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军集团及其与郭嵩焘的关系——关于郭嵩焘研究的一个先决方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军论文,关系论文,集团论文,郭嵩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嵩焘（1818-1891年），字伯琛，自号筠仙，晚年又号玉池老人，湖南省湘阴县人，是在反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军地主阶级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创业者群体的核心成员。史称的“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是湘军集团军事、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史称的“自强思想”或“洋务思想”，亦即是这个集团意识形态的衍生形式。战胜太平军后，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大都占据权力要津，史称“中兴名臣”，又称“洋务派”。
由于个人因素，郭嵩焘在这个集团军事、政治活动领域，包括洋务活动领域，成效不大，因此当权的地位不甚显要，时间也不算长，特别是不具连续性。但是他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和身份，却是不同一般。他不仅是这个集团创业者群体的最早成员之一，而且对于集团创业的必要性和坚定性的认识，最初也在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之上。只是他在个人行动的坚持性方面，却远逊于曾、左、李和其他创业者们，治事能力也不如这些人。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特别喜欢突出他在集团意识形态方面的理论家地位。在表达能力上，在系统化上，也确实仅在曾国藩之下。而且由于曾国藩相对地早逝，没有活到洋务运动的高潮时期，郭嵩焘在李鸿章实际接管集团领袖地位之后，其在集团内部的意识形态代言人地位和对集团外部的意识形态发言人地位得以确立。
李鸿章推行的洋务政策，实际就是郭嵩焘洋务思想的体现。其不同处在于李鸿章主要考虑的是政策的可行性，而郭嵩焘主要考虑的则是意识形态表达的完整性；而任何意识形态的表达，均具有理想主义成分。但两者的中心指导思想则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与进入中国谋求利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妥协。固守“夷夏大防”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力量便把他们两个人看作是“汉奸”。由于这些力量无法动摇李鸿章的当权地位，尤其是提不出另个可行的涉外政策，对李鸿章的攻击不能不限于暗流蜚语，对郭嵩焘则可以放手打击。不仅呈请朝廷严惩，而且发动群众围攻，直至以抄家相威胁。由于慈禧太后是在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搞平衡的一位高手，当1891年郭嵩焘去世，权势炙手可热的李鸿章情意恳切地奏请为郭嵩焘赐谥立传时，朝廷竟然不予照准，害得郭嵩焘盖棺都无法论定。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竟有呈请朝廷予以开棺戮尸者，自然也是不了了之。
当历史出现抵抗外国入侵者的可行性方策时，在他们身后的研究工作中，李鸿章仍不免卖国投降之名，而郭嵩焘的理想主义设想，却构成了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赢得开明、乃至“超前”、“超时代”的美称。
一、郭嵩焘研究中的文化趋同现象
蒋廷黻与郭嵩焘研究
以现代观点对待郭嵩焘的最早一位研究者可能是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蒋廷黻先生。蒋廷黻，湖南省邵阳县人，是中国近代史这门学科的最早开拓者之一。1923年，他初自美国学成归国，应聘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首创开设“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后即以授课讲义为基础，于1938年出版了最早以鸦片战争断代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早在1928年，他即商同另一位南开大学教授何廉先生准备购買郭嵩焘遗著手稿《绥边徵实》。惜郭氏后人已将此书稿作为遗产分割各处，因产权不一，收购未果。抗日战争初期，以学者从政已入朝为官厕身外交界的蒋廷黻更念念不忘他这位乡先贤。在重庆，又敦请任教中央大学的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编写郭嵩焘与曾纪泽的传记。郭先生“深感为他们写传不易，未敢轻于应允”。1958年，蒋廷黻在纽约的联合国为台北小朝廷苦撑门面，但对于此事仍复未尝或忘。向郭廷以重提旧事。又十年，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这位资深学者，始于1969年编定了目前研究郭嵩焘的必备参考书《郭嵩焘先生年谱》，传记则仍付阙如。
蒋廷黻以代鸦片战争中的主和派琦善翻案而不见谅于左翼史学界久矣！《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发表于1931年11月在北平出版的《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时正“九一八”之后两个月，其不合时宜可见。但却与郭嵩焘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贯主和论前后呼应。所以，蒋廷黻之心仪郭嵩焘，绝不止于评论一位历史人物时的传记笔法而已。他是一位外交史家和外交活动家，是众所周知的，但多或以为他是崇尚西洋外交思想者，其实未必尽然。他还是一个宗奉郭嵩焘外交思想的活动家。《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学理性的话：“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这不是蒋廷黻在美国大学课堂上学到的，而正是郭嵩焘反复强调，一再阐述的外交哲学。
心仪郭嵩焘的人，不止于史学界和外交人士。最早动手撰写《郭嵩焘传》的人，既不是历史学家出身的外交大员蒋廷黻，也不是以历史学家终身的学者郭廷以，而是开创了战后台湾经济新局面，有“中国的艾哈德”之称的尹仲容。尹也是湖南邵阳人，身后萧条，性格与官场际遇颇近郭嵩焘。然而他的事业却与郭嵩焘生前与身后被时人和后人注视的主要事业从不搭界。除了对郭嵩焘这位乡先贤人品的孺慕之情以外，想必是郭嵩焘的经济思想也引发了这位实干经济家的共鸣。有文章说：“尹仲容是以郭为师，何尝不是以郭自况。”（注：吴伯卿：《尹仲容与郭嵩焘》，台北《畅流》杂志第43卷，第4期，1978年。）不无道理。而蒋廷黻又何其不然？
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著作看郭嵩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看洋务运动，向来都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其代表人物也均罪无可绾，特别是在本世纪的40-70年代时。然而对郭嵩焘似乎可以算是一个例外。范文澜同志在他那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初版于1947年的《中国近代史》中，似乎对郭嵩焘有些刻意回避。极少引郭嵩焘之处，也不见于郭嵩焘稍有微词。相反，凡引郭嵩焘处，均为反对顽固、守旧派的正面之见，而于郭嵩焘本人思想、事业则不置一词。
1981年出版的胡绳同志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部权威性中国近代史著作，着手于1973年。本书的特点似乎是想找出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某些共同点，而不那么壁垒分明。对于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者，也不想将界限划得那么清。例如它说光绪皇帝也是个洋务派皇帝。处理郭嵩焘便尤为典型。它论定郭嵩焘是一个“多少有些不同”于李鸿章的洋务派之后，便直接地把郭嵩焘带向了“资产阶级化”的历史道路，最终与早期改良主义者们的史事合流，成为变法者们的先驱。在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中，为戊戌维新运动开路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系列人物中，打头的是容闳、冯桂芬等人；而在胡绳同志的著作中，打头的则是郭嵩焘。而1971年台北版《郭嵩焘先生年谱》也认为他是变法运动的先驱。此后关于郭嵩焘研究论著，有如雨后春笋，但立论不出权威著作范畴。
郭嵩焘生前与逝世后百年以来，对他的评论与研究表明，这是一位备受争议，虽然盖棺也难以论定的历史人物。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白的，即除了晚清那些拒绝走现代化道路的社会、政治力量以外，他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出现的一切对立中的社会、政治力量虽不能或不愿完全认同，却是均能予以接受的历史人物。
人物研究的“两分法”不是“两割法”
不过也有一些不是从文化趋同角度看待郭嵩焘研究，而是念念不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点。如有的文章说，郭嵩焘一生就干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二是“出使驻英公使”。就其一而言，他“首先提出治水师、制战舰、买洋炮的恶毒建议”，“完全应该”“遭到世人的咒骂、攻击”。但是“检索郭氏生平的主要言行”，却又是“熠熠光彩”。（注：熊月之：《论郭嵩焘》，《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则其“主要言行”是“出使”乎？是“镇压”乎？其实说是一半对一半较为公允。但“咒骂法”毕竟不是研究法，对历史人物的“两分法”也不是“两割法”，不能随便切下一块按“质”论价。镇压起义与出使的思想与目标自有其相通与一贯处，这也正是郭嵩焘权威研究家们之所以持重的原因。何况“镇压”一语已足以表达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咒骂”“攻击”死人何为？如果再加上有的专著为了抬高左宗棠而对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也实行“两割法”，对郭嵩焘“洋务”言行也咒骂一番：“丧心病狂”，“为虎作伥”，“崇洋卖国”，“为李鸿章对英妥协投降唱赞歌”（注：董蔡时：《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156页。），则郭嵩焘一生岂不休矣？所以研究郭嵩焘还是要将他的一生事业视为一个整体统一观察，再行论定为是。
二、湘军集团地主阶级意识形态自由化的表现
《讨粤匪檄》是湘军集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宣言
本文界定的湘军集团，不只是指一个军阀集团，也不只是指湘军出身的官僚集团，也不是“洋务派”这个概念可以涵盖的。在此之外，它还是一个意识形态集团。《郭嵩焘先生年谱》的作者说，湘军是一个“有主义”的武装集团，就是这个意思。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政治文化模式，为其后史称的“北洋军”与“黄埔系”所沿袭。只有当说到其创业者群体时，才是原始意义上的湘军集团。
意识形态是规范制度与行为的指导思想。湘军集团的意识形态并不同于清朝立国以来以南宋朱熹理学思想为指导原则的官定意识形态。清朝的法统与道统是一致的，雍正、乾隆朝时期，通过文字狱逐步确立了皇帝就是意识形态最高权威解释者的地位，实现了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皇权体制。雍正皇帝著《大义觉迷录》，费尽唇舌与罪臣一一论辩，并颁行全国认真学习、体会，就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朱熹主张“以天子之心为心”，乾隆皇帝干脆命令“以朕之心为心”。直至咸丰朝，皇帝就是意识形态最高权威解释者地位并无改变。太平军起，“奕詝首先向程朱道学求救。令儒臣献上朱熹《大学讲义》，又编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篇讲义。他亲身到孔庙行礼，召集满汉百官听他讲《中庸》‘致中和’一节，《尚书》‘四句’”。（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27-428页。）因此，反朱学就是反皇帝。理学研究也就日益僵化，既日形繁琐复又极其违心与伪善，失去指导行动的积极意义。加以研究意识形态的学问特别危险，学者们于是避趋于能求真求实，且又危险性较少的汉学，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宋学反而被冷落了。
研究家们过去多注意到曾国藩是程朱派理学家，后来者又发现他实兼汉、宋、道、法、词章于一身。如果不拘泥于门派之见，可称之为博取各家短长为己所用的实用主义者，自由化思想家。自由化，就是变一元为多元共存的过程。湘军的创立本身，已是军事体制多元化的表现。以他为代表的指导湘军集团的意识形态来源确实是程朱派理学，不过不是清廷官方解释的“理在事外”，“灭欲存理”的那一种束缚个人手脚的“性理之学”。而是明末清初湖南人王夫之传承的那一种“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理寓欲中”，那种实事求是的理学。王夫之本人就是一位博取诸家，“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注：王夫之：《老子衍》自序。），再自成体系的一位批判主义自由化理论家。
《讨粤匪檄》实际就是湘军集团政治和意识形态宣言。它在反对异己社会力量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皇权体制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建立起一个与清廷政教合一的一元化皇权体制共存的自由化意识形态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集》将它作为中国近代哲学史资料之一种收入，颇有见地。那是中国文化传承中的一个阶段性表现，而不是捍卫满清王朝的一张大字报。
第一，它捍卫的主要是道统而不是法统。其中提到法统的话只有半句，即“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下即接“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法统与道统被割裂，不相维系。第二，清朝皇统与道统的权威是一致的。如果在皇帝以外，另有人以道统的权威自居，以意识形态权威解释者自居，如《讨粤匪檄》所言，号召天下“读书识字者”都去从军追随“本部堂”曾某人去捍卫“名教”，则置大清咸丰皇帝于何地？“今天子”的作用岂仅止于“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而已？一元化的皇权体制被多元化取代了。“今天子”与“本部堂”平行并论，苟当雍、乾之世、其不灭族何待？军机大臣祁寯藻的提醒是合乎事实的：“曾国藩一在藉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注：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428页。）一个自成系统的军事实体，再加上一个自立权威的意识形态系统；又一个权力中心、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呼之欲出。特别是《讨粤匪檄》发出于湘军开始出境作战之际，这一隐然存在的权力中心不再是地方性力量，而是一种全国性“第三力量”的存在。难怪咸丰皇帝宁可倚太平天国降将张国梁为“江南长城”，因为他归清廷直属的清军绿营大将向荣调遣，而对自成系统的曾国藩充满敌意。
郭嵩焘确切表达的湘军集团自由化意识形态内涵：“创业垂统”
据《郭嵩焘先生年谱》作者推断，郭嵩焘参与了《讨粤匪檄》的起草工作。这是完全可能的。郭嵩焘在法统与道统上“创业垂统”的意识，较曾国藩或集团创业者群体的其他核心成员表达得远为明确，也更加强烈。他曾说过：“孟子处滕，事方急，而所以为谋，不过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而已’。苟通此义，虽强敌在境，刀镬在前，坦然视之可也。吾人处事，苟当于理，虽圣贤何让焉，独难为一二俗人言耳。”（注：《陶风楼藏名贤手杞》，重印本二，第600-603页。）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卒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2岁。嵩焘闻讯，与曾国荃会哭于昭忠祠。并撰挽联曰：“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我为最。其始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著，实发其议；艰难未与负公多。”（注：薛福成：《庸庵笔记》，第69-70页。）这里面既表明了他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与他在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中的核心成员地位，更重要的是对湘军事业本来面目的重申。重要的一句在对曾国藩历史作用的估价上：“论事功在唐宋以上，兼德与言。”什么样的人才敢称功德在唐、宋之上？儒家文化观本是历史退化论者，三代以上才是理想时代。秦皇以“功过三皇”，“德迈五帝”而称“始皇帝”。曾国藩功德超宋迈唐，将置本朝与本朝列祖列宗于何地？郭嵩焘此语至少表明湘军集团在法统上虽未代清而立，却是足够资格自成一统的。湘军集团可与清廷、太平天国鼎足而三，或分庭抗礼，这在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当中，恐怕算不上什么不可告人之秘。据说，1861年时，“安徽克复，彭玉麟权巡抚，遣人迎曾文正东下。舟未抵岸”，彭之亲信差弁持一信至，“封口严密，文正携至后舱”。“及启函，仅寥寥数字，且无上下称谓，确为彭亲笔。云：‘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十二字而已。文正面色立变。急言曰：‘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撕而团之，纳于口而咽焉。雪琴，彭字也。”（注：《清人逸事·雪琴试我》，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再将郭嵩焘手撰王船山祠楹联对照，郭嵩焘在道统问题上“创业垂统”意识也是极为强烈的。此联曰：“笺注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道，汉、宋诸儒俱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船山祠内悬船山画像，郭又撰像赞曰：“濂溪混然，其道莫窥；阐扬文令，是曰先知。二百余年，星月昭垂；私心之契，瞻世之师。”（注：《王船山史迹访问记》，《王船山学术讨论集》下，附录，第589页。）“瞻世之师”，就是行动的指南。这里是把王船山视为远接孔孟，近继宋代理学创立者周敦颐以来道统的唯一传人，汉宋元明诸儒均不在话下。这就是说，本朝钦定的官学导师朱熹也要靠边站。郭撰《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尤明确指出王船山的道统地位在朱熹之上：“析理之精微，论事之广大，千载一室，抵掌谈论，惟吾朱子庶几仿佛，而固不逮其周详。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注：《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538页。）其后郭嵩焘将主讲的思贤讲舍设于曾国藩文正祠旁，奉祀王船山这位“先知”的木主于其内，就是要强调说明指导湘军事业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乃船山哲学，而曾国藩就是湘军事业的领袖兼导师。郭嵩焘虽然自认为他是曾国藩以下的第一人，曾国藩之死，“朝野同悲我为最”，但是因为“艰难未与负公多”，不够领袖继承人资格。然而意识形态权威解释人的导师地位却是当仁不让的。
船山哲学是指导湘军集团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王船山思想是程朱理学否定的否定阶段。明中叶以后，王阳明的心学是第一次否定，明末清初的船山思想是否定王学的否定的否定，是和顾亭林、颜习斋、李颙等人反对王学空疏的经世致用之“实学”同时发生的，而具有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可以构成经世致用思想的理论基础。
船山哲学异于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者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首先不承认阳明心学“心即是理”的主观唯心论，也反对程朱“理在事外”的客观唯心主义“先验论”。主张“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注：《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的“实事求是”认识论。（二）唯物主义的体用观。“用”，即是作用，是认识也是实践。“体”，是认识与实践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船山反对王学任心行事，无客观检验标准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尤其是其末流更重“袖手谈心性”的空谈风。但也反对唯经书、唯“天王”、唯既定秩序的盲从主义与命定论。要求“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注：《尚书引义》，卷五。）“能”与“所”是佛家哲学认识论的一对范畴。“能”相当于主观能动性；“所”相当于被作用，即被认识与被实践的客观实体。“用乎体”，自然是要求有的放矢。“能”必副其“所”，则是要求检验主观能动认识后的实践效果。（三）政治上的激进改良主义。“天下之势，循则极，极则反”（注：《春秋世论》。）“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定”。（注：《宋论》。）“天下之势”，自然是指政治。政治保守至极，“必大反而后”才能够稳定下来。
但最后有一点是船山思想所不能逾越的，那就是“革命”。他坚持“天下之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所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所谓道统。”（注：《读通鉴论》。）这也是极其清楚的。一不能革本朝的命；二不能革孔夫子的命。此船山思想之所以仍为理气二元论理学者也。除了这一点，那么奉船山哲学为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者，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重新认识，也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或不敢干的了。
曾国藩与郭嵩焘是船山理学的信奉者与推广者。船山思想之得以重见天日与备受尊崇，多是由于曾氏兄弟与郭嵩焘以及湘军其他创业者们的推广。据梁启超说：“（船山）转徙苗瑶山洞中，艰苦备尝，到处拾些破纸或烂帐簿之类充着作稿纸，著作极多，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直到道光咸丰间，邓湘皋（显鹤）才汇集起来，编成一张书目。同治间曾沅圃（国荃）才刻成《船山遗书》。共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74页。）又说：“近世的曾国藩、胡文忠（林翼）都受他的影响”。（注：梁启超：《儒家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62页。）但据《曾文正公文集·王船山遗书序》，船山遗书一度刊行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庀局于安庆，
事于金陵”，“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则今存上海太平洋书店1933年版之《船山遗书》计三百五十五卷，号称较完备者（占船山全部著作百分之八十），实无过曾氏兄弟多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底是哪一种社会力量最早对船山思想发生兴趣并认真推广的问题。至于郭嵩焘，一般都知道他极其崇拜王船山。同治九年（1870年）在长沙主讲城南书院时，在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家张栻祠旁建船山祠。晚年，又在曾文正公祠旁建思贤讲舍，1881年落成，舍中置奉船山木主，在此讲述船山之学。但很少提到他早在1845年，也就是湘军集团出现以前，即和新化的邓显鹤有来往，到过邓氏所居之南村草堂拜谒。湘军集团的另一位创业者江忠源也是邓显鹤的好友。
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中除李鸿章是安徽人以外，全部是湖南人。这些人均非书虫禄蠹者流，而是一批志行坚定而又怀才不遇，因而不满现状、愤世嫉俗的经世致用主义者。曾国藩长郭嵩焘八岁，但与刘蓉三人同是岳麓书院同学，切磋学问，砥砺志行，情同兄弟。曾国藩先逝，郭嵩焘《祭曾文正公文》回忆道：“愚蒙自少，公顾谓才。惊喜问故，曰：‘与时乖’。‘曷云违时？富贵尘埃。怀恺岂多，披豁四开。发言吐气，战斗霆雷；睒
百怪，笑怒嗔猜’”。（注：《郭嵩焘诗文集》，第535页。）“与时乖”，即今言“反潮流”，“反传统”是也。遥想涤公当年，竟也是这般要求释放被朱学禁锢的七情六欲，要求个性化的人物。而想当年能使这些书生如此狂放的儒学理论，当非船山思想莫属。船山说：“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离欲而别有理，其以释氏为然。”（注：《四书大全说》卷八。）
正是这种反传统、反潮流精神，把他们从失意的科场驱向吉凶难测的战场。从战场走向官场后，一时间志尤未衰。1867年1月10日，曾国藩复郭嵩焘书：“船山先生宋论”，“实多见道之言”。“尊论”“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彪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注：《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六。）说明船山思想一直是湘军集团意识形态自由化的理论基础。
三、地主阶级军事、政治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开端
一个抗礼清廷的地主阶级政治实体的存在
表现在湘军集团的军事体制（包括组织与后勤）以及政治体制（包括人事与行政）同样也实行了无视清廷禁制的自由化。其军事体制明显有别于顺康雍乾之世的八旗与绿营军事体制。“国藩始任军旅，自立规模。将帅皆所擢拔，兵勇皆所招募，军饷皆所经营，缓急足以相维，丰欠足以相谅。”（注：《郭侍郎奏书》卷七，第56-61页，《奉旨密筹大局情形疏》。）军令因而也能够抗命朝廷，自成系统。英法联军攻进北京，上谕调遣湘军入卫，曾国藩拒绝勤王。清初政治体制是满、蒙、汉贵族政治，嘉道以来汉族儒臣逐见大用，但必须依附于朝廷。湘军集团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战争期间即建立了依附于军事统帅的人事与行政体系，逐步接管规复区的财政与人事权。1854年，湘军出境作战。曾国藩请求朝廷发空白执照四千张。内捐虚銜执照、捐监生执照各一半。（注：范文澜：前引书，第434页。）一便于募捐筹饷，二便于培植社会、政治基础。清初严禁朋党，嘉道时代结党也不能公然，湘军集团则无此顾忌。军事组织关系层层依附，政治组织关系也是层层依附，军事首脑也是政治首脑。湘军集团势力范围以内的官吏任免，如不涉及该集团内争问题，朝廷鲜有不依样画葫芦者。曾国藩的幕府，是清代幕府最为庞大的一个，人数达二百余人之多，人才济济，包罗万象，本身就是一个功能齐全的政府。
曾国藩更以“荐举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注：《清史稿·曾国藩传》。）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统计，湘军中任督抚大员者达26人，任省级文武官员以上者达143人。1856年时，湘军系统官兵人数总计不过15000人。武昌战后，曾国藩，胡林翼奏保3000人，占全军人数20%。故而战争结束以后，湘军集团跃居全国地主阶级最大当权派之列，形成一个政治实体。“左宗棠、曾国荃两（江总督）政十载，湘楚旧部视如家乡，而随宗棠者尤多且久。”李鸿章“一门，勋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展转依附，实繁有徙。”（注：转引自范文澜前引书，第219页。）曾、左、李又均登堂拜相，特别是左宗棠戡定西北，李鸿章久任北洋，位近中枢。范文澜同志说，北洋驻节地天津，是事实上的政府所在地，信然。
湘军集团“权倾中外”，“权倾朝野”，“权倾天下”皆足以当之，实“大清”以来政治之“奇变”，构成足以与清朝虽未“分庭”，已相抗礼的一个“势合形离”军事、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实体。所谓的洋务思想与洋务运动，不过是这一实体的政策性行为，是地主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延伸。没有湘军集团这一政治实体的存在，洋务思想与洋务活动要想如历史所示那样快地挤入固守钦定朱学的意识形态范畴乃至军事、政治、外交、经济诸领域，恐非易事。
湘军集团被称为一个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实体的存在，是一种模式概念。第一，它是超越其中派系关系的一种概念。就是说，如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其他等人，虽有其可自成范围的军事和人事系统，但只要他们信守湘军集团创业时的意识形态而不改节或后退，就仍是这一实体的组成部分。第二，它是超越湘军创业者群体的一种概念。就是说，即使最初本不属于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的其他社会、政治与军事力量，能够接受并奉行此一实体的意识形态者，如沈葆桢，也可归入这一实体的范畴。甚至曾属于该实体的对立面或批评者，后在实践上跟了上来的社会政治、军事力量如张之洞，也可以归入这一实体的范畴。这样概括的作用在于，通称的湘、淮军阀或洋务派这一概念并不足以概括湘军集团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实体的全部内容，而是后者乃能包容前者。换句话说，洋务派，不管是否湘系或淮系军阀，必先具有湘军创业者创造的那样军事、政治条件，才能在洋务思想和活动上有所成事，不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具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那样的自觉。1900年，当北京发生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以及清帝出奔这样重大的事件时，由湘军旧将、两江总督刘坤一出面，串联粤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不从朝廷杀戮洋人乱命，实行“东南互保”，既得到联军各国的认可，也得到回銮以后清廷的默认，说明此一实体半个世纪以来确实存在并不断扩展的事实。
地主阶级自由化的文化模式
湘军集团政治实体模式，是嘉道以来已见端倪的地主阶级自由化运动全面发展的开端。如果这一自由化进程不致中断而被继续，则亦将构成一种文化模式。文化是人类求生存谋发展的经验总结，属精神活动的思想与意识范畴，不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社会结构范畴，本身不具有排他性。只有当文化被应用到现行社会结构诸范畴，形成一种具有时空性限制的文明之后，才会具有排他性，才会彼此发生冲突，产生对抗。因此文化永远不是凝固不动的意识，意识一经凝固为型态，便不属于文化范畴。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思想，一经凝固为制度，也就不属于文化范畴。文化只存在于流动状态中。如已经消亡而正在被研究中的制度或意识形态，或者正在被改变中的制度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经验总结，作为一种创新的因素，才属文化范畴。
自由化本身也只是一种文化模式，而不是某一个特定阶级所独有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意味着走出中世纪一元化体制的全部过程。它最早发生在西欧历史上，意味着走出一元化的神权观念，走出一元化的教会，走出一元化的帝国，走出一元化的人身依附关系。它大体上相当于13-16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段历史时期。主导或进入这一过程的社会力量，可以是贵族，可以是教士，可以是市民，也可以是农民，乃至王权。至于走出以后再走向哪里，那是另一回事。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妥协；可以是资产阶级革命或妥协，也可以是其他性质的革命或妥协。中国两千年来始终是一个地主阶级主导的社会，政治、经济、土地关系、意识形态观念与文化观念之分分合合莫衷一是，一元化与多元化的主导方式交替出现。最后一次定于一尊的极化体制，是清代的乾隆朝。嘉道以后开始出现主导方式的分化趋向。由于这一次多元化趋向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现代化趋向接轨，故而称之为地主阶级自由化。它一直继续到本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年。
就文化固有属性而言，自由化是最利于创新、交融与发展的一种模式。而定于一尊的一元化文明模式，则多属文化的牢笼。湘军集团创业者们崛起于中国前现代化文明与西方现代化文明发生严重冲突之际，而采取了多元共存的自由化文化模式，其后定型为“中学为林，西学为用”。应用到现行社会结构诸领域，便形成一种以妥协为内涵的政策风格。创始者及后继者们保存中国前现代化文明社会结构同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第二和第三产业；谋求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妥协的同时，也谋求与国内先进阶级主导的所有现代化运动妥协，包括变法维新运动，共和主义革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唯一例外便是：不能改变第一产业的前现代化结构；不能容忍农民阶级争取自由的解放斗争，并因此而终止了自身的历史存在。
在此种自由化文化模式中得以成长并思进一步有以作为的不止一代人，对此一模式的文化来源及其创始者和保护人感到具有某种可资借鉴的榜样性作用。梁启超说，谭嗣同、黄兴都受王船山思想影响，而且直至“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一个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注：梁启超：《儒家哲学》，第31页。）不仅王船山，曾国藩对后世人的影响也是不受阶级和意识形态局限的。黄兴称曾国藩“制行之严，吾当奉以为师。”蔡锷于1911年赴云南就职之时，曾辑录《曾胡治兵语录》，以代“精神讲话”。蒋中正之服膺曾国藩，众所周知。现在倍受推崇、学贯中西的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他的“思想囿于咸同之世，议论在湘乡（曾国藩）与南皮（张之洞）之间”。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毛泽东在未出湖南境外的青年时期，最推崇的近世人物不是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这些人，而是曾国藩。这是因为他们选择的不是某种阶级利益，不是某种制度，也不是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传承一种文化。
曾国藩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榜样性作用，可能就在于他应用包括洋务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革新取得完整的政治权力，并形成一个政治实体以后，没有立即将这种文化意识凝结为一种形态或制度定于一尊，而是让它继续流动。包括在坚守本身阵地同时，也让企图夺回已经失去的政治权力的前意识形态集团继续活动，作为文化的对手，或同盟军。这就为包括引进西学在内的中外文化流动，提供了一个相当自由的空间，实际上启动了宋、明以后的又一个文化时代的闸门。一时泄出的文化力量刚好能够顶住前意识形态集团的反扑，也勉强能够挡住西方殖民主义要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意图，同时也为后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提供了荫蔽所。此人对待自己也讲求实际，不务虚名。一生事业的结局是实至名归，而非“大树特树”的结果。他非常清楚所从事者“造端之大”，已属骑虎难下，始终以不得已的“过河卒”态度以应。他从未象郭嵩焘在他身后颂扬的那样以“功”、“德”、“言”三不朽自命，保持住了一种平凡本色，一个书生本色。后人因此才容易平等地把他当作“自己人”来学习、模仿，而不是当作帝王、圣贤来顶礼膜拜。
他所开创事业的全面性，本来已达到“创业垂统”的程度，但他没有表现出郭嵩焘那样的紧迫感，如郭嵩焘引孟子所言：“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而已。”因为新朝的建立，势必要中断地主阶级自由化进程：或是采取封建性的分离方式，或定于一尊的一元化体制，这是与他起兵时的文化意识相违反的。故而他宁可考虑到“一二俗人言”，采取曹操在世时不亡汉祚的做法，任湘军集团政治实体自然发展，优胜劣汰。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终于与革命党中的非孙中山派联手，取代清廷的治统而又立优待清室条例，实际就是湘军集团地主阶级自由化文化模式的一种典型表现。1915年，袁世凯称帝，立孔教为国教，身败名裂，其最大阻力还是来自地主阶级当权派内部。益显曾国藩的先见之明。所以湘军集团的兴起，就其可行性与可继性而言，也是一个文化时代的开端；是适应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文化阶段；是一笔文化遗产，也是一项文化负担。
中国地主阶级自身更新与中国文化革新同步的可能性
中国文化两千年来能在地主阶级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环境下不断地按照辩证规律向前发展，是因为中国地主阶级本身存在一种可以不断更新的机制。中国地主阶级不同于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封建时代贵族地主，不具有可以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门阀效应。当权者的地位差不多最多三世而斩，多数是及身而败。中国文化并不保护“万世一系”的政治利益和财产继承，而是提倡“有德者王”和“顺天者昌”。“无道之君”与“不义之财”，是人人得而诛之，人人得而夺之的。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石，无论是儒、佛、道都不对君主、权力、财产做绝对的肯定。因此，中国地主阶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分化得愈来愈小，数量也愈来愈多；少数人保持权力的时间愈来愈短，而多数人获得权力的机会愈来愈多；在权力轮换上，基本保持着当权派或在野派互相竞争的一种机制。
科举当然是竞争机制的一个方面，但经常状态表现为意识形态解释与文化上的分野。由于地主经济是以获取超经济强制的地租为目的的，暴力手段是唯一可靠的手段，而政治权力则是暴力手段的可靠来源。因此掌握暴力手段的当权派的行为往往是与中国文化强调的方向相违反的，对意识形态的解释也是片面的。作为中国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基石的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做双向解释。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地主阶级才选中了它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在野派可以通过舆论，即东汉以来所谓的“清议”和各种文化手段；以及在朝中和社会上结党，即所谓的“朋党”，指责当权派的反道统因而亦即危害法统的不道德行为，争取权力轮换的机会。裁判者只有两种力量，一是皇权，一是暴力。皇权的选择失误，便导致皇权的被轮换；或出于当权派的暴力，或出于在野派引导下的农民暴力。
文化革新不可能是皇权选择与暴力的结果。它可能适应当权派或在野派的意识形态导向，而成为一种手段，但政治权力不可能决定文化的走向。当权派必然要运用包括哲学、文学、艺术、教育与宗教活动等文化手段来巩固已经凝固为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前一阶段文化成果，是为御用文化，因而也必然缺乏更新的生命力。因为文化只有在不断改变现状的状态下流动，才能实现自身的存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在野派是永远不满现状的两种社会力量。反映他们的愿望与适应他们要求的文化表现，便可能形成文化革新的一种内容，但也不可能定型为某一种特定的社会力量或政治力量的附属品，它将继续为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要求服务，在时间与空间上不断流动，不断地融合与更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前此文化的发展与精品，总是与否定现状与否定当权派的政治潮流相适应的原因。所谓文穷而后工，人穷而后思变。文王囚而八卦作，左丘失明而有《国语》，太史公刑而有《史记》，王夫之困而有《遗书》。
清代咸丰年间因对抗太平天国而崛起的湘军集团创业者们，是一个典型的地主阶级在野派社会集团。创业者成员的家世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没有尝试过政治权力为何物而又渴望获得政治权力的地主阶级社会的基层成员。曾国藩上溯五世不曾居官，郭嵩焘上溯五世内最高功名是贡生，左宗棠中举未中进士，一直愤愤不平。郭嵩焘四次进京会试始得一中，但选庶吉士后未及散馆即连丁双亲之忧返里，数叹命运不济。李鸿章与郭嵩焘是同年进士，未及受官即入曾国藩幕。只有曾国藩当上了礼部侍郎，任内即以四次疏谏朝廷用人制度不当获谴，旋亦丁忧返里。其他如王鑫、江忠源、罗泽南等人，也均饱读诗书，是对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作用非常熟悉的穷而不酸的秀才或训导。多是特立独行，能够独挡一面，重视实现自我价值的狂生和谔谔之士；而非随人俯仰，依附取容的乡愿和恂恂君子。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知识分子在这个阶级已将走近它的尽头之际，仍能首先在湖南表现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一种非凡的经世能力，与中国文化新旧消长的时间和空间不平衡有关。湖南是周敦颐以来理学各派宗师们的故乡或第二故乡，作为理学处世核心的诚、敬精神，也就是专心致志、笃行实践的认真精神，代有发扬，不容否定。另方面，至少是清代以来，受当权派意识形态污染较少。清初的满、蒙豪族亲贵与汉人的鼎甲世家，多与湖南无缘。而嘉道以来，由林则徐等人结成的“宣南诗社”，是一个以地主阶级在野派经世致用意识相标榜的政治社团，其中湖南人比重最大。其著者如陶澍、贺长龄、魏源皆是。陶澍最欣赏胡林翼与左宗棠。胡是陶的女婿，左与陶结为亲家。而胡、左事业皆属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未闻得陶何种余荫。其后湘军集团政治实体模式中的湘籍“儒将”、猛将辈出及“无湘不成军”之谓，盖其余韵。
这样联系，是为了说明湖南士子受地主阶级当权派那种狗苟蝇营、以权谋私、惟利是图、唯上是从的“存人欲，灭天理”的那种颠倒理学思想原则的意识形态影响不大，继承的多是林则徐那种“苟利社稷生死以，不因祸福避趋之”的原始理学思想原则。一经认定，不顾任重道远，务底于成，致有“湖南骡子”这般美矣哉的文化气廪。然而文化被作为意识形态应用以后，则可以因阶级或个人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的变化而转向。湘军创业者们一经转换到当权派地位以后，便不能再放任“与时乖”的反潮流精神来反对自己，而必须迅即与旧当权派的意识形态妥协，虽不会迅即合流，但必须容忍。曾国藩有意识地造就了这一过程，了无痕迹。而郭嵩焘由于个人地位转换不如创业者群体其他人那样顺利，便较难渡过这一“时间差”，而让他的“与时乖”表现，作为一种非现实的理想主义遗留下来。
四、郭嵩焘在湘军集团军事和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志大才疏，一位理想主义的实行家
事业高潮四起四落
郭嵩焘在湘军创业过程中的核心成员地位与关键性作用，李鸿章概括得最为简要得体：“曾国藩初以忧归，屡奉诏旨敦促。该（郭嵩焘）侍郎以事关大局，不容预计利钝，手书面请，至再至三。曾国藩感其至诚，后每与臣言，未尝不叹其笃挚悱恻能任事也。左宗棠初中危狱，以该侍郎之力得全，遂至显用。戡定以来，论武勋者盛称曾国藩、左宗棠，而二臣之起，则该侍郎实推挽之至。”（注：李鸿章：奏请为郭嵩焘赐谥立传《胪陈事实疏》，见《玉池老人自叙》。）“予（李鸿章）与公（郭嵩焘）同岁，生交夙也。继从文正于祁门，一旦有所怫，驰去。公挽予于江淮之间，责以干时之重。大义相许，其忍弭忘？”（注：李鸿章：《兵部侍郎郭公墓表》，见《玉池老人自叙》。）“至创厘捐以济师，练战船以剿贼，尤为兵饷大政所系，皆事成而不居功。当时将帅争欲得以为重。”胡林翼曾以“书招”，李续宜为之“奏调”。“臣治军东下，求贤于曾国藩专疏荐达。”“又与共事。逮该侍郎充出使大臣，与北洋交涉尤繁。故其志行知之独详。”（注：李鸿章：《胪陈事实疏》，见《玉池老人自叙》。）
但是从郭嵩焘一生经历来看，他并没有成就什么显赫的事业，不仅不具有曾国藩之王者相，左宗棠之盖世功，李鸿章之擎天力；不如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王鑫之死事忠烈，“不成功便成仁”；而且也未能象集团中的许多后进者如刘长佑、刘坤一等人那样位列封疆，总督一方。为官也多是二流以下角色，最高不过二品衔，甚至没有多少连续“官龄”。一生事业高潮，前后四起四落，统计起来，出而任事与居官在位时间不过十年挂零，远不如退而返里居家养望时间长。
第一次高潮是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率湘勇1400人出省赴援被太平军围困于江西南昌的湖北按察使江忠源，九月二十六日返湘阴老家。第二次高潮是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特授翰林院编修入京供职做京官，十年三月十七日（1860年）称病返里。第三次高潮是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十六日，接任江苏省苏松粮储道差使；二年（1863年）三月二十一日转授两淮盐运使；六月二十九日赏三品顶戴，命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初四日交卸署理广东巡抚职。返里后赴长沙主讲城南书院与思贤讲舍。第四次高潮是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初九日，诏授福建按察使；七月二十八日以侍郎候补，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十一月初四日命署兵部侍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九月二十五日由天津启程赴英。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初四日卸任返抵上海。闰三月初二日，得旨准假三月，登船归里。七月初十日，诏允乞休。自此除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外，即未再出仕，迄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十三日去世。
是什么原因造成郭嵩焘一生事业不顺，仕途多舛？
善始不能善终：战场不能耐苦；官场不能任怨
研究者一般都说他有自视过高，自信过强，性情褊急，孤持己志，动辄与人相忤、予人难堪这些性格上的缺陷，没有谈到治事之“才”的问题。如果仅此而已，不但不足为成大事者害，往往还被当作是成大事者的一种特征，转而被誉为所谓“嫉恶如仇”，“择善固执”等等。例如左宗棠的这些毛病比郭嵩焘只多不少。而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核心成员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则均集中强调他“才不逮德”的问题。
一般也都引用曾国藩于1862年4月间劝李鸿章不要急于奏调郭嵩焘给他作助手的两句话：“筠公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但很少引用下面接下来的几句话：“阁下与筠公别十六年，若但凭人言，冒昧一奏，将来多般棘手，既误筠公，又误公事，亦何及哉？”芬芳悱恻原是誉挽屈原之美词；不任繁剧，也无非是名士风流而已，不够具体。以下几句话却是很实在，那就是郭嵩焘容易给自己和别人惹麻烦。一般也都引用1861年曾国藩专门针对他这位“云仙仁弟亲家性近急遽”的毛病所赠对联：“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宜。世事多因忙里错，且更从容。”但多略去“莫图便宜”与“且更从容”两语。其意也自不同。“莫图便宜”直截了当，也不太好听，但却很明确，明告郭嵩焘治事要刻苦耐劳，不可图省事，贪安逸。对于湘军集团创业者们来说，1861年时仍需要锻炼吃苦和力戒急躁的环境无非战场与官场这“两场”。曾国藩特别告诫郭嵩焘这两点，想必也是有前车之鉴。
以郭嵩焘第一次事业高潮失败而论，恰恰就在于他不能耐苦这一点上。1853年7月，郭嵩焘与罗泽南率领湘勇1400人赴援江西南昌围城之中的江忠源，是湘勇首度出境作战之举，也是郭嵩焘是否能象曾、左、李这些人一样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考验。在围城期间，他运筹帷幄，策划攻守之宜，不逊他人。然而当他于10月1日，随江忠源率杂牌军2000人赴援九江，11日抵江西瑞昌又转而北援湖北田家镇；10月15日兵败田家镇半壁山，突围趋广济，23日抵湖北黄陂后，即离开队伍返回湖南湘阴老家。用军中术语，如果不算开小差，也算掉队了。何以故？就是因为山路行军，实在太辛苦了。在由田家镇败走湖北兴国途中“崎岖山谷，佶屈颠顿。居民避贼远徙，所过无得食，掘薯芋为粮，且食且行。土卒饥乏，中道偃息。公（忠源）亲下马导之行，日数十里不少息。”（注：《养知书屋文集》第17卷，第30页，《赠总督安徽巡抚江忠烈公行状》。）途中，忠源叹曰：“诚乱世耶，用使吾辈书生困惫至此。”（注：《养知书屋文集》第10卷，第1页，《与邓伯昭》。）看来江忠源这位书生下马与士卒共甘苦了，而郭嵩焘这位书生则可能未离马鞍。实际上，即使尚未至如此困顿时，郭嵩焘已想念居家时的安逸，要打退堂鼓了。因为在瑞昌途中，郭即有诗：“我家玉池颠，芋栗亦时稔。惊风吹浮埃，危世难高枕。横流得一障，誓往从箕颖。”（注：《养知书屋文集》第7卷，第7页，《奉呈江廉使忠源三首》。）“芬芳悱恻”矣，但难掩不耐吃苦何？。还是罗泽南比较从俗。败归后，其《合曾涤生侍郎会合》诗记曰：“筠车汉水回，我马吉水归，共知才不逮，誓各隐衡嶷”。（注：《罗山遗集》第2卷，第18-19页。）“才不逮”，即没那个本事也。
自然郭嵩焘中途溜号这件不光彩的事是不便为集团以外人言的，所以同年11月22日，郭仍以援江西军功被保举特授编修。而咸丰年间军兴以来，以军功点翰林者，他是第一位。这就是他第二次事业高潮做京官的由来。肃顺党人兵部尚书陈孚恩在南昌围城期间曾与郭嵩焘共处两月，甚为相得，想必对位书生谈兵的头头是道颇感兴趣。于是又于1859年1月间奏保他与另一位边事专家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兵机，足备谋士之选。”（注：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遂入直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旋又随僧格林沁赴天津帮办军务，与闻“练兵、筹饷、制器械三事。”（注：《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六日。）郭嵩焘也就以军事专家自居，在外战中也高谈阔论起来，慢慢地就成了洋务专家。
1859年10月，郭奉钦命踌躇满志地赴山东烟台等处海口查办厘捐事宜。这次他自以为是政绩不错，也“忍苦耐劳”了：“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各海口情形一一具载，并文移书檄及所定章程凡七巨册。两次焚疏告天，忍苦耐劳。”但是何以又“尽成一梦”？（注：《玉池老人自叙》。）原因是他在烟台越权在福山县设局抽厘，并擅自委派他的一位懦弱无能的同年旧识，当地士绅潘铭卣主持。结果因横征暴敛，商民聚众捣毁厘局，殴毙潘铭卣。僧格林沁本奉钦命派了一名副手李湘芬协同办理，但郭嵩焘只愿意带随员，不愿意有副使，不等会同李湘芬即行启程。所以后来郭嵩焘的一切行事，既未让李湘芬参与，也未与山东巡抚文煜会商，僧格林沁更不知情。郭嵩焘闯了祸，僧格林沁也只能如实参奏。结果，1860年1月“交部议处”，但也并未查办。郭本人却愤愤然，于是年4月称病返里，京官也不干了。曾国藩知道后自然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个朝廷内线，劝他不要急于辞官。这大概即是1861年曾国藩在所赠对联中委婉说他“忙里错”，要他“且更从容”的来源。而当时曾国藩表达得远为激烈。1860年7月30日与刘蓉书曰：“其赴山东查办事件，毅然自任，难免卤莽灭裂者。”（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1卷，第44页。）“卤莽灭裂”，就是蛮干的意思。9月15日，郭嵩焘就此事再致曾国藩说：“审知吾道之义必不可行也，而遂浩然以归。”（注：《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5册。）那就是蛮干到底了。
志大才疏，不善“了事”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的核心成员间，对郭嵩焘志大才疏，不善治事这一点，形成共识。左宗棠说得就更刻簿一些。据胡林翼转告郭嵩焘的“左（宗棠）之论，谓德则公兄弟自一而二而三，以天定之序为定；谓才则公兄弟自三而二而一，以人事自下而上也。”按嵩焘三兄弟，嵩焘居长，仲弟昆焘，叔弟仑焘也。左宗棠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左曾与昆焘同隶湘抚骆秉章幕，深知昆焘治事之才胜过乃兄。“骆文忠移抚湖南，曾文正公奉命合水陆师东征，军资所出一倚左公及君（昆焘）营办。左公旋亦治师浙江。君内简军实，外筹天下大局。援江、援鄂、援皖、援浙、援粤、援滇、援黔、援蜀，征兵四出，随事缓急，闻警辄赴。”“每军出，转饷数千里，远输近委，未尝有匮，君一以任之。自湖南始被兵及粤匪之灭，十余年以一省之力支柱东南大势，君之力为多。”（注：《湖南历代乡贤事略·郭侍郎事略附郭京卿昆焘》，第1页。）
而昆焘对乃兄治事之才，却忧心忡忡。1862年10月，嵩焘应苏抚李鸿章力保，奉诏任苏松粮储道，13日抵沪。昆焘17日致书两江总督曾国藩说：“度家兄情性，终非能作自了汉者。独其平日待人以诚，而不甚鉴别，常恐为人所误，须得良友辅之乃妙，细思而未得其人也。”（注：《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6册，《郭昆焘致曾国藩》。）“自了汉”即善始善终能圆满完成任务者。郭嵩焘也曾如此这般向咸丰皇帝推保左宗棠说：“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所以人皆服他。”（注：《郭嵩焘日记》，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1860年时，曾国藩也谓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注：《曾文正年谱》第6卷，第8页。）这就是说，在湘军集团创业者群体心目中，左宗棠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善始善终，而郭嵩焘正相反，既不能“耐苦”，又不能“了事”。
郭嵩焘在苏松粮储道短短半年多任上幸好碰巧与冯桂芬共事。桂芬乃江苏士绅领袖，太平军陷苏州，避地上海。李鸿章就苏抚，延桂芬入幕。郭嵩焘抵沪，与桂芬志同道合，鸿章又全力支持。以嵩焘湘军元老之声望，桂芬熟悉地方之才具，二人相得益彰。对明初以来，东南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因重赋而导致大、小户积重难返之弊，乘军事未定之际，先行予以改革，为湘军政治集团广泛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切实支持，做出了实际贡献。郭、冯二人在此期间的交好程度，达到了冯桂芬作媒，郭嵩焘娶了当地士绅钱调甫之妹为继室的程度。但冯桂芬也认为嵩焘对实际问题了解得并不深入，而有“郭公不知钱谷”之评。（注：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四，《江苏减赋记》。）任粮道而“不知钱谷”，显然是个“外行”。然而，1863年7月，郭嵩焘离苏松粮道任赴江苏泰州履任两淮盐运使新职时，李鸿章与冯桂芬均怅然若有所失。事先，冯桂芬即屡为建言挽留郭嵩焘，李鸿章更欲郭嵩焘留任布政使。及行，李鸿章书告曾国藩曰：“筠公去后，刘（郇膏、江苏藩司）黄（芳，苏松太道）诸君更觉麻木不仁，足见书呆之可贵矣。”（注：《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三，《上曾相（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原来李鸿章对郭嵩焘才干的认识也与湘籍诸首脑的看法差不多，不过表达起来稍微客气一点而已。
“书呆之可贵”，就是德与才，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问题。实际上也正是在野派价值观念与当权派价值观念的统一问题。“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是中国文化对人治主义行政人才的一种追求，其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实现程度必有所偏重，需求角度也有所不同。地主阶级在野派强调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本身必须以德取胜。至于才，无须也无从检验。当权派强调意识形态的可行性，要求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干，要能“了事”。至于德，只有依靠实践检验了，其标准即是“成”与“功”。功成自然名就。
湘军之起也，对清廷必须以德胜，始得名正言顺；对太平军则必须以才胜，始得成功。创业者们的德才，大都有所锻炼。及至转化为主流当权派后，纯洁意识形态的主动权遂转移到反对派手中，这就是同、光时代所谓“清流党”的来源。湘军集团创业者们的主要任务则向保证地主阶级政权的稳定性方面转移。但以德而言，澄清之志尚未尽衰，就才而言，统治手段也日趋完善，于是乃有所谓“中兴”之举，“名臣”之谓。
郭嵩焘则相对缺乏锻炼，始终长于德而短于才。一旦主政，而又不能“了事”，只凭“理”直而气壮，不仅误己且亦误事。然而过于实用主义的当权派，对于理想，对于德，对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对于理论，就会由麻木不仁而走向曲解以至抛弃，肆无忌惮地舍义而趋利。郭嵩焘这样理想主义者的存在，就会是一种提醒，一种制约。对于李鸿章这样尚未麻木不仁的当权派来说，其可贵处在此。对于冯桂芬这样务实主义改革者来说，也愿意有郭嵩焘这样一位湘军元老“外行”来领导他这个“内行”。而对付坚持前现代化意识形态纯洁性的清流党，郭嵩焘更是可以用其所长。这也就是洋务运动高潮时期，李鸿章与郭嵩焘合作愉快；其后的改革者们也乐于奉之为先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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