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承文化与民族迁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往今来，时序流转，人类各民族世世代代劳作生产、生殖繁衍，人们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便构成了他们各自民族的文明历史。
人类物种与其余生物物种不同，人类社会的历史对于后世来说，不会消失得无声无息。人类历史总会在天地间留下自己的足迹。各个民族历史上有形可见的文化遗产倒还在其次，最主要是，人类各民族的历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永远存留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同时也经由口语、文字或其他文化信息符号而长久保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历史的足迹就在人们心中，而人类各个民族世世代代创造着历史，也在历史上、在天地间留下了自身奋争历程无形的或有形的足迹。其中最具体的，莫过于各民族的人们在历史上的迁徙过程中所留下的足迹。这些足迹既是有形的，实实在在地印在大地上；又有无形的，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里。在无文字的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口承文化便起到了保存人们历史记忆的重要作用，其中就分明印着他们各自历史上的迁徙历程所留下的足迹。
一
中国社会传统上向来具有极其浓厚的血缘观念和乡土意识。“祖先”和“祖籍”的古老概念，不仅永远留存在中国民间的文化传统之中，而且也长久遗留在“官方”人事管理的相关文本之中。人所共知，各式各样的人事表册凭证里，很长时间内都有一个叫做“籍贯”的栏目需要填写，后来部分地改成了“出生地”。如果说，“出生地”同每一个人皆有着无法回避的联系，那么，“籍贯”这一久远的家族祖居地同后世若干代的子嗣又有什么关系？实在要追究一番，也只能表明，此人的祖上是从那个地方迁徙而来的。现代社会的人事档案去管人家祖上的迁徙干吗！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土地维系着人们的生计，人成了土地的附庸，人们世世代代定居于一方乡土，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于斯，也死于斯，“籍贯”的意识想来是自然天成的。诚然，话说回来，任何人的第一个祖先也不会天生就在某一处地方，硬要一代代地追溯“祖籍”，到头来，只能是追到人类起源的某一个真实的或想象的元点上去，譬如说佤族神话创世纪那个人类诞生的“司岗里”出人洞。
的确，任何一个民族群体都有自己的民族发源地，那就是他们各自古远的口承文化里世代传诵的“祖籍”。在各个民族的民间口承文化里，世间万事万物都免不了要追根寻源，人们自身的来路更是少不得有一番一是一、二是二的说道。然而，经过了人们世代口耳相传，有时，关于那“祖籍”的说法也不免让人生疑。在景颇民族的古史传说里，他们的“阿公阿祖”最早居住过的地方，即景颇支系语言称之为“木最省酿崩”的那一处所在，此语原意为“天然平坦的山”，因而有人称此处为“平顶山”。据说，此山在遥远的北方，那里天气非常寒冷，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地处西藏东部的高原地区。据景颇族过去的一个山官兼大巫师在1957年称，他们的始祖宁贯娃当初就曾住在此山上，“从洪水滔天至现在已有1997年了”。如此神话创世纪年当然不足为信，但整个景颇民族由此所谓“木最省酿崩”南迁而下，却一向是景颇民间的共识，景颇人早已认下了他们民族的这一处虚实难辨的“老家”。据信身为景颇民族第一任山官的宁贯娃是否就在那儿走马上任，这一点不得而知。久远的朦胧记忆中的祖居地神圣无比，同那自天鬼到宁贯娃血脉相承的灵界神系沾点儿边在所难免。依据景颇人口承文化中的古传谱系，到了宁贯娃的第六世孙勒望娃松康木干之际，亦即出现景颇民族的直系祖先“崩用景颇”时，才制出了可用的铁质刀矛和农具，不知道宁贯娃在那山上“开山改地”用的是什么工具。但是，景颇族由北边南迁而来，绝对不是神话古史中离奇的虚构臆造，高黎贡山一带古时遗留下来了某些景颇语地名，便可以证明景颇民族南迁的史实。
哈尼民族也曾经有南迁的历史事件，全民族一块儿离开了他们的祖居地。按照哈民族的《先祖的脚印》所言，哈尼民族的家乡，即哈尼人第一次建立寨子的地方，叫做惹罗普楚。只因为“害病的鬼”来到此地，瘟疫流行，人畜成批死去，人们无法继续在此生存，于是全民族一齐南下迁徙。然而，这惹罗普楚究竟在何方何处，却始终语焉未详。言及迁徙，哈尼族传统口承文化中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作品《哈尼阿培聪坡坡》，“阿培”系“祖先”之意，“聪坡坡”直译则是“从一处地方搬到另一处地方”，题意本身即为“哈尼祖先的迁徙”，其中便直言“六千哈尼告别了家乡”，“先祖走向南方的山梁”。在这一作品内，专门有一章《惹罗大寨》，就是唱叙哈尼人久远记忆中的祖居地的，言语之间表达了哈尼人心底深处对于祖居地的一种难以名状的依恋之情。
在拉祜族那里，他们民族的第一处祖居地据称也就是天神厄莎原来居住的地方，那是一片高耸而茂密的大森林。《最早的迁徙》这一拉祜族作品一本正经地说，拉祜族的祖先从葫芦里出来后，厄莎就把他们安排在这一带地方生活，拉祜语称之为“所达厄平此，麻达莎平此”，其意思便是“茂密的森林”。最早的人类为天神所创造，最早的人间祖居地为天神所分派，这倒也合乎古老创世纪之中的天地人伦特创论的一体化逻辑。或许，会令创造了整个天地生态的天神厄莎感到不无遗憾的是，那天赐的人间童年乐园竟然遭到了人力的破坏，连年的刀耕火种毁坏了山林，茂密的森林变成了无草无树的荒凉黄土地，拉祜语谓之曰“明尼多科”。童稚而好胜的人类先民一心只想要征服自然，到末了却得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于是乎，拉祜族的先民们只得落荒而逃，拔腿他去另寻生路。如此看来，现代气息十足的生态意识早已经在古老的传统口承文化里有所反映。
说来也还好，拉祜族的祖先离开“明尼多科”以后，居然又找到一块宝地，这地方据说非常美丽，拉祜人把它叫做“糯亥厄波”，即“蓝色的大湖”，这就是拉祜民族记忆中的第二个祖居地。拉祜先民们居住在湖畔，黎明时分看着太阳从湖的那边冉冉升起，傍晚时分看着太阳从湖的这边徐徐落下，晴朗的夜晚又见月亮和满天星星撒落在湖面上的斑斓闪光，久而久之，索性将此湖称做“太阳月亮洗澡池”。不过，正是在拉祜族言及此地的作品《太阳月亮洗澡池》里，明显透露出来，这个地方及拉祜先民定居于此，同样是出于天神厄莎的精心安排，因而有人干脆说，此湖便是厄莎的太阳月亮洗澡处。拉祜民族的天神当然要为他所创造出来的拉祜民族着想，或者说，拉祜民族创造的天神当然要给拉祜民族带来好处。耐人寻味之处还在于，直到今天，在拉祜民族的古稀老人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对那神奇的“太阳月亮洗澡池”仍然保持着难以磨灭的深刻记忆。这着实令人迷惑，拉祜族先人们的此一处祖居地，到底是臆想幻化的神话传说，还是曾经存在过的现实。
生活在滇西北的普米族是较晚进入云南的民族之一，普米族发源于青藏高原已是定论无疑，普米民间也持这样的看法。例如，他们的《“散羊毛疙瘩”的由来》即告诉人们：“传说，远古时候，普米族的老祖先居住在今天的青藏大草原上，过的是游牧生活。”另有几种民间传说故事讲来更加确定，一说普米族的祖先居住在康定，一说普米族的祖先原来居住在昆仑山脉白雪皑皑的崩崩木里瓦地区，细致的实证考察并不是此处的任务，大致方位想必是不会错的。普米族人认为自己民族先人们的祖居地是在青藏高原的崩崩木里瓦，这一点在他们传统丧葬的“给羊子”仪式里也有所体现。“给羊子”仪式意在为死者送魂，巫师所吟诵的《开路经》告知死者之魂：“快收拾行装吧，由这只白羊为你带路，回到我们祖先居住的地方。那里有厚厚的白雪，有祖先安息的崩崩木里瓦山。”
在云南的各民族中间，传统丧葬大都有“送魂”之举，均是为着在想象中沿着各自民族古昔的迁徙线路逆行而上，将死者的灵魂送回到自己民族最初发祥的祖居地去，据信他们列祖列宗的亡魂都在那“老家”等候着后代子孙们的到来。拉祜族的《送魂哀调》称祖先居住地为“西丹密”，那其实是“阴间”之意。哈尼族《送魂歌》把自己民族的祖居地称做“阿公阿祖的大寨”，想来就是那个“惹罗”大寨无疑了。景颇族的《丧葬歌》自然是把死者之魂送往名曰“木最省酿崩”的民族祖居地。其余如傈僳族、阿昌族、基诺族、怒族等等，其传统丧葬仪式也莫不这般行事。在中国民族的语言传统中，作为人们祖居地的“祖籍”俗称“老家”，而“老家”同时又是阴间的同义代名词，由此一来，久归阴间的祖灵必然是在如此“祖居地”迎候着后嗣们前来团聚。兼有祖籍和阴间二义的“老家”历来是中国各民族的人们死后“叶落归根”之处。
二
在云南，源于古氐羌族群的诸多民族，其最早的发祥地均在现聚居地区以北，而且几乎都是在青藏高原一带。在历史上，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祖先离开了自己的祖居地，举家举族向南迁徙，正是在此迁徙过程中，一个个原有的民族群体得以进一步定型。或者，古代迁徙而来的各个人群，定居云南后又不断分化与融合，产生出新的民族族体。到最后，由横断山脉和南向水系条条分割的云南地界，尤其是在地球经线上昆明以西的整个云南西部地区，最终聚集起了全中国最为壮观的诸民族族群，其间绝大部分民族为云南所独有，形成了“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一山一水一世界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景观。
许多民族的南下迁徙线路都在他们各自的口承文化里留下了较清晰的印迹。以上提到的传统丧葬“开路”、“指路”祭祀经文无疑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其他有涉于此的作品也不乏其数。尽管这当中肯定会有不少的讹传和误记成分，但作为一种民间久已流传的民族历史知识，口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迁徙历程已经足够用了。人们不必苛求民间，人类所能懂得的，永远只能是自己眼下所掌握的那么多。
《哈尼族祖先过江来》也是哈尼民族口承文化中专门言及民族迁徙的一件作品，描述了哈尼族的先人们从西北一路游牧迁徙南下的长期历史过程，透露出了若干不无意义的情况。据这一作品的叙述，哈尼先祖原先只会游牧、打猎。来到一个叫做农话农麻二美的地方，才开始学着种庄稼；后来因为在此地难以维持生计，经多次搬迁，到来谷哈的北边；再往后，先迁至谷哈地方，又由此谷哈分路南下，一路迁往红河两岸，另一路则迁往思茅、普洱一带地区。如此说法与现今哈尼族人的地域分布大体上相吻合，只是那些古老的地名让人犯难，无从查证。他们的《先祖的脚印》则没有涉及迁徙途中地名，只说哈尼先人离开祖居地惹罗普楚以后，“先祖们走过数不清的大山，涉过数不完的大河，走过的路比千年的老藤还弯，踢掉了脚上的十个指（趾）甲”，终于来到一个大坝子定居，后来此地被他们称为“诺马阿美”。对比之下，哈尼族那个“开天辟地”的创世史诗《奥色密色》便相形见拙，所提到的最早居住地不过是奴马阿美坝子，这显然是“诺马阿美”的异译，余下迁徙路途中的地名皆在云南今建水、金平、元阳、红河各县境内打转转。仅此一点也似乎足可以表明，《奥色密色》从开天辟地讲起看似古远，实则为晚近之作。一般情况也正是这样，民间口承文化里包罗万象的宏篇巨制只会是后人缀种种古言而大成，但却又处处暴露出其不得不顾及时下情景的点点痕迹。
在独龙族的历史传说中，族源传说与迁徙传说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之一讲到：他们很久以前的祖先是由“汉人地方”搬来的。这一说法在独龙族中虽然流传得很广，但说起来含糊，让人难以相信。他们另有一作品，其名直曰《迁徙》，讲来或许更为可信：很久以前，独龙族居住在独龙江上游的西藏察瓦洛一带。有一年，一群小伙子打猎，追赶一头马鹿来到独龙江地界，见这里的土地黑油油的，便每人背了一背土回去。据称，就是用那么一点儿土，种出的庄稼格外地好。于是乎，人们将那头马鹿视为神派来给他们引路的，纷纷迁往独龙江一带。当初谁背了哪片地皮的土，此时便定居在哪块土地上，由此有了独龙族人的各个自然村落。独龙族社会原有的各个自然村落同时也就是各个父系家族，分别由源于15个古老氏族的15个姓氏宗族分化而来。综合他们历史上各古老氏族各自的迁徙传说来看，独龙族人从怒江上游、今西藏东部迁徙而至，此种说法更为普遍。
在中国现今55个少数民族当中，基诺族是最后经族体确认的民族之一。根据基诺族口承文化里有关人类起源、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再结合基诺族传统丧葬仪式中“送魂”线路所涉及的地名来看，基诺族始终活动在现聚居地基诺山一带，而其迁徙也不过是在周围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移动而已。据此，是不是可以认为，基诺族与云南源属古氐羌族群的其他民族不同，和所谓远在北方的“老家”没有一点儿关系？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基诺族的祖先起源于古代西北的氐羌族群无疑，他们同样经历了由北方到云南的漫长迁徙过程，只是在古氐羌族群的先民们迁徙到云南以后，经逐步分化及融合，如今叫做基诺族的人群才得以最终形成，自然也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传统。然而，民族的最初起源和族体的最终形成并不是同一回事儿。在族源和文化（包括语言等等）方面，基诺族同古氐羌族群有着不容置疑的某种承继关系。否则，基诺族与云南源于古氐羌族群的诸民族、基诺族语言与云南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诸民族语言的同源关系便无从谈起。况且，基诺族民间口承文化同样也明明白白地提到，其先人们来自遥远的地方，诸如《团结年歌》便是这样。
实际说来，普米族的情况也大抵类似于此，族源起于西北而族体成于云南。普米族人一致而明确地认为，其祖先由青藏高原迁徙而来。他们的《“散羊毛疙瘩”的由来》讲述了自己民族的先人们迁来宁蒗永宁坝定居的始末。据说，开初的起因是祖居地的整个大草原遭受到火灾，放牧难以为继。一个大部落的酋长叫绒布车尔的，于是带领属下民众向南寻找新草场，终于在“南边天尽头处”找到了“绿绸样的草场”。从此定居永宁，世代繁衍形成了今日的普米民族。严格地讲起来，源出古氐羌族群的云南诸民族莫不如此，没有那一个民族是原锅原灶地自北方迁徙过来，而一向毫无族体变异，只是有的民族定型时保住了若干旧有的家私，而有的民族形成之际则近乎从头另起炉灶。
看来，族源起于古代百濮族群，语言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云南诸民族，才可算是道道地地源于斯也成于斯的云南土著民族。当然，他们也有着自己历史上的迁徙路途。譬如布朗族，有一部流传在双江的长篇韵文作品，便传唱着他们的祖先（自称“从孟茅弄来的人”）由孟茅迁往帮丙，再沿江东进，后遇澜沧江阻隔，至谦信一带定居的过程。再来看佤族，要问他们的祖居地何在，就是那个神秘的“司岗里”出人洞，一曰出人的葫芦。据他们民间的传说，佤族从司岗里出来后，在那个意即“人类分家”的“寡莫”，人们便开始取不同的方向行进，经不同的线路迁徙，到不同的地方定居。那一种佤语注音对译版本的《司岗里》可谓忠实于原意，其中便有庄重的记述，佤族历史上的迁徙线路自司岗洞口开始。佤族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离奇难解的，他们古远记忆中的祖先迁徙线路实在就是这样。例如，在西盟大马散寨，各姓氏祖先的迁徙线路均以“司岗”为起点，一路下来直到马散。各地的佤族人家也无一不与此相似，这便是他们民间口承文化里的民族迁徙历史的基本线索。由这些迁徙线路来看，一概无人远行他去。佤族为何祖祖辈辈不离开那神圣的司岗里？说起来他们不无得意之处。信守传统的佤族人以为，司岗里实则为整个人类的所出之处，而在各个民族中间，佤族是天生命定的老大，守着司岗地方不远去是他们不可推卸的天职。
在云南民族的历史上，像这样以天意来决定迁徙之路或定居之处者，还大有人在。拉祜族中的苦聪人欲迁徙，便以滚鸡蛋的巫术仪式来确定所去方向；傈僳族《木必的故事》专有《鸡叫定居》一篇，讲的是他们民族历史上大迁徙途中，以鸡叫之兆来确定定居地的所为，鸡叫时他们的祖先来到今碧江地界，于是乎这一支傈僳人便定居于此“宝地”。
无论各民族民间口承文化里有关古昔迁徙的久远记忆含有多少荒诞的说法，皆可起到一种不可替代的历史钩沉的作用，无疑能给今天的民族史的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三
在各个民族的迁徙历史上，还有一类情况以上尚未涉及，那就是在各民族人们之间，因争斗而造成的迁徙，以及由迁徙而导致的争斗。各民族的传统口承文化多有此类史实的直接或间接记述，这里也不应该回避。历史就是历史，不由人不高兴。再者说，民族间的交往势必免不了出现纠葛，但就人类的文化历史而言，其间所发生的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更具有永恒的实质性意义。
傈僳族有一部在各地民间广为流传的《古战歌》，傈僳语称“得图木瓜”，意思是“打仗开辟田土的调子”，记述了数百年前滇西北一带爆发民族战争及傈僳族被迫迁徙的史实。傈僳族自古以来勇敢善战，自诩为滇西北“（金沙、澜沧、怒）三江的主人”。据他们世代口传的老人之言，其远祖居住在澜沧江以东的金沙江两岸、今川滇交界地域。这一点有《蛮书》记载“栗栗两姓蛮”佐证。16世纪时，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与西藏领主为争夺滇西北领地而开战，历时80余年，受木氏土司统辖的傈僳族人卷入了这场战争，并被迫置身于战斗前列充当炮灰。因战事受挫，加之木氏土司不予支援，傈僳人队伍在首领木必带领下西渡澜沧江退却而去，以后再越过雪山迁入怒江地区。有关这一段往事，时隔不远，民间口碑有足够的历史迹象可查。这个木必看来是实有其人了，他也就是《古战歌》里的那个木必扒，或曰木必帕，“扒”或“帕”为傈僳族语中人称之阳性词尾。
正是在傈僳民族大举迁入怒江河谷地带后，又引发了新的民族争斗，具体地说即傈僳族成了怒族的统治者。怒族自称为怒江的土著居民。他们民间有一个传说，说是怒族人发现了独龙江一带的独龙族人，上去便要收降，独龙族人自然不愿意。怒族人于是回去搬兵前来开战，临战时用计虚张声势，独龙族人上了当，只好俯首归降，接受了怒族的统治。据说，在外国列强实力进入怒江地区之前，约半数的独龙族村落社会受着怒族的管辖历5代之久，每年必得向统治者纳贡。但是，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统治他民族经历的怒族，同时却又受着后来迁徙至此的傈僳族的统治。有趣的是，怒族民间相传，最初迁入怒江的傈僳族人是怒族自己请来的，请来帮助他们赶走当时同定居于此的那一部分傣族人。傈僳族原有的虎氏族、荞氏族的历史传说也都提到，自己的祖先迁至怒江河谷，曾经与傣族开战，以争夺土地。此处并非要考证历史，仅只讨论各民族民间自传自信的口承历史而已。民间的说法有史实可寻固然更好，即使民间姑妄说之，也不妨权且听之，因为那实在就是民间曾经确信不疑的口承“历史”。实际上，傈僳族大规模迁入怒江地区后，的确在经济上、文化上对怒族有很大影响。
类似这样的记述民族战争引起民族迁徙的口承作品还很多，西双版纳哈尼族有《在察腊丫口上》，讲的是他们原先在滇西某地的察腊丫口居住，因发生民族战争而被迫离开，长途迁徙到现在的居住地；德昂族有婚礼上吟唱的《历史调》，不怕在婚礼上煞风景，其间仍然要提及，在一场民族战争中，德昂族战败，“吃的穿的被抢走，房子全部烧光，我们含着伤心的眼泪，另找落脚的地方”；拉祜族有可译做“寻找肥沃的土地”的《勐属密属》，专门围绕着迁徙与定居、因战事又迁徙做文章，说是“跨过千条大河，翻过万重高山，找来又找去，找去又找来”，寻找到勐缅木缅好地方定居下来，一场民族战争爆发，人们慌忙逃出勐缅木缅，不得不迁往勐捻坝去。
直接涉及两个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的口承作品也有不少，上面提到过的佤族《司岗里》便以朴质而隐晦的叙述讲来：“拉祜族跟着佤族，从此拉祜族和佤族就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种地，地很好。佤族又种黄瓜，拉祜族将黄瓜完全吃掉。……他们因此吵了架。佤族砍断了拉祜背的水筒，打了拉祜，大家从此分开。佤族回去单独居住。”如此简单的历史叙述背后，还不知曾出现过怎样复杂而激烈的民族纠纷和争斗。佤族与傣族的关系更为有意思。依照马散寨佤族的民间历史传说记忆，马散木依库姓氏22代前的祖先名曰恨，其人的妻子即为一个傣族姑娘，恨的两个儿子南和勒系佤族铁匠的始祖，他们的打铁技艺得自傣族真传。另有佤族民间传闻称，原在勐角、勐董一带曾有佤族居住，后因与傣族发生纠纷，才向南迁至西盟定居；而西盟原也有傣族居住，后因遭佤族猎人头，便纷纷迁而逃走。佤族民间更有一说法声言，数百年前，孟连傣族人娶了马散阿芒姓氏祖先坎的妹妹连木，这就是今孟连县名的来历，“孟”即“勐”，傣语“地方”，“连”则系沿用人名。这一说确实与否尚有待于人们考证，不过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证实，云南各民族之间的血缘及文化的交融是由来已久的，并为各个民族民间所普遍承认。克木人属世居于西双版纳的土著，未有过远道迁徙的历史，然而，傣族迁徙而来之后，他们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沦为傣族土司的家奴。在克木人民间的历史传说里，傣族土司与克木人开战之初，是打不过克木人的，不得不将公主送与克木人首领为妻。后因傣族土司设下“鸿门宴”，缴了克木人的械，克木人不死即逃，只剩得一对夫妇被傣族兵勇捕获，其后代子孙便成为奴隶。在西双版纳，克木人的历史确实比傣族来得久远，这也可以从古老的巫术活动中看出。以往，当地的傣族土司举行勐神祭奠或求雨仪式，也非得克木人主祭不可，许是那土生土长的神灵本属土著的克木人所拥戴而起，别人祭来便恐怕不那么灵光。
在中国大地上极为著名的历史人物当中，神乎其神的诸葛亮在云南的大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虽说诸葛亮渡泸水征讨云南诸蛮不属迁徙之列，可同样为着脚下领地之争，且云南不少民族皆有关乎诸葛孔明的各种民间言说，在此一并看来也无不理由。
说起诸葛亮“南抚夷越，稳定南中”之举，不能不提到孟获。那么谁是孟获？可巧，偏偏有人出来应这死不服气的“南蛮王”。景颇族有民间传说宣称，那个有名的孟获即为他们民族中最早的浪速支系人。景颇族浪速支系语言仿佛存心要证明这一点似的，在那里，“孟获”的意思即是排行老大，孟获还有兄弟孟约、孟吉、孟岛等，也依次意为老二、老三、老四。说得更加头头是道的还要算《景颇梅何姓氏的来历》，说瑞丽梅何姓氏一支的祖上，实为诸葛孔明南征队伍里掉了队的两个兵卒之何姓一人，他和董姓同伴入赘景颇人家后，千年以降传下了这一支景颇梅何姓氏人家。更奇的还在于，至今，景颇梅何姓氏这一支的人们，依旧坚信实有这段历史，他们都说自己的阿公阿祖是汉人。景颇族另有传说认为，景颇人的“干栏”式家居建筑的式样本于诸葛亮的帽子。基诺族的《团结年歌》也做如是观，德昂族的《崩龙（德昂旧称）族的房子和诸葛亮的帽子》更不待言。真不知道，事必躬亲的诸葛亮在云南也是如此劳心费神。哈尼族爱尼支系的《普洱茶》的传说则要人们相信，当地的茶树是诸葛亮的木手杖变成的，诸葛亮特地将此宝贝送给了爱尼人。事实上，诸葛亮根本没有到过地处滇南的思茅、西双版纳一带，那些地方各民族的民间言传实属于附会之语。倒是景颇族自北迁来，三国时代正好居于同四川临界的滇西北，遭遇诸葛亮的概率要高一些，但自认孟获未见确证，颇有些语出玄乎。民间口承文化恰好是这样，怎样说便当就怎样说，记得什么就是什么，全然不顾真确与否。最为稀奇古怪的说法则见于佤族，他们有一个民间传说称，佤族猎人头供祭的古俗是汉人艾薅教给他们的，而这个汉人艾薅听说就是诸葛孔明。诸葛先生辞世久矣，显然无法出来证实，或是予以否认，好在佤族民间的惊世言词攀不上三国正史，甚至也算不得稗官野史。
当然，以上这些民间口承历史之虚实混杂的叙述，即便不全是无稽之谈，可也都是久已逝去的旧事。如今，那么多的民族和睦地生活在云南同一块土地上，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文化交融的一大成就。
人类物种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处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时间越是古远，人类改变环境的能力越是低下，人们便越是有必要被动地去适应环境，从而为着生存而迁徙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余的普通动物物种也莫不如此，相对而言，动物之“动”便在于迁徙。绝对地讲来，大概就只有动物园内动物不会迁徙，那是把它们关在那里的人不让它们迁徙，有吃有住的，何苦漫山遍野地去奔跑？不过，人类各民族祖先们的迁徙历程在大地上留下了足迹，同时也印进了人们的历史记忆里；普通动物们则只有足迹，而没有记忆。这便是人类与动物、文化与自然的分野。归结起来，人类唯一的优势之处是人类的历史与人类同在。
民间口承文化中的民族迁徙历史记忆正体现了人类的这一优势。不要说它这也有误，那也失真。各民族的先人们等不及确切的文字记载，等不及科学的考古发掘及其他精确的研究手段，他们便将自己的那一段段历史以口承文化的方式传了下来。口头语言传递信息中的道听途说和添油加醋是不可避免的，但正是口承历史占据了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历程。在此完全有根据说，若没有口承历史，人类的文化便无以传承，则不会有人类的历史。
民间口承历史还有一项功能是成文史所没有的，那就是，对于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中的近乎每一事物、每一现象的由来去处，都有一大套让身处其间的人们不可不信的说道。正像有关天地万物的民间知识是先民们认识对象世界的成果一样，有关民族历史的民间记忆则是先民们认识自身社群的成果。至于这一类古老的知识在今天的可信度如何，那是另一回事儿。文化传统是属于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属于过去的，一个民族无文字时期古老的口承历史文化知识当然只能属于这个民族的过去。人类的文化智慧正是从童蒙混沌里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