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经济学：起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属西方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起源于19世纪后期。它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一般而言，凡是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变化本身所作的探讨均属于进化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它主要研究经济变化本身及变化的原因、经济变化动机及推动经济变化的诸种要素，并通过物质变化来说明经济变化及其后果，其核心是对经济变化本身的探讨。
一、进化经济学的起源
最早提到有关进化经济学概念的是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Marshall)，他曾假设“经济学主要关注人类在善和恶的驱使下所出现的变化和进展”，在这里，马歇尔已经涉及到经济的进化问题，成为从进化角度研究经济变化和发展的开拓者。在其著作尤其是《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并没有尽力去发展他所关心的经济进化的理论基础，相反却对新古典主义的核心概念，特别是市场均衡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19世纪末斯宾塞主义(Spencerism)和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盛行之时，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Economic Biology)概念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理论基础而仅仅成为一种时髦说法。尽管马歇尔本人并未在进化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做出特别贡献，但他首次提出的“经济生物学”概念确定了进化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它是一门研究经济变化本身及其原因、经济变化动机和推动变化的要素，并通过物质变化过程分析经济变化及其后果的经济学科，并确定了经济学与生物进化学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进化经济学的发展
第一位用系统的进化论观点来解释经济变化和进展的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他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极为出色的观点。他将经济发展形容为一阵长期的不断重建与扩张之风，其推动力就是企业家对资源的创新性重组，创新和变化是由内生因素的自我转移过程驱使而成的。由于熊彼特理论的假设基础存在一定缺陷，温特和纳尔逊(Winter & Nelson)发展了该理论。他们吸收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提出了“经济自然选择”观点。他们认为，个人或厂商行为遵循一定的规则，以此规则为标准会导致优胜劣汰，从而使整个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周期形态，而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则在更深的层欢上通过进化理论来研究制度和社会的变化，并提出了社会进化论。该理论认为进化有三个层次，正是第三层次的进化即文化进化导致制度和社会的变化。此后仍然有许多经济学家为进化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不懈的努力，W.布雷恩·阿瑟(Arthux)、伊·M.欧莫利夫(Ermoliev)和伊·M.卡尼夫斯基(Kaniovsky)于1987年在《欧洲运筹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路径——依赖过程和宏观结构的出现》，该文运用生物进化学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概念来分析经济现象，涉及到非线性动态模型的相关方面，把进化经济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斯坦·迈特卡尔夫(Metcalfe)将进化观点整合到经济变化的分析中，其论文《进化与经济变化》从进化的角度探讨了知识、创新与竞争产生的原因及相关方面，拓展了进化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为进化经济学研究提供一个公认的标准，但其理论核心均认为，社会与经济的变化决定于内生因素，由于内生因素引起的变化会呈现在不同层次上，所以进化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有不同层次。有待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1.研究在连续的或可能被中断的创新循环影响下整个经济活动的变化；
2.行业和厂商在竞争性创新过程中的行为以及与其相对应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概念；
3.通过进化论观点所理解的市场职能以及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性”问题研究；
4.因经济的相互作用与变化而形成的社会规则和制度因素研究；
5.生产技术的变化、人口增长及福利的长期影响问题；
6.就个人行为而言，研究个人收入水平及努力寻求改变的原因等。
三、进化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1.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
熊彼特开创的企业家理论产生于对经济变化的“繁荣和萧条”周期性的解释，该理论赋予企业家以创新者的角色，认为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最具活力的因素，正是特定时期的企业家行为模式导致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
熊彼特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市场是不完全的。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存在着巨大的利润机会，激励着企业家的创新。作为创新者，企业家不断对旧的均衡体系进行创造性的“破坏”，通过不断破坏旧的生产方式，使经济结构不断从内部进行“革命突变”，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企业家并非一种职业或专业，而是一种独特且稀有的能力，此能力就是对资源重新组合的能力，亦即创新，具体包括引入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控制原料供应来源以及创立新的工业组织，特别是组成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因此企业家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而企业精神则成为社会发展的策动力量。若没有企业家的创新，市场将处于均衡状态，也不会产生利润。正是企业家通过创新打破旧的均衡，实现创新利润，而利润的产生又会吸引新的模仿者参与，使利润逐渐消失，从而促使市场达到更高层次上的均衡。利润不仅仅是创新的简单结果，也是创新的激励因素，即为利润而创新。利润与创新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从而使人们在追求利润和不断创新的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熊彼特在这里解释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指出了经济变化和发展的原因，已经包含有类似进化的观点。
熊彼特认为，创新行为的周期性形态决定了经济变化的周期性形态。他在解释创新出现这种周期性形态的原因时，假设企业家的才智是不同的，正如一种创新的扩散在不同阶段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同的一样，当面临一个全新的冒险活动时，只有那些最具天赋的企业家才能成为克服困难的先驱者，一旦克服了最初的困难，就会有更多的人做同样的工作——这逐渐成为一种模仿。与此同时，乘数效应将会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若给那些具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提供一定的基础条件以实现其大胆的创新性冒险行为，那么首先就必须使经济形势处在一种值得依赖的可估计状态下，这只有在前一个创新周期逐渐消失后的静止状态下才能达到。这套复杂的假设暗指企业家是“蜂群状”外形，创新行为就如同一个新蜂群进入而使前一个蜂群消散一样，从而给经济带来繁荣。
熊彼特的这套理论是在完全没有参考达尔文主义，甚至未受到其思想启发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但这套理论对于分析经济变化产生原因的思维方式及相关结论而言，与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核心思想是均认为变化是源于内生因素。但这套理论过于强调企业家个人的作用且忽视那些小规模创新活动，明显低估了新颖性和创造性的作用，这与强调经济变化的内生因果关系是不相适应的。尽管有些缺陷在后来得到了熊彼特本人的纠正，但仍不完善，例如他不愿论述经济中新颖性出现的原因，并且特别强调市场结构和创新之间关系的孤立假设。但是无论如何，这套首次对经济变化产生的原因进行系统且独特的进化论证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因而其影响也较为深远和广泛。
2.温特和纳尔逊的经济自然选择理论
该理论是在熊彼特企业家理论基础上进行的完善和延伸。熊彼特没有为市场结构和创新业绩之间假设的系统关系提供完整的理论基础，这妨碍了对于“熊彼特竞争”的经验研究，因此改进熊彼特假设的理论基础显得十分必要。由于最优创新、创新竞争这些观念中都存在着严重缺陷，于是一些经济学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讨论创新。他们假设企业即决策者已经了解创新，并对此作出最佳反应，尽管所有竞争者都希望寻找同一种“创新”，但这毕竟是很难的，实际上是一种极为盲目的寻找和摸索，而这种摸索又反映出对问题的理解和知识的缓慢形成过程，并表现为关于如何利用收益的预期来决定投资到具有竞争性的研究与发展领域的问题。这些经济学家以此假设为根据开始关注“自然选择的经济相似性”。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讨论的厂商理论中，关于生物相似性的问题开辟了“经济自然选择”研究的新领域。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厂商目标和行为之间的差异究竟到何种程度才能通过市场竞争将那些所有盈利不足的厂商从市场上清除掉？温特和纳尔逊在吸收卡内基学派有关约束理性的观点后，得出了如下结论：组织是建立在它本身关于行为常规、粗略估计和一般作用模式的内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的，于是组织的生产计划核算、定价甚至研究发展资金的分配都是遵循着一定规则的行为。他们将厂商的行为常规与自然选择理论作了不贴切的比喻，并将其解释为“基因型”。厂商在作出具体决策后，若以利润的增长作为衡量厂商整体行为标准的话，那么“现象型”或多或少会有利于厂商的整体行为。假设对经济增长有利的行为常规没有改变，那么实际扩张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与这些“基因”相左的情况下的增长，而那些影响厂商行为恶化的常规则不可能得到扩展。事实上，通过标准的假设可以证明，那些恶化会激起对完善行为常规的追求，这是一种刻意造成的改变。温特和纳尔逊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模拟试验并得出了结论，他们推翻了熊彼特关于市场结构和创新之间关系的假设，而承认这两者之间存在内生的因果关系。就垄断行为的潜在可能性而言，他们认为，产生密集程度并非产业创新以较高比例出现的前提条件，而是其导致的后果。这些特定的模拟假设证明，温特和纳尔逊使用的是有组织的并以行为常规为基础的进化方法，这为市场上的创新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
温特和纳尔逊以熊彼特理论的假设基础中不合理部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吸收部分达尔文思想及卡内基学派的观点后，通过市场过程来探究创新出现的原因，从而有效地将熊彼特所描述的“持续的创造性破坏狂潮”提高到产业水平上，因为个人毕竟存在着认知能力有限且仅能主观理性地使用信息等缺陷，所以就不能准确地推导出有关个人行为的一般预测。竞争选择将成为产生行为规则的惟一系统的影响因素，这也就是该理论的核心部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温特和纳尔逊思想中看到熊彼特思想的痕迹，例如，他们将厂商组织和行为理论的观点进行综合，这明显受到熊彼特关于创新者会被合作组织中的团体和部门机构所取代的观点的影响。
3.哈耶克的制度和社会进化论
这套理论源于生物进化论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路径—依赖”性问题，路径—依赖现象最初表现为在市场中的个人经济活动的协调，它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加强趋势，来自于“网络外部性”和在“边干边学”中增加的收益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增加的收益就以某种方式“锁住”发展，这种方式就会更多地吸收和应用同一种解决方案，尽管这种方案并非是最有效的，这样增加的收益能导致各种经济要素的相互依赖。
哈耶克为这些抽象概念进行较为完善的社会经济理论论证。他认为进化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遗传进化。社会行为、偏好的原始形态和完成社会交往使命的态度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通过遗传进化固定下来；第二层次是人类智慧和知识产品的进化。除了通过编码、存储和传递信息的有效形式使每个人的大脑处于有限状态，人类知识已得到广泛的扩展；第三层次正是哈耶克思想的核心部分，即文化进化。哈耶克认为文化既不是遗传条件形成的，也不是理性地设计的，它由一种被接受的“行为规则”沿袭而成，甚至于那些遵守这些规则的人们也不能理解其作用。它们通过文化传播流传下来，这实质上是一种“盲从”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并非能有意识地计划和控制。关键问题是这些行为规则是怎样产生的呢？哪些规则是历史事件造成的？如果不是，哪些规则能幸存下来？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取决于构成文化进化基础的选择过程。实行选择过程能对遵守同样行为规则的人群起作用，那些继承并发展这些规则的人群逐渐使这些规则更好地适应社会的相互作用，从而能培养出更多的人。他们的相对优势能使自己战胜或吸收训练稍差的对抗人群，于是无意之中就推广了高级的成套规则。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水平逐渐提高，使得这些规则更加不同且更加抽象，并更加难以理解。
哈耶克发现一种自发出现的“延伸使命”使现代社会文明和效率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此使命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促使贸易和市场系统的出现，这体现了一种在竞争过程中逐渐积累的、遗留下来的、以非个人行为规则为形式的非个人智慧。因此哈耶克强调“自发使命和进化的双重观点”，前者的理论基础是非个人行为规则体系，后者的理论基础是“部落选择”假设，两者共同暗示着自然选择不仅在竞争性物种中进行，而且也在作为整体的竞争性人群中进行，该整体需要固定的文化准则和规则，且或多或少能适应高效率地协调社会的作用。
哈耶克用进化论观点系统地阐述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行为规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可直到今天，我们才能运用博弈论来充分理解这种假设过程的逻辑。近年来有关经济制度进化的研究正沿着上述思路进行，尽管社会进化理论还没有发展得十分完善，但已经为哈耶克所遗留下的问题做出了贡献，其发展的模型充分肯定了“路径—依赖”在社会制度进化过程中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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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进化经济学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其研究领域、主要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还是颇受重视和关注的，特别是对分析和考察经济长期增长及其增长原因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运用进化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经济长期增长，就会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经济进化通过初级方式的偏好，即满足物质需求的欲望而受到影响，因为此偏好将增加生存机会和种群保留机会。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依赖于可行的技术和社会制度，这就是说，经济增长要遵循技术和社会制度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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