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赵王伦起事”社会基础辨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晋论文,赵王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321(2003)03-0087-06
一、赵王伦事件是“八王之乱”的核心事件
“八王之乱”旷日持久，它的最关键的年份，应在晋惠帝继统第十一、二年间，即从司马伦起事主政至冏、颖、颙联兵讨伦的永康、永宁之交(300～301)。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文中指出：“西晋八王之乱，其中心人物为赵王伦”。（注：《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页，三联书店，2001。）因非所论主旨，陈文未述具体理由。以笔者不避浅陋之揣探，大端约略有二：
第一，赵王伦之前，已经发生藩王干政的现象，但中央朝廷的权力运行体制并未破坏。惠帝不能视事，由贾后临朝“出诏”，史家于此讥评甚多，主要关涉个人品质问题，以“体制”言，则前代屡有其例，如西汉之吕雉、王政君，东汉之“临朝者六后”。（注：见《汉书》卷97（上）外戚传（高祖吕皇后），卷98元后传，《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序），中华书局点校本。）西晋贾后当政，在废杀愍怀太子之前，局势大抵亦如西汉女主时期，“帝诏”并未失其权威和神圣。非但自称“无二心”的司马冏不敢倚仗一己之声望实力与政敌杨骏决赌生死，就是“少年果锐，好立威刑”的司马玮，也必待有朝廷诏命，方得与司马允、繇共诛杨骏，与允、乂、颖共诛卫瓘。（注：《晋书》卷59八王传（汝南王亮、楚王玮），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92、1596页（下引《晋书》版本同）。）而且，亮、玮之变，历时甚短，局限在宫廷之内，而主要朝臣如张华、裴頠、贾模、裴楷诸侍中及尚书仆射王戎等，都还能正常行使职权，无人有“矫诏”之举。（注：《晋书》卷59楚王玮传：贾后“使惠帝为诏”，“夜使黄门赍以授玮”，玮“矫诏召三十六军”“助顺讨逆”；“又矫诏使（司马）亮、（卫）瓘上太宰太保印绶、侍中貂蝉，之国”，“以矫诏赦亮、瓘官属”。同卷汝南王亮传：玮“乃承贾后旨，诬亮与瓘有废立之谋，矫诏遣其长史公孙宏与积弩将军李肇夜以兵围之”。按玮之“矫诏”，皆本贾后旨，临死犹言自己“奉诏而行”；贾后临废之前也犹言“诏当从我出”。他们并非真正的“矫诏”。“矫诏”云云，当为唐代史臣裁量人事的春秋笔法。）这些都是元康之政得以多年维持粗安的重要条件。
第二，赵王伦之前，由于惠帝庸懦，愍怀太子尚在其位，贾后专朝具有合法性和过渡性，诸王参与宫廷斗争，目标仅止于与后族分权，有限地提高自己及至整个宗藩在国家权力基本架构中的位势，一切尚未尽脱武帝的政治安排。汝南王亮之临事患得患失，楚王玮之甘为贾氏虎伥，还不能说是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后来六大宗王火拼的矛头则涉指朝廷最高权力。伦“自为相国”，操持政柄，正是首开其例。伦以逼宫自继大统，触犯了宗室众怒而迅速败亡，但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又接踵摄政，“三王并起，迭总天权”（注：《晋书》卷13天文志（下），392页；《宋书》卷24天文志（二）作“三王并起，迭总大权”，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引《宋书》版本同），第700页。），衍为权臣更替的模式。他们既是师赵王之故智，又记取了他称帝加速覆灭之教训。易而言之，“赵王伦起事”（注：《晋书》卷60孙旂传，第1633页。）不仅引发了“三王起义”，也在一定程度上锤铸着后者的运行形态。所以，《晋书》中“三王起义”（或称“三王兴义”、“三王举义”、“三王兴兵”、“三王起兵”、“三王起义兵”）等语不下十余见，每处都与“赵王伦篡位”之类字样连用。实际上，最后收束“八王之乱”的司马越“霸朝”，大抵也仍是新车旧轨而已。（注：司马越“霸朝”与其他宗王的情况有同也有异，最大的差别是前者具有相当显著的玄学文化色彩。）
由上述二端观之，西晋宗藩问题闹到司马伦事件发生，是条界线，从此诸王轮番擅权，朝纲大坏，战火连绵，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八王之乱”实际上是自此才正式开始的。“司马伦起事”实为牵引“八王之乱”方向和格局的重头大事。
二、“与伦共事”的六种人
赵王伦既是晋室宗藩之难的魁首，史官对他的记述自然特别注意运笔于其劣迹猥行的一面。《晋书》本传称伦“性贪冒”；“素庸下，无智策”；“无学，不知书”；“惑巫鬼，听妖邪之说”；传后“史臣曰”也以“伦实庸璅（琐）”（注：见《晋书》卷59，第1598、1600、1601、1627页。又，此类评价亦见于他传，如卷36张华传，也有“赵王贪昧”的说法。）为评。这么集中的道德贬斥，在《晋书》诸传中，是相当突出的。以今日“后见之明”观之，若说“伦及诸子皆顽鄙无识”，则大率得实；若说“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唯竞荣利”（注：见《资治通鉴》卷83晋惠帝永康元年(300)，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引《通鉴》版本同），第2646页。《晋书》赵王伦传文字略同。），或有失之笼统处，也不足以解释这位非晋武嫡系的庸下委琐的宗室王，何以能够一举完成政变，甚而一度窃据帝位。以下试就此略作辨析。
查考《晋书》和其他有关史籍，赵王伦起事时期(300～301），“所与共事者”大致有以下六类：
第一类，愍怀太子旧属。
《晋书》载及“尝给事东宫”者，近30人，有的已在事发前死去，有的仅姓名一见，不叙本事。直接参与政变，或政变后与伦关系较密的官员，今尚得知10人左右。
右（一作左）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并有宠于太子”，怂恿伦发难诛杀贾后。（注：见《晋书》卷59八王传（赵王伦），卷53愍怀太子传，第1598、1461页。）
原太子詹事裴劭，伦相国府从事中郎，参与称帝逆谋。（注：见《晋书》卷59八王传（赵王伦），第1601页。）
原太中舍人杜锡，曾“尽忠规劝”愍怀太子，“赵王伦篡位，以为治书侍御史”。（注：见《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卷34杜预传附子杜锡传，第1458、1033页。）
原太子舍人王敦，本传载太子废徙武昌时，“冒禁于路侧望拜流涕，时论称之，迁给事黄门侍郎。赵王伦篡位，敦叔父彦为兖州刺史，伦遣敦慰劳之。会诸王起义兵，……敦劝彦起兵应诸王。”（注：《晋书》卷98王敦传，第2553～2554页。）王敦虽然顺从时势，改换了阵营，但贾后在，敦必不得迁官，迁给事黄门侍郎，当在伦为相国主政时，并以此职出使彦府。
原太子舍人应詹，伦“以为征东长史，伦诛，坐免。”（注：《晋书》卷70应詹传，第1857页。）按，伦为征东将军在元康元年(291)八月，九月即改官征西大将军，后历车骑将军、相国。但应氏既受伦诛连，则当随府而转，一直为赵王所用。
原太子洗马江统，“在东宫累年，甚被亲礼……及太子薨，改葬，统作诔叙哀，为世所重。后为博士、尚书郎，参大司马冏军事。”（注：《晋书》卷56孙统传，第1535、1538页。）太子改葬，在永康元年(300)六月；司马伦败死，在次年四月；冏为大司马，始于是年六月。那么，孙统为博士、迁尚书郎，正当伦秉政时。
原太子洗马陆机，“赵王伦辅政，引为相国参军”，“伦将篡位，以为中书郎。”（注：《晋书》卷书54陆机传，第1473页。）
《资治通鉴》卷83晋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载，伦兵变后即以左光禄大夫何邵为司徒，右光禄大夫刘寔为司空。（注：《晋书》卷4惠帝纪，第96页。伦起兵废贾后，在癸已日；迁官何邵、刘寔，在丁酉日，其间相隔不过4天。）何邵曾为太子太师，刘寔曾为广陵王师，也都是愍怀太子旧臣。
又，伦政变，遣和郁押送贾后幽禁金墉城；伦为相国，“册复太子”，“使尚书和郁率东宫官属具吉凶之制迎太子丧于武昌”；伦称帝，又遣和郁护送太上皇（惠帝）幽居金墉城。（注：《晋书》卷59赵王伦传、卷53愍怀太子传，第1599、1601、1463页。）和郁是赵王伦集团的重要角色，而他得以率东宫官属迎太子丧，则不仅因他即原太子太保和峤（时已卒）的弟弟，更可能是他自身曾仕愍怀府。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人员只是有幸记载入史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愍怀太子是当时很有号召力的旗号，太子官属又是一支很庞大的队伍，赵王伦发动宫廷政变，这应当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载，伦政变成功，即让惠帝出诏立愍怀次子臧为皇太孙（臧兄虨先死），太子官属皆转为太孙官属，伦以相国兼任太孙太傅，与太孙俱往江宫，车服侍从皆愍怀之旧。（注：参见《晋书》第1464页，《资治通鉴》卷83晋惠帝永康元年，第2643页。）照此看来，愍怀旧官属当俱为赵王伦所用。
第二类，武帝一系以外的宣帝之后（含宣帝兄弟之后）。
赵王伦为宣帝第九子，宗室中支持他政变活动的也多是宣帝统系，包括司马懿二子：梁王肜（与伦共废贾后），平原王榦（伦辅政时为卫将军）；二孙：武陵王澹（伦辅政时为领军将军），新野公歆（伦称帝时为南中郎将）；二曾孙：齐王冏（与伦共废贾后），琅邪王睿（监送惠帝幽居金墉）；三从孙：东平王
（伦称帝时为卫将军），河间王颙（伦称帝之初，曾遣军相助），东海王越（伦辅政时为中书令）。（注：参见《晋书》卷37宗室传、卷38宣五王传、卷59八王传，第1128、1120、1122、1126、1606、1089、1622、1620、1088、1601页。）另外，前述“尝给事东宫”的司马雅，也是宗室疏属。
这些人程度不等地参与赵王伦废杀贾后的斗争，拥护他自为相国，有的还默认他称帝继统的合法性。而武帝二十六男，此时尚在世者七王，淮南王允因伦举事而失去立为太弟的机会，称疾不朝，又与吴王晏率兵攻伦；成都王颖和长沙王乂是“三王起义”的主角；代王演、清河王遐、豫章王炽虽性格谦退内向，也无附和赵王伦的行动。”（注：参见《晋书》卷64武十三王传，卷5怀帝纪，第1721～1724、115页。）这种情形反映了宗室内部武帝一系与其外宣帝系诸王的激烈矛盾。（注：杨光辉《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强调“所谓八王之乱，就是以武帝系诸王为一方，泰始元年所封宗室王及子弟为另一方所展开的争夺权力和皇位的骨肉残杀。”“以血缘统属为界限的两大派系诸王的对峙，贯穿于八王之乱的全过程”。所论较全面，可以参看。）我们看赵王伦准备篡位的主要舆论工作，是使人“诈为宣帝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又言宣帝于北芒为赵王佐助，于是别立宣帝庙于芒山”，（注：《晋书》卷59八王传（赵王伦），第1601页。）可知他是以晋室天下由宣帝而来为词。贾后专权，惠帝被架空，诸王有实力者渐生觊觎之心，赵王伦这类说法在武帝统系以外的一般宗室中自然能得到相当程度的共鸣。后来南朝《真诰》“阐幽微第二”称宣帝为“西明公宾友”，划归天师道鬼官系列，（注：陶弘景：《真诰》卷16，第179页，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影印本第572册。）应当也是“惑于巫鬼”的司马伦淫祀宣帝别庙的遗意。
第三类，天师道徒。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最早揭示西晋宗王之乱与天师道（五斗米道）有重要牵连，推断赵王伦及其谋主孙秀、大将张林、死党刘琨等，都是五斗米道中人；参与其事的，还有牙门赵奉、属官杨珍、道士胡沃等。（注：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5、12页。）除了陈文所列，伦党中的天师道徒似尚可补充数人，
郗隆。《晋书》卷67郗鉴传载：鉴叔父隆，“少为赵王伦所善，及伦专擅，召为散骑常侍。伦之篡也，以为扬州刺史。”而高平郗氏，正是陈文重点论列的天师道世家。
殷浑。是赵王伦提兵废黜贾后的内应，当为陈郡人，（注：殷浑里贯，史无明言。《晋书》收殷姓人物29人。其中出于陈郡长平22人，扬州2人。陈留1人，里贯不详4人。今姑定殷浑亦隶陈郡。按张忱石编《晋书人名索引》以殷康、殷康子分属二人，但据《世说新语·纰漏篇》“殷仲堪父病虚悸”条注引《殷氏谱》，康兄师“字师子”，则“康子”亦当为康之字。此处统计即作一人处理。）据陈文的推断，陈郡殷氏也属天师道世家。浑门第不明，但受天师道某些影响是可能的。
孙会。孙秀子，史籍明载琅邪孙氏“世奉五斗米道”。（注：见《晋书》卷100孙恩传，第2631页。）
孙旂、孙弼、孙髦、孙辅和孙琰。《晋书》卷60孙旂传载：“旂子弼及弟子髦、辅、琰四人，并有吏材，称于当世，遂与孙秀合族。及赵王伦起事……兄弟旬月相次为公府掾、尚书郎”。伦称帝，五人都“受署伪朝”。孙秀本贯琅邪郡，是天师道的发详地。孙旂等原为青州乐安人，也属天师道流行的滨海区域。二孙合族，既为着政治上的互相利用，恐怕也因着宗教上的同气相求。
第四类，赵王伦的子息姻亲和封国人士。
此中，伦子荂、馥、虔、诩是其兵变、帝业的基本依靠力量，自不待言。值得注意者，刘蕃、舆、琨父子也是很重要的角色。《晋书》卷62刘琨传载：“伦子荂，即琨姊婿也，是故琨父子兄弟并为伦所委任。”刘蕃在伦当政时所署官职不详；刘舆曾任散骑侍郎。三人中，刘琨最突出，先在伦府为记室督，从事中郎；伦篡位，为荂太子詹事；直到三王起义，犹以冠军将军衔率三万大兵与司马颖激战于黄桥，所以，陈寅恪先生称琨为赵王伦死党。
伦之封国人士，除了孙秀、孙会父子，主要有赵王府将军管袭，相国府主书司马眭秘。据《元和姓纂》卷7“二十四缓”、卷2“五支”二韵，管、眭皆为赵郡著姓（参岑仲勉校记）。
第五类，中下级宫廷侍从和禁军武卫。
变乱既从宫掖而起，这些人卷入纷争，是意料中事。参与废贾后，除前已列名的右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殿中侍御史殷浑、通事令史张林诸人外，还有殿中郎士猗、右卫佽飞督闾和、右卫司马督路始、省事张衡、华林令骆休，等等。参与杀淮南王允、拥护赵王伦称帝的，除前已列名的主书司马眭秘外，还有御史刘机、司马督护伏胤、左卫将军王舆，等等。参与抵抗三王“义师”的，则有折冲将军李严、征虏将军张泓及将军名号不详的胡渊、左军将军蔡璜、扬威将军莫原、前将军谢惔、司马督王潜、部将徐建，（注：《晋书》卷59八王传（赵王伦），1598～1605页；《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注引《晋诸公赞》，中华书局点校本，793页；参见《资治通鉴》卷83～84晋惠帝永康元年至永宁元年，第2639～2640,2643～2644、2651～2652,2657～2660页。）等等。
这些人，绝大多数的家世无可究诘，当以寒素为主。他们在正常年景的仕途极为逼仄艰难，有促成、扩大政治动乱的热情，有火中取栗的冒险精神。（注：刘驰《八王之乱的寒门人士》对整个“八王之乱”中寒门力量之活跃及其动力，有较全面的分析，可以参看。见《六朝士族探析》，第25～44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孙秀及宫廷中下级文职、武职的主动介入，掀动了赵王伦政变的低层社会基础。伦败，普遍受到严厉制裁。
第六类，对宗室统系无大偏倚，比较尊重既成事实的“名德之士”。
《资治通鉴》卷83晋惠帝永康元年(300)载：“相国伦欲收人望，选用海内名德之士，以前平阳太守李重、荥阳太守荀组为左右长史，东平王堪、沛国刘漠为左、右司马，尚书郎阳平束晳为记室，淮南王文学荀崧、殿中郎陆机为参军”。所列七人，都是前三代中有两代居官五品以上的士族名门。（注：此处士族判别标准依从毛汉光之说（《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两晋南北朝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和比较》，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8），颍川荀组、崧，江夏李重，沛国刘漠，阳平束晳，吴郡陆机，先世材料清晰，符合毛氏标准；东平王堪，家世不详，但他与荥阳名门潘岳有姻亲，《通鉴》史文称为海内名德（《晋书·荀组传》作“德望”）之士，其为士族，殆无可疑。）伦相国府中的大族名士还有济阴卞粹、渤海刁协、北地傅宣、颍川荀邃、广陵戴若思，以及中山刘琨、乐安孙弼等，合计14人，另有一般士族5人。而笔者初步查证所得其相府僚佐总数，家世情况可知者不过21人。这一组数据虽不完全，仍能见出伦相国府的门户背景确实不弱。
赵王伦“选用名德之士以收人望”的意向，也表现在着意笼络优容朝中大臣上。为伦所用的异姓朝臣，除前已述及的司徒何邵、司空刘寔，主要还有中书监傅祗，尚书令满奋，仆射崔随、乐广，光禄大夫羊玄之，等等。
这两部分“名德之士”，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强大的家庭势力和盘根错结的社会关系网，对朝廷动乱态度较消极，行动较迟缓，有的人被迫才接受赵王伦的署职。但终究是对其政治活动的有限服从和低调配合，反映了这些所谓名德之士于宣（景）、武二统系并无强烈偏倚，比较尊重既成事实的心态特征和行为倾向。朝野间的这种社会心理氛围，是赵王伦及后来诸王得以“迭总天权”的重要条件，值得进一步申说。
三、司马伦诸王“迭总天权”的社会心理背景
如上所述，武帝系诸王与其外宣帝系诸王对司马伦起事的态度往往有所不同，反映了宗室内部两派的激烈矛盾；而朝野名德之士对此矛盾却往往态度暧昧，表示出无大偏助而随顺既成事实（秩序）的行为倾向。这两个方面，实已构成当时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社会心理，通常是与意识形态相对而言的：后者指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系统，亦即统治集团意志在文化领域的强势的表达；前者则只是尚未系统化，自发色彩较浓，层次较低的观念、情感和风习。社会心理虽不如意识形态那样有强大的统制力，但在特定群体乃至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它仍构成一种气氛和环境，引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抉择。
社会心理层面对于“赵王伦起事”的认可或默许，在他称帝前后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称帝之前，除了武帝子司马允、晏同母兄弟曾起兵攻伦外，对伦行径不满者只是回避不与共事而已（如李重、郗鉴、羊忱等），一般未取敌对立场。称帝之后，史称“自（司马）冏等起兵，百官将士皆欲诛伦、（孙）秀”。（注：《资治通鉴》卷84晋惠帝永宁元年，第2659页。）不过，这应当是冏、颖二王兵势大盛时候。在冏“倡义”之初，各地仍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宣（景）、武二系无强烈偏倚的政治倾向。
例如，冏讨伦檄文传至扬州，刺史郗隆犹豫不决，州吏质询对策，郗隆说：“我俱受二帝恩，无所偏助，欲守州而已。”照胡三省的解释，此处“二帝，谓宣帝、武帝。”（注：《晋书》卷67郗鉴传附郗隆传，第1807页；《资治通鉴》卷84晋惠帝永宁元年，第2556～2657页。）这是最典型的材料。类似的记载还有一些。
冏檄至宛城，沔北监军孟观“以紫宫帝座无他变，谓伦应之，遂不从众议而为伦守”。（注：《晋书》卷60孟观传，第1635页。）
冏檄至荆州，南中郎将司马歆也一时“未知所从”。（注：《晋书》卷38宣五王传（扶风王骏子歆），第1126页。按，史文未明言歆在荆州，但西晋南中郎将例镇荆州，时都督为孙旂，歆为刺史，旋伦败旂死，歆继为都督。）
冏檄至关中，都督司马颙执冏使者献伦，擒杀聚兵应冏的夏侯奭，后闻司马冏、颖兵盛，才改投二王。（注：《晋书》卷59八王传（河间王颙），第1620页。）
冏檄至兖州，刺史王彦“不敢应命”，后听其侄王敦之劝，才起兵立功。（注：《晋书》卷98八王敦传，第2554页。）
冏檄至幽州，都督王浚“拥众挟两端，遏绝檄书，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义”。（注：《晋书》卷39王沈传附子王浚传，第1146页。）
以上诸例见出，齐王冏起兵讨伦，“遣使告成都、河间、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镇、州、郡、县、国”，以“有不从命者诛及三族”相逼，（注：《晋书》卷59八王传（齐王冏），第1606页。）但初时四王中非武帝系的二王都心存疑虑；八大征镇军区，永康、永宁之交的青徐督刺史书失载，已知的七区中除豫、邺在冏、颖二王手中，其余五区方镇皆有所观望。（注：严耕望先生指出，西晋时期豫、邺、幽、关中、沔北、荆、青徐、扬州八区“经常置督”，其余各州“皆非经制”。见《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上册第35页；八区督刺更迭情况，见吴廷燮《晋方镇年表》，收在《二十五史补编》，第3415～3451页。）这样的政治地理态势稍后即起变化，但已足以表征当时人臣在宣（景）、武二系之间犹疑逡巡的社会心理氛围。齐王冏父攸，已继司马师，可划属宣帝一系，但攸的生父毕竟是文帝司马昭，又属皇统嫡派，冏、颖联兵攻伦，无疑正是宣（景）、武二系的对峙。
而这样的社会心理氛围，它的形成和延续，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渊源。回溯西晋王朝之开局应对，至少有二事与此关连紧密。
其一，武帝刚登基，便追尊司马懿、师、昭帝号，于是懿、师子弟大量得以封王，司马孚为太师须避景帝名讳而改称太宰，加上景帝嗣子攸有宠于生父文帝，“几为太子者数”，因而武帝病重时，“朝野皆属意于攸”。（注：见《资治通鉴》卷80晋武帝咸宁二年。第2541页。）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淆乱了帝系正统的确定性。
其二，泰始初年，“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瓒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时依违未决。”（注：《晋书》卷40贾充传附贾谧传，第1173～1174页。按，荀勖泰始初拜中书监。）用正始开元，有以司马懿为开国皇帝的意味；用嘉平开元，有以司马师为开国皇帝的意味；（注：司马懿于正始元年前一年录尚书事，与曾爽共执朝政，正始十年杀爽，独秉朝纲。司马师于嘉平三年代懿，四年录尚书事，专断朝政。至于司马昭代师执政，已是正元二年事，但未见有以此年断限之议。）这表明西晋初，宣（景）帝一系的正统性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可。直到武帝死，纷纷扰扰的惠帝继统之争尘埃落定，秘书监贾谧才“请从泰始为断”，“事遂施行”。（注：《晋书》卷40贾充传附孙贾谧传，第1173～1174页。）但由后来行世的王隐、虞豫、孙盛、干宝等晋人的史著观之，记事仍起自司马懿。（注：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427～4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宣（景）、武二帝统系的复杂纠葛，在有晋一代史学领域未得完全解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氛围，与意识形态相区别又相联通的社会心理氛围。
“赵王伦起事”能够一时得逞，他败亡后，诸王纷争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愈加扩大，“迭总天权”的闹剧一再搬演，可由上述社会心理氛围得到部分的解释。应当说明的是，赵王伦起事的社会基础，不止本文所强调的两大层面。《世说新说·德行篇》载：“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楷）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这里，以梁、赵为“国之近属”，而非帝室疏属，大抵也是取的宣帝嫡宗的立场，（注：《晋书》卷59八王传（河间王颙）载：“（元康）九年代梁王肜为平西将军，镇关中。石函之制，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颙于诸王为疏，特以贤举。”考颙前任关中都督计六人，即汝南王亮（宣帝子）、扶风王骏（宣帝子）、陇西王泰（宣帝弟馗子）、秦王柬（武帝子）、赵王伦（宣帝子）、梁王肜（宣帝子）。这是西晋武惠时期颇以宣帝子息为嫡亲的有力佐证。）所谓“贵重当时”，则由于司马亮死后，赵王伦是宗室中的最高长者；岁助裴楷“国租数百万”，还表明其财力富厚；注意“行惠”于门阀家族，共履“天道”，也能广收美望。这些都与其社会基础问题密切相关。唯史料记载有限，笔者识见有限，无力作全面的论析，本文暂且只述及赵王伦“所与共事者”并其所涉社会心理问题，就教于贤者。至于西晋臣僚在帝统纷扰中的骑墙作派，可以远溯于汉末党锢以还名士气节逐渐沦落；以及汉魏晋两次禅代，朝士政治态度势利化，百余年士林风气变迁自予武惠二朝的社会心理氛围侵润甚多，唯前人论之已详，亦不复赘言。
收稿日期：2003-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