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民主理念与政治信任--以上海为例_政治论文

社会经济地位、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以上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社会经济论文,上海论文,民主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5)01-0052-11

       转型期的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人的政治信任水平出现了下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将对国内外有关政治信任的理论及实践进行梳理与解析，然后以上海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通过因果关系模型来探讨决定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和作用机制。

       一、文献回顾

       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也称为政治信心(political confidence)或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指的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的运作能否产生出与他们的预期相一致的结果所持有的信念和信心。政治信任反映的是公民的一种总体评判，是公民对政治体系的态度、评价或信念等一系列政治心理的反映。很多学者认为，政治信任是对于政治体制的整体或部分将会带来积极成果的信念，代表的不仅仅是对以往或当前政治系统所取得的成绩的主观判断，更主要的是人们对于政治体系和政治行动者将来是否会维护和增加社会福利和个体权益的预期。

       关于政治信任的来源，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框架：一种是以政治行动者的理性计算为基础的理性主义解释框架；另一种是基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文化主义解释框架。虽然这两种解释框架的理论来源大相径庭，但是在分析时往往可以形成互补的关系，从而大大提升了对现实的解释力。

       (一)政治绩效与政治信任：理性主义视角

       理性主义的学者们认为政治信任来源于公众对于被信任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府和政府官员等政治行动者所许下的承诺能否得以实现所作出的评估。因此，政府及其官员所制定的政策和执行的效果，即政府和政治家的政治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政治信任。在伊斯顿看来，来自政治系统的正输出能够对政治任职者产生群众性支持。在短期内，这种支持基于有关“最近你为我做了什么”的计算。而且，如果一个特定政体的输出被认为是在一个长时期内是正的，那么这个政体就可能会培养出“弥散性支持”，即政府合法性的由来，接下来政治信任也会伴随而来。[1]李普塞特也非常注重政府有效性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政府能否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是政府有效性的重要体现，而社会分化和社会对立的加剧则是政治信任危机的社会根源。[2](PP41-49)

       西方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政府执政绩效的高低与政治信任感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微观个体的经济利益的得失都会影响到公众对政府执政绩效的评价以及对国家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的判断，进而左右公众的政治信任的高低。而政府效率的低下、政策的失误、政治腐败的程度，以及对政府的期望值过高都会产生政治上的不信任感。

       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也被认为是影响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即社会的财富分配越平均，其政治信任的水平也会越高。尤斯拉纳发现，在33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会导致政治信任水平的下降，而财富的公平分配则能够使人们变得更为乐观，也能够缩减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3]Lee和Glasure也发现韩国人对财富的平等分配的看法可以显著地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此外，他们还发现韩国人如果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他们就可能对政治体制持否定的态度。[4](P29)

       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也吸引了许多的学者对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状况及其来源进行经验性的研究。在农村地区，当地政府的工作绩效是决定农民政治信任水平的主要因素。例如，农业税费改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农民的政治信任，而征地拆迁和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则削弱了农民政治信任的水平。[5]李连江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可以根据其与各级政府及官员之间的利益关系的不同而相应的分为不同的层次。[6]胡荣的研究发现，农民上访过程中反映出的农民利益受损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烈的关联。[7]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政府的绩效也决定着人们的政治信任水平的高低。[8]他们的研究揭示出理性主义视角下中国的政治信任与政府的绩效以及政府官员的行为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关联性。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所取得的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才是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9](P15)

       (二)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一个文化主义的视角

       文化主义的学者认为政府执政绩效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机制深受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民主价值观的广泛认同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1](P110)民主的民主观念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社会经历等外在因素的制约。Inglehart & Welzel的研究显示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差异性政治文化传统会深深地影响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评价。因此，对现代民主政治的信任首先要有对民主观念的认同。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离不开公众民主观念的提高。人们民主观念的提高将有利于增进公众对现代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信任程度，而对民主价值观的怀疑则会导致人们对民主政治体制和政府的不信任。[10]

       文化主义的学者并不否认个人的利益得失和政府的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但他们更强调政治行动者如何对外部的经济和政治刺激赋予独特的意义，并作出个性化的评价。这种基于不同的民主文化传统的调节机制使得政治行动者对相同的刺激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和评价。也就是说，民主文化除了直接作用于政治信任外，还决定着政治行动者如何理解和评价政府的行政绩效和政策效果，进而间接地影响政治信任的高低。很多学者相信批判型公民(critical citizens)的成长将会改变政治信任的决定机制。他们认为，当物质保障得到满足后，人们的利益追求将向纵深发展。公民与政治体系之间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得以凸显。公民的政治诉求和民主观念将可能会逐渐代替单纯的理性计算而成为影响政治信任的主要变量。

       文化主义理论在现实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印证。

       最近在欧洲兴起的社会质量研究则将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社会发展程度等因素放在了一个框架下对政治信任进行分析。[11]政治信任被看作是社会凝聚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代表着在政治领域范围以内公众基于社会团结而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公众所具有的民主观念则反映了内化于公众个体中的政治文化，意味着参与构建集体认同的意愿与能力。社会经济地位为集体认同和自我实现提供保障，是政治信任和民主观念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三)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

       虽然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政治信任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在政治信任的决定机制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直以来，中国因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转型而为世人所关注。通过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比较，马德勇认为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公众之所以表现出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很可能是长期以来的威权主义传统所造成的。在亚洲地区的研究表明，在具有威权主义统治历史的国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不仅基于政府的表现，同时还基于人们对权威的崇拜和对权力当局的依赖等传统的政治价值观。[12]史天健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比较研究揭示出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不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两岸人民对政治冲突的态度以及评估政府机构的行为等方面的差异。[13](P33)在他们看来，权威主义价值观是有助于提升和维持人们的政治信任水平的。

       但是根据白鲁恂的观点，在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下，权威主义反而可能成为政治不信任的诱因。在他看来，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让公众对权力当局有非常强烈的依赖感。相应的，中国的公众也寄希望于政府能够保护、培养和支持政府的拥戴者。而当社会不平等和政治腐败日益严重时，这种威权主义传统会加剧人们对政治行动者的失望和不满，从而降低人们的政治信任水平。因此，将中国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归因于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并不一定正确。[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和政府执政理念的变迁对人们的政治观和民主观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水平不会直接作用于政治参与的程度，但其通过政治效能与政治关心等中介变量仍然可以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然而，就政治信任而言，学术界似乎对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学术兴趣，而对城市中的各个社会群体在政治信任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缺乏足够的关注。不同于东欧各国所经历的休克式转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长期的、渐进式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年龄段的社会群体所形成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可能存在着比较大的代际差异。青年人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成长，因而其政治价值观更多地体现出个体主义的理性计算的特征。中老年群体由于在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了较多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和计划经济思想的灌输与教育，因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会表现出不同于青年人的民主观念，并可能根据自身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来对现实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问题作出不同于青年人的理解和判断。

       教育水平同样可能会影响到决定人们的政治信任水平的机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通常会更多的认同现代的民主价值观，表现出更高的政治关注度。但在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的参加频率等实际行为方面却低于中低教育水平的群体。这可能是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紧张造成的，也可能源于城市白领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焦虑。

       本文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着重考察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教育群体之间在政治信任和民主观念等方面的独特性及其影响。

       二、研究框架

       本文旨在检验在中国城市居民中政治信任与民主观念的决定机制。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以下分析框架(见图1)。首先，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社会经济地位可以看作是框架中包括政治信任和其他因素的基础，对各个变量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社会冲突是公众从宏观层面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社会问题的所采用的政策的效果的认知。这是不同于个体自身经济社会利益之外的对政府绩效的判断，因而政治信任与之有负向相关关系。我国许多学者发现了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群体对社会冲突的严重程度的评价是不同的。[15][16]而政治支持预期指的是在将来自己遇到困难时预计会从政府机构获得支持和帮助的可能性。这也是公众基于以往政府的行为对未来的预期，因而也是基于个体的理性计算，反映的是理性主义视角下政治信任的来源。在这里，我们假设社会经济地位对支持预期有直接的影响，而政治支持预期和社会冲突之间则是相关关系。

      

       图1 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理论分析框架

       民主观念反映的是公众的政治价值观和对民主管理方式的态度。在这里我们假设它对政治信任有直接的正面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将会导致民主观念的差异。社会冲突和支持预期也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因此，民主观念在模型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

       此外，许多研究都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等对政治信任水平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很显著。[8][12]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我们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于2010年6月至7月在上海市区所进行的入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该次调查在上海市内以多阶段、多层次、按比例随机抽样的方法，在12个区中选取了46个居委会，共1285个调查对象，最终完成有效样本总数为1203个。由于部分缺失值的影响，本次研究中删去了158个带有缺失信息的样本，最后剩下1045个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有效样本比例为86.9％。

       (二)政治信任因果模型各因子的测量

       1.政治信任。在本研究中，政治信任包括对以下特定的群体和组织机构的信任程度：1代表“完全不信任”；2代表“不是很信任”；3代表“一般”；4代表“比较信任”；5代表“完全信任”。这几个子维度是：(1)特殊信任。它反映了对某些特定人群的信任程度，包括医生、警察、律师三类人群。(2)机构信任。本次调查共询问了被调查者对四个政府机构或企业单位的信任程度，包括对司法机关、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人大的信任情况。

       2.社会经济地位。这主要从受访者的主观判断来测量，包括以下四个指标：(1)家庭经济状况。受访者被问到在过去的一年中家庭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的。受访者可以从4(有余款可储蓄)、3(勉强维持生活)、2(需动用储蓄)、1(需要借款维持生计)四个选项中选择。该变量的取值越高，表明受访者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2)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满意度。它测量的是受访者对目前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1代表非常不满意，5代表非常满意。(3)主观社会地位。它反映的是受访者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高低所作出的主观判断。1代表社会底层，5代表社会顶层。该变量的取值越高，表明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越高。(4)家庭经济地位。它反映的是受访者认为自己家庭的总收入在上海的相对位置。受访者可以从1(代表最低档)到10(代表最高档)之间选择。

       3.社会冲突。受访者对社会各群体之间社会冲突强度的感觉反映了社会成员对于社会团结的微观认知水平。这些社会冲突包括：穷人与富人、管理层与工人、官员与百姓。被调查者可以针对上述三种社会冲突选择严重的程度：1代表“完全不严重”；2代表“不太严重”；3代表“一般”；4代表“严重”；5代表“非常严重”。

       4.政治支持预期。社会支持指的是政治机构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帮助的可能性的大小。这里的政治机构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机构、法院、媒体等机构。被调查者可以针对这几个机构选择自己感觉可能获得帮助的程度：1代表“非常多”；2代表“比较多”；3代表“一般”；4代表“不多”；5代表“非常少”。

       5.民主观念指的是受访者对某些民主权利的态度和认识。在本研究中，民主观念这个维度是通过受访者对以下几种说法的态度来测量：(1)工会对保障雇员很重要；(2)领导做决策前会征询下属的意见；(3)企业在做重要决定前要考虑职工的意见。受访者可以选择对这些表述的态度：1代表“非常同意”；2代表“比较同意”；3代表“一般”；4代表“不同意”；5代表“非常不同意”。

       (三)数据分析

       首先，我们将针对各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再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6.0。接着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进行检验。最后引入多层多群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社会质量各维度的关系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变化。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所使用的软件是AMOS16.0。

       四、研究结果

       (一)外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显示，受访者对于医生、警察和律师等特定群体的信任度要低于对于政府相关机构的信任度。对司法机关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比对中央政府和人大的信任明显较低。对于律师的信任水平则显著的低于对其他两个职业群体的信任。

      

       受访者的主观社会阶层平均值为2.38，表明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处在社会的中下层。家庭经济状况的平均值为3.47，说明半数左右的受访者家庭在2009年都有余款可储蓄，处于勉强维持生活也有很大比例，而需要动用储蓄或借款的家庭在调查中所占比例不大。家庭经济满意度的均值为3.11，接近其中间值3。但是家庭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仅为4.02，考虑到这一变量的取值范围为1-10，这说明较多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家庭收入处于社会的中下层。

       社会冲突的三个指标的平均值都在3.5到4之间，反映出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目前社会群体之间的对抗是比较严重的，其中又以贫富之间的冲突最为严重。这说明上海居民对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冲突感受最深。虽然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冲突程度较低，但这一指标的标准差(=0.91)是最大的，表明受访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呈现出比较大的分歧。

       人们在遇到困难时想从各类政治机构寻求支持的预期似乎并不高，三个指标的平均值都远低于中间值3。其中人们对政府机构的预期相对来说较高，而对媒体的期待最低。这暗示出受访者的心态都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对于将来能否从政府、法院和媒体等机构获得支持和帮助都不抱太高的期望。民主观念测量的是受访者对于各类民主的管理方式所持的态度，结果显示这三个指标的平均水平都在中间值左右。

       (二)政治信任关系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初始模型包括了以上6个内生变量，及21个外生变量。其中特殊信任和机构信任两个内生变量又建立了一个二阶因子，即政治信任。政治信任因子与其他四个内生变量一起组成了10对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这些内生变量分别对应着2至4个外生变量。初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情况如下：卡方(CMIN)=821.6，自由度(DF)=158，CMIN/DF=5.2，显著性P＜0.001。由于数据样本量较大(N=1045)，在P值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引入新的指数来反映模型拟合度。几个主要的拟合指数值如下所示：CFI=0.921，RMSEA=0.062(区间为0.059-0.068)，PCLOSE=0，AIC=965。这些指数说明初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情况并不是很好。

       为了进一步提升模型的拟合度，我们结合AMOS软件提供的修改指数和现实可能的理论联系对初始模型进行了一些修改，形成了第二个模型。较之初始模型，模型2增加了四对误差项的相关关系，即对律师的信任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两者的误差项是相关的；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对人大的信任两者的误差项是相关的；在困难时对政府机构的期望与对非政府机构的期望的误差项是相关的；在困难时对非政府机构的期望与对法院的期望的误差项是相关的。最终形成了模型2。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情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具体数值如下：卡方(CMIN)=402，自由度(DF)=154，CMIN/DF=2.613，显著性P＜0.001，CFI=0.97，RMSEA=0.039(区间为0.035-0.044)，PCLOSE=1，AIC=554。各内生因子对各自的外生变量的解释力较好，标准化的因子负荷系数都超过了0.5，最小值为0.51，最大值为0.91。

      

       图2 政治信任模型的内生因子关系图

       表2列出了因子相关关系的矩阵。从表中最下一行可以看到，政治信任与其他四个因子之间都存在着显著性的相关关系。其中政治信任与民主观念的正向相关度最高，相关系数达到了0.38，这说明人们越认同民主的价值观，就更可能拥有较高的政治信任水平。人们对社会冲突的严重程度的评价与政治信任的水平则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反向关系，相关系数为-0.31。这表明人们所感受到的宏观社会冲突程度与他们的政治信任之间存在着反向的关联。社会经济地位因子与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性相较于民主观念和社会冲突来说要弱一点。而人们对政治机构的支持预期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联性是最低的，相关系数仅为0.15。

      

       政治信任之外的四个因子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关关系。社会冲突和民主观念、政治支持预期、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负向关联比较强。民主观念和政治支持预期两个变量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性虽然在统计上都具有显著性，但是相关系数并没有超过0.2。民主观念与政治支持预期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人们对政治机构的支持预期和对民主的价值观念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政治信任的因果模型检验结果

       基于图1所示的因果关系，我们将验证性因子模型的内生变量的相关关系替换为相应的因果关系，同时加入了各内生变量的误差项，生成了政治信任的因果关系模型(如图3所示)。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情况比较好，各拟合指标与图2所示的模型一致：卡方(CMIN)=402，自由度(DF)=156，CMIN/DF=2.613，显著性P＜0.001，CFI=0.97，RMSEA=0.039(区间为0.035-0.044)。

       从结果来看，政治信任的四个来源中民主观念的直接影响最为明显。标准化回归系数达0.3，说明民主观念这一内生变量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释政治信任的变动。其次是社会冲突对政治信任的直接消极影响也比较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1，这说明宏观层面的社会冲突程度会削弱微观层面的个体所持有的政治信任水平。而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认知对政治信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只有0.15，这一数值虽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和前两个变量的系数比较起来有较大的差距。政治支持预期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只有0.08，是四个影响因子中系数最小的，但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在因果模型中，民主观念除了影响政治信任外，同时也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冲突两个因子的直接影响。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对民主观念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达到了0.14。这说明社会经济地位越好，则人们对民主观念的认同程度也越高。社会冲突发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意味着人们对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感知越深，则更加不相信民主的作用。政治支持预期对民主观念的影响非常微弱，在统计上不显著。

      

       图3 政治信任因果关系模型的标准化回归结果

       政治支持预期代表的是人们在遇到困难时对政治机构给予自己支持的可能性的一种判断。在因果模型中政治支持预期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对社会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与政治支持预期之间虽然有一定的关联，但强度并不是很高。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冲突的作用在统计上比较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也达到了-0.14，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认为社会冲突状况更为严重。

       由于在结构方程中有些因子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通过其他中介因子传递的，因此图3所示的直接回归系数并不能完全代表各个影响因子对政治信任的总效用的大小。表3列出了政治信任因果模型中各个影响因子对政治信任因子的总效应。这些系数则是综合考虑了直接影响和由中介变量传递的间接影响所产生的结果。从表4中可以看到，社会经济地位的总效应比图3所示的直接效应有了比较大的提升，这说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社会冲突和民主观念这两个中介变量实现的。而政治支持预期对政治信任的总效应仍然只有0.08，远低于其他三个变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程度。

      

      

       (四)政治信任的代际差异

       为了考察不同年龄群体在政治信任的决定机制方面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别，本研究将上海的样本分为40岁及以下的青年组和40岁以上的中老年组。从表4可以看到，在对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三个政治机构的信任方面青年组表现出了明显较低的水平。

       是否青年群体的政治信任更多地来源于理性计算或者是政治价值观呢?我们引入多组结构方程来比较图3所示的各个因果关系是否会在不同的年龄组之间发生显著的变化。首先，将两个年龄组分别检验图3所示因果模型的拟合度，设两组间所有的参数都相互不受影响。模型的拟合参数为：CMIN=581，DF=308，CMIN/DF=1.89，CFI=0.968，RMSEA=0.029(置信区间为0.026-0.033)。模型中各因子之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如表5所示。在年龄组间存在明显差异的主要是经济状况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程度。经济状况的好坏可以左右中老年组的政治信任水平，而对青年组的决定作用则不明显。政治预期对青年组的政治信任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对中老年人来说则没有显著的意义。

       为了检验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在两个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我们加入一些约束性条件，将两组间的某些回归系数设定为相等，来比较组间的回归系数是否在统计意义存在明显的差异。测量权重模型是将各因子的因子负荷设定为在组间相同。所增加的约束条件并没有产生过多的方差，这说明模型中的各个因子与观测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在不同年龄组之间没有发生变化，从而为下一步检验结构关系的差异奠定了基础。而结构权重模型假设回归系数和各观测变量的截距在两个年龄组之间不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加入这些约束性条件后模型的拟合度有了明显的下降，F检验表明其变化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

       通过对结构权重模型中各约束性条件的逐一检验，我们删去了导致模型拟合度明显下降的约束条件，从而得到了一个最后的修正模型。该模型包括9个结构关系，其中“经济状况→社会冲突”、“经济状况→政治预期”、“经济状况→民主观念”、“政治预期→民主观念”、“政治预期→政治信任”、“社会冲突→民主观念”等六个结构关系在两个年龄组的估计系数可以设定为相等而不会降低模型的拟合度。同时，模型中的二级潜变量政治信任对特殊信任的因子载荷也可以设定为相等而不会改变模型的拟合度。

      

       下表列出了修正模型在不同年龄组的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到，青年组的政治信任更多地受到民主观念和社会冲突两个因素的影响，而决定中老年组的政治信任水平的更多的是他们的经济状况。

      

       五、讨论与小结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范围广泛且影响深刻的转型过程，社会仍处于分化、解组、整合、流动比较剧烈的时期，政府行为与制度环境都还处在日趋完善的阶段。因此，公众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也随着这一转型过程而不断地发生着较大波动。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文化主义的理论视角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首先，民主观念反映的是人们对于公民的民主权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从文化主义的视角来看，在同一个政治体系中民主观念不同的群体会对政府绩效产生不同的解读，因而会成为政府行为及其后果与政治信任之间的中介变量。本研究对这一观点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持。上海城市居民在民主观念上的差异会反映到政治信任的高低上，即民主观念越强，则政治信任度越高。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人如果更认同民主的治理方式，则会明显的更加信任政治机构和政治行动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更认同权威主义价值观，则更有可能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下降和经济利益的损失归咎于政府行为的失败和政治行动者的失职，从而降低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

       特别是对于不同年龄的群体来说，民主观念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青年群体总体上比中老年群体的政治信任水平更低，但他们受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更甚。以往的研究认为青年人的政治热情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消退，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了这个群体的主要关注点。但我们的研究反映出青年人比较年长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对政治的不信任。青年人的这种政治上的不信任主要不是来源于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不满，而是来自于对民主观念的不认同和对宏观社会冲突的认知和评价。这说明青年一代在对政治行动者做出评价和预期时并不是基于个人的得失，而更多地是从文化层面和宏观的社会层面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以往的研究都往往将民主观念看作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因而多从宏观的角度比较中西方民主观念的差异，而对于中国社会各群体间民主价值观念的差异关注较少。本研究发现，民主观念与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一定的联系，即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经济条件越好，则更有可能认同民主的治理方式。但是，社会经济地位对民主价值观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外部的社会冲突程度也会左右人们对民主的态度。而西方有些学者所主张的批判性公民的观点并没有在本研究中获得支持。

       社会经济安全作为政治信任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与政治信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即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越好，则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并具备话语权，处在社会的中上层地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总体上属于受益者，因而不难理解他们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度会高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经济状况比较差的社会弱势群体。但是对于青年群体来说，虽然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因素通过社会冲突与民主观念两个中介变量所产生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但是其对政治信任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很强。这说明客观的物质条件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也深受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社会冲突的程度是人们对政治系统运转绩效进行评判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中国取得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越来越关心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发展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威胁社会和谐的负面因素。毫无疑问，政治机构和政治行动者需要在制定政策和政治实践中维护社会的和谐，防止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恶化。我们的调查也显示出人们对宏观层面的社会冲突的认知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那些认为社会冲突比较严重的人更有可能产生政治不信任，而且他们对政治机构的预期更低，对民主权利的态度更消极，进而使得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更低。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公众对政治支持的预期并没有明显地影响他们的政治信任程度。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将政治信任看作是公民对未来政治行动者的政治行为的一种预期。而本研究结果显示上海城市居民不仅是物质主义者，同时还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的政治信任主要是建立在对过往政府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的评判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相信将来政府机构或组织会在危难之时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害这一信念之上的。这说明西方政治学者基于欧美的市民社会传统所提出的政治信任定义也许并不适用于中国背景下的相关研究。在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文化氛围里，人们的政治信任更多的是来源于政治行动者已经为公民的权益所做出的贡献。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风险时，更多的还是会依靠家庭和个人的支持而非外部的政治机构。此外，公众的对政治支持的预期与他们的民主观念也没有任何关联性，说明不管是权威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者在对政治支持预期方面都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最后，本研究所得到的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进一步的探讨。首先，本研究所用的调查数据来源于上海一个城市的调查，因而因果模型中所呈现出的各因子之间的关系只能代表上海居民的情况，这些关系的性质和强度可能会在中国其他的城市发生变化。其次，本研究主要是从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角度来探讨政治信任的来源，对于政治信任的其他重要来源，如社会参与等方面并没有涉及。第三，本研究探索性的对民主观念的界定、测量以及来源进行了研究，鉴于其对政治信任较强的影响，因而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第四，本研究所发现的政治支持预期对政治信任的弱关联性并不意味着政治支持预期不值得研究。相反，由于政治支持预期可能会影响到政治信任的发展趋势，因而其与哪些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有较强的相关性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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