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都瓦力·艾百[1]2015年在《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理论、基础与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更加紧密。中亚各国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相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中亚各国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合作对维护地区经济稳定和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起到了较大作用。中国与中亚地区在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这些都对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海经济合作组织(SCO)的成立,给予中国与中亚国家提供了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合作可能。在此背景下,提出、分析并解决中亚地区金融合作的以下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是中亚地区金融合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深化金融合作动因等;二是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所需的条件即可行性,并对中亚金融合作现已具备的基础和存在的障碍进行分析;三是借鉴东亚货币合作经验,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对新疆在金融合作中的地位进行重新定位,包括交通中心的建设、物流中心的建设及金融中心的建设等;第四,给出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机制建设及路径选择,以及中国在金融合作中的定位和策略进一步指明方向。为实施“西进”战略,我国已多次提出与中亚各国建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政策,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关系,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形成“横贯东中西”的对外经济走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并把新疆确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作为连接中亚、西亚和东欧的主要通道,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门户,在与中亚的金融合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地理位置、安全和资源优势被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重中之重。随着贸易往来的不断增加,深化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将成为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种战略选择,而建立和完善双边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就成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必经之路。无论是从为经济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还是从我国未来资源与能源的需要出发;无论从我国“西进”政策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目标着想,还是从新疆外贸对中亚国家的重要依存关系考虑,我们都要充分重视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关系,地方政府在区域金融合作机制中不应是一个旁观者和局外人。因此,必将极大调动新疆政府参与中亚区域金融合作的积极性。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应积极争取更多的资金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使新疆真正起到中国向西开放的大通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桥头堡作用。新疆是中国与中亚区域金融合作最重要的平台,也是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和区域金融合作的具体承载区。目前与中国相关的sco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项目大部分在新疆境内进行,由新疆政府负责执行和实施。新疆完成项目及时与否、顺利与否、结果如何不但影响新疆与中亚区域金融合作的水平和效果,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中亚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的绩效。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每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主要提出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并从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区域金融合作等角度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内容以及所采用的方法,并对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作了介绍,主要包括最优货币区理论、区域金融理论和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理论等,并对具有可比性的区域金融合作模式——东亚金融合作作为实践范例进行了总结,以此得出我国在与中亚的金融合作中的启示。第三章主要讨论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现实需要,首先对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对中亚金融合作的动力及合作的基础进行了分析,最后对金融合作对新疆进出口的影响作了分析。第四章分析了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首先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投资及贸易现状谈起,之后对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现状作了回顾和归纳,最后对目前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金融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归纳,包括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的问题和障碍。第五章主要基于成本收益的视角,对我国在金融合作中的成本和收益作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分别基于oca指数法、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和开放经济三个方面对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实证,最后对人民币在中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竞争力进行了探讨。第六章对新疆在中国-中亚金融合作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分别从交通中心的建设、商务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三个方面对新疆作为金融合作核心区的功能进行实证研究,以此证明新疆在中亚金融合作中的桥梁作用。第七章对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机制建设和路径选择,以及中国在合作中的定位和策略进行了分析,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如何让金融助力区域实体经济腾飞,缩小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是未来中国所要努力的方向。
刘容欣[2]2001年在《东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渐趋来临,国际经济竞争取代了军事与政治对抗而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流,国际竞争力问题逐渐为各国政界、商界和学界所格外关注,对于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和讨论也开始见诸于学术领域。然而由于对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缺乏统一的认识,导致在该领域的研究始终存在较大的分歧。一些国际机构已研究出了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但不同的排名结果仍显示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此外,尽管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在现实中早已应用广泛,但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却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依据。It has been long for competitiveness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th the advanc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rriving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of economy is becaming the main stream instead of the struggle by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s much more concerned by the politics, business and acedemic. Research and arguments on competitiveness can be seen on acedemy.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for the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so far, that makes big difference on the research of this area. Some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has get out the methodology of analyzes and statistics, but the difference on ranking still indicates the complicated of this issue. Although the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reality, there is no adequate research and foundation on economic theory.东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近代经济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东亚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在提高人均生活水平和增强国际竞争力方面的突出成就也已为世人所瞩目。因此,本文选择了对东亚的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问题进行
冯小初[3]2016年在《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一直金融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动的幅度和频度都加大,跨国资本流动日趋便利化,金融自由化氛围日渐浓重,受此影响,新兴经济体对原本采取的金融抑制政策进行松绑,为此,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矛盾日益突出,部分新兴经济体甚至爆发了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为了更好的解决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适度性问题,非常有必要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分成了七章,较全面围绕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问题展开论述: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陈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相关文献的综述,而后进一步探讨了本文的逻辑结构和主要的研究方法,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理论研究基础。主要剖析探讨金融政策与内生经济增长、储蓄——投资转化率、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三种相关理论。第三章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历程。主要回顾了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并就两者因果关系进行简单的分析。为此后深度的理论分析打下基础。第四章为战后发达体金融适度性问题对新兴经济体的启示。分别就发达经济体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美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比较分析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部分金融发展指标的差异。为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问题的分析提供参佐和启示。第五章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该章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出发,构建理论框架,然后进行数学建模,并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新兴体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六章为新兴体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该章根据上一章的理论模型分析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传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指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此外,还针对分析结果提出如何改进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的措施。第七章为本文的主要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在结论方面,主要总结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相关结论对中国的启示。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在进行充分回顾前人关于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后,对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历程进行了回顾。同时,还回顾了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程作为新兴经济体金融适度性问题研究的参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据此设置的计量模型,并带入包含世界经济排名前40位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即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土耳其、伊朗、波兰、阿根廷、中国台湾、泰国、南非、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马来西亚、智利、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共计20个经济体的数据,从金融发展广度、金融发展深度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并对金融发展广度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更深一步的经济体类别面板数据分析和经济体个体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实证分析的结论显示:第一,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广度对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金融发展广度一般与经济增长呈“倒U”形结构关系,目前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广度已经越过了“倒U”形曲线的最高点。为此,新兴经济体不能盲目的扩大金融规模,否则将激化金融适度性矛盾,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第二,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深度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弱的正面影响。随着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其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也不断提升,这有助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第三,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能微弱的促进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存贷款利差越小表明金融市场发育越成熟,金融中介机构的竞争越健康,金融业存在的垄断利润越少。与发达体相比,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效率指标较差,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效率提升仍有非常大的空间。第四,对金融发展广度的类别和个体的分析,则显示出各种类别和个体各自的金融适度特性。金融发展广度的经济体类别分析中,金融依赖程度较高的亚洲四小龙可以承受金融超适度扩张的结果,其余类别的经济体都无法承受金融发展广度超适度的状况。在经济体的个别分析中,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显示,在长期,泰国和南非的金融发展广度对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正向影响,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波兰等经济体的金融发展广度对经济增长呈现出了负向影响,其余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指标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短期,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的金融发展广度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基于此,可以认为许多新兴经济体都通过了金融发展广度“倒U”形曲线的顶点,使金融发展广度的扩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对更多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该问题的结论尚不明晰。由实证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金融自由化产生的资金并没有完全的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金融发展并没有非常强力的促使新兴经济体实现全面经济增长。为此,新兴经济体必须采取克服政府过度的金融抑制和干预、金融市场秩序不健全、商业金融机构效率不高、金融人才素质不高等困难,才能建立起高效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许坚[4]2010年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回答日本政府提出的建设“东亚共同体”(EAC)倡议。在日本政府2009年10月提出这一倡议之前,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已经表明,“东亚共同体”或类似的组织,只能作为远景目标,在近中期内不具现实可行性。本文研究总的目的：一是分析“事实一体化”(integrtion de facto)的范畴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论证“事实一体化”是与欧盟范式所代表的“制度一体化”(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并列存在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二是在对东亚事实一体化的现状、所面临的外部与内部约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东亚一体化的功能主义发展方向以及中国的战略。在对东亚一体化早期研究文献、近10年来研究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对区域一体化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最新研究,本文认为,传统理论和新区域一体化理论都受到欧盟范式的影响和约束。类似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也缺失微观基础。“经济一体化”长期以来被狭隘地理解为宏观政策、政府行为,是否存在主权让渡和超国家组织被认为是判断标准。我们的研究表明,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以分工与交易关系为基础的市场自组织经济行为,由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非均质性,经济一体化具有了区域性的特征。事实一体化的载体和主要推进力量是跨国公司及其投资、生产和贸易活动,政府、非经济因素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但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因素和市场力量。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和拉美地区的“事实美元化”,证明了这一结论。东亚一体化属于事实一体化(Integration de facto)。东亚事实一体化的早期形式是“雁行模式”,随着日本经济发展的滞缓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亚的事实一体化演化为美、日、欧跨国公司共同主导的以生产一体化为基础的投资一体化和贸易一体化,东亚一体化外生于经济全球化。东亚一体化的外生性(Exogenous)形成了对东亚一体化发展的外部约束。虽然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和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为基础的GTAP模型的模拟结果,都表明中日韩FTA具有正的经济效应,但外部约束,实际经济效应的不显著,中—日—韩、东亚—北美—欧盟的双层三重博弈,决定了中日韩FTA和制度一体化难以推进。在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进程调整的背景下,东亚国家应通过跨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努力维护、加强和改革WTO主导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东亚事实一体化的深化。东亚一体化的发展不仅存在外部约束,也存在内部约束。通常认为的经济差异性和非经济因素的敏感性,不是阻碍东亚更紧密一体化的主要因素。阻碍东亚更紧密一体化和一体化内生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各主要国家的国家战略多样性。东亚主要经济体都没有组建制度一体化的强烈愿望,这从内部约束的角度,决定了近中期内中日韩FTA、""10+3""FTA和东亚共同体建设都难有实质性推进。在全球化进程调整、区域集团竞争加强的条件下,东亚虽然不一定要推进制度一体化,但必须增强更紧密的合作和一体化的区域内生性。从具体领域的合作做起,通过具体领域合作收益的示范效应,引导整个东亚事实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是一条现实的路径,这就是东亚一体化的功能主义发展方向。根据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区域合作的领域选择应该从低政治敏感性、存在显著共同利益的领域做起,逐步过渡到具有较高政治敏感性的制度性合作层次。科学与技术创新合作,“新雁行模式”合作,货币金融合作,能源与资源、标准、环境等合作领域,是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东亚功能一体化的优先选择领域。中国是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导者之一,中国也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再平衡,会对东亚一体化和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全球化的进程不会逆转、基本格局也不会改变。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应立足于全球合作,区域战略应寓于全球战略之中。中国应转变增长方式,努力成为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同时,应与东亚主要经济体合作,维护、加强并改革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以跨区域PTA“撬动”东亚一体化。从国内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出发,中国经济战略应适度地“内向化”,国内经济发展的重心应适度“西向化”。
谢旭峰[5]2011年在《东亚金融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亚金融合作作为东亚各国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实选择,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东亚各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了关于区域内金融合作的逐步探索过程。形成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清迈倡议》和“亚洲债券基金”等阶段性成果,对于建立东亚各国间政策对话、加深区域内信息共享、建立汇率协作机制等问题有着重要现实作用。本文从研究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和区域金融合作理论入手,对东亚金融合作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总结金融合作经验基础之上,本文还对进一步深化东亚金融合作的可行性问题做了重点分析。东亚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及面临挑战,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重点探讨问题,本文对该问题也做了重点阐述。文章最后,对东亚金融合作过程中,中国的具体定位和战略选择做了重点分析。在文章结构安排上,主要分为以下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通过对本文写作目的及意义的简要阐述,提出研究东亚金融合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该部分还针对本文的研究框架、创新内容和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做了简要阐述。第二部分,对有关东亚金融合作的相关文献和理论做了简要阐述。本部分着重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东亚金融合作的国际金融合作理论、区域金融合作理论以及东亚金融合作现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本部分还对区域金融合作的重点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做了重点探讨分析。之后,本部分对文章中涉及的相关概念做了具体界定。第三部分,对东亚金融合作的历史演变过程做了着重分析。本文充分考虑了两次金融危机对东亚金融合作的推动作用,并以此为分界点,将东亚金融合作历史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本部分还梳理了东亚金融合作中货币互换机制、亚洲债券市场、经济金融监督机制等方面的合作情况。第四部分,对东亚金融合作的主要成果——《清迈倡议》和“亚洲债券基金”做了重点分析和评价。《清迈倡议》和“亚洲债券基金”作为东亚金融合作的重要成果,对它们进行重点分析,能更深层次明确深化东亚金融合作路径和发展目标。第五部分,对进一步深化东亚金融合作可行性做了重点分析。本部分运用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东亚各国进行分析,对深化东亚金融合作的经济前提和可行性做了重点分析。提出了东亚各国在经济前提上,已具备建立货币联盟基本条件,深化东亚金融合作条件已成熟等结论。第六部分,对深化东亚金融合作的合作路径和面临挑战做了重点分析。针对东亚金融合作路径选择问题,本部分分阶段提出了东亚金融合作的短期、中长期目标及合作措施。本部分还对进一步深化东亚金融合作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进行了阐述分析。第七部分,对中国在东亚金融合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了重点阐述。本部分从中国在东亚金融合作过程中的具体定位出发,对中国参与东亚金融合作意义和挑战做了详细阐述。本部分还对中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短期、中长期目标及实施措施做了重点分析。本文针对东亚金融合作问题,提出以下主要观点：第一,对东亚金融合作的重新认识。在短期内,东亚金融合作应以建立东亚地区危机救助机制为目标；长期中,东亚金融合作应以开展区域金融开发为目标。通过建立东亚自身区域内的金融服务系统,摆脱东亚地区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依赖；第二,东亚金融合作的历史性、阶段性特点。东亚金融合作历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构想到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新的区域内外环境变化,都会对东亚金融合作带来影响。我们应实时跟踪东亚区域内外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东亚金融合作进一步深化路径；第三,中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应起领导者作用。中国作为东亚经济大国,在东亚地区经济中的发展和带动作用逐日凸显。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所起领导作用不断提高。
邓立立[6]2004年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发展趋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的数次金融危机以其巨大的破坏力和传染性而令人震撼。值得注意的是，历次金融危机虽然起因和表现各异，但是其中都伴随着货币危机，都导致了相关国家汇率的剧烈波动和汇率制度的调整。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寻找解决问题出路的时候，各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有些国家抛弃了旧有的僵化汇率制度，转向自由浮动，而另外一些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区域货币合作谋求稳定的金融环境。于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选择和设计一种适合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汇率制度，增强抵御各种风险和经济冲击的能力，确保和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对我国而言，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选择适合国情的汇率制度是今后面临的关键问题。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汇率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汇率制度选择分析的理论框架、汇率制度选择的制约因素、当前各国汇率选择的经济背景、不同类型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现状与趋势，以及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及参与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注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综合运用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等多种方法，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的大量理论文献，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评析，并进一步引申和发展，阐述自己的观点。 全文共分七章，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背景进行描述。首先从历史的角度阐述汇率制度的演变，分析国际汇率制度演变的规律。然后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总结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第二章建立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核心，对比分析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均衡、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国际收支失衡时的调节方式等。可以得出基本结论：资本完全流动时，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财政政策有效，浮动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好于财政政策。根据
杨家嘉[7]2017年在《美国对东亚的介入行为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目前的超级大国,美国想要维护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以保持自己的“位置性利益”就会对区域进行介入。鉴于东亚区域在经济和政治安全上的重要性,美国对东亚区域进行介入是上述逻辑引导下的选项。东亚金融危机和南海问题虽然分属不同领域,但是两者都可以算是美国介入东亚事务的经典案例。美国对这两大事件的介入在介入条件、介入手段还有介入的结果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介入条件而言,美国对这两大事件的介入都是为了增强自己在东亚的存在以及维护自己的相对优势地位。不过这两种介入所针对的对象有所不同。在介入手段上,美国对南海问题所使用的策略更多,但是两者依然具有相似的特性。而从介入的结果这一角度来说,美国通过介入这两大事件都获得了一些利益。但是,因为美国对于区域事务的介入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区域国家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存在不一致。所以,区域国家利益因美国的介入而受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这种利益的错配可能会使美国的介入出现反作用。
赵长峰[8]2006年在《国际金融合作中的权力与利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合作与纷争越来越被视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现象,而且“金融问题”亦成为引起国际政治合作与纷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和军事、安全、经济、文化等问题一起成为国际政治学领域的热门课题。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作为当今国际关系在金融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反映,已受到包括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国际金融合作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它既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又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单纯的经济理论或政治理论均不足以充分理解国际金融合作的发展对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以国际金融合作的历史发展轨迹(主要是二战后)为线索,以权力与利益为主轴,以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各种问题为变量,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国际金融合作中复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分析其中的利害得失,并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促进国际金融合作的角度,为我国参与国际金融合作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全文具体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导论。提出从权力与利益的视角研究国际金融合作的意义、必要性,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思维路径、结构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和难点。本部分的写作目的在于对全文的论述进行总体描述,为全文的展开提供引导。 第一部分,国际金融合作中的权力与利益分析。本部分首先界定了国际金融合作的概念并考察了国际金融合作的历史及其特点,接着界定了权力与利益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着重阐释了权力与利益在国际金融合作中的表现。本部分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权力与利益进行了重新界定。指出应对权力作多维度理解,提出权力有多种形式(硬权力和软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利益在国际政治中除了包括国家利益之外,还应该包括“相对获益”、“绝对获益”以及国际利益;第二,权力与利益不是影响国际金融合作的唯一因素(还有国际制度与观念),但却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第三,权力与利益对国际金融合作成败的影响以及国际金融合作达成后权力与利益在其中的体现;第四,权力与利益对国际金融合作影响具有非孤立性和相互交织的特点:第五,权力与利益在国际金融合作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即作为变量的动态性。 第二部分,国际金融合作中权力与利益的实证分析——以IMF为例。本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理论部分的实证分析,主要是通过对权力与利益在IMF的形成过程中及其在IMF的决策机制、汇率安排、特别提款权、贷款与援助等问题上的分析,充分阐述权力与利益在国际金融合作中
陈凌岚[9]2011年在《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初探》文中研究表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东亚掀起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高潮,而其时东亚区域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程度不甚很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标志的“自由贸易区”浪潮尚未涌现。东亚这种区域金融合作在先,商品与服务市场的一体化在后的经济现象在21世纪初曾被视为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引起了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置疑。他们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排序问题的颠倒,会加剧地区金融的不稳定,反过来会对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因而是不可能持久的。然而,14年后的今天,东亚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一方面,东亚初步建立了其独特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其中包括:信息沟通与区域间金融监督协调机制,区域性货币互换机制,并在积极尝试建立亚洲债券市场的直接融资机制。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的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酝酿已久的东亚外汇储备库终于在2010年3月应运而生。可是,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相距预期目标甚远。尽管信息沟通与区域金融监督协调已基本上形成机制,然而,各种安排交叉重叠,有着“泛区域”,甚至“跨区域”的特点。为防范金融危机重现而制定的地区最后贷款人和紧急援助机制,从“双边货币互换”过渡到“多边货币互换”,再到“自我管理的外汇储备库”的建立,花费了约11年时间,依然存有诸多不足之处。虽然亚洲区域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债券基金发行规模很小,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建立盯住亚洲货币篮子(可称之为亚元)的亚洲汇率机制的区域汇率合作,必然影响各国政策的自主权,因此也是最为复杂和困难的,其发展进程更是步履维艰。如何对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实际进程有一个较为贴近客观的认识,而非只视官方网站的宣传而进行判断?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发展究竟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并处在何种发展阶段?掣肘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障碍因素究竟是哪些?此外,如何解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排序的颠倒,这种颠倒是否符合东亚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本文借鉴现代西方货币金融合作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成分,运用历史与现状相联系、经济与政治互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兴起的缘由,研究了现有的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及其特点,并以“清迈倡议”(CMI)和“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为案例对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现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CMI”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双边货币互换,签订的互换协议很多,然而,实际利用率却很低,文章对制约“CMI”双边货币互换实质性进展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剖析。文章还研究了“CMIM”外部推力和内部动力,介绍了东亚“自我管理的外汇储备库”的基本情况,阐述了“CMIM”的意义,并探究了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过程中所存在的棘手问题。在经济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开放的发展中大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一样同样面临着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与经济衰退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对东亚区域经济发展前景增添了诸多不定因素。入世后,中国与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国家经济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中国作为东亚的一个重要经济体,理应一如既往、坚定不移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东亚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本文的研究希冀为我国更好地参与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李维刚[10]2012年在《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自2005年7月人民银行启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进入了对美元的单边升值通道。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以及国际社会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这些资本与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最终形成了2007年国内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与此同时，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因应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并至今先后两次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维持在0.25%的水平下。美国这种只考虑自身利益的行为造成了全球美元的泛滥和美元货币的贬值，同时为未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美国金融危机逐渐延伸到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为防止出现经济的硬着路，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并将货币政策由紧缩转为宽松。适应外部均衡的调节再次导致了内部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反弹。基于当前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如何将人民币的汇率政策与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结合起来，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回顾总结内外均衡政策搭配的理论和汇率决定与管理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内外均衡调节之间的作用机理及其调节效果。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初期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并没有像转轨后期那样队外部均衡发挥明显的调节作用；在人民币名义汇率钉住美元时期，对外均衡的调节主要是通过调节内部均衡的货币政策影响实际有效汇率来间接实现的；人民币进入汇改升值后，由于投机与套利资本的进入，扭曲了内外均衡的作用机制，人民币汇率政策制定既需要考虑内部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国际协调。基于人民币汇改升值后套利资本涌入与经济过热的现实，本文从比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与中国当前经济相似的日本泡沫经济前后的内外均衡政策与汇率波动的作用机理，并对基于巴拉萨-萨缪尔逊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和日元汇率的升值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日元、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都是由于中日相对美国快速增长的生产率差异，这对今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提供了指导方向。综合中日经济过热时期的原因与宏观经济走势的相似性，本文提出日本因应泡沫经济的内外均衡调节与汇率政策对指导中国处理当前局部过热（主要是房地产行业）具有借鉴意义。之后，本文对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程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失调并不是一直保持着高估或者低估，个别时间接近均衡汇率；汇率失调与资本市场因子和产品市场因子的矛盾有关，实际汇率失调程度既取决于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两种相反预期作用的大小，也取决于资本市场价格因子和数量因子内部力量的作用结果。在研究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失调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经济内外均衡与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短期内，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产生影响的主要是贸易顺差、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的因素；长期来看，决定长期汇率均衡走势的是实体经济的体量因素。据此本文建议，与其重视向长期均衡汇率接近，不如放宽短期波动，稳定短期投机预期，从而实现长期均衡汇率的稳定，为将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条件。另外，名义汇率渐进式的升值要同消除资产市场高估的政策措施相结合。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没有必要硬钉住均衡汇率进行调整,调整力度和成本不但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以及经济可承受程度相关,更多的还同一个国家整体经济以及国家竞争力有关。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上升，人民币汇率政策还应该包括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参与与协调。本论文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尚未完成、资本项目尚未开放，人民币汇率的协调路径应该是先区域化后国际化。在区域化的措施方面，首先应该加快推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职能，并推动人民币作为部分大宗商品定价的尝试；其次要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扩大人民币的回流通道和投资通道；最后要采取稳定措施，防止人民币的过度投机。综合中国内外均衡的政策协调与人民币汇率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借鉴日本对泡沫经济所采取措施形成的教训，本文就围绕内外均衡的可持续发展和与这可持续发展相适应得人民币汇率政策提出三个建议：一是转变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实现内部均衡的同时，减轻外部失衡的压力；二是完善货币政策、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三是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中国—中亚金融合作的理论、基础与机制研究[D]. 阿布都瓦力·艾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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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兴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 冯小初. 吉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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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发展趋势研究[D]. 邓立立.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7]. 美国对东亚的介入行为分析[D]. 杨家嘉. 外交学院. 2017
[8]. 国际金融合作中的权力与利益研究[D]. 赵长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9]. 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初探[D]. 陈凌岚. 云南财经大学. 2011
[10]. 基于内外均衡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 李维刚. 上海交通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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