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的阶级理论及其价值——兼评改革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赖特论文,阶级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07)02-0017-08
一、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对社会结构的观察和分析主要有两种理论范式——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一般说来阶级分析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阶层分析属于非马克思主义范畴。由于两种分析方法的分析重心和侧重点不一样，因而会导致不同的理论后果和社会、政治后果。
阶级分析方法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基于所有权关系强调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利益冲突。阶级分析的核心是所有权关系。社会的人群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两者之间因在所有权关系上的不平等导致了在利益分配上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就是说在有产者的利益结构当中，有一部分利益是对无产者利益的一种剥夺。结果是：由于所有权关系上的不平等导致了阶级的不平等(而不是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第二，强调社会结构对政治结构的深刻影响。政治结构本身不是自满自足的、独立的结构体系，它最终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直接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上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利益集团会以不同的方式对政治结构施加影响。就是说，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不同利益集团的集团利益，总会寻求一定的政治表达方式。所以，阶级总有一定的政治诉求。
因此，阶级分析方法基于所有权关系强调阶级的利益冲突和对政治结构的深刻影响。它关怀的是阶级的命运。
阶层分析方法有这样几个假设：第一，强调“市场能力”对阶层划分的重要性。“市场能力”是一种个人在市场上的交易能力，它特别强调个人已获得的技术能力对“市场能力”的影响并直接决定了对“生活机会”的选择能力，这种能力主要通过个人受教育的水平、所从事的职业、所获得的收入、所享有的权力等表现出来。第二，由于“市场能力”被定义于交换领域，因而作为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决定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从而决定人们的分配份额并对人们的“市场能力”起巨大影响的所有权关系被忽视或被排除了。第三，阶级没有政治意义，理由是阶级很难采取一致的阶级行动。
因此，阶层分析的核心是个人的市场交易能力，它更强调所有权以外的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并力图消解阶级的政治意义。它关怀的是个人的命运。其要害之处是：其中的制度或结构性(所有权关系)不平等因素被忽视或被排除了。
我们看到，两种分析方法的对立根本上是所有权关系和市场能力的对立。阶级分析基于所有权关系强调阶级之间不平等的不合理性；阶层分析基于市场能力强调个人之间不平等的合理性。这样，阶层分析就放弃了“阶级的平等”要求，转而肯定了所有权关系不平等的历史合理性，从而肯定了阶级不平等的历史合理性。
在所有权关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只有到了社会的全部生产力归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导致的不平等分配才会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中的个人才会完全基于技术理性结合起来)，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基础是所有权关系，社会必定划分为阶级。所以，只要存在所有权关系，阶级分析就是社会结构分析的一个根本维度。
阶层分析从本质上看是在所有权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对社会生产过程基于协作要求而进行的技术合理性安排的逻辑表达。技术合理性安排是根据社会生产过程中技术上的分工协作关系，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职责，拥有不同的职权，享有不同的分配份额。如果人们承担的职责、履行的职权大致相同，贡献差不多，人们得到的分配份额也就大致相同；如果人们之间承担的职责不同、履行的职权不同、贡献不同，收入份额也就有差距了。这就是根据“市场能力”进行分层的依据。
这种根据“市场能力”进行的技术性分层导致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人们普遍认为是合理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和已有的技术能力、所从事的职业角色、所获得的收入，判断自己在社会当中的位置，是处于社会的上层、中层还是下层。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进行这种判断的时候，几乎都忘记了所有权关系对人群划分的根本作用，因而，由所有权关系导致的利益的制度性剥夺被遮蔽了。
人们之所以看不到所有权关系、阶级利益对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个人命运主要是由职业升迁而不是由阶级行动决定的，判断人们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根据职业行为而不是阶级，不会想到人们包括自己分属于不同的阶级。这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深刻的无意识悲剧。极而言之，当代人、特别是一般劳动者丧失了阶级意识是当代社会的最大悲剧，这种悲剧延缓了社会制度的正义性进程，因为制度正义就是在不同阶级的利益博弈当中不断完善的。理论研究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揭示、彰显历史无意识悲剧的根源。由此我们就理解了马克思为什么倾毕生精力研究所有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因此，所有权关系是现当代社会结构研究和正义社会制度设计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一般说来，在所有权关系仍然是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基础和重要机制的条件下，阶层是阶级的内部层次以及阶级之间的过渡层次，因而阶层分析从属于阶级分析。阶级分析固然不能取代阶层分析，而且应当以阶层分析为重要补充，但是阶层分析也不能代替阶级分析①。如果用阶层分析排斥并取代阶级分析，意味着要否弃所有权关系在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基础作用，这不仅不符合当代社会生产关系存在和运行的基本客观事实，而且将掩盖和回避诸多重大社会矛盾。
改革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保持了持久的研究热情，但采用的主要是阶层分析模式，与阶级分析方法保持了相当距离。意味深长的是，当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放弃阶级分析方法的时候，西方学术界出现了“重返阶级”的呼声，尤其是一些西方学者致力于将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结合起来的努力，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给我们以诸多启示。
二、赖特的阶级理论：将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是马克思把社会基本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抗看成是社会的动力机制，从而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与社会的基本阶级结构密切联系起来，因而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或阶级理论首先是一种社会历史哲学理论；二是马克思从社会分工——所有制关系和技术分工——职能关系的双重纬度来分析和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看成是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前提下资本增殖要求和技术合理性要求的一种双重安排(这实质上为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的结合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性)；第三，马克思认为阶级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两极分化的，尤其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结构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直接对立，各种各样的中间成分属于“过渡”阶级。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二战以后，伴随科技革命的发展，发达社会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资本家个人所有制转化为资本家个人所有、机构投资者所有(如各种投资基金)和劳动者个人持有企业少量股票等多元所有的复杂情况，财产所有权在建构社会关系方面的职能越来越“退隐”。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既不同于传统资产阶级、又不同于传统无产阶级的大量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群体向马克思的经典社会结构理论提出了挑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依据“市场能力”并结合职业、收入、专业技能和受教育水平等进行社会分层的理论模式，并为后继者发展为“上上层、上中层、上下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下上层、下中层、下下层”的一般分层模型。有的学者专注于新出现的社会群体的研究，提出了“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层”、“新小资产阶级”、“白领阶层”等种种理论。总体上看，社会分层理论是面对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放弃阶级分析的一种理论模式，是根据一些显性指标对社会群体进行统计分组的分析模型。它的优点是提供了社会结构的丰富的具体情景。但是它并没有也不打算研究社会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间以及各个阶层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并不包含一种社会哲学或社会历史理论的思考，它充其量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社会哲学)。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代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不满意于阶层分析模式，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核心理念，注重“阶级分析与历史变革”的分析维度，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合理理解当前资本主义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② 就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
赖特认为，作为解释性原理，阶级概念事实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所有重大理论问题。阶级是一个结构性的存在，一个社会关系概念，因此阶级总是在社会关系中、尤其是在同其他阶级的关系中被界定的，“各阶级只能根据它们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才能够定义”。[1] (p37)像“父母”和“孩子”的地位，只有在他们将其联系起来的那种社会关系中才有意义；而像“老人”和“年轻人”则不同，他们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年龄特征来确定。作为社会关系概念的阶级与作为等级概念的阶级也有根本的不同，在等级概念中，阶级可以根据某些属性(收入、地位、教育等)在量上的程度而区分开来，而不是根据他们在确定的关系中的地位来划分。“因此，等级方法中各阶级的名称具有严格的数量性质：上层阶级、中上层阶级、中层阶级、中下层阶级、下层阶级，如此等等。毫无疑问，利用关系定义的阶级也具有等级性——资本家是富人，工人是穷人——但是并非这些分配上的特征把他们界定为阶级。”[2] (p38)处于社会关系中的阶级，其结构地位和不平等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即剥削关系，“要把不平等描述为剥削，就是要表明在不同行动者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形式的因果关系。更具体地说，……如果能够确定富人的福利在因果关系上依赖于对穷人的剥夺，富人就被说成剥削了穷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穷人贫穷，他们是以其他人为代价才变得富裕的。”[3] (p68)因而它构成了社会变化的历史道路分界线(不同社会形态)的基础，从而成为历史理论的基础；相反，基于分配数量而建立的等级框架下的社会类型理论，如在某些社会中存在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在另外一些社会中社会结构像金字塔，还有的可能像一个沙漏等，这些不可能形成一种历史理论。
赖特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缺乏详细的实证分析；二是没有预见到“中间阶级”的出现和大规模发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实，试图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尤其是试图将“中间阶级”置于阶级关系之中以重建一种阶级理论模型，是赖特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赖特首先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把社会分为两个部分，然后根据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特性的两个从属关系即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的占有状况，把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划分为12种阶级地位：(图一)
赖特的阶级地位分类采取了三重维度：第一，生产资料所有权维度。根据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划分出两个主要的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统上两极分化的阶级。第二，组织资产维度。组织资产是对劳动力的有效协调和支配，根据对组织资产的协调和支配程度确定了三种基本地位：管理者——直接在工作岗位制定方针决策并对下属拥有有效的权威地位；监督人员——对下属拥有有效的权威，但不制定组织决策；非管理人员——在组织中没有任何组织资产地位。第三，技术/资格证书资产维度。赖特根据技术/资格证书资产的占有状况，把职业头衔、正式的资格证书和职业特征结合起来区分出三种类别：专家——包括所有的专业人员、具有高等学历的技术人员和经理；技术性雇员——学校教师和手艺人、很少具有高等学历的经理和技术人员、具有高等学历的售货员和办公室人员，他们的工作具有真正的自主权；非技术人员——不拥有技术性雇员所具有的资格证书或符合自主权标准的办公室人员和售货员、非手艺性的手工行业和服务行业人员。
赖特的阶级分类或阶级模型理论有两个突出特征：第一，重新彰显了所有权关系在社会阶级划分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重建了“中间阶级”的概念，他以“矛盾的阶级定位”取代了“中间阶级”的概念，把资产者中的“小雇主”和“小资产阶级”(通常说的“老式中产阶级”)放在资产者的矛盾定位上，根据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把专业人员等(通常说的“新式中产阶级”)放在非资产所有者的矛盾定位上。从赖特坚持把是否拥有生产资料划分为两大阶级、然后把中间阶级置于阶级序列的矛盾位置上的分析思路上看，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本理念；他提出的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作为阶级划分的两个从属纬度，给人以深刻启发，但他认为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同样也可以实现剥削的观点则有待深入研究。
那么，依据职业类型等进行的阶层划分和社会阶级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英国Kent大学教授理查德·斯凯思(Richard Scase)给出了更为明确的答案。
理查德·斯凯思在与赖特同名的简明著作《阶级》中，明确指出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表现为与所有权有关的职能和与劳动有关的职能的对立。在对所谓“中产阶级”的处理上，斯凯思似乎坚持了马克思的思路，而不同于赖特的“阶级的矛盾定位”的分析逻辑，他坚持用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划分阶级。凡是与所有权职能有关并实现所有权职能的职业类型都从事着剥削经济剩余的活动，凡是与劳动职能有关的职业类型都从事着生产经济剩余的生产活动，因此职业类型是“嵌于”社会阶级关系之中的，各种职业类型和从事各种职业活动的人必然地从属于一定的阶级类型，这与人们的主观态度和自我认同没有任何关系。斯凯思的社会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和职业类型理论见下表：(图二)
由于斯凯思和赖特一样扩充了马克思的剥削概念，由所有权关系扩展到了控制和协调关系，因而得出剥削是固有的和永恒的一个因素，这同样是有待商榷的。
从上面西方学者根据当代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试图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的努力来看，有些分析显然已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范围，但有两点是明确的：其一，他们重新强调了所有权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基础和核心作用；其二，“职业类型”是“嵌于”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之中的。因此，他们的“重建”工作，可以看作是将一般社会历史理论(社会哲学)和现代社会理论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同时，也说明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因而以所有权关系为核心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和分析现代社会结构的一种更为根本的分析方法。
三、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核心：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框架内再造了生产资料所有权
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中，阶级分析的主要依据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生产者个人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资本家个人私有制，正是由于社会分工同时导致了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社会结构才分裂为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利益对抗。尽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所有权权能的分离现象，但所有权权益在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方面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核心动力机制。只有到了社会的全部生产力归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导致的不平等分配才会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中的个人才会完全基于技术理性结合起来。
从赖特等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来看，他们充分注意了是否拥有“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在社会和组织分层中的重要作用，但仍然把所有权关系作为社会结构分析的首要变量。
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来看，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框架内再造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因此，以所有权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观察和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根本方法。
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来看，我国的所有制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调整，已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随着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和公司制改造，各种类型的企业已初步塑造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已由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计划职能逐步让位于市场，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因此，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职能和劳动职能在市场机制下被相对完整地构造起来，原来计划体制下人们在国有(集体)的生产资料面前平等的社会关系逐步让位于劳资关系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运作方式。
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的变革相伴随的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分化和重组。随着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原来国有(集体)企业的厂长成为公司制下国有(集体)资本的受托人，原来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成为公司制下的工人并出现大量下岗失业人员；随着外资在我国投资办厂和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外资、合资资本及其代理人、私营企业主和雇佣工人；随着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出现了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和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而且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化还将是长期过程。此外，随着鼓励科技人员创业政策的出台，出现了大量科技创业人员(包括回国创业人员)；随着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出现了大量的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拥有“文化资本”的“精英”群体开始形成，并有与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合盟”的趋势。
经验观察表明，各类资本(国有资本除外)及其代理人、私营企业主、高薪科技和管理人员、高收入的各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以及各类精英群体等，在当前社会结构中明显处于强势地位，而各类工人、“农民工”、农民等则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与改革前形成鲜明对照。由经济结构的变革引起的社会结构的这种深刻变化，与国家的政治结构之间已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张力。一方面，我国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保障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既是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的需要，也是国家制度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从完成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来看，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允许和鼓励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正是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意义上看，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合理的利益需求理应得到国家的保障。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市场经济，鼓励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根本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不是要改变工人阶级及其阶级联盟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对于各类新兴经济和社会文化力量对我国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诉求，应该清醒对待。从政治实践上看，如何正确处理和合理调节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张力，成为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问题。因此，如何从理论上科学地观察和分析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结构，就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内含着政治理论、政治理念和明确政治权力取向的重大政治问题。
但是，对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研究的主流是阶层研究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阶层分析方法是依据“市场能力”并结合职业、收入、专业技能和受教育水平等进行社会分层的理论模式。阶层研究的最大弊端是忽视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对社会行动主体的影响，看不到生产资料所有权对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机制，不能深入到社会的“基础”层面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的表层结构，因而不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的观察维度。而且，忽视了所有权权益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也就忽视了在社会平等观念中劳动者阶级的“阶级平等”要求。
与否弃阶级分析方法相一致，近年来，有些学者又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了“中间阶级”或“中产阶级”理论来观察和分析我国的社会结构。受贝克和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影响，认为我国目前进入了“风险时期”，其主要社会风险集中在“就业安全”、“贫富差距安全”和“社会保障安全”的“风险威胁”上，并把“社会风险”的深层原因归结为我国社会“缺少‘中产阶级’阶层”这个社会的“稳衡器”，因而将我国的社会稳定、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寄托于“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精英联盟”。
应当明确指出，单纯的阶层分析方法，掩盖和回避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关系已成为我国社会生产关系运行和再生产的基础机制这个客观事实，“中产阶级”理论则已远远离开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的客观实际。目前，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普通工人占职工总数的60％左右，农民工大约有2.1亿左右，两者合计3亿左右，工人阶级已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构成。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矛盾来看，目前农业产值已降至GDP的14％，但农业从业人员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0％，农业人口还占全部人口的63％。从发展的趋势看，农业人口要向非农业人口转移，乡村人口要向城市人口转移，也就是农民要向工人转化。据测算，1990-2000年，农业劳动者减少了6.12％，如果按每10年6.12％的速度减少，农业劳动者要减少到全部就业人员的20％，还需要70多年的时间；如果提高城市化的速度，按每年10的速率减少，至少还需要40多年的时间[4]。这说明在几乎整个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我国工人阶级大规模发展的时期。这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事实和基本趋势。这个社会结构的基本事实，是一切政治架构和政治制度安排的基础，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政策选择的基础。
这表明，对我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的分化进行阶层分析是必要的，但排斥阶级分析，意味着要否弃所有权关系在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基础作用，这不仅不符合改革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关系存在和运行的基本客观事实，而且将掩盖和回避诸多重大深层社会矛盾。不仅如此，否弃了阶级分析，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概念和话语系统丧失了合法性，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工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理论上都将成为严重问题。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强调阶级分析的重要性，是因为所有权关系仍然是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基础和重要机制，不是要回归“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和处理阶级关系的特殊方式。在当代社会，阶级关系总体上已由对抗走向缓和，处理阶级关系的基本方式是对话和协商。
注释：
①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李友梅、孙立平等作过如下分析：阶级表明的是一种以资源占有关系为基础的阶级位置，而分层模式依据的是结果而不是群体的结构性位置，同样的50元，是工人得到的工资还是资本家的经营利润，在分层模式那里是没有区别的，而在阶级模式那里，区别是根本的；阶级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即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各自的特征，而阶层则不是；阶级是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承载者，这种利益与上述结构性位置有直接的逻辑联系，而阶层则不然；阶级的内部是相对同质的，而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整合和自我认同，而阶层不必涉及整合和认同问题；阶级可以是行动的主体，而阶层基本不会成为行动的主体。参阅：李友梅、孙立平等主编《转型与发展》(第一辑)《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发刊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②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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