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娉[1]2013年在《浏阳市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浏阳市卫生人力资源分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评价浏阳市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均衡性；探讨浏阳市2012年～2015年卫生人力资源的配置量,为卫生相关部门制定卫生人力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通过机构调查收集机构的卫生人力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对全市卫生人力的数量、地区分布、机构分布、卫生技术人员的质量(包括年龄、学历和职称)以及2007年～2011年的卫生人力变化情况进行描述；利用Lorenz曲线和Gini系数对卫生人力资源按人口分布的公平性进行评价；利用卫生人力资源密度指数对卫生人力资源的均衡性进行评价；采用家庭健康询问调查方法获得居民卫生服务需要、需求、潜在需求和利用情况；分别运用卫生服务需求(需要)法、服务目标法、ARIMA模型法预测浏阳市2012年～2015年卫生人力资源的需求量。[结果]2011年末浏阳市共有卫生人员7521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5977名,占卫生人员总数的79.5%。卫生人员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占52.5%,集里街道的卫生人力分布数量居全市之首。浏阳市卫生人员主要集中分布在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占71.5%。卫生技术人员的专业构成为医生(38.8%)、护士(36.6%)、药剂人员(9.9%)、医技人员(5.3%)、其他卫技人员(9.4%)。卫生技术人员的年龄以25～34岁年龄段为主,占73.4%。卫生技术人员的学历以大专为主,占58.0%。卫生技术人员的职称以初级为主,占68.8%。浏阳市卫生人员按人口分布处于高度不公平状态,浏阳市城市地区卫生人员按人口分布处于不公平状态,浏阳市农村地区卫生人员按人口分布处于适度公平状态。调查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1.1%,两周就诊率为8.8%,住院率为15.0%。卫生服务需求(需要)法预测浏阳市2015年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医生、护士配置量为4.37～5.39人、1.60～1.97人、1.92～2.36人。服务目标法预测2015年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医生、护士配置量为6.44人、2.35人、2.82人,ARIMA模型法预测2015年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医生、护士配置量为6.00人、2.19人、2.63人。[结论]浏阳市卫生人员总量增长快速,基本能满足居民基本卫生服务需求,但卫生人员专业结构配置不合理,医护比例失调；卫生技术人员职称水平偏低,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乡村医师执业水平相对低,需加强职业培训和学习；卫生人员总体分布不均衡,城乡差距大
吴希林[2]2003年在《湖南省浏阳市居民卫生服务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为了解浏阳市居民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现状，为合理配置和利用卫生资源，为相关部门编制区域卫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对象与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市内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利用FOXPro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10.0进行统计分析，对问卷调查获得的资料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 结果：本研究结果表明，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和饮酒率分别达到25.2％和13.4％，参加体育锻炼的比率仅为5.26％；居民两周患病率为4.07％；两周每千人患病日数为344.80天，每千人休工天数为168.46天，每千人因病卧床天数42.44天，两周就诊率为21.34％；慢性病患病率为5.41％；全年因病伤住院率为2.33％，住院者例均住院费用为2311.33元，其中85.34％为自筹经费。影响居民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需求的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医疗保健制度等。 结论：浏阳市居民存在一些不良卫生行为和习惯：居民的卫生服务需要量(两周患病率、慢性病患病率、因病伤住院率、疾病的严重程度)略低于1998年全国水平；居民面临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双重影响；居民的健康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医疗卫生人员尤其是乡镇以下医疗资源与居民的需要不相适应。 建议：加强健康教育，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健全医疗保健机构：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完善医疗保健制度：加大卫生经费投入；提高卫生队伍的整体素质等。
陈律[3]2009年在《浏阳农村居民健康状况与农村卫生服务现状综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一篇研究背景与意义农村卫生工作是关系到提高全民族素质、保障农村生产力、振兴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发展卫生事业,广泛建立了基层卫生体系,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的农村叁级(县、乡、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和农村卫生队伍。农民健康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传染病发病率、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期望寿命不断提高。但是农村卫生工作仍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卫生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心理、社会等的综合影响,慢性病对农民健康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医疗费用负担不断增加,农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仍然突出。目前我国农村卫生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①经费投入不足:政府卫生经费投入不足,不仅导致了我国农村卫生资源的严重不足,而且导致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负担越来越重。②农村卫生专业技术队伍缺乏:农村卫生人力资源不足一是人员总数量上不足,二是专业技术水平低,叁是在地区分布上不均衡;同时农村预防保健人员业务素质偏低,缺乏专业培训,年龄结构偏大难以适应卫生服务需求。③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弱化:乡镇卫生院是承担乡镇公共卫生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目前非常薄弱的环节,一方面是预防保健机构不健全、人员配备不到位;另一方面是预防保健费用不足,公共卫生服务难以开展,导致整个农村预防保健服务网功能低下,同时因受经济利益驱使,扩大了预防保健有偿服务范围和标准,从而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④农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均衡性差:农村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的缺失是农村卫生服务可及性差的最主要原因;政府投入不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驱动等因素导致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几乎消失,是农村卫生服务不均衡的重要原因;而农民健康意识不强,有了病也不先去正规医院检查治疗,成为农村卫生服务不均衡和可及性差的另一潜在因素。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已取得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合作医疗基金筹集困难且标准偏低和实际操作缺乏规范的问题。大多数患者由于能报销医疗费用的比例有限而放弃治疗,新农合并未起到抵御疾病风险的作用。国外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卫生服务问题研究重点:①农村偏远地区卫生人力资源的培养、补充和稳定:面临农村卫生队伍不稳、技术人员缺乏的现实,很多国家采取的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是:重视开展农村社区医生的技能培训,提高服务能力;在农村办医学院校或由医学院从农村定向招收医学生为农村培养人才,或增加有农村卫生服务经历的人员来学校接受培训的办法。②农村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国际专家在研究农村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不高问题时发现,农村居民患者对卫生服务机构的选择与其主观感受和判断有很大关系,农村地区医院的设备水平、经营状况、服务能力与范围等都会影响农村病人特别是老年患者的医疗保健;并提出加强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加强农村社区医院与大型医疗中心的合作,是满足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的重要途径。国内针对有关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农村公共卫生现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传染病与慢性病的防治、乡镇卫生院服务功能定位、村卫生室服务现状的研究较多。但是在疾病谱发生改变、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农民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后,没有针对地区居民健康状况与当地卫生资源配置以及卫生服务开展情况的综合的、系统的研究,尤其缺乏对乡(镇)、村两级卫生机构的系统研究。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3,农村居民的健康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如何发展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各级政府和广大卫生工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卫生部先后叁次开展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对于促进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制定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卫生资源分布很不均衡,人们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健康水平等均不尽相同,各地方仍需参照国家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并根据各地的现状与卫生服务需求制订相应的卫生发展规划。因此,开展地方性的居民健康状况和卫生服务调查对制定地方性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浏阳市是湖南省地处湘东的山区革命老区县级市,民营经济活跃,经济发展较快;除血吸虫病外其它的各种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等健康问题、居民生活水平与习惯、人口构成等与全省相似,而卫生资源配置与卫生服务水平也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在湖南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我们于2006年12月-2007年5月对浏阳市农村居民进行了健康状况、疾病经济负担以及卫生服务利用调查,并对全市所有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进行普查,为制定符合浏阳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农村卫生政策提供依据,为进一步完善湖南省农村公共卫生政策、促进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提供参考。第二篇浏阳市农村居民健康调查目的:研究浏阳市农村居民慢性病的疾病谱及主要慢性病经济负担,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现况;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状况和主要影响因素,农村妇女妇科肿瘤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确定浏阳镇头镇、叁口乡和杨花乡(代表经济好、中、差)为研究对象,首先进行慢性病筛查,然后从筛查出的10种主要慢性病中随机抽样选取一定数量的病例进行慢性病经济负担的深入调查,调查方式为问卷调查和病历查阅相结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3个乡镇的3个村3200余名农村居民进行两周内伤病情况及寻求卫生服务情况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成员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居民在调查的前两周内患病情况,以及因患病而寻求卫生服务情况,就诊机构的选择及其原因,未就诊的原因等;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对73名筛查获得的农村妇科肿瘤病例和140例对照进行有关月经史、婚育史、既往史、家族史等因素的调查分析,对所得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采用系统整群抽样方法对3个乡镇各抽取2个共6个村的已婚的育龄妇女进行普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和个人卫生习惯,卫生服务利用情况以及常规妇科检查。结果:①浏阳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达到160.62‰,慢性病前10位的疾病为高血压、泌尿系统结石症、类风湿关节炎、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肠炎、冠心病、椎间盘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胆囊炎及胆石症;高血压、类风湿关节炎、慢性阻塞肺病、冠心病、椎间盘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胆囊炎及胆石症的患病率均高于2003年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市10种主要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分别为:高血压病的经济负担最高,达到7180.71万元,其次分别为泌尿系统结石(5129.63万元)、椎间盘疾病(3190.46万元)、脑血管疾病(3144.06万元)、慢性支气管炎(3045.76万元)、类风湿关节炎(2933.20万元)、胆囊炎胆石症(2828.04万元)、糖尿病(2794.56万元)、冠心病(2741.88万元)和慢性胃肠炎(2287.87万元)。以上10种慢性病2006年全市的总经济负担合计达到3.53亿元,人均负担达到296元,占年浏阳2006年农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614元的6.4%。每名患者的平均经济负担为2800元,占人均消费性支出4614元的60.7%。②浏阳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52.3‰,略高于国家2003年卫生调查结果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139.5%o,其中慢性病持续到两周内的占74.8%;农村居民两周内患病后,有51.6%的患者到医院就诊,其中到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两级卫生机构所占比例达到64.4%;患者未就诊的主要原因是自感病轻占52.9%、经济困难占26.0%和无有效措施占16.5%。③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妇女妇科肿瘤有关的共同危险因素为月经期有痛经、已绝经、绝经后服用激素类药物、哺乳、服用避孕药避孕、患有妇科炎症、患有其他慢性疾病史;多因素分析显示:服用避孕药(OR=11.800,95.0%C.I(1.870～74.476)、患有妇科炎症(OR=11.800,95.0%C.I(2.245～62.032)是农村妇女妇科肿瘤发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④浏阳市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率为41.4%,疾病构成以慢性宫颈炎和阴道炎为主,分别占了68.3%和31.1%;35～50岁组的生殖道感染率最高,为45.6%;偶尔或不清洗患生殖道感染的危险是经常洗的1.59倍;农村妇女出现生殖道感染症状后,仅18.9%到医院就诊;结论:①浏阳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高于全国2003年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慢性病谱与全国农村居民慢性病谱近似;浏阳农村10种主要慢性病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②慢性病成为农村居民的最主要的健康威胁;距离近成为其选择就诊单位时首要影响因素;农村患者因健康维护意识不强、看病贵经济压力大、慢性病难治愈等原因而放弃医治。③反复妇女生殖道感染是妇科肿瘤共同的危险因素。④浏阳市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率与国内相关调查结果接近;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防治的重点人群和高危人群是35-50岁已婚妇女;缺乏个人卫生知识和良好的性卫生习惯是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村妇女出现生殖道感染症状后卫生服务利用率偏低;浏阳妇幼保健院近十多年来的普查普治政策仍将是提高农村妇女生殖健康的有效措施之一。第叁篇浏阳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卫生服务现状调查目的:通过对浏阳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基本建设情况与业务开展情况调查,为促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发展提供依据:了解浏阳农村当前儿童免疫规划工作现状,为评价浏阳农村公共卫生工作落实情况提供依据。方法:对浏阳市36所乡镇卫生院的基本情况、卫生技术人员情况、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近五年经费收入支出情况等进行全面调查;对浏阳市687所村卫生室进行普查,主要内容包括村卫生室基本情况、收支情况、农村公共卫生工作开展情况等;对镇头、叁口、杨花叁个乡镇从2003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出生的儿童共计630名儿童进行基础免疫和加强免疫接种情况的调查,并对计划免疫专业队伍建设、接种管理与资料建档等进行定性调查。结果:①浏阳市36所乡镇卫生院平均服务人口为36790人,平均每千服务人口的卫生技术人员1.5人;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88%;公共卫生服务人员院均值为3.8人;36所乡镇卫生院2005年的病床使用率为平均58.9%,年均诊疗18463.9人次;近5年来,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收入的2/3来源于预防接种:乡镇卫生院职工最多196人,最少仅7人,病床最多170张,最少的仅6张,业务用房面积多的10900m~2,少的仅400m~2,固定资产最多的2146万元,最少仅41万元。;②687所村卫生室共有卫生服务人员1158人、村医757人,每千服务人口有村卫生服务人员0.89人、村医0.58人,50岁以上村医占52.3%,无专业学历的的卫生服务人员占54.8%;36.7%的村卫生室业务用房面积低于45m~2,业务用房面积最大的有200 m~2,最小的只有1 m~2,相差200倍;固定资产最大值为150.0万元,最小为0.1万元,相差1500倍;687所村卫生室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76.8%;村卫生室公共卫生工作主要是疫情报告、健康教育、接种通知、出生与死亡上报等工作。③叁个乡共有计划免疫专职人员5人,总服务人口98383人,计划免疫专职人员平均配置比例0.51/万人;叁个年龄组的平均建卡率为90.5%,平均建证率为86.7%;叁个年龄组儿童的“四苗”基础免疫全程接种率为75.06%,其中卡介苗(BCG)接种率91.52%,脊灰疫苗(OPV)接种率86.49%,百白破(DPT)接种率83.91%,麻疹疫苗(MV)接种率81.08%。儿童“四苗”基础免疫全程接种率2003—2005年分别为79.35%、76.74%、69.53%;叁年龄组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84.3%;叁年龄组的平均儿童百白破和麻疹疫苗加强免疫接种率分别是48.6%和50.2%;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儿童建卡率、建证率仅为57.4%和74.4%,四苗接种率和乙肝疫苗接种率仅为42.6%和48.9%。结论:①浏阳市乡镇卫生院的卫生资源相对较充足;浏阳市乡镇卫生院发展呈两极分化趋势,将影响到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政府投入相对不足,使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弱化。②浏阳市村卫生室发展两极分化趋势明显;村卫生室服务功能简单,以药品销售为主;服务人员年龄老化、专业素质较差。③所调查的叁个乡镇平均“四苗”接种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加强免疫接种率则整体偏低;乡镇级计免人员人手相对不足,导致接种半径过大,边远地点儿童的免疫得不到保障,影响乡镇计划免疫工作的有效开展;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儿童是计划免疫接种的薄弱环节;“四苗”接种率与乡级计免人员配备情况、出生年份、出生地点、是否有预防接种卡四个因素有关。第四篇浏阳市农村卫生服务调查的综合分析1面临的形势与挑战:①慢性病成为了威胁浏阳农村居民健康最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患慢性病后所面临的经济负担十分繁重,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杯水车薪,难以发挥抵御疾病风险的作用,导致患病后的卫生服务利用受到明显抑制。②乡镇卫生院是农民寻求卫生服务的最重要机构,在农村卫生服务网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乡镇卫生院的建设与发展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同时其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呈弱化趋势;村卫生室虽然是农民寻求卫生服务的主要场所之一,但由于卫生服务功能简单,且建设与发展很不平衡,难以发挥网底的作用;浏阳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现状不仅影响到农村卫生机构的公益性,而且影响到农村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与可及性。③浏阳农村已婚的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率问题和妇科肿瘤问题不容忽视,健康知识与行为是农村妇女生殖道感染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生殖道炎症又是妇科肿瘤的重要危险因素,但浏阳市农村妇女妇科疾病的卫生服务利用率很低,农村妇女保健工作面临较大压力。④浏阳市农村卫生机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不够合理,医疗、医技人员建设较好,而服务性公益性较强、经济效益较差的公共卫生与护理人员相对缺乏,难以满足农村卫生服务需求。2政策性建议:①参照《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制定浏阳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标准,规范农村卫生机构的建设;加大政府对农村落后和偏远地区卫生院的投入,缩小卫生院之间的差距;加大对村卫生室服务人员的补充、培训与考评,确保农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②将乡镇卫生院服务功能社区卫生服务化,强化乡镇卫生院及临床医生的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加大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与专职人员配备,提高计划免疫、疾病预防、妇幼保健水平,保证农村卫生服务的公益性。③将慢性病的预防控制与管理作为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医生的最重要职责之一,提高农民整体健康水平和控制医疗费用增长。④大幅度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标准,建议不低于城市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标准保证农民在患病时能得到及时治疗,帮助农民抵御大病风险。⑤加大对高危人群和重点保健人群的周期性健康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控制。3本次研究成绩与不足:①通过对浏阳市农村居民主要健康问题、卫生服务需求评价、疾病经济负担、卫生服务利用调查、乡村两级卫生机构的卫生资源配置以及卫生服务开展情况的系统调查,基本明确了目前浏阳市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压力,为浏阳市农村卫生发展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制订地方性的卫生政策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但本次调查研究没有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进行深入研讨,也没有涉及农村精神卫生领域的调查,这都是我们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②在对浏阳市所有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经济收支情况、服务人员情况进行了综合调查的基础上,探索通过农村儿童基础免疫覆盖率的调查以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评价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核心工作的开展与落实情况,发现了目前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同时也为目前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滑坡的原因探索提供理论依据,还为评价农村公共卫生工作落实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指标,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落实与效果评价需要更多的指标来综合反映。
赵阳[4]2011年在《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与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能否正确处理好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实现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城镇化等因素的影响,农村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同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村居民在家养老的传统观念,也不允许农村发展以机构养老为主的养老方式。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我国部分地区开始了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探索。本研究立足于社区照顾的理论视角,以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对浏阳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相关调研分析。调研内容主要包括：试点地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来源、试点地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服务队伍构成、试点地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设施建设、试点地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情况以及试点地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服务质量等五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试点地区还尚未真正建立系统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的开展还存在资金短缺、专业服务人员及管理人员缺乏、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滞后、相关服务设施严重缺乏等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笔者提出了完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对策建议：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力度、促进资金来源和投资的多元化；加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队伍建设；完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具体内容；加大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宣传力度；汲取城市和部分农村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经验。
赵鑫[5]2010年在《浏阳农村地区居民慢性病患病现状及成年慢性病患者就医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目的：描述浏阳农村地区居民的慢性病患病情况,研究成年慢性病患者两周内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2007年1月至2008年5月对浏阳市镇头镇、叁口乡和杨花乡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进行入户调查。第一阶段调查该地区居民一年内的慢性病患病情况,第二阶段调查成年慢性病患者两周内的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应用率、构成比等对疾病现状和就医行为进行描述。应用χ2检验、对应分析和logistic回归进行就医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结果：第一阶段实际调查50126人,8051人确诊有慢性疾病,慢性病患病率为160.62‰,患病率居前五位的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骨骼运动系统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第二阶段实际调查成年慢性病患者567人,两周门诊就诊率为55.73%,住院率为13.58%,未就诊率为30.69%。就医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结果显示：循环系统疾病患者治疗的概率是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患者的2.620倍(95%CI=1.049-6.549),骨骼运动系统疾病患者治疗的概率是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患者的3.497倍(95%CI=1.203-10.168),消化系统疾病患者治疗的概率是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患者的6.764倍(95%CI=1.900-24.075)；在选择自我医疗还是到医疗机构就诊的过程中,呼吸系统疾病比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患者更倾向于选择自我医疗(OR=0.164,95%CI=0.033-0.821);骨骼运动系统疾病患者到门诊就诊的概率是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患者的2.311倍(95%CI=1.036-5.243);男性选择西医的概率是女性的2.044倍(95%CI=1.200-3.482);在基层医疗机构和市级省级医院的选择中,骨骼运动系统疾病的患者比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患者更倾向于去基层医疗机构(OR=18.561,95%CI=2.673-128.867),选择基层医疗机构的原因有距离近(OR=41.914,95%CI=8.734-201.146),价格低(OR=27.798,95%CI=2.532-305.2077)和有信赖医生(OR=5.354,95%CI=1.102-26.011).结论：浏阳农村地区居民慢性病患病率高于200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全国农村水平。浏阳农村地区成年慢性病患者卫生服务利用水平高于2003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全国农村水平。循环系统疾病、骨骼运动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患者的治疗概率均大于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患者；在选择自我医疗还是到医疗机构就诊的过程中,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更倾向于选择自我医疗；骨骼运动系统疾病患者门诊就诊概率大于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患者；男性选择西医治疗的概率大于女性；在基层医疗机构和市级省级医院的选择中,骨骼运动系统疾病患者更倾向于选择基层医疗机构,选择基层医疗机构的主要原因是距离近、价格低和有信赖医生。
凌茹[6]2013年在《湖南省县医院适宜规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背景：县医院是联结乡镇卫生院与省、市叁级医院的纽带,是县域内的医疗卫生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中起着龙头和核心作用。县医院建设与功能履行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农村百姓的切身利益,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目前县医院出现了床位不足与盲目扩张的并存现象。如何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地的人口特征、人群健康状况与需求利用等情况合理确定县医院的适宜规模,做到与其功能定位相适应,科学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具有极强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对医院规模研究已有文献表明,对医院规模的描述大都以床位数作为其度量单位,认为医院规模的影响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因素。而对医院适宜规模的理解,学界没有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各有不同的理论表述。现有对医院适宜规模的实证研究多局限在医院内部的规模经济与否,往往把医院适宜规模等同医院内部的最优规模或医院内部的规模经济,缩小了医院适宜规模内涵,关于县医院的适宜规模研究更没有考虑县医院的区位特性和功能特性。因此,有必要对县医院的规模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目的：通过对农村居民医疗服务需求趋势与供给现状、县域卫生资源配置情况及县乡医疗机构运行状况的分析,提出县医院适宜建设规模的数学模型,以及引导县医院科学规划建设的相关措施,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中的“县医院”特指县(市、区)域范围内政府举办的规模最大的综合医院。1.研究对象与样本本研究的具体样本有两个,一个是人群样本,另一个是医疗机构样本。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的研究样本是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湖南农村样本地区(安仁县、安乡县、慈利县)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确定的人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研究样本的确定,首先是根据筛选出的地区分类指标,采用无量纲化法建立区域分类标志值,按照设定的剔除标准,把湖南省123个县(市、区)中符合标准的87个县(市、区)分为四个地区类别,第一、二、叁类地区按20%的比例,第四类地区按15%的比例,分层随机抽取了16个样本县,以样本县内的所有县级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研究样本,16个样本县内的县医院为研究对象。2.研究内容与工具(1)样本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需要、需求和利用：采用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湖南农村样本人群问卷调查的资料,主要指标有慢性病患病率、两周患病率、两周患病就诊率、两周患病未就诊率、两周患病自我治疗率、住院率、应住院未住院率、门诊次均就诊费用、住院次均费用、人均年医疗保健支出、医疗保障覆盖率等。(2)样本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现状的公平性：运用自制调查表数据,分析比较样本地区的床位数、护士数、医师数的千人平均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3)样本县乡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及运行情况：采用自制调查表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内容涉及资源配置8项指标、财务运行9项指标、医疗服务11项指标等。(4)样本县医院的投入产出绩效：运用DEA基础模型中的CCR模型和BCC模型,分别在总体绩效和医疗服务绩效评估模式下计算县医院的DEA效率得分、分析其规模报酬状态。(5)样本县医院规模的理论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县医院规模模型。多元回归分析指标包括叁类二十项,其中社会经济类指标包括：户籍总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粗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7项；资源配置类指标包括：实有床位数(或卫生技术人员数)、业务用房面积、专业设备总值、万元以上设备台数等4项；运行类指标包括：固定资产、长期负债、医疗收入、医疗支出、门急诊人次、出院人次数、实际开放总床日数、床位使用率、平均住院日等9项。3.资料收集方法二手资料收集来源于官方的年度统计资料数据；医疗机构调查资料来源于2009年5-7月16个样本县现场调查的问卷资料。人群资料来源于湖南省卫生信息中心提供的2008年7月全国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湖南省的现场调查资料,以及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湖南省四次卫生服务调查的系列数据(3个相同样本单位的汇总资料)。4.质量控制本研究主要通过预调查、调查人员培训、资料收集复核、双人数据录入等对调查过程实行质量控制。5.资料分析方法所有资料用Excel录入建立数据库,依据方法不同分别在相应的软件包中计算。统计分析均在SPSS13.0统计软件包中完成,取检验水准(α)为0.05,运用方法有描述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回归分析；经济学分析中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计算在Excel下编程完成,绩效分析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基本模型的CCR模型和BCC模型,计算在DEAP version2.1软件包中完成。结果：1.样本人群医疗服务需要、需求和利用情况的变化样本人群2008年的两周患病率为135.45%o,比2003年增加了21.91%o；两周患病率前5种疾病与2003年比较,慢性病的比重在加大；慢性病持续到两周内的比例也从2003年的39.70%上升到2008年的55.00%。样本人群慢性病患病率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2008年慢性病患病率为135.07%o,比2003年上升了9.96%0；样本人群的两周就诊率总体水平呈现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58.58%0降为2008年的49.01‰；两周就诊医疗机构主要在乡村两级,在这两级就诊的比例2008年比2003年增大,由72.22%增加到78.6%；样本人群两周患者未就诊率由2003年的51.60%增加到2008年的63.80%,由于经济困难原因在两周患病未治疗者中占比从2003年的48.38%下降为29.60%；样本人群纯自我治疗率2008年为29.09%,比2003年下降8.00%。一年内住院率增幅较大,调查人群住院率从2003年的35.62%o,上升到2008年的72.76‰,增长了104%；调查人群一年内患者应该住院而未住院率2008年为27.05%,比2003年减少8.13%,其中由于经济困难原因所致的未住院情况构成比,2008年比2003年下降了10.35%；住院病人要求出院因经济困难所致的比率也有下降。社会医疗保障覆盖情况发生了逆转,样本人群中2003年只有2.55%的居民有不同形式的社会医疗保险,2008年这一比例升至94.45%。2.样本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现状的公平性2008年样本地区资源配置的基尼系数都在0.3以下,其中按人口分布的床位数、医师数、护士数的基尼系数在0.036至0.186之间；按地理面积分布的床位数、医师数、护士数的基尼系数在0.040至0.257之间；2008年样本地区按人口分布床位数、医师数、护士数的泰尔指数在0.0011至0.0320之间；按地理面积分布的床位数、医师数、护士数的泰尔指数在0.0013至0.0500之间。3.样本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与运行状况变化(1)样本县乡医疗机构资源配置与运行状况变化。从2000年到2008年,16个样本县区的县乡两级医疗机构的总体资源配置中以专业设备总值增长最多,为295.71%；在职职工总数、实有病床数、业务用房面积、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医师数分别增长了21.05%、71.07%、69.62%、25.35%和48.52%。固定资产、总资产、长期负债、负债分别增长了295.06%、274.28%、644.9%、495.7%；总收入和总支出同步增长达276%左右,财政补助收入增长达263.36%。业务指标显示：出院人次、门诊人次、出院者占用总床日、实际占用总床日、实际开放总床分别增长188.26%,49.80%、165.03%、155.77%、63.34%,住院总费用、门诊总费用分别增长为409.26%、204.09%。(2)样本县医院资源配置与运行状况变化。从2000年到2008年,编制床位数、实有床位数、编制人数、在职职工人数分别增长了38.01%、45.27%、13.42%和20.66%；床均占地面积减少13.84%,床均业务用房增长37.59%；床均设备总值、床均万元以上设备台数床均固定资产、床均资产、床均长期负债、床均负债分别增长137.91%、211.76%、203.7%、178.41%、630.97%、468.99%；床均总收入、床均支出分别增长139.06%、146.61%；床均收支结余、财政补助收入占收入比例分别减少17.95%、36.36%；医师日担负住院床日、医师日担负治疗人次、病床使用率分别增长73.97%、36.08%、60.61%；平均住院日减少2.63%；门诊人次均费用、住院病人每床日费用分别增长80.78%、49.3%。(3)样本地区间资源配置与运行的现状比较。从2008年四类地区县乡医疗机构资源配置的情况来看,县乡医疗机构的实有病床数、业务用房面积、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专业设备总值的均值,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1,差异极显着；注册护士数和卫生院的观察床数均值,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为P<0.05,差异显着。从财务现状运行指标来看,四类地区在药品支出方面表现无差别；在总资产、负债、总收入、医疗收入、药品收入、总支出、医疗支出方面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1,表现差异极显着；在财政补助收入方面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5,差异显着。从服务指标来看,四类地区在住院危重病人抢救人次方面表现无差别,总诊疗人次、门急诊人次、实际开放总床日、实际占用总床日、卫生院观察人次数、出院人次数、出院治愈人数、住院病人人次数的均值,在四个地区间,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1,表现差异极显着；出院者占用总床日和住院人数均值,在四个地区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5,表现差异显着。(4)样本地区县级医疗机构与乡镇卫生院资源配置与运行的构成比。从编制床位,实有床位、建筑面积、业务用房面积、在职职工总数、卫生技术人员总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方面看,县医院的构成比占20.99%至26.67%,其他县级医疗机构占20.28%至27.89%,乡镇卫生院占46.92%至55.57%；专业设备总值方面,县医院、其他县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的构成比分别为43.46%、30.88%、25.67%。总资产、固定资产、总收入、总支出的县医院构成比占39.45%至46.60%；其他县级医疗机构的构成比占24.26%至26.20%；乡镇卫生院占29.13%至35.82%。负债、长期负债中县医院构成比占52.17%和59.07%；其他县级医疗机构的构成比占26%和23.06%；乡镇卫生院占21.83%和17.87%。财政补助收入中县医院构成比占15.99%,其他县级医疗机构的构成比占31.24%,乡镇卫生院占52.78%。总诊疗人次、出院人次数县医院构成比分别为22.19%和26.53%,其他县级医疗机构的构成比为19.58%和20.44%：乡镇卫生院为58.22%和53.02%.住院手术人次县医院、其他县级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构成比分别占36.66%、26.57%、36.77%。门诊总费用、住院总费用中县医院构成比为41.39%和43.75%；其他县级医疗机构的构成比为23.68%和25.39%,乡镇卫生院为34.93%和30.86%。4.样本县医院的规模与绩效评价(1)样本县医院的规模评价16家样本县医院的编制床位数在160-756张之间,均符合1989年《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试行草案)》中二级综合医院床位基本标准；县医院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在0.14-1.9：1之间,均小于2008年《综合医院建设标准》中综合医院的日门(急)诊量与编制床位数的比值3：1的要求；1989年《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试行草案)》中二级综合医院基本标准要求病床与医院正式职工人数之比为1：1.3-1.5,16家县医院中有37.5%的符合此要求,50%的大于1：1.3-1.5,12.5%的小于1：1.3-1.5；同时《综合医院分级管理标准(试行草案)》二级综合医院基本标准要求卫生技术人员占全院职工总数不少于75%,16家县医院中有81.25%达到此标准,18.75%没有达到此标准。《医疗机构基本标准》中二级综合医院要求每床至少配备0.88名卫生技术人员,按照编制床位数来看,16家县医院中有93.75%符合这条要求,6.25%未达到此标准；同时《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要求每床至少配备0.4名护士,按照编制床位数来看,16家县医院中有87.5%符合这条要求,13.5%未达到此标准。符合《医疗机构基本标准》中二级综合医院科室设置要求的医院只有1家,占6.25%,93.75%的县医院科室设置都有欠缺。符合2008年《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床均用地指标的县医院有12.50%,62.50%低于国家床均用地指标标准,25%的高于国家的床均用地指标标准；符合2008年《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床均建筑面积指标的县医院占8.25%；低于国家床均建筑面积的县医院占50%；高于国家的床均建筑面积的县医院占41.75%。达到《医疗机构基本标准》二级综合医院床均建筑面积基本标准的县医院有占91.75%,未达标的占8.25%。(2)样本县医院的绩效评价采用DEA的CCR模型和BCC模型总体绩效模式下,16家县医院有81.25%的整体效率值等于1,处于规模报酬固定阶段,6.25%的医院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12.50%的医院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医疗服务绩效模式下,43.75%的县医院的整体效率值等于1,处于规模报酬固定阶段,37.50%的县医院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18.75%的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5.县医院适宜规模的回归模型以户籍总人口数等7个社会经济指标,业务用房面积等4项资源配置指标,门急诊人次数等9项运行指标为自变量,分别以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实有床位数为因变量建立县医院适宜规模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发现：影响县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数的相关因素有：县域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粗死亡率、县域医疗机构的实有床位、业务用房面积、专业设备总值、万元以上设备数、固定资产、长期负债、医疗收入、医疗支出、门急诊人次、出院人次、实际开放总床日、病床使用率；影响县医院床位数的相关因素为：县域的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县域医疗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用房面积、专业设备总值、固定资产、长期负债、医疗收入、医疗支出、门急诊人次、出院人次、实际开放总床日、病床使用率、平均住院日；在不同类别地区上述因素的影响不同。结论：1.湖南省县医院的床位数在160-756张之间,县医院的规模配置虽然与国家现行标准不完全相符,但能够满足县域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从国家政策取向、县域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县医院功能定位、财政负担能力以及县医院微观经济效率五个方面来分析县医院的现状,认为目前湖南省县医院的规模适宜2.决定县医院适宜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医院内部因素,特别是医院运行指标中的实际开放总床日和医疗支出。3.决定县医院适宜规模的外部因素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粗死亡率也对医院适宜规模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的价值与创新：1.在农村医疗保障全面覆盖,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加强,县级医院综合改革正在进行之时,通过系统阐述医院规模相关理论,和对湖南省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供需方情况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合理分析了湖南省县医院的规模现状,并提出了县医院适宜规模科学建设与发展的政策建议,具有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2.采用宏观和微观、静态和动态、理论和实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分析了县医院规模的影响因素,按地区分类建立了县医院适宜规模的多元回归模型。3.在理论分析和文献复习的基础上提出了医院适宜规模的定义,即医院适宜规模是指医院规模宏观上符合国家政策取向,与区域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相适应,与医院功能定位的任务要求相匹配,财政负担能够承受,微观上又具备规模经济效率的一种状态。并根据定义对湖南省县医院的适宜规模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
吕本艳[7]2013年在《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评价研究》文中提出研究目的本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理论,从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提供、生产和消费叁个角度,分析四川省汶川县、湖南省浏阳市集里乡和青海省互助县叁地区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运行现状,并对叁样本地区进行案例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卫生领域相关评价方法,构建适合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的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收集叁样本地区的相关资料,从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提供、生产和消费叁个角度,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及其运行环境的优势与劣势,探讨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对象与方法研究对象：确定四川省汶川县、湖南省浏阳市集里乡和青海省互助县叁地区为样本区。访谈对象：汶川县移动诊疗中心、浏阳市集里乡卫生院和互助县人民医院主管院长,主要访谈内容涉及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基础设施情况、主要服务项目、管理工作等；访谈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人员,主要了解人员配置情况及其服务能力水平等；访谈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负责人,了解其对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的认识、功能定位和机构间协作情况等。研究方法；在对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进行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样本地区资料的收集。定性调查包括个人深入访谈、专家访谈、选题小组讨论等；定量资料的收集方法是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机构现状、人员综合素质和培训现状等。资料分析方法：包括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统计分析等方法。研究结果1.运用公共服务提供理论,分析了巡回医疗服务模式的产生、发展及其在医疗服务中的作用,总结汶川县、集里乡和互助县叁种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汶川政府供给模式：在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中,政府承担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的投入,并安排相关医疗机构进行生产,向消费者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及医疗服务等,即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理应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全部资金；集里市场供给模式：医疗机构承担车载移动诊疗服务的运行资金,根据市场需求向消费者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以营利为目的、运用收费方式补偿支出的模式,即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市场供给模式；互助自我供给的模式主要体现了其自愿性的特点,是社会发展中道德水平提高的突出体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资金主要来源是政府和机构本身,运营缺少雄厚的经济基础,主要经济来源有两种：一是来源于政府的补贴,二是靠服务收费来实现自给自足。2.经过文献分析和文件研究后,通过头脑风暴法和专家访谈法,确定6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分别为基本配置、管理体系、保障工作、健康体检工作、护理工作、健康管理。3.评估结果显示：(1)叁个样本地区汶川县得分87.8、集里乡得分70.8、互助县得分83.3,和现实情况相符。(2)总结了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影响因素：1)人员因素：是影响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综合质量的内在因素;2)设备因素：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所需的医疗设备及相关设施是保证其正常提供服务的必备因素；3)管理体系因素：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能否在基层运行,管理体系是必要因素；4)服务因素：服务的内容和态度是影响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5)保障工作：影响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4.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存在的关键问题：(1)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提供者的影响因素：1)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功能定位不合理；2)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补偿机制不健全；3)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机构间协作机制不健全；4)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多中心治理问题。(2)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生产者影响因素：1)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人力资源影响因素；2)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基本设施设备不完善；3)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后续服务中断。5.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运行环境的思考：(1)优势分析：1)发展“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远”问题的有效途径。2)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为患者提供低成本的服务,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可负担性。3)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有利于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协同服务。4)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有利于抑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2)劣势分析：1)地方单位应对方式消极,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基本没有开展。2)地方政府无配套资金,监管力度不够给力。3)农民文化水平低,健康意识差。(3)应对策略：1)抓住外部机会,发展自身优势。2)抓住外部机会,克服自身不足。讨论与建议1.探索将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工作纳入正常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实现常规化管理；2.依托当地医疗机构,加强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的服务能力,改善服务人员的职业保障、提高其待遇收入；3.将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衔接；4.加强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机构与乡、村医疗机构协作。创新与不足1.目前国内对某个地区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及其可持续性的系统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首次将汶川县、集里乡卫生院、互助县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作为典型案例研究,对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为推进我国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工作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2.本文首次把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理论引入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的优化中,分析其在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工作中的应用价值,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理论指导下提出优化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的重点领域,对完善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1.在指标筛选上,因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工作体系较为庞大,相关指标数量很多,国内外尚无统一评价标准,故在指标筛选上出现不够精简的情况。2.本研究中的案例研究仅涉及汶川县、集里乡和互助县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样本量较小,叁样本地区的服务模式存在不适用于的我国其他地区的可能性。因此,提出策略改进建议,在广泛适用性方面还有待探讨。
张启文[8]2008年在《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卫生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浏阳市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精神卫生服务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农村精神卫生政策及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浏阳市农村社区为研究现场,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抽中的3个乡镇共计23个行政村15岁及以上农村常住居民61165人进行精神障碍的线索调查,对可疑的阳性线索者经SCID-I/P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220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功能状况评价采用功能大体评定量表(GAF)。就诊延误定义为出现精神症状后2月及更长时间没有就诊于医疗机构。诊断延误定义为第一次到医疗机构就诊后1月及更长时间没有得到正确诊断。治疗延误定义为首次出现明确的精神症状后3月及更长时间没有得到正规的治疗(或者在治疗过程中,没有能够完成正规的疗程)。康复延误定义为经专科治疗,病情稳定(6个月的专科治疗)后没有接受基本的精神康复服务。结果1.浏阳市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就诊率为87.3%,就诊延误率为58.6%,诊断延误率为12.5%,治疗率为86.4%,治疗延误率为58.6%,康复治疗率为61.8%,康复延误率为64.2%。就诊医疗机构患者就诊延误时间中位数是275天(5天-21.84年),从未就诊的患者就诊延误时间中位数是12.30年(1.46年-44.80年)。诊断延误时间中位数是6.12年(23天-39.63年),就诊医疗机构患者治疗延误时间中位数是1.10年(1天-39.46年),从未就诊患者治疗延误时间中位数是12.47年(1.37年-44.72年)。康复延误时间中位数是10.50年(1个月-35.92年)。GAF评分平均为(53.59±18.71)分。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首发精神症状时,影响患者及其家属最先采取措施的主要因素是起病特点和对症状的超自然归因,OR值分别为5.222、0.434；影响患者是否就诊医疗机构的因素主要是起病特点及家庭收入水平,OR值分别为21.060、0.198；影响患者是否就诊专科机构的因素主要是性别,OR值0.325；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是影响患者就诊延误的主要因素,OR值分别为0.291、0.417；首诊机构类别是影响患者诊断延误的主要因素,OR值0.053。影响患者是否专科治疗的主要因素是起病特点、症状归因、就诊距离,OR值分别为5.627、2.752、0.064；影响患者是否病情复查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病程、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自知力、精神药物救助,OR值分别为2.376、0.995、2.860、3.034、4.638；影响患者治疗延误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家庭类型(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家庭结构缺陷),OR值分别为0.303、1.316、4.627；影响患者是否康复治疗的主要因素是发病年龄、自知力,OR值分别为0.952、9.755；影响患者康复延误的主要因素是自知力,OR值为0.326。结论1.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严重的就诊延误、诊断延误、治疗延误及康复延误。2.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卫生服务利用受患者性别、发病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类型、家庭收入水平、起病特点、对症状的超自然归因(相信鬼神)、首诊机构类别、就诊距离、病程、自知力、精神药物救助的影响。针对影响上述延误的主要因素,应通过健康教育和精神障碍筛查等手段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就诊率、识别率、治疗率、康复率。第二部分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卫生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的定性研究目的了解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卫生服务利用及阻碍利用的影响因素，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家属对精神疾病的解释及利用模式，为有关部门制定农村精神病防治策略提供决策依据。方法(1)调查方法：运用目的抽样方法，采用深度访谈对1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18名精神分裂症家属、2名精神卫生机构及6名乡镇卫生机构或卫生管理所的关键人物、10名村医进行了定性研究。(2)分析方法：对收集的资料采用主题框架法进行分析。结果本次访谈涉及24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卫生服务利用情况，1例患者从未就诊于任何医疗机构，5例首诊非专科机构，18例首诊专科机构，2例从未接受专科治疗。目前15例坚持专科治疗，其中12例为精神药物救助对象。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家属对精神障碍的解释以外来的疾病为主，如超自然力、身体中毒等。在利用精神卫生服务过程中，普遍先后经历了症状忽视、疾病解释与归因、神医同治、求治麻木、接受认可五个阶段，整个求治过程呈现地点“分裂-旋转”的特点。目前浏阳市农村社区农村精神障碍叁级防治网络尚未建立起来，居民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可及性仍然较低。农村精神卫生机构的精神卫生技能传递障碍(Delivery obstacle)，社区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的精神卫生服务障碍(Service obstacle)，使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家属很少获得精神卫生知识的教育，因而存在精神卫生知识障碍(Knowledge obstacle)，并促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卫生服务的利用障碍(Utilization obstacle)。结论1．农村社区缺乏有效的精神卫生服务是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及时诊断、治疗和康复的主要供方因素。2．政策建议：应在农村地区建立有效的精神卫生服务网络，开展农村社区精神卫生服务。
罗建军[9]2012年在《浏阳市农村社区居民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农村社区居民遇到严重的情绪或心理问题时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意愿情况,探讨影响农村社区居民心理求助意愿的相关因素,为在农村社区开展有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农村社区居民心理求助意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首先从浏阳市33个乡/镇随机抽取2个镇,然后从每个镇各抽取2个村,再从每个村随机抽取2个片,所有符合条件的居民共计2158名作为样本,用“如果您出现了严重的心理或者情绪问题,是否愿意寻求专业人员帮助”评估样本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意愿,采用“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评估样本过去两周抑郁情绪严重程度,使用“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MK)”测量样本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知晓程度,“贬低-歧视量表(DDS)”评价样本对精神疾病认知态度,用自编一般社会人口学信息问卷收集人口学资料。结果：共有2158名农村社区居民符合入组标准,其中2052名农村社区居民接受了调查,应答率为95.1%。1638(79.8%)人表明愿意寻求专业心理帮助,318(15.5%)人表示不愿意寻求专业心理帮助,96(4.7%)人没有明确表达是否愿意寻求专业心理帮助。将相关因素纳入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如果遇到严重的情绪或者心理问题,男性(OR=1.327,95%CI：1.033-1.704)较女性更不愿意寻求专业人员心理帮助；过去两周抑郁情绪严重程度(OR=1.363,95%CI：1.168-1.590)每增加一个等级,农村社区居民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意愿降低36.3%；目前有工作(OR=0.689,95%CI：0.479-0.993)的农村社区居民比没有工作的农村社区居民更愿意寻求专业心理帮助；部分知晓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的农村社区居民(OR=0.644,95%CI：0.480-0.868)比知晓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程度低的农村社区居民更愿意寻求专业人员心理帮助,基本知晓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的农村社区居民(OR=0.584,95%CI：0.349-0.977)比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知晓程度低的农村社区居民更愿意寻求专业心理帮助；农村社区居民对精神疾病持正性态度的条目数(OR=0.768,95%CI：0.633-0.931)越多越愿意寻求专业人员心理帮助。结论：在假设遇到严重的心理或者情绪问题时,79.8%浏阳市农村社区居民愿意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男性、目前没有工作、对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知晓程度低、对精神疾病持负性态度、过去两周抑郁情绪严重的农村社区居民比其对应组的农村社区居民更不愿意寻求专业人员心理帮助。
黄鹏[10]2010年在《湖南浏阳农村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尝试建立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对模型进行验证,并对湖南浏阳农村10种常见慢性病的疾病负担进行评价。方法：1、采用文献法和层次分析法进行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通过德尔菲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筛选、确定权重,同时建立层次分析法、秩和比法和TOPSIS法叁种综合评价模型。2、选择研究现场进行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实证研究。(1)选择湖南省浏阳市作为研究现场。通过现况研究,确定并选择该地农村居民2006年患病率前10位的慢性病作为疾病负担评价的对象；(2)计算与该10种慢性病的综合评价有关的指标,包括发病、死亡、伤残、寿命损失、生命质量损失及经济损失等；(3)使用层次分析法(AHP)、秩和比法(RSR)和TOPSIS法叁种综合评价模型对10种常见慢性病疾病负担进行评价和排序；(4)将综合评价的结果与传统指标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一)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构建1.在充分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应用层次分析法,初步建立了一个包含5个一级指标(疾病发生发展的特征、疾病所致寿命损失.、疾病所致劳动能力的损失、疾病所致生活质量的损失、疾病所致的经济损失)和24个二级指标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初评指标体系框架。2.德尔菲法咨询结果提示：专家咨询过程中叁轮咨询的积极系数分别为92.3%,95.8%和91.3%；一级指标的专家判断依据系数在0.70-0.90之间,熟悉程度系数在0.55-0.75之间,由以上两个指标获得的专家权威程度系数在0.63-0.83之间；二级指标的专家判断依据系数在0.75-0.90之间,熟悉程度系数在0.42-0.88之间,由以上两个指标获得的专家权威程度系数在0.60-0.89之间。3.通过筛选,最后形成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上述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患病率、死亡率、患者发病的平均年龄、患者的平均病程、潜在减寿年数、去死因期望寿命增量、误工／误学时间、潜在工作损失年、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疾病直接经济损失、疾病间接经济损失)。在确定各指标权重后,分别建立了层次分析法(AHP)、秩和比法(RSR)和TOPSIS法叁种综合评价模型。(二)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实证研究1.按疾病系统分类分析,浏阳农村慢性病患病率居前五位的疾病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5.74%)、消化系统疾病(2.35%)、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2.23%)、泌尿生殖系统疾病(1.91%)和呼吸系统疾病(1.48%),五类疾病患病人数合计占总患病人数的72.44%。不同慢性病的分布,在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特征。文化程度越低,慢性病的患病率越高；农业和离退休人群的患病率最高,而学生和技术管理人员最低；丧偶与再婚者的患病率较其他婚姻状况的人高。按病种分析,患病率居前10位的慢性病依次为：高血压病(3.65%)、尿石病(1.15%)、类风湿性关节炎(1.09%)、慢性支气管炎(1.03%)、慢性胃肠炎(0.97%)、缺血性心脏病(0.86%)其他椎间盘疾病(0.72%)、脑血管病(0.68%)、糖尿病(0.52%)胆石病胆囊炎(0.49%)。2.在2006年10种主要慢性病中,其每年的总经济负担从高至低为高血压病(7416.91万元),尿石病(5448.12万元),其他椎间盘疾病(3417.71万元),脑血管病(3354.09万元),慢性支气管炎(3176.66万元),类风湿性关节炎(3137.88万元),胆石病胆囊炎(3040.60万元),糖尿病(3016.52万元),缺血性心脏病(2854.88万元),慢性胃肠炎(2456.35万元)。该市农村10种慢性病估计总经济负担达到3.73亿元。3.10种慢性病患者的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总体健康(GH)、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八个维度的得分均低于健康人群(u检验,P值均<0.05)。各病种各维度得分与健康人群相应维度得分的差值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方差分析,P值均<0.05)。从生理功能维度看,脑血管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25.3±8.3),尿石病的最小(8.2±2.6)；从生理职能维度看,糖尿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63.8±22.4),胆石病胆囊炎的最小(33.1±11.7)；从躯体疼痛维度看,其他椎间盘疾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32.8±15.5),紧随其后的为类风湿性关节炎(32.7±12.8),慢性支气管炎的最小(12.9±6.8)；从总体健康维度看,糖尿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35.5±9.7),高血压病的最小(23.3±8.2)；从活力维度看,糖尿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18.3±4.2),高血压病的最小(9.1±4.7)；从社会功能维度看,脑血管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28.2±10.4),胆石病胆囊炎的最小(12.8±4.4)；从情感职能维度看,糖尿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35.6±11.8),慢性支气管炎的最小(11.6±3.2)；从精神健康维度看,糖尿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13.7±4.9)慢性胃肠炎的最小(5.1±1.5)4.2006年,浏阳市总死亡率为6.56‰。其中,男性死亡率为7.20%o,女性死亡率5.87%o,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脑血管病的粗死亡率最高,为1.41‰。在10种慢性病中,高血压病、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病、慢性支气管炎、尿石病、慢性胃肠炎的粗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而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胆石病胆囊炎的粗死亡率女性高于男性,无因其他椎间盘疾病造成的死亡。浏阳市2006年的人均期望寿命为74.4岁,其中男性为72.7岁,女性为76.3岁,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在10种慢性病中,患者发病的平均年龄相差较大,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秩和检验,H=18.72,P<0.05),其中患者发病平均年龄最大的为脑血管病(54.56±20.27岁),最小的为尿石病(37.52±16.83岁)。患者平均病程最长的为尿石病(36.87年),最短的为脑血管病(6.20年)。5.10种慢性病的DALY损失顺位是：脑血管病(12.986%o)慢性支气管炎(7.190‰)、缺血性心脏病(5.581‰)、高血压病(1.196‰)、类风湿性关节炎(1.122‰)、胆石病胆囊炎(0.883‰)糖尿病(0.862‰)、其他椎间盘疾病(0.437‰)、慢性胃肠炎(0.379‰)、尿石病(0.180‰)。男性DALY损失大于女性的疾病有：脑血管病、其他椎间盘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尿石病、慢性胃肠炎；女性DALY损失大于男性的疾病有：高血压病、缺血性心脏病、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胆石病胆囊炎。6.从评价结果看,AHP法和TOPSIS法的结论完全一致。10种慢性病中,疾病负担的顺位为脑血管病、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病、缺血性心脏病、尿石病、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其他椎间盘疾病、胆石病胆囊炎、慢性胃肠炎。RSR法的评价结果是,疾病负担的顺位为脑血管病、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尿石病、高血压病、缺血性心脏病、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胃肠炎、其他椎间盘疾病、胆石病胆囊炎。7.在10种慢性病中,脑血管病、慢性支气管炎、缺血性心脏病和高血压病的DALY损失位居前4位。该结果充分反映了无论是从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的角度,还是从多方面影响的角度,脑血管、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病和缺血性心脏病等慢性病均为当地主要的疾病负担来源。另外,研究显示,对于患病率和死亡率均低的慢性病,即便在综合评价中考虑了对劳动能力、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影响,如其他椎间盘疾病、慢性胃肠炎、胆石病胆囊炎等,其疾病负担均排在较后的位置。这从某种角度也反映了那些患病率高、死亡率高、容易造成失能的疾病仍是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8.本研究提出的综合评价模型既考虑了疾病导致的寿命损失,如潜在减寿年数、去死因期望寿命增量,也考虑到了患者生活质量的损失,同时,还兼顾了疾病导致的劳动能力损失和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综合评价模型能反映出疾病危害更全面的信息,从而有利于卫生决策。因而从理论上讲,综合评价模型的评价效果应该优于DALY。AHP法和TOPSIS法的结论完全一致,反映出两种模型对指标体系的适用性较好。结论：1.浏阳农村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为16.06%,死亡率为6.56‰,其患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浏阳农村居民10种主要慢性病的总经济负担达到3.73亿元,排在前叁位的分别为高血压病(7416.91万元),尿石病(5448.12万元)和其他椎间盘疾病(3417.71万元)；3.10种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均受到较大影响,不同病种在不同维度损失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4.首次建立了含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的综合评价模型,并且证明该模型是可行的、有效的。5.首次应用新建立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的综合评价模型对浏阳农村10种常见的慢性病的疾病负担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排序,AHP法和TOPSIS法的排序结果是：疾病负担的顺位从高到低依次为脑血管病、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病、缺血性心脏病、尿石病、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其他椎间盘疾病、胆石病胆囊炎、慢性胃肠炎。6.从评价模型的使用情况看,所反映出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的信息与当前的慢性病的危害情况基本相符。患病率高、死亡率高、容易造成失能的疾病仍是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患病率低、死亡率低的慢性病,即便在综合评价中考虑了对劳动能力、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影响,其疾病负担均相对较低。7.本文所构建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其应用效果优于传统指标DALY。通过叁种评价模型的应用,我们建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或TOPSIS法对慢性病的疾病负担进行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1]. 浏阳市卫生人力资源配置研究[D]. 李娉. 中南大学. 2013
[2]. 湖南省浏阳市居民卫生服务的研究[D]. 吴希林. 中南大学. 2003
[3]. 浏阳农村居民健康状况与农村卫生服务现状综合研究[D]. 陈律. 中南大学. 2009
[4].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与问题研究[D]. 赵阳.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5]. 浏阳农村地区居民慢性病患病现状及成年慢性病患者就医行为研究[D]. 赵鑫. 中南大学. 2010
[6]. 湖南省县医院适宜规模研究[D]. 凌茹. 中南大学. 2013
[7]. 基于车载移动的诊疗服务模式评价研究[D]. 吕本艳.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8]. 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卫生服务利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张启文. 中南大学. 2008
[9]. 浏阳市农村社区居民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罗建军. 中南大学. 2012
[10]. 湖南浏阳农村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D]. 黄鹏. 中南大学. 2010
标签：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论文; 乡镇卫生院论文; 公共卫生论文; 慢性病论文; 村卫生室论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浏阳论文; 医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