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科技外交模式、特点和启示
文/孙海燕 【印】辛仁杰
科技外交服务创新和外交两个目标。一是为了获取科技创新资源、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可称为“服务科技合作的外交”。这里的外交是指外交行为或活动。为了实现国家的创新目标，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外交关系和科技合作网络、平台与机制等，以及采取一定的外交手段和利用外交资源来获取科技创新资源、获得科技创新成果、获取技术创新经验。二是为实现外交目标所进行的国际科技合作，可称为“服务外交的科技合作”。这里的外交是指外交目标。当科技作用于国家外交政策时，会产生包括国际科技合作内容的外交政策，从而实现一定的外交目标，例如实施技术援助提升国家形象、通过科技人才交流来增进理解和互信、通过技术经验的分享来拉拢国际伙伴。
未来，服务外交的科技合作可能在以下方面得到应用，从而发挥对外交的辅助功能：
一是因领土争夺、历史仇恨等原因，通过传统的外交手段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了改善国际关系而实施的科技外交。以改善国际关系为目标的科技外交方式可以是技术援助、科技人员交流、民间组织科技合作、企业科技合作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家间的矛盾冲突难以通过传统外交手段取得突破，因此通常需要借助民间的力量来缓解国家间的敌对。此种情况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也是非常多见的，这需要当事国具有改善国际关系的需求、意愿、长远规划和国际视野。在苏联解体初期，美国科技外交的重点是通过科技组织对苏联时期的科学基础设施进行非军事化改造，以及对武器科学家的职业进行重新定向，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向非洲、中东和南亚国家开放最好的科研机构，派驻科学特使为美国和穆斯林国家合作创造和寻找新的机会，目前美国在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形象已经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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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国际公共问题治理。国际公共问题是多个国家乃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食品和水安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网络安全和恐怖主义等。参与公共问题治理能够服务国际社会，对本国来说不但能够受益于这些问题治理后的成果，还能提升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和国际影响力，丰富科研和外交人员参与国际合作的经验。双边公共问题治理以实现两国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为出发点，能够增强双方合作的意愿。在合作过程中能够增加交流互动，逐渐加深理解和互信，有助于改善政治外交关系。
三是事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公共空间和前沿技术开发。它满足世界各国共同的长远利益和需求，并能够极大地提升参与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水平，在具备条件和能力的前提下，是所有国家都有意愿参与的。这类合作具有多学科、多目标、多主体和多要素等特点，其复杂程度、经济成本和实施难度都超出了一国的能力，通常需要由多个国家合作完成，因此大多是多边合作。这些领域包括南极、公海、深海和外层空间开发、清洁能源、量子技术、纳米技术等，形式主要是大科学大工程计划。
四是对经济技术落后国家提供的能力建设和减贫发展援助。积极实施对外援助是大国责任的体现，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以及建构国际关系。目前，非洲成为很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大国的重点援助对象。美国开展了针对非洲国家学术界、工业、政府、科研院校和非政府组织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科技外交专题培训，中国和印度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对非洲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
印度科技外交的模式
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是加强沿线国家的通道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合作和地区稳定，这给南亚地区发展带来了机遇。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事关整个南亚的发展。中印在南亚的合作面临三方的需求，即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需求、印度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的需求、南亚国家自身发展的需求。这些需求都对改善中印关系、促进中印科技外交互动提出了要求。科技外交的愿景之一在于推动世界和平、繁荣和安全，其中落后地区公共问题治理和公益事业发展是科技外交的重要内容。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都把非洲作为科技援助的主战场，南亚同为经济落后地区，但由于面临的地区问题复杂，使得发达国家对南亚地区发展投入有限。中印要在两国共同关心、具有重大合作需求的南亚区域发展问题上，捕捉南亚科技外交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识别独特的挑战和需要，促进地方、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协作。在此过程中，印度要避免视南亚地区为专属区，而要抓住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在共同关注的南亚发展议题上找到利益契合点，从南亚的公共问题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民生发展等领域入手，逐渐扩大到联合反恐、资源开发与利用、产业发展等众多领域，从而为两国在更广范围内的科技外交提供可参照的模式。
第一，印度对外援助起步早，影响深，但力不从心。印度虽然能够实质性地推进科学技术和工业能力，但国家总的发展和经济水平仍然低于国际标准，印度的科技外交在很多方面呈现出自相矛盾的局面。例如，印度的边境道路组织在阿富汗建设了较好的公路基础设施，但印度本国的道路大部分较为落后；印度的火星轨道探测器成功进入火星轨道，但其“北极星”直升机却频繁在厄瓜多尔坠落。这说明，印度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技术援外能力和力度还十分有限，同时自身社会民生与关键技术发展也急需外部资源的支持。
通阳活血方（GSE）由桂枝、三棱、莪术组成，周忠炎等[11]发现：不同浓度GSE均能促进缺陷型斑马鱼ISVs生长、同时对EA.hy926细胞具有保护作用。GSE可以提高VEGF受体flt-1、kdr、kdrl的表达量，上调VEGF相关受体来发挥促血管新生的作用。
一是加强中印技术转移和技术协同。
三是技术获取。印度外交政策高度重视在前沿和尖端技术领域具有优势的合作伙伴关系。过去，印度的技术获取战略主要集中在国防和战略部门，这已经成为印度国防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印度认识到各国未来将面临食品安全、能源和环境、卫生健康等领域的挑战，非战略部门的技术获取战略也开始受到重视。印度与美国开展了安全与能源领域合作，全球技术创新战略联盟（GITA）为印度提供了与加拿大、芬兰、以色列、西班牙、瑞士、韩国和英国开展工业领域合作的平台。由于拥有巨大且不断发展的产品市场，印度当前面临与先进技术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并快速发展本国自主创新系统的大好机遇，利用这些国家的技术在印度生产产品对印度来说是切实可行的技术获取战略。
印度科技外交的特点
一段时间后，我居然成了“孤家寡人”，大家都当我是空气，没有人愿意跟我玩，更没有人跟我交朋友。常言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大家眼里，我就是“墨”，张绍凡就是那“朱”。可我也需要朋友，需要可以交流的人，于是我主动找到张绍凡，我知道，只有她接纳我了，其他人才不会孤立我。
第二，不适合的技术获取模式使印度长期依附于西方国家。印度格外重视国防能力建设，在因核问题与西方忽冷忽热的外交联系中，印度始终在致力于稳定一个可信赖的国防伙伴。除苏联外，美国是印度主要依靠的国防安全合作伙伴，但美国为印度提供的技术合作模式主要限于产品贸易。2017年，美印两国达成190亿美元的美国对印度武器销售，这为美国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技术产品是多种高技术集成后的最终产物，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复杂性与日俱增，购买国家很难从中学到技术秘密或掌握技术关键，不利于消化吸收再创新。相比之下，技术许可、联合研究是核心技术或知识产权的出让，受让国在应用或研究这些技术的过程中就掌握了技术原理。印度延续至今的技术产品贸易让其失去了技术创新和外交的主动权，而美国对印度的外交利益却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包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发展美国经济和增加美国就业、维护其在中东的利益、制衡中国的发展等。这是美国科技外交的一大成功案例。
三是加大两国科技人员的交流互动。
第四，印度通过科技外交改善外交关系的努力处于探索阶段。印度直接与科技外交相关的研究很少，这和大部分国家的科技外交现状一致，然而印度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科技外交能力建设方面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目前，除美国外，世界上仅有印度开展了科技外交主题的培训，这说明印度政府发展科技外交的意识已经非常明显，并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14年大选前，莫迪就提出要通过科技建立一个新复兴的印度。至2016年1月，莫迪总理实施了一系列科技主张，包括“数字印度”“印度制造”和“新兴印度”等。目前，印度促进科技和基础设施的双边协议不仅包括传统合作伙伴，还包括了中国，这表明了中印尽管存在边界争议，但已经各自远离公开的敌意立场，并热切希望双边关系常态化。
启示：如何推进中印科技外交？
二是技术协同。印度高度重视在平等、互利和互惠原则下与一些发达国家在前沿技术领域积极开展合作的科技外交模式。印度的技术协同模式是指利用本国优势与一些国家建立平等互惠的伙伴关系，并通过与合作方协商共同确定联合研究产出的知识产权权益。印度的科技优势不仅体现在印度重点培育并已经得到全球公认的核技术、太空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还体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结构和大量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入，这些技术创新资源和条件吸引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与其开展联合研究。过去，印度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和英国开展了大量的双边科技合作。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科学和工业研究委员会设立了“跨国研究和工业伙伴计划”，专门支持印度企业与加拿大、以色列、俄罗斯和美国的科研与商业化项目。
中印正处于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同为人口大国，面临着相似的科技发展需求，合作潜力巨大，但目前中印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印度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十分谨慎，谨防在高技术领域的合作风险。因此，基于印度科技外交模式，中印应建立以技术转移为主、技术协同为辅的科技外交模式。技术协同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能够有效地培养技术创新人才和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是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国际科技合作方式之一，然而由于中印关系现状，两国更愿意与发达国家开展类似的合作。从长远来看，基于相对充裕的科研经费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印联合进行技术研发，之后进行产业化并在两国市场销售的技术协同模式对两国来说十分具有诱惑力，因此两国有望在未来开展技术协同形式的科技合作。当前，中印一方面应在双方急需的、相对对方有优势的技术领域进行技术转移，具体形式包括技术产品贸易、技术服务、技术许可或转让，从而增加双方研发投入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印度一部分地区的社会发展还很落后，民生问题还很突出，在此方面中国可以提供成熟和适用的技术转移。
排课问题要求课程表的安排中教师、班级、课程、教室、时段等因素不发生冲突[8]。每个教师、每间教室、每个班级、每门课程这四者都是唯一的，则在同一时间同一元素不能出现两次。一张有效的课表，必须满足以下“硬约束”条件：
二是加快中印在南亚公共问题治理和技术援助上的合作。
一是技术援助。技术援助是印度典型而又成熟的科技外交方式。印度技术援外模式是指在不需要其他国际合作伙伴的前提下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印度的科技系统资源和发展经验。印度设立了技术经济合作计划（ITEC）、非洲科学基金、泛非洲博士奖学金，共有161个国家在印度外交部设立的技术经济合作计划中受益，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太平洋岛屿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南亚国家是印度技术援助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不丹是该计划的最大受益对象。印度帮助缅甸和阿富汗建设道路、建筑、医院等基础设施并提供人力资源培训，对斯里兰卡则侧重于帮助其内战后重建。印度还大力支持非洲国家的发展，推动技术转移，建立了泛非洲电子网络项目，把非洲国家与印度科研机构及专家联系起来，并为非洲国家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发展培训。
第三，印度自下而上地推动科技人员交流取得成效。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因为核不扩散问题起起落落，但科学家与科学家的伙伴关系始终影响着双边外交关系。印度通过派出专家代表团到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印度在中小型工业、农业和金融管理领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性很高，印度专家在不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前提下研究问题和提出对策，领域逐渐扩展到创意艺术、虫害管理、军事训练、信息技术、审计、医学、英语教学、电信和农业研究等众多方面。目前，印度自下而上科技外交的目标，是通过增加教育和专业领域的项目交流扩大与国外大学和组织间的人员接触，以增进世界对印度文化、爱好和价值的理解和认同，包括推动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参与世界的竞争与合作，从而加强印度与世界的联系。
首先，针对不同的科技人才选择不同的合作模式。对于最优秀的科学家，通过学术会议交流、开展重大联合研究项目的形式进行交流；对于一般的科研人员、教师、科技管理人员，通过工作交换、访学、技术转移、联合研究的形式提升能力；对于一线的产业技术人员，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指导、技术服务等方式增进业务；对于学生，通过互派留学的形式来培养。
其次，用好现有人才平台。印度要在其“技术经济合作计划”援外计划中，特别是在科技外交主题培训中增设中国学员，不断加大培训中国学员的数量和频率；中国要在“中国南亚伙伴计划”和科技联委会机制下与印度合作共同开展针对南亚国家的技术援助培训，把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成果推广给南亚国家。
最后，积极创新合作机制和平台。一是建立中印科学家高端论坛，包括特色学科领域及跨学科科学家高端论坛以及针对政府人员、政策制定者、科技管理者、企业家的高端智库论坛，促进各层次、多领域科学思想的交换、知识的共享，加深相互理解，增进共识；二是设立中印博士及博士后奖学金计划、中印大科学大工程计划、中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联合专项，分别为两国的留学生、科学家、科研骨干、科技管理人员或技术转移服务人员交流提供工作经费；三是力推中印大型研究机构在对方国家建立中印联合研究中心、实验室，为两国重要科研机构的科研业务骨干提供联合研究的工作平台；四是鼓励两国科技管理机构、技术转移机构、企业在政府支持下在对方国家建立科技示范工程、科技合作基地、科技示范园、技术转移中心，加强社会民生改造技术的示范，特别是对其他南亚国家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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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积极推进科技外交，在国际科技合作中注入外交思维，以及在外交中考虑国家科技创新需求，这会使科技成为外交工具，同时使科技创新借力外交资源和手段，使国家的创新和外交目标都得到强化。在科技外交大发展的国际形势下，在中印已经启动科技外交举措的现实背景下，中印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有望提上日程来加快改进，中印科技创新有望通过对方资源的注入得到加强，这需要中印积极谋划和启动中印科技外交战略。如果实施针对南亚地区的公共治理和技术援助，将会满足印度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南亚的需求，并推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发展。如果积极推进中印低技术领域的技术转移和社会民生领域的技术协同，将会受到印度官方和民间的欢迎，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印度具有通过科技人员交流改善外交关系的经验和基础，将其应用到中印关系治理中将能够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互信，可为加强两国关系提供民众基础。
回首《路线图》编制的过程，我们深刻感受到，这是国内印刷界首次历时最长、涉及领域最广、触及难点最直接、引起社会关注度最高的行业产业发展探索和实现印刷强国之梦的一场思想大碰撞、大讨论的过程；也是一个凝聚共识、开放交流、共同提升和全面受益的集智过程、一段饱受煎熬和顽强坚守的心路历程。
（孙海燕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生、云南省科学技术院研究员，辛仁杰系云南民族大学外籍专家；摘自《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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