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批注中的重要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到延安及其后的几十年间，大量阅读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著作，写了批注，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由于毛泽东拥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又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思考问题，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有自己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延安的读书表明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渴求，他的谦虚和勤奋的好学精神跃然纸上。比如，1937年9月，他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认真阅读了艾思奇（时年27岁）的《哲学与生活》，并做了3000多字的摘要，送艾思奇审阅。毛泽东在致艾思奇的信中写道：“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1]204 毛泽东哲学批注中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和特点是有重要价值的。这里就毛泽东哲学批注中的若干重要观点作些评介。
一 辩证唯物主义的要义：从现实出发，从发展上把握问题
毛泽东引用了艾思奇《哲学选辑》中的一段原话：“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上把握现实，在现实当中发现某一现象的发生与死灭，所以是最彻底的唯物论。”[1]307 毛泽东在“现实”和“发展”下各打了两道横杠，并批注道：“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1]307 辩证唯物论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尊重现实，从现实出发，这就与一切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辩证唯物论坚持物质运动的观点，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这就与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划清了界限。毛泽东提出的“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既坚持了彻底唯物论的立场，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要求。
正因为毛泽东坚持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他坚决反对不从具体现实出发的错误观点和方法。他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时写下了一段批注：“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1]9 恩格斯批判杜林把原则、理论当作出发点，而不是把具体现实当作出发点，从而揭示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实质。毛泽东在1930年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尖锐批判了那种只认“本本”不认实际的“本本主义”的主观主义实质。把理论当作出发点就是把“本本”当作出发点，是主观主义的，实质是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表现。无视现实的存在，无视发展变化，从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出发，用固定不变的理论来表现变化发展的实际，既违背了唯物论，又违背了辩证法。
从错误理论出发当然是违背辩证法唯物论的，那么从正确的理论出发也是错误的吗？回答是肯定的。科学理论可以用来指导实践，但必须与现实相结合，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形成指导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如果只从理论出发，脱离实践，直接从理论引出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必然导致实践失败。“本本主义”的“本本”并无错，错在脱离了实际，所以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中国革命需要的，但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反对的是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毛泽东批注中提到的李立三主义、主观冒险主义都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际相割裂而犯下的错误。从“反对本本主义”开始，毛泽东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来指导实践，但不能脱离实践解决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改造世界。
辩证唯物论坚持从现实出发，这个“现实”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现实。从现实出发，就是从发展变化的实际出发，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从发展中把握现实。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现实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又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没有完全不变的客观实际。因此，辩证唯物论坚持从现实出发，就是强调要从变化发展着的实际出发。现实的客观性就包含着实际的变化发展性。“现实”和“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范畴，从发展中把握现实，既跟唯心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划清界限，又与固定、静止、孤立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划清界限，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
二 不能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革命中，王明等人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式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损失。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惨痛教训，在一批注“不能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中指出：“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1]312—313
将马克思主义硬套在事物上，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即便很重视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实际的指导，但由于脱离对实际情况的分析，依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割裂、理论与实际之间不能有机和谐的统一，仍然是将理论硬套在实际上。这种“硬套”主要有以下4种表现：（1）根据理论的逻辑需要生造出事物矛盾或掩盖事物矛盾。矛盾的存在与消失不是客观事物自身的状况，而是从理论逻辑主观推出来的；（2）对客观事物矛盾的性质、状况、变化的分析不是来自事物本身，而是来自理论框框，不管事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始终固守原有的理论观念，思想不能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3）不是从分析客观事物矛盾的具体情况出发形成解决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而是无视矛盾的具体特点生搬硬套书本原理或别国经验；（4）在解决问题时采取对号入座的办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所以，“全然从外面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就是离开具体实际去搬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把这种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叫作主观主义。
三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毛泽东根据列宁的观点长期以来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思想，但同时也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三条规律的观点。但在毛泽东晚年，他的思想有了发展。请看他在1965年读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内部讨论稿）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的批语：“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Anorises）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等［此］类推。不必抄斯大林。”[1]505—507
在毛泽东看来，李达主编的这本书仍然没有超越出“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该书第四篇“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对立统一规律”、第二章“量变质变规律”、第三章“肯定否定规律”、第四章“唯物辩证法诸成对范畴”。这种安排没有突出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这套体系来自20世纪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的这个主要观点有过多次表达。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中说：“辩证法的规律过去说三大规律，斯大林说四个规律。三大规律，一直讲到现在。我的意见是，辩证法只有一个根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哪里有平列的三个基本规律？”
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在同陶铸、陈郁等谈话时说，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还是言必称希腊，而且大纲内容基本上还是照斯大林那几条讲的，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对立统一来说明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2]534。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应该有一个严格的体系，这是需要研究的。毛泽东的批注具有指导性的思想价值，是值得我们哲学工作者重视的。
第一是在安排辩证法的体系时，必须要突出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地位，这不仅在形式上把它放在首位，而要在阐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立本质时，阐明是否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是划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或者分水岭，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阐明辩证法诸规律和范畴的内涵。第二是要用矛盾观点和矛盾分析法观察世界和分析事物。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都有矛盾，事物是矛盾的存在，有矛盾才有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才有事物的发展变化。离开矛盾观点的分析法就是背离了唯物辩证法。第三是在建构哲学体系时，思想要解放，不要迷信“旧哲学”，不要照抄斯大林，这是十分中肯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了梳理，简明扼要的阐述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斯大林在书中讲唯物辩证法的四大规律，未突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本质，未正确阐明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作用；他强调发展是对立的斗争，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斗争哲学；他没有提出并阐明列宁强调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抹煞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他把否定之否定规律视为循环论加以批判，否认事物的曲折发展；他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把历史唯物论说成是辩证唯物论对社会历史的推广和运用。斯大林哲学受到30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错误的东西，是对列宁哲学的倒退。毛泽东对斯大林哲学主要是持批评态度的。他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斯大林有很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很多人搞形而上学。”
四 辩证法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
辩证法承认矛盾的对立存在，即矛盾双方存在矛盾性，但辩证法同时还承认矛盾对立的双方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即存在矛盾的同一性。辩证注重视矛盾斗争，但更重视通过适当的斗争实现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阐明了这一思想：“辩证法的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由对立转到同一：战争是双方对立，同一是双方和平；国家是双方对立，同一是国家消灭。因为处在一个过程中对立互为条件，经过斗争克服对立，所以能变成同一性。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条件之下，国共对立却变成同一性，而转化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侵略战线的对立，在民众起来参与世界革命条件之下，却将变为同一性而转化为世界和平。因为客观现实一切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对立与转向同一性，转向否定之否定。他们本是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所以人的悟性这样去观察。”[1]79—80《矛盾论》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展开论述。
这个辩证法的道理斯大林不懂：“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3]194—195
辩证法坚持事物的矛盾观点，揭示了发展中的否定、同一中的对立，但辩证法并不是以否定、对立、斗争作为目标和归宿，而是把它们当作过程和手段，实现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旧事物变成新事物。毛泽东指出，辩证法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对立的同一性，很好地理解和发挥了列宁的思想，坚持辩证法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对立的同一性。对此，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有深刻的体会，在解决对抗性的矛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他创建的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经济技术发展社会主义，展示了辩证法对立的同一性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作用。辩证法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坚持对立面的统一的发展方法论。
五 本质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这一思想，应该说在《矛盾论》中就提出来了。他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无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无论是什么矛盾，“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毛泽东的思想在延安时期的读书批注中不常见到，但在建国后的60年代两次明确提出：一次是1965年在读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时写的批语。他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多种范畴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1]506—507 另一次是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讲话。他说：“这一期的《南京大学学报》已登了一篇文章，说事物的本质是由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个话，我也还没有说过。”[2]531 显然毛泽东是肯定和赞赏这一观点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事物的本质只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中，按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观点，过程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过程中存在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在发展的“阶段”上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因而提出基本矛盾决定事物本质，而非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本质。这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并没有将“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加以区别。他在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时写道：“基本、主导，主要意思是一样的，将他们区别开来是不对的。”[1]376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谈话、文章也未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加以区分。例如，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毛泽东用的是“基本矛盾”这一概念[4]252。而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用的却是“主要矛盾”[5]631。
如果上述分析符合毛泽东的思想，那么他在延安时期的另一批注也可以作为参考。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时写下了如下批注：
“根据即基本矛盾，而基本矛盾即是规定事物本质的。
根据只能有一个是基本，其余均是次要的，被基本根据所规定的，即基本理由与次要理由之别。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充足理由，即是把握了基本矛盾即基本依据；次要矛盾以外的矛盾都是条件。说理如把根据与条件都提到才算完备，这是对的。但这种‘各方面矛盾都把握’，只能仅称‘把握了充足的根据’。”[1]387—388
根据就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规定事物是这个事物而不是别的什么事物，因此根据是规定事物本质的。毛泽东说基本矛盾是事物的根据，就是说基本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根据毛泽东的思想也可以说成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
当然，毛泽东说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本质，并非说主要矛盾可以脱离次要矛盾孤立存在从而单独决定事物的本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离开次要方面独自决定事物的本质。任何时候，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不能孤立存在、单独起作用，它们总是与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相互联系而存在，相互影响而起作用。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总是同时存在，共同发挥作用，这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再来确认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相比较中，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确定事物性质、规定事物本质起了主要决定的作用，而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则起了次要的影响作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起了根据的作用，因此决定事物的性质，而次要矛盾则起着条件的作用，因此它也影响到事物的变化发展。我们认为，毛泽东这一思想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
六 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是要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
在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所选入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关于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改良主义的批判。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消除，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的这些悲观失望的错误观点受到列宁等人的批判，毛泽东读到这部分内容时写了以下批注：
“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
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时的中国是可能的。”[1]311
注重革命实践主体的能动性的发挥，这是毛泽东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军事指挥员要在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驾驭整个战争，去争取胜利。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原理。在辩证分析中日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力量对比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时期，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都十分重视党和人民群众的能动性的作用，鼓吹革命的能动性的发挥，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哲学为什么具有这种显著的特点呢？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能动性的发挥呢？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无论是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都是实践主体自觉能动性发挥的结果。自然界根据主体的要求发生变化，社会环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变革进化都不是自然而然的，都需要实践主体作出艰苦的努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使命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十分重视并充分发挥自己及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
其次，从中国国情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特点看，敌人非常强大，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非常弱小，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以弱对强，以小对大。革命的弱小能打败反革命的强大，这是符合规律的，但这个规律的实现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过程，相当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革命主体一方必须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使自己逐步变得强大起来，最终超过敌人、战胜敌人。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要战胜反革命，不靠天，不靠地，只有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比如国共决战，不是比物力、不是比武器，而是比人心，比谋略，比士气，一句话，比能动性的发挥。
再次，提高民族士气，鼓吹变革现实的热情。中华民族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一直走下坡路，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内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所有民族反抗、阶级争斗都以惨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一扫长期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软弱和悲观之气，树立了民族自信心、变革现实的信心、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充分“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
应该承认，毛泽东哲学关于充分发挥符合客观世界的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处理好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出现了1958年“三面红旗”那样的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七 哲学就是认识论
毛泽东1964年8月24日在北京同于光远、周培源的谈话中，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这次谈话是毛泽东读了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文章后进行的。1963年8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季刊）复刊第1期刊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很赞同坂田昌一的观点。坂田昌一的文章是一篇很尖端的物理学论文，其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基本粒子的一般方法和原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的观点。比如，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基本粒子并不是物质的始源”，提出“电子也是无可穷尽的”、“基本粒子的不是点”、“场论不是最终的理论”。毛泽东非常赞同坂田昌一的这些观点。1964年，他在不同的场合反复提到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其基本意思是说：“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6]363 在谈话中，毛泽东讲到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工具，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这一著名命题。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物质结构，从而提出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宇宙和物质结构的观点相符的结论。毛泽东之所以如此赞赏坂田昌一的文章，是因为坂田昌一能够自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毛泽东从坂田昌一的经验中更加体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科学认识世界、成功改造世界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是科学的方法论和能动的认识论，从而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这一重要命题。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的角度出发提出这一理论命题的。
这一命题的论证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任务的规定方面；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重要内容的规范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任务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是以正确认识世界为前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科学认识世界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也是认识人自身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能够指导实践主体认识客观世界，也能指导实践主体科学认识主体自身，不仅要指导实践主体改造客观世界，也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指导人们改造主观世界。恩格斯已经有一个结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406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任务的规定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认识世界的工具。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构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包括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价值论）。本体论包括世界的物质属性和存在本性（辩证的存在），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而存在，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出发点而存在的。本体论不是作为信仰，不能脱离认识论、实践论而独立无限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本体论是因为它是认识的出发点，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从本体论过渡到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既是世界观（本体论），又是方法论。辩证法既是对物质世界的内部矛盾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揭示，同时也是对认识规律、逻辑规律的揭示。列宁提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统一的思想，明确提出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本体论的研究是作为认识论的前提而存在的。
在本体论里，客体先于思维而存在，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本体论范围内的其他问题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前提。在认识论和实践论领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要过渡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里认识论范围里的人，不是泛泛的人，不是抽象的思维的人，而是认识实践的主体，是具体的人。认识论范围的存在也不是抽象的无限世界，而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客观世界。这是主体与客体同时存在、互相规定、互相影响的。认识规律实质上是主客体相互存在、相互作用的规律，主体认识客体是在实践过程中，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达到的。主体认识客体与改造客体是同时进行的，都是在同一个实践过程中进行的，认识客体是在改造客体的实践过程中实现的，改造客体又是在对客体正确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主体改造客体，客体也影响主体，主体改造客体，同时也在改造主体自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体系的根本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主客体的互动发展规律，以实现主体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任务、达到人的需要和谐发展的价值目标。
应该说，毛泽东提出的哲学就是认识论这一命题既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因此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八 书斋中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里，我们引用毛泽东的两条批注，都是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时写下的。一条是：“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1]421—422 另一条是：“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1]445 这是毛泽东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写的，是对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我们提出3个问题讨论。
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书斋中的理论学习和研究需不需要？回答是肯定的。从《实践论》的观点看来，一切真知都是从实践中直接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都去实践，事实上许多知识都是间接的经验和知识，因此学习和研究书本知识是必要的。毛泽东历来强调要系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但他一直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理论结合实际来学、要融会贯通的学、要有创造性的学，不要把自己变成书本的奴隶，死读书，读死书。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还必须到实践斗争中去，去吸取新鲜空气，接受新鲜经验，学习人民群众的创造，要把书本上的“一般”与具体实际的“个别”结合起来，这样的理论才有生气、才有生命力。毛泽东批评王明、博古等的教条主义：“中国的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1]429。这是批评理论脱离实际的学习和研究。
第二，能不能在书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不否认在书斋中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做概念逻辑研究、做理论解释工作的价值，这些工作对于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可或缺的，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些工作最多只能将原有理论研究得更加深入，然而任何“解释学”都不能在本质上对原有理论做出重大的创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尤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是由于实践的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新的实践主题的提出和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新水平。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并不是列宁在“书斋”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结果，而是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与俄国国情相结合提出并实践了首先在一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即十月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并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才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次重大发展都是实践的需要，都是适时地、正确地，并且都是为了新的实践课题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若不能随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不与时俱进，就既不能坚持也不能发展。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反两反面经验教训证明了的。
第三，丰富的斗争实践是否一定会发展理论，会出理论家？答案是不一定。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理论家要有3个条件：一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精神实质；二是要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历史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三是要有很好的实事求是方法和解放思想的精神状态。
毛泽东批注中说，“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是针对王明、博古等人的主观主义错误而言的。根据上述3个条件，他们错在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不重视且不能把握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凡是”和“本本主义”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这样的方法和精神状态的结果只能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最终窒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毛泽东则恰恰相反，他既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熟悉和了解中国国情，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还善于总结中国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从而使得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伟大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九 反对哲学神秘化，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
哲学向来比较神秘，理论玄奥，体系概念艰深，加之大多作者语言晦涩，把许多人拒之门外。毛泽东向来反对这种哲学神秘化的倾向。在延安时期他十分重视并推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自己的哲学文章从实际出发、理论结合实际、文风朴实、通俗易懂、很受欢迎。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很赞赏。1951年3月27日在给李达的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195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另一封信中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8]64—65 到了晚年，他更是重视哲学的宣传和普及，发出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所有人手里的锐利武器。1963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不要把哲学看难了，看得神秘了。哲学是可以学到的”。在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又提出：“你们教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希望教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写过去那哲学，不要写那么多。”“写哲学能不能改变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采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综观毛泽东关于哲学的宣传和普及有3个重要思想：
第一，哲学要用到生活实践中，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哲学不是少数人的书斋学问，不是装饰门面的装饰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应该用来也是可以用来指导工作实践的，因此他一直强调广大干部学哲学、用哲学。对干部、工人、农民和学生学哲学、用哲学的，他常常表示赞赏和表扬。
第二，要写实际的哲学，要写通俗的文章，采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写实际的哲学就是写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哲学问题，帮助人们提高对问题的认识能力，提高思想水平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水平，这样哲学才能吸引群众、劳动者关心哲学。语言通俗易懂，使广大劳动人民能从通俗的文章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哲学才能掌握群众。
第三，关于改造旧的哲学体系，新的哲学如何建构的问题毛泽东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毛泽东的思想中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以哲学是认识论为总的指导思想，以实践为基础，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目标使命；二是以哲学原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写出实际哲学；三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文化背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整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四是写哲学文章要语言通俗、明了、易懂。
毛泽东的哲学普及宣传思想集中起来就是要在工作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用哲学，要使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统统都能掌握哲学、自觉用哲学，这是晚年毛泽东的战略思维。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十几亿人口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提倡自觉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巨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伟大哲人的战略眼光和殷切期盼。当然在哲学群众化的宣传普及过程中会出现浅尝辄止，甚至庸俗化、实用主义的现象，难免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但这是极其次要的，是不能与其积极作用相提并论的，而且随着全民族哲学水平的提高，这些缺点和副作用就会大大减少，逐渐得到克服。
十 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提出：环境与人的同时改造只能合理地理解为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作了发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中改造“两个世界”的命题。他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一书的批注中写道：“认识主体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起变化”、“在实践中实现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改造外界同时改变自己”[1]17—18。稍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将这一思想表述为下列命题：“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主要是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客观世界同主观世界的关系。”[4]296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改造“两个世界”的观点体现了这样的思想逻辑：首先，这个逻辑的前提是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社会实践过程是主客体统一的基础。其次，主体改造客体是因为主客体产生矛盾，客体不能适应主体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改造客体以满足主体的需要，达到客体与主体的统一。主客体统一是辩证的、动态的过程，主体的需要是不会停止发展的，因而改造客体、实现主客体统一的实践也就不会停止，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不统一——统一——不统一始终处在循环运动之中。第三，实践不仅改造客体，同时也在改造主体。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时，使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身”。在实践中改造主体自身，有被动改造和自觉改造之区分。最后，马克思主体哲学提出革命实践主体改造世界，既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无论是改造客观世界还是改造主观世界都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主动、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首先是为了更有效、更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因为实践主体主观世界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改变客观世界的合理程度、改造的成败、成效的大小等；其次是为了主体自身的价值目标、生活和实践方式的实现，使它们都能够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再次是为了调解主体自身与他人（或者说是另一实践过程的主体）的关系，在各主体之间建立积极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既是主体的需要，也是改造客体的需要，又是未来实践主体实现主客体统一的需要，这是关系到主客体统一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
毛泽东的改造“两个世界”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成功地改造了旧中国，建设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又在党和革命队伍主体的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作风建设诸方面取得改造主观世界的丰硕成果。中国共产党对主体的改造和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是党领导、组织下的主动自觉的行为。毛泽东关于革命实践主体不仅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也要改造主观世界的命题是一个科学命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世界的任务，在理论上是一个伟大创新，在实践上也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离开辩证唯物论就会犯大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时，写下一条批注：“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1]311—312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是对辩证唯物论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意义的揭示。生活实践证明了这个命题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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