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兼程 外交十记——20年中国外交散谈——1.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一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外交论文,中苏论文,风雨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所长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三研究部主任
傅莹：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周刚：中国外交部特邀调研员
王逸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夏道生：外交学会前副会长
陆忠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宋江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中苏两国长期论战，一直在争论谁对谁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双方的调门越来越高。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却将现实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重点由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了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示出日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趋向。
——摘自《外交十记》
杨成绪：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外交又一次重大战略调整的前夕
1982年3月26日，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作为中国外交的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讲了三句话：“我已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勃氏讲话除了以往对中国的攻击外，还表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
这三句话引起国内外舆论高度重视。当时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要对勃氏讲话做出及时反应的指示是小平同志亲自打电话到外交部的。更少有人料到这是中国领导人战略决策重要的一步棋。
当时的大背景是：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但在同年4月，美国政府又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并在1980年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里根入主白宫后，中美围绕着台湾等一系列问题的斗争十分尖锐，而苏联却开始出现谋求和中国改善关系的迹象。中国立即向苏联建议双方就消除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进行谈判。1982年10月，中国派特使钱其琛和苏方进行磋商。磋商历时近8年，共进行了12轮。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在会晤时讲了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标志着中苏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这也意味着中国外交从“一边倒”、“一条线”向各国都友好的政策过渡。
“天有不测风云”。在中美和中苏关系相继改善后，中国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中国外交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央决定采取灵活的战略，以日本和南欧国家为突破口，集中力量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六·四”不久美国就派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两国达成协议。但是此时东欧出现政治动乱，特别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推翻，美国估量中国将会步东欧国家的后尘，因而放慢了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甚至施加更大的压力。其实，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当时，美苏关系出现改善的趋势，但美国担心孤立中国会促使中苏接近，影响美国在大三角关系中所处的有利地位。海湾战争前后，为了取得中国的支持，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外交十记》中“黑云压城城不摧”一章刻画了当年与美国的外交斗争，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外交在困境中斟酌利弊、趋利避害、应付自如、游刃有余的状况。最终成功挫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压促变的企图，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苏东剧变后，我们不以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国与国亲疏的标准，与东欧国家和新成立的独联体国家保持和建立了外交关系。
正是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陷入低潮的时候，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中国为保持周边的和平与稳定，重视和周边国家发展友好睦邻关系。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和越南关系正常化，并且先后和新加坡、韩国及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几乎和所有的周边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牛军：
告别冷战：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钱其琛做了十年外长，或者说是他直接参与制定并执行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外交。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是中国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冷战后世界政治大变动的奠基时期。
我曾经就此期间的中国外交写了一章讲稿，题目就是《告别冷战：论80年代的中国对外政策》。目的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冷战结束时，中国外交虽然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却能够很快摆脱被动，并拥有比较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比较早地开始了摆脱冷战对中国外交的制约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到邓小平在1982年决定采取行动，争取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百万大裁军，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从根本上摆脱冷战思维，跳脱冷战的框架来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的外交。
《外交十记》包括的这个时期，中国外交解决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其一是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制定中国的对外政策。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逐步明确了，即外交就是为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服务的。当时邓小平多次谈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是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制定的。现在看来不是问题，当时解决并不容易。例如，1966年8月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地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种观点长时间影响了中国外交，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外交摆脱冷战的影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第二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当时的国务委员谷牧有篇回忆文章讲，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改革开放，但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封闭了很多年，没有人能讲清楚。当时派代表团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基本认识，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放在上述背景下，就能看出这个决策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外交仍然坚持意识形态挂帅，就无法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因为导致中苏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20世纪60年代那场意识形态大论战。如果没有对时代主题的新认识，也难以改变对苏联威胁的过高估计，那种估计支配了70年代的中国安全战略，而历史已经证明对苏联威胁的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冷战时期，我们同两个超级大国达成的文件中，只有1989年的《中苏联合公报》中不包含针对第三方的内容。所以说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摆脱冷战束缚的重要标志。我们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还重视得不够，钱其琛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外交的这个方面。
章百家：
探寻外交政策调整的开端
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变化的开端在何时？钱其琛的书基本上是从1982年调整“一边倒”和“一条线”战略开始的，这一年我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但是我认为，调整的开端应追溯到1978年，甚至更早一点，而调整过程大概要到1986年才结束。其实，打倒“四人帮”以后，叶剑英就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今天执行的是周总理的外交路线。当时通行的说法是，我们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叶帅的这种说法就是暗示，我们的外交路线已经有所调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作出两个非常重要的决断：一是实现中美建交，二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小平同志有非常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要为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从这时起，我国的外交工作实际上已经与改革开放相配合。虽然此后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坚持“一条线”，但小平同志的“一条线”和毛主席的“一条线”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小平同志的“一条线”不仅要解决安全问题，还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小平同志的手法十分高明，政策过渡十分平稳。和我交谈过的一些美国学者甚至没有认识到我国从1982年后已悄悄地和美国拉开了距离。总的来看，里根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已经采取了更为均衡的政策，而美国人没有感觉到，中美关系的发展没有受影响，这是非常成功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调整是观念的转变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交的一件大事。书中详细记述了小平同志对中苏关系正常化全过程的处理。我认为，小平同志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机会，而且在于他非常好地控制了这一过程的节奏。他提出的正常化的条件，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安全问题，也没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没影响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是全面的，虽然此后不久苏联解体了，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为此后中俄关系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调整不仅是政策的变化，重要的是整个外交观念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明确了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除一贯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尊严外，主要是配合中心工作，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这个变化是决定我国外交工作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关键因素。此外，还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例如：我们对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在认识中国和世界的相互关系方面，我们承认世界是多元的，承认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是可以合作的。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再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划分世界，但保留了“第三世界”的提法，仍然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乔冠华曾说：中国外交十年一变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承上启下的阶段。对我国外交工作来说，这也是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危险就在于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我们有可能重新回到以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的老路上去。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举重若轻，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他提出既要顶住西方的压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还要和西方国家交朋友。这是保证我们较快度过那段困难时期最重要的因素。新的党中央不仅坚持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确定的基本外交政策，还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把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开展睦邻外交、打破西方制裁这两项任务上。这个时期不长，但外交工作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在两三年里，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23个，超过了建国后外交史上的第一次建交高潮。乔冠华曾经总结说，中国外交十年一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是一个十年的开头，而且存在不少变数，但是中国外交没有出现重大波折。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表明了中国外交的成熟。
20世纪90年代我们基本上建立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外交格局。中国外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外交的内涵大大拓宽，囊括了政治、经济、安全、环保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对此不必多说。第二，我们和大国的关系真正地发展起来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我们和大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安全关系，讨论的不是真正的世界性问题，而主要是双边安全问题，这种大国关系其实还是周边关系。第三，首脑外交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双边关系、多边关系都逐渐实现了机制化。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这对稳定我国的周边环境具有长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