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特征研究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语义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365（1999）05—0024—08
一、语义特征分析法的确立及其背景
一般认为，语义特征分析法是在70年代末由朱德熙先生《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确立的。其背景是国外语义学理论中的义素分析法的盛行。
应当说明的是，我国的语法研究虽然历史很短，但是却有着注重语义分析的优良传统。王力先生《中国现代语法》首次确立了“处置式”、“使成式”等用语义特点命名的句式；指出“被动式所叙述，若对主语而言，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被动式具有[一企望]的语义特征；并把程度副词分为绝对程度副词和相对程度副词（《中国语法理论》指出：“我们把程度副词分为绝对的和相对的两种，西洋普通的语法书是没有这种分别的……”）。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把动词分为四类：动作、思想、行为、发展变化，并指出“代表含有情感作用的动词如‘爱’‘恨’‘怕’，以及代表发展变化的动词，一般不能重叠。”这说明它并不是完全从词义出发的，而是也结合了分布特征的。朱德熙《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1956年第1 期）深入细致地描写了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在一系列的句法和语义上的对立，虽然还没有用语义特征的术语，但是语义特征分析的方法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实际上，造成这两类形容词对立的原因完全可以说正是它们的语义特征的不同。性质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可以记作[+属性]、[+限制／区别]，状态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可以记作[－属性]、[+描写／估价]。王还《说“在”》（《中国语文》1957年第2 期）是较早谈到“持续动词”“单音状态动词”和“移动动词”的论著，文章指出：“在动词中有一些持续性的或者表示状态的单音动词，如：‘住、睡、坐、走、躺、趴、漂’等，放在‘在X’前后都可以，而且意思往往没有什么区别。例如：他住在北京／他在北京住”。“‘在一起’如放在动词之前，‘在’可以省略：他们俩[在]一起住／我们都[在]一起学习汉语。而在一些表示移动的动词之前，只用‘一起’不能加‘在’：我们一起到北京来的……”。范方莲《存在句》（《中国语文》1963年第5 期）将出现于存在句的动词分为三类，并总括了这三类动词的语义特征：“总起来看，进入B 段的动词有一定的限制。能进入的动词，意义上大都与事物的位置或移动有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移动动词”的概念，但这不正是“移动动词”概念的萌芽吗？李临定《带“得”字的补语句》（《中国语文》1963年第5 期）指出：可以出现在“得很”前面的动词基本上属于“表示身体的或心理的状态的动词”，这大概是涉及“心理状态动词”的较早的论著之一。
我们也许不能说语义特征分析法的确立可以直接上溯到上述时期，但是我们恐怕也不能把语义特征分析法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国外义素分析法的影响，我们还应当看到语义特征研究是深深植根于我国传统语法注重揭示语法的语义特点的深厚土壤的。
二、语义特征分析法的研究模式（角度）
陆俭明先生（1991）指出：“语义特征分析着眼于分析概括同一句式的各个实例中处于同一关键位置上的词（总是属于某类实词中的一个小类）所共有的语义特征”。这是严格的、典型的、狭义的语义特征研究。广义的语义特征研究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从特定格式中析取能出现于该格式的语法单位（主要是词语）的语义特征。这种模式使用最为广泛，取得了大批的研究成果。有：朱德熙《“在黑板上写字”及相关句式》（《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马庆株《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语言学论丛》第十辑，商务印书馆，1983年）、《含程度补语的述补结构》（《语法研究和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与“一点儿”“差一点儿”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语法研究和探索（六）》，语文出版社，1992年）、《指称义动词和陈述义名词》（《语法研究和探索（七）》，商务印书馆，1995年）、《“V 来／去”与现代汉语动词的主观范畴》（《语文研究》1997年第3期）、 《指人参与者角色关系取向与汉语动词的一些小类》（载《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进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邱广君《与“[动词+出]+宾语”有关的几个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谈“V下+宾语”中宾语的类、 动词的类和“下”的意义》（《语文研究》1997年第4期）， 徐杰《动+到+处所词》（《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3年第5、6期），张保胜《“在+NP”在句中的位置和动词的类》（《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5期），尹世超《宾语的性质和动词的分类》（《学语文》1983 年第11期），邢福义《说“NP了”句式》（载《语文研究》1984年第3 期），萧国政、邢福义《同一语义指向的“动／趋来”》（《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4年第3期）， 相原茂《数量补语“一下”》（《汉语学习》1984年第4期）， 郭熙《“放到桌子上”“放在桌子上”“放桌子上”》（《中国语文》1986年第1勤），陆俭明《“V来了”试析》（《中国语文》1989年第3期）， 袁毓林《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聂文龙《存在和存在句的分类》（《中国语文》1989年第2期），邵敬敏《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中国语文》1993年第3期）、 《动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动词的选择关系》（《中国语文》1996年第2期），张磊《“V+了！”与动词小类的划分》（《汉语学习》1996年第1期）， 谭景春《“动词+结果宾语”及其相关句式》（《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 关键《补语“上”的意义和用法》（《天津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沈阳《带方位处所宾语的动词及相关句式》（《语言学论丛》第二十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陈若君《与“动词+进+宾语”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语言研究论丛》第八辑，南开大学出版社，即出），袁明军《受程度修饰的述宾结构中动词的类》（同上）、《试论包含形容词宾语的述宾结构》（《语言学论辑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 《与“给”字句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语文出版社，1997年），等。
这种分析法从语法形式入手，它把词的分类研究和句式分化研究结合了起来，一举两得，效果显著。但是，这种分析法也有局限性。由于受考察范围的限制，从具体格式中概括得到的词的语义特征类别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它的形式特征难以观察得全面，同一个语义特征的潜在语法表现往往要等到分析其他格式时才能慢慢地显示出来，让人有不完整的感觉；第二，在某格式中的表现形式不一定就是语义特征分类的标准框架，所得到的词的语义特征小类的范围不一定恰当，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某个格式中的词语都具有某语义特征，但是反过来具有某语义特征的词语则不一定都进入某格式。邢公畹《现代汉语具有“位置移动”语义特征的动词》（《汉语研究》第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谈到了这种情况。
（二）从词语出发，考察其可能出现的多种分布环境，对其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来的语义进行综合。如邓守信《汉语动词的时间结构》（《第一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郭锐《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中国语文》1993年第6期）， 戴耀晶《动词后“了”的语义分析》（载胡裕树、范晓主编《动词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动词后“着”和“过”的语义分析》（同上），周刚《形式动词》（同上），郭风岚《论副词“在”与“正”的语义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2期），等。
（三）从语法单位连用的有序性来研究。词语连用形成句法结构的，如陆俭明《由指人名词自相组合造成的句法结构》（《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1985年）、《同类词连用规则刍议》（《中国语文》1994 年第5期），马庆株《能愿动词的连用》（《语言研究》1988年第1期）、《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 《多重定名结构中形容词的类别和次序》（《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 张伯江《性质形容词的范围和层次》（《语法研究和探索（八）》，商务印书馆，1997年）等；词语连用不形成句法结构的，如黄河《常用副词共现时的顺序》（《缀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四）研究句法结构、格式、句式的语义特征。着重于分析概括特定句法结构中某类词的语义特征的论著往往同时也揭示句法结构的语义特征，如朱德熙（1981）指出：“处所词语+动词+着+名词”这一句式可以表示“存在”与“活动”两种语法意义；马庆株（1983）指出：“包含虚指宾语‘他’的格式是表示自主动作的格式。 ”马庆株（1988）详细列举了有自主义的格式，马庆株（1991 ）区分了有“尊敬义”的同位结构和无“尊敬义”的同位结构，马庆株（1992）讨论了有“限度义”的句法结构。而着重于分析概括句法结构、句式的语义特征的文章则有：刘叔新《现代汉语句法中的继续范畴》（《南开学报》1983年第6期）、《带继续意义的动词性短语》（《语法研究和探索（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带性状延续义的形容词性短语》（《语法研究和探索（八）》，商务印书馆，1997年），吴葆堂《一种表失义倾向的“把”字句》（《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齐沪扬《“N+在+处所+V”句式语义特征分析》（《汉语学习》1994年第6期），项开喜《与“V到NP”格式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语文出版社，1997年），程琪龙、王宗炎《兼语一般句式和把字句式的语义特征》（《语文研究》1998年第1期）， 马庆株《句法结构的语用功能分化》（《修辞语用探索——语言表达与得体性》，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张磊《“Vz+Vf”述补结构的性质与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载马庆株主编《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续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即出），陈光《“把”字结构的自主性问题》（同上），孔胜煜《现代汉语述宾结构的自主性问题》（同上），等。
句法结构的语义特征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有渐成热点的趋势，这方面看来大有可为。
（五）从范畴性语义成分（语义特征）出发寻找相应的成系列的分布特征。如崔永华《与褒贬义形容词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语言学论丛》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马庆株《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 《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 李临定《动词的动态功能和静态功能》（《汉语学习》1985年第5期）， 范晓《交接动词及其所构成的句式》（《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3期）， 史有为《包装义动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4期），范晓、杜高印、 陈光磊《汉语动词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陶红印《相互动词及相互动词句》（《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林杏光、张卫国、张云衡《徒手动词的语义特征及其与搭配的关系》（《语文论集（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周有斌、邵敬敏《汉语心理动词及其句型》（《语文研究》1993年第3期）， 王安龙《略说显示状态功能的动词》（《中国语文》1993年第3期）， 戴耀晶《论瞬间动词》（载邵敬敏主编《语法研究和语法运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杨华《试论心理状态动词及其宾语的类型》（《汉语学习》1994年第3期），卢福波《复指动词的语义类别与句法组合关系》（《汉语学习》1994年第3期）、 《句法语义研究二题》（《汉语言文化研究》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汉城《单音状态动词》（载胡裕树、范晓主编《动词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关键、洪波《含[+变化]义动词及其句法表现》（载《天津市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集（1994）》，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洪波《含[+属性]义动词和属性句》（《语文研究》1996年第3期）， 朴重奎《现代汉语中变化动词的再分类问题》（《汉语学习》1996年第6期）， 谭景春《致使动词及其相关句型》（《语法研究和探索（八）》，商务印书馆，1997年），徐峰《现代汉语置放类动词及其语义次范畴》（《汉语学习》1998年第2期），袁明军《非自主动词的分类补议》（《中国语文》1998 年第4期），等。
这种分析法从意义入手，可以将具有特定意义的语义范畴的形式特征比较广泛地集中起来，有利于较全面地认识语义特征对语法形式的制约。上述研究表明，从意义到形式也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子。经过研究，以往很多完全从词义出发得到的意义分类如今已被证明为语法类。如《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根据意义把动词分为七类：1.动作、行为；2.存在、变化；3.心理活动；4.使令；5.可能、意愿；6.趋向；7.判断。这七类动词的形式特征得到了深入的揭示，已经被大家公认为语法类了。
（六）语义特征研究和配价研究结合。如刘丹青《汉语相向动词初探》（《语言研究集刊》，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袁毓林《准双向动词研究》（载袁毓林1993），周刚《化尾动词及其配价》（《九十年代的语法思考》，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王静、王洪君的《被字句配价研究》（《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齐沪扬《位置句中动词的配价研究》（同上），吴为章《结果动词的向及其句型》（《配价理论和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
这种研究一般是先从特定句式中将词语分为具有不同语义特征的小类，然后分别考察具有不同语义特征的词的小类的配价情况，因而它是从形式到意义，又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路子。
（七）用现有的语义特征来分析或解释其他句式或句法结构。如宋玉柱《动态存在句》（《汉语学习》1982年第6期）、 《可逆句》（《中国语研究》1982年第21号），黄华《“动（形）+到+……”的结构分析》（《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5期）， 缪小放《老舍作品中的“把NVP”》（《语文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 王惠《把字句中的“了／着／过”》（《汉语学习》1992年第1期），等。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上述几种模式并列在同一个平面上，实际上它们处于不同的层次。
三、语义特征的理论研究
（一）对语义特征分析做全面总结。陆俭明先生《语义特征分析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对语义特征分析的着眼点、语义特征的性质、语义特征对句式的制约作用、语义特征分析的作用作了简洁而透辟的说明。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于深化人们对语义特征分析法的认识、促进语义特征分析在汉语中更广泛的运用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二）语义特征的性质和范围。马庆株先生《试谈语义特征的提取》（1990年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论文，载《马汉麟先生八十诞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即出）是专门对语义特征分析作理论探讨的重要论文。文章指出，不仅词的大类和小类有语义特征，其他各级语法单位都有语义特征。马先生《指称义动词和陈述义名词》（载《语法研究和探索（七）》，商务印书馆，1995年）把语义特征的研究推广到语用方面，首次提出由语用意义造成的语义特征可以叫语用语义特征。马先生《指人参与者角色关系取向与汉语动词的一些小类》（载《功能语言学在中国的进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从人际功能角度提取动词的语义特征，发现对上类动词的语义特征是[+对上]，对下类动词的语义特征是[+对下]。这就把人际关系意义也纳入了语义特征的内容。这种从表达功能方面来分析语义特征的角度格外新颖，大大拓宽了语义特征分析的范围，深化了人们对语义特征分析法的认识，必将为语法研究带来新的生长点。
（三）语义特征和格式或搭配的关系问题。（1 ）格式对语义特征的制约问题。马庆株先生《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指出：“‘扔我一个球’这类动词本身没有给予意义，经常用作双价动词，只是在双宾语构造里才具有给予意义成为三价动词。”“包含虚指宾语的双宾语构造里的动词基本上是自主动词。……非自主动词偶尔也出现包含虚指宾语的双宾语构造里，在这时非自主动词就当自主动词使用了。比方说，一个孩子丢了一个铅笔盒以后家长又给他买了一个新的，又丢了，又买新的，另一个孩子就会说‘我也丢他一回’。‘丢’字本来是非自主动词，用到包含虚指宾语‘他’的格式里就表示自主动作了。因此，包含虚指宾语‘他’的格式是表示自主动作的格式。”《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指出：“不仅动词有自主与非自主的区别，动词性结构也有这样的区别”。《含程度补语的述补结构》指出：“述程式限制了述语和补语的意义，不仅使充任程度补语的词的意义虚化，而且使一批动作动词转化为感受动词。动作动词转为感受动词时失掉自主义，得到感受义。……这感受义是临时的，感受动词在其他场合又还原为动作动词。由感受动词带程度补语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有的语义特征（如感受义）是游移的（undecided）。”邵敬敏（1993 ）提出“量词语义特征的转移”现象：“量词固有的语义特征可以转移到名词上，从而使名词临时获得了该量词的语义特征。”项开喜（1997）在考察“V到NP ”格式时也得到类似的启示：“句法结构模式有时对结构项存在着反制约。”（2 ）语义特征对格式的制约作用问题。王志《动词语义特征对句子构造的影响》（载《语言学通讯》1988年第2 期）指出动词的语义特征对句子构造有五个方面的影响：“1.给相同成分指派不同语义角色。2.决定一个语义结构容纳某一成分的可能性。3.决定在同一语义构造中引入某一成分后此语义构造产生何种变化。4.决定一个句法结构能否同时容纳几个语义构造。5.使句子的预设产生不同变化。”陆俭明（1991）指出：“某一小类词的语义特征对该小类词所在的句式起着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使该句式成为具有特殊语法意义的独特句式，从而使该句式区别于与之同形的其他句式。”
（四）语义特征的扩散或感染现象。马庆株《指称义动词和陈述义名词》指出：“由所处位置赋予的功能有固定与非固定的区别，如果一个词经常出现于某类词的典型分布环境，它就会获得即接受该类词的语法意义和功能，该类词的语法意义和功能扩散到本不属于该类的词上面。一个词的非固定功能，由于常常出现，可以变为固定的。”
（五）语义特征的提取问题。马庆株《试谈语义特征的提取》具体地说明了提取语义特征的各种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对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六）语义特征的隐现（不确定性）问题。马先生《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发现自主义有隐现现象：“有些自主动词的自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不确定性，即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隐没”。文章具体地指出了影响动词语义特征的因素，这些因素是：“a.自主义素的指向；b.完成体和未完成体的差别；c.感受义素的排斥；d.致使义素；e.动词的价；f.义项的类别和义素的增减”。详细地讨论了各因素对语义特征和动词归类的影响。
（七）语义特征的多角度性问题。马庆株（1992）指出：“任何一个词都有一束语义特征，由于范畴性语义成分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小类。这些小类或者由此一类或者由彼一类语义成分的不同而形成。依据一个语义成分的有无，依据一个义位上平列的几个不同语义成分，可以得到从不同角度分出的小类。”任芝锳《谈“语义特征”》（载《现代语言学——理论建设的新思考》，语文出版社，1994年）也指出：“词的‘句法语义特征’的多义性是根据一个词在不同结构中表现出的不同‘句法语义特征’。”“一个词所具有的语义特征往往不只一个。这多个语义特征可能是从不同范畴、不同层次、从不同角度分析出来的，在句法分析中具有不同的作用。”
（八）语义特征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庆株先生《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指出：“除了自主义或非自主义，一个动词还可以包含多种义素，例如完成义、持续义、状态义、动作义、感受义、致使义等等。自主义与各要素之间有的是并存关系，有的是排斥关系”。马先生《影响词类划分的因素和词类定义的原则》（《语法研究和探索（五）》，语文出版社，1991年）指出语义特征有层级性和系统性：“词汇意义中包含着语法意义，就实词来说，形成语法范畴的语义成分称作范畴义素，范畴义素是词的语法功能的意义的根据，它决定词的搭配关系，决定词性。范畴意义是语法意义。范围义素的范围有大小之分，作用范围大的是大范畴义素，作用范围小的是小范畴义素。大范畴义素决定词的大类，小范畴义素决定词的小类。范围义素的层级形成词类的层级系统。”任芝锳（1994）也论及语义特征的层次性，认为：“一个词的‘词汇语义特征’常常是属于不同层次的……一个词的多个句法语义特征一般不具有层次关系。”袁明军（1997）论及“语义特征的分解、合成”时认为“很多语义特征还可以进行再分解，析出若干个‘语义因子’，……语义因子可以是一个独立的语义特征。具有相容关系的语义特征和语义因子可以再合成为一个语义特征。”
（九）语义特征的连续统或强弱序列问题。马庆株先生（1991）指出：“充任谓语的体词性成分的顺序义的强弱程度不一致，可以形成一个序列。顺序义最强的是含级别义的Nr、含时点义的Ta、含数量义的数量（名）词组，其次是顺序义不固定的含地点义的处所词。没有顺序义的名词只能靠上下文语境才能临时获得顺序义。”马庆株（1995a ）指出：“体词由于顺序义陈述义的强弱的不同而形成一个序列，同样，谓词由于陈述义强弱的不同也形成了一个序列，这两个序列相衔接，陈述与指称构成了一个连续统。从语用意义上看，陈述义和指称义在这个连续统的两端。”马庆株（1995b ）指出：“由多重定名结构中形容词的连用可以看出分布特征的分析可以很细，小类也可以分得很细。可见语法类聚和词汇类聚之间没有一道鸿沟，这两种类聚构成一个连续统。”郭锐先生（1993）指出：“渐变不仅存在于类与类之间，而且还存在于各类内部成员之间。所以，就整个动词来看，实际上整个过程结构系统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连续统。”沈阳先生（1998）指出：“语法意义或动词的语义特征都是渐变的，一般都可以构成一个连续统。当这个连续统没有中断时，其邻近意义往往就感到差不多。而当连续统中断时，隔开的意义就会感到明显差异。语义连续统的中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部中断，即动词不具有连续统中的某语义特征造成的中断。……语义连续统中的另一种情况是外部中断，即采用不同语法形式造成的中断。”
（十）语义特征的覆盖现象。沈阳（1998）指出：“语法意义或动词的语义特征有范围大小和层次高低的区别，前者往往覆盖后者。语义特征的范围覆盖，即同一句法位置上可能同时具有的同级别语义特征中总是控制范围小的被控制范围大的覆盖，而不会控制范围大的被控制范围小的覆盖。范围小的语义特征被覆盖时，句式就会出现歧义。……语义特征的层次覆盖，即同一句法位置上可能同时具有的不同级别语义特征中总是层次低的被层次高的覆盖。”
这些丰富、深刻的理论探讨对完善语义特征分析法、指导语义特征研究的实践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有些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例如，“一种句式是否只受一种词的语义特征制约？一种词的语义特征是否只能制约一种句式？”（陆俭明1989）又如，“不同词类的语义特征又往往交相作用，相互制约，形成十分复杂的状况”（徐枢1995），究竟不同词类的语义特征是怎样相互制约的？总之，语义特征的理论研究涉及面较广，但还不够系统全面，因为专门从理论上对语义特征做研究的论文为数不多，多数论文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讨论到理论问题，由于篇幅限制而不能充分展开。为了使这种方法得到更广泛的运用，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有识之士从理论上对它进行进一步完善。
四、语义特征研究的局限性和前景
语义特征的概括离不开人们对意义的认识，由于目前人类对意义的了解还很不充分，有一些语法表现上有对立的语法成分它们在意义方面的区别特征我们还无法认知，有些时候我们只好以语法类聚中的某个成员来命名语法小类，既不便于指称，也不符合形式和意义相验证的原则，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尽管如此，语义特征研究还是受到了高度评价。自8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义对语法研究的重要性。“语义是形成语法聚合的基础，语义成类地制约词语和词语之间的搭配，制约语法单位的组合行为和表达功能。”“汉语语义范畴（语义特征）和语法范畴（分布特征）有对应性……语义特征和分布特征的研究，应该而且可以结合起来，这使得语法具有解释力，解释力来自二者的相应关系。”（马庆株1998）语义特征分析使“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又前进了一步，过去无法或不易说清的现象现在得到了较好的解释”（徐枢1995），“能够为阐明有关规律提供可靠的语法、语义依据，有利于‘表里验证’，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邢福义、汪国胜、吴振国、萧国政《“八五”期间的现代汉语研究》，载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
总的来说，语义特征已经发现了不少，已经不下四五十对，但恐怕不能说这些就是汉语语法单位的全部语义特征了。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语义特征研究存在着不平衡性，动词的语义特征发掘得较多，名词、形容词和其他词类的语义特征还发掘得较少。另一方面，动词的语义特征虽然已经发现了不少，但是我们要看到“汉语中的动词是个庞大的类”（徐枢1995），动词的语法表现十分复杂，不仅大类下面有小类，动词小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其语法表现仍会有差异，还会有不同层次的小类。要把动词小类的小类、小类的小类的小类等等的语义特征都完全认识清楚，恐怕还需要相当长一个时期。另外，各种语义特征之间的关系如何，还缺乏宏观探讨，今后还需要进行一些综合研究。
在语用分析、配价分析、认知语法等新方法不断涌现并大放光彩的情况下，语义特征分析会不会就失去用武之地呢？我们认为不会的。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有很多语法单位的小类的语义特征有待我们去发掘；另一方面，语义特征分析将像变换分析一样作为一种基础分析法而继续被广泛地结合使用。新方法很有必要（也完全可以）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特征分析，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很多新方法在意义分析时由于缺乏形式特征而显得主观，而语义特征分析在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上则“前进了一步”；语义特征研究也不能故步自封，也需要结合认知分析等新方法。将语义特征研究和语用分析、配价分析、认知语法相结合将是未来研究的方向。语义特征研究和配价分析的结合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参见第2节）， 语义特征分析和认知分析结合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开始展现，如袁毓林《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中国语文》1994年第4 期）。相信语义特征研究与认知分析的结合会使我们对语法现象的解释进入更加令人满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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