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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文
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后，这样一种看法流行起来：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社会所进行的不成功的改革试验也结束了，谁也不会再企图重复这种试验了。这种意见当今已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承认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故乡所进行的实验已经失败，但是还是有不少学者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并没有丧失其吸引力，人民变得成熟之后，会重新求助于上述理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次生命要比第一次更持久更成熟更完善。邓小平和那些赞成他的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坚定地坚持这种立场。
邓小平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社会主义中国而斗争的事业，他不仅对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没有丧失信心，而且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未来也没有丧失信心。无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都没有破坏他的这种信念。在评价这些条件之后，邓小平得出结论：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出现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应该从这种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正确的教训，还必须探索这样一些符合本国具体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
邓小平经过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中共领导人在开始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加之对中国的特殊性搞不清楚，就造成了迅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极“左”政策，这种政策在实践中导致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大跃进政策的出现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执行极“左”政策的结果使中国白白地丧失20年的时间，不能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并且至使中国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这种“左”的错误败坏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声誉。在为“纯粹”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下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千百万中国人的眼里威信扫地。很自然，在毛泽东死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相对自由地表达意见的机会。于是，一些人开始公开谈论起中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必要性，另一些人则鉴于台湾的经验，建议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武器，彻底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上述两种意见的是强大的党内达官显贵，他们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震撼，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的思想。
在这种复杂的思想政治形势下，邓小平表现出一位勇敢的同时又是谨慎的、灵活的政治家的品格。他曾经两次被毛泽东从很高的职位撤下来，因而有理由对毛表示不满和怨恨，但是他却选定了这样一种做法，即在保持毛泽东威信的情况下抛弃他那些失败的政策。一方面，他谴责在实际生活中遵循毛泽东个别语句和指示的企图，并且指出，不应该把毛泽东思想归结为他在具体场合所说的个别名言警句，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体系；另一方面，他又使毛泽东思想失去了万能的威信，他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主要标准。这样，邓小平就开辟了通向用实践重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道路。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邓小平就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他很清楚，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坚决放弃那些过时的和不符合现代要求及中国民族特点的原则，就不可能坚持作为社会思想和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思想。
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途径的认识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他在进行旨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时候及在实际实施这些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哪些政策收到了好的效果，哪些没有收到好的效果。总结实践的经验就构成了他认识社会主义的基础。作为一个大胆改革家的邓小平，也同19和20世纪许多思想家一样，渴望把中国变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邓小平的思想不是来源于书本，他蔑视书本中的说教，并且直言不讳地说，他读书很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他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邓小平认为，用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世界、对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对他来说，知识的源泉就是不断变化的生活。在他看来，一个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制定符合这种变化的路线。邓小平的人生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实践哲学，他为改造中国经济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从实践中提出来的，都来自生活本身。合理、有效、有益——这就是他的标准，他就是用这把尺子去衡量思想意识。对他来说，实际成效、生产增长、人们生活的改善要比对学说的“忠诚”更珍贵，尽管他也要求人们坚持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认为放弃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一种罪过，因为，按照他的话说，那样做是“丢掉老祖宗”。
邓小平经常强调自己尊敬社会主义的启蒙导师，但这并不妨碍他大胆地放弃他们学说中那些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原则。一些人称他是个叛逆者，说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违背了毛泽东的遗训。另一些人则指责他是个保守主义者，咒骂他改革不彻底和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他本人称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兼有改革家和保守主义者的特点。经验证明，为了巩固胜利和利用胜利造福于人民，革命家应该让位于改革家，让位于“修正主义者”。邓小平在被迫离开政权的年代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走改革之路，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
作为一个改革家，邓小平不怕被人指责说，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他正在实施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步使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主张，国家的现代化和复兴要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共产党要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削弱。从改革的一开始，他就不断地进行反对右倾和“左”倾的斗争，有时他集中攻击右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而有时他又抨击极“左”分子的立场。正是在这种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形成了他关于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当今中国被称之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1993年10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论述了这一理论的原则基础。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改革前期和在改革年代中国所积累的经验作了总结。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在承认马列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普遍学说的价值的同时，邓小平强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能够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一种制度。在他看来，过去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就在于，特别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善，轻视生产力的发展。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样就把占人口80%的农民生产力解放出来。但是此后发展生产力的工作做得不好。邓小平写道：“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27页）。60年代初扭转局势和恢复生产的企图又被“文化大革命”所中断。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恰恰是“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这种荒诞的思想妨碍了中国的发展。邓小平指出，贫穷是一种沉重的负担，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而没有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按需分配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了克服极“左”思想的影响，他花费了几年的时间。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期间又重新提到关于发展生产力重要性的思想，并且再一次强调，不仅要解放生产力，还要发展生产力，改革和革命一样，也是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为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能改善人民生活。邓小平要求人们在评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不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即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是否符合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出的原则和原理，而是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即它是否能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否能促进国家实力的增强，是否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这三条标准出发，邓小平总是主张支持和鼓励一切促进提高生产效率的劳动组织方法和形式，相反，主张放弃一切束缚工人劳动积极性和妨碍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共同富裕是未来的目标，而现在一些人或地区可以先富起来的原则，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为了彻底理解这一原则的意义，应该回顾一下，多年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一直用厌恶财富的思想来教育党的干部和全国居民。已经形成并且广泛流行这样一种舆论，富有者和企图致富——这是一种罪过。对待贫穷、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这种新态度——鼓励致富，引起许多党员干部的思想震动，这些人的心理改造进展缓慢，至今也还没有完成。
邓小平为了不使人们怀疑他搞资本主义，就解释说，他号召的致富是同资产阶级的致富有原则区别的，“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72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多种成分的原则，也被认定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领域的一个创造性突破。邓小平大胆地放弃单一所有制的思想，在承认全民所有制、国有成分起主导作用的同时，允许并发展私人和集体所有制，鼓励开办个体和私人企业。此外，他还广泛吸收外国资本，以解决经济发展的任务，热情支持在沿海城市建立经济特区的思想。邓小平不怕被指责，说他给予“白人”自由，允许他们在社会主义中国营造资本主义炉灶。实践证明，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规划过程中这些“资本主义飞地”发挥了有利和有益的作用。
当邓小平面临着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还是坚持现代化要求——这种棘手的选择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快经济发展的原则。他仍然象以前一样，坚信早在60年代初提出来的著名的“两猫理论”。有利性原则就是他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1992年初，他在深圳的谈话中又号召大家不要怕资本主义。“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373页）中国经济吸收外国资本，有助于更好更快地掌握先进的科技成果和信息，容易打开国际市场。邓小平认为，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大大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在吸引和利用资本主义组织生产的方式方法问题上，既大胆又清醒。在他的讲话中，总是号召大家要大胆一些，同时要求要清醒，清醒，再清醒。他认为，不敢创新，害怕冒险，就会防碍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成熟的、完善的制度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来，按照他的说法，为建立起这样的制度，至少还需要30年的时间，因此应该积累经验。新问题一出来，要抓紧解决，不断总结教训，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在他看来，没有一点冒险精神，或者做事之前都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做到万无一失，就走不出一条新路来（372页）。
早在80年代初，当邓小平开始取消人民公社制度并支持农民发起向家庭联产承包制过渡的时候，他就听到了关于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指责。他没有把这种利用土地形式的发明权归于自己，而是归功于农民。他认为，自己的功劳仅仅是真正支持了这一创举并且把家庭承包制推广到全国。在这里，按照他的话说，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本本，而是实践（382页）。
一些外国汉学家认为，不能把邓小平划入理论家之列。他们责怪他说，在开始改革的时候，他没有提出详细的理论纲领。的确，他并没有日夜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静静地研究书本。他不奢望获得哲学家的称号，也不研究抽象的思辨。他不只一次地说过，他自己讨厌“空谈”，讨厌脱离实际的“徒劳无益的高谈阔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作为为国内和党内实际状况忧虑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就不去思考所见所闻，就不从中国及其他国家过去和现在的经验中吸取理论方面的教训。他密切地注视着在中国和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倾听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并对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迅速地作出反应。当他看到现行的政策失败了，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的时候，他就坚决改掉这种政策，勇敢地放弃那些他昨天还赞同和支持的观点。当他看到，事业的利益需要他出面干预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去进行干预。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关于向市场经济过渡和放弃集中计划经济的问题上。为了整顿和发展经济，必须实行市场机制——对此并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的。在改革一开始就已经提出并经过长期争论才认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商品经济。后来出现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计划起主要的主导作用，而市场只起次要的、辅助性的作用。没有计划，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而市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这种思想在中国党员干部和经济工作者的意识中已经深深扎下根。就此问题中国经济学家经常进行争论，在这种争论过程中，“纯粹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们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证明说，实行市场体制只有在私有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是没有市场活动余地的。他们断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商品生产，更谈不上有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生产。有计划的生产，有计划的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放弃这些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甚至就在1987年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正式确定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路线之后，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市场力量可能性的争论也没有停止。当时邓小平并没有干预这种争论，但是他在巡视深圳时却对这个争论问题发表了意见。他在了解到第一个经济特区取得成绩后，强烈地谴责了那些毫无意义地抽象谈论市场和计划阶级属性的人。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73页）邓小平支持实行股分制，发行有价证券，并指出，这些东西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这些东西。
邓小平关于“左”的观点严重危害改革开放政策贯彻执行的警告，具有特殊的意义。邓小平在号召人们与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的右的和“左”的思想进行斗争的时候，不得不指出，“左”的思想隐藏着更大的危险性，因为它带有革命的色彩，并且已成为许多党务工作者习惯思维的一种方式。宣传机关一些带有极“左”情绪的人企图贬低邓小平谈话的意义。但是中共十四大却正式作出了关于必须执行邓小平教导和建议的决定，并且指出，共产党员应该在一切工作中遵循邓小平的理论。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会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专门决定。该决定使关于市场将发挥主要（而不是次要的）作用的原则合法了。
邓小平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迎来了自己的90岁生日，虽然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受挫，但是他深信，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队伍将会扩大。他劝告中国共产党人不要惊惶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已经失去威力，已经没有人需要了。他相信，各国人民一定会从社会主义失败中吸取教训并且使它走上健康的道路。他毫不怀疑，中国一定会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决不会离开这条道路。
*本文译自《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原标题为《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董友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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