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毕业生就业论文,背景论文,我国论文,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问题及方法
关于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对子女受教育机会以及个人发展的影响，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相关的实证研究，其中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争议）的是美国1966年公布的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该报告通过对美国3000多所学校、约65 万学生和7万教师的相关数据分析，认为在诸多因素中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SES）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最大，而学校和教师特征则只有很小的影响[1]；日本全国性的社会成层与社会流动调查显示，在分析父亲职业、父亲学历、本人学历、本人初职、本人现职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后发现，父亲的职业和学历对个人的教育成就和现职都具有巨大影响，并得出结论——“理应平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随出身阶层而异”[2]；法国学者布尔迪约等分析了法国、波兰、匈牙利等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同样发现各国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中差异悬殊，“高级职员儿子进入大学的机会，是农业工人儿子的80倍，是工人儿子的40倍，是中级职员儿子的2倍”[3]。有学者将上述现象称为“社会再造”，并认为教育是复制和再造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并使之合法化的最重要的工具。[4] 在我国，关于家庭出身与教育机会分布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但已有的研究显示，家庭背景始终对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我国教育机会在不同阶层子女间的分配也同样不均等，而且这种不均等的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5]。
本文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关注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通过实证调查，具体描述当前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中的分布，为判别我国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提供依据；（2）通过分析家庭背景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进一步讨论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果公平”问题；（3）以实证调查为基础，探讨家庭背景对个人学业和就业影响的途径和机制。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所分析的本、专科毕业生有效样本为15222人（注：这次调查共有样本18722人，由于硕士生和博士生人数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几所高校，所以本文将不予分析；由于调查中云南省样本明显高于其他省市（云南5700人，其他省市一般不到3000人），为避免因此而产生的抽样误差，在此根据研究设计仅选取了云南省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各3所，样本数为2944人。），分别来自北京、山东、广东、湖南、陕西、云南、广西等7个省（市、自治区）的34所高校，其中专科毕业生5345人，占35.1％，本科毕业生9877人，占64.9％。调查时间在当年6月初，因此调查所反映的毕业生就业状况是指6月初的结果，起薪状况也是已经确定工作单位者在当时对自己月收入的估计，父母职业、学历等信息均由毕业生本人在调查中提供。
二、高校毕业生家庭背景的描述统计
“家庭背景”是一个含糊而且内涵宽泛的概念，不仅父母的职业、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数量和结构、家庭所在地、种族、民族等是家庭背景的组成部分，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户籍和家庭出身等也曾是判断家庭背景的重要依据。由于我国具有高度重视社会关系和家族意识的历史传统，因而祖父母甚至其他亲戚、朋友的社会经济状况都可以视为“家庭背景”的一部分。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其中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按大体上由高到低的顺序划分为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6] 报告认为，这一分类综合考虑了不同群体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并且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本研究参照这一分类，以毕业生父母的职业作为反映其家庭背景的主要指标。同时，由于受教育水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影响个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经济收入，因此本文也同时将毕业生父母的受教育状况作为反映其家庭背景的另一参考指标。
根据对2003年本专科毕业生的调查（这些学生家庭背景构成如表1所示），从绝对比例看，毕业生父母的职业为“农民”和“办事人员”者的比例最高，而“行政管理人员”（本调查中指处级或县乡科级以上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及“私营企业主”所占的绝对比例并不高。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社会各阶层的比例结构，则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估计，1999年我国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分别是2.1％，而被调查的毕业生中父亲和母亲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级或县乡科技以上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分别为10.9％和2.8％，将二者平均，则高校毕业生的父母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占6.85％，明显高于全国总体比例；而毕业生的父母中农民的比例为36.15％，明显低于全国总体的比例（55.5％）。同样的比较可以看出，毕业生父母中各类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办事人员的相对比例高于全国整体水平，而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从业者的相对比例则明显较低。可见，从总体上看，较高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较多。
如果仅根据表1的数据，也可以认为全国2.1％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拥有6.85％的高等教育机会，而55.5％的农民子女则只拥有36.15％的高等教育机会，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5倍。当然，对这种说法的准确性还需要有所保留，因为从该表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毕业生父母为“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的比例也高达17.5％，而全国“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的比例只有3.1％。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本次被调查者的父母年龄主要集中在45～55岁之间，这一年龄阶段人群的社会阶层结构并不一定与全国社会阶层构成一致，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在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和市场竞争中处境不利，因而退休（包括提前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比例较高；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经历丰富、年富力强，他们成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可能性自然也较大（尤其是那些在“文革”结束后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第二，在统计口径上，本研究与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估算也有一定的差异，例如本研究将“离、退休”人员与“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归为一类，也导致该项比例偏高；而社会学所的报告中对我国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比例的估计（3.1％）明显偏低，导致二者在该项上差异悬殊。因而，要准确地计算我国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的相对比例，还需要更多数据的支持。尽管如此，表1的数据还是有助于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中分布的大体趋势，并可为今后类似的研究提供参照。
相对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这一指标则较少有歧义，显示的结果也更清晰。根据本次调查，毕业生的父亲和母亲中接受过专科及以上教育的分别占26.5％、13.4％，即高校毕业生的父母中分别有四分之一和六分之一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如果将研究生、本科、专科、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半文盲文化程度者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计为19、16、14、12、9、6、1年，那么这些毕业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92年和8.94年。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25岁至64岁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97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只有5.0％。[7] 可见，高校毕业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从被调查毕业生家庭来源看，来自大中城市、县城、乡镇的分别占29.8％、25.7％、11.2％，即来自城镇的合计占到三分之二，远远高于全国城镇人口比例（约30％），而来自农村的只有33.4％。以上结果均说明，从总体上看，高校学生群体的家庭背景要明显好于全国总体水平。
表1 2003年本、专科毕业生父母的职业和学历分布（％）
职业分布
学历层次
父亲 母亲 全国[a] 父亲 母亲
行政管理人员
10.9 2.8
2.1研究生 1.8
0.6
各类经理人员
2.7
2.2
1.5本科 12.5 5.1
私营企业主
4.1
2.6
0.6专科 12.2 7.8
专业技术人员
5.8
4.6
5.1高中或中专
30.6 25.0
办事人员 17.9 12.6 4.8初中 25.4 25.7
个体工商人员
7.0
4.9
4.2小学 14.8 24.9
商业服务人员
1.0
2.8
8.3文盲半文盲
2.7
10.9
产业工人 5.9
4.9
14.8
农民
31.7 41.6 55.5
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13.0 22.0 3.1
a：数据来源于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44页表14。其中“商业服务人员”和“产业工人”中均不包含农民工，而“农民”中则包括“农民工”。
三、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我国高等学校招生主要是依据高考成绩，不达到一定的录取分数线是很难（尽管不是绝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那么，在此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较高社会阶层或较高学历家庭子女在高校学生中相对比例较高的现象？本研究假设如下：父母的社会阶层或学历层次越高，子女的高考成绩也越高，从而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大。
为验证这一假设，在此选取1999年参加高考者（即2003年的本科毕业生）为对象（注：本次调查的专科毕业生主要在2001年参加高考，由于不同年份高考成绩不等值，故在此仅选择样本较多的1999年参加高考的样本进行分析。严格地说，即使在同一年份，由于评分标准等不完全相同，其分数也不完全等值，本文在分析时只考虑了同一年份不同省份采用原始分或标准分这一差别，而没有再进一步考虑同一记分方式下分数的等值问题。），分析家庭背景对其高考成绩和入学机会的影响。从直观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尽管都是本科毕业生，但家庭背景不同，当年的高考成绩并不一样，高考成绩随父亲学历层次由高到低而递减。在以原始分为记分方式的样本组，父亲具有研究生、本科、专科学历者的平均分分别为557、545、535分，而父亲为初中、小学、 文盲半文盲者的平均分则分别只有528、517、501分。 在以标准分为记分方式的样本组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结果，父亲为本科毕业者的平均分为666分，而父亲为小学文化者的平均分只有647分。
在控制毕业生性别、民族、地区来源后，父亲受教育年限与本科毕业生当年（1999年）高考成绩的线性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父亲受教育年限对毕业生高考成绩具有显著影响，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毕业生的高考成绩在原始分组和标准分组分别提高1.9分和2.227分。以此推算，父亲为本科学历（接受16年教育）的毕业生比父亲为小学学历（接受6年教育）者高考成绩平均要高20分左右。
表2 父亲受教育年限对本科毕业生高考成绩影响的回归结果
原始分样本 标准分样本
Bt
B
t
常数项
514.309[*][*]
101.540
586.531[*][*] 77.861
父亲受教育年限
1.900[*][*]
7.0352.227[*][*]
6.206
来源于中部省市
-0.176 -0.074
33.110[*][*]
6.355
来源于西部省市
-71.087[*][*]
-28.727
-22.293[*][*] -6.348
性别（男性）
12.813[*][*]
6.40410.635[*][*]
4.129
民族（汉族）
14.985[*][*]
4.48233.952[*][*]
5.635
R[2] 0.3170.043
注：*表示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
由于不同家庭背景的考生高考成绩不同，他们被录取到不同层次、类型高校就读的可能性也不一样，或者反过来说，由于录取分数线不一样，不同层次、类型高校录取的学生家庭背景也会不一样。从调查结果看，在本次调查的毕业生中，父亲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在进入“211”工程的重点大学（以下简称“211”大学）、一般本科院校、公办专科学校、民办专科学校分别为32.8％、27.7％、14.5％、25.4％，父亲中只受过小学或以下教育者的比例在这四类院校分别为15.3％、15.6％、25.2％、13.6％；在这四类院校，父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1.37、11.11、9.87、11.10年；从职业分布看，父亲为处级或县乡科技以上干部者的比例在这四类高校中分别为13.8％、11.3％、5.4％和10.8％，父亲为私营企业主者的比例在这四类高校分别为3.4％、3.3％、4.2％、9.6％，父亲为农民者的比例则分别为24.7％、34.4％、41.5％、23.2％；从家庭来源看，在这四类院校，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分别为27.0％、 36.7％、40.6％、25.3％，公办专科学校来自农村的学生分别比“211”大学和民办学校高出12和15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在公办院校，总体上“211”大学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好于一般本科院校，而后者又好于公办专科学校；另一方面，不论从父亲的学历层次还是从职业分布看，民办高职高专院校学生的家庭背景都明显优于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可见，家庭背景不仅影响子女的高考成绩，从而影响子女接受不同层次公立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会在高考成绩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影响子女就读录取分数线较低而学费更贵的民办高校的可能性。
四、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为反映毕业生毕业时所处的状况，本次调查中列出了9种选项，分别是：（1）已经签约；（2）已确定单位，等待签约；（3）准备从事自由职业或自主创业；（4）等待接收单位的最后答复；（5）尚未找到接收单位；（6）虽有愿意接收的单位，但自己不想去；（7）准备升学或出国；（8）申请不就业；（9）其他。 如果将第（7）项在毕业生群体的比例称为“升学率”，将（1）、（2）、（3）、（7）、（8）五项均视为在毕业时已经落实去向，其合计所占比例称为“落实率”，则父亲职业与升学率和落实率的关系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父亲的职业状况不同，毕业生的落实率和升学率都有很大差异，父亲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者，其落实率和升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而父亲职业为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以及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者的落实率和升学率均低于平均水平，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落实率、升学率分别比农民子女高约14个和10个百分点。表3 还显示了已经确定工作单位的毕业生所估计的起薪与父亲职业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400元和300元。以毕业生父亲的学历层次作为反映家庭背景的指标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结果，父亲受过专科以上教育者的升学率和落实率分别为22.6％、74.2％，起薪月收入为1657元，而父亲只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者这三项分别只有12.2％、60.8％及1400元。
表3 父亲职业与毕业生就业状况
父亲职业
落实率 升学率就业者起薪
（％） （％） （元/月）
行政管理人员中
78.0
23.1
1765.3
各类经理人员73.9
25.3
1642.9
私营企业主 65.8
15.7
1630.6
专业技术人员73.8
19.6
1597.9
办事人员
69.4
19.4
1516.1
个体工商人员65.5
13.2
1551.1
商业服务人员62.6
12.8
1511.9
产业工人
68.9
17.5
1479.8
农民64.0
13.2
1339.3
离退休、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 65.2
14.1
1495.3
平均68.0
16.6
1493.5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控制学历（本科生）、高考年份（1999年）、高考成绩以及性别、民族、就业地区、就业城乡分布等因素的情况下，父亲受教育年限对毕业生起薪仍然有正的影响，在原始分样本组和标准分样本组，其线性回归系数分别为14.876和19.681，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子女的起薪要提高15～20元。以上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对毕业生就业有显著的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并不均等。
表4 父亲受教育年限对本科毕业生起薪影响的线性回归结果
原始分组 标准分组
B t B
t
常数项
248.675 0.985
204.429 1.097
父亲受教育年限
14.876[*] 2.557
19.681[*][*]
3.968
高考分数 2.673[*][*]
6.085
1.863[*][*]
7.638
就业地区（与东部对照）
在中部省市就业
-385.758[*][*]
-6.477
-123.340 -1.386
在西部省市就业
-382.502[*][*]
-6.704
-134.699[*]
-2.558
就业地（与大中城市对照）
县城
-203.813[*][*]
-3.437
-261.027[*][*] -6.034
乡镇
-147.469 -1.258
120.945 1.515
农村
-289.900 -0.875
271.197 1.296
性别：女性 -16.943 -0.379
-75.368[*]
-2.116
民族：汉族 -4.572
-0.061
-20.061 -0.226
R[2] 0.177
0.079
注：*表示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达到0.01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和讨论
从上述分析发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我国高校学生群体中，尽管来自不同家庭背景者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来自较高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占有的相对比例更高，说明不同家庭背景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对机会并不均等。
第二，家庭背景不仅通过影响子女高考成绩进而影响其接受不同层次公立高校的机会，也会在成绩一定的情况下影响子女选择学费更贵的民办高校的可能性，从而导致重点院校学生家庭背景优于普通院校、民办高校学生家庭背景则优于同层次公办院校的现象，说明不同层次、类型高校教育机会的分配也不均等。
第三，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毕业生就业结果不同，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落实率、升学率和起薪越高，说明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
对于这些发现，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图示进行解释，即父母的职业、学历、收入、身份等将决定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及社会资源，这些资源都通过不同方式影响学生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业，从而使家庭背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子女最终的就业状况。
附图
图1 家庭背景、教育与就业的关系
在家庭所拥有的资源中，经济资源是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收入越高，能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会越多，子女接受的基础教育越好，从而获得好的高考成绩的可能性越大；在进入高等学校之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则子女可以从家庭获得的用于学习、社交、求职的经费越多，学习和求职的条件越好，而迫于经济压力打工的必要性越低。在本次调查中就发现，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学生从家庭和亲友处获得的资助额、学生花费的伙食费、求职总费用等成正相关，父亲受过专科及以上教育者这三项费用平均分别约为31200元、12200元、1010元，而父亲只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者这三项费用分别只有24500元、9400元、870元。家庭经济条件不仅可以影响子女就读民办高校的可能性，也会影响子女在高考落榜或成绩不理想时选择复读的可能性，甚至会影响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者可能因无力承担高额的学费，在初中毕业时就退出了高考竞争。即使在大学毕业之际，家庭能否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也是影响许多毕业生选择是否继续求学以获得更高学历的重要因素。
文化资源主要体现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参与学校活动、激发子女求学动机等方面的能力越强，获得并判别有关学校、教师、教育活动、就业机会的信息并间接地影响子女学业和就业的能力也会越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约甚至认为，高等教育实际上是在传播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如果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会成为促使子女接受这种文化并在现有的教育系统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8]
组织资源指的是在社会组织中获得和支配人力、物力、信息的权力，社会资源则是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数量和质量。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则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从而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更好地为子女择校、择班，可以在高考招生录取过程中更好地选学校、选专业，更可以在子女择业过程中更快捷、准确地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信息，甚至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
可见，只要有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教育机会和受教育的结果都难以做到完全平等，在我国也不例外，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而另一方面，教育往往被视为平衡社会利益分配、促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重要工具，准确认识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状况正是制定合理的干预政策以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