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李德是谁派来中国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派来论文,也谈论文,李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李德是谁派来中国的？以往各种党史出版物，几乎都一致认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最早出现的不同说法是王稼祥在一篇遗作中写道：“我因治疗弹伤，于一九三七年初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我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些什么？为什么完全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他却推托说没有给过指示，共产国际没有参与此事，而是苏联军队参谋部派了李德去的。”〔1 〕这里暂且不谈王明说的是不是假话，但说明了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对李德从莫斯科来华的过程是不清楚的。李德到中央苏区后即在他身边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直到1987年还对“李德来华前的经历，到底由谁怎样授命他来华并担任军事顾问的”，也感到是一个“尚待进一步研究考证”〔2〕的问题。最近又读了《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上发表的《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一文，又看了刊登在1992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上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确实感到李德来华时的身分，存在着若干疑点，有待深入研究和澄清。由于个人水平和掌握的资料有限，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现仅就李德究竟是谁派来中国的有关资料写出来，略加考析，供研究者参考。
李德在70年代初写的《中国纪事》一书，叙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他在书中写道：“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粗略地说，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列车把我带到边防城镇满洲里，从那里我继续乘车前进，在哈尔滨作了短暂停留。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直到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接着，李德写了一段对上海的印象后又写到：“白色恐怖也使我们不得不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特别是在我们受到警告以后。1930年（此处有误，应为1931年—引者注）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3〕接下去，李德开始记述和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阿瑟·尤尔特取得联系后的情况。
以上所引李德的自述，有些是含糊的，有些又是很明确的。如：李德被派往中国时如果就已明确其具体任务是军事顾问，那他为什么说是“粗略地说……担任军事顾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笼统地说是军事顾问，但具体地说还担任其他任务。再有，李德若是共产国际专门派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按照常规，来华后他首先应去上海尤尔特处报到，然后再了解情况进行工作。但他春天到中国，秋天才到上海与尤尔特取得联系，就是在秋天前到上海，他也未去和尤尔特联系，李德在整个夏季究竟在干什么？真是“为了了解情况”吗？还有，李德在叙述与尤尔特取得联系前，明确写到了诺伦斯·鲁格被捕事件。在1931年春、夏季，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中苏会谈方针，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会，中国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等，这些重大事件，李德作为刚来华的军事顾问，理应关注，然而，在他书中却均未提及。他为何仅客观地写到了鲁格案件？
在探索李德来华初期活动过程中，看到了原民主德国作家尤利乌斯·马德尔写的《佐尔格的一生》一书，他在书中恰恰记叙了李德在1932年夏天的一段过去鲜为人知的史实。由于这件事与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有关，现把有关段落摘录于下：
1931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英国巡捕冲进布莱雷·努伦斯家， 逮捕了他和他的妻子……他们的瑞士护照上的名字是保罗·鲁格和格特鲁德·鲁格……10月，南京国民党军事法庭在一次秘密审讯中，对鲁格夫妇作了判决。保罗·鲁格被判处死刑。格特鲁德·鲁格被处无期徒刑……佐尔格了解敌人官僚体制的弱点，要求组织给他送来两万美元，用以贿赂南京腐败的军官和法官。组织上派两位德国同志担当秘密交通员。他们从北满地区出发，每人都为理查德·佐尔格抢救战友生命的重要使命带上了两万美元。他们两人互不了解，都是由总部单独派遣的。他们将要行程两千公里，可能会出现意外。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活着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所以总部必须充分估计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做到万无一失。
党龄都已十多年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西伯勒尔分别踏上了征途。
在上海与理查德·佐尔格的相会是赫尔曼·西伯勒尔终生难忘的一件事。他回忆说：“1933年（此处有误，应为1932年——引者注），我在北满的哈尔滨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这年夏天，我接到任务，要将一笔巨款尽快地送到上海……那位联络员也是一位德国共产党员，化名塞帕尔……与他对上暗号之后，我把钱交给了他……我和塞帕尔一起去佐尔格同志那里。”
这两位送钱的德国共产党员圆满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收到钱后，立即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成功地用这笔钱贿赂了国民党政府内的有关人员。1932年6月，鲁格夫妇获释。
马德尔撰写的《佐尔格的一生》一书，是经过采访佐尔格的当年战友，阅读大量档案文献，在占有大量真实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同时，马德尔是为写佐尔格一生的经历，西伯勒尔是为了向马德尔介绍在上海与佐尔格相会的经过，都无意夸大或缩小李德在这一行动中的功绩和作用。因此，书中说李德和西伯勒尔是由“总部”单独派遣的史实，应该说是可信的。同时，还从另一侧面印证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提到、但未明确写出的一些情况。李德在1932年春夏季曾在中国旅行，可以肯定他在旅行期间停留过诸多地方，但他都没有说明；而在哈尔滨作了短暂停留，却专门写明了，这与西伯勒尔从哈尔滨出发赴上海是吻合的。同时，根据研究苏联红军情报工作的专家考证，在“1936年以前，红军第四局（格鲁乌）一直依靠三个中心站来指挥在中国的工作。其中有一个中心站在哈尔滨……另外两个中心站在上海”〔4〕。格鲁乌的全称是苏联军队情报部。关于李德是否与佐尔格联系过？布兰科·拉兹齐和米洛拉德·德拉克维奇合编的《共产国际传记词典》（美国斯坦弗大学胡佛研究所1973年出版），在李德小传中写道：“1931—1932年，他（指李德——引者注）在上海遇见一个给苏联做谍报工作的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5〕证明李德确实在上海与佐尔格联系过。根据众多的材料说明，佐尔格系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亲自于1930年派遣来华的〔6〕，1932年11月返回莫斯科。佐尔格在华期间，担任苏军总参情报部上海秘密特派站负责人。这些已是确定无疑的史实。
对此问题，还可以从有关同志提供的情况得到佐证。早在1929年就认识李德，尔后又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同志在1987年说：“他（指李德——引者注）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他到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被日本占领着，他作为德国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才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上海……”1991年春，师哲再次证实“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也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作情报工作的，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7〕。
说明李德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搞情报工作的，还可以从他的书中，得到一些线索。李德写道：“大约在1933年春天，总军事顾问到了上海。他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以后在西班牙战争中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幸好我们从莫斯科起就很熟悉……我介绍他同阿瑟·尤尔特建立了联系。虽然弗雷德作为总顾问是我的上级，但出于秘密工作的原因，仍由我与中央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继续保持联系。”“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尤尔特同志特别嘱咐我，要在党政军领导中有争论的势力之间做些和解工作……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弗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他要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据是，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为了保证在危急情况下能够直接联系，他同我商定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只有我们两人知道。”这里不论弗雷德在华的职务是“总军事顾问”，还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军事代表”是不是事实，但能说明弗雷德是李德的上级，给他的指示和建议比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尤尔特还多，并规定李德只能与弗雷德联系，连与尤尔特联系都不准。可以肯定，弗雷德是与李德有直接工作关系的人。那么，弗雷德是什么身分的人呢？经查资料，“莫什——斯特恩负责这个国家，他是个澳大利亚匈牙利混血儿，曾经参加过在德国鲁尔和汉堡1923年的起义，那时他叫斯坦因。在去美国任职之前，他奠定了格鲁乌的工作在中国的基础。”而“斯特恩又叫吉尔伯特、赫伯、哈伯特，在西班牙时又叫克勒贝尔将军”。这证明弗雷德是苏军总参情报部派驻中国的战略情报军官，李德直属他领导，当然李德也是苏军总参情报部派遣来华的。
同时，根据苏军总参情报部对在外国领土上冒充外国人而不是以苏联公民身分执行任务的战略情报军官的要求，李德也是完全符合要求的条件。首先，他是德国人，不必以苏联公民身分在华执行任务，他自己说来华时带着一张奥地利护照；其次是受过高等教育；再有，时年32岁，完全符合总部的最低年龄不能低于27—29岁的规定。而早在1921年初，德共中央派李德到党中央军政机关情报处工作。他在那里工作两年。1924年春，他再次被调到德共中央做情报工作。显而易见，李德具备做情报工作的经验。如上所述，李德是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派遣来中国的，在没有发现新的材料之前，我认为，已经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了。
那么，李德自己为什么对苏军情报部派他来华一事，至死保持缄默？也许他一生“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一切规则”、“严格遵守了保持沉默的规定”，或者他认为在华工作的七年，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军事顾问身分出现的缘故吧。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至于李德怎样从一个战略情报军官转成军事顾问的，那又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
注释：
〔1〕见1979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2〕《李德与中国革命》一书《写在前面的话》，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3〕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4〕《格鲁乌——苏军情报部内幕披露》，第134页。
〔5〕转引自《李德与中国革命》，第350页。
〔6〕《佐尔格的一生》，第31页。
〔7〕1992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