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到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中国外交对国际社会认识与反应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求同存异论文,和平共处论文,多样性论文,国际社会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952（2007）02-0098-06
国际社会是由众多的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为了各种共同的利益相互发生各种交往时组成的社会，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竞争共存是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最基本的行为体，对国际社会的认识与反应，不仅是一个国家对外决策的重要前提，而且是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倡导在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处理国家间关系，到第二代领导集体灵活运用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来解决内政问题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再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尊重并维护世界多样性、人类社会和谐相处、共同繁荣，展示的是50多年以来中国外交对国际社会认识与反应不断创新的历史进程。通过对这一进程的回顾与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外交对国际社会的认识与反应不仅具有历史的承继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政治主张，不仅是中国推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是中国外交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贡献。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1] 新中国成立前后，考虑到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外交战略上选择了“一边倒”，但在表述新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时，则阐释了有关和平共处的内涵。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 毛泽东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表述，表达了平等、互利、尊重领土主权等和平共处的具体含义，反映了新中国希望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平等相处的诚意。
然而，在当时冷战的情况下，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选择引起了一些周边国家的担心和疑虑，如何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与分歧，保障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课题。把和平共处的思想具体化为五项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提出来的。1953年12月底，中印两国就双方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谈判。周恩来在与印度代表团的会谈中，首次提出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3] 1954年6月下旬，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的间隙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共同确认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使之推广到所有的国家当中去。①
多样性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早在1954年10月，毛泽东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指出：“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2]（p.167）周恩来在谈到新中国外交时也指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3]（p.6）“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3]（p.159）这就是新中国外交对当时国际社会的基本认识。不同的国家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和平共处，把五项原则推广到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就是新中国外交做出的基本反应。1954年8月，为了接待来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周恩来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是求异。当然，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凡是属于立场、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问题，不必争论，要互相尊重。”[3]（pp.81、82）1955年4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由于亚非国家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加上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会议的阻挠和破坏，当中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相互合作的基础时，立即遭到了一些国家的反对。为了不使会议陷于分裂，周恩来在会议的补充发言中指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将“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3]（pp.122、121）周恩来关于“求同存异”的政治主张不仅使亚非会议避免了可能的分裂，而且使会议肯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扩大亚非国家合作的真正基础。1956年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访华时对周恩来称赞道：“你出席万隆会议，毫无疑义对会议的成就作出了巨大贡献”，“你使我们感觉到，中国真诚地和迫切地要同别的国家友好相处，并且共同求得发展。”[3]（pp.175、176）
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的关系是统一的、辩证的。要和平共处，就必须求同存异；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和平共处。它不要求任何国家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价值观念、价值信仰，相反它承认并尊重现存的各种差异和分歧，承认各国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主张共存共处，共同繁荣，反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在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求同存异的政治主张，不仅建立和改善了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而且成功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形象，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尊重和信任。“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再加上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中国外交曾经走了一段弯路，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席卷全球的改革和发展大潮，邓小平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战略判断。为了不再错过宝贵的发展机会，迎头赶上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邓小平多次强调：“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4] 因此，“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4]（p.330）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p.96）新时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推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全面参与国际事务，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外交战线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使外国朋友也认为，开放后的中国“不再拒绝同外国交往，不再挑剔外国时常发生变化和不完善的东西”[5]。
把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用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是邓小平的一个大胆设想。20世纪80年代初，当中国的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后，他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4]（pp.97、96～97）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港、澳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里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一个国家，一个中国，这是求同的基础；尊重台、港、澳地区的客观处境，允许一小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这便是存异。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以及回归后的稳定与繁荣充分表明，“一国两制”确实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针对许多国家之间存在的领土争端，邓小平指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4]（p.49）这条新路子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涉及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邓小平认为，钓鱼岛问题“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解决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的其中一个办法是可以暂时“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4]（p.87）至于中印边界争端“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4]（pp.19～20）搁置争议有利于共同开发，共同开发反过来将有助于争议的合理解决，更有利于争端双方的和平与稳定。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这一主张，不仅有利于冲突各方增加共识、促成共建，而且有利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不失为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新思路。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是邓小平对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重要发展。1988年12月，他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应当“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4]（pp.282、283）冷战格局解体以后，国际社会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竞争共处的形态并没有改变，并将在很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所有真心热爱和平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要求。由于当代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4]（p.282）在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基础上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个别超级大国试图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价值观念和自由市场经济统一世界的政治图谋，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坚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政治主张。1992年4月，江泽民在访日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多样性的观点。他说：“世界是多样性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由上千个民族所组成的近200个国家，不仅存在着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基于这一现实，只有各国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和平共处，才有可能维持持久的和平，为各国的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6] 这一着眼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的论述，在日本朝野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同年9月，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世界是多样性的，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各国人民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与国之间理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7] 1995年10月，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利用联合国这个多边国际舞台，向全世界阐释了中国外交关于世界多样性的思想。他指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只有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互相促进，才能创造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世界。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世界；没有多样化，也不成其为联合国。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8] 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9] 2000年9月，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再次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10] 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全面概括了世界多样性的思想，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11] 2003年5月，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学院发表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需要交流，交流促进发展。各种文明在交流中相互学习和借鉴，不断丰富和发展，将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绚丽多彩，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12] 从对世界多样性的客观认识，到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再到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是中国外交对国际社会客观现实认识与反应不断升华的体现，也是中国外交不断趋于理性和成熟的集中反映。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高度，从国际社会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的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思想，为中国外交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中国发展同一切国家和国际行为体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障，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又一次丰富和发展。如果说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主要是适用于美苏冷战和第三世界兴起背景下的国家间关系的话，那么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则在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赋予了它解决内政问题、领土争端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时代内涵，而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世界多样性的思想，则把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联系在一起，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渴望与世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共同繁荣的诚意，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人类社会发展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表示，江泽民“关于世界多样性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13]
十几年来，在继续坚持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在维护世界多样性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通过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努力，打破了90年代初期少数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孤立和制裁，促成了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欧建设性伙伴关系、中日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巩固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关系，尤其是本着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这个国际共识培育起来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和“上海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地区性大国在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方面的突出作用。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的实践表明，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是世界各国建立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基本前提。“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14] 只有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文化的合理存在，才能保证各国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不是一句空话。
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还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重要保障。冷战结束以来，因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试图用所谓“西方文明”一统天下的举动而导致的一些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和地区形势的动荡证明，单一化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才是走向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更是确保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础。多极化和全球化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显著特点，只有尊重和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未来的世界格局才不会重演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瓜分世界的历史，广大中小国家和人民的意愿才能得以体现，各国的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才能够实现。忽视甚至排斥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十分危险的，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到维护世界多样性外交思想的提出和完善，乃至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充分展示了当代中国外交对国际社会认识与反应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由于它超越了不同国家在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反映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渴望在尊重主权与独立的基础上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它不仅是中国推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外交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贡献。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上述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不仅一定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且一定会为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在中印和中缅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被修改为“平等互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