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华夏、汉人在东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夏论文,汉人论文,华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方民族史不该把汉人及其先世排除在外
前一段时间，史学界撰述民族史时，往往把华夷、华夏、汉人排除在外，忽视了汉人及其 先世在古代东方的地位。有些民族史专著，虽然写入了汉人的活动，但也是将其置于附属地 位。
古代东方确实有大批汉人及其先世生活在这里。不管是否主张确立族系，我们都不应当忽 视这个事实，并且要给予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
金毓黻先辈在40年代将其确定为汉人系，内涵所指是燕秦汉时迁徙过来的华夏、汉人。这 个族系内涵没有包括华夏、汉人先世，显然不够全面。
实际在先秦之前的远古时代，这里就居住着大批汉人先世部落集团。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 、辽沈地区的新乐文化、辽东半岛的小朱山文化与吉长地区的左家山文化，就是这些部落集 团缔造的。
汉族是多元民族构成，汉族形成前经历了华夏族集团的阶段，从虞舜到西周，完成雏形阶 段，至战国末始最后形成。他们在形成过程中，以炎黄部落为核心融合了东夷等“四方之民 ”。东夷，是春秋时“五方之民”的大一统观念形成后，中原古典作家追述古史，以黄河为 中心，对“东方之民”的泛称。他们的分布范围，南迄淮河，北至山东半岛；后向北扩展， 到 达辽东半岛、辽沈、辽西、吉长地区。因此我们在研究汉人先世历史时，不能不考虑东夷人 这个因素。这里说的东夷人，不是汉魏晋古籍里的东夷，那里沿用“东方曰夷”之称，将东 方所有民族(包括挹娄、高句丽、秽人、三韩、沃沮、新罗、百济、倭人等)都列入其中了。
汉人先世在古代的称谓，余称之为华夷、华夏、汉人。华，即是华夏族；夷，即是东夷； 汉，即是汉人。东夷人后来大都跻身到华夏族里，成为汉人先世的一支。到了燕秦汉开拓东 方时，又有大批华夏、汉人迁入，这时确切说，应是名副其实的汉人了。
二、原始时代东方华夷东夷人
古代东方，在原始时代就存在属于华夷东夷人的居民群体。他们是汉人先世华夏族的组成 部分。
(一)燕辽吉地区东夷人新石器文化
东方华夷东夷人新石器文化约在BC6000年后叶首先在燕辽地区出现。它的起迄年代，大体 与中原裴李岗文化的时间相当。
华夷东夷人氏族及部落，这时逐渐形成。分布范围大致西迄辽西，东抵辽沈、鸭绿江，南 抵辽东半岛，北达吉长等地区。代表性文化遗址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新乐文化、后洼 文化、小朱山文化、左家山文化等。
辽西敖汉旗兴隆洼文化是目前发现的古代东方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年代大致为BC600 0年后叶。它的压印“之”字纹、细石器享誉燕辽，它的玉玦被视为东亚第一玦。
兴隆洼文化的后续是红山文化。它的彩陶、“之”字纹饰、鞋底形大石耜，特别是坛庙冢 与玉器群，更具有典型特徵。
辽东半岛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为小朱山文化、后洼文化、北沟文化等。小朱山文化分三期， 以压印竖“之”字纹、胎土掺滑石粉彩陶、实足鬶、盉、盆形鼎、三足觚形器、蛋壳高足 杯、三环足器为特徵。
吉长地区农安左家山文化分三期，以筒形罐、斜口罐、刻压“之”字纹、篦点“之”字纹 为特徵。中层出土一件石龙，上层出土一件陶龙。
(二)遗忘了的东夷人文化
东夷人缔造的新石器文化，在东方居于什么地位，与中原文化是什么关系，向不为人知， 多年来的考古发掘逐渐揭示了这一秘密。
考古学家发现，燕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以本地区固有的原始文化为基础，接受来自前仰 韶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辐射，使自身文化发展获得一个新的飞跃。
1.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再创造
辽西地区文化受中原文化濡染很深，是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在地方上的再创 造。
考古学家认为，红山文化彩陶的形制和纹饰，均具有仰韶文化的基本特徵。它的早期出现 了近似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的“红顶碗”，晚期出现了同于庙底沟类型风格的勾叶圆点纹彩 陶，还出现了类似马家窑文化的多道同心圆纹和发达的器内彩。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彩陶筒 形罐，皆饰有勾连花卉与龙鳞纹结合图案，这也具有仰韶文化风格①。这说明红山文化在形 成过程中受仰韶文化诸类型影响很深。
考古学家还发现，红山文化的彩陶和黑陶，与辽东半岛小朱山中层文化、上层文化有一致 性。这显然是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经过辽东半岛辐射到这里的。考古学家认为，红 山文化晚期出现的磨光黑陶，如东山嘴的黑陶小杯、黑陶豆等，“极像龙山文化的东西”② 。
2.“三皇五帝”传说似乎在地下寻觅到实物依据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后，新华社报道说，这一发现使“三皇五帝”传说在地下找到了 实物依据。发掘者说，从金字塔式石冢和女神庙主神，可以看出这里存在“一人独尊”的主 宰 者。这个“一人独尊”的主宰者是谁?
董立章在《三皇五帝史断代》一书里说：“金字塔巨型建筑之下埋葬的当是一人独尊的黄 帝，其周围石冢葬的是死殉臣僚。”他进一步提出，牛河梁遗址“是炎帝朝末期、黄帝朝创 建之前黄帝为诸侯时的国都及称帝后的副都”。他考证说：“黄帝朝创建于公元前3701年， 此前黄帝首先用兵东北，占领辽西蒙古南而定都于牛河梁地区；之后炎帝北伐，黄帝挥师南 疆，爆发阪泉之战。此时黄帝国疆已跨越蒙、辽、冀三省，力量强盛。黄帝更以诱敌于国门 之外，战胜炎帝。牛河梁遗址年代下限为BC3520年，主要原因是正都南迁。BC3521年为240 年灾害发生大周期之年。此灾害给黄帝朝以巨大冲击，牛河梁遗址地处山梁，遭受9年连续 灾害之后，第10年又遭重灾之难，故致毁灭。故其遗址存在下限为BC3520年。”③
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等又有另说。他们提出，红山文化所处的时代，大概是古代传说 中的东夷帝喾与简狄相婚配的时代④。
这些考证与破译，尽管不一定全部可信，但却表明学者们对古代的看法，已由“信古”、 “疑古”进入“解古”的阶段了。
3.小朱山文化是前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地方性变体”
辽东半岛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有的属于前仰韶文化系统，有的含有山东大汶口文化 因素，有的是山东龙山文化“地方性变体”。
小朱山下层文化，含有“前仰韶文化”因素，其典型特徵的“之”字纹陶，属于“前仰韶 文化”系统。考古学家认为，“之”字纹陶图案，最早出现在河北磁山文化和河南裴李岗文 化。辽东半岛“之”字纹陶图案，是在磁山—裴李岗文化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磁山—裴李 岗文化是仰韶文化前身，称前仰韶文化。这说明，辽东半岛在BC5000多年，就接受了中原文 化的辐射。
小朱山中层文化，含有浓厚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因素，其典型特徵的器物，如实足鬶、盆形 鼎、红地黑彩彩陶等，都跟大汶口文化、胶东文化一致⑤。
小朱山上层文化，同山东龙山文化更为密切，安志敏认为是龙山文化的“地方性变体”， 其典型特徵的器物，如袋足鬶、盆形鼎、蛋壳黑陶杯等，都跟龙山文化一致⑥。
4.“三皇五帝”在小朱山文化中的影子
小朱山文化能否从“三皇五帝”传说中寻觅到一点踪迹，这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课题。严 文明认为，山东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属于东夷人文化，这个文化可能与传说的 太昊氏、少昊氏文化有联系。这个推测给了我们以启发。以此思路分析，辽东半岛小朱山文 化正处于这个时代，其文化内涵又与这些文化有联系，因此该地居民可能与两昊氏北支集团 有关联。
董立章进一步明确提出，小朱山下层与新乐下层文化是伏羲(太昊)女娲文化与华胥文化融 合北上进入燕辽地区，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形成。他认为华胥集团核心在河南，其考古文 化为裴李岗—磁山文化。伏羲(太昊)集团核心在苏北，其考古文化属于山东滕县北辛文化。 后来伏羲(太昊)集团消灭华胥集团，裴李岗—磁山文化遂融合到北辛文化里。伏羲(太昊)集 团向北发展，进入华北、燕辽。BC5500年的北京上宅文化、辽宁新乐文化下层、小朱山下层 文化之上限，即是“华胥文化、伏羲女娲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之融合”⑦。
这几种说法，可信度有多大尚难以言说，但它对我们进一步“解古”，却提供了一些线索 。
(三)东夷新石器文化的外延与内聚
1.燕辽文化东伸鸭绿江右
小朱山下层具有典型特徵的胎土掺滑石粉“之”字纹平底罐，向鸭绿江下游延伸。东沟县 阎砣子遗址、后洼遗址，都发现了这种文化。小朱山上层具有典型特徵的磨光黑陶三环足器 ，在东沟三期、岫岩县北沟等遗址都有发现。该遗址还出土了带把镂孔豆等。这些遗址出土 的陶器，都是龙山文化典型器物，与小朱山上层文化同类器物更为接近⑧。
2.燕辽文化东伸朝鲜半岛
燕辽文化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境内。朝鲜考古学家发现，小朱山下层和新乐下层具有 典型特徵的胎土掺滑石粉“之”字纹平底罐，在鸭绿江左侧的青冈、双鹤里、美松里等遗址 ，清川江流域的堂山、细竹里等遗址，以及大同江流域的弓山文化一、二、三期等遗址，都 有出现。日本学者大贯静夫等还发现，弓山文化四期、南京一期类型的陶壶，同吴家村遗址 (属小朱山中层)出土的有颈壶，胎土掺滑石粉，十分相似。小朱山上层高足杯和豆，在黄海 南道海州市龙塘浦遗址，也有出现。
不仅如此，小朱山的胎土掺滑石粉平底罐在庆尚南道釜山附近的东三洞遗址和瀛仙町遗址 也存在。东莱多大浦等遗址，还发现了类似小朱山下层和后洼下层那种压印席纹。日本学者 有光效一断定，这种陶器纹饰，来源于辽东半岛⑨。
3.燕辽文化北延松花江
吉长地区农安左家山文化，与燕辽新石器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考古学家认为，这里的文化 基本上是在辽西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第一期文化层出土的斜口罐、筒形罐，以及压印“之”字纹和圆头工具刻划的凹弦纹，都 与辽西兴隆洼文化一致。张忠培说，从此文化可以看出，兴隆洼文化已深入到“第二松花江 和 辽河之间的长春一带”。
第二期文化层出土的直口器，以及压印“之”字纹，在风格上都与红山文化、新乐下层文 化、小朱山下层文化存在“共同之处”。张忠培指出，其中特别受红山文化影响最深。
第三期文化层出土的陶器，表面一般不打磨，少有纹饰，不见戳压“之”字纹和圆头工具 刻划的纹饰，这些都与小朱山中层文化相似。特别是左家山三期出土的斜口罐，其风格与兴 隆洼文化、新乐下层文化出土的很接近⑩。
4.松花江左家山石龙很像红山龙、商龙
左家山石龙是目前发现的古代东方最古老的石龙雕刻艺术，其形制与辽西红山文化玉猪龙 近似。
古玉学家杨美莉研究认为，左家山石龙的“形制与辽西红山文化Ⅰ型兽形玦共通之处尚多 ，似可看作红山文化兽形玦之前身”(11)。
从年代、造型分析，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形制与左家山石龙近似，而造型则更完美，犹如在 左家山石龙胚胎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演化而形成。
左家山石龙与红山玉龙、商玉龙比较考察，其形状基本相同。这些情况表明，商玉龙雕刻 艺术与燕辽、吉长地区龙形雕刻艺术存在渊源关系。从当前出土的考古资料分析，左家山石 龙有可能是商周龙形雕刻艺术起源之一。
三、文明开端时代东方华夷东夷人
(一)辽西东夷夏家店下层青铜文化与东夷商族
1.辽西夏家店下层青铜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东方具有代表性的早期青铜文化，其年代相当于夏朝和商朝。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承袭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发展起来的，在形成过程中，又接受山东龙 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强烈辐射，中原文化在这里跃居优势地位。
夏家店下层早期，含有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夏鼐认定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是中 原龙山文化的变体”，又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后续岳石文化有一致性。学术界普遍认为，其文 化与岳石文化“同为一文化区”。
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晚期，含有浓厚的商文化因素。北票丰下类型出土的袋足下附加圆锥形 实足的鬲和甗，饰多道附加堆纹的瓮，肩附双鋬耳的绳纹加划纹的大口盆，细把浅盘豆等 ，都与二里冈下层商文化相类似。丰下与敖汉大甸子等遗址出土的彩绘陶鬲、陶罍，在黑 陶上用红白黄颜色绘成类似云雷纹、卷云纹母题构成的彩绘图案，则与商代青铜器花纹有内 在联系(12)。
因此，学者认定，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是商文化的前身，而晚期丰下类型则是商文化的发 展。它属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系统。
2.商族家乡在辽西
商族是东夷人，家乡在辽西。傅斯年先辈最早提出商族起源于幽燕，这个论断，由于近年 辽西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发现，以及辽西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已逐渐得到证实。
学者们研究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族先世的文化遗存。红山文化又酝酿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辽西地区发现不少商代青铜器。喀左北洞村发现商晚期窖藏青铜器，其中罍铭文有“孤竹 ”字样，大方鼎铭文有“
侯”字样(13)。这说明，周武王克商前，辽西地区是商王朝管 辖下的商族及其支系燕、孤竹、箕等族的居住区。
商族起源于幽燕，还可从出土的墓葬颅骨资料得到印证。人类学家对出土的殷代墓葬进行 全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殷墟中小墓3组的颅骨，兼有东亚和北亚两种蒙古人种混合特徵 ，“如果殷墟中小墓3组确可代表殷商王族的种族类型，那么商族的祖先很可能与北方地区 的古代居民有更多的关联”(14)。
(二)辽东半岛东夷双砣子青铜文化
辽东半岛地区的青铜文化，有双砣子一期、二期、三期和上马石上层等类型，年代大致相 当于夏初至商末周初。
考古学家研究认定，辽东半岛青铜文化受山东龙山文化及其后续的岳石文化濡染很深，内 地文化在这里已跃居于优势地位。
双砣子一期(下层)文化，含有浓郁的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的因素。磨光黑陶、浅盘高柄镂孔 豆 、大把杯、弦纹乳丁罐等，“都具有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典型器物的特点”。
双砣子二期(中层)文化，陈光认为“与山东岳石文化的面貌惊人地相似”：以轮制泥质磨 光黑陶和黑灰陶为主；纹饰主要是弦纹和凸棱纹；器形多子母口、假圈足、刀削圈足；常见 的器物组合有舌形足鼎、腰档附加堆纹的甗、深腹簋、浅盘豆、蘑菇纽器盖、半月形双孔 石刀等，这些“都与岳石文化完全一致”。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双砣子中期类型是山 东岳石文化的地方性变体”。
双砣子二期(中层)文化内涵中另一些因素，即与岳石文化有区别的那一部分，学者们研究 发现，其文化主体与文化传统，“与胶东半岛的文化更为接近”。陈光提出，双砣子二期( 中层)文化内涵中与胶东半岛文化更为接近的部分，“可归入胶东文化系统”(15)。
(三)燕辽地区东夷人跻身华夏族集团
燕辽地区的东夷人，逐渐“以夷变夏”，跻身于华夏族集团。
夏商周三代的主体民族，都是在龙山文化统一黄河中下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接受 龙山文化的滋润，分别把不同来源的祖先汇聚成以黄帝为始祖的大系统。华夏族就是在中原 龙山文化的土壤上，以黄帝、炎帝等部落集团为核心，吸收其它边民而形成的。
华夏族集团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辽西地区和辽东半岛的东夷人，遂就纳入其中 ，成为华夏族集团的一员。
辽西地区和辽东半岛都是东夷人活动地区。山东龙山文化统一黄河中下游之后，辽西夏家 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半岛小朱山上层文化、双砣子下层文化，都受其强烈辐射，前者被视为龙 山文化的“地方变种”，后者被视为龙山文化的“地方性变体”。山东龙山文化的后续岳石 文化统一黄河中下游之后，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半岛双砣子中层类型，又都受其强烈 辐射，前者被视为“岳石文化同一区”，后者被视为岳石文化“地方性变体”。这种强烈的 辐射，表示出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一致性关系。
夏建国后，封辽西商族始祖契为商侯；辽西商族南徙灭夏建商，滞留在辽西的遗族及孤竹 、令支、箕等族，逐渐成为燕族。商建国后，封辽西孤竹与箕族首领为竹侯与箕侯；周建国 后，封辽西燕族首领为燕侯。这种代代加封，表示出疆域上密不可分的统一性关系。
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与疆域上的统一性，促使这里的东夷人——商、孤竹、燕、箕等族， 逐渐地融会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大系统中。在这民族交融与汇聚的大潮之中，作为山东龙山文 化—岳石文化“地方类型”或者“地方性变体”的辽东半岛文化居民东夷人，自然摆脱不掉 此大潮巨浪的冲击，必然要被推进到这个集团之内，成为华夏族的一员。
(四)燕辽青铜文化东伸朝鲜半岛
燕辽地区的“之”字纹陶文化，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出现在鸭绿江左侧，到了青铜时代继续 出现在这里。墨房里遗址的半截葫芦器，器面“线束之间，上下来回施以锯齿形纹”，朝鲜 考古学家认定，这是倍受人们瞩目的“之”字纹饰。美松里遗址半截葫芦器，下为小平底， 腹部附加四个耳，这种陶器在辽东半岛岗上遗址也存在。朝鲜考古学家说，这种陶器的原型 ，可以从双砣子三期找到(16)。
燕辽青铜文化东伸到清川江流域。朝鲜考古学家发现细竹里二期房址，“相当于双砣子遗 址第三期的三个居住址”。细竹里二期出土的坛子，口沿折为重层，上面刻以短线，考古学 家说，这种陶器在双砣子三期也存在。
燕辽青铜文化也东伸到大同江流域。金滩里三期遗址出土的陀螺形器，口微敛，口沿折成 双层，器底如同猪嘴。朝鲜考古学家说：“同它形状相似的陶器，在双砣子三期也很多。” 金滩里三期出土的一些石器，如石斧，有段锛，有段锛状刨、凿等，同双砣子三期文化出土 的很近似。考古学家说：“劳动工具的这种共同性，说明平壤地方与辽东地方居民之间的经 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支石墓(石棚)是大同江流域最为盛行的一种墓葬形式。这种支石墓 的形制特征，同辽东半岛的石棚基本相同。大同江支石墓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可能受了 燕辽地区石墓文化的一定影响。大同江流域的无纹陶文化，可能也是在燕辽文化影响下形成 的。韩国学者金元龙说，“它是以辽宁省小河沿的彩陶为其祖型”，后来“越过鸭绿江进入 朝鲜”(17)。
四、东方呈现“大一统”
(一)战国末燕国开拓东方首创三郡
1.燕国沟通中原同东方联系
周灭商后建燕国管理殷商遗民及孤竹、箕等族，遂在燕山南北形成了以华夏燕族为主体的 燕文化。辽西朝阳魏营子类型和喀左青铜窖藏坑群，就是燕文化北支遗存。此后燕文化成为 中原“诸侯国”文化传播到辽沈、吉长地区的中介媒体。辽西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吉长西团山 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因素，就是燕文化架起桥梁传播来的。
2.战国末燕国首创东方三郡
战国末期，燕国西却东胡，东逐箕氏国，开拓了疆土，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 东五郡，其中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在东方地区，其疆域东达朝鲜半岛清川江畔，又筑长 城与障塞，巩固边防。
燕国为东方开辟了崭新的铁器时代，揭开了“大一统”的帷幕。
3.燕辽地区燕文化的遗迹遗物
燕国的右北平、辽西和辽东郡古城址，现已大部分被发现。燕人的古墓、铁制农具、燕明 刀币，在各地也都有发现。
辽沈地区是燕国在东方的政治文化中心，辽东郡治襄平古城已于辽阳发现。
辽东半岛地区，燕国在战国中期就占领该地。这里出土大量燕国及赵、魏等国货币、武器 、农具。燕国开拓东方并在这里设县管辖，金州的沓氏县大概就是这时设立的。这里出土许 多燕国墓葬，著名的有旅顺后牧城驿墓的青铜短剑和大批燕国货币。金州区友谊镇八里村南 台山出土窖藏刀币100多公斤；金州区大岭屯城出土一批燕明刀；旅顺区牧城驿鞍子山村出 土燕明刀30多公斤；后牧城驿1号墓出土燕明刀3枚；牧羊城出土一批燕明刀(18)。
4.朝鲜半岛境内燕文化遗迹遗物
燕国辽东郡统辖范围东达清川江，以“满番汗为界”。华夏族随着铁器文化的渗透，大批 进入朝鲜半岛。
清川江畔细竹里遗址发现了大量窖藏明刀币、布币和铁制农具。这些遗物都是燕国及魏国 、赵国制造而留下来的。
朝鲜考古学家发现，燕国明刀币已逾越清川江，在平安南道落了户。平安南道的德川郡青 松里和宁边郡馆洞都发现了不少窖藏燕明刀币。
5.燕太子丹率众走保辽东
战国末，秦攻六国时，燕太子丹遣荆柯刺秦王，事败，秦王遣军伐燕，攻拔燕都蓟城。燕 王喜和太子丹率众走保辽东，这是历史上出现的规模较大的一次华夏族向东方大迁徙。其迁 徙人数，估计约有数万余众。太子丹被杀，燕国亡，遗众继续东逃，渡鸭绿江。秦军追至大 同江遗留下的铜戈，现已发现。
(二)秦继燕设东方三郡
秦继燕设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又有大批华夏族进入这里。燕辽地区和大同江流域都发 现了大批秦人遗迹遗物。
秦碣石宫址、秦铁权、秦陶量、秦戈、秦半两，还有三晋、魏、赵的铜戈、铜剑，都已被 发现。特别是在大同江发现了秦戈，上刻铭文：秦始皇廿五年制，工匠高奴工师窦。秦始皇 二十五年，正是秦军追击燕王喜和太子丹、消灭燕国、向东进军之年。此戈显然是秦军戍守 大同江的遗物。类似的秦戈，在新昌郡下细洞、平壤市桢柏洞、白川郡石山里等地也有发现 。
(三)西汉扩置东方五郡
西汉初期，武帝在燕秦的基础上，又扩置了苍海、真番、临屯、乐浪、玄菟等五郡。这里 汉人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他们以新的姿态，像潮水般地涌向辽沈吉长地区与朝鲜 半岛。
考古学家在辽沈地区发现大批汉人的遗迹遗物。西汉设置的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下 辖48县，其城址已大部分被发现。汉人的村落、古墓，在辽西、辽东半岛、辽沈、辽东，都 有大批发现。特别是辽阳三道壕村落址，辽阳棒台子屯1、2号壁画墓，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 子壁画墓，更引人入胜。
西汉在朝鲜半岛秽人区设置的乐浪郡县城址，以及墓葬、祠碑、庙钟、瓦当、封泥、印章 等，也大部分被发现。在平壤乐浪郡治址出土的瓦当上，镌刻“乐浪礼宫”、“乐浪富贵” 铭文；出土的封泥上，印有“乐浪太守章”、“乐浪大尹章”，以及23县的令、长、丞、尉 的 官印痕迹。平壤还发现乐浪郡古墓群，总数在2000座以上。其中有乐浪太守副官王光墓、王 盱墓，出土“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和“汉五官掾王盱之印”，还有乐浪郡属官王根墓。平 壤还发现夫租秽君墓和夫租长高常贤墓，出土夫租秽君银印和夫租长银印。
汉人在乐浪郡为官者大有人在。《后汉书·循吏列传》记：“王景，字仲通，乐浪
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琊不其人……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 闳为郡三老。”王景墓已于信川郡凤凰里1号墓发现。墓壁面上留有墓志铭：“正始九年三 月二十日壁师至德造。”正始为曹魏齐王年号，九年为公元248年。其八世祖王仲“浮海东 奔乐浪”时，正是西汉初年。这说明，上揭这些乐浪郡属官王光、王盱、王根等王氏，他们 的祖籍大概与王景一样都在中原山东或者河北。
另外，大同江—清川江地带还有大批于秦末汉初流亡过来的燕齐赵人。《后汉书·东夷列 传·秽》记：“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这些“往避地”的燕齐赵人，从《 魏略》所记分析，被箕氏国安置在大同江西部。
燕辽地区与朝鲜半岛发现的西汉时汉人的遗址遗物，充分说明汉人的户口数在东方大为增 加，其人数可达数十万人。
五、与华夷、华夏、汉人相关的夫余、辰韩、新罗
燕秦汉开拓东方设置郡县，推动了东方诸民族的兴起，有的建立了国家。这些民族与国家 ，大部分与华夷、华夏、汉人有密切关系。
(一)与华夷、华夏、汉人相关的夫余
夫余族属，我在《古代东方秽与貊研究的反思》与《古代东方秽与貊研究的再反思》两文 中已作了阐述，现在再概括说上几句。
过去多谓夫余族属秽人，此说没有更多的证据。根据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综合分析，夫余族 属是多元构成。夫余王族及王族部落集团，来自西方(或北方)的草原民族，而广大的民众则 是当地汉化了的夫余人以及南来的汉人，它们相互融合而形成为夫余人。叠压在夫余考古文 化下面的西团山文化，考古学界多谓是夫余文化的一个渊源，如果此说可信，那么夫余的先 世应是东夷人。
秽人家乡在大同江—汉江一带，其典型特徵的文化是篦纹陶圜底器文化和无纹陶陀螺形器 文化。东北大陆不存在秽人民族实体，吉林、黑龙江存在秽貊族系之说也是难以置信的。
夫余族属秽人说，其唯一根据是西晋成书的《三国志》和南北朝成书的《后汉书》，二书 模糊记载夫余始祖东明建国之地为“秽地”。然而，早于该二书成书的东汉王充《论衡》、 曹魏鱼豢《魏略》、东晋干宝《搜神记》，皆记东明建国之地为“夫余之地”。陈寿这个失 误，到了唐代，被宰相贾耽发现，记在《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即《古今郡国志》)里，内 云 ：“今新罗北界溟州，盖秽之古国，前史以夫余为秽地盖误。”(19)
(二)辰韩——“秦之亡人”与东夷人
中国古籍记载，辰韩为“秦之亡人”。《后汉书·东夷列传·韩》记：“辰韩，耆老自言 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 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亦有相似记载：“前此中国之人，苦秦乱，东来者众，多处马韩 东。”朝鲜古籍这个记述，印证了中国古籍记载辰韩乃“秦之亡人”确为事实。
从经济生活、文化习俗分析，辰韩文化跟华北古文化接近。辰韩是农业民族，种五谷及稻 ，使用铁制农具，以牛马耕作，“晓蚕桑”，会冶铁，织“缣布”等等，都与华北铁器文化 基本一致。居住“屋室”，以木为梁，语言操“秦语”，知礼仪，“男女有别”，“婚嫁以 礼”，乐器有鼓与瑟，“瑟形似筑”等等，没有一点原始土著形态残迹，但却跟中原礼乐文 化基本相同。
辰韩俗扁头，《后汉书·东夷列传·韩》记：“辰韩……儿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 ”辰韩这种扁头习俗，到了王氏高丽时仍然盛行。
根据考古发现，这种枕骨人工变形习俗，在古代东方最早出现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早期晚 期都有，男女都作，后来被山东龙山文化继承(20)。
山东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是古代东夷人文化。这充分说明，辰韩的族源可上溯到新石器 时代的东夷人。
(三)新罗——“秦之亡人”与东夷人
1.新罗开国国王朴氏出自辰韩，为“秦之亡人”
《北史·新罗传》记：“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亦曰秦韩，相传秦亡人避役东适 ，马韩割其东界居之，故名秦韩。”《三国史记·新罗本纪》作了具体说明：“始祖姓朴氏 ，讳赫居世……出自辰韩六部高墟村。”这说明，新罗开国国王出自辰韩，为“秦之亡人” 。
2.新罗国王金氏自称东夷少昊金天氏之裔
《三国史记》记，新罗国王味邹尼师今，金氏(三氏交替为王)“其先出于鸡林”，“自谓 少昊金天氏之后，故姓金”。又伽倻国开国国王首露之裔孙金庾信墓碑铭记：“轩辕之裔 ，少昊之胤。则南加耶始祖首露，与新罗同姓也。”伽倻建国于东汉建武十八年，国土地 处新罗之南，后被新罗所灭。
《三国史记》这些九鼎之言，收录在《金庾信传》里。这充分证明新罗乃东夷人之后裔。
《三国史记》还记，古代传说新罗国王皆为卵生。《朝鲜通史》记，新罗始祖母诞生时长 着鸡嘴。新罗故都今庆州之地，出土的陶器刻有鸡头的女人形象(21)。这个神话，结合“自 谓少昊金天氏之后”分析，新罗始祖卵生以鸟为图腾，源于古代东方东夷少昊金天氏。
东夷少昊氏的考古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有关联。庆州出土的陶器鸡头形象 ，其形状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鬶鸟形象十分相似。辽东半岛小朱山文化中层、上层 也有出土。
考古发现，新罗、伽倻古文化与东夷人有密切联系。釜山附近东三洞、瀛仙町遗址以及大 同江弓山文化出现的圜底器，日本学者今村启尔认为，它具有中国江西仙人洞、山东北辛文 化为代表的“早期陶器文化共同特徵”。该二遗址出土的胎土掺滑石粉平底罐及东莱多大浦 遗址出土的陶器压印席纹，日本学者有光效一断定，它来源于小朱山下层。韩国学者金元龙 发现，殷墟的青铜镜镶嵌玉器，“与韩国青铜文化有密切联系”；殷墟的青铜角杯，“与新 罗、伽倻的青铜角杯完全相同”。他断定，“新罗和伽倻无论在族源上还是在文化上，都 属于传统的东方文化范畴”(22)。
六、东方大分裂与再现“大一统”
东汉末年，辽东郡太守公孙氏崛起建燕国，在汉五郡基础上扩置带方郡，曹魏继之，越海 定乐浪、带方二郡，雄踞东方。这是“华夷、华夏、汉人”开拓东方达到鼎盛时期。
可是到了西晋之后，由于中原乱起，东方陷入各族角逐的局面。角逐的结果，高句丽乘中 原内乱，打败鲜卑，灭夫余，占乐浪、带方、玄菟、辽东等四郡，称雄东方，成为东方一霸 主。华夷、华夏、汉人从此在东方失势，一度退出东方政治舞台。
高句丽占领辽河以东之后，东方的汉人从此失踪，在古籍上销声匿迹。他们是被高句丽消 灭了或是被同化了?这两种可能性都很小。此事应当引起学术界重视，这要依据方志、家谱 以及考古发掘，去揭开这个历史之谜了。
隋唐统一南北后，再现“大一统”，相继向周边推进。
高句丽称雄东方后，不断攻辽西，侵新罗，东方再陷征战局面。
七、新罗亲唐外交政策的胜利
新罗遭受高句丽、百济多年侵略。每当危机之时，便向隋唐乞师救援。
公元642年(贞观十六年)，新罗真德女王，以百济攻夺40余城，“遣使告急于太宗”。公元 643年，又以百济、高句丽袭击数十城，遣使至唐，“愿乞偏师，以存救援”。公元648年( 贞观二十二年)，又以百济侵西边，陷十余城，遣伊餐金春秋朝唐，诉百济罪行，“跪请出 师，剪除凶恶”。《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金春秋上书奏文曰：“臣之本国，僻在海隅， 伏事天朝，积有岁年，而百济强猾，屡肆侵凌，况往年大举深入，攻陷数十城，以塞朝京之 路。若陛下不借天兵剪除凶恶，则敝邑人民尽为所虏，而梯航述职无复望矣。”唐太宗“深 然之，许以出师”。会太宗崩而作罢。
唐高宗即位后，新罗真德女王于是年遣使至唐祝贺，并控诉百济罪行。真德女王又亲自“ 织锦作五言太平颂”，以献高宗。辞曰：“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献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继 百王。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谐日月，抚运迈时康。幡旗何赫赫，钲鼓何锽锽。 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风疑幽显，遐迩竟呈祥。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维岳降宰 辅，维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皇。”高宗览后赞不绝口。
是岁新罗始行中国永徽年号。真德女王又请改用中华制，“请袭唐仪”，“服中朝衣冠” 。从此，唐王朝与新罗关系更为密切。
公元654年(永徽五年)，金春秋即位，是为太宗武烈王。唐高宗遣使持节，册封其为开府仪 同三司、新罗王。金春秋和善德女王、真德女王，都是亲唐、主张改用中华制的国王。唐高 宗对他十分亲善。他得到高宗册封后，立即遣使入唐表谢。明年，即公元655年(永徽六年) ，新罗王以百济、高句丽侵占33城，“遣使入唐求援”，公元659年(显庆四年)五月，又以 百济频犯北边，“遣使入唐乞师”。
这年十一月，金春秋坐朝，“以请兵于唐不报，忧形于色”。恍惚中有一人来前，若已故 先臣长春罢郎，其人曰：“臣虽枯骨，犹有报国之心。昨到大唐，认得皇帝命大将军苏定方 等，领兵以来年五月，来伐百济。”言毕无踪。王大为惊异，乃命有司修汉山州庄义寺以祀 之。
金春秋恍惚中听到的喜讯，显系南柯一梦。从这个记述可以看出，新罗国王虑国家危在旦 夕，寄希望于大唐遣师“来救臣国”的心情，是何等急切。
新罗在三国的角逐中，争得了唐王朝的支持，可谓是在外交上赢得了生死悠关的胜利。
最后唐新联军灭百济、高句丽，新罗实现了对大同江以南的统一。
①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郭大 顺：《辽西古文化的新认识》，《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第203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许玉林、许明刚、高美璇：《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文化概述》，《考古与历 史》第1辑第23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
③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第31、41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④干志耿、李殿福、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
⑤许玉林：《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探》，《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第96页，文物出 版社1989年；许玉林、许明刚、高美璇：《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概述》 。
⑥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
⑦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第211页“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执笔，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4年；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第519页。
⑧许玉林、傅仁义、王传普：《辽东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文物》1989年第12期 ；傅仁义、许玉林等：《东北古文化》第75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⑨大贯静夫：《东北亚洲中的中国东北地区原始文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 集》第38～64页；有光效一：《朝鲜栉目纹土器の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丛书》 第3册(1962年)。朝鲜半岛新石器文化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转引自朝鲜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编《朝鲜考古学概要》第16～53页，1977年平壤，李云铎译。
⑩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苏 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第347页“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张忠培改定。
(11)杨美莉：《系璧琅玕虎魄龙，射魃辟邪除群凶》，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122期 。
(12)夏鼐：《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燕山南北长城地带 考古专题座谈会文集》，1983年；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 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13)喀左县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北洞村文物发掘小组：《辽宁喀左县 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14)潘其风：《我国青铜时代居民人种类型的分布和演变趋势——兼论夏商周三族的起源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294页。
(15)许玉林、许明纲、高美璇：《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概述》；陈光 ：《羊头洼类型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第113页；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烟台地 区文管会、长岛县博物馆：《山东长岛县史前遗址》，《史前研究》创刊号(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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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燕秦汉时期燕辽地区和朝鲜半岛考古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转引自孙进己《东北 各民族文化交流史》第52～12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朝鲜考古学概要》第111～15 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129页“夫租秽君墓”、第267页“乐浪带方郡遗迹” 。
(19)转引自金富轼《三国史记·地理志》。
(20)《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710页“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特徵”、第18页“大 汶口文化”、第433页“山东龙山文化”。
(21)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朝鲜通史》第10页，1956年，平壤。
(22)今村启尔：《东南フジフと中国南部における土器のきじまり》，《东南フジフイニ ドの社会と文化·上》，1980年，东京；有光效一：《朝鲜栉目纹土器の研究》；《金元龙 教授论朝鲜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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