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安排、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机理论文,经济制度论文,国际贸易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18世纪70年代起，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导致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涉及面极为广泛。Smith(1776)在研究一国的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时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Schumpter(1934)则认为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Swan(1956)和Solow(1956)在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中固定技术系数生产函数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指出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借助于外生的技术进步。Arrow(1962)把技术进步看成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提出了“干中学”模型。但其技术进步率仍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并没有实现技术进步内生化，即最终解决“Solow残余”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研究为开端，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持续增长是如何被经济系统内生地决定，即人们所说的内生增长理论或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角度主要是从技术进步(Romer，1986)、人力资本（Goodfiend和McDerott，1995）、劳动分工（Yang和Borland，1991）等方面展开。潘士远和史晋川(2002)对内生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献已作了详尽综述。（注：他们主要从凸性模型、建立在外部性基础上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新产品的出现与经济增长模型、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模型、内生人口变化的经济增长模型、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模型、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等八个方面分析了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
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前人的研究局限，强调了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制度仍被看作是外生的因素，这样，经济制度问题实际上就从增长研究中被排除出去了。这就使一些现实问题难以得到合理解释，例如：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由于海运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变化使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North，1968)。缺乏经济制度纳入，对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都会显得乏力，例如，假如一国没有合理的产权制度，那么个人将没有任何动力去投资物质或人力资本，或吸收先进技术。经济制度使资源分配至最有效的使用者，他们决定了谁在分配中受益，谁掌握了控制剩余权，是他们促进了要素的积累、技术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就如North and Thomas(1973)所说“要素的积累和技术的创新不是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
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初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提出(Coase，1937)。私有财产的首要功能在于驱使经济参与人实现“外部性进一步的内在化”(Williamson，1985)，研究者从产权和外部性的关系角度分析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时，发现外部性的内部化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North，1990)。产权制度的作用就是有效保护所有者财产不被当权者攫取，强化他们对投资的预期，从而进一步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增长(Eggertsson，2005)。
除了从产权角度探讨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外，研究者还从制度变迁、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来进行探讨。（注：Austen-Smith and Banks(1999)，Persson and Tabellini(2000)对于近年来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做了精彩的介绍。）
North and Thomas(1973)最初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一国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认为组织如何实现最大化目标取决于企业家对现有制度提供报酬机会的主观认识。在制度能保证效率的情况下，有效组织能够反过来推动制度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演进，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Greif，1994)。另有一些研究者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一国制度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青木昌彦，2001、肖特，2003），在他们看来制度是在组织相互作用中逐渐演进的，具有最大化行为的组织，既可以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实现其目标，也可以通过改变现有的制度约束实现其目标。
由于政治制度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分配，拥有政治权力的当局可以通过操纵经济制度来制定各种政策，以攫取其他群体的财富或获得社会的剩余资源，这种非有效政策会导致经济制度的非有效性(Acemoglu，2005)，只有当政治制度将权力分散给各种产权利益的群体，让他们对权力的拥有者产生约束和当权力拥有者的寻租很少时，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5)。对于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者们更倾注于比较民主社会和政治寡头社会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及其影响途径，认为政治上的民主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Harber，2003)，从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来看，新闻舆论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度越高越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Mulligan，Giland Sala-i-Martin，2004)。
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者，试图对约束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的选择与不同法律制度的运转性质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从而探讨他们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Djankov et al.，2003)。Becker(1992)指出，由于均衡增长率依赖于交易成本的弹性，从而法律健全有效或政治稳定的国家不仅可以有较高的人均收入而且有较高的增长率；Levine等(2000)从金融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一国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影响了该国的金融发展水平；Sala-i-Martin(1997)则从法律规则的角度出发，探讨一国法律规则的完善程度与该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直接，它决定了经济活动者受约束的程度。它通过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市场准入，促进市场的完全有效竞争(Haber，Razo and Maurer，2003)；一国政府的权力越有限，经济活动者所遵守的规则越透明，就越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De Long and Shleifer，1993)；近年的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一国政府的政策制度越趋于自由化，越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Easterly and Levine，2003)。
遗憾的是，已有的研究并没有从制度安排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方面进行探讨。（注：Frankel和Romer(1999)最初提出对经济增长的机理探讨，他们运用9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探讨了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沈坤荣和李剑(2003)运用中国的时序数据探讨了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理。）单独把制度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可能会降低或夸大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也包含制度因素的作用。North(1981)在对产业革命进行分析时指出，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组织的变迁降低了这些交易费用，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了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提高了创新收益率和降低了创新成本，也就为产业革命铺平了道路。技术进步如此，人力资本也同样如此。Barzel(1989)指出人力资本一个很重要的性质是劳动者可以在工作中控制其人力资本的利用程度。由于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影响私人的人力资本、边际收益率，从而决定劳动者在工作中利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制度因素不仅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而且也影响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证分析制度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时候，也应当探讨制度因素对其他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
本文在对高技术产品出口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一般贸易与经济制度安排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以利于分析高技术产品出口与经济制度安排之间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特殊性。本文第二部分运用8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制度安排对一国贸易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第三部分运用3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探讨一国经济制度安排、贸易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该国经济增长和影响该国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的影响，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国际贸易与经济制度安排
（一）模型与数据
1.模型的确定
Frankel和Romer(1999)认为一国的国际贸易流量主要受该国的人口影响，用方程表示为：
T[，i]=ψ+
P[，i]+δ[，i](1)
这里T[，i]表示一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额，P[，i]表示该国的人口。为加入制度安排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本文把(1)式进行修改，从而我们的回归模型可以写成：
LnT[，it]=a[，10]+a[，11]Inpop[，it]+a[，1m]Inst[，mit]+e[，it](2)
LnTg[，it]=a[，20]+a[，21]Lnpop[，it]+a[，2m]Inst[，mit]+e[，it]
(3)
LnTge[，it]=a[，30]+a[，31]Lnpop[，it]+a[，3m]Inst[，mit]+e[，it] (4)
其中T[，it]表示i国（或地区）t时期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额（包括进口额与出口额），Tg[，it]表示i国（或地区）t时期对其他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贸易额（包括进口额与出口额），Tge[，it]表示i国（或地区）t时期对其他国家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pop[，it]表示该国（或地区）t时期的人口，Inst[，mit]表示该国（或地区）t时期的第m项的制度安排，是一制度安排矩阵。e[，it]是影响该国（或地区）贸易或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其他因素。
制度安排(Inst[，nj])。制度安排主要分为四类：（注：诺斯在探讨制度时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institutions are rules of game)”，制度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他把制度分为三大类：正式约束（如规则、法律和宪法）(formal rules)、非正式约束（如行为规范、惯例、行为自律）(informal rules)和实施特征(enforcement an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North，1990)。制度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本文以诺斯关于制度的定义为基础，把制度安排分为这四大类。）一为正式约束的法律制度；二是政治制度；三是经济制度；四是反映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的非正式约束（如语言等）。对于反映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的非正式约束制度，由于这些非正式约束不是一朝半载能形成的，它与一国的历史文化相关，作为历史文化中一个重要特征的语言，它能反映不同国家之间的观念和习惯是否相近，所以一般选取语言作为反映非正式约束的变量。语言的相近会降低贸易的交易成本，从而会促进国家之间的贸易，当今世界上形成的语系主要有英语语系、西班牙语语系、中文语系、阿拉伯语语系等，由于本文选取的是89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所以很难以哪种语系作为最优语系，故本文没有把反映非正式约束制度的语言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对于正式约束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一个长期度量指标，对其优劣的量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度量出来，因此本文主要是分析经济制度的制度安排。经济制度安排我们以Freedom House对经济制度变量评价标准为基础，将其分为：一为经济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产权的保护程度(PR)、法律规范程度(Reg)等〕；二是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贸易政策(TP)、货币政策(MP)、外资政策(FI)、工资政策(WP)等〕；三是经济自由化程度〔主要有政府干预(GI)、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BF)、黑色市场交易(BM)等〕。各项制度安排数据来源于Freedom House的出版物(www.freedomhouse.org)，关于各项制度安排的定义及其经济解释在Freedom House的出版物《2004年经济自由指数》(2004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的第五章上作了详细的说明。这些制度变量在本文中的回归假设，潘向东等(2005)已经做了相应的说明。
2.数据来源及样本
(1)样本范围
Freedom House从1995年才开始对各国和地区的制度安排情况进行评估，所以，我们选取的样本只能从1995年开始，1995年至2003年各国制度安排评估的数据来源于Freedom House(www.freedomhouse.org)。1995-2003年各样本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来自Penn World Table和世界银行的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贸易流量数据是根据联合国的商品贸易统计(Comtrade)数据库整理得到，由于商品贸易统计(Comtrade)数据库对各国的数据并不很全，从而导致我们最终选取的样本数为89个，其中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样本数为85个（选取的样本国家名称由于篇幅关系不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2)高技术产品贸易数据
1986年OECD根据联合国制定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选择22个制造业行业，依据13个比较典型的成员国1979-1981年间的有关数据，通过加权方法（权重采用每个国家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的数值）计算了这些行业的RD经费强度。最后，将RD经费强度明显高于其他产业的6类产业（航空航天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专用科学仪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定义为高技术产业。这些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为高技术产品。2003年，中国科技部、外经贸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http://kjs.mofcom.gov.cn/article/200307)，包括电子信息、软件、航空航天、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产品、环境保护与地球、海洋和现代农业等九大技术产品。美国对该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进行了定义，他们定义的高技术产品包括十大类：生物医药、生命科学、光电技术、信息产品、电子技术、医疗设备、新材料、航天航空、武器及核技术等十大类产品。高新技术概念与高技术概念相比，涵义有很大的扩展。“高新技术”有两含义：高技术是指在一定时间里水平较高、反映当时科技发展最高水平的技术；新技术是相对原有旧技术而言的，指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它并不一定是高技术。新技术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要对这样一个涉及动态相对概念的产品作精确的分类，从截面和时间序列两方面作精确的统计几乎不可能。
由于本文是运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分析，并且是国际经验研究，这就要求对近年来各国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数据进行一致的统计。出于此原因，本文探讨的就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问题，而没有把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问题纳入分析范围，尽管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贸出口增长的贡献作用越来越强。所以本文对高技术产品的定义基本上沿袭了OECD的做法。
为取得近年来各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一致的统计数据，本文采取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统计分类，该统计数据库根据HS96将进出口商品分成99大类商品，其中2003年版的《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中所定义的和OECD与美国所定义的高技术产品主要分布在：第30类生物医药类产品(PP)，主要包括制药产品、人造器官及其他医用产品；第84类动力设备制造类产品(NR)，主要包括核动力、压缩系统设备及其他机械动力产品；第85类电子类产品(EE)，主要包括家庭影视产品、电子及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以及其他电子器件产品；第88类航空航天类产品(AS)，主要包括航空航天产品；第90类仪器仪表类产品(OT)，主要包括光机电一体化产品和其他仪器仪表产品。高技术产品贸易的总额数据是各大类产品数据的加总。
（二）回归结果分析
在回归模型的截距处理方式方面，我们首先选择所有截面单元具有相同截距的模型，若常数项不显著，则改用零截距的模型。在估计方法方面我们选择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采用此方法可以减少由于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现象及时序数据造成的序列相关现象。同时由各经济制度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潘向东等，2004）可以看出，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1.从表1可以看出，在一般商品贸易流量的回归方程中所有的制度变量均通过了t值检验，呈现出正相关，这说明一国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越强，一般商品贸易流量却越少。高技术产品贸易流量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流量的回归方程中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BF)没有通过检验，这也说明该变量对高技术产品贸易流量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流量的影响不是很大。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国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其通过信贷手段促进出口可操作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当前各国并非完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肯定不利于该国的出口；但对高技术产品却不同，这是因为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和进口，主要取决于产品的技术竞争力，而受这种简单的信贷促贸易的影响不大。
表1 国际贸易流量、高技术产品出口与经济制度安排的回归结果
LnT[，i] LnTg[，i]LnTge[，i]
常数27.63 27.49 27.95
(269.13[***])(195.75[***]) (137.03[***])
LnPOP0.87
0.97 1.20
(77.35[***]) (63.60[***]) (52.56[***])
PR -0.31 -0.50 -0.91
(-8.84[***]) (-11.04[***]) (-12.77[***])
Reg -0.33 -0.37 -0.53
(-11.89[***])(-9.21[***]) (-9.00[***])
TP -0.35 -0.39 -0.59
(-18.23[***])(-15.42[***]) (-13.63[***])
MP -0.07 -0.11 -0.18
(-4.64[***]) (-5.43[***]) (-5.23[***])
FI -0.16 -0.35 -0.66
(-5.24[***]) (-8.56[***]) (-10.17[***])
WP
0.12
0.13
0.22
(3.18[***]) (2.75[**])(3.07[***])
GI
0.18
0.13
0.33
(7.49[***]) (4.04[***])
(6.54[***])
BF
0.07
0.01
0.06
(2.41[**])(0.12) (1.00)
BM -0.45 -0.45 -0.50
(-16.32[***])(-13.08[***]) (-9.61[***])
20.99
0.99
0.99
样本数796764764
注1：括号内数值为t值。
注2：***、**、*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2.在剩下的八个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在三个回归方程中政府干预与工资政策的回归结果与原假设相矛盾，这说明一国工资政策越趋于市场化、透明化和政府干预越采取市场化策略，其贸易流量和高技术产品出口流量越小。
3.从回归系数来看，贸易流量回归方程中对贸易流量影响最为显著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是贸易政策、黑色市场交易、法律的规范程度和产权的保护程度。市场化的贸易政策和减少市场交易的寻租行为能有效增加一国的对外贸易流量。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国家（或地区），由于法律强有力的保障作用，不仅使国外的交易商对在该国（或地区）市场中做交易的保证充满信心，而且能激励本国交易商去海外拓展市场，减少交易过程中的制度消耗。
4.通过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回归分析发现，影响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主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外资政策、贸易政策和法律规范程度，与一般贸易的回归结果相比，外资政策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强，这说明市场化的外资政策能有效扩大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同时对经济法律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回归方程中产权保护程度的影响作用大于法律的规范程度的影响作用，这在其他两个回归方程中均是法律的规范程度影响作用大于产权的保护程度的影响作用。产生这种现象我们认为高技术产品相对于一般贸易商品而言技术含量较高，其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它的技术水平方面，而不是它的生产成本，这样一国对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的保护程度，就极大地影响了该国的技术创新程度，从而影响了该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水平。所以一国欲通过贸易结构的升级来完成贸易质量的飞跃，实现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注重的不是通过保护性的贸易政策来促进其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发展。恰恰相反，更应该注重的是加强对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的保护程度以及经济政策的市场化程度。
三、经济制度安排和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
（一）模型的确定和数据指标的选取
1.增长模型的确定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000)曾经描述过一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呈现出不变规模报酬的C-D生产函数：
Y=AK[α]H[1-α](5)
其中，Y是产出，K是物质资本存量，H是人力资本存量，α∈[，[0，1]]，A表示技术进步等因素。
Hall和Jones(1999)认为，人均产出应该分解资本产出比项、人力资本项和技术项，不应该用人均资本项代替资本产出比项。因为当经济在平衡路径上增长时，资本产出比和投资率成比例，因而用资本产出比作为人均产出的影响因素有其天然的解释力。其次，如果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是外生的，那么即使在投资率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均资本也会提高，因为技术进步使得每一个工人能配备更多数量的资本。这种建议有道理，因为在典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之中，人均资本的变化按照以下方式进行：
附图
=iy-(δ+n)k(6)
其中k为人均资本，i=I/Y为投资率，δ为资本折旧率，n为劳动力增长率。当一国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0，从而资本产出比为：
K/Y=(k/y)=i/(δ+n)(7)
若把人均产出代入(6)就会发现人均资本与技术水平A密切相关。（注：沈坤荣和李剑(2003)探讨了用间接法测度技术贡献，若回归方程中包含人均资本，会低估技术的影响，因为技术的贡献很大程度上会被人均资本解释。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处于转轨时期的国家，其增长路径可能不在平衡增长路径上，但本文的样本国主要是OECD国家，故仍采用资本产出比来解释人均产出。）
他们沿着Peter Klenow和Andrés Rodrigrez-clare(1997)的思路，把C-D生产函数改写为：
Y=(K/Y)[α(1-α)]e[φ(S)]AL(8)
其中，S为人力资本，φ（·）表示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L为劳动人数，A表示技术水平。把(8)式变为人均产出，且两边同时取对数则(8)式变为：
lny=(α/1-α)ln(K/Y)+φ(S)+lnA(9)
其中人均产出y=Y/L。
为了探讨贸易、高技术产品出口、经济制度安排与人均产出之间的影响途径，本文首先考察贸易、经济制度安排与模型(9)中每一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ny[，it]=a[，10]+a[，11]LnT[，it]+a[，12]Lnpop[，it]+a[，1m]Inst[，mit]+ε[，1it] (10)
(α/1-α)Ln(K/Y)[，it]=a[，20]+a[，21]LnT[，it]+a[，22]Lnpop[，it]+a[，2m]Inst[，mit]+ε[，2it](11)
LnA[，it]=a[，30]+a[，31]LnT[，it]+a[，32]Lnpop[，it]+a[，3m]Inst[，mit]+ε[，3it] (12)
LnE[，it]=a[，40]+a[，41]LnT[，it]+a[，42]Lnpop[，it]+a[，4m]Inst[，mit]+ε[，4it] (13)
Lny[，it]=a[，50]+a[，51]Lntge[，it]+a[，52]Lnpop[，it]+a[，5m]Inst[，mit]+ε[，5it]
(14)
(α/1-α)Ln(K/Y)[，it]=a[，60]+a[，61]LnTge[，it]+a[，62]Lnpop[，it]+a[，6m]Inst[，mit]+ε[，6it] (15)
LnA[，it]=a[，70]+a[，71]LnTge[，it]+a[，72]Lnpop[，it]+a[，7m]Inst[，mit]+ε[，7it]
(16)
LnE[，it]=a[，80]+a[，81]LnTge[，it]+a[，82]Lnpop[，it]+a[，8m]Inst[，mit]+ε[，8it]
(17)
其中E[，it]表示i国在t时期的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ε为随机扰动项。
2.基础数据
由于Freedom House从1995年起才对各国的制度安排做出评估以及Penn World Table数据库提供的人均产出和投资率数据只提供至2000年，故本文只选取了1995-200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由于R&D和教育经费数据的难以获得性，本文最终选区的样本国为37个。下面分别对人均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变量所涉及的数据进行详细分析。
(1)人均产出(y)
人均产出是GDP与劳动总量的比值。Penn World Table利用1996年的价格指数对100多个国家自1953年至2000年的人均产出进行了统计。本文的人均产出数据选自此数据库。
(2)资本产出比(k/y)
要度量出资本产出比的数值，只要度量出投资率、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投资率的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数据库，劳动力增长率数据根据GGDC(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的数据库中所公布的世界劳工组织(ILO)的数据整理获得，折旧率采用世界通行做法（王小鲁、樊纲，2000），统一按5%计算。
(3)技术进步(A)
由于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假定制度因素是外生的，所以对技术因素贡献的度量通常采用残差法(Frankel和Romer，1999)。它是一种间接的估计，估计出来的是剔除资本和劳动影响以后所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制度变迁的影响也被归入了技术的贡献。为了减少这种影响，本文采用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R&D)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间接反映技术进步。数据根据OECD的MSTI数据库(www.oecd.org)和世界人权报告(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整理获得。
(4)人力资本(E)
对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有多种，主要由劳动者报酬法、教育经费法、学历权重法和受教育年限法等。Barro和Lee(1993)用平均每万人在校中学生人数来衡量人力资本。Frankel和Romer(1999)采用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沈坤荣和李剑(2003)以受教育年限法为基础引入人力资本存量来进行度量。本文采用教育经费法来度量人力资本，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www.oecd.org/dataoecd)，由于该数据库只给出了1995年和2000年的数据，对1997年、1998年和1999年的数据采用平移的方法获得，（注：王小鲁和樊纲(2001)曾经采用此方法测算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的历年数据则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整理获得。
经济制度安排的分类和各项数据以及贸易和高技术产品出口数据来源与前面的一致。
（二）回归结果分析
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贸易变量均被视为外生的，所以本部分采用的回归方法仍可与本文前部分的方法相同，（注：在回归方法的采用方面，Glaeser et al.(2004)认为已有分析制度促进经济增长所使用的方法——工具变量法（Ⅳ）存在缺陷，于是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来分析人力资本和政策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经济制度安排、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回归结果见表2，经济制度安排、高技术产品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回归结果见表3。从表2和表3看出，国际贸易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从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来说，资本产出比和技术进步是贸易影响人均产出的显著渠道，而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人均产出的显著渠道除资本产出比和技术进步之外，还有人力资本。国际贸易使资源配置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为何一般商品的国际贸易与高技术产品出口之间在影响途径上存在差异性？这是由于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对于一般商品来说要高，产品形成及销售过程中对员工的素质要求较高，这样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利润效应会使各国更注意人力资本的投资。各国人口对人均产出及影响人均产出的各条渠道的影响作用均呈现负相关，这与Frankel和Romer(1999)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与选取的样本有关，Frankel和Romer选取的样本是98个国家一年的数据，而本文选取的样本是37个国家连续6年的数据，并且这37个国家以发达国家为主。在一国保证正常劳动力增长率的情况下，在社会福利比较完善的国家，人口越多，该国投入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就会越多，对影响人均产出的各种渠道的投入就会下降，从而该国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就会下降。
表2 国际贸易、经济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回归结果
Lny α/(1-α)Ln(k/y) LnA LnE
常数
4.77
-6.991.65
(14.17[***]) (-11.98[***])
(4.77[***])
LnT0.330.070.320.02
(19.68[***]) (10.26[***])(11.13[***]) (1.45)
LnPOP -0.29
-0.07
-0.15
-0.06
(-17.94[***])(-4.27[***])(-5.39[***])(-4.36[***])
PR-0.05
0.01-0.29
-0.05
(-2.61[***]) (0.25) (-6.04[***])(-2.73[***])
Reg
-0.10
0.04 0.12
-0.04
(-7.11[***]) (1.40) (4.54[***]) (-2.87[***])
TP-0.04
-0.09
-0.070.05
(-2.98[***]) (-2.66[***])(-2.66[***])(3.25[***])
MP-0.050.07
-0.04
-0.04
(-6.59[***]) (3.35[***]) (-2.05[**]) (-4.06[***])
FI-0.050.140.12
-0.05
(-2.71[***]) (3.70[***]) (2.13[**]) (-2.51[**])
WP-0.03
-0.12
-0.060.01
(-1.82[*])
(-3.08[***])(-1.72[*])
(0.14)
GI-0.01
-0.010.260.11
(-0.41) (-0.44)(9.13[***]) (9.83[***])
BF 0.040.02
-0.040.04
(3.80[***])
(0.68) (-1.96[*]) (3.14[**])
BM-0.05
-0.010.04
-0.04
(-3.66[***]) (-0.51[***]) (1.25)(-2.76[***])
0.990.950.880.98
样本数 222 220 222 222
注1：括号内数值为t值。
注2：***、**、*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表3 高技术产品出口、经济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回归结果
Lny α/(1-α)Ln(k/y)LnALnE
常数10.17 1.12 -2.65
1.23
(53.06[***]) (3.05[***])
(-7.56[***])(6.98[***])
LnTge0.07 0.02 0.140.05
(6.63[***]) (1.42) (8.59[***]) (5.96)
LnPOP
-0.09 -0.04 -0.05
-0.09
(-6.49[***]) (-1.94[*])(-2.23[**]) (-8.87[***])
PR -0.15 -0.01 -0.34
-0.05
(-5.92[***]) (-0.06)
(-7.63[***]) (-2.56[**])
Reg -0.11 0.040.12 -0.03
(-5.83[***]) (1.47)(3.86[***]) (-2.12[**])
TP -0.09 -0.09
-0.09
0.05
(-6.42[***]) (-2.41[**])
(-3.38[***]) (3.78[***])
MP -0.07 0.07
-0.09 -0.04
(-6.35[***]) (3.06[***])
(-3.16[***]) (-3.58[***])
FI -0.06 0.13
0.14
-0.05
(-2.23[**])
(3.31[***]) (2.35[**]) (-2.20[**])
WP -0.06 -0.14
-0.05
0.03
(-2.64[***]) (-3.28[***]) (-1.21)
(1.23)
GI
0.03 -0.020.26
0.10
(2.50[**]) (-0.73)(9.20[***])(9.86[***])
BF
0.05 0.03
-0.03
0.03
(4.10[***])(1.01) (-1.06)(2.21[**])
BM -0.13 -0.03-0.01 -0.02
(-7.45[***])
(-1.13) (-0.38) (-1.15)
0.99 0.950.86
0.98
样本数222
220 222222
注1：括号内数值为t值。
注2：***、**、*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就经济制度安排对人均产出的影响而言，在国际贸易、经济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的回归方程中，除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BF)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不显著之外，其他经济制度安排变量均比较显著。在高技术产品出口、经济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的回归方程中，九个经济制度安排变量的影响均比较显著，就同一方程中各经济制度变量对人均产出影响程度而言，影响最大的是产权的保护程度(PR)，这从表2和表3中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BF)在两个回归方程中出现差异的原因：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BF)对国际贸易和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影响，这种影响会由于国际贸易中其他商品的进出口及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对人均产出的影响而弱化了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BF)对人均产出的影响。从其他经济制度安排变量在表2和表3的系数变化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变化不仅发生在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BF)上，其他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也存在这种变化。
经济法律制度安排（包括产权保护程度和法律规范程度）与人均产出之间的相关性显著，从影响人均产出的渠道来看，经济法律制度安排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两条途径影响人均产出，资本产出比与经济法律制度安排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一国产权越明晰，保护程度越强越有利于该国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推动该国的经济增长，这与新制度经济学派(North，1973)所强调的产权制度变迁能有效地推动一国的经济增长的结论是一致的。法律规范程度(Reg)对人均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来实现的，它与技术进步之间呈现负相关，这说明一国法律的完善促进了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但并没有促进该国的技术进步。
经济政策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对经济增长的4个制度安排变量之间却表现出很强的差异性，差异性最为明显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是外资政策(FI)。一国外资政策越趋于市场化和透明化，越有利于该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了该国人均产出水平，但妨碍了技术进步和资本产出比的增长。为何外资政策的市场化和透明化反而会妨碍技术进步和资本产出比的增长？从资本层面上来说，外资的增加会促进东道国资本产出比的增长；从技术进步方面来说，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东道国的技术模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均会提升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所以外资的增加会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这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之后资本产出比的增长路径和技术进步的发展水平可以看出。这就说明外资政策的市场化和透明化并没有促进外资的涌入，相反却阻碍了外资的增长，这并不与现实相矛盾，（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采用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并不是按市场化和透明化的原则进行，改革开放初期外资的持续增长并不能都归功于中国潜在市场的吸引力，与中国所选取的外资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从样本国的经验来看，若仅从吸引外资来说，当时采用的超国民待遇原则是正确的，它很好地促进了外资的增长。）因为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有许多，外资政策的市场化和透明化阻碍了外资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国经济运行的市场化政策不会促进外资的增长。
经济自由化程度中政府干预对影响经济增长渠道的影响也表现了很强的差异性，从表2和表3还可以看出一国政府干预越多越会促进该国人均产出的增长，其影响人均产出增长的渠道主要是对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在资本产出比这条渠道上却显示政府干预越多越阻碍了资本产出比的增长，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产权的保护程度和政府干预对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这说明近年来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加快和人力资本的持续增长，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些领域的扶持分不开。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分析得出：在所选取的样本范围之内，一国经济制度安排与该国贸易流量之间相关性显著；一国经济制度安排和贸易流量对该国经济增长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显著；对一国贸易流量影响作用最大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是一国的贸易政策，一国的贸易政策越趋于市场化，该国的贸易流量越大；对一国高技术产品影响最大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是该国的产权保护程度，一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该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对经济制度安排、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影响机理的国际经验的分析还可以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提供几点启示：
1.从国际经验分析可以看出在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变量中一国产权的保护程度和清晰程度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最大。这就说明目前中国要避免出现“制度衰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制度改革时，首当其冲的是进一步加大对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在保证社会公正的条件下，进一步清晰产权和使私有财产得到有效保护。
2.从影响渠道的分析可以看出，产权的保护程度和政府干预对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这就要求目前中国在转变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在加大产权改革的同时要注意加强政府对这些领域的扶植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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