梅英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改编俗文学传统故事的宝卷，多袭用原名，如《珍珠塔宝卷》《二度梅宝卷》。清末民初江浙及各地善书局、经房整理刊印的宝卷，多将宝卷主人公的籍贯或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加在卷名中，构成一个很长的卷名，如《湖广荆州府永庆县修行梅氏花閷宝卷》《大明嘉靖江苏苏州府玉蜻蜒宝卷》，这类卷名多放在卷首。
许多宝卷有众多的异名（包括简名、又名等），这是宝卷命名的特殊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
（一）明清民间宗教多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它们重印或抄传前代的宝卷便常常更改卷名，或用简名，或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卷名，如明万历间兰风、王源静注解的罗清“五部六册”，后来被冠以《金刚盘若经注解全集》一再重印；民国间泰东印刷局排印线装本《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被冠以《武当山玄天上帝经》；民国十六年（1927杭州壹善堂重刊《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卷首题《普静如来钥匙古佛通天六册》，书口题《普静卷》。
（二）文献记录的明清民间宗教宝卷多用简名或异名，如明嘉靖七年（1528）刊《销释金刚科仪》卷末题记附载的宝卷目录，共出宝卷十六部，全部用的简名。又如清代查办“邪教”档案中提到的宝卷名目，也多用异名。
（三）宝卷开经偈和结经部分的唱词中，例要出现宝卷的名称。这类唱词多是七字句，这样便只能用简名，如《福国镇宅灵应灶王宝卷》，便作《灶王宝卷》或《灶王卷》；《珍珠塔宝卷》作《珠塔宝卷》。后期的文学故事宝卷在这些地方有时会改用一个双音节的异名，如《何文秀宝卷》改作《恩怨宝卷》。
（四）清及近现代江浙民间宣卷艺人演唱的文学故事宝卷，往往在情节上稍加变动而用一个不同的卷名以标新立异，他们的手抄本宝卷异名相当多。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不论前期的民间宗教宝卷或后期的民间宝卷，都存在着“同卷异名”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流传广、影响大的宝卷异名更多。如民间宗教宝卷《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的简名和异称有《皇极经》《皇极宝卷》《皇极宝卷真经》《皇极还乡经》《皇极金丹九莲宝卷》《九莲经》《九莲正信宝卷》《九莲如意皇极宝卷真经》《金丹九莲经》《金丹九品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等。又如后期的文学故事宝卷《何文秀宝卷》的异名有《恩怨宝卷》《四喜宝卷》《双恩宝卷》《贤良宝卷》《贞烈宝卷》《妙莲宝卷》《文秀宝卷》等。众多的异名、简名，有时又会同其他宝卷重名，造成“同名异卷”的问题。比如清代后期真空教的《报恩宝卷》便同明还源教的《报恩宝卷》（全称《归家报恩宝卷》）无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金陵一得斋刊《叹世宝卷》便同明罗清“五部六册”的《叹世无为卷》（简名《叹世宝卷》）无涉。又如后期流传较广的《红罗宝卷》和《猛将宝卷》均有异名为《晚娘宝卷》。
宝卷命名的这种复杂情况，增加了宝卷著录、整理工作的难度；研究者在使用宝卷文献时，也应注意到这一情况。
三、宝卷版本、流通和作者
演唱宝卷的特点是照卷本宣扬，因此，六、七百年留下了大量的卷本，其版本有手抄本、印刷本（包括木刻、石印、铅字排印本），而尤以手抄本为多。
最早的宝卷卷本大概都是手抄本。现存最早的宝卷元末明初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中说：“若人写一本，留传后世，持诵过去，九祖照依目连，一子出家，九祖尽升天。”这种以抄写宝卷为善行功德的观念，对后期民间宝卷的传播有很大影响。
明代前期世俗佛教的宝卷，文献中虽留有十几种卷名，但卷本留存极少，有传本的也大都是后世的刊本，且经后人修改整理。明正德以后到清康熙年间民间宗教宝卷留存较多，总数约200种〔1〕，基本上都是木刻本，其中绝大多数又是仿照佛、道经典形式的大字经折本，少数为线装方册本和手抄本。明正德四年（1509）无为教祖罗清的“五部六册”首刊，据《三祖行脚因由宝卷》载：“五部六册”的出版得到太监张永和魏国公、党尚书的支持，并推荐给正德皇帝“御览”，“五部宝卷开造印板，御制龙牌助五部经文，颁行天下，不得阻碍”。这种说法虽难以证实，但自“五部六册”以下，各新兴民间宗教刊印的宝卷卷首，在神像之后，即为三面龙牌，居中者题为：“皇帝万岁万万岁”，这几个字有的是用泥金书写在纸上粘贴上去的；左面一个标为“御制”，即永乐北藏的御制题词：“六合清宁，七政顺序……”。这类宝卷大都是信众捐资助刊。有的教派，如西大乘教、弘阳教，得到后妃太监、王公贵族的支持，由皇家内经厂印制宝卷，并颁发各大寺庙。其印制豪华富丽、梵箧装，与内经厂印制的藏经无什区别。民间宗教的刊本宝卷，都是向民众布道用的。各教派内部的核心机密，也编成宝卷，这类宝卷仅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教内少数人中传承，如明末龙天教的《家谱宝卷》。这类手抄宝卷留存极少。
清康熙以后，清政府严厉镇压“邪教”，追索它们的使用经卷，并予销毁，各地秘密布道的教团传抄和刻印的宝卷，留存极少。清咸丰以后，有些教团以温顺、劝善的面貌出现，整理、刻印宝卷，江浙一带曾大量刻印宝卷的杭州玛瑙经房（苏州也有一处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上海的翼化堂善书局、常州的宝善堂和培本堂、南京的一得斋，及各地的善书局，大都有民间教团的背景。它们刊印的宝卷，经常互相翻板重印，乃至借板印刷，主要是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的修行故事宝卷及祖师传记、劝世文之类的宝卷。这些宝卷的印行，多采用集资助刊、免费发放的流通方式，如民国八年（1919）上海大丰善书刊行所石印《针心宝卷》（即《真修宝卷》）卷末附“宝卷流通八法”：乐善流通、祈福流通、忏悔流通、吉庆流通、赞赏流通、劝诵流通，馈送流通、传播流通。这“八法”实即集资助刊流通，这部宝卷即是江苏盐城的“同善社”出资印的。清末及民国间各地教团也印过不少“鸾书宝卷”；有些教团与明清民间宗教有源渊关系，也翻刻过一些明清民间宗教宝卷。
清康熙以后的民间宝卷多为手抄本。江浙宣卷艺人使用的宝卷，多为师徒传抄；也有些是“奉佛弟子”编写、抄录，或供个人阅读，或送宣卷人去“宣扬”，如传世抄本《天仙宝卷》末署“光绪壬寅（二十八年，1902）尤轮香抄录，送杨锦铭宣扬”。现存民间宝卷的抄本宝卷，最早的是清康熙二年（1663）黄友梅抄《猛将宝卷》，乾隆、嘉庆抄本亦有发现，道光以后便多起来，最多的是同治、光绪及民国间的抄本。这同江浙宣卷逐渐发展的规模有关；同时，艺人使用的抄本宝卷每次演唱都要翻阅，易于破损，年代久远的本子就难以保存下来。清末及民国间江浙宣卷活动的商业性比较明显，宣卷艺人之间有竞争，所以他们的抄本宝卷一般不轻易示人。北方念卷流行地区，民众以抄传宝卷的为善行，互相借抄宝卷十分普通。 在山西介休县曾发现过乾隆五十三年（1788）抄本《慈云宝卷》。 当代甘肃河西走廊搜集到的民间抄本宝卷则多为七、八十年代的新抄本，最早的本子是清光绪年间的抄本。
民国以后，江浙地区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以印售宝卷为业的印书局，如上海的文益书局、文元书局、惜阴书局，杭州的聚元堂书庄，宁波的学林堂书局、朱彬记书局，所印行的主要是据俗文学传统故事改编的宝卷。它们用石印技术（少量是铅字排印）大量印刷宝卷，作为俗文学读物发售到各地；社会需求量大的宝卷，都被一再重印。
以上是中国宝卷的版本和流通的基本情况。关于宝卷的版本尚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明清民间宗教的刊本宝卷的版本常有托古现象。其原因可能同民间宗教多处于不合法地位有关；或假托古人，以增加其权威性。如明刊《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其目录后题有“依旨修纂，颁行天下，崇庆元年岁次壬申长至日》”、“至元庚寅新刊、金陵聚宝门外圆觉庵比丘集仁捐众开雕”等题识。“崇庆”系金卫绍王年号，元年为公元1212年；“至元庚寅”系公元1290年。据题识这本宝卷应是金编元刊，但题识中的“聚宝门”是明初朱元璋所建南京新城的城门，即今中华门，则为明代所刊无疑〔2〕。其二， 民间的宝卷抄本多为粗通文字的人传写，其间错别字（特别是同音假借的字）、简体字、异体字特多，也有一些特殊的惯用字，如江浙抄本宝卷中，“头”字多作“豆”（方言同音）；“仙”或写作“仚”“
”，“贤”写作“贒”等。这方面的情况，可做民间语文的研究。
不论民间宗教的刊本宝卷或民间流传的抄本宝卷，一般均不署作者（或改编者）姓名，所以各种宝卷的作者一般都难以考实。
明代各民间宗教创教祖师所编的宝卷，如无为教罗清的“五部六册”、弘阳教韩太湖编的“弘阳五部经”，它们都是由祖师口授、信徒记录整理的。这种情况在这些宝卷或其它宝卷文献中可以考查，因知其作者。有的宝卷中造卷人也会用暗语作些交代，如明黄天道《销释白衣观音送婴儿下生宝卷》第二十四品写卷人自述：“俺师徒、留宝卷、心中绝叹，师傅恩、父母恩、一样相同；口天留、白衣卷、与母开道，培（陪）小心、一十一、忠孝笔宗。”“口天”为“吴”俗字，“一十一”为“王”，可知编这部宝卷的“师徒”分别姓吴和王。清代政府镇压民间宗教，各教团中人（多为教主）编写出版的宝卷也不署名，偶署别号也多作伪托，如青莲教（先天道）的《观音济度本愿真经》，卷首既有署为“永乐丙申岁六月望日书”之《观音古佛原叙》，又有“大清康熙丙午冬至后三日广野山人月魄氏沐手敬书于明心山房”之叙文，叙中编造了他在“普陀朝元洞灵通寺”得此“真经”，并且由梵文译写刊行的话头，其实这位“广野山人月魄氏”即这部宝卷的作者，他是道光间青莲教（先天道）教主彭德源。〔3〕总起来看， 能像上述考实作者姓名的明清民间宗教宝卷并不多。
清康熙以后的民间宝卷辗转传抄，其作者、改编者均无法考实。这些宝卷的作者和改编者主要是宣卷艺人或喜爱宝卷的“奉佛弟子”，后者偶在自抄的宝卷之后署名，如癸丑年（民国二年）抄本《精孝宝卷》卷末题：“桃月十一日暮窗灯下修改录，尤轮香改编。”宣卷艺人则均不署名。但宣卷人对自己传抄的宝卷十分珍视，一般多于卷末附载抄写的年、月及抄写者姓名；封面除书写卷名外，另署干支纪年（多于右上角），抄写者或所有者的堂号或姓名（居中偏下方）。
清末江浙一带的经房、善书局大量刻印宝卷的整理者，均不署名。
民国间上海等地印书局印刷发售的宝卷，其整理、改编者偶有署名，如南昌谢少卿、吴江陈润身、萧山杨菊生、武进史长啸、吴下朱芝轩等，其他书局在翻印他们整理的宝卷时，往往又把他们的名字省略了。
四、宝卷的收藏
明清藏书家均不收藏宝卷。国内对宝卷的收藏，始于二、三十年代。当时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献引起国人的重视和研究，顾颉刚、郑振铎、向达等学者敏锐地发现宝卷同敦煌俗文学及明清民间宗教的密切关系，开始重视宝卷的研究，因此开始搜集、收藏宝卷。
二、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以前，清末及民国间木刻、石印的宝卷，虽进不了现代书店，但在面向一般民众的书肆和庙会集市的书摊上，还是随处可见的。所以郑振铎在二十年代末开始研究宝卷时，便在上海搜集到大量此类宝卷。在明清民间宗教盛行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区，虽经清政府多次查办邪教，在一些式微的民间教团和同民间宗教有关联的庙宇庵堂中仍保留一些明清民间宗教宝卷。这类宝卷也不时流散出来。〔4 〕郑振铎三十年代到北京便搜集到一批明及清初刊本的民间宗教宝卷。直到四十年代末，国内收藏的宝卷大都是这两类宝卷。除了郑振铎外，马隅卿及后来的杜颖陶、傅惜华、赵景深、恽楚材、谭正璧、胡士莹、李世瑜等学者，都入藏了不少宝卷。这一时期，宝卷的研究尚未进入高等学校的殿堂，所以除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少数学校外，一般高校均不入藏宝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刘半农、李家瑞先生主持下，大量搜集俗曲唱本等俗文学资料，其中也有五、六十种宝卷，这批宝卷即现今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入藏的宝卷。
海外收藏的中国宝卷也都是五十年代以前入藏的。其始则于近代来华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把宝卷做为了解中国民间宗教和信仰的资料。据俄国学者考察，该国收藏的部分宝卷便是十九世纪末传教士搜集去的。海外大量收集中国宝卷也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主要集中于日本，总数约200余种，为泽田瑞穗、仓田淳之助、 大渊忍尔等学者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等机构收藏。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学者和研究机构也有零星的收藏。据笔者《中国宝卷总目》统计，海外收藏中国宝卷约近250种，大部份是印本，手抄本绝少； 明清民间宗教宝卷相对较多，也多稀见的珍本，其中25种为孤本，其他国内均有收藏或有其他传本〔5〕。
五十年代开始，宣卷因涉封建迷信活动，迅速衰微。江浙宣卷艺人大都改业；山西、河北等地区的念卷也很快消失。因此，大量民间抄本宝卷流散出来。这一时期虽然宝卷研究不被重视，但许多从事俗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均极重视民间宝卷的文献价值，推动南北各地旧书业的从业人员及时到各地搜购，于是大量的各个时期的宝卷，特别是民间抄本，被学者个人及一些研究机构、高校图书馆收藏。残留于某些庙宇庵堂和民间的明清民间宗教宝卷也时有发现，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现是1963年在天津市郊区宜兴埠弘阳教庵堂普荫堂保存的六、七十种明清各教派刊印的宝卷。这批宝卷几经周折，终于入藏天津市图书馆。
国内宝卷的收藏比较集中，其原因有二：一是五十年代民间宝卷（特别是抄本）才大量涌入社会；二是当事者对宝卷的认识有差。许多研究机构、图书馆一种也未入藏，而收藏者则往往是超过百种，乃至数百种，如：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等，私家收藏如郑振铎、吴晓铃、李世瑜、赵景深，所藏均在一、二百种以上。周绍良先生入藏宝卷不多，但均为孤本或珍本。傅惜华、杜颖陶、胡士莹、谭正璧、恽楚材等收藏的宝卷，在他们身后已经散失。
综合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宝卷，据笔者《中国宝卷总目》所载，约计1550余种，版本约5000种，其中约80%为手抄本。上文已介绍，流散海外的宝卷孤本仅25种。这一大批民间文献基本上都保存在中国，对于研究者来说应是值得庆幸的事。
除了已被公私收藏的宝卷外，民间收藏的宝卷亦应重视。甘肃的念卷是八十年代才被研究者发现的，在酒泉、张掖、武威所属各市、县的农村中，尚普遍流行抄卷、念卷的活动，研究者搜集到的100 余种宝卷，大都是据民间抄本过录的。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活动，八十年代以来在某些农村中也有恢复和发展。据笔者近期在江苏昆山市和张家港市农村调查，两地活动的宣卷艺人均有七、八十人，他们每位手中均有五、六十种宝卷。这些宝卷多是据旧抄本翻抄的新抄本，其中也有未曾见于著录的宝卷。因此，中国民间尚蕴藏着多少宝卷？尚待继续发掘。
五、宝卷的编目和整理
明代民间宗教家为宝卷编目，多是在宝卷行文中列出目录，如罗清《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第二十四品中列出“外道”宝卷20种；无为教《佛说三皇初分天地叹世宝卷》第六品列出无为教历代祖师所撰的宝卷；明末圆顿教《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第十二品列出明代各教派经卷79种。它们均用简名或异名，所述宝卷有些很难落实。此外，在某些宝卷的卷末题记中往往列出同刊的宝卷目录，如明嘉靖七年（1528）刊《销释金刚科仪》卷末题记：
奉佛信官尚膳太监张俊同太监王印诚造《心经卷》《目连卷》《弥陀卷》《昭阳卷》《王文卷》《梅那卷》《香山卷》《白熊卷》《黄氏卷》《十世卷》《金刚科》共十六部。
嘉靖七年二月吉日施
上述这类“目录”是研究明代宝卷的珍贵资料。
清政府查办“邪教”，多将查获的宝卷列目附档，如《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折附清单包括弘阳教宝卷30余种。规模最大的查禁目录是清道光间黄育楩《破邪详辩》正、续六卷，共列出编者在河北钜鹿县知县及沧州知府任上查获的宝卷68种，并“详为辩驳”。这些被查抄的宝卷都被销毁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宝卷整理编目始自郑振铎的《佛曲叙录》〔6〕。四十年代恽楚材陆续发表《宝卷续录》〔7〕《宝卷续志》〔8〕。四十年代末傅惜华编《宝卷总录》，是第一部宝卷综合目录〔9〕。 五十年代后又有胡士莹的《弹词宝卷目》和李世瑜《宝卷综录》〔10〕出版。此期未正式发表的宝卷专目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弹词宝卷目》（该所资料室编，油印本，1959）、《（赵景深）家藏宝卷编目》（赵易林编，稿本）等。曾子良《国内所见宝卷叙录》（作者硕士论文《宝卷研究》附录，打字印本，1975），介绍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及台湾其他公私收藏宝卷。
进入八十年代，宝卷研究引起众多研究者的重视，许多公私收藏者编出了收藏宝卷目录，公开发表的有谢忠岳《天津图书馆馆藏善本宝卷叙录》〔11〕，周绍良《记新兴宗教的几本宝卷》〔12〕，李鼎霞、杨宝玉《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宝卷简目》〔13〕，程有庆、林萱《北京图书馆馆藏宝卷目录》等〔14〕；未正式发表的有《扬州师院图书馆馆藏宝卷目录》（该馆流通部编，油印本），吴晓铃《绥中吴氏家藏宝卷目》（稿本），方步和《河西宝卷目》（稿本）等。薛宝琨、鲍震培著《中国说唱艺术史论》附载“宝卷内容提要”介绍各个时期宝卷80余种，惜未说明依据的底本。〔15〕
海外学者所编宝卷目录，首推泽田瑞穗《宝卷提要》，共收作者及日本公私收藏宝卷209种〔16〕。 仓田淳之助执编《吴语研究书目解说》“宝卷”类，著录作者及京都大学收藏吴语宝卷41种〔17〕。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汉籍分类目录》词曲类“宝卷”著录该所收藏宝卷113种〔18〕。 相田洋《有关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宝卷》著录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宝卷34种〔19〕。司徒洛娃《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宝卷述评》介绍该所收藏宝卷18种。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所编重要的中国宝卷目录。上述目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叙录”，如郑振铎《佛曲叙录》、泽田瑞穗《宝卷提要》，对收入宝卷的内容、版本等均作较详细的介绍；一类是“编目”，各家目录多属此类，其对宝卷的版本等情况介绍详略不一，有的仅列卷名。其中李世瑜编《宝卷综录》是最为详备的一部宝卷综合编目。
《宝卷综录》共著录国内公私19家收藏宝卷618种，版本1487种； 另收文献著录而未见传本的宝卷35种。用表格形式分别著“卷名”“卷数（册数）”“年代”“版本”“收藏者”“曾著录篇籍”“备考”诸项内容。卷名按《汉语拼音方案》音序制表排列，并统一编号。这部“综录”所做一项极有意义的研究是将“同卷异名”的宝卷做了归纳，在“卷名”栏宝卷正名之下，列出异名；异名亦按卷名字头音序编入表内相应部位，并注出其正名。但是，由于本书采用表格式，宝卷异名不能与相应之版本对应，因此版本栏中所载不同版本的宝卷使用的卷名不能辨明，这是使用此书时应注意的。
《宝卷综录》至今仍是海内外学者涉及宝卷研究必备的参考书。但是，由于它编成于五十年代后期，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没有收入海外收藏的宝卷；国内许多重要的公私收藏也未入编。同时，三十多年过去，原著录的宝卷收藏情况也有较多的变化。因此，笔者于八十年代开始进行宝卷研究时，便决定编一部中国宝卷总目。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部“总目”已编成，共入编海内外公私九十余家收藏宝卷1550余种，版本5000余种。大致说来，国内和日本、俄国公私收藏的宝卷均已入编，欧美各国零星的收藏或有遗漏。本书的编纂吸收了前人宝卷编目的经验，在以下方面做了进一步整理：
（一）对“同卷异名”的宝卷做了进一步整理。用一个比较通用的卷名作正名著录，同时在卷名下的“题解”中注出异名。全书共出宝卷异名1000余个，它们少数是不同版本所用的卷名，大量是从各种文献中钩稽出来的。通过本书附录的《宝卷异名索引》即可检索出以正名著录的宝卷。
（二）中国宝卷在民间流传，由于种种原因，同一宝卷的不同版本，内容、形式往往出现差异。如清及近代民间教团印刷和传抄的前代宗教宝卷，文字和内容常有改动，此类情况一般仍按一种宝卷著录。清及近现代民间传抄和印刷的文学故事宝卷，情节虽有差异，大多数仍作一种宝卷著录；可确认为不同的改编本则分别著录，并在题解中注明“参见”。
（三）同一宝卷的不同版本分条著录，用异名的版本，说明其所用卷名。收藏者附载于条末。
（四）著录的宝卷均系有传本为公私收藏的宝卷。明清以来文献中著录的宝卷（多为宗教宝卷），则择其所载宝卷卷名编为附录，以供研究者参考。它们记录的宝卷卷名驳杂，多为异名，难以一一甄别，故不再统一编目；其中有传本的宝卷，可以通过本书的各种索引查得。
为现存的中国宝卷编目，是宝卷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始，如何将这一大批民间文献整理出版，也是应当考虑的问题。
五十年代江苏某位古旧书店的从业人员曾托名“鹅湖散人”编过一部《古今宝卷汇编》，编入江浙宝卷48种，所选为清道光以下的民间手抄本（包括编者自抄一种），另加托裱，分装为72册。那时不可能正式出版。八十年代甘肃的研究者陆续整理出版了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宝卷选本五种：
（一）《酒泉宝卷》（上编），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酒泉市文化馆合编，郭仪等选编整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10。 收宝卷8种。
（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方步和编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10。收宝卷10种。
（三）《孟姜女哭长城——河西宝卷选（一）》，段平整理，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2。收宝卷8种。
（四）《河西宝卷选》，段平整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收宝卷11种。
（五）《河西宝卷选（续编）》，段平整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收宝卷22种。
选本（一）除《香山宝卷》（实为清道光间青莲教教主彭德源编《观音济度本愿真经》）用木刻本外，其他均据民间手抄本；选本（二）全据民间手抄本。两种选本的校点者均称力求保存民间抄本的原貌，所据底本及其来源做了说明，校点工作是严肃认真的。
（四）（五）两种选本所收宝卷包含（三）的全部，其底本来源多未说明，但可知其中《刘香宝卷》《灶君宝卷》《刺心宝卷》《秀女宝卷》《白蛇宝卷》底本系清末民初江浙地区的刊本和石印本，经过编者“整理”，已非其旧。《何仙姑宝卷》据民国七年兰州曹家厅新会馆刊《何仙宝传》“整理”，这本宝卷清末民初各地多有翻刊，是一教门（可能是先天道）宝卷，也非河西地区民间念卷的本子。上述宝卷均不可称作“河西宝卷”。入选其他宝卷如何“整理”，不详。
宝卷文献的整理、出版是一项严肃的科学性极强的工作。鉴于宝卷的文献特征及其研究价值，笔者认为应以精选善本、汇编影印为宜，因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的不同，也可分别汇编。
注：
〔1 〕本文关于宝卷的统计数字均据自编《中国宝卷总目》（将出版）。
〔2〕参见拙文《中国最早的宝卷》， 收入《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
〔3 〕参见《明清民间宗教的几种宝卷》四《观音济度本愿真经》。
〔4〕有些民间宗教宝卷是建庙塑神像时放在神像的体内， 这些宝卷均将头尾撕去，故今留存收藏的一些民间宗教宝卷缺首尾。
〔5〕参见拙文《海外收藏的中国宝卷》， 将刊于《中华文史论丛》。
〔6〕载《中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专号），商务印书馆， 1927。
〔7〕连载于《大晚报》“通俗文学”副刊，第9期（1946.10.29）、第10期（1946.11.5）、第12期（1946.11.19）、第13期（1946.11.26）及《中央日报》“俗文学”副刊第23期（1947.4.6）。
〔8〕载《大晚报》“通俗文学”副刊第54期（1947.11.17）。
〔9〕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1950，北京。
〔10〕分别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61。
〔11〕载《世界宗教研究》（北京），1990.3。
〔12〕载《中国文化》（北京），1990.12。
〔13〕载《文史资料》（南京），1992.2。
〔14〕载《文史资料》（南京），1992.3。
〔15〕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0，石家庄。
〔16〕载《增补宝卷研究》，日本国书刊行出版，1995，东京。
〔17〕载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神户外大论丛》第三卷四号， 1953。
〔18〕该所出版，1963。
〔19〕载日本《东洋学报》第64卷3—4号；中文译文载《世界宗教资料》（北京），1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