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合作：1927—1930年上海公共卫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卫生论文,上海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3—0122—07
自1843年开埠以后，特别是由于租界建立，上海从一个普通沿海城市发展为近代巨型通商口岸。从城市格局来看，由一个独立城市变成一市三治，形成混杂型社会。① 在一市三治格局之下，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各有管理机构，各有章程，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但是，由于公共卫生范围的广阔性，带来了管理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不受行政体制限制的，比如预防传染病，饮水卫生问题，食品卫生问题等等，因此，三家之间的合作是必需的。事实上，民国期间，租界与华界在食品检疫、传染病防治方面，既呈现出相互冲突的格局，又有积极合作的一面。
本文着重探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上海租界与华界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既冲突又合作的历史，力图说明在上海这一特殊的城市，中国与西方、传统与近代的复杂关系。
统一告成，卫生兴市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虽内乱外患有增无已，但上海进入稳定繁华的新局面。“1927年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被认为是看到了现代化和强大的中国的建设。”② 公共卫生事业大踏步进展，非前近代时期之筚路蓝缕可比。
在上海特别市的市政系统构架中，原先各不统属、各自为政的机构和建制得以改变，在一处（秘书处）十局的统摄行政中，各处局的职责得以明确，特别是，有一批各有专长、各具专门知识的人员充任各局局长。市卫生局之设，使公共卫生事业被正式纳入市府视野。与市政府其他部门不一样，上海市卫生局不是市政府创设的。1926年，当丁文江受聘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时，组建了淞沪卫生局。这也是上海第一个卫生行政机关。从1926年筹建起，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不像财政局或教育局，受政治影响很少。其组织虽屡经变更，但局长未尝一易，其政策能得延续，利于发展。
卫生局局长胡鸿基，毕业于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公共卫生学博士，曾在美国和国内卫生部门任职。上任伊始，就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在给市长张群的题为《卫生与内政外交之关系》③ 的条陈中，称：发展卫生各政，有裨内政外交。对内则以保障人民之健康，对外则藉以宣扬科学文明之进步，以增进国际之地位。“上海为中外观瞻所系，卫生建设尤宜急起直追，树立根基，徐图发展”。文中提出速设海港检疫所、市立医院和整顿各区卫生三项主张。关于设海港检疫所，胡鸿基称，本市不仅为全国交通贸易之重心，并为世界重要商港，曾因未办海港检疫，被国际联盟会卫生部指摘，列居三等商港，出口船舶，每受严格检查，或被诬指，损失极大。“若设有合宜之检疫机关，实施查验证明，对外则彼无所借口，对内则可预防病菌侵入，事实需要应促其速成。”④ 而市立医院，为卫生行政上之重要工具，上海市除租界外，当时无一完备医院，“实为市政上之一大缺点，对外则不足以表见本市策进卫生各政之精神，对内则无以应中产阶级以下医病之需要”。⑤
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主流医学与公共卫生思想的影响下，公共卫生问题总是结合着政治与社会的病因解释，这使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革精英，将公共卫生的落后视为政治与社会上的落后与无能。上海特别市卫生兴市之计划，既有近代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之国际视野，也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其时，上海特别市范围仅及华界，人口数超过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占据了上海最繁华、交通最便利的区域，租界的发展快于和优于华界。上海公共租界之卫生处为中国境内最早之新式卫生机关，到19世纪末，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1929年11月至12月间来华的国际联盟会卫生考察团，在报告中称该处之进展，“与英国普通市镇之卫生机关相伯仲”。⑥ 而华界和租界比较，处处相形见绌。上海县城面积不大、人口稠密，闸北区居民密集，到处是小街陋巷和破烂的棚户，其市容市貌、卫生状况与租界形成鲜明对照。而浦东等其他区域，居民大部分为厂工农人，生活水平较低。与上海比较，亦相差甚远，特别是市街上，污浊狼藉，苍蝇丛集，民众之卫生宣传，更是闻所未闻。⑦
早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采用租界那样先进的市政设施，上海地方士绅和政府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实际的努力。上海道台、上海知县不断地把租界市政管理条例改头换面，加以发布。但华界与租界，在市政卫生方面，依然有很大差距。上海的三个卫生服务机构，分属租界和华界，各自为政，成为阻碍公共卫生发展的一大因素，但也要看到，华界公共卫生的展开，也是从与租界的合作中开始的。
合作伊始，龃龉遂起
丁文江受聘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时，就曾通过前英总领事，询问有关卫生问题，并寻求工部局的帮助。为此，工部局卫生处就有关组织机构和人员，包括一整套文件与报告，如法规条例、执照许可条件及授权证书等送上海卫生局以作参照，也为卫生局官员提供了学习的机会。⑧
胡鸿基作为市卫生局首任局长，上任伊始就要求化验室方面的帮助。胡鸿基深知，化验室工作是公共卫生的核心，也是控制传染病原的重要机构。化验室成为卫生局第一个辅助机构。在胡鸿基与卫生处官员的来往信件中，工部局方面也表示，“所有可能的和可行的合作都是悦人心意的”。⑨ 当时华界化验室初创，既没有良好的设备条件，连基本的人员都成问题。卫生局要求与工部局卫生处化验室方面合作，实际上也是寻求帮助，并允诺年费用一千元。但工部局卫生处拒绝了胡的请求，尽管答应紧急状态下例外。工部局卫生处称化验室工作缺乏人手，即使常规性事务往往也没有效率。对于胡提出付费问题，工部局卫生处认为是空头支票而已。⑩
作为一种补偿，工部局卫生处同意在食品卫生问题上进行一些合作。食品卫生是城市公共卫生的重要方面，食品卫生的管理，既涉及食品本身的卫生，主要是食品卫生的达标，另外也包括食品在生产、运输、销售等各环节中的卫生管理。工部局最早在公共租界实施卫生管理，法租界随即仿效，此时，华界也开始将食品卫生管理纳入卫生行政。1928年4月，在胡鸿基给工部局卫生处处长戴维斯（C.NoelDavis）的信中，显示了双方一定程度的合作。
根据双方约定，在工部局卫生处与华界卫生局，农工商各部之间，双方互相查验彼此的面包店、糖果店和罐头厂的卫生条件，对于已取得或将要取得执照许可的厂家，双方都要相互承认对方的执照；工部局卫生处特许租界的面包店、糖果店和罐头厂等经营，上海市卫生局及农工商各局批准华界之面包店、糖果店和罐头厂等经营；任何市区，在搬运食品中，都要统一认证，由双方共同颁发送递券（distributing ticket），违规者处以罚金，并且租界与华界都应出示证据。另外，两个卫生处将相互通报关于面包店、糖果店和罐头厂的有关最新规则，双方将互相告知对方有关食品厂的地址和新的执照领有情况，以便稽查人员负责领照场所的卫生检查。上世纪20年代以后，工部局各种执照条款相当完备，食品经营场所的管理也相当成熟。在这些条款中，禁止售卖不洁食品，对领照场所经营的食品范围、卫生标准、食品容器包装及设备房屋环境和从业人员健康等都有规定。(11)
关于面包店、牛奶棚和其它食品许可条件，工部局卫生处提供复本给上海卫生局及农工商各部。还包括执照样本、牛奶棚建筑规则、工部局屠宰场对于肉类的许可戳样。双方卫生官员都可以自由参观、检查在自己权限内的营业许可情况，这样双方的互惠和合作初步建成。依照双方的承诺，胡鸿基送了一份闸北区面包店的列表，然而租界方面认为其卫生条件不合规范。这件事情引发卫生委员会的争议，有关合作的事项暂缓。这使胡鸿基感到极为不满。(12)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在检验猪只及盖印问题上，双方也发生磨擦。肉质品检验利于居民健康，在租界，工部局肉类卫生管理包括建设公立屠宰场、加强各私立屠宰场设施改进及集中进行肉类检验等，非经工部局屠宰场或领有工部局执照之屠宰场预备及检验之肉不得贮藏、出售或陈列以备出售。任何肉食或其他食料，经认为不合人类食品之用者，得即没收，不予给偿。公共租界内所宰的人类食用肉类，经工部局卫生处肉类稽查员，在兽医的监督下加以检验。
胡鸿基曾写信询问有关检疫人员的资格细则，并得到细致的答复。但工部局方认为“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说明了胡本人的诡计。”(13)
1928年11月1日，上海市新的检验制度出台。但第二天，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所有盖上工部局戳印在华界出售的猪肉被查收，并有6人被拘留。这一时期，在租界与华界之间，由猪肉检验问题引发的矛盾非常普遍，在市场上出售的猪肉往往既有工部局印戳，又有闸北印戳，这些猪肉一般是租界屠宰场所出，被闸北当局没收、罚款并再盖印，而肉本身没有什么质量问题。(14) 租界与华界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演变为华人与外人的矛盾。当拘捕事件发生以后，各中外报纸纷纷就租界华人卫生问题进行报道，引起极大反响：
上海市卫生局向上海总商会、租界纳税华人会及租界三位华董发出通函：
欧美国家非常重视肉类检疫。尽管财政方面压力很大，我们还是对市场上的肉质品进行检验。检验人员则要完全合格，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但我们对租界的态度不能再保持沉默，他们从来没有为华人消费的肉制品进行检验。可工部局卫生处每年要化费我们华人所纳之税二百万元，而且对待外国人和华人的态度也完全不同，对外人所食用之肉类全部经兽医检验，并把肉分等，一等专为外人所食用。对于华人所食之肉品，工部局则雇有一二个未经教育培训的外国人随便盖戳了事。……工部局卫生处已存在运作了数十年时间，它应该已经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目前的情形则表明，工部局在行政方面资格与能力的缺欠。(15)
在通函中，上海卫生局指责租界其兽医不合格，表明工部局根本没有把中国人的健康当回事，另外，为什么工部局雇请的兽医只是来自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也不在中国国内招收合格之兽医，显然是轻视华人。可见工部局可笑荒唐的狭隘心理。雇用不合格的兽医，是对任何在公共卫生问题上谋求进步的国家的污辱，为了华人居民之健康，卫生局要求安全部门禁止工部局检验的肉在华界出售，并向工部局提出抗议。
对此，工部局立刻作出反应。称自己的检验是有效的合格的，其方式与欧美各城市相似；称所有这些卫生官员都持有皇家卫生协会颁发的食品和肉类检验证书，整个英国都接受；只有一个例外，是一个临时安排，等待下月进一步审定，他只可以作为临时工作人员。租界认为卫生局的指摘是傲慢的无知妄说，对合格检验官的攻击是“恶毒的”，多半是由不合格的兽医引发的。所谓“不合格的兽医”其实是指王兆祺。工部局认为，这一系列事件皆因王而起，此人曾申请在工部局注册兽医和任职，没有批准。(16) 工部局指责华界在猪肉检验方面，“只是表面文章”，“是场闹剧，其目的则是为了增加卫生局的财源”，另外，在胡的管辖区域，有各种污秽的奶棚。
纳税华人会的政治激情也被煽动起来，本来紧张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因为垃圾处理问题，又引起了1929年的危机。从19世纪70年代起，租界一直将清除的垃圾大量堆放在华界，华界当局数次禁止租界的垃圾越界堆放或填埋，但租界人口较密集，可用堆放的空地又少，所以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分别以购地、租赁支付垃圾年捐的方式，获得了在华界指定地点的垃圾堆放权。胡鸿基对此提出异议，工部局卫生处认为他想获得免费的垃圾焚化炉，及达到不均衡的互惠，租界方认为这是非常可悲的做法，为达政治目的而牺牲公共卫生事业。他们认为，胡鸿基与上海市府的官员尽可能扩展权益，他们纵容媒体反对工部局，特别是卫生处。(17) 由垃圾问题引发的危机，被租界指责为“敲诈勒索计划”。一时间，双方剑拔张弩，合作陷入僵局。
租界卫生之殖民性
上海各市区卫生机关，缺乏合作，甚至矛盾重重。在华界卫生相当落后的年代，工部局首先保证的是公共租界内的卫生管理。在公共卫生的观念、标准问题上，中西方之差异也是客观存在。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三方彼此之间，在施政方针及实施方案上，各有不同，加之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租界所显示的特殊地位。
西人之于中国人，其骨子里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当他们来到上海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甚至有些人认为，中国人是天赋不洁的国民，缺乏卫生思想，既不知传染病为何物，亦不守卫生规则，连受过高等教育者也不例外。
当上海卫生局建立之后，工部局卫生处官员一直持有偏见。在他们看来，理论上是应进行合作，而实际上，此时与卫生局合作还不是时候，他们认为1928年的上海市卫生局还处于胚胎状态，在各方面的工作几乎都没有保障。如果要合作，首先要问一问，谁来控制租界以外的区域和马路，谁来负责征税。因而提出，把合作事放在一边，忘掉它。(18) 当他们因为猪肉检验等问题与卫生局冲突时，无论是在与国际联盟卫生科官员的谈话记录中，还是在向费唐的工作报告里，都充满了火药味，言辞之间，大为不敬，工部局卫生处说胡鸿基“无知”、“无礼傲慢”、“徒有虚名”、“东方式强词夺理”，甚至对他能够很流利地用英语，但还是借助于翻译，充满一肚子气。认为必须指明，“直到中国人能够诚实的思考，观察和记录事实，理解和公平一点的话，外国人才不至于在相互信任和理解合作方面失望”。(19)
租界的特殊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当时，上海的财富，大部分集中于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特别是公共租界，在上海市域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其面积大大超过华界的南市和闸北，占据了上海工商业发展和金融活动的便利地段。因而，两租界所有办理卫生事宜之财力远比华界充足。公共租界之卫生处，设立既久，其年支卫生经费已达二百余万元，平均每人摊受二元。另外，还付出更为庞大的金额，进行有关都市建设的卫生工程。而上海市卫生局，于1926年开始设立，年支经费仅十余万元，以人口数比例，每人不过二角。(20) 上海卫生局所管辖之区域，是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两区之和的三十倍，在如此广大区域内，欲致力于根本上的卫生建设，没有财力作后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从事于性质特殊的卫生改良，如学校卫生之类。照说，租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可以使整个上海卫生发展有良好的基础，但事实并不如此，除了当时地方环境、人们教育程度、文化差异等一般因素之外，其特殊原因，即在于一市三治。租界所承办之卫生事务，无一不是以保护界内侨民，特别是欧美侨民为前提。
租界卫生设施，对于华人极不完备，如医院及医药服务之便利而言，华人居多，而医院为数无几。上海租界当局对外侨疾病的防治较为得力，死于传染病者较少。在1890年至1919年这30年中，租界内死于传染病者西人为1688人，华人为26157人，华人死亡率高于西人15.5倍。(21) 这一点，公共租界卫生处也承认。但他们强调，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华人自己。因为华人对于西医所采取的态度，劝说华籍病人服从医院治疗方法及医院纪律，殊为困难。并申辩说，自1870年以来，公共租界之卫生处，曾经竭力提倡，教育华人，使种牛痘。事实确实如此，在19世纪头二十年中，经卫生处免费种痘之人，已逾百万名以上，此外又制备大宗痘苗，免费分送，或廉价售给中国教会医生及慈善团体，并非以在公共租界之内者为限。(22) 诸如此类的事情，当然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主要是由于公共卫生的特殊性使然。预防疾病，维持健康，一部分人所得之利益，不能与他部分人相分离。但这并不能改变租界卫生的殖民性：公共租界“不是谋占人口额百分之九十六与纳税额百分之六十之多数人的利益，而是谋占人口额百分之四与纳税额仅达百分之四十的少数人的利益”。(23)
租界卫生的殖民性，成为双方危机之根源，特别是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后，租界问题在上海政治中日益突出的时候。在胡鸿基给市长的条陈中，历数卫生问题上的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租界初开时，“指摘国人不讲卫生，而勒迁于租界之外，明目张胆，以蹂躏国人居住之自由权，嗣因涎于税收，始复允我国人杂居租界之内、又如借口注重卫生，而越权征发租界以外各糖果饼干糖厂之营业执照，诸如此类，皆彼帝国主义者察知卫生为人群进化之潮流，以此借口，则人不便加以非难而易掩其侵略之奸计”。(26) 因而提出，只有发展卫生事业，提高民族与国家的地位，才能杜绝帝国主义的侵略。
霍乱流行，冲突消解
霍乱是所有公共卫生改革中最好的，它不会漏过任何错误，也不会原谅任何疏忽。(25) 1929年，上海爆发了严重的霍乱。大疫当前，终至于管辖权的冲突被消解。
上海是霍乱高发地区。在一些区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每隔三、四年，则必有大范围爆发。
1929年7月19日，发现了本年第一例霍乱病例，病患是一位住在闸北区的华人妇女，病人承认吃了在闸北买的水果。(26) 一嗣发现病例，工部局卫生处立刻通报各区。《申报》报道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今夏天时不正，故时疫之势，较去年倍觉凶恶。……每日调查西藏路上海时疫医院及沪南神州医院临时治疫所等数处，收诊病人，已有可惊之增加，一居秋凉，将益猖獗”。(27) 中国人当中有3513例，死亡307例，其中半数以上来自华界。外国人当中有58例，死亡6例。(28) 工部局关于公共卫生的报告称，“1929年的爆发是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但是死亡率比1926年要低”。(29) 这里之所以要与1926年比，是因为1926年是重要霍乱流行年，这一年因闸北水厂水源污染引发霍乱猖獗。
证诸实际的情形，霍乱大部分发源于租界之外，这与租界长期以来维持所辖区内饮料清洁及一切食物的卫生管理有关。当然，公共租界外若发生传染病症，自不免蔓延至界内。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在一市三治的情形下，几方合作是必须的。大疫面前，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0)：教育和公开宣传；食物和水源保持清洁；下水道与垃圾处理的安全有效；防止蚊蝇滋生；水陆交通控制；有效的隔离；诊断、通告、隔离和治疗；媒介物的消毒处理；尸体的清理；免费疫苗接种等。其实从大的方面来讲，切实而有效的合作可以概括为：传染病疫情报告、预防接种及食物控制。
首先是关于传染病的报道和通告。疫病一经发现，三方即刻互通消息。一直以来，工部局卫生处以隔离医院所收病人，或因病理试验室之报告而知有传染病发生，即照法租界当局俾使从速设法预防。1926年间，华界传染病盛行，工部局病理试验室曾探究病源所在，当即设法防预，结果使该症之蔓延得到及时制止，体现了工部局与其他市政机关的合作。1929年以后，此项工作制度化。霍乱发生以后，公共租界内如有发现，即由卫生处通知邻近各市政机关，并将所知事实与各机关互相交换。关于公共租界内之传染病统计，均由工部局公报按期刊布，并有华文报纸定期刊物录载。(31) 其内容包括消息来源、病症内容和传播方式等。报告之病症从1930年以后，增加到二十种。
关于治疗传染病之医院设备，当时只有公共租界设有华人隔离医院，法租界则每年捐款，以维持该院费用。进入该院求诊者，一大部分系来自公共租界以外，其中上海市区域的占大多数。1930年间，该院共收病人1587名，其中来自公共租界以外者，计585名，而在这些人中，十分之九以上，为免费诊治华籍病人。(32) 每年夏季，租界都会有一些私立医院设立，专为疗治夏季病症。但这种医院往往隔离消毒皆不到位。上海医学会曾建议租界采取营业医师、医院和医学校强迫登记。颜福庆医师则以为：“为公共租界内华人社会扩增医药设备，久经认为一种急务，所有为华人设立之医院，其办法优良者，应由工部局给与经济上之补助，其余亦应予鼓励，使力图改进”。(33) 1929年霍乱盛行之际，经在公共租界内治疗者，计有3513人，其中仅490人系由工部局之隔离医院诊治，2011名为租界周围之华界居民。(34) 1930年间，工部局曾组织医院及看护服务委员会，由上海医师业代表组织，其职权之范围颇广，包括调查中外居民所有之一般医院设备，现有之设备，是否足敷社会需要，倘属不敷，应建议何种方法以供应之。1930年7月24日，该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35)
另外，国际联盟会之卫生考察团，曾于1929年底来华，与中国卫生部合作解决中国卫生问题。在上海，则敦促三市区之卫生合作。上海三区卫生当局，在国民政府卫生部长亲自倡导下，召开防疫工作会议，商讨华界、租界联合预防霍乱和接种牛痘等办法。翌年6月，全面推广免费注射霍乱预防针。嗣后每年联合开展此项活动。
关于预防接种，各区几乎同时，在每年4、5月份开始布种。1930年以后，这种预防办法越来越得到民众信任。卫生局和工部局之卫生分所散布于市内各处，并设有巡行接种车，使居民就近接种，全部免费，相当便利。鉴于病人中有剧烈反应者，还将常用的预防注射剂，加以稀释。各化验室为此制造大批预防注射剂。霍乱常为借水源传染之疾病，霍乱流行时，穷苦之人受害最深，上海各市政当局与自来水人公司为惠顾贫民，特免费给水，设置免费水笼头，其他井池等处，亦施以消毒，进行周密防护。
在控制食物方面，设立联合机关是极为困难的。对一般食物供给来源，大部分以各区域内为限。但三区卫生机关，对于管辖区域内屠宰场，面包店，以及其他制备食物的场所，都加以视察，并根据条件发给执照。特别是牛乳棚，大多数领有三张执照。此前矛盾重重的宰猪检验问题，亦渐渐化解。对于上海市卫生局所辖区域，宰猪均由卫生局派兽医助理检验，检验员之资格须兽医专科毕业，领有文凭经考取认为合格者，凡经检验无病之猪身上均应盖本局图印（上海特别市卫生局验讫），有病者其有病部分给予没收。租界之宰猪未经工部局派员检验盖有印戳者不准运入华界，凡未经上海卫生局或租界工部局验讫盖印之猪擅自在市区内出售，经查出，视情形予以处罚。
上海存在三个卫生服务机构，成为卫生事业的阻碍。上海卫生局建立之初，工部局卫生处“轻蔑地拒绝卫生局提出的合作建议”。以霍乱防治为契机，各区卫生机关实现了成功的合作，卫生局与租界卫生部门建立了友好关系。公共卫生问题本来就繁复琐细，有些问题相当棘手，双方即使一时不能解决，甚至三番五次地通函协商，但彼此之间表现得相当客气，在进一步的合作中，上海市公共卫生取得了显著而独特的进展。
注释：
① 熊月之：《开放与调适：上海开埠初期混杂型社会形成》，《学术月刊》2005年第7期。
② ［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③④⑤⑧⑨ 上档：U1—16—290，上海市卫生局与工部局卫生处间关系的复制与剪报材料。
⑥ 租界华文处译述《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2卷），1931年版，第119页。
⑦ 《观察浦东各镇卫生状况之一瞥》，《卫生月刊》1928年第1期。
⑩(12)(13) 上档：U1—16—200，工部局卫生处就与上海市卫生局的关系问题给工部局顾问菲汤姆的材料。
(11) 陆文雪：《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史林》1999年第1期。
(14) 上档：U1—16—306，合作检验猪只及盖印事项。
(15) 上档：U1—16—306，合作检验猪只及盖印事项。
(16)(17) 上档：U1—16—290，上海市卫生局与工部局卫生处间关系的复制与剪报材料。
(18) 上档：U1—16—309，大上海市各类卫生事项所采合作措施。
(19)(24) 上档：U1—16—290，上海市卫生局与工部局卫生处间关系的复制与剪报材料。
(20) 《大上海卫生设计意见书》，《卫生月刊》1928年第1期。
(21) 朱德明：《近代上海租界卫生史略》，《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第1期。
(22) 租界华文处《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译述，第95页。
(23) 阮笃成：《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杭州永宁院法云书屋1936年版，第135页。
(25) 威廉·F·拜纳姆著，曹珍芬译《19世纪医学科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6) 上档：U1—1—942，上海租界工部局年报（1929年）。
(27) 《今年时疫来势凶猛》，《申报》1929年8月3日。
(28)(29)(30) 上档：U1—16—290，上海市卫生局与工部局卫生处间关系的复制与剪报材料。
(31)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0年），第108页。
(32)(33)(34)(35) 工部局华文处译述《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2卷）．1931年，第101、89—90、102、97页。
(36) 数据来源于1936年上海防止霍乱临时事务所第1号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