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美、德大众体育兴起的社会、经济背景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背景论文,社会论文,体育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发类号G80-05本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时间的不断缩短，劳动方式的改变，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世界各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了“余暇生活”和“健康”两大社会问题。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又有了享受和发展的需求。劳动时间的缩短，家务劳动社会化、电气化程度的提高，使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余暇时间。同时，饮食结构的改变，高脂肪、高热量食物摄入的增多，以及自动化程度高、体力消耗低的劳动生产方式，带来了现代文明病，危及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如何善度余暇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引起各发达国家政府不同程度的重视，大众体育应运而生。大众体育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一方面是社会发展、人民为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而产生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各国政府的体育政策、法规的干预。
由于国家体制的不同，国情各异，各国大众体育兴起的表现形式亦不一样。因此，很难用我国现行的“全民健身计划”为标准去类比他国相应的“计划”。而只能通过对大众体育发展特征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去寻找中外大众体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1 比较对象国的遴选与其大众体育兴起的时间界定
本文选择了日本、美国、德国(原联邦德国)为比较对象国，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的大众体育普遍开展较好。另一方面，它们各自代表了几个不同的洲，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以日、美、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国民的饮食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劳动时间不断缩短，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见表1)。物质财富的大幅度增加，使这些国家相继进入高额消费阶段，从而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就在这种繁荣的下面，也出现了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等社会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从60～70年代起，在制定各项社会经济科技政策时，就将生活质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1]。这些无疑都为大众体育的兴起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这段时间日、美、德三国的大众体育发展也异常迅速。日本政府于1961年颁布了《体育运动振兴法》，该法律不仅建构了日本体育运动发展的基本框架，而且确定了日本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长期计划和远景目标。此后，日本政府于1964年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年末，日本政府又发表了《关于增强国民体质健康的对策》[5]。日本社会体育学者森川贞夫认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日本大众体育兴起的标志。1964年以后，日本国民约有1/3的人每周工作5天，自1965年始，日本参与体育的人口由原来的45%上升到60%。有组织的体育人口达16%。美国政府于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对大众体育进行干预，当时鉴于美国青少年健康水平低于欧洲，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直接参与下，成立了“青少年健康总统委员会”。该组织于肯尼迪任职期间(1961～1963)改为“总统健康委员会”，明确其任务并致力于全民的健康工作[5]。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上先后出现过慢跑热、健身热、游泳热[5]。原联邦德国于50年代末制定了一个以增添运动场地为主要目标的“黄金计划”，该计划于1960年开始实施，耗资174亿马克。德联邦政府于1960年呼吁：为了孩子和全体市民在业余时间更好地修养而努力，为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作出贡献[5]。到1976年德国政府颁布了第二个“黄金计划”。
通过以上经济和体育发展的分析，本文认为以日、美、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众体育兴起于本世纪60年代，并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形成热潮。
2 中、日、美、德大众体育兴起的社会、经济背景比较
中国政府于1995年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并计划于2010年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6]《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和实施，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大众体育的重视。因此，全民健身计划是一项国家领导、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体育健身计划，是一项科学的系统工程。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在发展大众体育方面的决心和力度。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除了大力宣传、发挥各级政府的组织职能外，还应对我国现阶段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而结合国情，切实、有效地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因此，本文对中、日、美、德四国大众体育的社会经济背景作一比较分析。
2.1 中、日、美、德四国大众体育兴起的经济背景分析
如果将日、美、德大众体育兴起的时间界定为60年代，那么可以看出，除日本外，美、德两国35年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三国的人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也高于中国(见表2～6)[2,7～10]。
从表2～5所反映的情况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产业结构与日、美、德三国60年代时的水平尚存较大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也决定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必须结合国情，突出中国特色，走低消费、重实效而轻形式的道路。一段时间内，我国居民在体育消费上虽然不会有较大的投入，但并不会影响其健身意识和需求。最近全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健康是国人最关心的事情。而北京市的一项调查表明， 大多数人愿意参加不花钱或少花钱的体育健身活动[11]。因此，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多数居民的健身去处主要是社区空地以及收费低廉的健身场所。国外俱乐部形式的健身组织及休闲娱乐场所在我国暂时还难以大面积实施并拥有众多参与者。
2.2 中、日、美、德四国大众体育兴起的社会发展背景比较
单纯的经济指标比较虽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我国与其他三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由于国家的体制不同，综合国力的比较还应参照其他社会指标。中、日、美、德四国大众体育兴起的有关社会指标比较见表6～9[4,10]。
尽管有些统计数字由于统计的计量单位不同而无法直接比较，但通过折合、换算，可以看出，我国的一些社会发展指标与日、美、德1970年时的水平较接近，个别指标甚至有所超过。另据1991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援华“大学人口学研究与培训”课题的研究成果(该课题选取了教育、健康、营养、平等、环境5个指标对各国生活质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生活质量在所列的9个国家中居第5位，超过了低收入的印度和肯尼亚以及中等收入的巴西和菲律宾，但低于美、日、英等发达国家[1]。从1994年我国居民前10位疾病死亡原因统计看，前5位是脑血管、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和损伤与中毒[10]。与发达国家疾病死亡的前几位排序类同。这些均说明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比经济统计指标所显示的要高一些。这一现状反映在体育健身方面表现为，一方面国民对健康愈加关注，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体育需求；另一方面在体育消费方面呈现出低支出的状况。因此，需要我们客观地认识这一现实，并对居民建立正确的健康意识、合理的饮食结构和消费结构及时加以引导，以避免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3 中外大众体育发展的文化背景比较
这是个较大的课题，本文仅从文化传统、道德、伦理观念角度进行比较分析。
严格地讲，现代体育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在近代以前与体育相类似的是“养生”。从字面的意义上理解养生是关于生命的保养、延年益寿方面的事情。但中国的“养生”却绝非这样浅显。中国的“养生”思想是关于生命、宇宙的认识，因此上升到了哲学的层次。“天人合一”已不仅是养生思想，更是一种哲学境界。进而有关养生的知识和学问就不仅限于生理、医学、技艺操练方面，更关乎道德和人生境界的修炼。正因为此，中国的“养生”讲求动、静结合，性命双修。“养生”不仅为了延年益寿，更为了自身的完善和修养。而“忠、孝、仁、义”等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标准又制约了“养生”的内涵，使之带有一定的泛道德倾向。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传播，体育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体育运动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情。如果说，我国传统的“养生”思想更多地是一种对生命的修炼，而国人对西方体育的认识则多限于“健身”层面[12]。因而，我国居民参与体育健身的状况表现为“两头热、中间冷”，即老年人和青少年进行体育健身的人数多于中年人群。我国大众体育健身的方法也以徒手或持小型器械为主，目的是健身、医疗和康复[12]。体育作为休闲、娱乐、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手段的价值尚未引起大多数人的重视。
在西方，体育首先是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现代奥林匹克的宗旨中即可见一斑。《奥林匹克宪章》中明确指出，其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友谊、团结、公平精神互相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奥林匹克的目的在于通过参加者个人的发展和完善促进世界和平。可见，其首要意义在于教育，通过教育，加强理解，促进和平[13]。从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中亦可表现出来。以现代体育的发源地英国为例，在英国，上层社会自十八、十九世纪就将体育活动作为娱乐、社交、提高自身素养、显示绅士风度的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体育项目被作为赌博的内容发展起来，下层百姓参与体育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贵族风范，另一方面是从参与赌博开始的[14]。因此，西方体育的发展是和教育、商业密不可分的。
另外，自本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国家盛行的“分期付款购物”方式“彻底地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负债的传统顾虑”[15]，变“先劳后享”的道德观念为“先享后劳”。“而彻底改变西方社会习惯的主要方式当然是汽车”[15]。“十五世纪末叶，成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升迁。现在不复如此，它意味着采取特殊的生活方式——参加乡村俱乐部，摆摆艺术派头，养成旅游习惯，或沉迷于自己的爱好等等……”[15]而这种道德观念和消费方式、消费内容的改变无不与分期付款和汽车的出现有关。如果说，“分期付款”购物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甚至道德观念，从而带来私人汽车、旅游等社会消费热潮，那么，汽车的出现，则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延伸、扩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体育活动空间便从居住区域延伸至市郊甚至国外。
在我国，虽然银行目前已开展贷款业务，但由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社会福利体系尚待完善，贷款业务项目较单一，人们也还不习惯贷款购物，因而分期付款的购物方式一时还难以开展。在人们的消费中，汽车和住房必然是先体育而行的。据专家预测，我国的第二次消费浪潮即将到来，其主要内容便包括私人汽车、商品住房、个人电脑等[16]。而根据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要使私人汽车和商品住房成为社会消费热点，就必须改变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及有关金融政策，推行分期付款的购物方式。有了私人轿车和宽敞的住房后，体育消费热潮才会如期到来。因为汽车将带动旅游，引导人民到体育场所消费的意识，而住房的宽敞才能使体育器械走进中国人的家庭。
3 结论与思考
1) 日、美、德三国的大众体育兴起于本世纪60年代，其特征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入我们所称之的小康、富裕阶段；消费、饮食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居民健康问题受到国家的重视，政府通过政策、法令对体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干预。
2) 中国1995年前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日、美、德三国相比有较大差距，中国居民的经济生活指标处于温饱——小康阶段。要全面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并使之成为社会热潮尚待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 中国居民的一些社会生活指标与日、美、德三国70年代水平相比较接近，个别指标有所超过。表明中国的实际综合国力比经济统计指标所显示的水平要高，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社会条件。但在饮食结构及消费结构方面应给予科学的引导。
4) 与日、美、德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国际环境较好。目前世界各国大都已开展大众体育运动，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制定了发展大众体育、增进国民健康的计划，开展了不同内容的大众体育活动[17]。
5) 中国传统的养生思想虽然与现代体育思想相异，但其中“重生”的思想和意识影响了中国人的体育观念。因此，在接受现代体育时，国人的价值观念多在“健身”维度上。这种价值观念与全民健身活动在文化观念层次上相契合。
6) 西方国家的体育传统与我国大相径庭，因此在研究国外大众体育时，必须注意解读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体育意识、观念和发展历史，不可用我们的观念去作盲目的臆断。
7) 西方当代消费观念的形成直接受“分期付款”购物思想和私人汽车大量出现的影响。形成了“先享后劳”的道德观念，促进了人民享受和发展层次的消费。我国居民要在短期内实现商品住房和私人汽车的消费热点，也需国家金融政策及商业经营方式作较大改革，需要我国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而只有在人们满足了汽车、住房的消费需求之后，体育消费才会大量出现，成为社会的消费热点。全民健身运动也才能向更深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