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越南与菲律宾南海对冲战略差异研究
邓 佳
(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作为经济军事力量弱小的国家，越南和菲律宾都通过实施对冲战略规避与中国在南海对立相争而导致对华关系恶化的风险，但是结果却不尽相同。中越邦交恢复正常后双边关系大局几乎不受南海问题影响，而冷战后中菲两国关系不时被南海问题绑架。文章认为越菲两国南海对冲战略的策略结构差异导致了不同结果的出现。越南的南海对冲战略以低对抗性的接触策略为主，而菲律宾以高对抗性的平衡策略为主。两国南海对冲战略的策略结构差异反应出越南和菲律宾对中美这两个大国不同的看法。这样的看法建立在越菲两国在过去与大国长期互动的实践基础之上。越南以史为鉴，高度重视中越关系大局和平稳定，在南海问题上坚持对中国的接触策略，同时奉行“战略自主”的外交原则，避免再次卷入大国政治。菲律宾习惯于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以及美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长期以来菲律宾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怀有脱离实际的期待。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菲律宾有恃无恐，在南海问题上大胆地执行了“亲美”路线。
关键词： 南海问题；对冲战略；中越关系；美菲同盟
在东南亚国家中，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端。由于越南和菲律宾在地理位置上接近中国，两国南海主张几乎完全覆盖南沙群岛，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更为突出；加之越南和菲律宾国家实力与中国相比都较为弱小，它们在南海问题上对风险的感知更加强烈。但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直接对峙会强化越南和菲律宾作为小国的弱势地位和脆弱性从而放大它们可能面临的风险。为了避免这种风险，两国都使用了对冲战略。
然而两国实施对冲战略的结果不尽相同。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后双方关系基本保持平稳，两国整体关系几乎没有受到南海问题的影响。而冷战后中菲关系不时被南海问题绑架，两国发生了“美济礁事件”和“黄岩岛事件”两起较为严重的冲突，致使双边关系恶化，并且因为“南海仲裁案”两国关系受到重创。[注] 南海问题对中越、中菲双边关系的影响可参见王峥：《政治与安全的互动：南海争端下中越关系透视》，《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6期；李开盛：《超越领土争端：中菲关系的旧观念与新框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4期。 为什么两国都使用了对冲战略，但中越关系大局受南海问题影响小而中菲关系受南海问题干扰较为严重？本文指出两国南海对冲战略的策略结构差异引起了不同结果的出现，同时本文将分析两国南海战略策略结构差异的实质。
一、对冲战略与东南亚国家的“对冲”实践
“对冲”本是金融术语，指以降低风险为目的的投资策略，近几年频繁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被用于解释国家如何规避风险。“对冲”行为在国家之间普遍存在，但是本文主要关注小国针对大国的对冲战略。笔者先对“对冲战略”的定义和实施条件进行扼要的阐述，对东南亚国家的“对冲”实践进行总结，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一个简明的分析框架，以便分析越南和菲律宾南海对冲战略在策略构成方面的差异。
(一)小国的对冲战略
对于哪些国家是对冲战略的实施主体学界没有统一的答案。牛津大学学者罗斯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在文章《美国霸权秩序下的中国战略》中认为崛起大国为了避免与霸权国直接对抗，是对冲战略的实施者；中国一方面不断强化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存在，另一方面针对美国使用对冲战略，削弱美国遏制中国的动力。[1]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达伦·林姆(Darren J. Lim)与扎克·库珀(Zack Cooper)在《再评对冲战略》一文中指出，那些同时与两个具有竞争关系的大国交往，且和其中一个大国有相同安全利益的小国是对冲战略的实施主体；小国通过实施“对冲”分散另一大国的注意力，以免招致其不满。[2]
由此可见，国家不论其规模大小都可使用对冲战略，但是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通常是对冲战略的实施主体，而强势的一方是“对冲”的目标，因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对风险的知觉更强烈。在大国和小国的互动中，小国的风险知觉很容易得到强化，把大国当作假想敌。对小国来说，纯粹的制衡或追随战略都无法应对与大国互动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相比之下“对冲”是能够降低风险的战略选择，因此受到小国重视。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吴翠玲(Evelyn Goh)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学者郭清水(Kuik Cheng-Chwee)从小国的角度出发对“对冲战略”这一概念进行定义，其成果在学界被广为引用。吴翠玲提出，对冲战略是国家无法在追随、平衡和中立做出明确选择而采取的策略组合以应对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国家由此塑造了战略意义上的“灰色地带”，以免顾此失彼带来的损失。[3]郭清水认为对冲战略即在高度不确定的境遇中一国对多项策略的结合使用，这些策略兼具“追随”和“制衡”的特征，对它们进行结合使用会产生相抵的效果，其根本目的是规避风险。[4]
(感谢《南洋问题研究》匿名评审专家以及南京大学郑先武教授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中国对于菲律宾而言是陌生的大国。菲律宾没有独立成体系的对华外交政策，其对华政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或是在实用主义驱动下的“权宜之计”。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菲律宾对华奉行“隔离”政策，是美国对华冷战政策的简单复制。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着手实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收缩，改变对华政策，逐步退出越南战场。随着“尼克松主义”出台，菲律宾也相应调整了对华政策，于1975年与中国建交。与中国建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考虑。第一次石油危机迫使石油资源极度匮乏的菲律宾重视与中国建交的经济意义。在80年代和90年代因为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两国关系出现倒退。台湾经济在80年代发展迅速，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拥有大量可对外投资和购买出口商品的资金。菲律宾在实用主义的驱动下“从‘一个中国’的原则倒退到‘一个半中国’”。[77]2000年以后中菲关系出现过短暂的“蜜月期”，然而南海问题日益凸显，中菲两国关系又遭遇波折。
第二，小国与两个处于竞争性共存的大国同时保持互动，和其中任何一个大国合作都有可能满足小国无法凭自身力量实现的某种利益诉求，[5]小国就有了实施“对冲”的动力。施展“对冲”的动力从根本上源于小国外交的平衡性原则。平衡性原则不仅要求小国在依赖外部援助和维护国家独立之间保持平衡，还要求小国在不同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因为每一个大国都既能向小国提供援助又能对其进行打击报复。[6]对冲战略有助于国家在高度不确定的境遇中降低潜在风险导致的损失，符合小国的平衡性外交原则。
(二)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实践
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共识是在中美大国“斗而不破”的态势下东南亚国家使用对冲战略应对地区地缘政治演进的不确定性。东南亚国家的假定是对大国权力的抑制主要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力量。[7]中美大国之间的竞争性共存为东南亚国家施展对冲战略提供了空间。美济礁事件和台海危机后，中国保持了战略克制，缓和了与美国西太平洋同盟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美两国从此进入竞争性共存阶段。两国高度关注双方之间权力分布的此消彼长并且加以防范，同时避免触碰对方战略利益的底线，容忍彼此加强地区战略存在的行为，基本实现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国家成为中美两个大国积极争取的对象，对冲战略从而具有了可行性。[8]
比较两组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满意水平；术后治疗的依从性评分、住院时间（0～100分，得分越高则术后治疗的依从性越高）；护理前后患者血气分析的相关指标以及焦虑情绪；术后肺部感染及呼吸衰竭等老年非小细胞肺癌并发症发生率。
地缘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崛起的中国如何与美国相处以及中国如何自处。虽然中国非常诚恳地向东南亚国家表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东南亚国家依然无法克服对中国的忧惧情绪。这些国家不确定当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发展到相当高度的时候中国是否会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是否会在南海问题上使用越来越强硬的手段迫使其他南海当事国放弃它们的南海主张，实现对南海的绝对控制。[9]东南亚国家的忧虑并非是现实的写照，而是东南亚国家风险知觉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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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实施对冲战略的过程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冲战略中追随和制衡策略的所占比重。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及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是影响“追随”和“制衡”比重的重要因素。例如，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四国对中国的威胁知觉较弱，而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福利有清醒的认识，这些国家或与中美两个大国发展“等距”的安全合作，或与美国几乎不建立安全合作，这四国对冲战略中追随策略占比都比较大。越南和菲律宾与中国存在关于南海的主权争端，因此对中国的威胁知觉在东南亚国家中比较强烈；越南与美国建立了有限的海上安全合作，而菲律宾自建国后就与美国保持着特殊的安保关系，越南的对冲战略中“追随”与“制衡”占比相对平均，菲律宾“制衡”的占比更大。[注] 刘若楠在其博士论文《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1997-2015)》中对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按照“制衡”和“追随”的比重进行了归类，由于南海问题菲律宾和越南对中国的威胁感知较为强烈，两国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的意向明确，所以两国的对冲战略中“制衡”的占比最大，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总体来说和中国矛盾并不突出，希望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存在可以平衡崛起的中国，同时对与美国深化安全合作保持谨慎，“制衡”的占比在四国的对冲战略中较小，泰国、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对中国有所依赖因而“追随”是四国实施“对冲”的主要策略，参见刘若楠：《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1997-2015)》，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94-95、122、147-148页。史田一在其论文《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中分析认为，越南不是美国的同盟且难以获得美国的安全承诺，与中国接壤但是与中国存在主权争端，其对冲战略中的“制衡”与“追随”的比重较为平均，而菲律宾既是美国的盟友又是南海当事国，而且地理位置上不与中国接壤，其对冲战略以“制衡为主”，参见史田一：《地区防线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93页。
(三)对冲战略的分析框架[注] 本文对冲战略分析框架的建构主要参考了北京大学学者王栋的论文《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根据国家在对冲过程中对外政策的合作和对抗程度，可以把对冲策略集合中的战略频谱分为下面依次递进的五种类型：接触、束缚、防范、牵制和制衡。”参见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32-34页。王栋对不同“对冲”路径的归类十分有利于本文所作的比较研究。然而在建构本文的对冲战略分析框架时，笔者首先删除了“防范”，因为对冲战略本身就是一种防范风险的手段；其次改“制衡”为“平衡”，因为对冲战略策略集合中的平衡策略有别于“制衡”，“平衡”的针对性较弱；此外笔者对每一种“对冲”路径作了新的阐释。
笔者对东南亚国家实施“对冲”时使用的策略进一步细化，并且按照对抗性的高低对这些策略进行排序。这些策略包括：接触、束缚、牵制、平衡，其中“接触”是对抗性最低的策略，而“平衡”对抗性最高。如果甲国的对冲战略以“接触”为主，而乙国以“平衡”为主，那么在总体上甲国对冲战略的对抗性比乙国低。低对抗性的对冲战略意味施展“对冲”的小国与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频率和烈度都较低。
接触。接触策略是小国规避与大国关系恶化招致的不良后果而与大国进行的“战略交往”。小国尊重大国的国际地位，从而换得渴望的事物。而对大国来说，为了巩固大国地位必须以“拉拢选民”的方式获得小国的支持。[10]小国就具体问题的解决与大国沟通和协商，加强与大国的双边合作，从而形成关于问题解决方案的共识。通过“接触”，小国和大国的利益关切都得到满足。
束缚。束缚策略指小国利用国际制度为大国设下规则的陷阱或法律的圈套。国际制度淡化了国家规模的权力功能和象征意义，经济和军事力量已经不是唯一的权力资源，为小国超越“小”的限制提供了机会。[11]小国利用多边主义平台通过主导规则制定、诠释法律原则，建构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话语体系，并且赋予本国立场合法性，试图把大国的对外行为限制在设定好的制度框架内。
牵制。“牵制”的具体形式较为广泛。大国之间复杂的竞争关系为小国采取牵制策略创造了可能性。小国与其他大国，特别是那些与崛起大国存在竞争的国家，建立松散的、非正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即为“牵制”策略。小国可以同时和多个大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小国从而把如何应对崛起大国变为一个由多个大国共同参与的多边问题，崛起大国针对小国的权力优势被大幅削弱。
平衡。小国与崛起大国的战略对手形成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结合，在客观上对崛起大国形成遏制和威慑。美国把中国的南海维权解读为中国海上力量的扩张，希望借南海问题抑制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东南亚小国则可以借势而为，和一个比中国更加强大、且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的国家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其结果会导致中国威胁认知强化，以及南海问题矛盾激化。
以上4种实施“对冲”的策略中“接触”是合作性最高的策略；小国通过发展与崛起大国的战略友好关系防止双边关系恶化并且实现了利益诉求，同时大国的利益关切也得到尊重。小国采取“束缚”策略，利用国际制度“名正言顺”地窃取崛起大国的话语权，引起大国的担忧。“牵制”是对抗性更强的策略；小国通过与其他大国建立松散的“合作伙伴”关系对崛起大国形成“弱包围”，加剧了当事大国的焦虑。“平衡”的对抗性最强，很可能刺激崛起大国采取强硬措施。在下面的章节中笔者将比较越南和菲律宾南海对冲战略的对抗性。如果越南以“接触”为主，而菲律宾以“平衡”为主，那么在总体上越南南海战略的对抗性比菲律宾低。
二、越南和菲律宾的南海对冲战略
笔者将梳理1995-2010年和2010年至今两个时间段内越菲两国南海对冲战略的策略构成，并总结两国的核心策略。冷战后大国关系成为影响南海问题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美国插手，南海问题逐渐演变为大国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较量”。[12]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转变是划分时间段的主要依据。2010年以后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越来越强，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干预也愈加明显。在上述4种策略中，如果越南和菲律宾实施南海对冲战略时坚持以某项策略为主，那么该项策略可判断为两国南海对冲战略的核心策略。
(一)1995年到2010年间越菲两国的南海对冲战略
冷战结束后到1995年间华盛顿很少关注南海问题。[13]1995年后台海局势趋于紧张，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又发生了美济礁事件，南海问题很快受到华盛顿的注意。从1995年2月到7月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提及南海问题。1995年5月10日，当中菲关系因为美济礁事件处于紧张时期，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关于南海问题的正式声明，表达了美国对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的关切。[14]不过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除了呼吁当事国和平解决争端外没有过多的干预。
1991年11月5-10日中越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此次会晤的联合公报中第五点写道：“双方同意，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鼓励两国边民恢复和发展传统友好往来，把中越边境建成和平与友好的边境。双方同意，两国之间存在的边境等领土问题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15]2000年以后两国领导人互访更加频繁。2004年、2006年、2007年、2008年等年份的中越联合声明都强调了管控好两国海上争端。双方以两国高层共识为基础，共同维护海上局势稳定，积极以双边对话的方式寻求能被双方接受的长久办法，同时在低敏感领域推进合作、增进互信。[注] 各年份中越联合声明详见中国外交部网页：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7292/1207_677304/default.shtml。
中越关系正常化后，北部湾划界问题提上了双边关系的议事日程。两国“成立了包括外交、国防、渔业、测绘、地方政府等部门组成的政府边界谈判代表团，启动北部湾第三次划界谈判”。两国外长在2000年12月25日于北京签署了“北部湾划界协定”。“双方所得海域面积大体相当。”又经过将近3年的谈判，两国代表在北京于2004年4月29日签署了“渔业合作协定的补充议定书”，有效期为15年。根据该份协定，双方划定了约3万多平方公里的跨界共同渔区，两国渔船都可进入该渔区。[16]北部湾划界实现了通过友好谈判解决海洋争端，加强了两国今后通过双边协商的途径解决南海问题的信心。
除了“接触”中国，在2007年越南与印度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承和发扬了越南和印度的友好传统。两国的历史友情主要发展于冷战时期印度对北越的支持以及对越南抗美战争的同情。[17]印度对越南的友好立场一方面源于印度和苏联的暧昧关系，另一方面源于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进入90年代印度推出“东向政策”，越南是印度执行该项政策的重要对象；在高层交往方面，印度仍是越南交往最频繁的非社会主义国家。2007年7月正是两国建交35周年之际，越南总理阮晋勇到访印度，与印度总理辛格发表了“越南印度战略合作伙伴宣言”；两国一致同意在今后定期举行外长级别的战略对话。[18]
在这一时期，越南南海对冲战略以“接触”为主；与印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属于“牵制”，是一项辅助策略。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对国际制度的利用并不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时期越南作为“新手”缺乏相关经验。越南加入国际体系的时间较晚。1991年7月越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外宣布愿与世界各国增进友好往来，[19]越南从此开始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作为国际体系的新成员，越南对多边合作机制和国际法律制度并不熟悉；对于如何利用多边机制向大国施压、如何借用国际法塑造符合本国利益诉求的话语体系，越南都是“初学者”。
这一时期菲律宾的南海对冲战略主要由“平衡”和“束缚”构成。1995年2月至3月菲律宾官方和媒体称在美济礁上发现了中国的建筑物，借此事将中国描绘成为在南海的“入侵者”。[20]为了引起国际关注，5月菲律宾军方还组织本国和外国记者到美济礁附近进行“采访”。[21]5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阐述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基本原则的正式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美国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第二，美国在维持南海和平稳定方面的态度始终如一；第三，维护航海自由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也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第四，对南海当事国所持主张的法律有效性美国不持立场。[注] 该声明原文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 95/05/10 Daily Press Briefing”,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Federal Depository Library, May 10, 1995, 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daily_briefings/1995/9505/950510db.html。
滴灌是目前最有效的节水技术之一，水的利用率可达95%[3]。可按照作物需水要求，将水和养分混合均匀后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显著提高水肥利用效率，有效地提高作物光合作用，增加作物糖分与干物质积累，增加作物产量与品质。相比地面灌溉，滴灌可显著降低土壤无效蒸发、降低化肥施用量、减轻面源污染。然而引黄灌区发展黄河水滴灌面临三大突出问题：(1)如何低成本、高效过滤泥沙。(2)滴灌用水量调蓄。(3)滴灌配套技术适应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以内蒙古河套河区为研究背景，项目系统研究了滴灌泥沙过滤、滴头抗堵新产品及滴灌水源调蓄等关键技术，提出了泥沙过滤与滴头技术新模式、滴灌水源调蓄措施以及适宜配套技术。
1995年6月美菲两国海军在菲律宾巴拉望岛附近海域举行联合演习，1996年3月两国军队又在该地区举行了一次包括海陆空军事行动的大规模演习。尽管美菲双方否定两次军事演习与中菲南海争端的相关性，但是此时正值中菲关系因为美济礁事件处于紧张时期，军演的针对性引人猜想。1999年5月美菲之间签订的《部队互访协议》(Visiting Force Agreement)在菲律宾参议院获得通过，进一步加固了美菲两国长期安全合作的制度保障。在这份协议框架下两国建立了“联合防御评估”机制，两国国防部之间互联互通，定期就菲律宾的防御需求进行沟通，由美国方面提供菲律宾军队现代化的政策指导，并且和菲律宾国防部一起跟进这些政策的落实。[22]
除了巩固和美国的同盟关系，菲律宾非常注重在南海问题上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加以利用。多边主义是菲律宾外交的传统之一。菲律宾著名外交家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P. Romulo)在1949年至1950年间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23]之后罗慕洛任菲律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期间很喜欢在大会面前侃侃而谈、有所发挥，与一个小国代表的身份似有不符。[24]菲律宾是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倡导者，不但是东盟创始国之一，而且在90年代后积极主张中南半岛国家加入东盟。菲律宾对地区主义的热衷主要是为了通过与东南亚国家培养友好关系平衡菲律宾对美国的依赖，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亦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25]美济礁事件发生后有菲律宾官员提议将南沙群岛争端提交联合国国际法院(ICJ)，此举遭到中国严厉回绝。1995年7月在文莱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上中国与会代表表示，中国愿意和东盟共同协商南海问题的解决之策。[26]
(二)2010年至今越菲两国的南海对冲战略
2010年后美国的南海政策由“观望”转向“介入”，中美两国关系中竞争的一面也进一步加强。201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外长会议上做出了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立场声明，强调解决海洋主权争端必须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解决，任何海洋主权主张都应基于海洋地物特征的法理界定，当事国不得单边修改岛礁现状。希拉里的“河内讲话”标志着美国立场的转变。[27]2011年10月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从此问世，中美大国博弈加剧。[注] 该文章原文见：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 October 11,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虽然放弃了“再平衡”战略中的某些内容，[28]但是在“美国优先”的外交逻辑下，中美之间的竞争比过去更加激烈。
2011年1月越共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召开后越共基本延续了过去的外交路线，只是在具体策略上有所调整。维持睦邻友好的中越关系依然是越南外交的重心，同时越南积极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参与国际多边合作机制。[29]2016年越共“十二大”以来越南比过去更加积极地寻求平衡中国的力量，然而对中越关系的重视在根本上没有改变，总体来说越南外交以延续为主，并在此基础之上有所丰富。[30]为了维护中越关系大局的和平友好，越南必须在南海问题上保持战略克制，继续加强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协商与相关领域的合作。2011年10月11日中越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两国解决海上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两国一致认为双方应以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为重，从全局高度出发，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妥善处理和解决海洋争端；双方应充分重视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理依据和历史因素，严格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寻求令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长治久安之策；同时在不影响双方立场和主张的情况下，积极探讨临时性措施，推进在海洋科研、海上搜救、灾害预防等低敏度海洋安全议题上的双边合作。[31]
越南先后与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转移应对中国的压力。2013年7月25日时任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在华盛顿与奥巴马举行会晤。两国最高元首决定建立两国“全面伙伴关系”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两国一致认为海洋争端应通过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解决；今后两国将共同督促《宣言》的落实和推动“南海准则”的谈判。[32]2018年3月15日，即越南与澳大利亚建交45周年之际，两国政府代表在堪培拉签署并发表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重申了两国维护航行自由的一致性；两国一致认同《公约》的有效性以及《宣言》对于解决争端的重要性；两国将共同推动“南海准则”的达成。[33]
面对两个阶段教育存在的差异，为了让孩子顺利过渡，幼儿园一般会在大班对孩子进行幼小衔接教育。家园协作显得格外重要，家长要树立起正确的幼小衔接观念，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此外在这一时期越南对国际制度加以利用，企图利用舆论向中国的南海维权施压。2014年5月由中国企业所属的“981”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群岛毗连区内进行钻探活动。“作业海域距离中国西沙群岛中建岛和西沙群岛领海基线均17海里，距离越南大陆海岸约133至156海里。”然而越南方面非法强力干扰中方作业。[34]越南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峰会上呼吁东盟成员国在“981”钻井平台一事上保持立场一致。同一时期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越南官员声称，如果和中国双边沟通失败的话越南会寻求包括启动国际仲裁程序在内的其他解决办法。2014年12月越南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对菲律宾提起的诉讼具有管辖权，并宣称越南有权按照《公约》维护在南海的利益。[35]
2012年4月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发生了“黄岩岛事件”。根据菲律宾主流英文媒体《问询者报》的报道，中菲双方对事件的发生各执一词。中国驻菲使馆指出，菲律宾海军将枪炮对准在黄岩岛泻湖内躲避恶劣天气的中国渔民，要求他们离开中国领土，事件的发生原因完全在于菲方军事化的侵权行为；而菲律宾称，中国渔民在属于菲律宾“领土”的斯卡伯勒浅滩周边从事“非法渔猎”，从而导致菲律宾海军旗舰德尔·皮尔号(the BRP Gregorio Del Pilar)和两艘中国海监船僵持。菲律宾的这套说辞显然是没有道理的。[36]
4月16日到27日美菲两国军队在菲律宾巴拉望岛附近海域举行了“肩并肩2012”军事演习。美菲两国官员都否认此次军演和发生在黄岩岛海域的中菲冲突有关，并且强调这是例行军演。然而由于军演时间处于黄岩岛事件期间，而且参加军演的“美菲士兵人数创历年之最”，此外还有来自部分东盟国家、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10名观察员受邀参加，很容易引发外界关于此次军演目的性的猜测。[37]
基于此,设计了一种无线网络化的机车车辆检测系统,利用嵌入式技术与无线通信技术结合,构建无线传感器网络采集车辆运行过程中多种振动信号的变化[2],通过以太网传输到人机交互界面,实现车辆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以及数据的存储,布线数量少,传输效率高。
4月30日美菲两国在华盛顿举行防长外长“2+2”会谈。双方共同表示，两国将按照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承担防务义务，美国帮助菲律宾提升海上防御能力；两国将共同维护航行自由；通过“‘和平、合作、多边和外交’方式、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争端”是美菲共同的战略目标。希拉里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提到了黄岩岛事件，并称虽然美方“对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但是美方在“航行自由，维持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等方面有国家利益”，并会为此与菲方保持沟通。[38]6月8日美菲两国总统在白宫举行会晤。奥巴马表示，巩固美菲同盟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相符。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称，“在两国当前面临挑战之时，会谈深化和加强了美菲关系。”[39]
在罗扎诺夫看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对于心理和思想方面的革命者来说，并未留下“新的道路”。 也就是说，他并未阐明新的真理。 如果“神言”留给我们的不是新的道路，也不是新的真理，那么，它留下了什么呢？罗扎诺夫回答：
此时正值美国高调“重返亚太”，菲律宾有恃无恐，于2013年1月22日单方面启动了南海仲裁案。2016年7月12日，仲裁庭公布仲裁结果，否定了历史性权力和九段线，并且否定了太平岛作为岛屿的法律地位。[40]南海仲裁案“一边倒”的结果为中国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结果增加了信心，证明了此次仲裁案的政治性质，[41]使美菲联合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猜想得到极大程度的证实。
注释：
菲律宾依赖美国的防御投入和影响力的同时也与美国的其他盟友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对中国的海上存在形成“弱包围”。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菲律宾和日本两国外长很快在万象进行了双边会谈。岸田文雄表达了对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立场的支持，并且表示日本今后会帮助菲律宾提升海上安全力量。[42]菲律宾与澳大利亚在2015年11月签署了“全面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其中指出两国对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有共同利益；今后澳大利亚将继续通过联合军演、人员培训和海上安全合作等形式帮助菲律宾进行军事现代化建设。[43]
这一时期菲律宾还采取了对中国的接触策略，试图降低南海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冲击。但是菲律宾的接触策略是在特定情形下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南海仲裁案判决结果“一边倒”以及特朗普上任初期美国西太平洋战略尚未清晰是菲律宾开展“接触”的前提。[44]2016年10月18日至21日杜特尔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杜特尔特上任后首次访问东盟以外的国家。访问期间杜特尔特主动向中国示好，表达了愿意与中国就南海问题进行双边磋商，并且还高调表示要疏离美国。[45]结束访问后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萨纳(Delfin Lorenzana)称，菲律宾渔民可重返黄岩岛水域进行捕鱼作业。[46]
三、越南和菲律宾南海对冲战略差异的实质
从1995年到2010年、2010年至今美国从几乎不关注南海问题到把南海问题当作抑制中国海上力量发展的“抓手议题”，这一过程显示出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逐步加强。从上一节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越南的南海对冲战略以“接触”为主，而菲律宾以“平衡”为主，越南南海战略的对抗性较低，因此中越两国关系大局受南海问题影响小；而菲律宾南海战略对抗性较高，导致中菲两国关系更易受到南海问题干扰。本节笔者将分析越南、菲律宾对中美这两个大国所持的不同看法，从而揭示它们南海战略差异背后的实质。对大国的某种看法是一国的外交决策者在长期外交实践过程中知识积累的结果，是对大国行为特点的经验性总结，为决策过程提供了因果逻辑的捷径。这意味着，首先外交政策不是精密计算利益得失的结果而是更多依靠政治家对国际关系发展的直觉性把握，其次当下执行的外交政策是过去外交实践的自然延伸。[注] 观念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可参见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Robert Jervis, 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一)越南以中越睦邻友好为基础的世界观
长久以来中越两国关系十分密切。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开岭南，在岭南地区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其中象郡覆盖了今日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秦末岭南地方割据势力建立了“南越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并在岭南地区设立九郡，其中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位于今日越南北部。北宋以后占城(今越南南部)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朝贡关系，占城渐染“华风”。[47]冯承均作为法语越南历史文献《占婆史》的译者，在《译序》中写道：“昔之四夷，侵染中国文化最深者，莫逾越南。”[48]在近代史上中越两国有着相似的命运，19世纪末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中国同时也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共同诉求把两国政治发展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上世纪20年代胡志明正是在中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并组织成立了越南共产党。在之后的20年时间里两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的斗争过程中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由此发展起来的情谊是十分牢固的。[49]
胡志明在《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一文中讲道：“越南和中国是两个相邻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理所当然，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中国的革命和越南的革命真是：恩深、情重、义长……”。[50]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45年9月2日宣告成立。此时越南的抗法斗争面临着敌强我弱和孤立无援的局面，而在越南国内党派斗争激烈，新建立的政权处境艰难。新中国成立后不但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而且无私地向越南提供了军火、粮油、医药以及人力等全方面的援助，从根本上改变了越南在抗法斗争中物资匮乏的困境，并且打击了越南国内反对派的嚣张气势。终于在1954年中国帮助越南取得了包括奠边府战役在内的一系列战役的胜利。[51]
在越南抗美战争中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给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全面的援助。在制定抗击美国侵略者方针和政策方面，中国为越南提供了指导。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侵略性的，必定会失败，但是目前不宜轻举妄动，“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52]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外交场合多次申明中国对越南在抗美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支持。[53]但是越南完成统一后背离了与中国友好的外交路线，“干出了一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54]越南在无法从中国得到更多援助后转而投靠苏联，而后者正好利用越南对中国的不满共同反华，1978年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助长了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野心。在“劝告不听，谈判不成，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中国只好进行自卫反击。[55]
冷战后中越两国是世界上仅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两个，都在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两国的改革也没有根本性不同，因此两国的政治前途、经济利益和社会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56]在中国硬实力迅速提升的背景下南海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不确定因素，加强了越南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国的南海维权被视作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向周边小国炫耀崛起大国的力量，是对越南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挑战。[57]虽然美国可以为越南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58]但是越南决策者以史为鉴，在南海问题上坚持对中国的接触策略，通过党际交流、政府间协商的方式避免南海问题对两国关系整体产生“外溢效应”，[59]同时奉行“战略自主”的外交原则：第一，不与其他国家结盟；第二，不为其他国家提供军事基地；第三，拒绝与一国联手对抗另一国。[60]
越南对与美国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结合并且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政策选项十分慎重。越南认为美国是出于抑制中国崛起的目的鼓动盟国和南海当事国向中国发难。然而美国对亲自介入南海问题持审慎态度，不会因为南海问题与中国交恶。如果中国与其他南海当事国发生武力冲突，美国除了做一个清谈家不会站在任何一边发起军事干涉，例如在1974年西沙海战中尽管美国是南越的盟国，但美国坚持不干涉的政策，越南又一次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61]维护航行自由只是美国干预南海问题的借口，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防止美国失去在西太平洋的霸权。美国的干预为越南提供了和一个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共同在南海问题上平衡中国的机会，但是越南将面临着卷入“新冷战”的风险。[62]与大国的互动实践表明和域外大国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结合无益于越南的国家利益；与域外大国联合制衡中国是不可取的政策，这是越南从过去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吸取的沉痛且重要的教训。[63]
“我们的个税制度要鼓励的应该是勤劳致富，如果靠劳动致富的人最高要缴纳45%的税，而在资本市场层层套利牟取暴利的人，却只交20%的税，不仅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更可能带来人才的外流，这是必须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的。”刘剑文说。
(二)菲律宾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观
菲律宾的世界观与越南迥然不同。菲律宾是一个亲西方的东南亚国家，它的传统世界观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菲律宾作为历史上美国的殖民地，是美国在亚洲缔造的“民主之窗”，美国希望独立后的菲律宾是一个成功奉行美式民主政治体系的国家，以此证明美式民主的普适性，美国则以这个亚洲“民主之窗”的监护者自居。[64]菲律宾独立之初美菲关系异常亲密，菲律宾的外交几乎完全向美国“一边倒”，以美国马首是瞻。[65]美国对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发展总是加以特别“关怀”，在菲律宾扶持“亲美”总统候选人当选。[66]菲律宾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马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Roxas)在1946年的就职典礼宣称：“美国的时代刚开始”。菲律宾依赖美国在国际问题上为其扫清障碍以及美国对国际政治的重大影响。美菲两国均视此为理所当然，因而没有感到训练菲律宾外交独立的必要。[67]美菲关系的基本结构在二战期间就已经形成。在二战期间等待美国的支援打败日本侵略者是菲律宾非做不可的事情，而这样的历史经历显然无益于菲律宾学会独立自主。[68]
菲律宾独立后希望在政治上获得完整的国家主权，而在安全上依然受美国庇护，以免受到强邻侵犯。这种忽视权力和义务平衡的想法听上去似乎并不现实，但是建立现代国防力量对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而言的确是非常困难的。[69]菲律宾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群岛国家，地理位置“易攻难守”，而且菲律宾国内工业欠发达、科技落后；现代国防力量建设耗费巨大，绝非一个物质力量羸弱的岛国所能承担；更加不幸的是，菲律宾的假想敌通常不是普通国家，而是具有雄厚国家实力的强邻。[70]
本研究由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统一指导语，进行现场说明及相关注意事项。问卷填写完毕后，当场回收。
因此，马尼拉当局迫切希望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责任不限于口头保证，而做出明确承诺。他们所希望的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双边军事同盟，美国按照条约履行对菲律宾的防御义务。两国于1951年8月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有了美国的安全承诺才让马尼拉当局对于国家安全的状况比较放心，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把菲律宾拉入冷战时对抗苏联势力在东南亚扩张的总体战略中。[71]然而菲律宾总认为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不如对北约国家自动，把菲律宾视作“二等盟国”。菲律宾为了把类似于美国对北约“自动报复”的安全承诺纳入美菲条约向美国施加压力，而美国一向在该问题上刻意回避。[72]菲律宾站在弱者的立场，透过残存的殖民地感情比过去更加支持美国，而且从美国那里得到了很多想要的东西，然而菲律宾并不了解美国的军力分布主要依据其全球性的战略部署而定，而菲律宾只是美国战略部署中的一个据点。美国不会为保护菲律宾的安全而改变全球战略。[73]
直到现在对菲律宾安全最重要的国家依然是美国。菲律宾安全政策的假定是美国作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国，其政治和军事存在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作为美国的盟友大可不必在对外安全问题上亲力亲为。只要美国还是西太平洋上的霸权国，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就有所依靠。菲律宾自身也应该加强对外防御力量建设，但是这样的努力必须以美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依然在西太平洋上维持着霸权式的存在为前提才有意义。[74]长期以来菲律宾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支持怀有脱离实际的期待。美国对这一问题的谨慎介入给菲律宾留下了幻想的空间。[75]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对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进行修复，菲律宾借机从美国寻得了不少实惠。菲律宾不但得到了许多来自美国的资金援助和武器装备，而且自恃有美国的支持，大胆地在南海问题上执行了“亲美”的路线。[76]
对冲战略在一定条件下才具有可行性。首先，大国之间不存在零和性质的权力争霸。大国零和博弈的背景下，发挥“对冲”的空间过于狭窄，在夹缝中生存的小国面临着“选边站”的压力而倾向于选择追随策略。而当大国关系处于竞争性共存时，一方面“对冲”的操作空间有所拓展，小国不必“选边站”而可以在大国之间“左右逢缘”，而另一方面竞争性共存意味着大国关系向“和”还是向“战”发展尚不明确；小国通过实施“对冲”可以降低“非此即彼”的选择隐含的风险，为将来保留退路，是应对大国关系不确定性的最优战略。
结 语
越南以史为鉴，把维护中越关系的和平稳定作为外交工作的基础，在南海问题上坚持对中国的“接触”，防止南海问题的“外溢效益”；对与域外大国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结合保持谨慎，以免越南再次卷入大国政治。在可预见的未来越南很可能会沿袭这一既定的外交路线，但是具体的实施路径会更加丰富多元。由于美菲关系的特殊性，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对菲律宾来说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为不易。因为和美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同时作为一个“易攻难守”的小国，菲律宾完全脱离对美国的依赖是不现实的。如何应对美菲同盟是解决南海问题的难点。菲律宾是美菲同盟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也是应对美菲同盟的切入点。中国可以加强与菲律宾关于南海问题的沟通，明确菲律宾南海利益诉求的具体内容。在“主权归我”的前提下，中国通过共同开发南海海洋资源的方式对菲律宾的南海诉求酌情予以满足，培养菲律宾对中国的信任与依赖，打消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动力，中国从而获得对南海问题的主导权。
（1）没有国家信用为基础。从数字货币的发行及运行来看，其是由计算机算法决定的，没有国家信用为基础，不利于国家宏观调控。
美国学者巴顿·卡特曾言：“在任何崇尚政治法制及崇尚民主自由的社会中，所谓的社会舆论自由和司法审判公正都是国家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价值。”［21］4对基本价值的树立和巩固仅靠道德层面的规范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立法上的刚性依据方能为其提供长效化的制度依托。囿于成文法固有的滞后性和立法技术的相对薄弱，现阶段关于自媒体舆论监督权运行失范的惩戒，处于条文泛化和效力虚化的二维困境。在这一畸形立法样态的负向引导下，自媒体舆论监督权被滥用的风险加剧，审判权独立运行的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
其次，“百家宴”宴席的举办有助于融洽邻里关系，增进村民间的友谊。盛大的集体宴席需要充足的时间做准备工作，所以通常是宴席开始的前一个月村民们就已经在“福首”（每年元宵节当天搞完活动后，村里人集中开会，用“抓阄”的方式，抽出下一年度的“福首”）的带领下开始筹备。宴席使用的桌椅板凳、碗盘杯碟等物品大多由村人提供，不够的再从专门的租赁公司里租借；宴席费用则主要来自来宾交纳的福缘钱，不够的部分由福首或当地成功人士自愿捐助；至于宴席的工作人员，都是自愿帮忙的，没有工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在做善事。近年来虽然“百家宴”活动有了政府方面的介入，但如果没有村民们团结一致共同出力的话这个活动是办不成的。
[1] Rosemary Foot,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82, No. 1 (January 2006), p. 88.
[2] Darren J. Lim, Zack Cooper,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Re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 Vol. 24, No. 4 (November 2005), pp. 69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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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曹玮、杨原：《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第49页。
[6] 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3-364页。
[7] 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36页。
[8] 刘若楠：《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1997-2015)》，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41-42、65页。
[9] 温尧：《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对冲：一项理论探讨》，《当代亚太》2016年第6期，第11页；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87页。
[10] Stefan A. Schirm, “Leaders in Need of Followers: 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Vol. 16, No. 2 (2010), pp. 199-221.
[11] 韦民：《规模、体系与小国脆弱性》，《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81-82页；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5-6.
[12] 赵卫华：《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及中国的策略应对》，《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年第5期，第99页。
入学教育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工程，要依靠学校统筹教学资源、协调院系以及相关部门共同参与才能推进，现实情况多是研究生入学教育仅由学生工作部门承担，或者是依托培养院系自行设计完成，学校职能部门、学院系所教师、导师团队、在校学生等均普遍缺乏参与意识，使研究生入学教育越来越被边缘化。而且传统的适应性、集体式的入学教育并不能满足研究生的个体发展需求，无法适应人才培养的需要，需要系所、实验室、科研团队等更多与研究生实际学习生活联系更为紧密的队伍参与到入学教育中来。
[13][14][27] 周琪：《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及其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26、27-28、35-36页。
[15] 《中华人民国和国国务院联合公报(1991年1月6日第40号)》，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shuju/1991/gwyb199140.pdf。
[16] 中国外交部：《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情况介绍》，2000年12月25日，http://www1.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tyfg_674913/t145558.shtml。
[17] Yogendra Singh, “Vietnam India Relations: the Road ahead”, IPCS Special Report , No. 14 (April 2007), p. 1.
[18] 王国平：《越南与印度关系：制衡外交的一个范例》，《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1期，第39、40、41页。
[19] 梁锦文：《后冷战时期的越南外交政策》，台北：翰籚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141页。
综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有了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制度规定的发展和完善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制度自信集中体现为对其科学性和优越性的肯定与信心上。
[20] Greg Austin, “Unwanted Entanglement: The Philippines’ Spratly Policy as a Case Study in Conflict Enhancement?”, Security Dialogue , Vol. 34, No. 1 (2003), p. 45.
[21] 李金明：《美济礁事件的前前后后》，《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第67页。
[24][64][65][66][69][70][71][73] 陈烈甫：《菲律宾对外关系》，台北：正中书局，1974年，第9、10、11、13、15、15-16、18、19页。
[23] Russell H. Fifield,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Far Eastern Survey , Vol. 20, No. 4 (February 1951), p. 33; 贝丝·戴·罗慕洛著：《菲律宾政坛回忆录》，李延凌、卢保江、温满玉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22] Renato Cruz De Castro, “The US-Philippine Alliance: An Evolving Hedge against an Emerging China Challeng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 Vol. 31, No. 3 (December 2009), pp. 405-406.
[25] M.C. Abad Jr., The Philippines in ASEAN :Reflections from the Listening Room , Manila: Anvil Publishing, Inc., 2011, pp. 7, 110.
[26] Lee Lai To,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s ,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ers, 1999, pp. 106-107.
[28] 王缉思、赵建伟：《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冷战国际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90页。
[29] 于向东：《越共“十一大”：坚持社会主义与发展对华关系》，《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9期，第6页。
[30][58] 张明亮：《“依华”还是“抑华”：析越共十二大后的越南外交》，《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0、114页。
[31] 《中越两国签订关于指导解决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中国政府网，2011年10月12日，http://www.gov.cn/jrzg/2011-10/12/content_1966682.htm。
[32] Embassy of Vietnam in the U.S., Vietnam -U .S .Joint Statement , July 26, 2013, http://vietnamembassy-usa.org/news/2013/07/vietnam-us-joint-statement.
[33] Australian Embassy in Vietnam, Joint Stat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 March 15, 2018, https://vietnam.embassy.gov.au/hnoi/JS180315.html.
[34] 中国外交部：《“981”钻井平台作业：越南的挑衅和中国的立场》，2014年6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nanhai/chn/snhwtlcwj/t1163255.htm。
[35] Lye Liang Fook and Ha Hoang Hop, “Vietnam’s Responses to China’s Maritime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EAS Perspective Report , No. 50, p. 6.
[36] 李德霞：《菲律宾主流英文媒体对黄岩岛事件的报道分析》，《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115页。
[37] 于景浩：《菲美军演敏感时刻举行》，《人民日报》2012年4月18日，第21版。
[38] 王恬：《美菲2+2会谈强调军事同盟》，《人民日报》2012年5月2日，第21版。
[39] 王恬：《奥巴马重申美菲保持牢固合作》，《人民日报》2012年6月10日，第3版。
[40]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ress Release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 July 12, 2016, https://pca-cpa.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75/2016/07/PH-CN-20160712-Press-Release-No-11-English.pdf, pp. 8-9.
[41] Feng Zhang, “Assessi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Ruling,”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71, No. 4 (February 2017), p. 449.
[42] 日本外交部：《日本菲律宾外长会晤》，2016年7月25日，https://www.mofa.go.jp/s_sa/sea2/ph/page3e_000519.html。
[43] Austral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Joint Declaration on Australia -The Philippines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 https://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Documents/joint-declaration-on-australia-the-philippines-comprehensive-partnership.pdf.
[44] Aileen S. P. Baviera, “Durterte China’s Policy Shift: Strategy or Serendipity?”, East Asia Forum Quarterly , Vol. 9, No. 2 (2017), p. 15.
[45]In China ,Duterte announces split with US : “America has lost ”, October 20, 2016, http://edition.cnn.com/2016/10/20/asia/china-philippines-duterte-visit/index.html.
[46] 《菲防长：中国船舰已撤离菲渔民可重返黄岩岛海域捕鱼》，《联合早报》(新加坡)2016年10月29日，http://www.zaobao.com.sg/news/sea/story20161029-683569。
[47] 刘志强:《中越文化交流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197-198页。
[48] 马思帛洛著：《占婆史》，冯承均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页。
[49][51][52][53] 郭明：《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19、26-27、65-66、73-75页。
[50] 胡志明：《为了独立自由，为了社会主义》，河内：越南外文出版社，1971年，第235页。
[54][55] 黄国安：《中越关系史简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0、248-260页。
[56] 古小松、梁炳猛：《恩怨过后正常化——中越关系60年回顾与展望》，《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1期，第26页。
[57] Do Thanh Hai, Vietnam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p. 280; Nguyen Manh Hung, The Politics of the U .S .-China -Vietnam Triangle in the 21st Century ,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p. 10.
[59] Carlyle A. Thayer, “Vietnam’s Strategy of ‘Cooperating and Struggling’ with China over Maritime Disput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3, No. 2 (2016), p. 200.
[60] Do Thanh Hai, Vietnam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 Abingdon: Routledge, 2017, p. 282.
[61] Nguyen Manh Hung, “The Poli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Vietnam Triangle in the 21st Century”, ISEAS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Report , No. 21 (2015), p. 25; 邵笑：《简析尼克松的南海政策——以西沙海战为例》，《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3期，第25页。
[62]Do Thanh Hai, Vietnam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Politics ,Security and Legality , Oxon: Routledge, 2017, p. 282.
[63]Thuy T Do, “‘Firm in Principle, Flexible in Strategy and Tactics’: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Vietnam’s China Policy”, 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 Vol. 2, No.1 (2016), p. 27.
[67]W. Scott Tompson, Unequal Partners ,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D.C. Heath and Company, 1975, p. 5, 转引自怀静如：《菲律宾外交政策(1946-1984)》，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8页。
[68][72]怀静如:《菲律宾外交政策(1946-1984)》，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8-40、74页。
[74]Renato Cruz De Castro, “Future Challenge in the US-Philippines Alliance”, Asia Pacific Bulletin , No. 168 (June 2012).
[75][76]鞠海龙：《菲律宾南海政策中的美国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59、63-64页。
[77]代帆、金是用：《安全与发展：菲律宾对华政策研究》，《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第42-44页。
A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South China Sea Strateg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DENG Ji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su)
Abstract: As smaller powers,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have used hedging strategy to avoid the risk incurred by the disputes with Chin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results are different.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China-Vietnam relations, their relations have been rarely affected by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However, after the Cold War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were eclipsed by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somehow.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strategic struc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Vietnam and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edging strategy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has been carried out mainly through engagement, which is a low-confrontation tactic. On the contrary, the Philippines’ hedging strategy has been implemented largely through balancing, a highly confrontational tactic. The differences on how they carry out hedging towards China reflect the divergences of their geopolitical percep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umma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of other countries by policy makers. Vietnam has drawn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and prioritized the friendship with China. Vietnam has adopted engagement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and maintained strategic independence to avoid re-involvement in the politics of major powers. The Philippines is accustomed to relying upon the security provided by the U.S. and its influence ove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r long time. The Philippines has always had unrealistic expectations over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U.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he “Asia-Pacific Rebalance” has encouraged the Philippines to take a bold pro-U.S. stance and press its demand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n a more confrontational way. The U.S.-Philippines alliance is a hindrance of resolv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Key words: South China Sea issue, hedging strategy, China-Vietnam relations, the U.S.-Philippines alliance
中图分类号： D83/8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9)02-0073-13
收稿日期： 2019-03-25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7ZDA042)
作者简介： 邓佳，女，甘肃兰州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15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包广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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