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学的一些思考——一个跨世纪的精神文明方面的宏伟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伟论文,精神文明论文,中国论文,跨世纪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学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前途，关系到我国体制改革的成败，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命运。
本文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系依靠两个大家都应赞同的原则而作出。原则之一：对我国最有利的发展途径便是中国经济学所应遵循的发展途径。原则之二：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判别什么是最有利于我国的发展途径；换言之，对我国是否有利取决实践而不是其他。
按照大家都应赞同的上述两个原则，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必须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特别是走在经济管理和操作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加以说明。
本文第一部分论述为什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道路。第二部分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要着重从经济管理和运行方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最后的第三部分，本文试图论证国家在促进上述发展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道路
不论就马克思主义，还是就西方经济学而言，研究经济学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就马克思主义而言，经济学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必须为其经济基础服务。以西方经济学而论，它的教科书开宗明义总是宣称：研究经济学是为了在稀缺资源限制的条件下来寻求最优的配置方法，以便解决社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例如，见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4版，麦格鲁希尔出版社，纽约，1992年，第19—21页）然而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学却未能很好完成它应有的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任务，有时经济理论还和社会经济实践相脱节，甚至相矛盾。既然上层建筑与其经济基础相脱节，那末，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决定之后，上层建筑必须改变自己以便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因此，必须对中国经济学加以发展，而发展中国经济学又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其原因在于下列两点：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我国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取得了辉煌
的成就。在这里，我们仅从经济上加以说明。
首先，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已经大为加强。以农业的实力而论，我国在1988年的粮食、棉花产量远居于世界第一位。在工业方面，同一年的数字表明：我国煤炭产量为世界之冠，粗钢和石油均占世界第四位。这些都是表示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数字。根据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能表示一国经济实力的综合产值数字，在1987年，我国的农业和纺织产品的产值品分别居于世界第七和第五位，而机电和化工产品的产值均为第七位。（这里的全部数字均取自：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世界重要统计资料》，郑契森商业出版社，伦敦，1990年）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建国以来，在数十年中，我国已从沦为半殖民地的在经济上几乎没有实力可言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的前列国家之一。这还仅是就80年代末期的情况而言，体改以后，由于我们在下面即将说明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整体国力的相对地位无疑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当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整体国力的强大尚不能完全表示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下面将继续说明，即使以人均数字而论，我国的经济成就也是可观的。
其次，人均国民总产值（GNP）的数字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迅速。人均GNP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表明经济发展速度的指标。为了判断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优劣，下面的第一表除了载有我国的人均GNP以外，还列入美国、韩国和印度的同一数字，以便与我国相比较。列入美国数字的原因是该国往往被某些人宣称为经济运行比较顺利的先进国家；韩国是被看作为经济发展迅速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印度在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方面与我国相似，同时，在我国建国之初，它的贫穷落后的情况又与我国大致相同，因此，它构成一个适合和我国相比照的对象。
第一表
四个国家的人均GNP增长速度
1980—1993期间1960—1981期间
年平均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
中国 8.2
5.0
印度 3.0
1.4
韩国 8.2
6.9
美国 1.7
2.3
注释：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发展报告》，1983年和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表中的数字告诉我们：大致在建国以后的整个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美国，约为印度的三倍并且和被称为“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相差不多。这种发展速度显然是值得称许的。
最后，我国人民福利的增长。除了整体实力和发展速度以外，人民福利增加也应该是判别经济成就的另一重要指标。由于福利的含义难以明确，又由于缺乏能在各国间相互比较的数据，我们只能在下面第二表中举出三项在国际上被认为能表示福利水平的统计材料来说明我国人民福利增长的概况。
第二表
三项代表福利水平的统计数字
每一千出生婴 平均寿命 人均每日摄入的热量
儿死亡数占营养所需量的百分比
（1993年）（1981年）（1980年）
中国3067107
印度8052 87
韩国1166128
美国9 75139
注释：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发展报告》，1983年和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从上表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我国的出生婴儿死亡率远低于印度，但却落后于韩国和美国，平均寿命大体与韩国相等，处于印度和美国之间，而人均每日摄入热量占所需量之比虽然高于印度，却低于韩国和美国。尽管如此，107%的数字表明：早在1980年，我国人民平均每日摄入的热量已经超过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水平。对占世界耕地面积不足10%而要养活多于世界人口20%的我国而言，这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成就。
总之，从整体实力、发展速度和人民福利来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这一辉煌成就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L我国的体改之所以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坚持了作为马克思主义重大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体改方向。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能觉察到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从而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还使用包括行政命令在内的宏观调控。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方面利用市场的信息灵通和反应迅速的优点，另一方面又实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指导方针。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拘泥于单纯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注意到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中的主人翁地位并且通过它的提高来增加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凡此种种都能进一步表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分不开的。二者的关系达到如此密切的程度，以致持相反意见的人，即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只会使我国体改失败的西方经济学者，如美国哈佛大学的魏茨曼教授，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说法，以便解释我国体改的巨大成就的现实。（魏茨曼与薛：《合作经济与合作文化：对经济转变国家中的一个难题的解释》，载于诺夫与沙切尔编：《市场与社会主义》，英国艾尔加出版社，1994年，第536—551页）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便会走上覆灭的道路。就
此而论，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巨变都能提供深刻的教训。这里以前苏联为例。
首先，前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恰恰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直到它的方向错误的体改以前，前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绩。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第三表把前苏联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加以对照。
第三表
前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1965—1980 1980—1988增长速度在世界各
GDP年增长率 GDP年增长率国中的排名先后
（%） （%）
前苏联 5.8 3.4
41
美国2.7 3.0
99
注释：资料来源：同前引《世界重要统计资料》，第42页。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以经济发展速度而论，前苏联超过美国。由于二战期间苏联的财富和科学技术所遭受的巨大破坏以及其他的原因，虽然，苏联的发展高于美国，但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987年仅接近于美国的40%。（《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发展报告》，1995年，同前引书，第221页）尽管如此，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却使它的人民的福利水平和美国的差距并不悬殊。例如，前者的平均寿命和人均每日摄入的热量占营养所需百分比顺次为72（1981年统计）和132（1980年统计），而后者的同一数字则为75和139。（《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发展报告》，1983年，第193，195页）
当然，前苏联也面临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如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优质消费品的短缺等。可是，这些问题仅仅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并不对原有的生活水平构成威协。以面临经济问题而论，这是一切国家在一切时期都存在的现象。例如，在长达十年以上的期间，滞张问题存在于美国，而西欧各国的失业率徘徊于10%左右。因此，把各种因素考虑在内，经济上的缺点并不能构成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从意识形态上看，导致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不仅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反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改革的对象。按照他们的体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被看成为是“精神垄断”，而“精神垄断”又妨碍人们对新思想的吸收。按照这种逻辑，为了吸收新思想，必须摒弃马克思主义。在错误的体改方针下，既然马克思主义已被抛弃，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立面的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体系自然便会取而代之，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学者，如萨克斯、阿斯隆德等又通过学术交流和个人接触来加速取而代之的过程。阿斯隆德写道：“自从我在1984年到1987年作为瑞典驻莫斯科的一位外交官以来，我结识了许多俄国的经济学者，知道他们的工作单位以及他们的长处和短处……总的说来，苏联原有的经济学是马列主义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学”。（阿斯隆德：《俄国如何变成市场经济》，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华盛顿，1995年第18页）“很不幸的，老一辈（指前苏联的老一辈——引者）的已经成名的学者的缺点是过分地看重他们的声誉和地位，使他们不能从现代经济学中寻找灵感”。（同上）有鉴于此，“在长时期中，我都在寻求年轻有为的俄国经济学者，因为，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四十岁以下的那一辈才具有足够的能力来摆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同上）接着，阿斯隆德报道了他成功地结识了年轻学者的经历。
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可能在1990年已经完成。在该年推出的著名的沙塔林500天过渡到市场的计划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点。该计划一方面只字不提“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高度赞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能够以最优的方式配置资源，从而使整个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作为对这一观点的反映，沙塔林计划写道：“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这里指资本主义——引者）更有效率的任何东西……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和自我调控可以导致出最大可能的经济活动的协调，对劳动、原料和资金资源的合理使用以及国民经济的平衡”。（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四版，麦格鲁—希尔公司，纽约，1992年，第383页）
一旦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如此优越的制度，那末，显然就有理由尽快地向这一制度转变。所谓“休克疗法”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即：“在政治上容易使一整套的激进的措施能够被接受，因为，当深刻的危机感存在时，各种利益集团还不能完全评估出它们从其中得到的和失掉的是什么”。（阿斯隆德：同前引书，第9页）换言之，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休克疗法”还能起到使人们糊里糊涂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作用。
根据阿斯隆德的报道：“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年份中，经济思想有了完全的转变；不仅指上层人士而言，人民群众也是如此”。（同上）“从1989年秋季到1990年，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方案，而一个又一个的意识形态的障碍均被除掉。马列主义不再被允许来抑制经济思想。到了1991年，表面上存在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构成值得关心的事情，虽然偏见还在徘徊着”。（同上，第36页）马克思主义既然处于这种消沉的状态之下，前苏联终于不免在1991年12月解体，而在解体时，阿斯隆德说：“除了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以外，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资产”。（同上，第41页）很显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落到个解体的悲惨下场。
综上所述，第一点表明：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我国，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第二点指出：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强国被解体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据实践而得到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想使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国经济学能为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它只能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其重大意义之一即在于此。
为什么着重从经济管理和操作的方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上面已经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从而价值规律应在其中发挥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作用。
然而，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是完善无缺的。它同时具有优点和缺点。例如，它固然可以使信息传递迅速，供求反应灵敏，但是，它也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因此，国家必须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加以适当的限制和管理，而要想实行适当的限制和管理又必须充分了解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时的具体操作情况。在这里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势必引进至少两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即：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加以管理的问题以及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时的具体操作问题。例如，要想执行有效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宏观管理，必须首先了解价值规律的作用如何使资金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流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在建设中国经济学时，必须着重从管理和操作方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从这两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将在以下四点中加以说明。
第一，虽然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寻求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但在进行研究时必然涉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操作方面的实践。关于这一方面，马克思有着丰富的论述。例如，股份制、交易所、虚拟资本、资本有机构成、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或委托代理关系）、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差别等等。
第二，这些为数众多的概念、论点和原理，其中有一些未受到应有的注意，另一些往往被人们从政治上加以解释，以致未能觉察到它们在经济方面的意义。而在事实上，由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这一点上具有共同之处，所以马克思的上述概念、论点和原理有助于理解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操作，从而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例如，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高、精、尖技术的使用，而高、精、尖技术的使用又会导致产品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以及新产品的出现。所有这一切不但代表我国体改所追求的部分目标，而且也是我国转变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按照日本进步学者伊藤诚的分析，前苏联的国民经济在70年代以后之所以增长迟缓，原因在于简单外延式的资本积累方式，即单纯地以原有的技术来扩大生产规模；这种方式大幅度地增加资源的使用量，甚至造成劳动力的不足，从而使经济增长受到资源的限制。（伊藤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圣马丁出版社，纽约，1995年，第167—169页）这一不良后果显然是由于忽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导致的。再以委托代理关系为例。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他指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有资本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8—499页）由此可见，妥善处理和严格界定所有者（企业产权所有者）和代理人（企业经理）之间的关系是提高企业效率的一个重要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委托代理关系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较高深的著作，见马洛内编：《经济学的新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纽约，1992年，第41—45页；入门的著作，见斯蒂格里兹：《经济学》，诺顿公司，纽约，1992年，第408—412页）。然而，同样存在这一问题的我国却由于忽视马克思的著作在经济管理和操作方面进行解释和研究，以致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注意。
第三，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以他的研究目的而论，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具有严密的体系，既符合逻辑，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顺序。然而，由于论述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操作并不是他研究的主题，所以他对这一方面的论述，如下面举出的概念、论点和原理，分散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有关部分。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这里所说的根本也包括对事物全面了解的意思。因此，要想使马克思关于管理和操作方面的论述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就有必要对这些论述加以规范化和系统化，使它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更有力的武器。（对马克思主义作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两种发展相互无关，而是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四，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由此可见，除了对马克思上述有关管理和操作方面的论述加以规范化和系统化以外，还必须对它们加以发展，以便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进行解释和加以解决。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发展包括对人类一切先进和有用的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利用。这里试举两件研究成果为例。
例子之一，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这一本世纪30年代后形成的方法主要使用数理统计来对经济事物进行测定和验证。在充分认识到它的局限性的前提下，它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管理和操作上的发展。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知道那些表格，内中表现价格、贴现等等在它们长年的运动中上下升降的曲线。我为着分析危机，已屡次企图把这些升降算作不规则的曲线，并且相信（我还相信，有充足的经过选择的材料，这是可能的）由此用算式确定危机的主要规律。如说过的，穆尔认为这件事暂时办不到，我已决定目前把它搁置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四卷，三联书店，1958年，第459页）很显然，如果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计量经济学已经出现，马克思肯定会加以使用。
例子之二，费尔德曼的增长模型。（琼斯：《经济增长理论引论》，麦格鲁希尔公司，纽约，1976年，第110—119页）前苏联经济学者费尔德曼于1927年发表的经济增长模型假设资金不足是限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而劳动力的供给量是无限的。这两条假设条件与我国目前的国情比较符合。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两大部类为基础，费尔德曼模型的结论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长时期中与第一部类的投资量的比重成正比，而与该部类的资本—产量之比成反比。换言之，对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投资比重越大，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而每生产一单位生产资料所消耗的资金量越大，增长速度越慢。由于该模型系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基础，而其假设条件又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所以该模型应该被引入于我国经济学之中，作为参考。
除了以上两个例子以外，其他如供求曲线、消费函数、生产函数等等，在经过应有的修改之后，也可以被纳入中国经济学的体系之内。
上述四点对在经济管理和操作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说明。笔者深信，这一发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看不见手原理”的直接论述不超过130个字，而根据这区区130个字，西方学者推演出了目前占西方经济学一半比重的微观经济学。既然西方学者能做到这一点，那末，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含有如此丰富的有关经济管理和操作的内容，没有理由认为，我国的经济工作者不能作出类似的成果，甚至作出在性质上更加宏伟的成果。由于其规模的宏伟，很可能需要跨世纪的时间才能完成。
国家的作用
对于这样一项跨世纪的宏伟任务，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个人的智力和财力都不可能满足完成该任务的要求。因此，国家有必要给予支援。
然而，国家在这项任务中的作用尚不限于此。经济理论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由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下列两个独特之处，国家的作用更为必要：
第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正确的理论被接受的难易程度。由于判别正确与错误的困难程度的差异，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被接受的困难远大于自然科学。例如，根据两种自然科学理论而制造出来的飞机，只要把两架飞机的功能加以比较便能立即判别理论的是非，从而正确的自然科学的理论便会因之而被接受。
然而，接受正确的社会科学的理论的困难却大于此。拿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为例。对中国革命来说，这一理论无疑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世界上被公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贡献。然而，该理论出现后在我国被接受的困难却是非常之大。只有当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之后，它才被完全接受下来。再以西方世界的事实为例。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是凯恩斯，而他把他自己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卡姗德拉公主（凯恩斯：《劝说集》，麦克米伦出版社，伦敦，1931年，第2页）；她能作出正确的预言却不能使别人相信她。促使人们接受凯恩斯理论的最重要的原因是1929年的大危机，而这次危机几乎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遭受灭顶之灾。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正确理论被接受的困难程度。
第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对研究对象的行为的影响。前者会影响研究对象的行为，而后者并不如此。例如，在自然科学中，不论人们用“地心说”还是用“日心说”去说明天体的运行，天体的运行不会因之而有所改变。然而，在社会科学中，由于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情况则不是这样，不同的理论会导致研究对象行为的改变。例如，表扬和奖励易于使对象前进，而谴责和惩罚则往往会造成对象采取自暴自弃的行为。通常所说的对干部和对孩子应以正面教育为主就是出于对行为改变的考虑。
既然社会科学的理论能改变人们的行为，那末，完成本文所建议的上述任务不但有助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操作，而且还能通过管理与操作的改善，提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信心的提高又会改变人们的行为，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顺利。
出于上面两点的考虑，对本文所建议的任务，国家除了提供必要的人力和财力以外，还应发挥其组织、督导、协调、宣扬和激励的作用，以便克服第一点所提到的困难和加速第二点所言及的发展。总之，要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推动我国经济学的建设，以便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由于前者的建设有助于后者的成功，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建设是一个在精神文明方面值得为之而奋斗的跨世纪的宏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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