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1912-1928)新疆侨务工作研究
曾少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00)
摘 要 ：学术界有关民国时期的侨务工作研究，主要探讨国家层面的侨务工作，而对地区性的侨务工作较少涉及。自古以来，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与周边多个国家接壤，汉族和少数民族向海外移民较为频繁。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护侨和救侨工作，维护了新疆籍华侨的权益。其举措包括设立涉侨组织机构、交涉华侨损失赔偿事宜、妥善安置归侨和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禁止人员出境。尽管受俄国国内局势与中俄关系、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对外所采取的中立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致使侨务工作成效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但是，这一时期的新疆侨务工作还是取得一定的成绩，应值得肯定。
关键词 ：民国时期;新疆;侨务工作
学术界有关民国时期的侨务工作研究，主要探讨国家层面的侨务工作，而对地区性的侨务工作较少涉及。又因为早期我国的海外移民主要是汉族移民，来自福建、广东和浙江，大多移居东南亚、北美和欧洲地区。因此，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也主要是汉人的海外移民和上述地区的华侨华人，而对新疆海外移民和中亚地区华侨华人的研究则比较少。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与周边多个国家接壤，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海外移民频繁。本文主要探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的侨务工作，阐释其侨务工作的举措和得失。
风险评估是事业单位及时识别、系统分析各项业务活动中与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相关的风险，并合理确定风险应对策略。单位要根据预期实现的目标，评估影响目标实现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根据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和规避风险所发生的支出或相关成本，确定相应的风险承受度。
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云南蒙自县人，清光绪十五年进士，曾在甘肃任职。1912-1928年，他先后担任新疆都督、省长兼督军、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等职，统治新疆长达17 年。杨增新不仅是辛亥革命后新疆的首位军阀，而且是民国时期主政新疆时间最长的地方行政长官。对于杨增新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① 王劲，段金生：《1980 年以来杨增新研究综述》，《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何永明：《杨增新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 主要关注杨增新的内政、对外关系、司法、民族、宗教、教育文化和综合研究。但是，对于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的侨务工作，则鲜有涉及。而关于新疆籍的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② 王庆丰：《维吾尔族华侨移居西亚地区史探》，《华侨研究》1986年第3期；王庆丰：《麦加朝觐与维吾尔族华侨的形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谭天星：《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境外迁移初探——以新疆、云南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陈香苓、魏长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亚华侨研究》，《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朱慧玲：《新疆籍华侨华人在西亚》，《八桂侨史》1999年第4期；纪大椿：《中亚的中国移民》，《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李安山：《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特点、辨识标准及人数统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艾买提，冯瑞：《中国新疆维吾尔族群的跨国过程及其分布和动因》，《新疆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马明达：《西北穆斯林国外侨民的形成及其特点》，《暨南学报》2012年第11期；李德华：《新疆籍华人华侨的特点》，《新疆社科论》2013年第2期。 则重点研究新疆籍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主要为移民人数、移民成因、移民类型、移民特点和在移居地的适应情况等层面。其中，陈香苓、魏长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亚华侨研究》对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的侨务工作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本文通过介绍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的新疆籍华侨华人概况，重点阐述了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护侨和救侨举措，指出这些侨务工作举措对维护华侨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指出，受俄国国内局势，中俄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和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对外所采取的中立政策的影响，其侨务工作的成效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新疆侨务工作还是应值得肯定的。
一、杨增新主政时期的新疆籍华侨华人
据统计，2010年新疆籍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有100多万人，他们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其中维吾尔族华侨华人约有70-80多万，哈萨克族华侨华人华侨约13.5万，回族约12万。[注] 李德华：《移居国外的新疆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从历史上看，中亚地区因地缘优势，一直为新疆籍华侨华人移居的主要地区。清朝末年，中国蒙、哈、回、缠人民，每年赴沙俄各地贸易佣工者，人数较多。据统计，1897年，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塔兰奇人和东干人合计71019人，其中塔兰奇人55815人。[注] 李琪：《中亚维吾尔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1910年，中亚地区的华侨分布区域扩展，其中俄属萨玛尔有2000多人，阿拉木图有9000多人，安集延和塔什干合计有12000多人，浩罕和倭什合计22000多人，此外，斜米、墨斯科、哈喇湖、托湖玛克等地方均有数千人或数百人。[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二，《呈请在俄属设立中国领事文》，第2202页。 此外，“新疆沿边一带, 每年赴俄作工之人，约计在一万五千以上。春去秋归者有之，数年始归者有之，有获利言旋者，亦有徒手空归者。”[注] 荣雨沛等：《新疆外交报告表》(又称《会议修改俄约调查表》)，油印本，第49页。 综合分析，1910年前，俄属中亚地区的华侨华人至少有6万以上，且尚未包含赴麦加朝圣者和其他地区的华侨；其主体应为新疆籍华侨华人。
辛亥革命后，前往俄属地区经商、佣工的新疆籍华侨不断增多。20世纪初，沙俄因人力缺乏在新疆招工，每年赴俄做工和经商的人数较多。比如，在1908-1916年的9年内，新疆乌什县依布拉音卡赴沙俄做工、经商的人数计为22189人(其中1908年缺春季人数、1914和1915年缺冬季人数)，[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侨务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侨务志》(第26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每年平均人数应不低于2500人。而1911年至1913年“每年有2～ 2.5万喀什噶尔人前往费尔干纳做季节工”；至1914年，则有4万人，一般年龄在18-50岁之间。[注] 李琪：《中亚维吾尔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这一时期，新疆籍华侨华人尤其是维吾尔族华侨华人的人数处于增长趋势。1917年，据俄罗斯对农村地区人口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有60988名塔兰奇人(指由伊犁移居俄国的维吾尔族)和39528名喀什噶尔人(指由南疆地区移居俄国的维吾尔族)。[注] 李琪：《中亚维吾尔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同年，谢彬曾言：“新省人民居留亚俄各地，经营商业，从事工作，人数之多，达十余万。”其中，萨玛尔约1万人，阿拉木图约1.2万人，塔什干约1.6-1.7万人，浩罕及窝什共约3万多人，哈喇湖1.2万多人，其他如塞米省城、阿依库斯、亚莫斯可、托乎马克、阿里玛图，各数千人或数百人不等。”[注] 谢彬：《新疆游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页。 此外，每年赴麦加朝圣的人数不少，“凡请领护照赴土耳其(作者注：应为麦加)朝汗者每岁不下数万人”[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八，文海出版社，《电呈回缠请领护照赴土朝汗应否停发文》，第3695页。 。另据新疆外交署民国七年( 1918 年) 九月三十日文：每年领照人民，全疆不下二三万人。此外，每年从新疆赴俄种烟者人数众多，比如1917年，伊犁镇守使杨飞霞曾说本年从伊犁赴俄种烟的人数达到20000多人。[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三，《指令塔城道尹暨营县阻拦华民赴俄种烟文》，第2336页。 据上述，在1917年，新疆籍的华侨华人在俄属中亚等地的人数估计应当在13-16万之间，其主体为维吾尔族人，且绝大多数分布在今中亚地区；这一时期，新疆籍华侨华人所增加的人数主要应为自由赴俄觅工的季节劳工。
到1926年，全苏联的维吾尔族人有10.88万。[注] 李琪：《中亚维吾尔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其人数与1917年相比，增长幅度不大。其主要原因有三个：1、为保华商、华工利益，国民政府封闭疆界，禁止新疆边民赴俄中亚做佣工：[注] 李琪：《中亚维吾尔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2、1917-1922年，俄国国内局势不稳定，部分新疆籍华侨华人因生命和财产受到危险而选择归国，如1919年5月，喀什赴俄人员已从俄国招回华侨500余人；[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三，《电呈俄卡扣留华侨俄贴请与俄使交涉文》，第2395页。 3、由于苏联政府实行不允许私人经商与雇工的政策，杨增新惧怕华侨赤化并煽惑新疆，停止签发赴中亚护照，故1925年后中亚华商华工人数逐年减少。[注] 陈香苓，魏长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亚华侨研究》，《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胃肠道间质瘤形态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边缘清晰，为分叶状，非常容易发生出血、坏死和囊变，CT诊断密度不均匀，MRI诊断为软组织，能够清楚看到囊变和坏死。本次研究，40例患者中，22例发生分叶，坏死和囊变比较常见，直接超过5cm都属于坏死和囊变。对27例患者使用CT和MRI增强扫描，肿块没有明显强化。有研究指出，根据肿瘤血管可以判断肿瘤恶性程度，本次结果，14例发现肿瘤血管，7例属于高度危险性，4例属于中度危险性，3例属于低度危险性。本组患者没有全部进行增强扫描，34例患者获得准确定位，准确率为85%。
二、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的侨务工作举措
1912年，杨增新开始主政新疆。在其主政新疆的十七年内，其对新疆籍华侨华人尤其是俄属地区的华侨状况非常关注，他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护侨与救侨工作，对维护新疆籍华侨的权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设立涉侨组织机构
由图3和图4比较可知，通过SHNN-CAD回波检测方法目标回波个数由30减少为17，部分的慢动杂波被成功滤除，有效缩小了SST出现范围，提高了对SST的探测能力。
1912-1928年，在杨增新主政新疆的这段时期，其对在俄属(后为苏联)中亚地区设立领事馆一事费尽心力。1913年2月新疆交涉公署建议，在中亚塔什干等城设立领事馆，维护华侨的权益。[注] 陈香苓，魏长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亚华侨研究》，《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1914年，杨增新将喀什道尹常永庆提出的在俄设领意见向外交部反馈，并提出由新疆派员和承担经费。他说：“前据喀什道尹常永庆呈称，俄属安集延等处中国人民甚多，请部向俄使交涉设立领事以资保护。叠经增新咨明，筹计经费暨遴员充当领事各情在案。”但“俄政府以该各处向无他国领事，不允照办”，最终无果。[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二，《呈请在俄属设立中国领事文》，第2201页。 1916年，由于沙俄在中亚哈喇湖地区强行征兵，哈萨克等民族起义反抗，引起俄军血腥镇压。在哈喇湖地区的华侨无端横遭祸害，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严重。“此次哈喇湖俄哈动乱，该处华侨俄官并不照约保护，反将中民枪毙至四千余人之多。此外俄属各处枪毙中民辄至数百人，尸曾见叠，出不知因有事故，实骇听闻。”[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二，《呈请在俄属设立中国领事文》，第2203页。。 新疆当局对此颇为震惊，鉴于动乱造成的严重后果，加之旅俄华侨纷纷回国泣诉他们在俄的惨状，请求政府帮助，杨增新电呈中国外交部，阐明设立领事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提出应把握良机，与俄政府进行严重交涉，解决在俄属安延集等地设立领事馆之事，以改变在俄华侨任人宰割的现状。“该国官民以我国无领事保护，遂视为俎上之肉，任意宰割，不平已极。总之，中国对于在俄属侨民非设立领事不足以实施保护，非于安集延设立总领事尤不足以策应各处。”[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二，《咨外交部请从权先派商务委员驻扎安集延文》，第2208页。 并指出“实行在安集延等处设立领事，则新疆侨民幸甚，中国幸甚。”[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二，《呈请在俄属设立中国领事文》，第2205页。 由于设领之事迟迟未获回复，他建议先采取灵活措施，即选派商务委员赴俄属安集延，以安侨心，伸张国权。“领事缓设，先由中国遴派商务委员驻扎安集延地方，暂行照料华商以安侨民之心”[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二，《咨外交部请从权先派商务委员驻扎安集延文》，第2208页。 。后经杨增新多次争取，中国外交部批准了选派商务委员驻扎安集延，以维护在俄华侨权益。可以说，领事虽未得以成功设立，但商务委员的派遣也不失为侨务工作上的突破。
1918年，俄国发生内乱，在俄华侨生命和财产损失惨重，在俄华商纷纷要求中国政府派员前往保护。“此次俄国发生内乱，旅俄华侨损失生命财产以亿万计”“旅俄各处华商纷纷禀请派员前往保护”。杨增新曾指出，若错过此良机，日后交涉设馆之事则更不易。因为一旦欧战结束，俄国国内秩序逐渐稳定，在俄华商的工作、生活也会趋向稳定，那时提议设立领事馆就毫无必要。[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二，《咨外部据省议会咨请添设俄属费尔干等处领事文》，第2220-2225页。 尽管杨增新曾多番努力，但在俄设领一事依旧没有进展。同年，中国国务院侨工局在新疆设置了新疆侨工事务经理员，由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张绍伯兼任此职。此后，鉴于新疆华侨较多，需处理的侨务不断增多的事实，1922年，新疆侨工事务经理员改为新疆特派侨务委员。1926年，新疆特派侨务委员由外交部特派新疆交涉员樊耀南兼任。
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每年赴麦加朝圣者颇多。“凡请领护照赴土耳其(作者注：应为麦加)朝汗者每岁不下数万人。盖天方教主名曰谟罕默德，回缠不惜倾家破产往拜其墓，谓之朝汗，牢不可破”。[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八，《电呈回缠请领护照赴土朝汗应否停发文》，第3695页。 但随着欧战的开始，不少赴麦加朝圣者受战争影响而流落他国，有的因无钱滞留他国，有的则请求资助回国。比如，1917年，“麦加地方有回民百余人，因受战争影响以至流落，请资遣回国”。鉴于此情，同时基于对赴麦加朝圣者的人身安全考虑，杨增新呈请外交部并经外交部批准后，密令外交人员和各道尹，对打算赴麦加朝圣者，先一律停发护照，不准出境，“免逾危险。侯欧战解决后，再行照旧给发护照，已随民愿”[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八，《密令外交员、各道尹查照部电停发回缠朝汉护照文》，第3704-3705页。 。
综上所述，李白模仿鲍照的同题新作，多有创新，情感指向个性化，用典密度变小，叙事线条变得疏朗，主题寓义宽泛，成功地超越了鲍照诗歌，如刘熙载说:“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之儁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 (《艺概·诗》)”成为后代诗人学习的典范。
1919年3月，杨增新指令喀什派员携款前往俄国倭什救济处境艰难的华侨，帮助他们回国。他说：“俄国倭什地方破坏，该处华民无衣食者约一千五六百人。准派妥员，携款前往救济，带领回国。”并批准从省财政中支出最高额度为5000两的救济费用。[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三，《电覆喀什朱道尹派员携款往俄救济华侨文》，第2394页。 同年5月，喀什赴俄人员已从俄国招回华侨500余人。[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三，《电呈俄卡扣留华侨俄贴请与俄使交涉文》，第2395页。
2、设华侨乡约和华商总会
2、限制赴俄经商贸易
3）工艺出水中TN去除率较低、NO3--N含量较高。其主要原因是渗沥液处理后期尾水中的BOD5浓度较低而TN浓度较高，使得BOD5/TN＜3～5，后续的反硝化过程缺乏碳源，同时受到营养元素磷源锐减的限制。
1、在俄属中亚的华侨聚居区设置领事馆
随后，鉴于俄属中亚地区局势不稳，动荡不安，新疆籍华侨在杨增新的默许下成立华侨商会，自选商总。杨增新指令喀什道尹称:“至成立商会，以为搪塞外人地步，商会总副经理，即公推玉满巴依承充一层，既经该尹道认为可行，自可照办”[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二，《电朱道尹土耳其斯坦暂难遣派通商及交涉员文》，第2235页。 。华侨推选诚实热心和明白干练的人出任商总，如塔什干的华侨商总为依不拉引，安延集的华侨商总为阿布都拉，倭计华侨商总为马木头，喀喇湖华侨商总为阿希木，纳林华侨商总为米尔牙合甫，乌居尔华侨商总为张济胧。各地的商总对于华侨事务尽心尽责，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华侨权益。
清末民初，在俄华侨，因无政府保护，“寄人篱下，听人驱策；偶因口角之争，帐债之故，幽执囹圄，动经数年；罚作苦工，亦须累月；甚至被劫街市，呼号无救，杀害郊野，含冤莫申。种种凌虐，更仆难数，侨众疾首痛心。”[注] 谢彬：《新疆游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页。 他们虽积极求助于中国政府，但由于中国政府，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新疆省政府，受中俄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和新疆对外的中立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所能给予他们的帮助往往非常有限。基于官方支持受限的实情，他们不得不自我努力。在新疆省政府的默许下，华侨曾先后在俄属地区设立华侨乡约和华商总会，积极维护他们自身的权益。他们“自设乡约以来，虽未能办大事，然俄人诬良为盗，俄官妄拏拘禁之害稍息。”而当1916年哈喇湖动乱发生后，“安集延、倭什华约均被俄官驱逐，华商惶恐异常”[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二，《咨外交部请从权先派商务委员驻扎安集延文》，第2207页。 。他们不断派员回国，请求政府保护和支持，但效果不佳。
对于商总的工作，杨增新极力予以肯定。他在电呈外交部文中称：“稽查俄属塔什干一带地方侨居中缠商民为数甚众。往年因未设领事保护无人，颇受俄人虐待。前于各繁盛城镇选派商总一员，遇有事故，一面向中国官署报告，一面向俄官交涉。于是各华侨稍有统系，不至呼吁无门，乃自俄国内乱以来各华侨生命财产叠受损失，全赖各华商总奔走呼号，设法施救。迨至八年五月，俄属土耳其斯坦一带，均属新党势力范围，驻北京俄公使直以权力不能达到为辞，推置不理，而各华侨水深火烈岌岌可危，尤以塔什干、安延集等处适当争战，戒严之行情势更行危迫。增新饬令喀什道尹朱瑞墀督饬各商总等，遇有事故发生径向俄公民会交涉或有特别重要之件，则选派委员前往以道尹名义向俄公民会交涉。如此办理以来，旅俄华侨之疾苦方得减少。以前所受损失均允赔偿并担任将来完全保护于旅俄各华侨，俾益良多。”对于各地表现优秀的商总和其他人员，他极力呈请北洋政府予以嘉奖鼓励，“除派赴塔什干交涉委员缠商依不拉引阿洪一员，业经另案呈请给奖外，所有塔什干华商总伊布拉引，安集延华商总阿布都拉，倭什华商总马木头，纳林华商总米儿牙合甫，土耳其斯坦调查员兼喀什道署翻译赖豪等五员，合无仰恳恩准奖给九等嘉禾章以示鼓励。”[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七，《呈请奖给旅俄华总等勋章文》，第3632-3634页。
据上述，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所取得的工作成效，但同时不得不指出的是，他们的工作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奈无政府保护，仍难执理面争。”[注] 谢彬：《新疆游记》，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页。
(二)调查华侨损失，交涉赔偿事宜
民国初期，俄属中亚地区战乱，局势不稳，中亚地区的华侨生命和财产惨遭危害。鉴于实情，新疆省政府每次都派调查员或侦探员赴中亚调查情况，详细调查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并予以造册，以备交涉。1916年，中亚的哈喇湖发生动乱后，华侨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惨重。杨增新指令新疆各属派员前往调查实情，确定损失数额，以备交涉之用。“此次华侨损失财产生命甚巨，已密饬各属详细调查造册，来署汇案办理，以为将来交涉根据。”[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已集上，《指令阿克苏道尹朱瑞墀禀拟令布民砍伐枯柴以供军用文》，第1905页。 1917年3月，疏附县知事马绍武等，就所属华侨在喀喇湖等处遇害及财产损失编报调查清册。1919年11月，塔城派哨官师作范赴俄属木罕奇调查，调查资料较为详实，[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一，《指令塔城协马明福禀报师作范赴俄属木罕奇调查情形文》，第3080页。 而喀什朱道尹则派依不拉引赴塔什干调查华侨损失和被虐待情况，并与塔什干总公民会交涉赔偿和保护事宜，对方开会通过了五条决议，决议内容较为公允，成效较佳。此外，在依不拉引赴俄期间，杨增新要依不拉引转告旅俄华侨要悬挂国旗，华商要佩戴五色袖章，以期自我保护，但同时告诫在俄华侨要防止非华侨者冒用国旗和袖章，以免它们失去信用，产生不必要的弊端。[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七，《指令朱道尹呈报委员与俄公民总会接洽情形文》，第3602-3606页。 同年12月，喀什朱道尹派米儿牙合甫赴安延集调查王子丰华侨被害情况、安延集华商财产损失和交涉华货金银被扣事宜，后遇俄员伊里牙，“获益匪浅”[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七，《电朱道尹派员赴安延集调查华商损失文》，第3623-3624页。 。而喀什、伊犁、塔城各通商道尹试图照会俄领，诘责索赔俄属土耳其斯坦地方的华侨被害和财产损失事宜，但因“该土耳其斯坦地方各城镇概归新党势力范围，已非公使领事所能办到”[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七，《呈缠商依不拉引赴俄交涉出力拟请奖励文》，第3607页。 ，交涉无果。翌年5月，张道尹派遣两名哈萨克族扮为商人赴斋桑侦探情况。[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三，《电覆张道尹呈报派人赴斋桑侦探文》，第3233页。
经过多番努力，对于俄属中亚地区的华侨生命财产的损失，俄国官员尤尔达舍夫等回答称提交苏维埃会议设法筹办。1920 年4月，塔什干苏维埃函复新疆，已派专人清查华侨赔偿一事，如数赔偿，但赔偿具体日期未定。华侨损失赔偿问题，虽经中苏双方长期交涉，但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中苏关系的历史悬案”[注] 陈香苓，魏长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亚华侨研究》，《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
(三)开展救侨活动，妥善安置归侨
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他曾积极开展救侨活动，妥善安置归侨。
1、携款出境营救落难华侨
体制机制上，编织网络，分工负责，分工不分家。形成“三层同心圆”：核心层为编委会及编辑办成员，紧密层为专家及部门牵头人，松散层为部门（单位）一般供稿人。编纂工作中，按照编委会的部署，主编带领编辑办公室负责日常修志运行，编辑集中办公，分工不分家，虚心向专家请教，与每篇牵头部门联络人常联系，对供稿单位多指导。
据上述，领事馆得以成功设立，与杨增新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领事馆的设立，对往后维护在苏联的华侨华人尤其是新疆籍的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妥善安置部分归侨
哈拉湖事件后，不少新疆籍华侨华人回国。对俄籍华人，基于国际公法考虑，积极劝导他们尽快回俄，以免发生事端；对于归侨，一方面“令其各回本籍，不准沿途逗留”，另一方面则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妥善安置。比如，当缠商从俄国归来到达乌什县时，杨增新指令乌什县知事予以妥善安排。他说：“此次回国缠商因途中风雪大作，到乌者皆手足冻裂，残喘仅存，情有可怜。该知事应代筹生路，勿致饿毙沟壑。”对已在乌什的贫穷华侨，“既令各户权宜雇用以便谋生”[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已集下，《指令乌什县据报俄属哈拉湖乱后情形文》，第2019页。 。
对于已逃到新疆的俄营华兵，则本着“只可善为因应，善为笼络，使之就我范围”的理念，要求各地方设法妥善安排；对于从俄国逃回的华侨军官，为防止他们成为土匪，给予录用。待他们存有足够的积蓄，令其回籍。[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六，《电杨镇守使处置真正俄兵及俄营华兵办法文》，第3513页。
(四)禁止人员出境，保护人身安全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新疆省政俯对出入境管理相对宽松。新疆人可以自由出境经商、佣工和赴麦加朝圣。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基于对新疆人民出境后的潜在人身和财产危险的考虑，杨增新采取了限制性措施。
1、禁发赴麦加朝圣者的护照
1920年，新疆地方当局与苏俄政府签订了平等条约《伊犁临时通商协定》，该条约废除了在新疆实施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领事裁判权，为在苏俄设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21年，新疆省政府提出在阿拉木图、斋桑、斜米、安延集、塔什干五处设立领事馆，苏方虽表示同意，但又以条件尚不成熟予以拒绝。1924年4月，双方签订了《新俄临时通商条件》，明确规定双方互派外交员。同年5月，中苏双方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之后，苏联驻新疆代表提出接管沙俄在新领事馆和恢复设领的要求，但同时却拒绝新疆当局所提出的在苏联设领的要求。在杨增新的坚持和不懈努力下，同年十月，新苏达成了互派领事的协议。根据协议，在苏联中亚地区的安集延、塔什干、阿拉不图、斜米和斋桑五处设立领事馆，由新疆负责派员和承担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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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喇湖动乱后，1917年6月，杨增新指令乌什营长黄达鹏阻止华商赴哈拉湖贸易。他说：“华人贪图重利，冒险仍赴哈拉湖贸易，其愚可怜。仰该营长传谕驻卡弁兵，遇有出卡客商，应劝导速回国俟。俄地秩序恢复后，再照旧前往为要。”[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已集下，《指令乌什营长黄达鹏阻止华商赴哈拉湖贸易并办理俄国逃民文》，第2019页。 而当俄国内战发生后，鉴于在俄华商的财产与生命所受的损失严重的实情，出于保护华商的财产和生命起见，新疆省政府“亦早经停发华商出境护照”[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四，《电院部俄旧党要求赞助三项分别准驳文》，第3362页。 。
3、限制赴俄打工，尤其禁止无特殊技艺者赴俄打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增新指令喀什道尹朱瑞墀对出国打工人数予以严加限制；对无特别技艺之人，则下令禁发护照。“据卸喀什道尹杨增炳函称，据中国乡约报告，倭什、安集延两处中国工人甚多，所得工资不敷糊口，流落异域，转填沟壑，实为可怜。”“查中国穷民，每岁赴俄属佣工者，为数不少。本应按名发给护照，俾资糊口。惟现在欧战未停，俄属地方食物昂贵，所得工资不足以敷口食，势必至转徙流落，终无返国之日。”面对这种情况，他指令喀什道尹朱瑞墀“对于出国佣工票照，严加限制，俾免流离。”且“对于出国人民如无特别技艺可以谋生而专为佣工请照者，应即酌量办理，不宜多发护照，以免无知穷民误投陷阱。”[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三，《训令喀什道尹朱瑞墀对于出国佣工人民禁发护照文》，第2385-2386页。
(五)严禁赴俄种烟，以免再蹈危险
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基于鸦片的“祸害之烈”，其采取各种措施禁止新疆人民赴俄种烟。清末民初，沙俄政府为谋取暴利，大力发展种烟业，极力生产鸦片。他们通过布告等措施，以重利相诱，极力招致中国人前往种烟，而“华人之应招前往者，岁以万数千计”[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三，《电内务部与俄使交涉令无照中民入境文》，第2352页。 。与新疆接壤的萨玛尔、哈喇湖及沿边一带，为烟叶的重要种植区。每年从新疆赴俄种烟人数不少。塔城道尹汪步端曾说：“无票华民前因赴俄斋桑地方，租地种烟。经俄官查出拟驱逐出境。以人数过多，恐生事端，要求中国派员会同俄官往查”[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三，《电院部塔城道尹派员赴俄会查种烟华民磋商办法文》，第2345页。 。当烟苗即将收浆时，他们却受到俄政府的无理对待。“查俄国引诱无知华民前往种烟，既收地租又收水价。及至烟桨割收后，又复强硬夺去，不给价银，反行虐待欺凌，夺去财物，殊属残忍。”[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三，《咨院部俄国虐待种烟华民请向俄使交涉文》，第2343页。 由于种烟者受到虐待，差点激起事变。经过交涉，保全了华侨之生命财产，并由俄方收购烟桨，风潮才得以平息。
正是意识到鸦片的“祸害之烈”，且在俄华侨所受的“虐待欺凌”，兼之“现在俄国内乱未息，华民被抢巨案发生甚多，交涉日益繁难。若不设法维持，后患何堪设想”，杨增新下令各地严防游民赴俄，“凡系无票赴俄之人，一概不准出卡，以免再蹈危险”。“由省城迪化以至塔城，应行经过昌吉、呼图壁、绥来、乌苏、额敏、塔城六县，节节设卡驻兵。凡遇取道塔城赴俄之单人孤客，一律阻止，不准过卡。”[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三，《指令塔城道尹暨营县阻拦华民赴俄种烟文》、《电院部据喀什道呈贡七河种烟告示清向俄使交涉文》，第2336、2349页。 不仅如此，还要求塔城派员到俄，将在俄种植烟民分批解送回国。[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三，《电呈塔城道尹会同俄领派官前赴俄境驱逐种烟中民文》，第2358-2359页。 可以说，杨增新的种种禁烟举措，收效明显，不仅“数年烟苗绝迹之新疆”，毒卉也曾十余年绝迹于天山南北，[注]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重印本，1986年印刷，第609页。 而且有效禁止了无护照人员赴俄种烟，间接起到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作用。
三、结论
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护侨和救侨的工作，为维护俄属地区华侨，尤其是新疆籍华侨的权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俄国国内局势不稳，俄属华侨的生命与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新疆省政府一方面迅速将在俄华侨尤其是新疆籍华侨的处境和请求向北洋政府汇报，另一方面积极跟俄方交涉，索赔华侨损失和要求保护华侨，取得一定效果。比如旅俄浩汗和安延集等处华商，受俄虐待，与俄领交涉无效，后杨增新直接致电该处公民会委员，要求保护华商利益，对方回复“力任保护之责”，最终“华商未大受损”。[注]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一册)，台北：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399页。 此外，杨增新与俄方进行多番交涉，协商在俄属中亚华侨聚居区设立领事馆，以期更好维护华侨权益。在设领之事尚未解决之前，他审时度势，采取灵活措施来维护华侨权益，如向北洋政府请求在俄属地区派遣商务代表，默许华商总会的成立，这些都为维护华侨权益发挥过一定作用。而设领的成功，他功不可没。正是在他的坚持不懈与多番努力下，1924年10月，俄新双方最终达成互设领事协议，在俄属中亚塔什干等五处设领，这对往后维护华侨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这是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的侨务工作的一个亮点。
产后出血是孕妇分娩过程中较为严重的并发症以及产妇死亡的常见原因之一,其主要影响因素为产科因素,例如产程延长、体力消耗过多以及妊娠合并症等,自身原因,例如产妇精神过度紧张、恐惧等以及子宫元素[3]。
·北方异族入侵，时任盟主谢星连发五枚白羽，召集群雄抵御外虏。经此一役后，江湖盟中人半数牺牲，此事亦是江湖盟前期与后期的分界点。
鉴于俄国国内局势不稳，基于对新疆人出境的人身财产安全的考虑，其采取了相关措施限制甚至禁止新疆人出境。后期事态发展的进程表明，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具有先见之明。如1917年6月，杨增新指令喀什道尹朱瑞墀禁发无特别技艺人员赴俄打工，“据后来的局势的发展, 杨增新这一举措具有先见之明。”[注] 陈香苓，魏长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亚华侨研究》，《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更为重要的是，杨增新在救侨和护侨的实践中，始终遵守国际公法，救侨和护侨行为可说既合情又合法。对于难侨，他不是漠不关心，而是采取措施积极救济，并给予妥善安置；同时，他严守中立政策，不同意新疆派兵前往苏俄解救难侨，强调以交涉为主。[注]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四，《电呈谢绝俄国代表要请兵援助文》，第3299-3300页；李念萱：《中俄关系史料——新疆边防》(民国六年至八年)，台北：精华印书馆，1961年，第46-47页； 这种做法，一方面大大限制了其护侨和救侨活动的宽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符合国际公法，有效维护了身处列强环伺情境下的新疆领土的完整和国家主权。
当然，受中俄之间不对等关系、俄国国内政局动荡、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对外所采取的中立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新疆侨务工作成效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所采取的救侨和护侨举措还存在着顾及范围有限、救济力度不大等诸多不足，遗留了至今尚未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华侨损失赔偿事宜。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新疆侨务工作还是取得一定的成效，应值得肯定。
2)第②种情况 将工序v移至u之前，如图12所示，Q变为Q2={v,u,l1,l2,,lk}，求解评价值λu,v(0,w)和λu,v(w,#)的过程如下：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Xinjia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28)
ZENG Shao-co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Current studies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ose at the country level, and hardly at the regional level. Xinjiang of China, bordering several countries, has been a multi-ethnically inhabited region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Han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Xinjiang have been keeping frequent emigration to other countries. During his governance of Xinjiang, Yang Zengxin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Xinjiang-related Chinese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defended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including setting up organizations for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negotiating over the compensation for some overseas Chinese, properly settling th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and banning Chinese emigration in specific periods. Due to the domestic situation of Russia, the Sino-Russian relations, and China’s neutral foreign policy in the period of Yang Zengxin’s governance of Xinjiang, the effects of dealing with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Xinjiang were not very satisfactory, but there were still some achievements that deserve credit.
Key words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Xinjiang;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中图分类号 】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2019)02-0154-07
【作者简介 】曾少聪，《民族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新疆历史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东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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