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中几个疑点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疑点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0）06—0019—08
面对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刺激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总的来说，这些政策发挥了积极的效应，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也有一些疑点问题尚需斟酌。
一、宏观经济政策称谓应该准确规范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格外令人瞩目，但其表述方式却令人费解。“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的货币政策”，这种在关键词前头加修饰语的表述办法，其随机性也太大了。对究竟什么叫“积极”，什么又叫“适当”，不把政策背景及其来龙去脉条分缕析地弄明白，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更难正确定义。若按此种表述逻辑推导，难道还存在着“消极的财政政策”和“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吗？也许本人太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有哪个政府声称实行过这类政策。
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应有其特定的政策含义，这种政策含义必须用科学的术语加以表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按政策内容来划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类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处于二者临界点时，既不扩张也不紧缩，这种“中性状态”只能是暂时的过渡，只是由于扩张或紧缩时量的微小而被人忽略，纯粹的“中性状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府可根据不同经济背景下确定的调控目标，分别采取“双松”或“双紧”，抑或“松紧”搭配的政策措施。当前推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其实质内容是属于扩张性政策。因为无论是增加财政支出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也好，还是降息松动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也好，都是为了扩大内需，启动经济，降低失业率，阻止衰退，都属于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这种政策取向与旨在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为目标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不一样的。如果把这一政策取向的转变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加以区别，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应对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种“积极”和“适当的”政策，那么前几年对付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采取的紧缩性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道就不是一种“积极的”或“适当的”宏观政策吗？我看也是。因此，“积极的”和“适当的”这种修饰词不能具体指明政策含义究竟是什么，是一种含糊不清的说法，另外，从量的界限上也难以把握。“积极的”、“适当的”度在哪里，需要不停地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补充解释。1998年下半年财政投了1000亿搞基础设施建设，次年看效果不够理想，因此要加大力度，随后就提出“应继续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用“更加”二字来体现政策的力度。如果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这一政策的实施力度，选择新的形容词都很困难了。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这样的用语，在开始时只是一种临时的过渡性的说法，只是作为对原来政策作出适当调整的一种表述形式，并不构成具有明显政策转折意义的独立范畴。后来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新的情况，宏观政策需要作出转折性的调整，由紧缩转向扩张，客观上产生了更新政策术语的压力和需求。为了体现政策上的连续性和过渡的平稳性，就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的表述形式下，不断地添加进新的内容，实际操作中使其成了具有新的扩张性政策内涵的独立范畴。这种以“原策为体，现策为用”的做法，虽然较好地保持了政策的平稳过渡和连续性，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由于其表述上的模糊性，也容易产生政策指向不清，导致施政行为摇摆不定等弊端。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另外，所以半依半就地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这样的说法，还有一个感情上或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就是在不少人的潜意识中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是“坏”的。前几年的通货膨胀至今惊魂未定，最好不要提倡什么“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比如，有的学者在解释“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还要特别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固然旨在扩大有效需求，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言外之意似乎若搞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有些不光彩似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扩张性政策与紧缩性政策虽然其作用方向不同，但都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关键是要看能否正确判断经济形势，从而对症下药，该紧则紧，该松则松，或者更加灵活地进行松紧搭配。如果赋予了扩张性政策以“坏”的涵义，在实际需要采取扩张性政策时，就会理不直，气不壮，虽然也羞羞答答地在搞，但总显得有些步履蹒跚。
在我看来，目前实施的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其实质内容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正确的政策需要用科学的术语来表达，非规范的术语容易扭曲政策内涵并带来实践上的麻烦。
二、治理通缩重在调整货币分布结构
如何应对日益显露的通货紧缩，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目前有一种思路影响很大，对政府的决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思路的要点是：加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变适应的货币政策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要，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出口，全面启动经济。这一政策取向是有一定根据的，在目前的形势下作为应急措施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作为长期的政策选择则有失偏颇。因为这种全面的扩张性政策，其着力点放在增加货币供应总量以缓解通货紧缩压力上，而忽略了我国目前货币供应量并不算低，而货币分布结构不合理的事实。因为货币分布结构不合理导致的通货紧缩，用货币量的单纯扩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的结论是，治理通货紧缩的长期政策选择，重点应当放在调整货币分布结构上。
（一）目前的通货紧缩并非源于货币总量供应不足
原本定义上的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概念，特指由于货币供应量不足，导致流通受阻，物价下跌，开工不足，失业加剧，经济萧条。而我国目前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是在货币供应量充足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规意义的假性“通货紧缩”。有资料表明，从1994年至1997年货币供给总量同经济发展规模相比是继续超前的，增长比例和货币存量都没有真正压缩。1994年到1997年广义货币（M[,2]）的年增长率分别是34.4%、29.5%、25.3%、17.3%；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分别是12.7%、10.5%、9.7%、8.8%， 如果加上物价上升因素，则为34.3%、25.3%、15.8%、9.6 %。 货币存量和GDP之比1991年为0.93，1994年为0.99，1997年为1.19。也就是说， 形成100元国内生产总值所运用的货币，1997年比1994年多用了20元， 比1991年多用26元。
1998年末广义货币（M[,2]）比上年末增长15.3%，狭义货币（M[,1]）增长11.9%，现金流通量（M[,0]）增长10.1%。 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6.1%。其中，存款增长13.4%，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17.1%。各项货币供应量指标都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7.8 %的增长率（国家统计局：《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999年以来，央行继续实行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鼓励增加贷款、减少对一些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等放松银根的政策。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资料显示，广义货币、狭义货币、现金流通量正呈加速增长之势。截止1999年11月末，由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和流通中现金构成的狭义货币M[,1]增长15.9%， 创造了近24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现金流通量M[,0]增长更快， 其增长速度达到17%。
上述统计资料充分显示，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指标明显高于经济规模增长指标。另外，从居民和企业储蓄猛增，银行存差超过万亿，很多资金找不到合适投资场所等现象中，也可窥到货币供应充足之一斑。既然货币供应并未出现紧缩，那么人们为什么又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买东西，很多实业部门因为缺钱而捉襟见肘、步履维艰呢？人们不禁要问一声：钱都到哪里去了？
（二）货币空转挤占了大量通货，该用钱的地方反而缺钱
货币供应量充足条件下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除了经济循环不畅，金融传导工具过于呆板，金融市场秩序和社会信用观念存在严重缺陷，利率降低流动偏好增强等原因外，货币空转挤占了大量通货，货币分布结构很不合理，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一原因至今仍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所谓货币空转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货币资本不经过产业过程，从出发点又回到出发点。银行发行货币或吸收储蓄，然后把钱放出去，这种货币既不用于实物生产，也不用于货物流通，在虚幻中倒几手就又回到银行的帐面上。货币空转存在下面一些具体形式：
1.“安定团结”贷款。有些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甚至停工停产，由于发不出工资，职工生活困难，并积累起“不安定”因素。为了安抚人心，缓和矛盾，地方政府及其领导人指令银行发放“安定团结”贷款，以解企业燃眉之急。这些贷款从银行出去后，未经产业过程，就变成职工的收入，其中一部分用来消费，另一部分又变作储蓄回到银行。
2.投机性炒作。有的金融分支机构和企业违背证券交易规则，用银行贷款进行投机性炒股、拆借、挪用等，做的都是短线，很多资金未经过产业循环，而其中部分资金却以各种名目的收益分配流入个人手中，形成新的储蓄来源。
3.工程款中的“回扣”。审批项目，发包工程，是很有油水的肥差，人们早已知道其中的“猫腻”。眼下僧多粥少，活不好找，谁能揽着项目，谁就有赚钱的机会。因此，各种项目申请人和大小包工头不惜借用“回扣”手段贿赂项目审批人和工程发包人。在这一交易中，工程款还未到位，就被截流吃去一块。暴发户自然又把其中的一部分存入银行自己的名下。
4.乱收费中的黑灰收入。很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巧立名目乱收费，搜刮民财，在国家正规财政系统之外又建立起了五花八门的“土财政”和“小金库”。这些“收入”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变成了小团体或小数人的黑色或灰色收入存入银行。这部分货币脱离了资本的正常循环轨道，具有明显的腐蚀性和寄生性特点，其运行结果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只是改变财富的分配格局。
5.储蓄和税收大搬家。储蓄所职员的业绩考核大都与吸储数量挂钩，如果吸储达不到一定数额就要扣奖金。很多储蓄员为了完成指标，为了多拿奖金，在年底时拼命拉储户，造成储蓄大搬家，存款在不同储蓄所之间频繁转移。在此过程中，储户的经办人得到了“回扣”、高息等好处，储蓄员也拿到了一份丰厚的年终“奖金”，大家弹冠相庆了。类似储蓄所的这种情况，在税务部门也存在，区别只是在于税务部门搞的是“税收大搬家”，千方百计把别人地盘上的税拉过来，以显示自己的“业绩”。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又肥了一批人。
6.假合资。为了吸引外资，各地都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有些人为了得到政策的好处，搞起了假合资。虚拟外资帐户蒙骗海关等管理部门，外商资金蜻蜓点水，办完手续随即抽走。并没有真实的外资引进，中方有限的资金始终处于投机性虚转状态。这一经济过程如果说有意义的话，只是为少数人大发不义之财提供一个渠道。
通过对上述各种情况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货币空转由于没有产业过程相随，因此不可能产生价值增值，不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做出贡献，但它却改变了社会财富和货币持有量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一部分人从中捞到了好处，另一部分人却深受其害。在这种货币空转中溢漏出大量货币归于少数人手中，从而形成新的大量储蓄存款。货币空转的受益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些“马无夜草不肥”的暴发户或高收入者，其当前实物消费已达到很高标准，因此其储蓄倾向很强。另一方正好相反，大多数农村人口、城市工薪阶层和普通劳动者，近几年收入增速减缓，不少人甚至收入下降，归他们支配和使用的货币量普遍偏低，消费倾向明显不足。货币空转是一种脱离产业过程和实物经济的虚转，在它的侵蚀和挤压下，最需要得到金融支持的民营、民生部门却囊中羞涩，钱袋空瘪。这就是当前启动消费难，扩大内需难，物价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根本出路不是增加货币供应量，而是优化货币分布结构
连续七次降息的举措，说明货币政策由紧转松早已开始。目前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不够明显，辅以积极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成定局。在不改变现有货币分布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的前提下，大水漫灌式地扩大货币供应量，并非明智之举。“路径依赖”原理和现有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将在更大的盘子上瓜分增发的货币。货币数量扩张所得到的好处将被货币分布结构和货币使用效率的进一步恶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所抵消。现有的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不但不能解决，反而有可能加剧。因此，在货币政策的取向上，短期内作适应扩张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期政策目标应放在优化货币分布结构，提高货币使用效率上。
1.把游离于产业循环之外的资金赶回到产业循环之中去。大量资金游离于产业循环之外，这不仅是一种很不正常的货币现象和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其食利性和非生产性导致的恶果是金融效率低下，经济运行不畅，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加剧。这一窟窿如果不能堵住，就是增发再多的货币，也会从开大的空转口子中流淌出去，对振兴产业和刺激经济不会发挥多少作用。基于这一分析，应当通过整顿金融秩序，规范政府行为，强化企业预算约束，严肃财经纪律，打击经济犯罪等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缩小货币空转的规模，使这些毫无经济效率的货币回到产业循环之中去。这就等于在货币供给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把一部分货币的无效供应变成了有效供给，从而使通货紧缩的现象得到缓解。
2.从国有部门抽出一部分金融资源转移到民营部门去。过去，我国的商业银行在金融资源的使用上，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支持。直接融资的上市公司指标也大都批给了国有企业。然而，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有企业并没有以相应的业绩来回报这种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反而以占用70%的贷款只提供经济增量中30%份额的不光彩记录令人心寒。今后，为了搞好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金融支持仍然是不可少的。但是，向国有企业过度倾斜的金融政策必须改变。近年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经济增长、安置就业、社会稳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机构对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缺乏热情和可行措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如果能把对国有企业大量的无效融资减下来，使用到有发展前途的民营经济上，不失为一种无须增发货币就能增加货币有效供给的明智之举。
3.把一些效果不好的生产信贷减下来用以扩大消费信贷规模。长期以来，在我国“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根深蒂固，“生产”成了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思想在信贷政策上的表现，就是只开办生产性信贷业务，而不开办消费信贷业务。似乎只有把钱贷到生产领域去，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如果贷到消费领域去，花掉就什么也没有了。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尤其在买方市场和过剩经济的背景下，扩大消费对发展生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前些年我国银行投放在生产领域里的贷款，大约有1／3成了坏账死帐，无法回收，信贷质量很差。如果能把这样的劣质贷款减下来，少上一些重复建设和没有前途的项目，用以发放消费信贷，扩大人们的即期需求，对于改善人们生活，推动生产发展，形成良性经济循环是大有裨益的。
4.让不创造价值的人少占有货币，创造价值的人多占有货币。货币分布结构不合理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中一部分不创造价值或少创造价值的人支配和占有了大量货币。这部分人包括设租者、寻租者、贪污受贿者、乱收费私分者、用公款吃喝玩乐者、占据岗位不劳动不尽职照拿工资奖金者、走私贩毒者、坑蒙拐骗者、欺行霸市从中渔利者，等等。这部分灰收入和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据了一个多大的份额，早就有人从经验和理论上作过推测，其结论是令人吃惊的。如果能把形成这些灰收入和黑收入的口子堵小一些乃至堵死，将大量减少社会资财的损耗和溢漏，有利于货币分布结构的合理化。目前，称职的企业家、科技创新者、尽职尽责的公务员、勤劳敬业的普通劳动者，有很多人拿不到合理的报酬，收入偏低，这是很不正常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这种局面。
5.向高收入阶层征税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一些国有企业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仍然十分严重。但就全社会而言，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供职单位、不同就业状况的各种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呈迅速拉大之势。近一时期有许多同志分析了我国近6 万亿居民储蓄存款的分布情况，用充分的数据证明了少数社会成员占有大部分金融资产的事实。这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其直接后果是有钱的人不想买东西，想买东西的人没有钱，造成经济循环障碍。其深层后果是损失经济效率，加剧社会矛盾，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对这种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能再听之任之，漠视不管了。对用非法手段取得的高收入，应坚决制裁和取缔；对不违法但也不合理的高收入，应加以规范和限制；对高收入者的所得税要加强征管，堵塞漏洞，遗产税和赠与税应尽快出台。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包括下岗、离退休、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的人员、收入偏低的在职职工和广大农民，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能说得多做得少，要讲实效。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与货币分布结构的优化是紧密相联的。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无须货币供应总量大幅增加，即可缓解通货紧缩的症状。
三、搞点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不可取
（一）改变预期有可能导致从通缩跳向通胀
时下，为了扩大内需，阻止衰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项接一项地出台。最近，又有人提出“搞点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并以多种理由证明其“有益无害”。我以为此论实不足取，危害甚大。面对中国当前特殊的经济背景，在反通货紧缩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通货膨胀。因为从通货紧缩转向通货膨胀，如果弄得不好，仅有一步之遥。主张“搞点通货膨胀”的同志虽然其出发点是好的，想用多发票子的办法消化存货，刺激经济，就好比用“狼来了”的办法吓唬人们赶快拿钱去买东西，但这种把戏有可能弄假成真。因为“适度通货膨胀”的“度”不是人们的能力能够完全把握得住的，控制其惯性冲力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一旦经济形势从撬撬板的这一极跳向那一极，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人所共知，我国银行金融资产的质量是较差的，死帐坏帐占有很高的比例，隐患丛生。目前的金融稳定不是建立在可靠的物质根基和良好的信用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币值稳定的预期尚未动摇的基础之上的。从客观需要上讲，人们或为养老、或为置业、或为子女教育、或因暂无消费需求而不得不选择储蓄。从主观上讲，人们判断未来的一段时间经济大局是稳定的，货币不会贬值，即使利率下降，仍然选择储蓄。建立在这种心理预期基础上的金融稳定，应该说其防线是很脆弱的。一旦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各种信号给了人们足够的刺激，人们由币值稳定预期转为货币贬值预期，挤兑就很有可能从某些薄弱环节打开缺口。局部的挤兑可能引起连锁反映，产生“群羊效应”，形成提款浪潮。由于银行主要依靠吸收新的储蓄来支付过去的存款，一旦出现只取不存或取多存少的情况，银行必然发生支付危机。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开动机器印票子就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在虽然大家都在关注通货紧缩，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客观上是存在的，只是还没有具备引发和转化的条件而暂时潜伏在那里。如果为了治理通货紧缩，而不明智地去逗弄通货膨胀，主动打开魔瓶的盖子，另一只妖怪重新肆虐恐怕就为期不远了。
（二）6万亿储蓄存款缺乏可靠的物质根基
面对居民6万亿储蓄存款，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让人们拿出一些来花花，可老百姓就是按兵不动。与此同时，有1.2 万亿的存差压在银行里派不上用场。人们一般来说把这仅仅看成是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忘记了这也是积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破解高储蓄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内在联系，应从剖析储蓄存款的财富含量入手。近年来支持我国高储蓄率的大量收入，其实物含量已大打折扣，具有某些“虚幻货币”的性质。这里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空壳”企业，无效投资、挥霍浪费、债务拖欠的代名词。这种记在银行帐面上的货币、物质担保的程度已经大大降低，是一种财富内容不足的货币，很容易给人造成财富储备幻觉。从历史上看，长期以来的高投入、低产出，使大量货币投放没有生产出足够的商品和劳务与之相对应，在市场上应该表现为总供给水平低于总需求水平，在目前的经济实际中这种过剩的需求集中表现为银行中的居民储蓄，这种被推迟实现的需求积累为物价上涨的潜在因素。更具危险的是，当前的“过剩商品”，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于技术含量低和质量不过关等原因，积压一时间必然打折“处理掉”，在价值上要大大缩水，与之相对应的那一部分货币又失去了对应的实物。这些“虚幻货币”在银行储蓄中占有很大一部分，当它积累到一定限度后，总得要释放。释放的途径就是通货膨胀或金融危机，这是市场经济自我调整的客观规律。
（三）货币的信用回笼造成潜在的通胀压力
一般来说，货币的信用回笼，即储蓄与通货膨胀是相悖的。一方面它减少了即期需求，降低了消费品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增加了建设资金来源，有利于提高有效供给。这两个方面因素都不构成引发通货膨胀的理由。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储蓄抑制通货膨胀的正面效应发挥得极为有限，从深层次上观察，它却起到了助长通货膨胀的作用。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性的因素是贷款的滥用和劣质投资的存在及资金的“空转”。
我们一只手通过信用渠道回笼了大量货币，另一只手又把这些货币贷放出去。而这些贷款的使用，其中很大一部分并未形成有效投资，其运行路线极不正常，最终没有为社会提供有效供给，在新一轮分配过程中，由于缺乏严格约束机制，又以更大的比例和规模转化为个人收入，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储蓄来源。于是，在储蓄和通货膨胀之间便建立起这样一种循环：高速储蓄→大量贷款→劣质投资→扩大分配→通货膨胀。在这一循环中，货币好赖还经过了产业过程，只是效益不佳。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贷款根本不经过产业循环就又回到了老百姓和银行的手中，即货币“空转”。比如，有的企业停工停产，通过申请“安定团结”贷款发放工资和“奖金”，这些个人收入又形成新的消费需求和储蓄存款；其次，用银行贷款进行投机性的炒股、拆借、挪用等，很多都未经过产业循环，而其中部分资金却溢漏个人手中。上述分析表明，如果仅孤立地观察信用回笼一个环节，高速储蓄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如果从货币循环的全过程和大背景角度看问题，高速储蓄反而助长了通货膨胀。
（四）用通胀治通缩的结果很可能是滞胀
应对我国目前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在不改变现有货币分布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的前提下，大水漫灌式的扩大货币供应量，并非明智之举。否则，现有的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不但不能解决，反而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上来了，经济衰退却不见好转。这就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滞胀恶果。
总而言之，治理通货紧缩，不能病笃乱投医，不能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搞点通货膨胀”很容易，一旦“搞”起来，恐怕就不是“一点”的问题。发动容易收场难，这一点务必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解决当前通货紧缩的问题，应从长计议，标本兼治，要在实体经济领域优化结构、提高效率上狠下功夫，不要老在货币符号上乱打主意。
四、加薪政策不能带动收入普遍增长
8000多万公职人员加薪早已落实。而为何当初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加薪效应如今未能显现呢？在我看来，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为加薪寻找理由而人为杜撰出来的假说，它本身并无充分的科学依据。
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更大的利益。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为主体的公职人员，组织程度高，靠近权力中心，表达意愿的途径和手段多，因此是一个集体谈判能力很强的群体。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应该增加收入的群体中，可以说公职人员既不是收入偏低最为突出的群体，也不是增收后扩大需求最为显著的群体，但是它强有力的发言地位把自己迅速地推上了增加收入先锋队的位置，其它阶层还没有反映过来，他们加班加点在1999年9月30日前就迅速地把钱揣进腰包了。 而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由于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低下所抵消，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的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他们的利益要求需要经过代言人才能逐级反映到权力中心去，待作出决策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尽管也有不少开明人士对农民增收缓慢表示出极大的忧虑，也多方呼吁要增加农民收入，但这种外部援救始终是苍白无力的，至今并未见到多少付诸行动的实质性步骤。农民兄弟只能在那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公职人员加薪，企盼着自己的儿女早有出息，下辈子无论如何别再当这倒霉的农民。企业职工的谈判能力虽然比农民要强些，但加薪要以企业为本位，要与经济效益挂勾，宏观政策鞭长莫及，要作用到它那里尚需时日，决不会像公职人员加薪那样立竿见影。上述两种不同的谈判地位所产生的后果是不相同的，公职人员确确实实吃到了个甜枣，而农民等其它社会阶层只能在那里远远地望着一张别人送给的画饼。
公职人员加薪所以能够说办就办，迅速落实，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花财政的钱。财政的钱主要来源于税收，用于支付公职人员工资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由政府集中统一支付。因此，这种资金的筹集和发放，是一种凭借政府权力的行政行为，在一个封闭垂直的科层体系中运用，它本身并不需要以经济效益和市场规则作基础。只要作了决策，下了命令，财政部在即使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也得千方百计挤出钱来作为政治任务在规定的时限内发下去。而农民和企业职工赚钱的渠道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只能给财政交税而不能从财政领工资，他们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之后，才能得到相应的工资。至于劳动力的价格定在什么价位，那是由供求关系等一系列市场过程所决定的。尽管你打的粮食多了，产的苹果也不错，制造的钢筋水泥也挺好，但供给过剩，市场难以消化，其业主和从业人员的收入恐怕就难如人愿。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不是哪个救世主说几句怜悯同情的好话就能把收入拉动上去的。
公职人员涨工资的时机选择有违经济规律常识。近5—6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在下滑的阶段。这几年来亚洲地区金融危机的阴影难以驱散。在经济不景气的前提下，增加工资面临着巨大的市场约束问题。如果人为提高工资，只会加剧经济不景气。近年来，韩国、新加坡在不景气时，采取的是工资下调的政策。一般反萧条的运行规则是，当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和企业要减少员工和工资，以减少企业税负和增加企业利润，增加其投资能力。但不知为何，我们却要逆各国反萧条的规则而行。企望这样的加薪政策能够带动农民和企业职工增加收入，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这样的加薪必须依靠增税，增税的结果使得纳税人负担加重，其日子更加难过，哪还有能力去增加收入呢？行政性加薪可以不顾市场规律景气周期强行实现，但农民和企业职工即使有再大的能耐，也跳不出市场规律这个如来佛的手心，在萧条的背景下不可能有多少增加收入的机会。
另外，对公积人员加薪的传导效应也应作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不能估计过高。公职人员增收→消费支出增加→工农业产品和服务好卖一些→农民和企业职工增收，在这一传导链条中，其传导效应是逐级衰减的。加薪所形成的收入总量中究竟有多大份额用于即期消费，用于消费的部分多少用于补偿成本，多少形成税收和业主利润，最后又能剩多少用来增加劳务收入？这些问题是需要仔细斟酌的。即使这个链条的传导是通畅的，由于8000多万公职人员相对于数亿其他劳动者来说也是个小数，他们加薪的那点收入用到这些庞大群体的身上，恐怕其能量耗散得已剩微乎其微了。
总而言之，我国公职人员收入不算高，加点薪未尝不可，但是，对公务人员加薪的示范效应不能报有多大希望。其它群体增加收入的内在逻辑与公职人员的行政性加薪不一样。因此，指望通过公职人员加薪来带动其它社会群体增加收入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它社会群体增加收入的办法要从他们所处的现实经济关系中去寻找。
收稿日期：200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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