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边缘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四种文化类型 二 文化内涵的比较分析 三 西辽河北系区与文化边缘效应 四 结语 所谓西辽河流域北系区，是指西辽河及上游西拉木伦河以北，由查干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海哈尔河、新开河等主要支流构成的水系区。北系区西倚大兴安岭，东至双辽(东、西辽河交汇处)，北抵霍林河，范围包括现行政区划的赤峰北部、通辽北部三个旗县及兴安盟和吉林白城之一部分。位于东经117°—124°、北纬43°—45°，东西狭长，总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红山文化命名开始，到1960年代从泛称为细石器文化中识别出富河文化，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又相继发现小河沿文化、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辽西考古学文化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上自距今8000年以上，下至距今4000年前后，确立了较完整的序列与编年体系。由于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内涵在相互关系上具有同一谱系的延续性，所以该编年体系成为辽西乃至周邻地区考古实践的重要参照系。但在很长时间内，西辽河北系区的田野工作多为地面调查，资料零散，报道不系统，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难以辨识不同文化遗存的面貌，更缺乏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整体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配合平双公路(平泉—双辽)、集通铁路(集宁—通辽)等工程建设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一定程度填补了这一地区考古工作的空白，推进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编年研究①。 按考古学文化分区方法，西辽河以北包括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属辽西文化区。然而近年来，西辽河北系区发现的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改变了传统认识，从这几种遗存文化面貌来看，均难以纳入到辽西区已确认的文化中去，也就是说辽西地区作为一个整体，除存在自身的文化序列外，还有一些复杂情况并未被人们完全了解。西辽河北系区发现的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与以往确认的辽西诸考古文化有怎样的关系?它们在辽西考古学文化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文化差异?作者自2000年以来，在西辽河北系区多次考古调查，并对几处重要遗址进行发掘②。基于第一手资料和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长期关注，本文通过西辽河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资料的梳理分析，以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 四种文化类型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西辽河北系区新识别的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加上早年发现的富河文化，共四种文化类型(图一)。
图一 西辽河流域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示意图 (一)西梁类型 林西县井沟子西梁遗址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考古课题组于2002年在该地区调查时发现的，2003年进行发掘，清理房址11座、灰坑2个。发掘者首次对其文化性质进行了认定，命名为西梁类型③。此前，1991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巴林右旗塔布敖包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房址4座、灰坑6个、墓葬1座④。2009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再次对塔布敖包遗址发掘，据报道，清理房址4座、灰坑2个⑤。另外，根据以往调查资料，在巴林右旗的锅撑子山⑥、克什克腾旗经棚镇附近瓦盆窑⑦、林西县西樱桃沟门⑧等遗址也有类似发现。目前这类遗存散见于查干木伦河左岸及以西的西辽河上游地区，西辽河以南尚未见报道。 以西梁遗址为代表的这类遗存，陶器以夹砂为主，器壁较厚，陶质疏松，陶色不匀，烧成温度不高。器类品种单一，大多数为筒形罐，其他器形有盂、杯。大型器采用泥圈套接成形，小型器为泥条叠筑或捏制，个别陶片有泥片贴筑痕迹。该陶器群纹饰特征突出，主要由条形堆纹和线形压划纹饰构成，条形堆纹是以细泥条直接黏附于器表面形成的纹饰，包括平行、斜行、三角、连弧、多重半圆、波折等多种纹样；压划纹有平行斜线、交错平行斜线、折线、网格纹、“人”字纹等。另外，还见有少量的戳印纹和窝点纹。大部分陶器由条形堆纹和压划线纹组合成复合纹饰，分段布局，上段多饰平行条形堆纹以及相连接的各种几何形堆纹，下段为压划的线形主体纹饰，饰纹方式和纹饰风格与辽西地区已命名的诸新石器时代文化均不相同。石器采用打制技术，器体厚重，制作古朴粗糙。器形有锄形器、斧、耜、刀、砍伐器、饼形器、磨盘、磨棒等。其中锄形器出土数量最多，多采用灰质板岩，呈梯形或不规则三角形，在束缚木柄处琢磨出对称凹缺，其他石器少有定型产品。骨、角、蚌器大多残损，但制作较精致，采用了劈裂、切割、刮削、研磨、钻孔等多项技术。包括骨刀、石刃骨刀梗、石铲形器、骨锥、骨凿、骨筒、角器、蚌环等多种器形(图二)。 西梁遗址的房址倚山坡而建，已清理的十一座房址分两排，沿等高线东西排列，无打破关系(另一处经正式发掘的塔布敖包遗址由于揭露房址少，排列规律无法掌握)。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有进深大于面阔的长方形和前窄后宽的梯形两种，保存完整的房址有“凸”字形门道，个别房址发现有壁龛。大型房址面积约40平方米，居住面平整坚硬，圆形灶坑镶嵌石板，居室四壁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小型房址面积约20平方米，居住面不平整，局部留有炊爨痕迹，柱洞少见。
图二 西梁类型器物 1-11.陶筒形罐(F1②∶35、F7②∶4、F7②：3、ⅡF1∶30、F3②：1、F6②∶8、F1②∶33、ⅡF2∶7、F7②∶2、F1②∶34、F6②∶3) 12.陶盂(ⅡF1∶32) 13、14.石锄形器(F8②∶4、F9②∶1)15.骨刀(H1∶3) 16.骨刀梗(F2①∶10) 17.刻纹角器(F3①∶10) 18.刻纹骨筒(F7②∶11) (4、8、12.为巴林右旗塔布敖包遗址出土，其余为林西井沟子西梁遗址出土) 在房址的居住面和堆积中发现大量动物烧骨，经鉴定种类有马鹿、梅花鹿、猪、牛、熊、东北狍、獐、麝、貉、兔、雉和各种蚌类。其中哺乳类动物以马鹿数量最多，占73.3％，且多用马鹿骨制作工具⑨。从动物遗存的种类、数量统计结果和生产、加工工具分析，该文化类型生产水平较低下，以狩猎、采集等自然攫取型经济为主，出土遗物反映的农业迹象不明显。 (二)富河文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巴林左旗考古调查中，发现乌尔吉木伦河沿岸含细石器各地点遗存的文化面貌有差别。为了进一步了解细石器文化的内涵和性质，1962年发掘了富河沟门、南杨家营子和金龟山遗址⑩。在西辽河以北进行的这次考古发掘具有两个重要学术意义。一是根据富河沟门遗址出土遗物的特质性提出富河文化命名(11)，进而从笼统的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中区分出不同文化类型；二是通过南杨家营子遗址发掘，确认富河文化晚于红山文化的层位关系，同时在金龟山遗址发现早于富河文化的遗存，为再认识富河文化的相对年代提供了线索。遗憾的是这项工作没能继续开展，虽然发表资料有限，文化面貌尚不完全了解，但仍然可以认定是一个独具特征的器物群。
图三 富河文化器物 1-3.陶筒形罐(H16∶22、H15∶2、H20∶7) 4.陶圈足碗(H18) 5.石锄形器(H27∶37)6.石砍砸器(H15∶20) 7、8.石锛(H40∶7、H16∶7) 9.石镞(H1∶10) 10.石锥(H3∶54) 11.有齿骨器(H10∶8) 12.石刮削器(H15∶12) 13.骨刀柄(H2∶11) (均为富河沟门遗址出土) 富河文化的陶器均为夹砂陶，质地疏松，器壁较薄，火候不高。器形以筒形罐为主，有少量的圈足钵、碗、杯和斜口罐。筒形罐直口，深腹，口径与底径比差较小，微弧腹。流行横压纵向排列的篦点和线形“之”字纹，口沿饰附加堆纹，特点鲜明。石器分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大型石器为打制，种类有锄形器、砍砸器、斧、锛、凿、尖状器、刮削器和磨盘、磨棒等。其中有肩亚腰锄形器、条形锛等，边缘打击整齐，制作规范，为定型产品。细石器数量多，种类丰富，各种镞、锥、钻、圆头刮削器、尖状器，加工细致。长条形石叶宽度均匀，长约10厘米，显示了娴熟的打片技术。骨制工具发达，遗址中出土的鱼钩、鱼镖、镞、骨刀柄和大量野生动物骨骼，表明该文化渔猎生活气息浓厚(图三)。 富河文化遗址多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沿岸的岗坡或台地上，一般坐北朝南，远处能看到成排的灰土圈，经发掘证明，这些灰土圈是房址。大型村落如富河沟门遗址有房址约150座，规模较小的金龟山遗址调查所见的房址约40座。由于部分房址在同一地点重叠修建过多次，所以成排分布的房址并非同时期建筑。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方形为主，灶坑居中，四壁砌筑石板，有的房址内发现窖穴。根据残存柱洞推测，房屋可能为一面坡式建筑，北高南低的结构使南部遗迹不易保存，是否有门道无法认定。 迄今，富河文化只发掘过不多的几个地点，研究者对其分布范围有不同认识，但都指出在西辽河以南未发现同类遗存。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西辽河上游即查干木伦河以西极少发现富河文化遗存(12)，开鲁以东西辽河下游和新开河也甚为罕见(13)，富河文化分布范围大致不超出乌尔吉木伦河流域。据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次文物普查资料，在这一区域共发现富河文化遗址约40处(14)。由于传统考古调查的局限性，这些遗址是否确属富河文化，需审慎对待，在今后开展的田野工作中应予以进一步认定。 (三)哈民文化 哈民文化是近年新确认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这类遗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零星发现，但因缺乏可对比资料，只是将其笼统地归入新石器时代文化(15)。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科右中旗嘎查营子遗址调查时，曾采集到麻点纹陶片(16)，继而又在哈尔沁遗址发掘中清理出一座含有这种陶器的房址，发现者认为属红山文化，推测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17)。2007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尔沁沙地汉以前考古课题组对科尔沁沙地和周邻地区考古调查中，在多个地点采集到麻点纹陶片，由于纹饰风格独特，故将其单独区分出来，并指出可能“为认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线索”(18)。随后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发掘的一组墓葬中，发现麻点纹陶器和红山文化兽面纹玉佩、玉环共存关系(19)。2010-2011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43座、灰坑38个、墓葬6座(20)。哈民忙哈遗址已探明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是迄今在西辽河以北地区发现最大规模的史前聚落遗址，经大面积发掘，为初步认识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四 哈民文化陶器 1-4.筒形罐(F35∶6、F36∶19、F13∶1、F2∶18) 5.侈口罐(F34①∶3) 6-8.双耳壶(F8∶4、F2∶19、F22∶8) 9.三足罐(F37∶10) 10.圈足器(H19∶2) 11.罐口沿(Ⅰ T006066②∶1) 12、13.陶片(F11∶6、F37①∶6) 14.钵(Ⅰ C∶18) 15、17.盆(Ⅰ T007066②∶3、Ⅰ T008066②∶1) 16.带流盆(F36∶8) 18.斜口罐(F20∶28) (均为哈民忙哈遗址出土) 哈民忙哈遗址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陶器、石器、玉器和骨、角、蚌制品等近千件。陶器以黄褐色砂陶为主，烧制火候较高，手制，器壁薄厚均匀，口沿有轮修痕迹。陶器表面除部分素面外，多饰麻点纹、方格纹或菱格纹，还见有少量的压印“之”字纹、刻划纹及彩陶片。陶器基本组合为瘦高体斜直腹筒形罐、小口鼓肩双耳壶、斜口盆和浅弧腹钵，其他器形有斜口罐、侈口弧腹罐、三足罐、带流盆、圈足器(图四)。还有少见的陶制品，如丫形器、水滴形器、圆锥体和矩形穿孔陶具等，颇具特色。石器种类丰富，打制、磨制、细石器共存。器类有镐、斧、锛、凿、刀、杵、饼形器、环形器、磨盘、磨棒等，其中器身修长的镐、长方形穿孔刀、有节杵、厚体长方形磨盘、拱背磨棒，是相当定型的产品。细石器中三角形双翼石镞和骨柄刀石刃，通体压削，加工精细。玉器制作精美，均出于房址，璧、双联璧、钺、兽面纹佩饰等，具有明显的红山文化风格(图五)。遗址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经鉴定的三十八个种属有鹿、马鹿、狍子、野猪、牛、马、兔、狐狸、狼、鼠等，以啮齿类和鸟类最多。
图五 哈民文化器物 1、3.石镐(F24∶27、F35∶13) 2.骨匕(F39∶4) 4.石杵(F37∶32) 5.玉双联璧(F37∶2) 6.石饼(F30∶12) 7.石环形器(F32∶49) 8、9.玉璧(F37∶1、F37②∶2) 10.玉钺(F26∶17) 11.石磨盘(F19∶20) 12.石镞(F23①∶4) 13、17.陶丫形器(F17∶25、F17∶24) 14、15.骨鱼镖(F21①∶13、F21①∶38) 16.骨柄石刃刀(F36∶14) (均为哈民忙哈遗址出土) 房址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居住面平整，保存较好的居住面和穴壁留存有深度烧烤的痕迹。圆形灶坑位于居室中部偏向门道一侧，有的灶坑外缘筑石马蹄形灶圈，个别灶内遗留有陶支撑物。柱洞有明柱和半壁柱两种，多沿穴壁内侧排列。门道呈“凸”字形，东南向。按半地穴面积计算，有分四种规格。小型面积不足10、中小型10-15、中大型15-20平方米和面积超过2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其中小型和中小型占70％。房址的门道普遍较长，部分房址半地穴外缘发现有完整的陶器和成组摆放的石器、骨器，另外在大多数房址开口外侧的水平面上分布有类似柱洞的黑土圈。种种迹象表明，半地穴式房址外围有一圈二层台，初步判断原房址地面构架要大于半地穴面积。 从哈民忙哈聚落布局看，房址门道统一朝东南向成排分布，虽然个别房址在排列中的位置略有参差，但排列基本整齐。灰坑和墓葬散布于房址周围，很少出遗物。墓葬为土坑竖穴，除一座三人仰身屈肢葬外，其余为单人叠肢葬。聚落外围发现有环壕，已探明呈半圆弧形围绕遗址东北部。 哈民忙哈遗址是西辽河以北揭露的最大规模环壕聚落，这类遗存的房址结构、丧葬习俗、陶器基本组合和别具一格的纹饰与饰纹方式，区别于辽西地区已发现命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条形石镐、有节石杵、长方形厚体磨盘、石饼等生产工具也与周邻已知考古学文化不同。鉴于该遗址文化内涵比较单纯，出土遗物及其特征组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发掘者将其命名为哈民文化(21)。 哈民文化正式发掘的遗址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外，还有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D地点(22)、道老杜粮库(23)、吉林白城双塔遗址(24)。经调查并报道的地点有科右中旗嘎查营子(25)、哈尔沁(26)，科左中旗白菜营子(27)、西固仁茫哈(28)，科左后旗阿仁艾勒(29)，另外在吉林省通榆、洮南、白城所辖区县也有发现(30)。从上述遗址空间位置来看，哈民文化主要分布在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向南没有越过西辽河，北至洮儿河，以新开河和乌额格其郭勒河分布较密集(图一)。 (四)南宝力皋吐类型 南宝力皋吐西北距扎鲁特旗约40公里，整个墓地坐落在一条西北—东南向的沙土岗地上，由三片墓地组成。2006-200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发掘三次，揭露面积约1万平方米，共清理墓葬395座，出土陶、石、玉、骨、角、蚌器等各类遗物1500余件。相关报道指出，“在这里首次发现内蒙古东部和东北中部新石器时代晚期两支重要遗存——小河沿文化和偏堡子文化共存的实例，为研究两种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至为关键的材料”(31)。鉴于南宝力皋吐墓地的自身特点和多种文化成分组合的特殊现象，发掘者称之为“南宝力皋吐类型”(32)。作为新识别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目前尚不了解这类遗存的居址情况，仅就墓葬反映的文化面貌作些归纳。 1.墓葬呈区域分布，成行排列，头向统一东南向，彼此间极少叠压、打破。墓葬皆土坑竖穴，个别见有二层台、头龛、脚龛。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亦见有俯身、侧身、二次、无头等葬式。除个别空穴墓葬外，随葬品基本置于头部，但随葬品的多寡、丰俭有明显差别。 2.随葬陶器以筒形罐和壶为主，其他器形有尊、钵、叠唇罐、鼓腹罐、圜底筒形罐、双口壶、龟形器等。纹饰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条形附加堆纹，呈凸棱状或绳索状，口部多横向、腹部多竖向饰纹；另一类为刻划纹或压印复线几何纹，纹样有“回”字形、“己”字形、三角形、菱形纹。此外，还见有少量的绳纹、戳印纹和彩陶，部分器底饰编织纹或叶脉纹。南宝力皋吐墓葬出土的陶器成分复杂，既有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的典型器物，有来自北方某些尚不确定的文化因素，同时具有自身特点的器形、纹饰和器物组合也很明显(图六)。 3.墓地出土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十分丰富。石斧、锛、凿、矛、权杖头、饼形器等多磨光。打制石器有亚腰石斧、锄形器、砍砸器，器形较大，器体敦厚。细石器约占出土石器的80％，镞、钻、刮削器、石叶，往往通体压削成形。玉器和绿松石制品以装饰类小佩件为主，有璧、环、璜、觿等，器体多扁平、钻孔，表面光滑。骨、角制品发达，骨柄石刃刀、骨柄石刃剑、骨镖、骨匕等工具加工细致，保存完整的骨冠，是极为难得的精品。 已发掘的墓地除南宝力皋吐外，还有扎鲁特旗的昆都岭(33)，经调查确认的地点有科左中旗的白菜营子(34)、西固仁茫哈等(35)。根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尔沁沙地汉以前考古课题组在通辽地区进行的专项考古调查，南宝力皋吐类型主要沿新开河和乌额格其郭勒河分布，尤以扎鲁特旗北部较为密集(36)(图一)。
图六 南宝力皋吐类型陶器 1-4.筒形罐(M174∶2、CM15∶5、CM17∶2、M169∶2) 5.叠唇罐(M133∶4) 6.侈口罐(M177∶2)7.尊(CM33∶1) 8.钵(CM2∶1) 9、11.高领壶(BM57∶1、M121∶1) 10.鼓腹罐(CM23∶1) 12.圜底筒形罐(CM35∶5) (均为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 二 文化内涵的比较分析 以上四种文化遗存除富河文化外，为近年新发现的文化类型，由于它们在文化面貌上均呈现出与以往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差异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通过年代判定、内涵分析并与之相关的考古学文化比较，以探究考古学文化性质、文化变迁等深层次问题。 西梁类型经正式发掘的地点，有林西县井沟子西梁和巴林右旗塔布敖包。西梁遗址清理的房址和灰坑均开口于表土层下，房址之间无叠压打破关系，但个别房址废弃堆积中发现有红山文化陶片和烟叶形石耜。塔布敖包遗址发掘证实，西梁类型陶器与典型兴隆洼文化筒形罐在同一房址内共存。西梁遗址测定的二个碳十四年代数据(均采自房址居住面)，分别为距今7060±60年、6885±50年(未作树轮年代校正)。从层位关系看西梁类型当早于红山文化，依据共存关系和碳十四测年数据，可判定其年代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晚期。 西梁类型的房址结构和排列方式，陶器质地、制法、烧成温度，石器种类、形制与制作工艺与兴隆洼文化相同，均反映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特征。部分斜筒形罐器形和口沿饰平行的条形堆纹风格与兴隆洼文化非常相似，而塔布敖包发现的西梁与兴隆洼两类陶器共存实例，也说明它们之间的年代关系。西梁类型房址面积较小、沿穴壁有整齐排列的柱洞，有“凸”字形门道、储物壁龛和方形石板灶坑与兴隆洼文化比较，在建筑形式方面有区别。由于西梁和塔布敖包遗址发掘面积有限，没有发现像兴隆洼文化那样的环壕和居室葬。 从陶器看，西梁类型的筒形罐普遍较矮，方唇，直口，微弧腹。盂的造型介于筒形罐与碗之间，薄胎厚底，此类器形不多见。纹饰独具特色，一般口沿饰平行附加堆纹，并连接三角、波折、连弧、重环等多种堆纹。以压划线纹构成的主体纹饰不分段，饰纹草率，完全不见“之”字纹。兴隆洼文化筒形罐多体形瘦高，口沿多饰数周弦纹，呈凹凸瓦棱状。早期主体纹饰为分段压印交叉、网格、平行斜线纹；中期以后以“之”字纹为主，口沿外叠唇并流行三段式纹饰布局(37)。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风格，两者有明显区别。 目前，西梁类型仅发现于西辽河以北，查干木伦河沿岸及以西地区，分布范围与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类型大体重合。从谱系关系来看，西梁类型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源于西辽河北系区发现的以素面筒形陶器为代表的遗存(38)。这类遗存文化面貌有一定的原始性，可能是本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已发现的线索找不到两者之间有何联系；二是兴隆洼文化衍生的地方变体。虽然按兴隆洼文化循序发展的一般规律，似乎难以形成像西梁那样以条形堆纹陶器为主要特征的遗存，但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域广泛，其分布范围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别。种种迹象表明，兴隆洼文化晚期在不同地区孕育着新的文化因素，对其后发展起来的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和红山早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梁类型颇具特色的条形堆纹及组合纹饰代表了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的特质性或产生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或来自周邻文化因素的传播，无论哪种情况，都可能造成与兴隆洼文化相差异的现象。所以从文化面貌的总体特征看，不能排除西梁类型仍属于兴隆洼文化的一个分支。 富河文化是西辽河北系区最早确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年代问题一直缺乏论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在南杨家营子遗址发现红山文化房址被富河文化堆积叠压的层位关系，一般认为富河文化晚于红山文化。朱延平曾对富河文化陶器上的纹饰痕迹做过细致观察，并通过富河沟门遗址出土的圈足钵陶片与赵宝沟文化类比分析，提出“富河文化陶器中与赵宝沟文化相通的因素，当主要来自后者的传播，特别是圈足钵”(39)，他认为圈足钵不仅是赵宝沟文化代表性器物，而且具有时代特征。在赵宝沟文化兴盛之时，与其毗邻的上宅文化和新乐文化也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同类器。而赵宝沟文化一经结束，这种富有特色的陶器也随之消失。所以含有圈足钵的富河文化年代大致与赵宝沟文化基本同时，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 关于富河文化的性质问题，从开始就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是两个文化系统。郭大顺认为，富河文化与红山文化“是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分支。北部富河一支，可能较长时间保持着北方草原地区文化面貌”，以林西沙窝子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遗存，是探索其文化前身的重要材料(40)。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可比较资料的不断丰富，一般认为富河文化源自兴隆洼文化(尤其是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兴隆洼文化)(41)，还有观点认为同时也继承了西梁类型的部分因素(42)。然而富河文化所具有的某些特质在当地却找不到相关联的线索。早年，刘观民曾提出，到另一区系中去寻找富河文化的来源，这一看法仍然值得重视(43)。 首先，富河文化精湛的细石器制作技术，发达的骨制工具，尤其是长大石叶与大型打制石器共存的遗存，在我国北方地区并不多见。富河沟门遗址经鉴定的野生动物有野猪、鹿、黄羊、狐、松鼠、狗獾以及洞角类、犬科、鸟类等。鹿的数量最多，约占一半，野猪、狗獾次之，分别为17％、9％，洞角类仅占2％左右(44)，说明富河文化是以渔猎、采集为主的自然资源依存型经济。而西辽河以南系列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地缘关系，受黄河流域文化影响，不仅文化面貌不断接近，而且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经济，富河文化与之比较在经济形态上有明显差别。 其次，富河文化陶器普遍饰有横压竖排的篦点“之”字纹，这种采用齿状工具压印的纹饰，在西辽河以南除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有少量发现外，早期的兴隆洼文化，下辽河流域的新乐下层文化，以及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下层文化、后洼下层文化都是非篦点的线形“之”字纹为主。从更广大的区域来看，篦点“之”字纹主要分布在西辽河以北到外贝加尔的东南部。据碳十四测定数据，外贝加尔东部含篦点“之”字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较早，延续时间较长。有研究者指出，这种纹饰有由北向南推进的趋势(45)。 再次，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的三十七座房址中有四座是圆形的。迄今在辽河东西两翼地区包括辽东半岛，揭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房址均为方形。富河文化发现的少量圆形房址是一个突兀现象，在当地找不到来源，而外贝加尔卡林加河口文化的房址均为圆形(46)。也就是说在圈定的篦点“之”字纹分布范围内，富河文化所见圆形房址和篦点“之”字纹都可能来自北方。 目前，虽然对富河这类含丰富细石器遗存的文化内涵了解不多，但仅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寻找其文化来源，似乎还没有哪一支先行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可以直接发展为富河文化。在以上列举的诸要素中，渔猎、采集经济的特质性在富河文化中有充分反映，说明这类遗存有来自遥远北方渔猎文化的渗透。富河文化与辽西中心区考古文化形成的地域差别，不应简单理解为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自行的演变，而是不同区系考古学文化渗透、融汇的结果。 经大规模发掘的哈民忙哈史前聚落，保存完整，出土遗物丰富。通过房址结构、墓葬习俗、陶器组合和石器形制的了解，使我们对这种新确立的考古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 哈民忙哈遗址成排分布的房址和少量灰坑与墓葬，缺乏叠压打破关系。从发掘现场清理出带有明显火烧痕迹房屋构架和极为震撼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人骨遗骸殉难场所分析，该遗址是因突发事件而废弃的。由于出土遗物器形和组合无明显变化，遗址已发掘部分大体属同一时期。由于地层出土的遗物含有少量“之”字纹陶片，房址内发现泥质彩陶片、三足罐、圈足器、玉器等红山文化晚期特征的类型品，为判断该遗址相对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前，吉林白城双塔墓葬也提供了这类遗存陶器与红山文化玉器共存的例证(47)。目前，学界对红山文化晚期年代的看法比较统一，认为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500—前3000年(48)，这与哈民忙哈遗址最新测定的一组碳十四年代数据基本一致(49)。所以从共存关系和碳十四数据两方面，可推定哈民文化年代大体处于红山文化晚期。经正式发掘的南宝力皋吐D地点(50)，与哈民忙哈遗址陶器比较，陶器素面化倾向，筒形罐口沿外折并多有器耳和简约化的纹饰风格，反映前者的年代晚于后者。循这一线索，对哈民文化进行分期研究，其年代下限略晚于公元前3000年，或已接近红山文化最晚阶段。 哈民文化具有较强的自身特点。一是作为该文化陶器显著特征之一的麻点纹、方格纹、菱格纹在以往辽西地区的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都极为少见。仔细观察陶器表面纹样，麻点纹除个别模糊(饰纹后经修抹)，大多呈斜行或交错分布，纹理较深，类似编织物施压遗留的痕迹；方格纹、菱格纹较浅，纹样均匀，局部有交错叠压，似圆轴状模具在陶器表面滚压所致，这两种纹饰及饰纹方法与红山文化截然不同。二是筒形罐和斜口罐体形瘦高，按筒形罐发展演变规律，其造型不可能来自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三是长条形石镐、有节杵、长方形厚体磨盘、拱背磨棒，以及陶制品中的丫形器、水滴形器、穿孔陶具等生产生活用品，与以往的考古发现大异其趣。四是哈民遗址发现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均为单人仰身叠肢葬，这种葬式还见于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51)，说明这是一种年代久远的特殊葬俗，但在西辽河以南的考古资料中却未见报道。 哈民文化与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关系似较紧密，所见矮领鼓肩双耳壶、双腹盆、大平底盘、三足罐和“之”字纹、双勾连涡纹彩陶片等具有红山文化的特点。但除双耳壶外，少有完整器，红山文化纹饰陶片亦不多见。据最新报道，哈民遗址出土玉器约40件(52)，大多制作精美，其中圆形璧、双联璧、兽面纹佩饰等，无论形制还是风格均属红山系玉器。玉器被认为是通天理地、祛灾祈福的礼器，以往主要发现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祭祀遗址和墓葬中(53)，被赋予原始宗教的含义。哈民遗址的玉器均出土于房址内，说明是实用器，理念上的差别或许意味着这些玉器是异地传入的。另外，从筒形罐和斜口罐瘦高的体形来看，更接近于第二松花江流域区的左家山三期文化(54)，似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文化联系。哈民文化在与周邻文化的交往中，红山文化晚期遗存对其有重要影响，且保持着发展的同步性，随着红山文化的消亡，在科尔沁沙地西辽河以北地区哈民文化被南宝力皋吐类型所取代(55)。虽然哈民文化与同时期红山文化遗存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的区别依然是明显的。由于哈民文化的主体成分独具特色，以目前对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还无法判断其源于哪一种文化。同样，在本地区之后出现的南宝力皋吐类型也不是哈民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所以，相关问题的厘清有待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入。 在四种文化类型中，南宝力皋吐类型的年代最晚。已测定的一组碳十四年代数据，经高精度树轮校正，分别为公元前2140—前2030年、前2570—前2515年、前2570—前2520年、前1750—前1660年(56)。剔除个别年代偏晚的数据，跨度基本在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组数据与小河沿文化已发表的三个测年数据中的两个相一致(57)，南宝力皋吐类型的年代大体处于小河沿文化晚期。 南宝力皋吐类型因同名墓地发掘而得名(58)，但也有研究者将它归入小河沿文化(59)。南宝力皋吐类型除自身文化特点外，主要含有小河沿文化成分和易于识别的偏堡子文化陶器。那么到底是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还是强调那些具有自身特点陶器的差异性而确立一种新文化?需要通过其文化内涵与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比较进行分析。 一般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继承红山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陶器基本组合为筒形罐、高领壶、彩陶钵、豆、尊。这一时期陶器纹饰的变化是，交叉绳纹取代了此前辽西地区一直流行的压印“之”字纹。此外，还有随葬陶器的明器化、竖穴半洞室墓的出现和葬俗的改变。凡此种种，说明小河沿文化进入到了一个社会更替、文化变迁的新阶段。 南宝力皋吐墓葬出土的交叉绳纹陶筒形罐、侈口高领壶、双口壶、尊、钵等，不仅器形和纹饰与小河沿文化大南沟墓地的同类器基本一致(59)，而且出现率较高，其他如磨制石斧、石锛、细石器、骨柄石刃刀等也很相似。区别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南宝力皋吐墓葬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些器形，如口沿饰平行多行附加堆纹陶筒形罐、内填平行线几何纹鼓腹罐、复线几何纹双耳壶、人面壶及彩陶龟和异形陶器等为小河沿文化所不见，而且其纹饰和饰纹风格与后者完全不同。从陶器共存关系来看，南宝力皋吐墓葬随葬陶器以陶筒形罐和壶为基本组合，个别有尊和钵。据大南沟墓地陶器统计，筒形罐和豆占随葬陶器的49％；尊和钵占28％；壶仅占7％。如果按10％以上的出现率界定，大南沟墓地陶器基本组合为筒形罐、豆、尊和钵，而壶的出现率较低。说明两者陶器的基本组合、纹饰风格和个性陶器方面有很大不同。 其二，南宝力皋吐墓地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各墓区墓葬头向110-160度，方向较统一。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少数双人和多人男女合葬墓，未见屈肢葬。大南沟墓地三个墓区的方向不一致，墓葬形制除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外，还发现有竖穴半洞室墓，后者占全部发掘墓葬的21％。均屈肢葬，部分下肢屈度较甚者，可能采用“跪姿”或“坐姿”葬式。已发掘的三座双人合葬墓，男女两腿相交或叠压，头向相反。从发表资料看，大南沟墓地有三十二座墓随葬有石璧或石环，石璧多见于男性墓，置于颈部或胸部；石环多出于女性墓，佩戴于手臂，反映出明显的性别倾向。 总之，南宝力皋吐墓地与小河沿文化大南沟墓地在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品方面的区别是主要的，陶器纹饰、形制和组合也存在差异，所以现有材料不支持将南宝力皋吐这类遗存归入小河沿文化。 南宝力皋吐墓地另一类文化特征鲜明的陶器出现率也很高，如器表饰竖向或曲尺形附加堆纹的叠唇筒形罐、刻划复线三角或回形纹矮领深腹壶等，这类陶器无论器形还是纹样都具有偏堡子文化特点。以往人们对偏堡子文化分布范围、相关遗存文化性质及渊源流向的讨论，基本限于辽东半岛黄渤海沿岸地区，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向西的流布。南宝力皋吐墓地出现相当数量的偏堡子陶器，看似突兀，但早有迹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奈曼旗大沁他拉采集的一批陶器中，有一件腹部饰纵向直条间有波浪形堆纹的矮领罐(61)，既不属于红山文化，也不同于小河沿文化，其易于区别的特殊纹饰与偏堡子陶器完全相同。有研究者指出，作为偏堡子文化陶器向西传布的一个节点，推测“沿科尔沁沙地南缘，经奈曼、库伦、彰武、康平一线，是沟通辽西腹地与辽河平原的重要通道”(62)。事实上以往调查的科左中旗新艾力(63)，近来新发现的科左中旗西固仁茫哈(64)、珠日河牧场五分厂、努日木镇金山堡子、舍伯吐镇西毛都，开鲁县街集镇前河村(65)，扎鲁特旗昆都岭(66)，均含有此类遗存。它们大抵反映偏堡子文化由东向西传布的途径，同时也为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内涵的解读提供了有力证据。 还有一些情况值得注意，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是以平底筒形罐为特征的文化区，而与之毗邻的外贝加尔湖及周围地区尖圜底和圜底陶器有着完整的演进序列(67)。南宝力皋吐墓地报道中被称为“釜”的那种圜底陶器(68)，显然不属于东北平底筒形罐系统，推测其很可能受到来自贝加尔湖周围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素的影响。另外，通过玉器研究发现，南宝力皋吐这批玉器的原料、工艺和器形较之红山文化玉器疏远，而近于呼伦贝尔的哈克文化(69)，甚至与更北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土的玉器存在某种联系。 一般认为陶器具有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属性，而对器物形制和组合的把握是分析文化内涵与外延、界定文化性质的主要手段。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内涵复杂，占有相当分量的小河沿和偏堡子两种主要成分，并非文化交流的个别现象，而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类型器物在同一墓地甚至同一墓葬内共存。以上通过陶器成分判别，结合墓葬形制、葬俗和量化统计所作出的评价，显然不宜将其并人小河沿文化，也不能单独解释为偏堡子类型向西传布的文化更替。这类遗存既有自身特点，又具备集结不同文化成分融为一体的多元特色，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辽西地区边缘地带文化变迁的产物。 三 西辽河北系区与文化边缘效应 西辽河发源于蒙古高原东部边地，周边为大兴安岭南段、七老图山、努鲁尔虎山环绕，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构成向东敞开的“C”形(70)。处于这个环状地质结构的西辽河流域，“依地貌单元和形态可分为两个大区，即南部的黄土丘陵台地区和北部的风沙坨甸区”(71)。在大气环流的作用下，南北区景观和生态系统有明显差异。大兴安岭山地和赤峰西部山地迎风面降水增多，形成森林草原景观；七老图山、努鲁尔虎山南北两侧雨量较适宜，形成落叶阔叶林、灌木丛景观，总体上西辽河南部区水热条件较为充沛。相比较北部区气候干旱少雨，以沙地、疏林、灌丛、草甸景观为主，生态环境脆弱。尤其是科尔沁沙地西辽河以北地区，土壤、植被和水资源的稳定性差，当气候异常和强化土地利用方式耦合作用时，就会破坏整个系统的平衡性，导致灾变发生。环境学者研究认为，地貌和气候带的作用是造成西辽河流域南北有别的重要原因(72)。历史上西辽河是本区环境与生态系统的一条自然分界线。 在这一地区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之初，梁思永先生就提出西辽河及上游西拉木伦河北部和广义辽河流域两个文化分布面的认识(73)。此后，为了从细石器文化范畴中划分出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探索，初步将西辽河流域的“细石器文化”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林西锅撑子山为代表，包括富河沟门等；第二种类型以赤峰红山下层即红山文化为代表(74)。严文明根据文化特征和经济类型差别，把它们分别划在“旱地农业”和“狩猎采集”两个不同的经济文化区(75)。随着以赤峰为中心的辽西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和区系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学者注意到西辽河以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绝非富河沟门一处遗址表现的内容所能涵盖”(76)，也“常有另异奇趣的红山文化遗存被发现”(77)。还有某些遗存“它们既非富河文化，也不是红山文化或已命名的其他文化所能概括的”(78)。种种现象表明，这里发现的文化遗存与人们对辽西考古文化区的传统认识有很大出入。 在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框架内，按编年可归纳为两个序列：一是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其过程可以表述为后一种文化对前一种文化在时间节点上有并存，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性，一脉相承，拟称之为主体文化序列。二是西梁类型——富河文化——哈民文化——南宝力皋吐类型序列。目前，这一文化序列的四种文化类型仅见于西辽河北系区，文化内涵多元且缺乏纵向联系，在各自时段内，它们均难嵌入到主体文化序列中去，或称之为非主体文化序列。 从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编年序列来看，几种非主体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的年代关系基本上是相对应的。具体表现为文化内涵的一些共性特征，如西梁类型的大型打制锄形石器，陶器的质地、制法、烧成温度，部分斜腹筒形罐的造型等都与兴隆洼文化基本一致；富河文化陶器上的某些饰纹技法、纹饰种类和具有时代特征圈足钵等与赵宝沟文化相同；还有哈民文化的“之”字纹和彩陶纹三足罐、双腹盆、矮领双耳壶以及红山文化玉器；南宝力皋吐类型的陶器，则无论器形还是纹饰风格都可明确分辨出的小河沿文化器物群。此外，在房址结构、排列方式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亦没有明显不同。不难看出在这个框架体系内每当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出现分化或重组时，处于边缘地带的非主体文化也作出相应反应，产生联动效应，其同步性说明两个文化序列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就已掌握的各文化类型在西辽河北系区分布情况，新石器时代早期，兴隆洼、赵宝沟文化基本分布于西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以东则渐为稀少。西梁类型散见于查干木伦河沿岸及以西地区，且与兴隆洼文化有共存现象。富河文化集中在乌尔吉木伦河沿岸，据称在阿鲁科尔沁旗和扎鲁特旗境内也有少量发现(79)。已知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最为广泛，西自克什克腾旗的永明、天宝同、河套(80)，东至科左中旗的西固仁茫哈和新艾力(81)，向北跨越松辽分水岭到达霍林河流域，尤以西辽河上游及其支流最为密集。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仍占主导地位，但其分布范围已明显收缩。据近年科尔沁沙地调查材料分析，红山文化早期遗存在科尔沁沙地西辽河以北地区有散落分布，而进入红山文化晚期则被哈民文化所取代(82)。小河沿文化在扎鲁特旗—开鲁—科左后旗一线以东难觅踪迹，这一时期新开河、乌额格其郭勒河沿岸发现的主要是南宝力皋吐类型。诸考古学文化在西辽河北系区分布错综复杂，总体态势是，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和小河沿四种主体文化集中分布在西辽河上游区，除红山文化外，重心位置偏西。四种非主体文化，早期的西梁类型与兴隆洼文化局部重合，晚期的哈民文化和南宝力皋吐类型主要分布在西辽河下游的科尔沁沙地，富河文化位置居中。从分布格局来看，主体文化与非主体文化既相互交织又有所侧重，而非主体文化由西向东按时间早晚相继出现的现象耐人寻味(图七)。
图七 西辽河流域北系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平面分布示意图 西辽河流域区既是一个地理单元，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单元。本文认为，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的框架内，辽西区作为一个整体，新石器时代的表现形式可以总结为内核和边缘双重构造模式。基于对辽西区并存两个文化序列的阐释，如果把主体文化看作是内核，那么仅见于西辽河北系区的几种非主体文化就处于这一结构的边缘。文化边缘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化分布区的边缘；二是不同文化群体的结合部。就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框架而言，前者指的是空间范畴，后者强调的是非主体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涵化体现。所谓“涵化”是指不同文化群体通过直接或间接交往和文化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是单向的，也可能是双向的，其结果是一方接受另一方的特质，或有选择地接受某些特质，而抗拒另一些特质。而变化往往发生在文化边缘和不同文化群体的结合部。 西辽河北系区处于以赤峰为中心的辽西文化区北侧边缘，过去该区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是个薄弱环节，近年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过上述资料的梳理，针对种种文化变迁现象，把它归结为文化边缘效应，拟提出三点认识。 第一，西辽河北系区介于嫩江下游、第二松花江和下辽河多个考古学文化区之间，是连接内蒙古东部和相邻东北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汇地带。检视区域内发现的西梁、富河、哈民和南宝力皋吐几种文化类型，均难以纳入到辽西区已确认的考古学文化中去，与周邻考古学文化比较，具有很强的自身特点。 第二，在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框架内，由于文化底蕴或生态环境的不同，占据中心位置的主体文化以其内聚力和谱系的连贯性居主导地位。处于边缘地带的非主体文化，囿于自身特点和成分多元化，因缺乏文化的延续性而居从属地位。从已识别的几种非主体文化来看，它们既保持着与主体文化不寻常的联系，又表现出与中心区域考古文化相异的现象。 第三，从文化关系的动态角度分析，西辽河北系区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迁，总体趋向是游离于该文化系统中心区域，呈现渐行渐远的“离心运动”，这种情况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 结语 以上讨论的西辽河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虽然与辽西区主体文化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但尚无可靠证据说明它们的直接来源及发生文化变迁的原因。也就是说按目前对辽西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和演变规律的认识，在不同时段节点上都难以形成像西梁、富河、哈民、南宝力皋吐那样的遗存，所以一定有其他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东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平底筒形罐为典型器，但筒形罐形态差别不大，变化难以把握。相比而言，陶器纹饰丰富多样，通过纹饰异同的类比及纹饰流变的梳理，在探讨区系划分和文化传播方面具有优势。西辽河北系区几种具有特性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西梁类型的条形堆纹，富河文化发达的篦点“之”字纹，还是哈民文化的麻点纹、方格纹、菱格纹，以及南宝力皋吐类型形式多样的附加堆纹、复线几何纹，在西辽河以南地区不仅少见，且饰纹方法迥然有别。以陶器纹饰区系观察，上述纹饰线索大多指向西辽河流域以北甚至北方以远地区。 北方相邻的嫩江中下游地区，以往含条形堆纹遗存都被纳入昂昂溪文化(83)。由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所获材料以调查采集为主，这给运用器物形态变化和器物组合概念的考古文化类型学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研究者曾尝试从纹饰分类入手，重点分析条形堆纹之流变，结合器物形态变化，将这一地区含此类纹饰的遗存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所谓昂昂溪文化，可能包含了不同性质、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遗存(84)。近年发掘的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二期遗存(85)、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第一至三期遗存(86)，丰富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结合早年的考古发现，大体可排列出嫩江中下游地区考古文化的序列与编年。其中，双塔一期遗存发表的六个样品测年数据，将本地区含条形堆纹遗存出现的年代追溯至距今万年前后，这是迄今东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87)。由此向北，黑龙江中游俄罗斯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至结雅河流经地区，已发现的新彼得罗夫卡、格罗马图哈和奥西诺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陶器均流行条形堆纹，其纹饰组合还包括栉齿纹和少许菱格纹等(88)。从嫩江下游到黑龙江中游广大地区，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出现年代早，延续时间长，按其装饰风格可区划为贴塑纹陶器文化系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经正式发掘而命名的新开流文化，是三江平原及兴凯湖地区最早认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89)，同时也确立了周邻相关文化遗存的参照系。新开流陶器常见纹饰有菱格纹、鱼鳞纹和栉齿纹。菱格纹也称黑龙江编织纹，其饰纹方式“极有可能是以一种刻有纹饰的圆轴状物在陶器表面循同一方向连续滚压所致”(90)，但也有一些纹饰是由独头工具垂直戳压形成的。三江平原及兴凯湖地区位于张广才岭和小兴安岭弧形山脉结合部的外围地带，东侧与俄罗斯滨海州接壤，南面隔图们江与朝鲜东北部为邻。审视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俄罗斯境内的鲁德纳亚、马雷舍沃、孔东等文化(91)，朝鲜半岛东北端的罗津、西浦项二期遗存(92)，都见有新开流文化类似的菱格纹和栉齿纹。根据鲁德纳亚遗址下层和鬼门洞穴遗址发表的多组碳十四数据(93)，新开流文化的年代可界定在距今7500-6500年，也就是说含这类纹饰组合的相关遗存约距今7000年前就出现了。有学者甚至认为采用圆轴物在陶器表面连续滚压的传统饰纹方法，可追溯到距今8000年(94)。上述中、俄、朝毗邻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的菱格纹和栉齿纹，持续时间较长，流行区域广泛，聚类分析可区划为滚压纹陶器文化系统。 此外，前面已讨论过的篦点“之”字纹，曾流行于外贝加尔的东南部，且出现的年代较早。相比较，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只有线形“之”字纹，到赵宝沟和红山文化，见有少量的篦点“之”字纹，唯有分布于西辽河以北地区的富河文化以篦点“之”字纹为主。据此推测，篦点“之”字纹主要分布在西辽河以北至外贝加尔的东南部，这种纹饰有由北向南推进的趋势(95)。尽管篦点“之”字纹与线形“之”字纹样式基本相同，但新石器时代外贝加尔及周围是尖圜底陶器文化的分布区，辽西地区是以平底筒形罐为特征的文化区，它们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属于不同区系的两个文化系统。 新石器时代晚期，哈民文化陶器上大量出现的麻点纹是一种很特殊的纹饰，和辽西地区传统饰纹方法不同，与以上列举其他地区的母体纹饰缺乏类比性。已知含这种纹饰的遗存，在松辽分水岭以北霍林河和洮儿河流域均有分布(96)，然而没有证据显示其来源。至于这一时期科尔沁沙地产生文化突变的原因，目前尚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综上所述，西辽河流域以北乃至北方以远地区，按陶器纹饰和饰纹方法的不同，至少可划分为外贝加尔东南部的篦点“之”字纹系统；嫩江下游至黑龙江中游以条形堆纹代表的贴塑纹系统；三江平原与毗连俄、朝邻近地区以菱格代表的滚压纹系统。它们有别于辽河流域的线形“之”字纹系统，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格局中，分属不同文化区系。以陶器纹饰区系划分的观点，相同或相近的陶器纹饰和饰纹方法应该有关联性。纵观西辽河北系区几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中心区考古文化相异的现象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表现为陶器纹饰的多元化，这就意味着该地区的文化变迁与周邻文化的渗透，尤其是来自北方不同系统文化因素向南传播有关。当然这一过程可能是波动、渐进式的，并非一蹴而就。 本文关注的西辽河北系区，处于半湿润与半干旱、黄土台塬与沙漠草甸地带，历史上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结合部，也是不同经济形态相杂糅的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西辽河以南的种植业出现的早，是首先步入主营农业的地区，西辽河以北则以采集、渔猎经济为显著特征。一般认为，纬度越高的区域采集、渔猎业越发达，反之则农业经济的指向性越明显。就机制而言，高纬度地区易于向低纬度地区流动，逆向流动则十分困难。所以新石器时代这里发生的文化变迁并形成边缘效应，除文化背景外，生态环境和经济形态的差异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渔猎、采集者的抉择，曾深刻影响到本地区文化的发展进程。 本文以西辽河北系区发现的几种文化类型为切入点，整合周边相关资料，深入探讨了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问题，提出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解构成两个序列和双重构造模式。在区系考古学研究取向方面，为重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 注释： 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②2002-2003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考古课题组对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巴林右旗进行较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并对林西县井沟子西梁遗址发掘。2007年和2009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尔沁沙地汉以前考古课题组对吉林省通榆县、洮南县、白城市洮北区，内蒙古科右中旗、扎鲁特旗、开鲁县、科左中旗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古调查。此后又参加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工作。 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西梁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6年第2期。 ④齐晓光：《巴林右旗塔布敖包新石器时代及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右旗塔布敖包新石器时代遗址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5期。 ⑥朱永刚：《查干木伦河流域古遗址文化类型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 ⑦汪宇平：《西喇木伦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通讯》1955年第5期；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郭治中：《克什克腾旗盆瓦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文物出版社，1994年。 ⑧朱永刚、王立新、塔拉主编：《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⑨陈全家：《内蒙古林西县井沟子西梁遗址出土动物遗存鉴定报告》，《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7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12)朱永刚、王立新、塔拉主编：《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科学出版社，2010年。 (13)朱永刚、郑钧夫：《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14)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15)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卷四十三，文物志，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6)连吉林、朴春月：《内蒙古科右中旗嘎查营子遗址调查》，《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 (1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右中旗哈尔沁新石器时代遗址》，《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 (18)朱永刚、郑钧夫：《通榆县三处史前遗址调查与遗存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 (19)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 (20)朱永刚、吉平：《探索内蒙古科尔沁地区史前文明的重大考古新发现——哈民忙哈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学术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4期。 (2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3期。 (22)塔拉、吉平：《内蒙古南宝力皋吐墓地及遗址又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8年12月19日5版；吉平：《通辽市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遗址D地点的发掘》，《内蒙古文物考古年报》2010年总第7期。 (23)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通辽市扎鲁特旗道老杜粮库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 (24)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 (25)连吉林、朴春月：《内蒙古科右中旗嘎查营子遗址调查》，《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郑钧夫、朱永刚：《内蒙古科右中旗嘎查营予史前遗址复查与初步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26)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右中旗哈尔沁新石器时代遗址》，《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 (27)朱永刚、张哈斯、温景山：《科左中旗白菜营子遗址复查与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2期。 (28)朱永刚、王立新：《敖恩套布和西固仁茫哈遗址复查与遗存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29)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科尔沁左翼后旗阿仁艾勒遗址调查与遗存试析》，《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 (30)朱永刚、郑钧夫：《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3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尔沁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2008年第7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人民政府：《科尔沁文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3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C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11期。 (33)塔拉、张亚强：《内蒙古昆都岭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11月26日2版。 (34)朱永刚、张哈斯、温景山：《科左中旗白菜营子遗址复查与遗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2期。 (35)朱永刚、王立新：《敖恩套布和西固仁茫哈遗址复查与遗存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36)朱永刚、郑钧夫：《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37)郭治中最早提出的三段式纹饰布局，是指在筒形罐上三分之一处饰一周泥条带，泥条带以上至口部饰凹弦纹，泥条带以下至底部为交叉压印纹和“之”字纹，这三种纹饰的基本配置方式为兴隆洼文化所独有。参见郭治中：《内蒙古东部新石器——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38)在林西锅撑子山，巴林左旗福山地，巴林右旗查干浑迪和林西白音长汗第一期遗存等地点发现这类遗存的陶器，主要特征，烧制火候低，器壁厚，素面，器类仅见筒形罐。其年代可能早于兴隆洼文化，但不排除某一时段并行的可能。从以往发现的线索来看，这类遗存在西辽河以北的分布范围还有扩大的趋势。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组：《昭乌达盟巴林左旗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朱永刚：《查干木伦河流域古遗址文化类型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科学出版社，2004年。 (39)朱延平：《富河文化的若干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40)郭大顺、马沙：《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41)朱延平：《富河文化的若干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42)索秀芬、李少兵：《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与周边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43)刘观民：《西拉木伦河流域不同系统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的变迁》，《考古学文化论集》第1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44)徐光冀：《富河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45)冯恩学：《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46)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181-183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47)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 (48)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234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49)采自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的五个木炭标本，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测定，碳十四数据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3600—前3100年(半衰期为5730年)。 (50)塔拉、吉平：《内蒙古南宝力皋吐墓地及遗址又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08年12月19日5版；吉平：《通辽市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遗址D地点的发掘》，《内蒙古文物考古年报》2010年总第7期。 (5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5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科左中族哈民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年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10期。 (5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文物出版社，2012年；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1期；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54)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农安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 (55)郑钧夫、朱永刚：《试论哈民忙哈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15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 (56)朱永刚、吉平：《关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化性质的几点思考》，《考古》2011年第11期。 (5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大南沟墓地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 (5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C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11期。 (59)塔拉、张亚强：《内蒙古昆都岭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11月26日2版；张星德、马海玉：《小河沿文化的时空框架》，《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6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 (61)朱凤瀚：《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79年第3期。 (62)朱永刚、王立新：《大沁他拉陶器再认识》，《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63)齐永贺：《内蒙古哲盟科左中旗新艾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第5期。 (64)朱永刚、王立新：《敖恩套布和西固仁茫哈遗址复查与遗存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65)朱永刚、郑钧夫：《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66)塔拉、张亚强：《内蒙古昆都岭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11月26日2版。 (67)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165-189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68)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人民政府：《科尔沁文明——南宝力皋吐墓地》，134、135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69)刘景芝、赵钺：《呼伦贝尔地区哈克文化玉器》，《名家论玉》(三)，科学出版社，2010年。 (70)崔海亭、雍世鹏：《西辽河流域的景观结构与“三北防护林”建设》，《景观生态学——理论、方法及应用》，中国林业出版社，1991年。 (7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31-35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72)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31-35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73)梁思永：《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的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 (7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36-40页，文物出版社，1962年。 (75)严文明：《长城以北的新石器文化》，《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76)郭治中：《内蒙古东部区新石器——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77)郭治中：《红山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1期。 (78)朱延平：《富河文化的若干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79)李少兵、索秀芬：《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1期。 (80)朱永刚、王立新、塔拉主编：《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科学出版社，2010年。 (81)朱永刚、王立新：《敖恩套布和西固仁茫哈遗址复查与遗存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9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齐永贺：《内蒙古哲盟科左中旗新艾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年第5期。 (82)郑钧夫、朱永刚：《试论哈民忙哈文化》，《边疆考古研究》第15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 (83)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黑龙江省博物馆：《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4年第2期；杨虎、谭英杰、张泰湖：《黑龙江古代文化初论》，82-83页，《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镇赉县黄家围子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 (84)朱永刚：《论西梁遗存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6年第2期。 (85)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双塔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 (86)王立新、霍东峰、赵俊杰、刘晓溪：《吉林大安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3年。 (87)双塔一期遗存一例人骨样品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公元前9150—前8760年；五例陶片样品的热释光测年数据，最早为距今10400±600年，最晚为距今9445±710年。参见王立新、段天璟：《中国东北地区发现万年前后陶器——吉林白城双塔遗址一期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2期。 (88)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223-236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89)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密山县新开流遗址》.《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90)朱延平：《新开流文化陶器的纹饰及其年代》，《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91)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199-214、236-243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大贯静夫：《东北亚洲中的中国东北地区原始文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92)大贯静夫：《豆满江流域を中心そすゐ日本海沿岸の極東平底土器》，《先史考古學論集》1992年第2集；金用玕、徐国泰：《西浦项原始遗迹发掘报告》，《考古民俗论文集》第4集，社会科学出版社，1972年。 (93)鲁德纳亚遗址(新开流文化层)三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别为距今7550±60年、7690±80年、7390±100年。鬼门洞穴遗址五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各为距今6380±70年、6575±75年、6825±45年、6710±105年、5890±45年。参见B·и吉亚科夫著，宋玉彬译：《鲁德纳亚码头多层遗址及滨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俄罗斯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1996年。 (94)朱延平：《新开流文化陶器的纹饰及其年代》，《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95)冯恩学：《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96)朱永刚、郑钧夫：《科尔沁沙地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11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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