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纪实文学中的异域经验与女性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异域论文,纪实论文,形象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晚清中国被“抛入”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之中并与异国文化频繁接触、互动的时代大语境息息相关，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戒缠足、兴女学”运动，促使女性拥有了跨国旅行与留学的新经验。在政治上秉持改良主义的男性知识分子，在倡导女性接受新式学校教育之外，更建议女性从“家内”走向“异域”，即躬行“中外游历”①。当时主张新学的开明士绅大都支持女子留学，并赞助自己的妻女②，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不可否认，女性获得异域经验是清末新出的社会性别现象，这一现象在清末的纪实文学(包括传记、报道、游记日记等文本形式)当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清末纪实文学中的女性异域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20世纪女性性别主体的“改造”，也成为之后文学作品建构女性形象的重要资源。 一、女革命者：中西形象的相互书写 甲午之后，朝野有识之士几乎一边倒地肯定、崇尚日本的维新成果，认为以日本为媒介摄取西方近代文明是中国求存图强的最佳捷径。1901年清政府颁布废除科举的诏令，推行近代学堂制度，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且以向日本派遣的人数为最多。由于教育改革推行仓促，尽管建起了学堂，但没有合适的师资可以使用，于是派遣留学生成为权宜之计。而日本成为首选的原因，除了路途近、开支少、文化同源等原因之外，归根结底还是想要寻找“泱泱大国为何败给弹丸小国”的答案。当时的留日学生，主要来自于江苏、浙江、湖南、安徽等地，他们中很少有人在日本从事真正的学问，各种形式的学生会和同乡会都具有政治倾向性，所出版的报纸和刊物都富有政治思想和内容③。留日学生的结果与清政府培养人才的初衷适得其反：满怀重振统治的期望，却最终培养了一批革命者和掘墓人。在这些革命者当中不乏女性。秋瑾这样著名的个体自不必说，从团体来看，就有1903年由胡彬夏发起的“共爱会”，其宗旨声明“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又有“赤十字社”，准备在日俄争夺东北的战争中为中国人提供看护医疗服务④。秋瑾从一开始就抱定了推翻清朝、光复华夏的革命目标，先是在横滨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隶属于洪门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后又在陶成章的介绍下加入了上海光复会，其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秋瑾作为女留学生代表见到了孙中山，她被孙中山演讲中所表达的“三民主义”初步思想所打动，加入了同盟会并担任浙江分会的会长。 对于秋瑾出色的组织活动能力和具体的思想变化，专业研究者以外的普通民众几乎不了解，但通过秋瑾那张广为流传的和服持倭刀的照片，她对革命暴力的热衷几乎已经成历史书写的刻板印象。根据吴芝瑛等好友的回忆，秋瑾一直很喜欢刀剑，尤其喜欢“酒罢拔刀起舞”，并做诗词歌咏。1907年，秋瑾所作歌词《勉女权歌》发表在《中国女报》第二号上，词曰：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奴隶根除，知识学问历练就。 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国民女杰”两词连用，凸显了此时最为时尚的概念：杰出的女性不再是传统价值体系所旌表的孝女、贤妻、良母，而是担当救亡图存大义的国民；此一国民又不同于历史上花木兰、穆桂英式的临危受命和精忠报国，因为“她”已经经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洗礼，根除了“奴隶性”。类似这样对未来中国女性的热切召唤，在清末的报章议论中也屡见不鲜，大多停留在乌托邦式的口号层面。而对于秋瑾这样一个真实的女革命者来说，她作为历史实存与被文学建构的女革命者形象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镜像关系⑤，而是经过了复杂的话语重叠和再生产。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异域女革命者形象的引进。尽管中国历史上的“英雌”如花木兰、梁红玉、缇萦等人的名字也频频出现在报章、歌曲等宣传形式里，但时人显然更推崇西方的革命女杰。金一就认为，拯救法国的圣女贞德、俄国之虚无党女杰索菲亚、为黑人脱离奴隶地位而斗争的美国女杰批茶诸人，“即班昭、庞娥、缇萦、木兰等，亦不许望肩背也”⑥。蒋智由更明确地指出，“英雌”的思想境界分为三等，由低到高分别为“身家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木兰代父从军，“固只知有身家者”也，较之贞德“身先士卒，累战克捷，尽返法国之土地，而国以不灭”，木兰之行终不免有狭隘之嫌⑦。显然，来自异域的女革命者形象在此被赋予了现代意涵，即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而并不仅仅指涉女性的武功韬略。 其中，流传最广的外国女杰形象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索菲亚·彼罗夫斯卡亚(Sophia Perovskaia)。1902年，第一部根据索菲亚真实经历改编的小说《东欧女豪杰》出版⑧，第一篇她的传记发表在1903年9月12日的《浙江潮》上，之后又有三篇索菲亚传问世：1903年9月13号《浙江潮》杂志上的《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1904年金一《自由血》一书之《苏菲亚略传》一节，和1907年7月5号东京《民报》上的《苏菲亚传》。更不用提诸多报刊媒体对她的“炒作”了，很多报纸都曾刊载过她的肖像或实施暗杀场景的译文，以此吸引读者关注。 索菲亚这一形象的流行，以及把“索菲亚”这一名字与女子爱国直接联系起来，与当时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兴趣有关。索菲亚出身俄国最高贵族，而她却成了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者。一个帝王贵胄之家出生的小姐，甘愿放弃令许多人垂涎的富贵生活和锦绣前程，到民间去过又苦又累又危险的生活，最后义无反顾地身殉她所信仰的伟大事业。秋瑾的经历和选择与索菲亚有诸多相似之处。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她已经是一个小康之家的主妇，一个官员的太太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放弃了富足安逸的生活，抛家别子，东渡日本并在那里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秋瑾之死在清末社会掀起轩然大波，其革命事迹和人生传奇亦被后人传唱不绝，很可能与她自甘放弃一切的“革命真诚”有关。巴黎无政府主义者在1907年高度礼赞秋瑾及其同伴徐锡麟的自我牺牲行动。他们坚持说他们不关心革命行动是成功还是失败，只关心“真理”。他们中的一员褚民谊甚至说，暗杀之所以正确，只是因为它对革命有一种精神净化作用⑨。 第一篇索菲亚的传记发表在《浙江潮》1903年9月13日那一期上⑩。《浙江潮》是一本由激进学生创办的月刊，带有明确的反满情绪。这篇传记署名“任克”，以简洁的古文写成。开篇第一句，作者就强调“夫天下惟最不忍之人，而后能行最忍之事”。“不忍”本是儒家思想核心道德价值“仁”的内在含义，把“不忍”与暴力直接联系起来，使得暴力变成了革命者实现其高尚道德目标的手段。在为暴力开脱的逻辑下，“杀人如麻，流血如潮”的血腥行为，“乃几个极仁慈、极温和的妙龄女儿，倾国美人为之耳！”对受众而言，把惹人怜爱的美丽女性与暴力并置起来，女性参与暴力革命很容易导致个人毁灭的后果，这样“美丽之物的毁灭”也赋予暴力以崇高的美学特征，于是“女性化”的暴力进一步“美学化”了。1907年发表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将女性与暗杀联系起来，主张“暗杀是妇女参加革命的最好方式”，从而将女性参与革命活动的方式明确地窄化为暴力。这样，女性特质与革命暴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相依存关系：暴力的政治动因被其行动主体的自我毁灭倾向正当化了，同时女性参与革命的公共角色也合法化了(11)。 接着，作者借用侠客传奇的传统戏剧性笔调，让索菲亚以一种观众似曾相识的女侠形象出场。当索菲亚的父亲发现她与一些持激进思想的同学往来时： 于是遂不见谅于其父，锢之于斗室中，沙勃笑曰：“生我也，权操而父，杀我也，恐权不操而父。”漏深月白，乃越万仞铜围，匿身于同学之家，遂斩发易男子装。 上述描写令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夜奔的红拂女(12)。冲破禁闭而逃走的戏剧形象在侠客小说中广泛存在，在这个悠久的传统中，女侠有其独特的形象，相比于男性侠客不循常轨、以武犯禁的“行动魅力”，女侠常常更富于性格特色和人格魅力。比如在红拂故事中，红拂女的侠义主要表现为蔑视权贵、挣脱禁锢的勇气与识人得人的非凡智慧。同样，在这篇传记中，索菲亚的性格得到了文学化的刻划，作者描写了党人克布里夜访索菲亚、谎称同志被捕以试探其反应的一段小插曲： 克布里曰：“事已燃眉，尚作儿戏耶？迟一息则大事去矣！”言时声泪俱下，而沙勃始中心忐忑，急询之，答曰：“晚八时，同志受捕于政府”……沙勃闻是言不遑整衣，惟携袖枪一支，狂呼急往，此时彼一副眼泪俨若急雨跳珠……沙勃始知为乌有事，乃泫然…… 从“和泪和墨”写文件的真诚恳切，到“扬声而笑”的豪放爽朗，再到“狂呼急往，眼泪如急雨跳珠”的峻急情热，最后得知虚惊一场而“泫然”，索菲亚的性格在以眼泪为标志的夸张情绪描写中昭然若揭。自《世说新语》以来，这种富于特色和夸张的人物性格就形成了传记文学叙事的一个强大传统，不管真实的索菲亚性格如何，她还是不免被传记的书写“中国化”了。 另外，在这篇传记中，索菲亚的“女德”被特别强调。所谓“性仁慈，锄强扶弱，恤病怜贫，而尤孝于母”，似乎是对她违反女性行为规范和僭越男性身份的一种道德上的纠正和弥补。而在另一篇更为知名和“权威”的《苏菲亚传》(13)里，索菲亚性格最突出的一点是她的“洁癖”，毫无疑问，生活习惯上的“洁癖”与索菲亚的“道德洁癖”形成了互文性的关系。《苏菲亚传》最后援引巴枯宁的评语，认为女性党员是虚无党之“灵魂”，“若有女员发愿随喜者，吾党当事之以圣徒”。“发愿随喜”这一佛教术语赋予了女党员一种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神圣宗教情感(14)。凑巧的是，秋瑾在这一传记发表十天后就牺牲了，她的牺牲因为被捕之前的“拒绝逃走”这一细节而带有某种“自杀”的性质。秋瑾死后许多同时代人都拿她与索菲亚相比，而她生前也把索菲亚当作自己以及女性同胞值得效法的榜样之一(15)。 总之，在“秋瑾-中国索菲亚”的形象建构中，女性革命者通过自我牺牲而获得道德/政治主体位置，并成为革命之神圣性与正当性的符号象征。这既是一项新的话语发明，也内在于中国的侠客叙事传统。清末历史对于女革命者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异国女杰形象的改写，或者反之，对于异国女性形象的“中国化”改写，恰恰是蕴含某种特定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女性被建构为在传统道德与国族伦理(爱国与自我牺牲)之间获得平衡的新形象。 二、女医生：白衣西来，疗救中国 在清末女学热潮中，出现几位得风气之先的女留学生，引起轰动性的社会影响。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特别提到了两位医学生康爱德、石美玉，认为她们是新女性的表率而大加赞誉，并为康爱德专门做了一篇传记——《记江西康女士》。《清议报》、《时务报》等著名媒体纷纷登载。康爱德(1873-1931)是中国最早的女医生，江西九江人，自幼父母双亡，被一位美国女传教士收养并带至美国接受教育，1892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医科。1896年她以出色成绩毕业。在毕业仪式上，她着中国服装登台领取毕业证书，校长当众称誉她，这一场面轰动一时。之后康爱德回国，先后在九江、南昌从医，以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在地方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有趣的是，前文提到的小说《东欧女豪杰》的叙述人，中国女留学生华明卿，也是被生父母抛弃继而被一位来华传教的美国妇女所收养，随养母到美国接受教育，因成绩优异而由学校资助到瑞士留学——这几乎就是康爱德真实经历的翻版，足见康爱德在当时的影响力。凭借梁启超的强大影响力和报刊的媒介作用，康爱德一时间成为了新女性的代表、二万万女子的榜样，甚至成为人们竞相争睹的“奇观”(16)。对于梁启超而言，康爱德的经历与其说是传奇，毋宁说是提供给中国妇女乃至全体国民的一份训导教材。梁氏最为津津乐道和着重渲染的，是康爱德毕业典礼的仪式场景。一开始，这个毕业典礼就被渲染上一层恢弘庄严的气氛，来自十多个不同国家的数以千计的学生、全体教师、当地官员以及各国派驻美国的官员使节等，齐集一堂，共同见证这位中国新女性化蛹成蝶般的辉煌一刻。在外国人目光的注视下，康爱德和她的同学石美玉(其养母所收养的另一个中国女孩)一起登上了一个意味着被西方价值体系承认的舞台： 次及女士，则昂然翛然。服中国之服，矩步拾级，冉冉趋而上……西人本侮中国甚，谓与土番若。于是二子者进，结束翘然异众，所领执据，又为头等，彼中所最重也。彼校教习，若他校之教习，其地之有司，若他国之有司，睹此异秉，则皆肃然而起，违位而鞠躬焉以为礼。门内门外，十余国之学徒以千计，观者如堵墙，则皆拍手赞叹。 令西方观众肃然起敬、拍手称赞的场景蕴含着无限的深意，在某种程度上，康爱德已经幻化为民族的化身，获得了西方的接纳、尊重和首肯。康爱德在西方教育和价值体系中获得了肯定和极高的评价，这表明中国人可以融入到西方文明的普遍性价值体系当中，从而具备了一种“现代”的可能性。梁氏对康爱德身着中国服装的强调，在“西人本侮中国甚，谓与土番若”的前提下隐隐透露出对“特殊性”的坚持——正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一贯歧视，才使得康爱德的成功如此重要；也正是因为康爱德对“中国身份”的坚持以及这份坚持给予西方的震慑，才使得梁氏对她格外看重和赞赏。 康爱德毕业典礼的这一仪式，经过梁启超富于民族主义情感的“叙述”而具有了丰富的象征性，清末中国所期待的，与其说是神乎其技的“康医生”，不如说是梁启超传记文字里那位“江西康女士”——她不仅在“医学”这一典型西方现代科学领域“征服”了西方，而且充分表演了一场颇令传统知识分子感到熟悉和陶醉的仪式——这个仪式相当程度上成为晚清参与世界文明的渴望，与担心在同一过程中失去文化特殊性这一紧张关系的形象写照。然而，康爱德除了在一个模仿金殿胪唱的毕业仪式上以符号化的象征意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明焦虑加以抚慰，她又能够为正在兴起的民族国家做些什么呢？显然她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个立志于教导和培养现代国民的贤妻良母，而是执业自养，成为一位著名西医。虽然梁启超对她的褒扬仅针对其“女留学生”这一身份以及她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所起到的微妙的平衡作用，但把康爱德树立为新女性的典型，绝不能说与她后来的职业毫无关联。自从甲午战败之后，“东亚病夫”的侮辱性绰号就传播开来，整个中国社会被比喻为一个病弱不堪的肌体。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或者就是社会全面危机的代名词。于是，“医疗”和“疾病”一样，同时成为了一种政治性的隐喻。 民国初年的一位报章作者写道：“吾侪之社会，自与欧美人之社会交通以后，外围事物，多所改变，权利朘削，势力失坠，此为外部侵害之疾病。然外部之侵害，常乘内部之衰弱而起，则吾侪对于社会内部之疾病，不可不研究其疾因，考察其病态，以定治疗之方法。”(17)治理社会变成了一种“医疗”行为，甚至“革命”也变成了一种“治疗”隐喻，所谓“国家政治上之革命，犹至于吾人身体上施外科之大手术也”(18)。当然，能够与“疗救社会”相匹配的医学不是中医，而是与传统中医相对立的现代西医。西方医学在进入中国之后曾经促使中国社会重新界定身体、疾病、卫生观念和行为，这个过程往往和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社会形态、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观念纠葛为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西医对中医构成了严重威胁，逐渐使得中医失去了合法性，而中医在近代受到攻击的最核心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别是在防疫功能上与西医无法相提并论，这就决定了中医只具备个人救护的资格，而无法转化为集体的预防和保健行动，在个人身体越来越服从于国家整体规训需要的境况下，中医缺乏集体防疫能力与国民身体的整肃规划能力(而不是治疗能力)，难以满足国家对社会的整体规划需求。中医没有资格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理由是，中医总是呈现分散状态面向每个病人个体，而现代的社会医学应以群体体魄的改造为基本职能，最终指向保国与保种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19)。 因此，康爱德这位最初浮现于知识分子视野的女医生，就具有一种女性形象的象征意味：她既代表着女性对西方医学与科学这两大近代领域的积极参与，也象征着女性掌握了疗救病弱民族肌体的能力，这就为此后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里出现的“女医生”形象打下了伏笔——例如丁玲小说《在医院中》(1941)里的陆萍，谌容小说《人到中年》(1980)里的陆文婷，她们的形象、气质与格调，她们的时代特征与政治内涵，都起源于这种象征性。女性与医生的身份构成了特定的政治情境下启蒙主义、民族国家与现代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女性与医学-社会卫生学(social hygiene)的紧密联系，象征着女性在疗救、改造中国社会方面的初步“野心”，也因此而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有机力量(20)。 三、女旅行者：风景与政治中的性别主体 文人宦游是中国的古老传统，历朝历代的旅行者，不论是身在庙堂而为仕宦之旅，还是人在江湖而为山水之乐，都孜孜于用游记的形式记录旅行的经验和情感体验。但在旅行行动和旅行文学的记录中，很难见到女性的身影，她们被身体、道德和家庭责任等种种因素所限制和框范，旅行，几乎像天方夜谭一样遥远，写游记更不在女性文学的传统之列。但在汗牛充栋的晚清出使日记(21)当中，有一份来自女性的记录《癸卯旅行记》(22)，“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颇引人注目。作者是外交公使钱恂的夫人单士厘。钱恂是晚清洋务和外交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他曾分别以外交参赞和驻外公使的身份数度宦游欧洲，曾以督学身份长期派驻日本，但与其他外交官写日记的浓厚兴趣相比，他显然更热衷于“考索外洋政事学术，贯彻源流，期于有裨实用”(23)。代替他写作游记的人，是他的夫人。1903年，钱恂与单士厘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历时80天长途旅行，催生了晚清第一部女性游记。 单士厘出身于浙江萧山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由于痴迷于读书，她迟至29岁才嫁给了同样饱读诗书的钱恂。钱恂后来仕途顺遂，作为晚清政要张之洞的幕客参与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和外交事务，虽然他最终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由于倾向改革而被弃，以驻外公使职务卸任，但单士厘还是凭借丈夫“二品实员”的朝廷命官身份，进入了有封号的“命妇”行列，从而区别于一般的才女贤媛，在传统观念体系里，这一身份无论对于她个人还是对于她的家族来说，都是一种幸运。单士厘的另一个幸运之处，在于夫妇二人琴瑟和鸣，感情甚笃，丈夫钱恂对她迈出闺门、认识世界颇具启蒙引导之功。单氏在另一部游记《归潜记》中回忆，“外子二十年前初次从西欧归来，为予道元世祖时维尼斯人马哥博罗仕中国事，即艳羡马哥之为人”，从此对西方风物人文不胜向往好奇。这段叙述为我们透露了一个讯息：构成旅行动力的对西方风物的渴望，来自于丈夫讲述的西方故事，而一旦将这种渴望付诸旅行，旅行者也开始了她自己的讲述。这也几乎奠定了单氏旅行的某种基调，即讲述并不仅仅是复现一种感官的印象和见识，而是一种对业已在想象中接受了的西方形象的复现，一种经过认同并内在化了的文化经验，一种颠倒了的“知识装置”——当她开始“看见”并叙述西方的风景时，西方的“知识”已经存在了。“知识”与“见识”不同，“见识没有价值判断，不需要认同或不认同；而知识则必须经过价值判断，要求表现强烈的认同。一旦卷入认同，旅行的文化经验就已步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24)。 单士厘第一次随同丈夫出国，是在1899年，那时钱恂派驻日本，见到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效，“知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科学教育均无如日本之切实可法”。钱恂更富有实践性的行动是让妻子把两个儿子带到日本留学，单士厘“率两子既往”，是为“出疆之始”，后来陆续把一个儿媳和一个女婿也带到日本，使得钱氏成为中国第一个赴日留学的“海外家庭”。单士厘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25)。这一段写在《癸卯旅行记·自序》里的话，可以视为其欧洲之旅的前传，在接受西方文明“洗礼”之前，单士厘首先认同的是“维新日本”，这个具有中华文化基因的日本，既熟悉如乡井，又是切实可法的先生。与单氏有同样感受的，是在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他自叙： 昔人诗曰：“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日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吾于日本，真有第二个故乡之感。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26) 本来，“目不暇接”的旅行主体总是需要不断地对客体进行凝视(gaze)，但凝视不是旅行者的个人行为，而是镶嵌在权力角逐和文化冲突网络之中。对于中国传统的游记写作者而言，他们往往是从相对“中央”的位置向偏远的“地方”移动，山水地理、政教风物的记录在以备皇帝咨询查考的同时也暗含个人的情绪与政治诉求；对于18世纪欧洲的旅行文学而言，作者们的眼睛和笔是沿着欧洲扩张的轨迹来为读者描述欧洲以外的世界，殖民者用一种“反征服”的叙述策略来标榜自己的清白无辜，同时确信他们对殖民地的权威和霸权(27)。而对于晚清中国的旅行者(单士厘、梁启超)来说，他们凝视的对象日本，由于改革和战争的胜利而反转了与大清帝国的权力关系，他们的凝视行动也变成了具有文化朝圣意味的“仰视”，从旅行者的心态上来看，他们更接近“玄奘求法”式的宗教旅行模式。 癸卯年(1903)，单士厘准备离开日本，跟随丈夫前往欧洲。单氏意欲“一览欧洲之情状”，以便和日本相比较。临行前，她到京都游览，所见“街衢广洁，民风朴质”，宫殿“陈设古雅，有唐宋遗风”。又是据“外子言”，欧洲宫殿“动以千万金相夸，陈列品无非珠钻珍奇”，与日本宫殿的朴素有天渊之别。西方已经沦陷于物质主义，中国未得其利，先效其尤，由此，“上海所谓洋行之尽时计、指轮以及玩品也”。在日本、西方、中国三重维度的比较中，西方是遥远的、道听途说的(外子云)，单氏对西方的价值判断立场是中性的，既有对文明进步的肯定，也有对其物质主义的否定；日本却是熟悉、切近而完美的，它作为一个涅槃重生的新兴文明国家，谦逊质朴而又刚健向上，既保留了过去宗师的文化精华，又学到了当下先进的核心精神。而岌岌可危的晚清中国，则处于比较劣势，以负面的文化形象呈现。显然，这种观照和比较并非客观真实，在某种程度上，旅行者的经验是一部“基于自身文化倾向、自我上演的戏剧”(28)，戏剧的剧本早已写好，旅行者只是在旅途中将其角色一一对应而已。即使他们的所见所闻是真实的，其文化身份也会将“真实”扭曲为特定价值立场的建构物。 在单士厘出国旅行的时候，“戒缠足、兴女学”已经在开明士绅阶层蔚为风潮，但对于普遍缠足和接受传统妇德教育的上层闺秀而言，迈出闺门乃至国门，与家外的男性甚至洋人接触，仍是一件颇具挑战性的事情。小说《孽海花》便描写驻德公使洪钧的夫人，对随夫出访的潜在危险的抵触情绪： 夫人笑道：“……闻得外国风俗，公使夫人，一样要见客赴会，握手接吻。妾身系出名门，万万弄不惯这种腔调，本来要替老爷弄个贴身服侍的人。”(29) 幸好洪钧另娶了一名小妾(即晚清名妓赛金花)，才解了夫人之困。为了维护“一国观瞻”，夫人不得不把诰命补服暂借给小妾。同样身为公使的曾纪泽也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记载了女眷们不自由的出行，她们刻意选择没有游客的日子才畅游博物馆。与这两位夫人相比，单士厘不为礼法所拘的观念，令她拥有了身体上的极大自由，使得她可以欣然随夫宦游海外，甚至困扰着大多数妇女的行动障碍——缠足，对单士厘也根本不是问题。与此同时，她仍是一位传统妇德的坚定拥护者，她反对的只是把“妇德”等同于“一物不见、一事不知”的蒙昧。于是，她要求“看见”异域并且了解懂得它们的权力，并且她渴望记录和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真正接续传统的行为(30)。历史上的“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贵族女性教育体系，不仅有正式的宫廷女官担任教职，而且其效用“内而臣采，外及诸侯”(31)，对帝国的内政外交都有可能施加一定影响(32)。 单氏自己则是通过在旅途中有意观察、记录和评论与政治相关的见闻，来实践这一妇学观的。从文类角度而言，单氏游记与宋朝以来形成的“公使日记”(33)写作模式非常相似，她详细记录了从日本经俄国到欧洲的旅行路线，精确地标注了轮船航行到港的日期、各个港口之间的海里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站名、地理间距以及时差，这说明她有明确的写作目的和理想读者：为皇帝提供军事和政治上的参考数据，更大胆的愿望是将自己的政见委婉地寄寓在“客观”的观察和记录中，以达上闻。例如，单士厘在东北边境的旅程中如实记录她所闻所见的沙俄欺凌中国百姓的暴行，但没有在爱国主义的抒愤上浪费太多，反而对另一些事实耿耿于怀。她发现海参崴博物院外有汉文的石碑，碑文竟然是身为宁古塔副都统的讷荫为庚子事变时入侵(34)的俄将迟怯苛夫歌功颂德、献媚乞怜。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连俄国人都感到诧异，迟氏本人不敢接受，只好立于博物院外。单氏读碑文后愤极而出冷嘲之语：“讷荫满洲世仆，其忠顺服从，根于种性。见俄感俄，正其天德，但文字非其所长也”。另一个“满洲世职”恩祥，“本鱼肉一方，自俄人来此，更加一层气焰……俄人利用之，故土人畏之，官宦又媚之”。在单氏笔下呈现出一幅令人担忧的政治图景：满洲地方官员昏庸颟顸，对俄国殖民者极尽谄媚之能事，同时地方政治腐败黑暗，肆意奴役压榨汉族百姓。如果把这一景象放置在清末层出不穷的“种族争竞”全球话语背景之下，就可以联想到，满族作为“黄种”已经臣服于白种人，汉族又是满族的臣属，那么汉族就沦为“家臣的家臣”，在包含整个亚洲的黄色种族之内，汉族又如何与其他黄色人种(比如日本)平起平坐呢？作为一个在官场斗争中勉强自保的汉族官员的夫人，对于一个已经处于强弩之末的异族统治政权的态度，其复杂难言之处可见一斑。 与对地方官员的批评相比，单氏对其治下民众的行为与精神状态更为敏感，记录更加详细而富于情感。例如，她在哈尔滨时记录一则谈话并发表感想： 又闻一俄国医士之言曰：曾亲至东省，欲以医学考察种族灭绝之原因。尝见一哥萨克持刃入一老幼夫妇四人者之家，攫少者肆无礼，其三人抱首哭，此哥萨克次第杀此四人而出。夫哥萨克诚强暴，然四人者，纵无器械，岂竟不能口啮此兵，而黯然待死乎？此不必以医学考察，而知其必灭云云。予笑谓此唾面自千之盛德乎！专以克己无竞为学派者，其效乃召灭种，可骇！(35) 这个片段完全可以作为一则优秀的笔记小说来读，记事件情状，“抱首哭”、“次第杀”描摹生动；发块垒议论，“笑谓”、“可骇”自有歌哭。而文中所蕴含的“国民性”与“灭种危机”的内在关联，则要迟至十数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 总之，单士厘的旅行与游记写作，呈现出异域经验对女性主体的建构作用。在出国游历之前，她自称为“予知家事经济而已”，而在贯穿欧亚、长达二万数千里的漫游之后，她成为一个严谨而又非正式的公使日记写作者，一个关心地方性与国民性的思想者与国际政治观察员，一个自觉或不自觉地保守儒家政治传统的女学者。她在对风景的观察与政治评论中建构自我，逾越闺门的局限而又遵守社会性别规范。与此同时，她的能动性与合法性来自于她公使夫人和朝廷命妇的身份，这一身份也使得她的个案由于占有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文化资源而不具备普遍意义。她高度认同自己的家内身份和丈夫的权威，严格遵守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然而这并不妨碍她自身的思想独立与主体能动性，这一个案或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有关性别主体性的权力维度，包括性别/阶级/家族/国族的多元共存及其复杂性。 清末女性异域经验经由纪实文学的书写，生产出女革命者、女医生、女旅行者等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这一文学现象的首要意义，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将强调女性柔顺的家内道德转向强调女性关心国族命运的公共道德层面，将女性从对家庭负责转向对国家负责，从而将伦理结构的“家庭中心”转向“国家中心”。其次，在女性经验层面，异域经验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和思想维度，从而为20世纪一种新的女性主体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书写和塑造异域经验中的女性，是锻造“新民”与新兴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女性形象的演变也因而成为观察和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个有效范畴。因为对女性的再现并非仅仅是男性的白日梦而与政治没有关联，恰恰相反，女性形象的建构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其背后隐藏着一种复杂的社会形态基础：各种各样历史化了的认同与排斥的观念。文学是集体的活动，在某一时间某一特定共同体里需要说什么和可以说什么，这也许不是文学而是人类学的范畴。在此意义上，女性形象是一个承载了太多政治意义的范畴，以至于可被视为政治话语的一种模式，其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有更大的讨论空间。 ①通过旅行和留学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在晚清教育改革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例如，1895年科举考试的一道策问就要求应试者阐述“旅行即学习西方”的观念。 ②在当时，日本因为女学发达、交通便利、旅学资费便宜等诸项优势而成为士绅家眷出国留学的首选。参见《共爱会同人劝留学启》，《江苏》第6期，1903年。此文收入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以下简称《史料》)上册，台北：龙文出版社，1995年，第674页。 ③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五章，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④《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章程》，《浙江潮》第3期；《记留学女生拟创赤十字社之缘起》，《浙江潮》第5期。此文收入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册，第911、919页。 ⑤关于时人对秋瑾形象的文学生产，参见夏晓虹：《晚清社会与文化》第八章“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第六节“文学的聚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3-248页。 ⑥金一：《女界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⑦蒋智由：《爱国女学校开学演讲》，《女报》(《女学报》)1902年第9期。 ⑧1902年11月至1903年7月期间，政治小说《东欧女豪杰》五回(未完成)连载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文学月刊《新小说》的第一至五号上。 ⑨褚民谊：《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8期，1907年10月19日。 ⑩任克：《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浙江潮》第7期。此文收入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第331-334页。 (11)李又宁：《〈中国新女界〉的创刊与内涵》，李又宁、张玉法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1页。 (12)“红拂女”故事出自唐人传奇《虬髯客传》，收入宋人李昉所编《太平广记》中。红拂是隋末执掌大权的司空杨素府上的一名侍女。当还是布衣书生的李靖求见杨素时，慧眼识英才的她手持红色拂尘侍立一旁。李靖离去后，她查访到李靖投宿的驿站，深夜逃离司空府，投奔李靖，共结连理。两人在旅途中又结识了另一豪侠虬髯客。红拂与之义结兄妹。后者资助李靖帮李世民匡定天下。三人并称为“风尘三侠”，被后人视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和典范。 (13)《民报》第十五号，1907年7月15日。 (14)清末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接受者们往往把无政府主义与同时复兴的佛学思想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甚至一直保持到中华民国早期。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4-66页。 (15)“余日顶香拜祝(中国)女子之脱奴隶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其速继罗兰、马尼他、苏菲亚，批茶(即斯托夫人)、如安(即贞德)而兴起焉”。见秋瑾：《精卫石·序》，《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7页。 (16)一则新闻报道称，慕康医生之名而来的众多患者里混杂着一些轻薄男性，以至于康爱德不得不拒绝了所有的男性求诊者(《康女士之神技》，《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2日)。 (17)高劳：《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 (18)伧父：《中华民国之前途》，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 (19)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254页。 (20)相关分析参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八章“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21)19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陆续向西方国家派驻使节，为了一扫“全不知外之政事”的耻辱，清政府规定出洋官员必须以日记形式定期汇报驻外情况，以备查考，因此外交使游日记为数众多，著名的有郭嵩焘《使西纪程》、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黎庶昌《西洋杂志》等。 (22)收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卷，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重印本。以下因为均出自此版本，仅标明页数。 (23)张之洞对钱恂的评价，见《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19页。在张看来，钱恂是一位信奉“经世致用”的改革家，在其正式派驻荷兰、意大利两国的两年时间里，他上奏疏多达55篇，对两国的政治、财税、军事、贸易制度以及清政府如何处理外交关系多有分析建言。 (24)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25)(清)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自序》，第684页。 (26)(清)梁启超：《汗漫录·暂别日本》，第589页。 (27)Mary Louise Pratt,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p.6-7. (28)James Buzard,The Beaten Track：European Tourism,Literature,and the Way to Culture,1800-1918,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6. (29)(清)曾朴：《孽海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4页。 (30)例如章学诚认为，上古先贤时代的贵族妇女掌握较高的知识，并在王朝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参见(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1)参见(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第170页。 (32)关于章学诚的妇学思想，更详细的分析见[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0-119页。 (33)参见[德]顾彬等：《中国古典散文》，周克骏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34)因义和团事件而加入八国联军的沙俄，由于其正在建设的东清铁路南部支线的一部分被义和团破坏，便以保护铁路为由，出动十万陆军，于1900年10月占领了满洲的全部地区。 (35)(清)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第724页。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旅行论文; 索菲亚论文; 秋瑾论文; 浙江潮论文; 单士厘论文; 革命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