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三反”运动研究
★ 曹立行
摘要： 1951年12月至1952年9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集中开展了“三反”运动。各级经过深入动员、学习文件，发动群众、坦白检举，甄别定案、总结提高三个阶段，在消除贪污浪费现象、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健全法规制度、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成效，在党委集中领导、首长以上率下，动员营造舆论、发挥群众威力，狠抓典型案例、深化标本兼治，细致甄别平反、做好思想工作等方面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 军队建设 “三反”运动
Research on the Movement against Corruption, Waste and Bureaucracy at the Dawn of New China
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军范围内集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 （简称“三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军队赓续优良传统、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的一次集中尝试。它有效解决了在新的和平环境下，如何通过开展思想教育、完善纪律法规、健全组织制度等方式，加强和改进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和自身建设的重大命题。深入研究这一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进程、基本特点和成效经验，可为当下提供启示借鉴。
一、军队“三反”运动的历史背景
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针对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共产党即将治理国家的形势，向全党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页。 为此，他告诫全党全军，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表达出对“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强大信心和坚定决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项建设事业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财政困难，而正当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却又突然爆发。为了支援前线、节约资财，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强调：“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4页。 全国各地在迅速落实这一号召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一些贪污浪费现象。对于这个问题，东北地区当时的领导人认识较为深刻，中共中央东北局最早将精简节约与反对贪污浪费结合了起来，在1951年8月31日（即中央决定开展“三反”运动前近两个月）即召开专门干部会议，要求在“所有机关中，无一例外地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9月6日，又正式作出了《关于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③ 参见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7、228页。 11月1日，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向毛泽东和中央作报告，介绍了9月份以来东北地区各单位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基本情况，以及对开展工作过程中同时发现的“各种各样的极为严重的浪费现象”的处理，详细介绍了相关经验。①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8、242页。 这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关注。11月20日，毛泽东将报告批转各地，首次提出“在此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②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37页。
各地接到这一指示要求后，在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对贪污浪费现象进行了系统排查。在此期间，华北地区发现了中共天津市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的严重腐化堕落问题。11月29日，薄一波、刘澜涛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报告，详细介绍了刘张案的具体细节和贪污款项。这个报告，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扫除贪腐的决心，他将此报告再次批转各地，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必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③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91页。 自此，一场规模宏大的“三反”运动，在包括军队在内的全国各单位各系统中酝酿展开。
二、军队“三反”运动的主要进程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党政军机关正式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三反”运动全面展开。军队系统的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至次年9月上旬结束，历时10个多月，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基于DICSSAC的600MW空冷机组冷端提效改造对机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技术性和经济性两方面。现引入综合评价理论，从技术、经济这2个方面综合考察该方案的实施效果，可用于评价的指标主要包括：
（一）深入动员、学习文件阶段（1951年12月初—1952年1月底）
（二）重点反贪污浪费，同时将反对官僚主义贯穿全程。毛泽东发动“三反”的重要原因，是各地在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了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但为什么不发动“两反”，还要加上反官僚主义呢？中央在《决定》中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①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5页。 按照这一要求，军队各级在将反对贪污浪费作为重点的同时，始终将反对官僚主义贯穿全程，特别是在深入动员、甄别定案两个阶段。前者发动官兵揭批官僚主义种种表现，后者在建立制度机制、根本克服弊端上做文章，对官僚主义来一个釜底抽薪，与反对贪污浪费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二是理顺一些具体的领导关系。1.各大军区“三反”运动，在各所在中央局领导下，同驻地党政部门一并开展。当时，各中央局主要领导人都兼任所在大军区军政主官，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23日批转《华北局关于在党政军各部门统一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指出：“中央批准华北局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在华北党政军各部门内统一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望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仿造华北局的办法，统一布置这个斗争。”⑦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73页。 同时，各大军区下辖的二、三级军区，也受所在行政区党委的统一指挥，1952年2月5日，毛泽东针对山东军区“打虎”成绩小的情况，曾明确指示“军区系统打虎不起劲，应由分局负责统一指挥他们”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军委对各大军区的运动没有领导权，而是意在表明，各中央局对其所属大军区的“三反”运动的开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各大军区的“三反”运动，一直受到军委机关强有力的领导。1952年1月9日，毛泽东曾为此专门对总政作出批示，指出“军事系统的三反报告有需处理的，一概请你们处理，包括军委各部、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一般问题在内。”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29页。 2.军委机关各部门和各军兵种的“三反”运动，成立军委直属队总党委进行统一领导。“1951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军委直属队总党委成立”，“为及时了解各单位运动情况，传达上级指示和汇报工作情况，决定成立总党委办公室，负责日常具体工作”② 总政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4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5年，第143页。 。（运动结束后，直属队总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于1952年4月结束，直属队总党委于1954年底撤销。）3.军委各部门、军区乃至部队在各大城市所设办事处，均归所在城市党委统一领导进行“三反”运动。③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页。
三是营造强大舆论氛围。1951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审阅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的综合报告》时，加下了一百多字的批语，要求全军在完成各项既定任务的同时，在1952年头几个月开展一场“三反”斗争④ 参见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1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第881页。⑤ 参见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1册，第889页。 。此后，总政治部迅速将其列为1952年度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⑤，先后发出纪律检查工作指示⑥ 参见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2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第1页。 、保卫工作指示⑦ 参见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2册，第26页。 ，要求各级做好具体工作。为把运动真正在军队内部层层发动起来，毛泽东对军分区一级的“三反”报告都亲自审阅批示，如指出遵义军分区的报告比集宁军分区的报告要好⑧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这种区分优劣的方法，迅速把全军各单位开展运动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
四是指出运动开展重点领域。1951年12月5日，中央中央在批转《贸易部党组关于反对贪污现象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中指出，军事系统开展“三反”运动的重点在后勤部门。⑨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37页。 此后，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的报告，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他要求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总后方勤务部部长杨立三当面传达中央对后勤工作的批评⑩ 参见《杨立三文集》下册，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周恩来、林彪两位军委副主席也先后对杨提出批评。⑪ 参见《杨立三文集》下册，246页。 杨立三向毛泽东作出书面检讨，总后决定停止按原计划正在召开的全军后勤部长会议座谈会，“召开了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由杨立三同志首先‘脱裤子’，严肃的深刻的进行自我检讨”，“前后共七天”。⑫ 《杨立三文集》下册，247页。 此后，全军后勤部长会议才于1952年1月2日至11日重新召开，先后通过《军委总后勤部后勤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后勤工作的检讨与今后的意见》《后勤工作历史性转变的开始》等文件讲话，并于1月16日形成《关于后勤部长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批示将相关文件“转发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军委各部门及中财委”⑬ 本书编辑组：《杨立三年谱》，北京：金盾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 ，全军后勤系统 “三反”运动开始进入高潮。
从社会心理语言学角度看，当代大学生的流行语也迎合着年轻人喜好幽默的审美心理。目前，我国文化以大众为主体，大众文化趋向于能体现世俗人群幽默、调侃的文化特性。而当代大学生流行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能够通过某个特定的个体来表达出夸张幽默的审美心理。这些流行语的使用使得大学生更加风趣幽默，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交际关系。
（二）发动群众、坦白检举阶段（1952年2月—1952年4月）
一是层层发动“打虎”。在此期间，为推动查处大小贪污分子工作开展，中央采取了层层下达“打虎”⑭ “老虎”意指贪污分子，当时，贪污一亿元（旧制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被称为“大老虎”。 指标的方式，向军队各级特别是各大军区频繁发出指示电，对上报“打虎”数量少的单位提出严肃批评，对不断增加“打虎”数量的单位提出表扬。1952年2月4日，毛泽东要求“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其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准备随时自动追预算，随时报告中央。”⑮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140页。 他仍非常重视通过区分优劣来推动运动进程，树立起66军等“打虎”斗争的模范。①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195页。 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大军区在压力之下，迭次追加指标，大都出现了“打虎”扩大化的倾向，有的还发生了“逼供信”等“左”的做法。需要指出的是，“打虎”运动大都在团以上单位展开，连队由于“一般经手的财物较少，情况与机关不同”②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2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总政治部要求主要以反对浪费、反对军阀主义作风等为主。
（一）主要成效
（一）采取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关于军队“三反”的总体开展方式，毛泽东在运动之初的1951年12月11日作出批示，要求“规定一段时间，在全军，仿造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⑩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53页。 。按照这一要求，军队各级的“三反”在军委领导下，从思想发动到建立组织，从检举揭发到按照下达指标“打虎”，从成立法庭到甄别定案，都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在此期间，总政治部作为主责机关、总后勤部作为重点领域业务指导部门，均发布了大量文电、指示，各级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工作，使运动既轰轰烈烈展开，又坚持了集中统一领导。
When M = 1, it means the phase error is larger than φflag,the loop is switched to work in the fast-locking mode. In this mode, ALGC works to control the loop gain. The parameters y1, y2 and G in the ALGC (Fig. 1) are calculated as follows:
三是着手克服官僚主义等深层次问题。军队各级发生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引起了军委机关的重视。1952年2月16日，总政治部在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向毛泽东作了《关于一九五一年政治工作的综合报告》，指出“三反”运动中之所以暴露出官僚主义的种种问题，一方面在于各级政治机关“对于部队情况缺乏了解和研究，对工作缺乏具体检查督促，政治工作面向连队、面向战士不够”；另一方面则在于“机构重叠，编制庞大，办事手续繁杂，事务主义”，“故形成上下不够通气的严重脱节现象”⑬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2册，第35、36页。 。运动中后期，各级政治机关开始“注意深入部队，提高工作效率，及时总结工作，介绍典型经验”。运动结束后，全军又开始进行之前中断的整编工作，通过精兵简政，官僚主义问题得到进一步克服。
（三）甄别定案、总结提高阶段（1952年5月—1952年9月上旬）
一是认真做好甄别工作。军队团以上机关成立人民法庭以后，开始对前期发现的大小贪污分子进行审判定案工作。为解决运动第二阶段暴露出的“打虎”扩大化的问题，1952年5月10日，毛泽东对重工业部关于追赃定案艰苦斗争工作经验作出批示，要求做到“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①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334页。 1952年7月，总政治部面向全军发出《关于“部队”三反运动最后阶段几个工作的指示》② 参见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工作大事记（1927-1999）》，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133页。 ，要求做好甄别工作。直到“三反”运动彻底结束后，这项工作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到1953年底，军队系统的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了纠正。
（三）实质是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特殊举措。1952年2月3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②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8页。 ，要求包括军队在内的各单位将两者结合起来，将整党报告一律改为“三反”报告；2月5日指出：“‘三反’运动丰富了整党的内容，成为机关中的民主改革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③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2、53页。 运动后期，又于5月30日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④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374页。 ，8月19日要求各级党委总结“三反”的报告必须结合整党情况进行。⑤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99页。 运动期间军队党的建设得到了全面加强。
三是进一步强化财经纪律。毛泽东对军队后勤系统的“三反”开展情况十分关注，运动一开始就亲自抓。“三反”后期，他又于1952年4月22日专门要求各级财委和军队后勤部门向中央作出违反财经纪律的检讨报告。在这个指示中，他对这样做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即“这些现象不但造成财政上紊乱，贪污浪费，而且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这些情况应当在此次三反运动结束的时期做一次综合性的检讨，这对于总结经验、整顿财政纪律和建立完备的财政制度将有很大的帮助。”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26页。 按照要求，各系统的报告应在1952年5月底以前上报完毕，但过了6月，仍有单位拖延不报。7月21日，毛泽东指示“饬专人检查一次，将已作检讨者与未作检讨者列成一张表，送给我及中央同志阅看，并提出处理意见”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99页。 。7月27日，薄一波将各地财政机关和军队后勤系统的286份报告送来，他又要求“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于九月间再行检查一次”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01页。 ，可见他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三、军队“三反”运动的基本特点
二是明确相关法规制度。在“打虎”运动中，出现了对贪污分子怎样界定、如何处理等问题。为此，中央发出多个规定予以明确。如：要求对贪污法办的共产党员一律先开除党籍③ 参见总政治部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纪检工作》，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第454页。④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6页。 ；革命军人凡犯有贪污罪要按照《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处理，军法机关负责审判④；军事系统的大贪污犯由各中央局和大行政区政府统一组织公审一次，不必单独组织⑤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287页。 ；军委机关各部门除开展本部门运动外，还要与所属下一级或下两级保持联系，指导其“打虎”工作和业务工作⑥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294页。 ；团以上部队要成立人民法庭进行“三反”运动的审判⑦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131页。 ；追缴贪污分子的赃款赃物要依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⑧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134页。 ；以及明确“行政处分主要地适用于军队干部”⑨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17页。 ；等等。1952年4月15日，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军队党内处分的暂行办法》，为处理贪污分子提供了依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此期间，军队各级发现大量贪污现象都与机关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有关，时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指出：“机关生产在过去曾经有一定的作用，现在则成为破坏财政制度、腐蚀干部的重要因素之一。”⑩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23页。 1952年1月10日，毛泽东曾经要求部队机关生产暂时执行“管而不动，听候命令”⑪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38页。 的方针。到了2月29日，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以后，总后方勤务部根据文件指导精神先后发布《关于军事系统之机关、部队历年积累的现金和物资（通称“小公家务”）的收缴办法》《关于小公家务上缴系统的规定》《关于同意处理机关生产与收缴“小公家务”中的几点指示》和《关于接收各级部队、机关小公家务的修正意见》⑫ 参见总后方勤务部办公室：《后勤工作文件汇编》第3辑，北京：总参谋部出版部，1959年，第132、135、136、139页。 。“三反”运动后期，部队机关生产全部停止，各级的“小金库”所积款项全部上缴。
大学生信息化管理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大学生主体的，因此，自下而上的反馈对于完善信息化管理体系更为重要，更具有针对性。
一是明确主责机关和领导方式。《决定》明确指出，“三反”运动期间，要分为党派团体、政府和军队三个系统，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军队系统的政治机关和纪委应将其作为中心工作，军委总政治部负责领导全军的“三反”运动。为及时了解军队各级动员情况，中共中央12月4日在《批转北京市委关于开展反贪污斗争报告的指示》中，规定了相关报告制度，即“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军事系统的二、三两级军区的报告，除了发其上级外，同时直接发军委。军区以下的报告，由军区收集转寄军委。志愿军各部的报告，由志愿军党委收集转寄军委。”④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28、329页。 4天以后，毛泽东为使军队上下各级都充分重视起来，又明确要求“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⑤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46页。 。他还规定，各大军区除了要有一份总的报告之外，机关的司令部、后勤部另需单独报告。⑥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86页。
二是结合抓好思想组织建设。“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有不少是在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往来中产生的。为教育部队，1952年4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干部普遍交代自己与资产阶级关系③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383页。 ，借以划清界限，提高认识。4月17日，毛泽东在批转轻工业部的报告中指出，应将其“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当作三反运动的一个阶段来做”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16页。 。部队各级借鉴地方经验，采取普遍填表、本人报告、小组讨论通过等方式，进一步弄清了一些重点的人和事。在此基础上，195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⑤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从思想和组织建设的高度，对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开展制度建设作出系统部署。部队各级认真贯彻这一要求，不仅解决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突出问题，还“揭发了某些人以往从未暴露过甚至在清理‘中层’、‘内层’时也未能发现的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⑥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2册，第197页。 。
累积量的特征是所提出的PPF算法的基础。使用累积量法的原因在于当累积量应用于随机变量的线性组合时，累积量法可以有效地减少计算成本。在现实的系统中，许多变量（例如相邻的PV发电电源）可能高度相关。利用联合矩和联合累积量可用来分析系统中变量的相关性，当获得结果变量的累积量时可以近似的估计累积分布函数（CDF）[11]和概率密度函数（PDF）[12]。在本文中，选择Gram-Charlier级数展开式来近似估计目标变量的CDF和PDF。
四、军队“三反”运动的成效和经验
老道呵呵一笑，摆手说道：“客爷你有所不知，这批玉器可是非你莫属。你看这些玉器心中躁动，正是你们有缘才能有所交感啊。你先别急，缘由得从半年前说起。”说着他一指王祥，“这些玉器原本是他家的藏物。他家在农村，日子过得也挺滋润。哪知道半年前，他们村子突然出了一连串怪事。”
马克思基于对“现实的人”的思考，通过对“现实的人”的本质的揭示，确立了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逻辑起点。我们只有通过厘清“现实的人”的科学内涵，才能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
2．纠治了官僚主义，锤炼了优良作风。“三反”中，军队各级领导机关和首长作为运动的领导者，首先“脱裤子”进行自查，分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各级对有贪污浪费等严重问题的领导进行撤换，对有命令主义问题的领导进行揭露，首先确保把领导层搞坚强、搞纯洁。这种广泛发扬民主的做法，使各级以往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关心群众的痛苦，不倾听群众的意见，压制民主，失却应有的政治敏感，放松思想领导，对贪污、浪费现象熟视无睹，充耳不闻”⑧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2册，第197页。 等官僚主义现象得到纠治。特别是在基层连队，通过干部在战士面前作检讨、对犯严重错误者予以撤职等方式，使“军阀主义作风，官兵关系不正常和战斗意志松懈”⑨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2册，第28页。 等问题得到纠治，军队在过去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
1．清除了贪污分子，克服了浪费现象。经过“三反”，军队各级的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1952年12月，即运动结束后近三个月，总政治部向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指出全军共查出有大小贪污行为的人员106万多人，所贪污款项11600余亿元（旧币）。经过后期甄别，94万多人免于处分，11.6万多人受到行政处分，9100多人受到刑事处分，其中判处死刑的19人。⑥ 参见总政治部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纪检工作》，第71、72页。 在消除浪费方面，由于对进城以后部分军队干部滋生的贪图享乐思想进行了彻底批判，在工作、生活中讲排场、比阔气等不良现象得到根治。此外，在一些基建工程中因设计不周全、盲目铺摊子而产生的浪费问题，也在各级的督促下，通过总结经验、系统论证、倒查追责等方法得到了有效解决。⑦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43页。
3．健全了法规制度，推进了依法治军。“三反”中，一大批法规制度逐步建立、成熟完善。在处理贪污浪费问题上，伴随运动开展，中共中央多次发出通知，对严格执行党内法规进行了重申。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4月21日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⑩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155～159页。 。在这些党和国家层面法规制度的基础上，总政治部围绕健全党的组织、处理违纪党员，总后方勤务部围绕结束机关生产、堵塞贪污浪费漏洞，发出了一些通知。运动后期，又对如何规范纪检工作、严肃财经纪律，进行了法规性质的制度探索。在连队，通过明确把士兵代表会议等定为经常制度，人民军队的“三大民主”建设开始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道路。
4．加强了军队党的建设，增强了各级党委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三反”运动“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① 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334页。 ，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政治路线的具体体现。军队开展“三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党的政治路线在军队各级得以贯彻执行，政治建设得以加强的过程。运动中层层发动思想，清除贪污腐败分子，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进步明显。各级努力克服官僚主义，强化号令意识，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也增强了党委的团结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基本经验
1．党委集中领导，首长以上率下。“三反”期间，军队各级通过成立、改组党委等方式，健全了组织领导体系。从运动开始时打消官兵顾虑，到运动高潮发动“打虎”斗争；从运动后期认真甄别定案，到运动结束整党建党，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反”达到了“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1页。 的目的和效果。部队首长作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运动中做到了以上率下，这不仅体现在“上前线”领导运动开展上，更体现在“脱裤子”进行自我检讨上。总之，各级党委首长的这种坚定决心意志和雷厉风行作风，确乎是“三反”运动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原因。
2．动员营造舆论，发挥群众威力。毛泽东曾在西南军区党委的一份简报上批示：“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把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58页。 军队通过将“三反”列为年度政治和文化教育的阶段性中心任务、层层召开动员部署大会、利用报纸等新闻媒介广泛宣传等手段，运动在上至军委总部、下至基层连队的各个层级，都实现了家喻户晓、人尽皆知。特别在发挥群众威力方面，发动自下而上的检查，通过官兵没有顾虑的检举揭发，党委首长存在的各类问题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为有效解决各级存在贪污浪费现象，乃至官僚主义等深层次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
3．狠抓典型案例，深化标本兼治。中央和毛泽东紧紧抓住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例，对全党进行教育。军队各级也紧紧扭住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有效推动了运动开展。特别是军委机关、各军兵种和大军区机关，通过对一些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员进行揭露、公审、定案，使本单位的“三反”运动得以如火如荼开展起来。狠抓典型案例，不仅体现了贯彻上级指示要求的坚定决心，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案件的审理，各级逐步掌握了运用法规制度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工作办法，既解决了当下存在顽症，又使军队的长远建设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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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细致甄别平反，做好思想工作。军队“三反”运动持续时间不长、波及范围很广，少数单位出现了把“小虎”打成“大虎”，以及打出“假虎”的现象。运动结束后，总政治部连续就做好后续甄别工作发出通知。1952年12月30日，运动结束已三个多月，总政又发出《关于处理申诉案件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所有一切申诉案件无论其理由如何，必须有严肃、认真和负责到底的精神，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迅速处理”，“‘打虎’时偏差较大的单位，申诉较多的地方，组织必要的力量，结合当前的中心工作，进行必要的复查，主动修正原来处理不当的案件。”④ 总政治部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纪检工作》，第490页。 不仅解决了一批遗留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级领导亲自靠上去做思想工作、主动就前期一些过火行为检讨道歉，使犯错误人员克服了悲观失望情绪，被甄别人员消除了心理隔阂，部队上下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中图分类号： E2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5-0060-07
［作者简介］ 曹立行，国防大学研究生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 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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