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发展道路论文,经验教训论文,陷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中国人均GDP终于走出“下中等收入”组，进入“上中等收入”组的下沿。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社会进步将要面临一次新的跨越，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未来将面临一些新的、严峻的挑战。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分析与国际比较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世界银行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分为低、中、高3组，并每年公布调整的标准。根据2010年8月的最新标准，低收入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99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996-12195美元，高收入为12196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偏下中等收入”(以下简称“下中等收入”)和“偏上中等收入”(以下简称“上中等收入”)，前者的标准为996-3945美元，后者为3946-12195美元。
根据这个标准，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213个经济体中，低收入组有40个，中等收入组104个，高收入组69个。在中等收入组中，下中等收入有56个，上中等收入48个。在2009年全世界创造的58.14万亿美元GDP中，低收入经济体创造的仅为0.43万亿美元；中等收入为16.12万亿美元；高收入为41.59万亿美元。在中等收入组中，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创造的GDP大约各占一半，前者为8.81万亿美元，后者为7.30万亿美元。不同收入组GDP①的增长变化如图1所示。
2006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2010年又进一步阐述为：“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②
综上所述，“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GDP 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在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长期滞留在下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则较快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但却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
(二)“中等收入陷阱”案例比较
中等收入组主要分布在4个地区，即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以下简称“拉美”)、欧洲与中亚、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其中，“欧洲与中亚”主要为转型经济体，其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时间较短，但近年发展较快，人均GDP从1989年的2278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6412美元。俄罗斯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但波动幅度很大。2005年俄罗斯人均GDP为5337美元，2008年曾一度上升到11743美元，翻了一番多，2009年又大幅回落到8 684美元(见图2)。“中东与北非”在世界银行的统计上有两层含义，一是地理上的含义，包括所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二是仅包括发展中国家，即本文使用的发展上的含义，其2009年人均GDP为3211美元(World Bank，2010)。
图1 不同收入组GDP的增长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dbank.org/indicator/)。
几年来，世界银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案例国家时，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拉美、东亚和中东地区。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其33个经济体中，中等收入有28个，其中，下中等收入9个，上中等收入19个。此外，近年来，拉美之所以经常被提及并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案例国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拉美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例如，智利于1971年人均GDP达到1097美元，乌拉圭1973年达到1405美元，到2009年分别为9645和9420美元，据预测，这两个国家2011年将进入高收入行列；墨西哥1974年(1255美元)和巴西1975年(1144美元)也分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2009年分别是8144和8121美元；哥伦比亚1979年人均GDP达1063美元，2009年为5126美元。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达到1145美元，但2009年仅为7666美元(见图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的一项预测，在未来5年内，阿根廷人均GDP与高收入标准仍存在较大距离(IMF，2010)。截至2011年，拉美地区上述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巴西36年，哥伦比亚32年，阿根廷更是长达49年。
图2 低、中等收入经济体分布与GDP增长变化资料来源：同图1。
图3 拉美部分中等收入国家GDP增长变化资料来源：同图1。
图4 亚洲部分低、中等收入国家GDP增长变化资料来源：同图1。
与拉美相比，亚洲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时间较晚；马来西亚和叙利亚分别于1977和197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09年人均GDP分别为7 030和2 474美元；泰国1988年达到1 119美元，2009年人均GDP为3 893美元；印度尼西亚、蒙古、菲律宾垮过中等收入“门槛”只有几年，2009年人均GDP仅为2 349、1573和1752美元；印度则于2007年刚刚达标，2009年人均GDP是1134美元(见图4)。越南有望于2010年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至于老挝和柬埔寨，他们还需在低收入水平徘徊若干年才有望踏进中等收入的“门槛”。此外，亚洲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显示出不稳定的特点。例如，叙利亚197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1987-2000年又回落到1000美元以下；蒙古于1990-2006年滑落到低收入“贫困陷阱”。
自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230多个经济体中只有60多个成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绝大部分至今还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少数仍未走出低收入行列。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些高收入国家，在半个世纪前，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见图5)。例如，1962年阿根廷人均GDP既高于其前宗主国西班牙(519美元)，也高于其移民主要来源地的意大利(990美元)③。然而，西班牙1969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78年跨入高收入行列，2009年人均GDP为31774美元；意大利的增长速度更为迅速，1963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1975年就成为高收入国家，2009年人均GDP为35084美元，而阿根廷却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葡萄牙作为巴西的前宗主国，1960年人均GDP为804美元，与巴西(208美元)同属低收入国家。但是，葡萄牙1971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1987年又进入高收入行列，2009年人均GDP为21903美元，而巴西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3次跨越与4个阶段
图5 巴西、阿根廷与其前宗主国经济增长的变化比较资料来源：同图1。
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3744美元。2010年中国GDP增长率约为9.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据此计算人均GDP将达4114美元。这意味着，2010年中国已突破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上中等收入标准3945美元，正式跻身于上中等收入行列。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3次历史性跨越：国际比较的角度
图6 1978-2010年中国人均GDP与增长率变化
注：2010年增长率引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2010年人均GDP由作者据此计算。2009年增长率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关于2009年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修订的公告》(http://www.stats.gov.cn/tjdt/zygg/sjx-dtzgg/t20100702_402654527.htm)。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光盘版，2-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1978年人均GDP仅为155美元的起点上，只用了23年就于2001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1042美元)，正式进入下中等收入组，实现了第一次跨越；随后仅用了9年时间突破4000美元大关，从下中等收入一跃跻入上中等收入行列，完成了第二次历史性跨越(见图6)。
这是一次“惊险的跨越”，它向世人再现了“东亚速度”。在被誉为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典范的“东亚奇迹”中④，日本、中国香港地区用了7年，新加坡用了8年，韩国用了11年。这个“惊险的跨越”意味着，如果将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不同阶段的话，中国已成功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级阶段⑤。相比之下，在这个跨越中，马来西亚用了18年，泰国用了20年；拉美国家平均用了22年(1974年拉美国家人均GDP为1188美元，1996年4042美元)，其中，墨西哥用了18年，乌拉圭用了19年，巴西用了20年，智利用了23年，阿根廷用了26年，哥伦比亚则用了28年，而其前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仅用了9年和15年，意大利用了14年(见表1)。
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国面临的是如何实现第三次跨越，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推测，中国实现第三次跨越、顺利进入高收入组的时间大约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即从现在起大约需要11-15年左右⑥。如果不出意外，按照这个预测，中国的“第三次跨越”将有可能再现“东亚速度”(见图7)。在这个跨越中(3946-12196美元)，日本用了12年，新加坡用了11年，中国香港地区用了11年，韩国仅用了7年(见表1)。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点
“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和地区 第一时点 第二时点 第三时点
2009年人均GDP(美元）
日本1966年1973年1985年39738
韩国1977年1988年1995年17078
新加坡 1971年1979年1990年36537
中国香港地区1971年1978年1989年31300
意大利 1963年1977年1987年35084
西班牙 1969年1971年1978年31774
葡萄牙 1971年1987年2002年21903
马来西亚1977年1995年 —
7030
泰国1988年2008年 —
3893
阿根廷 1962年1988年 —
7666
智利1971年1994年 —
9644
墨西哥 1974年1992年 —
8143
巴西1975年1995年 —
8114
哥伦比亚1979年2007年 —
5056
乌拉圭 1973年1992年 —
9420
拉美平均1974年1996年 —
7189
中国2001年2010年 2021-2025年 4114
注：完成第一次跨越的时点时人均收入为995美元，完成第二次跨越的时点时人均收入3946美元，完成第三次跨越的时点时人均收入为12196美元。表中中国4114美元为2010年预测数据，是作者根据2010年GDP增长率9.5％的预测计算得出。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资料编制。
图7 东亚部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GDP增长变化资料来源：同图1。
(二)中国经济成长的4个发展阶段：增长驱动力的角度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的经济发展，展望未来的发展目标，可将已经跨越的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未来将要穿越的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这4个发展阶段，从成长驱动力的角度，相应地概括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4个阶段(见表2)。
1.第一阶段(1978-2000年)：“市场驱动”阶段
1978-2000年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市场驱动”阶段，也是人均1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成功跨越“贫困陷阱”，除其他因素外，无论是农村包产到户，还是城镇国企改革，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晰产权性质，引入市场等价交换的激励因素，使几十年高度计划体制压抑下的生产力得到释放。尤其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完善，增长速度从1992年的14.2％，逐渐回归到2000年理性的8.4％。这个发展阶段是市场经济制度不断试错、探索和建立的阶段，一切改革领域都是为了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每一届政府都在为引入市场和驱动增长而努力。增长的背后是市场的推动，成长的动力是市场的驱使。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有形之手”突然被市场“无形之手”替代之后，市场势力的结果必然带有相当的自发性、盲目性、甚至是疯狂性。而正是这些原始的市场爆发力，推动中国最终跨越低收入发展阶段。
2.第二阶段(2001-2009年)：“要素驱动”阶段
2001-2009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阶段，也是进入下中等收入的重要历史阶段。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资本及资源和技术进步的投入。在下中等收入阶段，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比较优势，以要素投入来拉动增长，尤其对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产品等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资源立国的要素驱动特点十分明显，甚至到了“资源诅咒”的依赖程度。毫不例外，此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也明显带有劳动驱动、资源驱动、资本驱动甚至土地驱动的“有形要素驱动”的历史特征。
首先，从劳动要素投入看，由于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高峰期，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自然就成为一个重要增长引擎。从外汇储备的增长趋势可以看出，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压力主要就是在这9年之中形成的，2001年仅为2121亿美元，2010年末激增至2.85万亿美元。有研究认为，劳动对增长贡献率的变动以2003年为界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此前贡献率较低，此后逐渐稳定下来(李名峰，2010)。其次，从资源要素投入看，土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增大，甚至很多年份超过劳动的贡献率，1997-2008年平均在20％～30％之间；矿产资源的消耗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更要高一些，有研究认为高达37％，环境资源消耗的贡献率是18％，能源的贡献率为16％(张其仔，2009)。最后，从资本要素投入看，中国的投资率始终居高不下，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例如，2000年投资率为35％，2009年提高到40％以上，而同期消费率则从2002年的60％下降到2006年的50％以下。
这个发展阶段，尽管是粗放的，但却是幸运的，中国加入WTO恰好贯穿了这个阶段的全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中国抓住这个机遇，带着2.8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利用9年的时间，顺利走出这个阶段，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
3.第三阶段(2010年至“十四五”规划)：“效率驱动”阶段
从2010年至“十四五”规划，是人均GDP达到4000-12300美元的上中等收入阶段，是中国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重要阶段。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驱动为主向依靠消费、投资与出口协调拉动转型，属于一国发展战略；二是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型，即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水平，是进入高收入(第四阶段)的必由之路。对于转变发展战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已形成社会共识。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粗放向集约转型，这是效率驱动的主要内涵，即改善投入产出比，提高投资报酬率，提升经济竞争力，以获取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对于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强调的是增长的良性循环：报酬率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改善投入产出比就可提高生产力，生产力水平提高之后就会提高投资报酬率，包括物质投入、人力投入和技术投入；因此，反过来，国民收入的可持续能力决定于生产力，投资报酬率也决定于生产力，而增长潜力又决定于投资。
4.第四阶段(“十四五”规划)之后：“创新驱动”阶段
“十四五”规划之后，中国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这是一个技术创新驱动增长的阶段。众所周知，虽然改善制度、减少宏观经济不稳定性、提高人力资本、修建社会基础设施等都可获取收益并带来增长，但都难逃报酬递减的铁律。长期看，增长和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只能依靠技术创新。在高收入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无一不是驱动增长的根本源泉。在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的贡献率达70％，而中国的创新贡献率还不到40％(韩保江，2010)。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是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部署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战略通道。
综上所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4个阶段中，市场驱动阶段的本质是中国经济史的制度变迁，强调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要素驱动阶段实际是比较优势的必然阶段，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效率驱动阶段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内涵的提升和社会转型；技术创新阶段是高收入经济体的趋同发展阶段，强调的是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效率驱动的角度
目前，中国刚刚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上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实现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型，就需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的动力组合。
1.“制度”：效率驱动转型的关键
“制度”是指个人、企业和政府三者互动，进而产生收入和财富的法律和行政框架。制度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增长，但制度的质量对增长的影响很大，在投资决策、生产组织、利益分配、制定发展战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制度的质量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对市场、公平和效率的态度。不同的态度将导致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将导致不同的产出；二是政府的效率。如果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盛行，官员腐败、低效，决策不透明，都会影响经济增长。
制度因素与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因为，制度环境对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对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产生直接影响。一方面，即使“政策”是适宜的，但如果“制度”丧失公信力且陷入小集团利益，“政策”也将失效；另一方面，“制度”出现问题，就不可能持续地“生产”出适宜的“政策”。例如，阿根廷资源丰富，市场规模较大，且初等和高等教育等领域在拉美名列前茅，甚至在世界各国中都处于中上游，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抵消和替代其“制度”所应发挥的效率，以致阿根廷属于“制度”层面上的十几个子项目竞争力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均排在130名之后(Klaus Schwab，2010)，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构成一国核心竞争力的要件。这个“无形生产要素”甚至比自然资源更稀缺。阿根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其主要原因是“制度”的功能缺失，导致经济增长的潜力难以释放。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未来中等收入国家的激烈竞争中，决定其胜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制度”，相互较量的实质也是“制度”。“制度”对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与日俱增，依靠“制度”和管理等这些非物质生产要素驱动增长，意味着增长机制的深刻转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制度”可被视为生产力，“制度”的质量可被视为生产力水平；制度变迁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伴随制度变迁。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以法制建设为主要标志的“制度”建设在中国取得了长足发展，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转型取得了较大成就，为可持续增长创造了有利环境。但总体上看，建设“制度”的任务是长期和艰巨的，包括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公正性、透明性和可行性，政府的运行效率和反腐倡廉建设，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监管能力，政府的公信力和动员力，等等。总之，在未来十几年里，体制的活力与“制度”的优势是决定增长可持续性与国际竞争力及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2.“政策”：效率转型的保障
“政策”有四层含义。一是指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没有较好的稳定性，就难以提供稳定的预期，增长就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甚至停滞或倒退。例如，通胀管理能力较差，政策出现偏差，通胀预期就必然较高，就必然会导致商业周期紊乱，放大经济的波动性。例如，希腊财政政策的失误导致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其竞争力排名从2006-2007年的第61位下降到2010-2011年的第83位，因此，希腊经济增长必然面临致命的打击。二是指微观经济政策。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与市场效率、企业财税政策与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等，所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如果没有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依然不能实现。这是因为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对提高货物生产和服务贸易的效率具有诱发作用，包括微观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数量；相反，微观经济政策失当就会直接影响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负面影响。三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如果不适宜，例如，初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就难以调整，两极分化就难以控制，劳动的负激励显然不利于增长。再例如，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与弹性直接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生产激励，进而间接影响增长。如果劳动力从一个经济活动迅速向另一个经济活动转移时成本较高，工资水平僵化，就说明劳动力市场僵硬，影响市场效率，进而影响增长。四是公共政策。包括医疗卫生、国民教育、土地管理、市政建设等在内的公共政策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应认真反思和总结经验，吸取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使之能够适应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避免其成为制约增长的一个“短板”。总之，在过去的下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对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微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配套和配合等方面却存在缺失，有些已显得严重滞后；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社会环境和国民诉求等许多方面都有较大改变，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积极跟进，否则，将有可能拖累经济增长。
3.“基础设施”：效率转型的支撑
“基础设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交通道路、航空铁路、电力电信等基础建设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在下中等收入的“经济起飞”阶段，尤其在“十一五”期间，这些硬件的基础设施投入较大，改善较快，金融危机后，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加大了对包括农村在内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为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指社会基础设施，即指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国民教育、金融服务等公共服务的提供。统计显示，改善基础设施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还可促进增长，起到减贫的效果。在这方面，韩国具有较多经验，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每年提高GDP大约1.4％～1.8％(Klaus School，2010)，减少不公平大约10％～20％。相反的案例显示，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一半以上的国家其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都有所不足，导致其增长乏力。例如，拉美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入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始终呈下降趋势，从1988年占GDP的3％下降到1998年的1％，而这正是拉美经济处于低谷的时期。巴西政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仅2007-2010年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达5040亿美元，于是，2003-2010年卢拉政府执政8年平均增长率为3.9％⑦，最高年份2007和2008年分别高达6.9％和5.1％，而1990-2002年仅为1.9％。
在2010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27位，但相比之下，基础设施的单项竞争力排名则仅为第50位(见表3)，这说明，虽然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改善，但与其他领域相比还是落后的，在效率驱动阶段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需求。尽管如此，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基础设施的得分情况要好于“金砖四国”和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就为中等收入阶段的效率驱动转型和可持续增长打下了一个基础。
三、中国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一方面释放了计划体制下受到严重束缚的生产力，极大提高了国民收入水平，但另一方面打破了高度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有均衡，导致产生一些一时难以解决的社会矛盾和体制矛盾，因此，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进程势必面临一定风险。
表3 2010-2011年部分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名与得分
国家和地区
基础设施竞争力
排名得分
综合排名
中国香港地区 1 6.77 11
新加坡5 6.22 3
中国台湾地区 16 5.63 13
韩国 18 5.59 22
马来西亚 30 4.97 26
智利 40 4.69 30
中国 50 4.44 27
“金砖四国” — 4.10 —
巴西 62 4.02 58
拉丁美洲 — 3.75 —
墨西哥
75 3.74 66
阿根廷
77 3.63 87
印度尼西亚
82 3.56 44
印度 86 3.49 51
菲律宾 104 2.92 85
注：基础设施最高分为7分。根据Klaus Schwab，2010：16-17、18-19、33编制。
经济增长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国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实惠，甚至还可暂时掩盖一些新的、潜在的矛盾；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原有的利益格局被迅速打破，甚至重新洗牌，在新的均衡还没有实现之前，有可能导致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财富等方面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不利于经济增长。
中国成功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这个“矛盾突显”时期，刚刚进入“陷阱密布”的上中等收入阶段。未来十几年，尤其“十二五”期间，是中国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毋庸置疑，与下中等收入阶段相比，中国在上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考验将是全新的，面对的挑战将是严峻的。与其他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遇到的问题更复杂，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存在导致掉进“陷阱”的风险。作为世界第二大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备受瞩目，甚至被视为全球增长的一个引擎，稍有波动，对区域甚至全球经济都会产生较大影响。根据近十几年来周边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曾在下中等收入阶段遇到的问题，针对中国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遇到的挑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避免“转型陷阱”，抓住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机遇
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未来5年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显然是指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尽快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但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这个基本判断正如“十二五”规划建议所论述的那样，完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在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阶段性新特征或落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诱因主要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难以扭转，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更为明显，产业结构还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协调，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制约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等。所有这些“阶段性新特征”，都是在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需要在增长方式转型中逐步加以解决的，这就需要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准确把握发展趋势，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世界经济史上，由于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导致转型滞后并从此一蹶不振的案例并不少见。早在19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就陆续踏上了现代化之路。在尔后的百余年里，该地区在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走过一个“之”字形的弯路，即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这样3个发展阶段，曾经历过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南美大陆很多国家采取的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并且取得较好的成绩，其增长率与“拉丁欧洲”(指伊比利亚地区和意大利)同步(Victor Bulmer-Thomas等，2008)，略低于美国和“欧洲核心”(指英国、法国和德国)；人均GDP高于“拉丁欧洲”，略低于“欧洲核心”与美国。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欧美进口市场大幅萎缩和进口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等原因，从而制约了拉美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但拉美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迫于30年代大萧条并主要从40年代后期开始转型的，大约滞后了15-25年，错过了几乎一代人的机会，经济增长下滑十分明显。1925-1945年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5％，而转型后的1945-1980年则高达5.6％，其中，巴西和墨西哥则分别高达8％和7％(江时学，1995)。第二次转型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拉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为拉美打下了相当的工业基础，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与东亚相比，拉美增长率不可同日而语。1961-2000年东亚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年均在7％以上，1973年中国香港地区曾高达17.4％，而拉美平均只有1.7％(见表4)，在“失去的80年代”甚至跌为负增长。
20世纪80-90年代，拉美试图转型，其出口占GDP比重逐年提高，21世纪之后才终于进入由新兴市场引领的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有的高增长率，2001-2008年人均GDP增长率提高到3.6％，2007年达5.9％。但是，拉美第二次转型错过了50年代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十分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在进口替代模式主导下，经济发展从80年代开始急转直下，被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后面。由于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拉美第二次经济转型大约延迟了35-45年。而这期间，欧洲和日本经过了中等收入阶段，又进入了高收入行列。随后，亚洲“四小龙”开始崛起，成为进入高收入的新兴经济体。
纵观20世纪百年来拉美经济发展历程，其两次转型合计延迟大约50-70年，尤其第二次转型的延误，从一个侧面成为解释当今拉美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理由这样认为，对拉美经济转型的机会成本而言，“失去的80年代”只是一个符号，实际上就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来看，“失去的”至少是半个世纪。
表4 1961-2008年“东亚速度”与拉美人均GDP增长率比较％
国家和地区
1961-2000年 1961-1970年1971-1980年
1981-1990年 1991-2000年 2001-2008年
日本 5.09.84.5 4.6 1.2 1.0
韩国 7.68.27.3 8.7 6.1 3.5
中国香港地区 7.7
10.29.7 6.8 4.0 4.0
新加坡8.39.98.8 7.5 7.6 4.7
拉美(25国)1.72.43.0 -0.07 1.5 3.6
注：拉美1961-2000年的数据引自Noman Loayza & etc，etd.，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Stylized Facts，Explanations，and Forecasts，Central Bank of Chile，Working Papers No.265，table 1.4；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数据计算得出。
(二)防止“拉美陷阱”，实现“包容性增长”
从世界各国基尼系数调查中可看出，凡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基尼系数一般都较高，凡是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个别资源型国家不在此列)，基尼系数都较低，且一般不超过0.40，中等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较高，拉美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这些现象说明，收入公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George等，2004)。其实，“拉美陷阱”的含义可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正如George等(2004)告诫的那样，如在2020年之前不能从“拉美陷阱”里逃出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将有可能像一个“方形轮子”，走走停停，断断续续，届时，将有可能导致三种结果，即自由化、专制合作主义或陷入拉美式的混乱与动荡之中。换言之，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有可能导致社会分化和冲突，进而中断增长，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第二，收入分配不合理，甚至与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逐渐脱节，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这个自由市场制度的缺陷长期得不到纠正，就意味着分配原则和分配政策没有考虑到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初始分配环节的分配原则并没有将社会总消费需求和宏观经济总量增长的关系等因素考虑进来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及早出面纠正“市场失灵”，否则，将不利于扩大内需和加快增长方式转变，有损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分配原则及其方式应是包容性增长，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而不是拉美式的“增长性贫困”，即一方面经济呈低速增长态势，但另一方面贫困率也居高不下。包容性增长自然包括提高“社会包容”程度，消除“社会排斥”因素，减缓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中国基尼系数虽低于拉美的中等收入国家，但却高于很多亚洲发展中国家，且呈逐渐攀高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斐然，举世公认，但分配不公却始终受到社会的诟病，并且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行业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因此，在踏进上中等收入“门槛”的关键时刻，从“GDP增长”向“包容性增长”转变，其本质含义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未来十几年里，当历史行进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后期，人均经济总量大约将是目前的3倍，如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贫富差距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将积重难返，对社会安定形成威胁。为此，尽快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将是确保稳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举措。在这方面，早在一二十年前就成功进入高收入组的亚洲“四小龙”积累了有益经验：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收入分配不断改善。
(三)跨越“福利陷阱”，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
历史经验证明，目前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几乎都是在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处于上升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可以说，60-70年代是欧洲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例如，法国1970年之前GDP增长率最低时没有低于4.3％，最高曾达7.0％(见图8)。于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下，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成为劳动保护制度和福利项目的立法高峰期。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打破了法国和欧洲福利国家的良好预期，法国GDP增长率从1974年的4.5％骤然跌至1975年的-1.0％，此后虽有反弹，但却始终没有超过50-60年代(1960-1969年法国年均增长率是5.6％，而1978-2009年仅为2.0％)。
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高福利制度成为法国财政的沉重负担，但福利刚性却使改革遇到极大的阻力。1995年以来，在政府主张改革与社会极力反对的激烈冲突和社会动荡中，很多法国及欧洲学者开始反思20世纪70年代初立法时的仓促与盲动。
虽然拉美国家建立社保制度和福利项目的时间大多是在“二战”前，略晚于欧洲，但战后发展很快，逐渐成为财政的一个负担。为减少国家财政责任，拉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将国家的责任转嫁给社会和个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私有化改革时，绝大部分国家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例如，1981年智利改革时人均GDP为2876美元，1994年阿根廷改革时7591美元，1997年乌拉圭改革时7361美元，1997年墨西哥改革时4274美元，2000年哥斯达黎加改革时4057美元⑧。由此可见，拉美社保制度改革的时间虽与欧洲国家改革几乎同步，甚至略早于欧洲，但20世纪80-90年代欧洲早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例如，法国1995年首次试图实施改革时人均GDP为26421美元，2000年瑞典养老金改革时27879美元，这说明，拉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迟缓的经济增长使社保制度显得有些超前和不合时宜。
图8 1970-1977年法国GDP增长变化资料来源：同图1。
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社保制度也同样处于建设高涨期。但目前中国的问题是社保制度没有跟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制度建设显得非常滞后，没有充分发挥保障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应有作用。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迅速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必将使社保制度的现状显得更为滞后，尤其是经济增长的预期使人们对社保制度的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临的压力更大。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吸取当年欧洲发达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和拉美国家的一些教训，始终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既不要滞后，也不应超前，滞后将不利于扩大消费和经济增长，超前会“透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换言之，社保制度建设中要防止出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
四、结语
毫无疑问，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陷阱密布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除前述的“转型陷阱”、“拉美陷阱”和“福利陷阱”之外，还面临着诸如“金融陷阱”的风险、“美元陷阱”的考验、“民主陷阱”的诱因、“失衡陷阱”的危险等，甚至还包括主要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陷阱”和来自国际舞台的各种各样的“恶意捧杀陷阱”等。这些大大小小陷阱，构成了中国独有的中等收入阶段的“阶段性新特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尽管如此，33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阶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的第三次跨越中，“中等收入陷阱”必将成为历史。
注释：
①国民总收入(GNI)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再减去对国外的要素支出，即GNI=GDP+(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国外的要素支出)；人均国民总收入是指国民总收入除以年均人口，即人均GNI与人均GDP大致相当。例如，2008年智利人均GNI为10084美元，而人均GDP是10167美元；出于获取数据资料的便利和国内表达习惯等方面的考虑，本文在衡量收入水平时使用人均GDP替代人均GNI。
②The World Bank,Robust Recovery,Rising Risks,World Bank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010,Volume 2.Washington,DC.November 2010,p.27.
③这里之所以举例意大利，是因为在阿根廷移民中，大约一半左右来自意大利(宋晓平，2005：16-19)。
④由于难以获得较为完整的中国台湾省数据资料，本文不予考虑。
⑤国内有些报章将“中等收入陷阱”误解为仅仅进入“上中等收入”之后的阶段，例如，见《人民论坛》2010年第19期的一组专栏文章《中国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吗》。实际上，世界银行将之解释为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的阶段，其中包括“下中等收入”阶段(参见World Bank，2010)。
⑥考虑到人口数量的增长、高收入国家的标准调整、汇率变化等一些因素。据笔者测算，届时经济总量大约120万亿人民币，人均1.25万美元即8.5万元人民币左右。
⑦根据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数据计算。
⑧引自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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