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论：历史的考察和现状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历史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6-0037-08
一、历史的回顾
在人类思想史上，维柯是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来思考、探讨历史决定论问题的第一位 哲学家。在历史哲学的开山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维柯着重考察 了“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1](P167)，即历史规律，并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人 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认识者。二是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所有民族的历史都 必然经历神权、英雄和人权三个阶段。三是在历史活动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 相反，这些特殊目的总是不自觉地达到具有历史意义的普遍目的[1](P610)。可见，维 柯是从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及其目的、历史发展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来探讨历史 决定论问题的。这是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在维柯之前，神学历史观占据统治地位，人们 确信“人的历史是神定的一种秩序”。维柯则把人类历史的中心从神移向人类本身，并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这是维柯历史哲学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对人 类思想史的贡献。然而，在维柯宣布“人类创造历史”的同时，他又提出“上帝创造自 然”。这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制造了自然和历史对立的神话，并开启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 义对立的先河。
如果说维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肯定了历史的规律性，那么，圣西门等人则从科学主义 的角度探讨了历史的规律性。圣西门、傅利叶始终关注着“社会运动的规律”[1](P29) ，并认为人的内在情欲和外在的物质财富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规律性，“社会的 变革依生活的和经济的行为为转移”[2](P57)，历史的本质是财产的分配和经济的安排 。可以看出，圣西门、傅利叶已经向着唯物主义地理解历史规律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
从理论渊源看，圣西门、傅利叶的观点直接受到爱尔维修的影响。爱尔维修力图“把 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3](P165)，并建立一种像实验物理学一样的严密的、 精确的社会科学。圣西门把自己的社会哲学称为“社会物理学”。傅利叶断言：历史规 律“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由牛顿和莱布尼茨所阐明的物质引力规律。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在运动体系上具有统一性”[2](P12)。从总体上看，圣西门、傅利叶的社会哲学或历史 哲学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历史观，它以人的自然存在为依据去理解和把握历史规律，并力 图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来建立社会科学。
如果说维柯是人本主义历史哲学的奠基者，那么，圣西门、傅利叶则是科学主义历史 哲学的开拓者。孔德的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正是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哲学的解体中产 生的。
与维柯、圣西门等人都不同，黑格尔既看到了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注意到 二者的区别。在黑格尔看来，自然是绝对理性在空间中的展开，历史则是绝对理性在时 间中的展开。由于意识到自然与历史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区别，黑格尔提出了一种解释历 史决定论的独特方式。首先，历史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体现为“自由意识的进 展”。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从希腊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过程。世界 历史的四个时期，即东方国家、希腊国家、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分别在自己的历史中 体现着历史规律的特殊原则。其次，历史规律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绝对理性和 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历史规律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 ，人只是实现这种超历史“计划”的“活的工具”。再次，历史规律只有合目的性、历 时性或单线性的特征，而不具备重复性和常规性。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哲学的思辨才能 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的规律。
黑格尔把维柯以后的历史决定论观念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一方面，黑格尔敢于 对历史作总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宏伟的历史观”、“划 时代的历史观”，他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历史决定论的权威；另一方面，黑 格尔又把历史规律归结于超历史的“绝对理性”、“绝对目的”，犯了一种从历史的外 部把规律和目的输入历史的错误。黑格尔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由于他仅仅 把人看作是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实际上彻底剥夺了历史属于人的性质。人及其活 动的目的性、选择性、创造性和主体性统统被消解在绝对理性的阴影之中。剥去黑格尔 历史决定论的神秘外衣，从历史的真正主体——人的存在方式中去揭示历史运动的规律 及其特殊性，这是历史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命令”。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马克思 。马克思所实现的历史决定论革命变革的关键就在于，他确认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 ，而历史规律就实现、存在并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 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又必然要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互换其活动；同 时，实践活动结束时得到的物质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实践主体的头脑中作 为目的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着。这就是说，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种转换，即人与自然之间 的物质变换、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互换以及观念和物质的转换。正是这种“物质变换”、 “活动互换”以及“物质与观念的转换”构成了体现主体活动的特点，包括物质运动在 内的人的实践活动规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实际 上就是历史运动的规律。唯物史观首先把历史规律归结为人的实践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生产力是人 们的实践能力，生产关系则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4 ](P532)，二者的矛盾运动决定着历史运行的大致趋势，构成了历史运动的“中轴线” 。唯物史观确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历史运动的根本制约性。但是，唯物史 观并没有把历史规律性等同于经济必然性。经济必然性既不可能脱离人们的生产实践活 动成为独立的实体，也不可脱离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而纯粹地发生作用；相反，经济 必然性会在各种社会要素的作用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所以马克思认为，要把一 切经济规律“当作一种趋势来看”，“它的绝对实现被起作用的各种情况所阻碍、延续 和减弱”[6](P261)。唯物史观确认经济必然性本身就具有社会性、历史性，以经济必 然性为内核的历史规律因此具有总体性，即为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 产物。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规律同样具有重复性，即在一定条件下，某种历史规律会反 复发生作用，成为一种常规现象。以此为前提，唯物史观制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确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那里，可以产生相同的社会形态。由于把社会关 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人与自然的关系，唯物史观不但发现 了历史规律的重复性、常规性及其秘密，而且能够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社会“ 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变革”。“重复性”、“常规性”和“精确性”概念 的出现，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一门科学，一门成熟的科学。
承认历史的规律性也就是历史决定论，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 它不仅确认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规律实现并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中，承认经济必然性 也会在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反作用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而且认为历史必然 性要通过偶然性才能实现，“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在唯物史观 看来，历史必然性只是社会发展中占统治地位的趋势，这种趋势只有在一定条件作用下 才能实现，但历史必然性本身又不能自由地选择这些条件，它遇到什么条件只能是一种 “机遇”或“遭遇”，即偶然性，所以，确定的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非确定的偶然性才 能实现。偶然性由此成为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形式并使同一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带有不同特 征的烙印。
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决定论的否定及其问题
从维柯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可以说是历史决定论凯歌行进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思想 家接受并确认了历史决定论。然而，从19世纪晚期开始，许多思想家又开始怀疑、否定 甚至抛弃了历史决定论。如果说历史决定论在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那么 ，否定历史决定论的观念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主导思潮。造成这种认识逆转的原 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对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反叛。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一切都理性化了，理性成 了一种新的迷信，高高地耸立在祭坛上，让人们顶礼膜拜。对于历史学来说，黑格尔的 历史决定论扮演的是一种专断的角色，它的非份的要求和蛮横的做法激起了史学家的强 烈不满和本能反抗。反叛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成为19世纪晚期西方历史学的一个鲜明特 征。
其二，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孔德的实证主义在19世纪晚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被当 时的史学家、哲学家看作是对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解毒剂”。正是在孔德实证主义的 影响下，19世纪晚期的西方历史学走上了实证主义的道路，成为“实证主义历史编纂学 ”。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史学家对确定新的事实非常热衷，而对发现规律少有问津。
其三，对量子力学尤其是“测不准关系”的误解。哥本哈根学派在创立量子力学的初 期，确有一种否定决定论的倾向，认为“测不准关系”和“互补描述”，“超出了决定 论描述的范围”。现代实证主义者正是以“测不准关系”和“互补描述”为依据，认为 “科学不再有决定论的特征”。作为现代科学的标志，量子力学必然影响哲学。正如波 恩所说，量子力学的创立“本身有着巨大的哲学意义”。问题在于，用量子力学否定决 定论，实际上是对量子力学的一种误解或简单化理解，正如波恩所说，量子力学“就其 全部特色看来都是因果规律”，它“并没有取消因果性，而只是取消了对因果性的传统 解释”[6](P106、107)。
其四，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恐惧。在唯物史观看来，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这一科学的历史决定论 犹如给资本主义社会下达了死亡通知书，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颤栗了，他们由此从承认历 史决定论转向否定历史决定论。在西方，“寻求‘宏观历史’的规律性的企图是官方历 史明确反对的”[7](P167-168)。
从历史决定论的确立到反历史决定论观念的盛行，这一转变在西方历史哲学中大体经 历了三个环节：一是兰克的历史客观主义。兰克历史客观主义的宗旨就是“秉笔直书” (Wise eigentlich gewesen)，即只描述历史是这样而不探究历史为何是这样。兰克是 一个转折点。兰克之前的历史理论以探求历史规律为重心，兰克之后的历史理论则以描 述历史现象为己任。二是狄尔泰的历史理解理论。在狄尔泰看来，历史是已经逝去的东 西，而且是一个精神世界，因而无法用客观主义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研究和把 握，历史科学惟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体验”、“理解”；在作为精神世界的历史中， 不存在客观历史及其“规律”，至少是不能认识客观历史及其规律。狄尔泰的历史理解 理论犹如发放在传统史学阵营中的“特洛伊木马”，从内部和根本上摧毁了历史客观主 义，并孕育了新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三是克罗齐的历史主观主义。克罗齐 是通过对历史知识、历史资料的分析来否定历史规律的。在克罗齐看来，历史知识、历 史资料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每一代人总是从自己时代的需要和价值观念出发去 研究过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当代价值观念和知识结 构介入到历史事件中。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既然不存在客观历史，那么，探求 历史规律也就成了无意义的废话。克罗齐的这一观点对西方历史哲学以至整个学术界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否定历史决定论的观念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思潮，几乎成 为一种“流行病”。
从总体上看，现代西方哲学是从四个方面展开历史决定论与反历史决定论的论战，并 否定历史决定论的，这就是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与历史规律的可重复性的关系，历史 认识的相对性、主观性与历史本身的客观性的关系，历史活动的选择性与历史发展的决 定性的关系，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与历史趋势的可预见性的关系。
首先，以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一个基本 特征。按照文德尔班等人的观点，只有反复出现的东西才能形成规律。在自然界中，相 同的事件反复出现，因而存在着规律；在历史中，一切都是“单纯的一次性东西”，历 史事件都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因而不存在规律。文德尔班由此认为，“在自然研究中 ，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 亲切的摹写”。“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8]。文德尔班的观点有其 合理性，历史不同于自然，历史事件的确都是独一无二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 、日本明治维新、中国辛亥革命等等都是非重复性的存在。但由此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 却是不能接受的。要把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三个概念加以区分。历史事件是 “一”，历史现象是“多”，在这“多”的背后存在着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会重复起 作用的历史规律。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历史规律的重复性不等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任何一个历史事件 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历史事件各具特色， 不可重复，规律重复的只是同类历史事件中的共同的、本质的、必然的东西，它不是也 不可能是重复其中的偶然因素。因此，历史规律的重复性正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 事件中体现出来的。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 ……这一个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不正是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规律性吗 ?实际上，任何事件，包括自然事件，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严 格的意义上说，自然事件也是不可重复的，自然规律也是在一个个不可重复的自然事件 中体现出来的。文德尔班等人把历史规律的重复性等同于历史事件的重复性，说明他们 并不理解可重复的历史规律与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次，以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来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第二个 基本特征。按照克罗齐的观点，只有现实生活的需要和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 人们又总是根据当代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去研究、认识和评价历史的，因此，“当代性 ”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在克罗齐看来，在打上了“当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 历史中去寻找普遍的历史规律，“永远不会成功”，而且历史本来就是“无任何规律可 循”的[9]。
克罗齐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特殊性问题。“一切历史都 是当代史”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认识历史总是从现实出发，从后向前追溯的逆 向过程。历史已经过去，对历史过程的思索和分析，总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 ，“历史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客观地认识过去只能靠学者的主观经验 才可能获得”[10](P19)。罗克齐看到了这一问题的重复性，并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有 待解决、值得深思的问题，这就是认识自然与认识历史的区别；历史认识中的真理与价 值的关系；如何检验历史认识中的真理，如何以及能否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等等。
但克罗齐毕竟走得太远了，他把一切都相对化、主观化了，以致否定了客观历史及其 规律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克罗齐至少犯了两个错误：(1)割裂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 。历史虽属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化为“无”，而是以一种浓缩或萎缩的形成存在于 现实社会中；现实社会是历史的延续、缩影或展开，因而提供了认识历史的钥匙。(2) 割裂了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规律就可以在无限的事物中发挥作用 ，重复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规律的确是无限的形式。但规律的这种无限性却不需要 它现实地在无限多的事件中得到证明，在一定的有限事件中证明了规律的存在，也就是 在无限的同类事件中证明了规律的存在及其重复有效性。要求从无限的同类事件去验证 历史规律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要求。它表明，克罗齐割裂了有限和无限的内在联系 ，重归黑格尔早已批判过的“恶无限”观念，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
其三，以历史选择性否定历史规律性的存在，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第三个基本特征 。按照胡克等人的观点，人的历史活动具有选择性，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 不同的社会制度，从而使历史发展具有多元性，因而不存在所谓的历史规律；全部历史 就是人们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表现的并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人的自由，“是他自己 本质的一个独特的和不可还原的表现”[11](P153)。选择是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重要一 环，尤其是当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在一个转折点时，社会发展往往显示出多种可能性；在 这多种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这个民族的自觉选择。但是， 由此把历史选择性同历史规律性对立起来，以前者的存在否定后者的存在却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历史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既定的“可能性空间”中，而一定的“可能性空 间”的形成却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的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 “可能性空间”的状况。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都走过专制主义道路这一事实，说明人们 的历史选择是有既定前提并受历史规律制约的。人的历史活动的选择性以及由此造成的 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并不能改变人类总体历史的进程及其一元性——经济必然性。
最后，以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来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这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第 四个基本特征。按照波普尔的观点，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就是根据所谓的历史规律来预测 人类历史未来进程。但问题在于，历史并不存在规律，历史运动没有所谓的客观规律所 循。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对这一进程的描述只是一个单 称的历史命题而不是普遍的历史规律；从连续的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社会变迁的趋势， 但趋势不是规律，人们可以根据规律作科学预测，但不能根据趋势来作科学预测，换言 之，历史是不可预测的；预测是人的认识活动，而人又是历史的主体，如果历史可预测 的话，那么，这种预测本身就参与并将影响历史进程。在历史中，某一个预测甚至可以 引起它所预测的历史事件的产生，如果没有这个预测，这个历史事件也许根本不会发生 ；反过来，对某个行将到来的历史事件的预测，又可以防止这个事件的发生。因此，客 观的历史规律不存在，科学的历史预测不可能，历史决定论不成立。
波普尔在这里至少犯了一个认识论的错误，即混淆了预报与预见。预报是对某一事物 在确定时空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而预见则是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趋势的判 断，或者说，是一种只涉及发展趋势的规律性的判断。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社 会科学只能预见而不能预报。面对客观事实，波普尔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预言可能 也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即贸易循环必然是造成无约 束的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因素之一”。但他又“自我解嘲”，认为导致马克思历史预言 成功的“并不是他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而一直是制度学分析的方法”[12](P303)。实际 上，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历史主义方法，还是制度学分析方法，预见都是以发现和把 握历史规律为前提的。
这里波普尔的结论是错误的，但他的思考却是深刻的，留下的问题是有价值的：(1)历 史规律与历史趋势的关系。具体地说，趋势的逐渐强化最终会成为一种必然性，从而转 化为规律，而有的趋势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反过来，随着条件的变化，规律的作 用有可能弱化，最后转化为趋势，如此等等。(2)历史预测与历史进程的关系。即历史 预测能否影响、如何影响历史进程、历史规律和历史事件，以及历史进程与历史认识主 体的关系问题。
三、当代中国哲学对历史决定论的研究及其问题
当代中国哲学对历史决定论的研讨以研究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 峡谷”的设想为发端，以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为中心，内容涉及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 关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关系、历史进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社 会发展的跨越性与不可跨越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的基本内容，而它们之所以重新引起当代中国哲学的关注，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因为 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在我看来，当代 中国哲学重新探讨历史决定论的底蕴就在于，如何超越“西化”的现代化模式，寻求适 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正确把握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首先要正确理解社会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以 来，中国哲学界重新认识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的本质问题，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突破。 这种进展和突破集中体现在确认社会本质上是实践的。实际上，确认实践是社会的本质 并非发现“新大陆”，而是“重归”马克思。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中明确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准确而 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本质。
从人类社会的起源来看，社会本质上是实践的。劳动是使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独立出来 的基础，又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特殊本质的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当人们开 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3](P67)
从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来看，社会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并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而 是人们之间各种关系的综合，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构成了社会的 基本关系，而实践则是这些基本的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的基础。具体地说，实践是人类为 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的活动，它不仅生产人们生存和生活所必需的物质产品 ，而且同时也产生着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现实关系， 而且建立了同这种关系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实践还是人们有目的的 自觉活动，它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了人的目的。实践不 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其意识的关系。
从人类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基础来看，社会本质上是实践的。如前所述，社会发展规律 不是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或凌驾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上，而是形成、存在并实现于人 的实践活动之中。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或者用恩格斯的话来 说，是人们社会行动的规律。
可以看出，对社会本质的正确理解必然使对历史规律的研究获得较大的进展、突破和 共识，即历史规律并不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或凌驾于人的活动之上的“绝对计划”， 历史规律就形成、存在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表现为一种最终决定人类行为结局的力 量，历史规律本质上是人的活动规律；反过来，历史规律参与并制约着人的活动，决定 着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而使人的活动具有历史的性质，同时，人在其实践活动中能够认 识、运用和驾驭历史规律。在我看来，历史规律形成并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这是历史 规律与人的活动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统一；人在实践活动中对历史规律的认知，这是历史 规律与人的活动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统一。
当然，在研究和讨论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就历史规律的特殊性以及历史运动 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而言，有的学者认为，历史规律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或 主体性，因为历史规律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辩证统一的规律，由人的活动构成的 历史规律内在地包含着主体的目的、意志和自觉性因素。历史规律客观性的涵义只能是 ：相对于构成历史规律的条件来说，历史规律是在人之外的客观存在，如果这些条件不 发生任何变化，历史规律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规律是主体运动的规律，这是因为，历史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 形成历史规律，主客观关系是历史规律的本质和核心，即全部历史规律都渗透着主客观 关系；历史规律既不是机械的因果规律，也不能归结为统计规律，而是一种自为规律， 正是这种自为性，表明历史规律是主体运动的规律，是主体的自组织规律，或者说，自 为性是历史规律的集中体现。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规律不一定是单值对应的线性因果关系，而往往是多值的非线性 因果关系，因此，历史规律给人的活动所提供的并不是一种惟一的现实可能性，往往是 多种现实可能性；而人们活动的历史环境以及认识上的差异，又使同一种可能性的实现 具有多种形式；同时，历史规律是非直接的、统计性的，只是作为一般趋势、一种平均 数而存在，历史规律即历史必然性以偶然性为其表现形式。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表现为，在历史活动中，人们 把自己的目的这一主观的环节插入到客观的因果规律中，作为客观运动的现实原因发挥 着作用，从而构成了历史运动特有的合目的性，并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
就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的关系而言，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值得注意：
一是认为从实践观点出发，既可以引申出历史决定论，又可以推导出历史选择论，二 者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达到有机统一。按照这种观点，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的社会关系 虽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产物，却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人的能动性受到社会的物质 条件和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但并非它们从属的附带的产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 盾、冲突和解决，归根到底，只能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和意志的矛盾、冲突和解决。整个 人类历史是合规律的过程，也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进行选择、创造的过程。
二是认为历史主体的任何活动都是选择性和非选择性的统一。这是因为：选择性普遍 存在于一切生命活动中，其特点在于自觉性，它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非选择性即主体 活动具有不以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表明主体活动受到种种客观条件、客观规 律的制约。选择性与规律性虽为一对现实矛盾，但主体活动却是二者的统一，这种统一 体现在人类能动活动的自我制约上，其客观依据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发展趋势，其主观 根据则是主体自身的状况。
三是认为历史领域中具有普遍的因果关系，历史活动的每一个结果以及实际发生的历 史事件都有其内在原因，历史中的主要因果关系形成历史必然性序列，并使历史运动过 程呈现出一定的轨迹、趋势和规律性。就人类总体历史而言，发展是一个决定过程，表 现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就具体民族历史而论，发展并不是严格地按照“五种 社会形态”的序列演进的。这里，历史选择性表现出重复作用。历史选择可以使一个民 族跨越一种甚至几种社会形态，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走向较高级的社会形态。但是，历 史选择性并不是对历史决定性的否定，相反，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首先，历史选择 的前提或对象——“可能性空间”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其次，人 们通过历史选择而实现的“跨越”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决定 的，对历史规律以及本民族特点的把握程度，直接制约着该民族历史选择的内容和方向 ；最后，尽管不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严格按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但它的发 展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的顺序是一致的，其历史运行的线路不可能是同人类总体历史相 反的逆向运动。
可见，当代中国哲学对历史决定论的研究是深刻的，视角是广阔的，从而为我们展示 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当然，思维总是具有“破缺性”，问题总是处于不断解决又不 断形成之中。当代中国哲学对历史决定论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有 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如前所述，确认历史规律实现并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共识。可 问题在于，人的活动都是有意识的，而历史规律都是客观的，不存在主观的历史规律， 那么，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如何产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或者说，人的有 意识的活动产生客观的历史规律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对此，有的学者用恩格斯的“合力 论”来解释。可是，恩格斯的“合力论”只是一个形象比喻，只是一种现象描述，并没 有揭示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产生客观的历史规律的内在机制。思考应进一步深入，并在前 人活动与后人活动的关系、历史规律与社会要素的关系方面下功夫。其一，个人活动的 冲突之所以构成社会发展的“合力”，使历史运动呈现出规律性，是因为他人活动制约 某人活动，他人活动就是制约某人活动的客观条件；前人活动制约后人活动，前人活动 就是制约后人活动的客观条件；他人活动在某人活动之外，前人活动在后人活动之外， 因而它们都具有非选择性，即不以某人、后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人活动对某人活动 的制约就是生产关系对个人活动的制约，前人活动对后人活动的制约就是作为人们“以 往活动产物”的生产力对后人活动及其关系的制约。其二，历史规律的形成和实现离不 开人的活动，并不等于说人的活动就是历史规律。历史规律是社会要素之间的本质的、 必然的联系，并以社会要素为载体，如价值规律产生于人的经济活动之中，但其载体却 不是人而是“物”即商品，只要有商品生产就存在价值规律，这不以任何人或集团的意 志为转移。换言之，我们应把活动本身和活动的规律适当区别开来，不能把构成活动的 要素直接等同于构成规律的要素。
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及其关系，这是当代中国哲学极为关注同时又未真正 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1 18-119)，并认为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 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14](P202)。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在历史运动中，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是如何统一的。如前所述，有的学者认为，在历史运动中，人的目的是作为主 观环节插入到客观的因果链条中，从而作为历史运动的现实原因发挥作用的，这就构成 了历史运动特有的合目的性，同时又形成了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历史规律的特殊性就 在于，它是体现了人的自觉能动性的特点，同时又包括物质运动在内的人的实践活动规 律。但是，这里又存在着一个“悖论”，既然人的目的插入到客观的因果链条并作为历 史运动的现实原因发挥作用，那么，历史规律就应包含人的目的这一要素；如果历史规 律包含人的目的这一要素，目的又作为规律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方式，那么，历史规律的 客观性如何理解?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由此还产生一个问题，这就是历史运动的合目的性是合谁的目的，是合个体的目的， 还是合社会的目的?对此，有的学者认为，个体的目的无法驾驭社会发展，但社会可以 在全人类意志的合力制约下合目的地发展。可是，个体的意志如何转化为全人类的意志 ，个体的目的性如何转化为社会的目的性，这需要说明。更重要的是，个人活动所具有 目的性并不直接等同于无人格的社会的目的性。作为观念的目的并不等于社会实现这一 目的的实际运动过程及其结果。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确认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历史规律形成于人的活动之中，又引发出 一个重大问题，即如何理解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在历史观中，自由是对必然 的认识这一命题绝不意味着在人们从事某种历史活动之前有一个现成的历史规律可供认 识，相反，不存在任何一种预成的、抽象不变的历史规律，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规律都 形成于一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当这种特定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结束时，这种 具体的历史规律也就不复存在；以往的历史传统和既定的历史条件为新一代的历史活动 提供了前提，并决定了新一代历史活动的大概方向，但这些历史条件又在新一代的历史 活动中不断被改变，正是在这种改变以往条件的活动过程中，决定着新一代命运的新的 历史规律才得以形成；只有当某种历史活动和社会关系达到充分发展、充分展示时，某 种历史规律才能真正全面地形成，只是在此时，人们才能真正理解、把握这种历史规律 。所以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 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 的”[14](P92)，并认为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历史的一般规律，绝不提 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这些抽象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 何价值。
由此可见，历史领域中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人的生存实践问题，而 不仅仅是认识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并具有重大意义的哲学课题。对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决定论来说，这一问题连同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如何产生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 历史规律，以及历史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如何统一的问题，是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 前沿性的问题。科学地解答这些问题，必将为当代中国哲学对历史决定论的研究开辟新 的天地。
收稿日期：200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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