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成功与失误探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斗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毛泽东讲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都是阶级斗争，但前者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而后者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为什么前后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反差？作者通过对前后毛泽东认识和把握阶级斗争的方法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对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三者统一综合运用方法的坚持和背离是使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成功和失误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曾认为自己一生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第二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定评是：第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失败。毛泽东认为他办的两件大事都是阶级斗争。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同样一个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前后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其中的奥秘又在哪里呢？笔者在这里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一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0 页）他还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同上，第41卷第92页）。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不发达国家的阶级关系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分析并非易事，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主要问题在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去看中国社会？会不会看？为什么有人会看，有人不会看，从而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正是在这里，大有文章可做。
在如何看待中国社会阶级关系问题上，我党历史上曾产生过许多不同意见。其中，陈独秀、王明、毛泽东的意见最具代表性。实践证明，陈、王二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唯有毛泽东的意见最正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深入的分析。正如我国著名学者王亚南所指出：“我们有理由把《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看作是全书的总脉胳，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各方面和各历史时期的指南针。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这个阶级分析的精神，还一脉相承地继续体现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中。”（王亚南《〈资本论〉研究》第2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这段话很有见地。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得出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这样，毛泽东就为我们党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正是在这个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为我们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抓住了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总特点，特别重视对中国社会中间部分阶级的分析，最具特色的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分析。对这两大阶级的分析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基点，形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的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主要的法宝。”（同上，第2卷第613、606页）。 正是在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和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毛泽东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为什么毛泽东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呢？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只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去分析和认识中国社会，才能找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指导线索。列宁指出：“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列宁选集》第2卷和426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的，一直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东西。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毛泽东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页）但什么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呢？ 他在以后还多次讲到这个问题。他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7页）他还在1965年7月18日致章士钊的信中指出：“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页）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 毛泽东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对这一点，他写道：“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他还写道：“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同上，第23页）由此可见，毛泽东自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把阶级斗争学说作为基本的出发点，把阶级分析方法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基本方法，从而他也就掌握了了解中国社会的指导线索。
其次，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重视调查研究，才能具备了解中国社会的根本基础。毛泽东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毛泽东还指出：“为什么要做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各阶级，而不是片断的社会现象。……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毛泽东回顾说，他是在大革命前后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活动中完成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的认识过程的。由此可见，调查研究是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的根本基础一环。
最后，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是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了解中国社会的活的灵魂。恩格斯曾经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 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692页）毛泽东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对立统一，阶级斗争， 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3页）他还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1961年11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邓子恢同志的调查报告写的批语》，转引自孙克信等编著《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第193页）。他还写道：“具体分析是确实根 据。”（《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77 页）毛泽东是怎样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的呢？第一，他既重视从经济地位分析各阶级，又不忽视对各个阶级经济地位引出的政治态度的分析，体现了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第二，他既重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一般性的分析，又特别重视把这些阶级放到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环境中分析，注意抓住在这个特定环境中各个阶级的特点。毛泽东写道：“共同点和特殊点都是要紧的，而特点尤要。”（同上，第176 页）毛泽东对这些阶级不仅分析他们的一般的阶级性质，而且抓住了各个阶级的特点，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最具特色的地方。第三，他既重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整体性分析，又不忽视对各个阶级作阶层分析。第四，他不仅重视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状况做静态的分析，而且重视对其做动态性分析。第五，他不仅重视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做定性的分析，又注意对其做定量的分析。第六，他既重视对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分析，又不忽视对中国同外国的民族矛盾的分析，注意对二者的关系做具体分析，抓住主要矛盾。可见，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贯穿着矛盾分析法所要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活的灵魂。
总之，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指导线索，调查研究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基础，具体分析方法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在讲调查研究时，着重强调其出发点是“对立统一，阶级斗争”。他还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这就体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性。事实上，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这三个方法决不能孤立地运用，它们是密切结合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说，只有把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加以综合运用才能做到这一点。阶级分析方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调查研究方法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客观性原则，具体分析方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要求，三者结合的深层世界观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唯物论和辩证法是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因而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具体分析方法也必然是统一的，三者不可分割，缺一不可。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呢？其奥秘就在于此。
二
自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个探索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至1957年上半年。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级阶级斗争问题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主要有：第一，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的状况作出了正确的估计；第二，毛泽东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关于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第二个阶段，自1957年下半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指出：“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 ‘文化大革命’极左。 ”（《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37 页）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1957年反右派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对我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计。1958年1月，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国国内仍然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的知识分子）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阶级）。1958年10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仍然存在的论断。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把阶级斗争从社会上扩展到党内。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开始系统化、理论化，提出了后来被党的九大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所有这些错误理论最核心的思想是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于灭亡，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这样，毛泽东就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条件下我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了。第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的理论和实践。这个理论的要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我国遭受了严重的长达十年时间的动乱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的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晚年由“阶级斗争扩大化”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一脉相承，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区别在于程度不同，前者是“左”，后者是极“左”。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失误呢？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把握和运用方面出现了偏差。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它是由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所决定的。划分阶级，直接按照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由此而来的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为依据。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阶级划分的依据。这就是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首先要分析人们的经济地位，离开了这一点，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偏差，例如，他改变党的八大对我国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的理论根源之一就是没有把阶级看成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思想范畴，后来发展到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这样，他就进一步作出了资产阶级仍然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结论。后来，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盖源于此。实际上，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因而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分析，其立足的基本点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主要从经济地位上看阶级，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不同地位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由此出发来观察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毛泽东晚年之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上出现失误，原因之一是他离开了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他就必然离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特别是离开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去分析和处理阶级阶级斗争问题，这就出现了许多虚幻人为的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了。
其次，毛泽东在调查研究方面出现了偏差。毛泽东一贯强调调查研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特别是60年代初期又重提调查研究，但他自己由于种种原因却很少像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农村调查那样去做。毛泽东自己讲，解放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的少了，不太摸底了，大概是官坐大了。（转引自《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97 页）考察一下毛泽东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的调查研究活动，可以看出有“三多三少”：他到各地视察多即“走马看花”多，而深入调查即“下马看花”少了；听汇报、看书面材料多，直接到基层少了；听顺耳的话多，听逆耳的话少了。这样，毛泽东就渐渐地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离开了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状况的调查研究，必然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例如，毛泽东在“四清”时有个说法叫“三分天下有其二”，意思是基层单位在我们手里有三分之二，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被人家篡夺了；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有相当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文艺界的大多数已“滑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很显然，这样一些对于阶级斗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就是没有调查研究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
最后，毛泽东在具体分析方面出现了偏差。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上，晚年毛泽东陷入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造成了思想僵化、绝对化、直线化，离开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例如，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再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而形成一系列“左”倾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里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毛泽东误解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观点，离开了马克思原意的客观性，而把它变为可以任意取舍的主观的价值判断或政策措施。第二种情况是，毛泽东把列宁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别论断如“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加以一般化，完全忽视了列宁提出这个论点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加以机械地搬用。第三种情况是，毛泽东把斯大林关于党内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的观点照搬过来，并把它发展到更加极端的地步。以上说的三种情况，即有对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一般原理的误解，对列宁的个别结论的一般化，对斯大林错误观点的延伸化，都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求的具体表现。由于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状况的认识上离开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结果必然导致他混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带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和不带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党内思想认识上的分歧的根本界限，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
总之，毛泽东晚年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失误，根本原因在于他背离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的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三者统一综合运用的方法。笔者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上失误的奥秘所在。
综上所述，对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三者统一综合运用方法的坚持和背离是使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成功和失误的根本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又重新恢复和坚持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的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三者统一综合运用的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问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专论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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