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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E2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0)04-0104-10
一位署名袁晞的先生于199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真相》的文章（注：见《随笔》杂志1999年第6期。）。该文文字不长（共约3500字），但文中所提问题却比较重大，不容忽视。整个文章集中地讲了朝鲜战争的所谓“真相”，并向中国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的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挑战。文章刊出后，国内有的刊物已作了转载。
那么，《真相》一文所讲的是真相吗？《真相》的基本观点是什么？《真相》一文说明了什么？笔者就多年从事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所知，对上述问题谈点认识。
关于《真相》一文讲到的几个基本史实问题
《真相》一文在一开头就说：“朝鲜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世人才知道了战争的真相。”《真相》作者对迄今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史的著作中所记述的史实，持基本否定至少是基本怀疑的态度，他首先列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还列举了其他有关著作。告诉读者，他这篇文章讲的才是“真相”。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真相》一文中讲到的几个重要史实是否真相？
（一）关于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北进问题
《真相》告诉读者，“仁川登陆的成功和这之后朝鲜人民军的失败，使骄狂的麦克阿瑟指挥军队越过了三八线。”表面看来，《真相》在这里说得不错。麦克阿瑟是侵朝美军（“联合国军”）总司令，没有麦克阿瑟的命令，美军地面部队是不能越过三八线北进的。但这里的关键是谁对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北进作出的决定？是麦克阿瑟还是美国当局？《真相》一文却闭口不谈，给读者的印象，这个决定是由麦克阿瑟作出的。《真相》的作者在其文中也列举了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历史著作，相信《真相》的作者已读过这些著作。在美国这些著作中，无论带有官方性质的史书，或是当时美国高层决策人的回忆录，以及当时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的回忆录，都讲得非常清楚：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北进是由美国军政当局作出的决定，经总统杜鲁门批准后，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执行。《真相》作者在这里闭口不谈这一事实，目的是企图告诉读者，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北进，仅仅是麦克阿瑟的个人行为，与美国最高军政当局无关，从而为他的基本观点服务（本文将在后边讲到）。
（二）关于志愿军第180师遭受损失的责任问题
《真相》的作者认为，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从上到下总想跟当年打国民党一样一举歼灭美军一个甚至几个整师。”这是第180师遭受损失的根本原因。接着讲了第180师遭受损失的直接原因，并用指责的口吻和一种抱不平的态度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部分180师官兵突出包围，历尽艰辛，回到自己一方，却承担了‘打败仗’的责任，受到几十年不公正的对待。有的史书也闭口不谈上级的责任，只把这次失败归结为‘第180师主要指挥员犹豫动摇’。作为180师的直接上级，当时任60军军长的韦杰将军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约请军事科学和军事史研究者谈了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和对历史负责的见解。”《真相》的这些说法是不顾事实的。
首先，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从上到下总想跟当年打国民党一样一举歼灭美军一个甚至几个整师”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作战方针，这是我军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和一贯的作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是如此。早在东北边防军组成后进行作战准备时，第13兵团首长就指出，将来一旦出动作战，无论作战的主要对手，还是战场的地理环境，都与在国内作战时不同。因此，东北边防军针对美军装备和作战特点以及朝鲜地形情况进行了战术准备和其他作战准备。志愿军组成后，毛泽东和彭德怀根据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基本情况，为志愿军确定的第一期作战计划是，在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战，准备配合朝鲜人民军进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彭德怀在志愿军入朝前的1950年10月16日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又明确指出：“根据敌情和地形的条件，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不一定适合于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小，敌人暂时还占某些优势，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配合。敌人进攻，我们要把他顶住，不使他前进；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深入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守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重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要有机会，哪怕一个营、一个团也要坚决彻底予以歼灭。”
志愿军入朝后，由于战场情况的变化已不允许志愿军按原计划实行防御战了，并且出现了在运动中歼敌的有利战机，毛泽东和彭德怀遂审时度势，果断放弃了原定作战设想，改为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志愿军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的主力（5个军又1个师）在西线，在指导思想上，是以军或师为单位分头歼灭冒进之敌，求得整个战役数个战斗共歼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人进攻；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在东西两线共9个军，计划东西两线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摆在平壤、元山线的正面；第三、第四次战役更为谨慎。也就是说，前四次战役，在作战指导思想上，都不是《真相》作者所说的“从上到下总想跟当年打国民党一样一举歼灭美军一个甚至几个整师”，并且可以说，基本上都取得了预想的结果。只有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由于第3、第19兵团入朝，战场力量增强，在计划上预想以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3个军团，共歼敌5个师另2个旅，其中3个美军师，但战役的主要意图是打破美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夺回战场主动权。作战结果没有实现预想的歼敌目标，但将敌军主力牵制在正面，使其无力实施侧后登陆，整个战役的主动权掌握在志愿军和人民军手中。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计划以志愿军3个军在人民军2个军团配合下歼灭南朝鲜军2～3个师，基本实现了计划歼敌目标。可以说，正是采取这样的运动战的作战方式，志愿军才迅速打出了有利的战争形势，才打出了停战谈判。
如此，无论从理论上或战场的实际作战指导上看，《真相》作者所说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从上到下总想跟当年打国民党一样一举歼灭美军一个甚至几个整师”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有的具体战役战斗指导受到在国内同国民党军作战经验的某些影响，则是难以避免的。就是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计划歼灭美军几个师没有达到预想结果，对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部队转移时第180师遭受损失也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也没有间接的关系。
第二，《真相》作者说，“有的史书也闭口不谈上级的责任，只把这次失败归结为‘第180师主要指挥员犹豫动摇’”。这一说法是《真相》作者断章取义，不顾事实。
《真相》作者在这里引述的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上的话，在这里也是不点名地指的这本书。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在讲“第180师主要指挥员犹豫动摇”这句话时，是有严格限制的，是指第180师被围后，第60军两次组织接应未能成功，第180师作出分散突围的决定时。书中的原话是：“此时，第180师主要指挥员犹豫动摇，未能很好查明情况，集中全力从敌间隙中坚决突围，而采取了分散突围的办法，以致遭到严重损失。”[1]该书并没有“闭口不谈上级的责任”，在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这次战役我军向后转移时之所以一度陷于被动，主要是战役指导上的疏忽，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向我转入反攻和追击，特别是没有估计到敌人以其快速部队为先导进行反攻和追击，因而，对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周密……以致使敌‘特遣队’插入我防御纵深，造成了我军转移初期的被动局面，受到不应有的损失。”[1](P,113)况且这本书在出版之前是广泛征求了意见的，包括征求了志愿军第60军健在的在京师以上主要领导和第3兵团主要领导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是得到他们认可才落笔的，书中也讲到了后勤保障能力弱对部队作战行动的影响。
此外，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在编写《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若干问题研究》一书时，对第180师遭受损失的原因作了如下7条表述：
1.志愿军对美军作战特点的认识尚不充分，特别是在完成战役进攻，组织主力转移时，对美军以其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组成特遣队迅速跟踪穿插渗透的特点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致使整个部队转移部署不周密，在留下掩护的部队尚未完全展开就位时，主力即行后撤，造成战役空隙，使敌军有隙可乘。
2.友邻之间缺乏联络，5月23日，在第180师阻击地段的西侧，第63军已奉命北撤休整。而第3兵团和第180师均不知此情况，致使第180师孤军在北汉江以南背水担任阻击。
3.第180师指挥迟钝、呆板，在态势明显不利的情况下，仍机械地在北汉江南岸阻击，未能及时将主力撤至江北抢占有利阵地；在三面被围的不利态势下被迫撤至江北后，又未能抢占有利阵地，进行纵深配置，致使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直至被包围。
4.第180师被围后，突围和接应方向不一致，第180师是向其西北的鹰峰、史仓里方向突围，而军令第181师接应的方向滩甘里则是第180师的东北方向。
5.上下联络不畅通，上级不完全掌握部队情况，致使上级指示不能得以及时执行，甚至有的无力执行。
6.第180师连日作战，部队疲劳，并且断粮少弹，伤病员增多，战斗力极大削弱。
7.在最后时刻，第180师首长措置失当，下令分散突围，致使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由此看来，《真相》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说法是不顾事实的。
第三，韦杰将军在逝世前关于第180师遭受损失原因的谈话，帮不了《真相》作者的忙。
《真相》作者说：“作为180师的直接上级，当时任60军军长的韦杰将军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约请军事科学和军事史研究者谈了自己了解的真实情况和对历史负责的见解。”
笔者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只是听说过韦杰将军有个谈话，但未曾见过，撰写这篇文章时找到了韦杰将军的谈话，是韦杰将军1987年初逝世前所谈，由他人整理并经韦杰将军同意的一份谈话。韦杰将军对第180师遭受损失的原因也讲了7条：
1.在作战指导上有轻敌麻痹的缺点。首先，从全局上看，没有贯彻量力用兵的作战原则，确定战役目标和任务超越了志愿军的作战能力。……二是轻敌麻痹，没有做到知己知彼，对敌人企图判断有误。对我之各种困难顾及不够，没有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设想几种作战预案，多准备几手对付敌人的办法。具体反映在对战役初期敌之撤收缺乏准确分析，只看到敌人表面上的败退，未能识破敌人撤退中藏有避我锋芒、诱我前出、待机反扑的阴谋。因而各级干部在指挥上缺乏多手准备，对敌可能突然发动的大规模反扑，思想准备不足。……
2.兵力部署分散，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
3.未能选择良好的阻击阵地、实施重点防御。……
4.组织指挥不严密，与友邻协同失调。……
5.通信联络没有保障，指挥经常中断。……
6.后勤保障能力差，部队作战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7.180师领导干部遇险慌乱，指挥失当。该师被围以后，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许多部（分）队和个人表现了英勇顽强，坚决勇敢，艰苦奋战、不怕牺牲与敌人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但该师主要负责干部政治动摇，惊慌失措，右倾畏缩，贪生怕死、丢掉部队，单人逃跑，未能果敢沉着，细密组织，与部队同心同德，坚决突围或与敌人死拼到底，因而导致全师重大损失。……
韦杰将军所谈第180师遭受损失的7条原因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合，这7条原因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若干问题研究》中所讲的7条原因，几乎是不谋而合，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一书上所讲的与韦杰将军的说法也是吻合的。
第四，第180师部分官兵突出包围，回来后，确实有部分师、团干部（而不是部分官兵）受到处分，这是应该的，他们丢掉部队，分散突围，对部队的损失负有直接的重大的责任，对他们的处分不存在“不公正的对待”的问题。
（三）关于战争中各方的伤亡和损失问题
《真相》一文说：“各方作战人员比较可靠的伤亡数字是：美国14.2万、南朝鲜30万、北朝鲜约52万、中国90万。……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多达100亿美元。”《真相》作者在这里讲的这些数字，除美国的伤亡是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外，其他伤亡数字也是美国人写的书上的估计数字。那么，这些数字的可靠程度就是一个大大的“？”了。战后，朝中方面公布的歼敌总数为109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余人、南朝鲜军66万余人。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国损失总人数为14.2万余人，南朝鲜官方公布的损失总人数为98.84万余人（其中阵亡22.78万余人、战伤71.71万余人、失踪被俘约4.5万余人）[2]。美国和南朝鲜官方公布的各自减员总数（均不包括非作战减员），与朝中方面公布的歼敌数字均有巨大的差距，主要原因是美国在计算自己的损失时，只计算了美国人，而未计算编在美军中的南朝鲜人的损失。但美国和南朝鲜官方公布的各自减员数的总和为113万余人（不包括英、法等其他国家军队的损失），即超过了朝中方面公布的歼敌总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减员数为36.6万人，已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一书中公布[1](P,2)，此外还有约35万人的非作战减员，非作战减员包括掉队、逃亡、病亡、事故伤亡和1951年底至1952年初志愿军精简回国人员等，这次精简回国人员即达19万余人。姑且将作战减员和非作战减员数字加在一起，中国也仅仅减员70余万人，也不是《真相》一文所说的90万人。北朝鲜方面没有公布损失数字，笔者根据有关材料统计，朝鲜人民军在整个战争中的损失人数最多为30万人左右。
关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费消耗，已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一书中公布[1](P,2)，即62.5亿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1950年一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按人民币与美元为3:1的比值计算，加上《真相》一文中讲到的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还给苏联的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用苏联物资款13.4亿美元，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战费消耗合共也不足35亿美元，而不是《真相》作者说的100亿美元。
（四）美国是否认为朝鲜战争对美国来说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真相》一文说，“美国人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当时的美国人民和美国士兵确实讨厌这场战争，但通观美国带有官方性质的有关朝鲜战争著述和高层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没有一本书中持有《真相》一文中这样的说法，美国学者的个人著述绝大多数也没有持《真相》一文的这样说法。相反，这些书中却都认为美国进行这场战争是必要的，只是打了个平手，没有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关于美国官方对朝鲜战争的这种认识，用《真相》作者的话说，“不用太多的分析和判断”，就可在上述美国人的书中直接看到。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1951年5月在关于朝鲜战争政策问题的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确实说过类似《真相》一文所说的话。但布莱德雷的话的原意根本不是《真相》一文中所说的意思，而是反对麦克阿瑟主张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他说：赤色中国不是一个足以寻求世界霸权的强盛国家，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进攻共产党中国并不是一个能起决定作用的行动，不能保证朝鲜战争的结束，也不会使中国屈服。”这话的原意在美国当时整理出版的《麦帅证词》一书中，在中国新华社当时编发的《参考消息》中，都作了准确的引述。但布莱德雷讲的这个话，无论在美国或中国，无论当时或后来，都被误传成为《真相》一文中所说的意思。因此，布莱德雷在其回忆录《将军百战归》一书中特别作了声明。
（五）《真相》闭口不谈中国出兵参战的两个重要背景情况
1950年6月下旬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即派出海军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到了8月下旬，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又开始连续不断地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进行野蛮地轰炸扫射，杀伤中国边境的平民，破坏中国的财产。这是中共中央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两个重要的背景情况，然而《真相》却闭口不谈这两个真相。
《真相》一文讲的这些史实和闭口不谈重要的真相，都是为他的基本观点服务的，从笔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真相》一文所讲的几个重要史实却都不是真相。
《真相》一文的实质
《真相》一文的基本观点，“不用太多的分析和判断”“就已相当清晰”。它的基本观点是：
“联合国、美国和西方盟国并没有准备与中国作战，并且在努力防止这样的战争发生。战争对中国并不是迫在眉睫。”
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北进只是麦克阿瑟的行为，与美国当局无关（《真相》一文没有直说此话，但暗含此意）。
“中国人流了很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虽然通过战争巩固了新政权，但客观的外国史学家都认为战争的消极影响要多得多。”
“美国人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中国人都做对了吗？中国有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国人是不是应该对这场过去的战争有新的思考”。
“我崇敬那些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战死疆场的人们，我也为那些对战争真相并不清楚便死于战场的人们感到深深的悲哀。”（由前述观点，笔者理解《真相》作者这里是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牺牲的广大官兵不明真相，糊里糊涂死于战场，因此，他感到悲哀。）
《真相》还特别说明，进行这场战争是毛泽东的主张，是毛泽东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内“反对中国参战的意见”，否定了反对者陈述的各种理由。这也是“苏联领导人的一再鼓动和提供无偿援助的许诺”的产物。
《真相》作者在文中没有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作结论，但是，他的结论“不用太多的分析和判断”已相当清楚了，那就是：中国人民不该进行这场战争，中国人民进行这场战争是错误的，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损失大于所得，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从而对这场战争予以全盘否定。这就是《真相》一文的实质所在。
关于中国人民该不该进行这场战争，为什么进行这场战争，这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里，包括1981年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都有明确的说明，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彭德怀以及中共中央、国家和军队其他领导人的文稿中，也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国史学工作者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著述中也有明确的阐述。笔者曾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上发表一篇文章，也对此作了详细阐述（此外，还对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否苏联压力的产物作了阐述，此不赘述）。
新中国刚刚建立，各方面困难很多，中国人民并不想进行这场战争，而是美国当局将这场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美国长期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为敌，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的政策，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国从美洲远隔太平洋到亚洲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同时派海军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并将战火烧到中国的东北边境，中国能无动于衷吗？不但朝鲜人民需要支援，而且中国东北的边防安全需要保卫。就是美国不进攻中国，只是站在鸭绿江边跃跃欲试，中国东北地区也不会得安宁，并且当时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工业基地50%在东北地区。对于中国来说，打，必然会影响国内建设的恢复；而按兵不动，埋头恢复国内建设，总有一种不安全感，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侵略扩张政策，占领整个朝鲜后，随时都可能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因此，中国不可能安心搞建设。中美之间的一场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不论从国防安全和国家建设的前途考虑，还是从援助朝鲜考虑，以及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考虑，中国都应出兵援朝。所以中共中央的决策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共中央在讨论作出这一决策时，确有不同意见，但经过讨论达成了一致，并且党政军民、各行各业都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当时全国的中心任务，同仇敌忾，一致对敌。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在当时，中国人民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根本不存在不明战争真相问题。从当时到后来的历届中共中央、历届中国政府，对这一决策都是肯定的。中国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著述，无论是官方的或是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或是学者个人的著述，对这一决策也都是肯定的。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确实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所付出的代价同取得的胜利、同积极意义相比要小得多。这场战争无论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乃至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支援朝鲜人民抗击侵略，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于保证中国和平建设的环境，对于巩固中国的国防，对于加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对于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特别是消除“恐美症”，甚至对后来的中美建交，对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难道这些不是真相吗？（香港有的学者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国军队，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很了不起的，其历史功绩、历史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应该大书特书，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树碑立传）。
无论从当时看还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是正确的，都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的。这场战争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包括侨居国外的华人都感到十分自豪。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几十年来直至现在一直在鼓舞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是新中国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共中央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要性、正确性，抗美援朝战争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孰大孰小，也是“不用太多的分析和判断”就相当清楚的。这一点不光是当时的中国人，也不光是中国现在的绝大多数人如此认识，而且外国，包括西方国家以及美国官方和许多学者也是如此认识。美国人写的带有官方性质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争的前线》一书中说：“从中国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先生，在其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说：“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美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先生，1989年5月访问中国，同军事科学院的学者座谈时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
《真相》一文说明了什么
早在10年前，笔者就听到社会上有对抗美援朝战争持否定意见的议论。这种议论也仅仅是不需负任何责任的谈谈而已，并且进行这种议论的人，有相当多的并不了解这场战争的历史情况，当然也有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对中美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产生错误的认识，而对当时中国人民进行这场战争是否必要，是否正确产生怀疑，甚至对毛泽东个人产生某种偏见。但迄今为止，像《真相》作者这样，将这种否定的意见见诸文字，公开发表，还是罕见的。
研究历史应该欢迎提出各种不同认识，百家争鸣，这有助于全面、深入、客观地认识历史。但无论提出何种认识都必须实事求是地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为依据，都必须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全面的、客观的看待历史，而不能孤立地、片面地拿出几个历史事件就对历史作结论，更不能用不是事实的所谓历史“真相”对历史作结论。《真相》一文至少反映了其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是不严肃的，其在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上，是主观性、片面性、绝对化。
目前在社会上，对中共党史也有一种专看缺点毛病，专揭疮疤，专找黑暗面，甚至全盘否定的思潮。除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上的原因外，也不能完全排除政治立场上的原因。任何一个客观事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也是如此。其实，任何史学工作都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性，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他总要站在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民族，一定的政治集团或一定的政治阶层的立场上研究历史，作出结论。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应该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从事史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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