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斯岱罗曼司》中的叙事者和隐含作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布拉斯论文,岱罗曼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1年在一个天气灰蒙、暴风雪即将来临的日子里，霍桑离开他居住的城市波市顿前往麻省西罗克斯布里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名叫“布鲁克农场”。这是一个由新英格兰的一些具有超验主义思想和倾向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联合组织和开办的农场。其目的之一是在农场中试验当时在新英格兰的知识分子中很为盛行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页所倡导的生活方式，即共同生活，共同劳动，财产共享。十年后，即1852年，霍桑根据他在“布鲁克农场”的生活体验写了《布拉斯岱罗曼司》（以下简称《布》）。这是霍桑唯一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也是他在长篇小说中唯一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写成的小说。小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评者的关注。有一些评论认为小说中主人公，即叙述者考佛代尔是作者自己形象的写照。1852年有一位评论者认为，这部作品写了错综复杂的有着迷魂般影响的爱恋的各个阶段，而这一切是通过一个第四者的眼睛来表述的，即在小说中装扮成诗人的作者本人。如同他的前一本小说《红字》，霍桑在《布》中呈现给读者的主要人物考佛代尔也是一个性格复杂、让人捉摸不透的人物。同年，另一个读者对霍桑塑造的这个人物表示了不满，并进一步认为霍桑在刻划人物上缺乏道德深度。他指出，“霍桑对美好的事物有深刻的眼力，但令人惋惜的是他缺乏道德深度和热忱。他的道德感觉力有偏差，也很微弱；他（在这部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有这个缺陷。一百多年后的一些现代评者当然已能把作者和小说叙述者分得一清二楚，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评论认为《布》这部小说有很多“缺陷”，尤其是叙述者“不可靠”，“充满了很多不可克服的矛盾。”（注：Jonathan Auerbach,The Romance of Failure:FirstPerson Fictions of Poe,Hawthorne,and James( Oxford UniversityPress,1989),p.93.）由此来看， 如何理解考佛代尔这个人物成为了解读《布》这部小说的关键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在考佛代尔这个人物身上确实可以透视出霍桑的影子，如在对于“布鲁克农场”（小说中的“布拉斯岱”农场）的态度上，霍桑和考佛代尔有一定的相似。在从农场写给其恋人的信中，霍桑说他发现那里的生活“不自然”，对他“不适合”，他甚至认为他“不能够和旁人那样拥有那种对周围事物的积极性。”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正如霍桑自己在小说序言中说的那样，小说中的人物不代表真实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人。这里涉及到的问题不仅是作者和人物的关系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物和隐含作者的问题，换句话说，作者是如何通过对小说中主要人物行为和性格的描述，把这个人物的一个完整的形象传达给读者的。伟恩·布思在其名著《小说修辞学》中指出，“我们所说的隐含作者不仅是指（小说中）可归纳提取的意义，而且也是指所有的人物所遭遇到的和其每一行为的道德和情感内容。简而言之，它包括对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的直觉理解和隐含作者所赋予的主要价值观……”（注：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73.）隐含作者当然和作者在作品中的判断是分不开的。布思认为，作者的判断无处不在，而且总是体现给那些想要寻找的读者，有时候它可能采取遮掩的姿态，但是它总是存在，不会消失。从这个角度切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清楚地分析《布》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考佛代尔的性格特征和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意义。
美国批评家密令顿认为，考佛代尔是“霍桑所塑造的最复杂的、变化多端身份难以确定的人物。
”（ 注：
RichardMillington,Practicing Romance:Narrative Form and Cultural Engagement InHawthorne's Fi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155.）而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物在小说中却又被分派了充当叙述者的角色，他所叙述的对象又和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的关联，这一切则使得理解这个人物，读解他的叙述，区别他的声音和隐含作者的声音等等难上加难。霍桑稍后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对霍桑有精深的研究。他写过一本关于霍桑的专论，其中对考佛代尔的一段评论给我们提供了接近这个人物的一个线索。他指出：“（考佛代尔）这个人物，其情感脆弱，其想象力活跃，他最擅长的不是行动而是观察——他是一个诗人，半个评论家，真正的观众。”（
注：Henry James,Hawthorne:A Critical Essay on the Man and His Times(Collier Books,New York,1996),p.116.）詹姆斯给我们构划了考佛代尔的一个总体形象。 这种只愿当“观众”不愿进入现实生活的行为正是考佛代尔的性格特征的写照，最重要的是，詹姆斯的论断揭示了考佛代尔充满分裂意识的心理特征。那种围绕幻想与现实、情与欲、灵与肉而发展的分裂意识处处体现在他的叙述中，使得他的叙述充满矛盾，自我冲突，自我分解，也使得他成为一个优柔寡断，疏于行动，自我否定，耽于幻想的失败者。也正是通过他的自我冲突式的叙述我们可以窥听出隐含作者的声音以及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判断。
考佛代尔的分裂意识首先反映在他对“布拉斯岱”农场的充满自我矛盾的叙述中。“布拉斯岱”农场的建立和发展构成了考佛代尔的叙述背景。就象考佛代尔的叙述告诉我们的那样，“布拉斯岱”是一个社会改革项目，其目的是在“布拉斯岱”实行一种充满“兄弟、姊妹”互帮互助意识的新的生活方式，在充斥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剥削与被剥削的世界里开辟出一块充满友爱的净地。在进入“布拉斯岱”不久，为那儿的气氛所感染和因于对自己的行为的骄傲，考佛代尔曾满怀激情地阐述了“布拉斯岱”人的目标和勇气：
我们把锈迹斑斑的社会框架摔在了身后。我们冲破了许许多多的障碍，它们是那么强大，把芸芸大众束缚在单调乏味的现有体系中，尽管人们正如和我们一样已经厌倦得不能忍受。我们冲开了藩篱；我们搬开了脚手架上的横板；我们抛弃了那种令人迷魂，教人萎靡的甜蜜的慵懒，尽管它比凡人所能享受到的众多美妙的东西还要美妙。这是我们的目标——一个宏大的目标，当然，以此目标的完整性来看，无疑超乎寻常——摈弃我们已获得的一切，为的是向人类显示一种新的生活榜样，一种有别于人类社会由来已久赖以依存的虚假的、 残酷的生活准则。（Hawthorne，19，以下只示页码）
这样的宏大目标当然很有吸引力。为此，考佛代尔投入了极大热情，加入“布拉斯岱”同时也显示了他勇气。他的叙述正是从人如何抛开舒适的生活，只身前往“布拉斯岱”开始。但也就是在走向“布拉斯岱”的同时，他心理深处的分裂意识也开始频频出动，使他的叙述时时产生偏差，在同一时刻，其行为往往与其叙述不相一致，互为矛盾。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种矛盾首先隐含地显现在他前往“布拉斯岱”的路上，反映在他似乎勇敢的行为与一路伴随着他的恶劣的暴风雪天气的对峙上。这样的“背景”事实上预示了他对“布拉斯岱”的矛盾的态度和他的自我矛盾的行为。一方面，在这种坏天气里开始他走向“布拉斯岱”的行程和对宏大目标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决心和果敢，可另一方面，天气的恶劣作为一种行为的背景也暗示了他对“布拉斯岱”目标能否实现的怀疑和动摇。如果说这样的怀疑仅仅是一种根据不足的暗示而已，或者说只是存在其潜意识中的一种可能，那么这种可能和暗示在他到达“布拉斯岱”后很快就从其潜意识中上升到其意识中来，其怀疑和动摇的态度变的越来越明显。有意思的是，这种变化又和天气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前一情节里，考佛代尔尽管对恶劣的天气有过抱怨，但在他的意识中并没有成为他走向“布拉斯岱”的阻碍，那么在他到了那儿以后，他的第一感觉便是好象这捣乱的天气是专门冲着“布拉斯岱”的人们来的。在他眼里，那幕霭沉沉，风雪交加的天气已经成为“一个冰冷、孤独、迷惑的幽灵的象征，时刻纠缠着你的心灵，在我们即将进行一项大胆的计划的前夜，警告我们回到原来的普通生活中去”（18）。在“布拉斯岱”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是那么的寒冷，与他想象的相去甚远。他还没有真正开始“布拉斯岱”的生活便一病不起，甚至自我感觉到了死亡的边缘，这更动摇了他追求理想的信心。当然，如果在此时就放弃追求，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这未免会显得他过于脆弱了。于是就有了紧接着的“曲直变化”的情节。恶劣的天气使考佛代尔经受了身体的苦痛和考验，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变化。在经历了病痛的折磨，随着身体的复原，考佛代尔仿佛是获得了重生，自述是变成“另一个人”（61）。他甚至觉得“布拉斯岱”的兄弟姊妹们已经部分实现了他们的宏大目标，并因此情不自禁地为他们唱起了颂歌：“在我的新的热情里，男人们看去是那么的强壮和威风！——女人们，噢，是那么的美丽！——土地，绿色的花园，开满五光十色喜悦的鲜花！”（61）可是，这种新热情并没能持续多久。很快，他意识中的另一边——怀疑和动摇又占据了上风。与“重生”的心境恰恰相反，他陷入一种慵懒的状态，甚至怀疑起“布拉斯岱”计划的可行性。曾几何时，在地里耕耘时尚感到亲切的泥土，现在在他看来是那么的“粘粘糊糊”，“永远也不会升华为思想”（66），可是这——通过劳动超凡脱俗——正是他所认为的“布拉斯岱”的目的之一。他的怀疑意识很快就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在一棵茂密的大树上他为自己构筑了一个“隐居点”，由此从一个实际参与者成为一个处于边缘的“观察者”和“旁观者”。从“隐居点”由上往下，从外往里地观察“布拉斯岱”的一切使他更感到那里人们的行为的“荒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要退出“布拉斯岱”，相反，处在位于边缘的“观察点”里，他越来越来“关心”起“布拉斯岱”人们的所做所为，尤其是那里发生的“罗曼司”，但仅仅是“关心”而已，他始终未付诸真正的行动。这种处于“旁观者”或“观众”的状态一直伴随着他的大部分叙述。即使在他一度离开“布拉斯岱”后，他与后者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对之欲罢不能的态度，使得他常常在心理上或行动上回到“布拉斯岱”，但不管怎样，他始终改变不了他“观察者”的身份。“布拉斯岱”最终归于失败。其时，考佛代尔已是一个“外人”，但奇怪的是，在最后的自白中他却声明他依然认为“布拉斯岱”的理想是伟大的，其目标原本是可以实现的。从上所述，我们知道他并没有为这个理想真正去付诸行动，相反，怀疑和动摇一直是他的主要表现，由此来看，他仅仅是个空想家、幻想者而已，而这一切又都源于他心灵深处的分裂意识。
考佛代尔的分裂意识同样也表现在他与小说中两个主要女性人物詹奴比和玻希拉的关系上。正如小说的名称“布拉斯岱罗曼司”所提示的那样，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是围绕发生在“布拉斯岱”的“罗曼司”而展开的。从表面上看，“罗曼司”主要说的是发生在小说中另外一位男主人公郝林华斯和詹努比和玻希拉之间的故事。但从考佛代尔的叙述角度，以及从他的叙述所反映出的他的心理来看，“罗曼司”也可以说指的是考佛代尔和詹努比和玻希拉之间的故事。不同的是，前者是有结果的“罗曼司”，而后者是没有完成的和没有结果的“罗曼司”。詹姆斯·麦罗在他的霍桑评传里指出：“在《布拉斯岱罗曼司》中有一种强烈的爱欲情感贯彻始终。这种情感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模棱两可的形态。”我们可以从考佛代尔对待詹努比（这是一位霍桑称之为“充满生气”的女性，在她身上体现了某些女权主义的思想）的态度上看出这种“模棱两可”的情感。在他刚到达“布拉斯岱”时，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就可以发现考佛代尔对詹努比身上体现的女性特征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她的装束是非常简单的美国印花布，（我想就是人们所说的大路货），但披着丝绸头巾，在头巾和外衣之间可以窥见那白色的肩膀。”（15）考佛代尔本是一个诗人，詹努比简单的装束符合他喜欢的浪漫主义的情调。但同时这并不妨碍他关注詹努比突出的女性特征。在他看来，单单凭着詹努比“光彩红润、健康、生气勃勃”（16）的外表，任何一个男人都会爱上她。他把詹努比同别的女人相比，其对女性身体的特殊的感觉在这里被表明的更加清楚：“现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很少遇到能给我们女人感觉的女人。在日常的交往中她们的女性特征退化，不知道到那儿去了。但詹努比不是这样”（17）。詹努比当然是被考佛代尔浪漫化了，或换言之，考佛代尔把自己浪漫化的感觉投射到了詹努比的身上。正如美国女批评家贝姆所言，詹努比成为了考佛代尔“所追求的现实”，（注：Nina Baym,The Shape of Hawthorne's
Caree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6),p.190 ）但这个“现实”只是更多的存在于感觉层次而非理想层次上。尽管詹努比浑身上下充满女人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考佛代尔眼里，她仅是一个小作家，头脑里尽是一些“杂草”，没有“严肃的文化”（44），不能同他相比（尽管他也只是一个小诗人）。况且，他还发现詹努比身上有着过多的“骄傲和浮华”（15）。她头上经常佩戴的从暖房里来的而非自然的鲜花便是一个征兆。不难看出考佛代尔在对待詹努比的态度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对詹努比肉体的迷恋，另一方面，他又想在詹努比身上得到他头脑中企望的完美的形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平的一方总是偏向前者。在有一段时间，詹努比的形象占据了他的整个意识，以致他不自觉地揣测起詹努比的婚姻状况来，而其叙述语言则更是把他充满情欲的意识表露殆尽：“詹努比定已是为人妻了！詹努比已经有过生活经历，已经爱过！在这朵完美成熟的玫瑰花里没有不开的花瓣，没有看不见的露水。”（47）在另一个场景里，考佛代尔曾试着向詹努比表明爱恋，但最终没有成功。下面这个对话场景表现了考佛代尔微妙的心理矛盾：
“考佛代尔先生，”有一天，当她把为我准备的粥放到桌上，看到我正望着她时，她说，“我这几年在这个世上碰到过许许多多投向我的眼光，但我想还从没见到过你这样特别关照我的眼神，我好象让你很感兴趣，但—或者女人的本能这次受到了蒙骗——我感到你并不是我的崇拜者。你期望在我身上发现什么？”
“你的秘密”，我回答，她没有象我期待的那样攻击我，这使我感到很惊讶。“你永远也不会告诉我的。”
她低着头朝向我，让我直看着她的眼睛，好象是在激励我把一个铅锤垂直下落到她的意识中去。我闭上眼睛，那是一张小精灵的脸，正从一个深深的井底朝我嘲笑。（48）
考佛代尔对詹努比问题的回答袒露了他自己的“秘密”，但很快他自己却否定了从詹努比那儿得到回应的期望。更为奇怪的是，他从詹努比身上感受到的不是“吸引力”而是“排斥力”，一种恐惧感。“闭上眼睛”这个动作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这段对话发生以前，这种恐惧感已经使他对詹努比光彩照人的身体闭上了眼睛：“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她脸上那种天然的光彩，她滚圆的胳膊溢发出的肉体的温润，以及在她整个丰满的身体上所能见到的一切——总之，她身上所洋溢着的女人气——有时迫使我闭上眼睛……”（44）。考佛代尔甚至把詹努比比作“女巫”（47），希望她不要来纠缠他。这种从迷恋到害怕的心理变化与他始终只愿做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是一致的。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必须拥有一个能够企及、可以被观察的对象。因此，已经深深地印到他的意识中，挥之不去的詹努比的形象，在他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艺术品的形象，一尊让人观赏的大理石雕象，其作者当然是非考佛代尔本人莫属。（注：Laura Tanner,"Speaking With Hands
AtOur Throats:The Struggle For Artistic Voice In The BlithedaleRomance",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21:1—9,1993.）由此，至少在考佛代尔的幻想里，他拥有了詹努比，而且这种“拥有”被提升到了一种“美学的高度”。但是这种“旁观者”的姿态最后却使他付出了代价，成为道义上的失败者。小说后半部分，詹努比与郝林华斯悲愤地分手，考佛代尔在现场，而且也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詹努比的自杀征兆），但考佛代尔在詹努比明显向他表示好感时却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詹努比走向死亡。（ 注：Claudia Johnson,The Productive Tension of Hawthorne's Ar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81),p.86.）最能说明其性格特征的是，在詹努比向他道别时，就像他第一次见到她的那样，考佛代尔的眼光聚焦的仍然是詹努比的“女性特征”：“比之于我上次瞧见的那一瞥，詹努比的美现在更是光芒夺目”（228）。
考佛代尔心理深处的情欲与理想的冲突不仅表现在他与詹努比的关系上，同样的矛盾以不同的方式也发生在他与玻希拉的关系上。与詹努比不同，玻希拉是一个弱小、贫穷、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子。她到“布拉斯岱”是来寻求其同父异母的姐姐詹努比的庇护的，尽管后者并没有对她提供多少帮助。与詹努比恰恰相反，玻希拉不仅长得瘦小，甚至在考佛代尔看来，全身上下都“没有内容”（26），更没有詹努比那种迷人的美貌。但这并不能阻止考佛代尔在她身上投射情感——那种浪漫、理想和情欲相结合的情感。这个不起眼的小女子一度在他眼里成了“理想的完整的化身”。（注：Davitt Michael Bell,The Development ofAmerican Romance—The Sacrifice of Relation(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80),p.188.）用詹努比的话来说，考佛代尔在玻希拉面前表现了浪漫诗人的本性：“既然你用诗人的眼光来看她，那你最好还是把她写进你的歌谣中去吧。”（33）在詹努比那儿感觉到“害怕”后，他逐渐把注意力转到玻希拉身上来。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心里默念对她的爱恋。有一次，他自白道，在整个“布拉斯岱”唯有他最关爱玻希拉，但他承认他所说的不是现实中的玻希拉而是他幻想中的那个女孩。有意思的是这个自白是他在那个“隐居点”里沉溺于幻想中时所道出的。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他本质上作为“旁观者”的身份。但是，另一方面，他对玻希拉的关爱并不是如他所叙述的那样朝向理想，而是充满了情欲感。就像他对詹努比的情欲表露在他的叙述语言里，同样，他对玻希拉的欲望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在他的自白式的叙述里：“我这样接近她的秘密是有点亵圣。但在她被她的朋友们摔在一边，或象一朵他们不要的花被随便扔掉时，我心中荡起了阻挡不住的冲动，把一瞥投向她那尚未盛开的花瓣底下”（35）。郝林华斯对玻希拉的呵护，玻希拉对郝林华斯的亲近，或多或少引起了考佛代尔的妒嫉。他含含糊糊地企图向玻希拉表白他的关爱，可是他那种晦涩的方式本身就决定了他的行为的不可理喻。于是乎，他似乎只能在梦中与玻希拉“心心相印”：
整个晚上梦都折磨我……在昨天晚上的那个梦中，郝林华斯和詹努比站在我的床的两边，他们身体弯过我的床交换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吻。玻希拉看着这一切——她好像是从房间的窗户里向里望着——慢慢地，她消失了，把她那悲哀的表情印在我的心上。（153）
在做这个梦时，他已经是第一次离开了“布拉斯岱”，但他对那里的“兄弟姊妹”们依旧念念不忘。在梦中他们不仅仅“相聚”了，而且他还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合理”的安排；郝林华斯和詹努比成为了一对，他把自己和玻希拉放在了一起。但梦毕竟只是梦。现实生活中事情的发展很快摧毁了考佛代尔梦中的安排：詹努比和郝林华斯分手，玻希拉投向了郝林华斯的怀抱。尽管在小说最后他的自白叙述里，他明确表明了对玻希拉的爱，但那只是一种失去任何行动意义的语言表白而已，是另一个梦。对于一个失去付诸行动能力的人来说，做“梦”也许是维持心态平衡的一个好方法，尤其是对于考佛代尔这样的处于边缘状态的“旁观者”而言，更不失为上策。
如前所述，考佛代尔是《布》的叙述者，同时又是一个主要人物。美国学者詹姆斯·贾司特斯指出：“这个叙述者的性格特征始终不能脱离于他提供的形式（他所讲的故事），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不能脱离于他被包括于其中的形式（霍桑讲的故事）。 ”（注：JamesJustus,"Hawthorne's Coverdale:Character and Art in The BlithedaleRomance",American Literature,47,21—36,1975.）我们已经从他的叙述中分析了他的性格特征，而这也可以说小说形式的某个方面得到印证。换言之，我们可以从小说的形式中读出作者的判断，更重要的是隐含作者的倾向。
《布》这部小说很重要的一个形式特征是小说描述了一个故事以外的“故事”或“插曲”，即关于“蒙面女郎”（在小说中实指玻希拉）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不同形式或场景分别被安置在小说的开始、中间和尾声。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似乎游离于考佛代尔叙述的故事。出现在小说中间的“蒙面女郎”的故事完全出自詹努比之口，而在此前后的“蒙面女郎”的故事虽出现在考佛代尔的叙述中，但与其所叙述的主要故事事件似乎关系不大。但实际上“蒙面女郎”的故事与考佛代尔本人关系甚大，它提供了一个从背景的和象征的意义读解考佛代尔性格特征的角度。美国学者里查德·布劳德海得在其重要著作《文学的文化性》中把“蒙面女郎”的现象放在10世纪40、50年代的文化大背景下加以研究。他认为在19世纪美国内战前很受欢迎的舞台娱乐节目“蒙面女郎”从文化的意义上说有很重要的两面性。一方面，“蒙面女郎”因其蒙面而使其有一种神秘感，更重要的是，因其“那种苍白、脆弱、纯洁和文雅的身体外形”（注：Richard Brodhead,Cultures of Letters:Scenes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19th Century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p.50,53,60.）（玻希拉在舞台上的形态与这极其相近）而使其成为了一种“精神力量的化身。 ”（ 注： RichardBrodhead,Cultures of Letters:Scen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in 19th Century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p.50,53,60.）另一方面，通过拥有大量的观众，“蒙面女郎”成为了一个“公共视觉形象”，（注：Richard Brodhead,Cultures of Letters:Scen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19th Century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p.50,53,60.）其结果是在观念中或更确切的说在娱乐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布劳德海得称之为被动的、非参与的观众心态。（注：Richard Brodhead,Cultures of Letters:Scen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19th
Century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p.50,53,60.）把布劳德海得的阐释与考佛代尔的行为特征相对照，不难发现两者有很大一致性。考佛代尔在小说的一开始便述说了他去观看“蒙面女郎”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发现那块蒙面的白纱“把女郎与物质世界以及时间和空间都隔离了开来，使她拥有了一种特殊的脱离肉体的灵性”（6）。 他甚至还请“蒙面女郎”预测“布拉斯岱”的前景。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在“布拉斯岱”把玻希拉看作是“理想的化身”。但同时，布劳德海得所指出的那种被动的非参与的观众心态在他身上则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考佛代尔在离开了“布拉斯岱”后不知觉地再次去观看“蒙面女郎”的演出。虽然他对这种利用“蒙面女郎”的形式来预测未来的做法颇有微辞，甚至认为是江湖骗术，但当他意识到舞台上正受人愚弄的“蒙面女郎”即是玻希拉时，按说他应该有所行动，但他却无动于衷，甚至于默默地看着郝林华斯冲上去救下玻希拉。此时此刻，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观众”。一个“被动的、非参与的”意义上的观众。
处于小说中间的“蒙面女郎”的故事虽出自詹努比的叙述，但却是最能恰如其分地映衬出考佛代尔的性格特征。詹努比的故事起了一种寓言的作用；故事中的年轻人费尔朵有一个接近“蒙面女郎”并获取她的爱情的机会，但看似勇敢的费尔朵在关键时刻却因为对“蒙面女郎”的不信任和怀疑而最后失去了爱情，留下终身遗憾。与费尔朵相比考佛代尔拥有更多的获取爱情的机会，但与费尔朵一样，他自我否定了去爱和得到爱的机会。
“拒绝爱，
即是自我谴责。
”（注：RichardMillington,Practicing Romance:Narrative Form and CulturalEngagement In Hawthorne's Fi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p.168.）其结果便是宣布自我的无所作为，使自己成为一个缺乏主动行动能力的人。
《布》以考佛代尔的自白结尾。在其自白中他最后承认自己的生活变得失去了目的。这也可以说是隐含作者的声音。而在另一细节里，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读出隐含作者的提示。在小说的开头，有这样一个细节：玻希拉的父亲，莫迪先生请他帮一个忙，考佛代尔回答说他乐于替他做任何事，条件是如果不给他添很多麻烦的话。在他最后的自白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逻辑”。在慨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目的后，他说：“我并不是说我要去死。但是，如果在纷乱争斗中，有哪件事业值得一个有头脑的人为之而死，而且我的死能产生好处——当然，如果这种付出不会带来过多的麻烦的话——我想我会有这个胆量奉上我的生命的。”（246 ）我们知道“布拉斯岱”的宗旨之一是发现一种互帮互助的奉献精神。上述细节表明，在加入“布拉斯岱”的前后，考佛代尔的行为和性格没有任何变化。他始终是一个不愿付出、缺乏行动、封闭自我的人，一个总是处于边缘地带的“旁观者”，一个确确凿凿的失败者。而所有这一切多多少少都与他心理深处的分裂意识不无关系。有很多评论认为《布》这部小说表明了霍桑对在19世纪美国内战以前盛行的类似“布拉斯岱”的社会改革活动的批判或异议。我们确实可以从考佛代尔的叙述中读出这种倾向。分析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但至少我们可以确认的是，霍桑在“布”这部小说里塑造了考佛代尔这样一个无所作为的失败者的形象。考佛代尔的“失败”当然与“布拉斯岱”试验的失败不无关联（对此笔者将另文专述），但其本身的性格缺陷和心理矛盾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社会面临变化时的心态，而这正是隐含作者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