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逢际遇事象大观园的营造——《吕氏春秋#183;孝行览》的题材、主旨及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孝行论文,大观园论文,主旨论文,际遇论文,题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7-0075-05
作为现实存在的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处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其中有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所面对的各种关系，都是由遭逢、际遇造成的，即通过各种方式的接触而得以实现。人应该如何妥善处理纵横交错的关系？遭逢际遇有什么规律可寻？这是自古以来人类反复思索的重要问题。《吕氏春秋·孝行览》就是围绕个人及群体遭逢、际遇为主导线索选择相应的历史传说及故事，并加以解说，营造出一座遭逢际遇事象的大观园。它所选择的题材是这座大观园的建筑材料，各篇的题目相当于各类建筑景观的牌匾，带有提示指引的性质。至于其中的议论，则相当于对这座建筑所作的解说。通过透视这座大观园，可以发现《吕氏春秋》在题材选择、主旨设定及结构方式上的某些特点。
《孝行览》由8篇作品组成，除首篇以议论为主，其余7篇的主体均由历史传说和故事组成，贯穿的是遭逢、际遇的线索。各篇选入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以及所属的题材类别详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孝行览》在题材选择和排列方面有如下特点：
第一，《孝行览》所选择的遭逢、际遇事象，在所属类型上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有所侧重。其中主要关注两类题材：一是君臣际遇题材，在29个案例中，和君臣际遇直接相关者12例，占总数的41％；二是人生命运题材，共有9例，占总数的31％。这两项相加，占总数的72％。《孝行览》所录历史传说和故事以君臣际遇和人生命运为题材者接近总数的3/4，所占比例很高，是《孝行览》的基本题材。至于其他几类题材，每项多者5例，少者2例，在总量和所占比例上根本无法与君臣际遇、人生遭遇两类题材相比。
第二，《孝行览》各篇对题材类型的排列具有基本明确的分工和顺序。排在前面的《本味》《首时》《义赏》《长攻》所涉题材绝大多数都属于君臣际遇和国家兴亡两种类型。至于《本味》篇的“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结知音”的故事，也是为了说明圣臣际遇而设。文中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后写道：“非独琴若此，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这番议论后面紧接着是商汤对伊尹以礼相接的故事，由伯牙子期传说引出君臣际遗故事。由此可见，《孝行览》排在前面的4篇作品可以说都是以君臣际遇和国家兴亡的历史传说、故事为题材。从《慎人》篇开始，所收录的历史传说和故事转向君臣际遇、国家兴亡以外的题材，和前面4篇的题材类型明显不同。《孝行览》所属7篇作品的题材分布表明，书的编撰者已经初步具有重大题材和普通题材相区分的观念。君臣际遇、国家兴亡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属于重大题材，所以排列在前面。其他类型的历史传说、故事则属于普通题材，故安排在后面的3篇作品中。在排列次序中所体现出的重大题材和普通题材的划分，是对已有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如果再考察一下《有始览》各篇对历史传说和故事的编排，还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题材类型的转移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的。从《本味》到《长攻》4篇作品所选的历史传说、故事均属重大题材。从《慎人》开始情况发生转变，其中既有重大题材又有普通题材，有些历史传说、故事兼有两种类型的属性。《慎人》是由重大题材向普通题材的过渡篇目，在此之后的《遇合》《必己》所收录的历史传说、故事基本上见不到重大题材，《遇合》篇的“孔子不遇明君”、“陈国恶人得悦于陈而获罪于楚”主要是着眼于人的命运，君臣际遇是次要因素。《孝行览》从重大题材向普通题材的转移，《慎人》篇是过渡环节，起着桥梁的作用。
《孝行览》所选题材侧重于君臣际遇和人生遭遇，反映出从春秋后期到《吕氏春秋》成书期间世人关注的焦点和文学潮流，可以和其他先秦诸子著作及屈原的作品相互印证。至于对重大题材和普通题材的划分，则是《诗经》编定时就已经确立的传统，《大雅》《小雅》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重大题材和普通题材进行划分。
《吕氏春秋·孝行览》除首篇，其余7篇都是以际遇、遭际为题材。那么，这类题材与“孝行”是如何勾连起来？这7篇作品与《孝行》的关系如何呢？这需要从相关的具体篇目中寻找答案。
曾参是孔子的入室弟子，以孝著称。《大戴礼记》自《曾子立事》至《曾子天圆》共10篇是曾子学派的著作，其中篇题有“孝”字者三：《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这些作品写定于《吕氏春秋》之前，《吕氏春秋》以《孝行览》名篇，和曾子对于孝的重视有密切关系。
《曾子大孝》写道：“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不勇，非孝也。”[1](P83)这段话把庄、忠、敬、信、勇五种美德都纳入孝的范畴，所秉持的是大孝的理念，即广义的孝，而不是只局限于对父母长辈的孝。《曾子大孝》的如上论述全部为《吕氏春秋·孝行》篇所袭用，并且字句完全相同。《孝行》篇还以此为基础作了进一步发挥：“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这是把孝说成是君臣庶民都应必备的美德，孝行应该涵盖修身、齐家、治国理政各个领域。《吕氏春秋·孝行览》和《曾子大孝》一样，秉持的是广义的孝行观念，既然如此，就使得《孝行览》所属各篇作品在选材上具有广阔的空间，而不必局限于家庭伦理范围之内。
《孝行》篇在引述《曾子大孝》关于孝的论述之后，又相继两次援引曾子的相关论述，以及曾参弟子乐正子春伤足的故事。综观《孝行》篇，其中很多论述均取自曾子学派，篇名的由来源于曾子的大孝。《曾子大孝》还写道：“民之本教曰孝”，“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之后世，而无朝夕”[1](P84)。曾子反复强调孝为本，是立国之本，也是教民之本。《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写道：
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
《本味》篇把得贤说成是建立功名之本，《孝行》和《本味》两篇在强调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一来，把际遇、遭遇这类题材纳入作品就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本味》篇讲述的就是圣君贤臣遇合，以及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孝行览》所选择的多是和君臣遇合与否相关的题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把举贤用贤看作成事与治国之本。
曾子以孝著称，他的事迹在《吕氏春秋》成书时期已经广为传播，并且为《吕氏春秋》的编撰者所熟知。《孝行览·必己》写道：“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已疑，曾子悲。”这里提到有关曾子的传说，把它置于《孝行览》的末篇，再次透露出《孝行览》篇名由来与曾子学派的关联。
《孝行览》篇名的由来虽然与曾子学派密切相关，但是该览所贯穿的以遭际、际遇为题材的线索所表达的许多理念也是曾子学派那里见不到或是不甚明显的。如此一来，就出现了总的篇题与具体作品内容相脱节的现象。也就是说，“孝行”这个外壳根本无法涵盖后面7篇作品丰富的题材和内容。尽管《孝行览》开篇秉持的是广义、宽泛的孝行观念，但是，后面7篇作品收录的以遭逢、际遇为题材的历史传说、故事绝大多数还是无法纳入孝行的范畴，与之相游移。从8篇的结构上看，作为统领篇目出现的《孝行》篇，只是在固本的主题上与《本味》篇相关联，但是《本味》篇也已经把故事的题材引向了遭逢、际遇。总体上说，首篇《孝行》与后面7篇作品之间是缺少有机的内在联系。
以遭逢、际遇为基本题材的7篇作品编排在《有始览》之后，处于显要位置。《有始览》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有始览》从天地生成切入，《孝行览》则是由人发端：“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其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芸种殖之谓，务其人也。”从《有始览》到《孝行览》，依次论述的是天地人三才，《孝行览》是要强调以人为本。那么，什么又是人之本呢？相传出于曾子之手的《孝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开宗明义章》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P4)《三才章》又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2](P5)既然孝是德之本，又是天经地义，因此，《吕氏春秋》在《有始览》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是《孝行览》，用以体现天地人三才俱备，以人事承接天地之事。《孝行览》名称的设定带有先验性，这就难免与后面的7篇作品相脱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孝行览》总体上名实不相符，即处于统辖地位的篇名无法涵盖后面7篇作品的题材内容，二者之间的断裂无法弥合。
虽然《孝行览》与后面7篇作品相疏离，但是后面7篇作品却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出现的。围绕遭逢、际遇所收录的历史传说、故事，每篇各有自己的侧重点，有的还出现前后两篇作品互补的结构。无论是单篇独立，还是两篇为一组，其所持的理念都具有辩证性，形成了合理的结构。
《本味》篇主要叙述商汤、伊尹君臣遇合的故事，是圣君贤臣遇合的典型事例。文中从君和臣两方面进行论述：“故贤主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贤主，无不行也。”这是强调圣主和贤臣相互需要，不可能独自建功成名。文中既讲述商汤对伊尹以礼相待，又有巨大篇幅叙述伊尹以至味讽喻商汤，体现出臣下的忠诚。这篇作品兼顾圣主贤臣两个方面，在观点及作品结构上都具有辩证的特点。
继《本味》篇之后是《首时》，文中写道：
水冻方固，后稷不种，后稷之种必待春。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
这是强调遇时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只有主观方面的条件，而没有遇到有利的时机，还是无法取得成功。文中又写道：“天不再兴，时不久留。”这是强调充分利用到来的机遇，而不要错失良机。这两段话语一者强调待时，一者强调用时。《首时》篇对人生际遇的上述观点与《国语·越语》所载范蠡话语一脉相承：“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3](P578)这是强调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要等待时机、不可躁动。范蠡又称：“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3](P584)这是强调充分利用到来的机遇，而不要使机遇丧失。由此看来，《首时》强调对时机的等待和把握，其基本观点和所用话语都和范蠡的论述极其相似，二者具有渊源关系。
篇名“首时”，另本又作“胥时”，“胥”为察看、等待之义。这是因为未能理解“首”字的特殊含义而作的改动。“首”，有时做动词，指头脑所向。《楚辞·九章·哀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洪兴祖补注：“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4](P136)洪兴祖所引古人之言见于《礼记·檀弓上》，对此，孙希旦作了如下解释：“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处，死时犹向此丘，是有仁恩之心。”[5](P184)孙希旦释“首”为“向”，道出了“首”字在这里的特殊用法。这样看来，《首时》指的是头脑向着机遇，亦即关注机遇之义，篇题及其文中所选择的传说故事都贯穿这种理念，即对机遇的把握利用。既要等待机遇，又及时地利用机遇。
《义赏》所选择的两个故事都以君臣遇合为题材，展示的是两种类型的君臣遇合。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采纳咎犯的建议而取胜，战后赏赐的却是反对诈伪之道的雍季。晋文公与咎犯是在战术上和军事领域的君臣遇合，晋文公与雍季则是在战略上和道德层面上的君臣遇合。张孟谈为解赵襄子的晋阳之围立下大功，对敌方使用的是离间计。他和赵简子在战术上君臣遇合，高赦在战后得到首赏，因为他恪守君臣之礼，这是在政治、道德层面上与赵襄子遇合。《义赏》篇出现两种类型的君臣遇合：一者着眼于现实、具体战术；一者关注长远、根本。作者对这两种类型的君臣遇合都持肯定态度，但更欣赏立足于长远、着眼于根本的君臣遇合，所持理念同样具有辩证性。
《孝行览》的《长攻》和《慎人》围绕机遇的天和人两方面进行议论叙事，构成互补互动的关系。《长攻》强调的是所遇在天，文中写道：
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
这里是从两方面进行议论：从亡国之君夏桀、商纣方面来看，他们遇到商汤王和周武王是天命，因此亡国；从商汤王、周武王方面来看，他们遇到的对手是夏桀、商纣，这也是天命使得他们能够成功。文中选择楚王灭息、蔡，赵简子灭代，也是用以说明机遇来自天命。楚王、赵简子所灭掉的息、蔡、代的君主都是心理不设防、军事上无戒备的诸侯国，对于楚王、赵简子而言，这种幸运是自天而降。对于被灭掉的息、蔡、代三国君主而言，他们面对的都是以亲善面目出现的强敌，这是祸从天降。文中还以农业生产作比喻：“始在于遇时雨，遇时雨，天地也，非良农所能为也。”这是强调天命的不可改变、不可抗拒，人的所作所为必须有天助才能成功。
《长攻》突出天命的重要，《慎人》则强调人的自身所为很重要，不能放弃自身的努力和持守。开篇写道：“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这段论述是承前篇《长攻》而来，起着相互照应的作用。开篇点出“不慎其人，不可”的主题，把叙事议论的重点由天转到人。后面列举的传说故事涉及到舜、禹、百里奚、孔子，都是用以突出人自身所作所为的重要性。舜、禹是亲民利民的典型，百里奚、孔子是遭遇磨难而自强不息的角色，以此说明圣贤的成功与自身的砥砺磨练密不可分。舜、禹传说取自《尚书》，百里奚传说由春秋时期晋灭虢衍生出来，而孔子传说则取自《庄子·让王》，带有明显的道家情调。篇名“慎人”一本作“顺人”，这是由于不理解本篇主旨所妄改，不可取。
《孝行览》最末两篇是《遇合》《必己》，它们同样构成辩证的互补关系。《遇合》开篇写道：
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
讲到“遇”必须要等待时合，若是时不合则人之所遇就极难料定。这种情况下，人的遭逢、际遇不会因为人自身的素质和努力而改变，《遇合》篇的一系列故事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孔子德能但是不遇明君，为人妻者贤良却遭到休弃，嫫母丑陋却得到恩宠，恶人在陈得到宠爱在楚却恰恰相反，等等，都说明人生际遇实为难以料定，并无一定准则。
《必己》篇明确提出“外物不可必”的命题，然后用一系列历史事实加以印证。关于“外物不可必”一段话出自《庄子·外物》，只有个别文字稍异，《外物》也是把这段论述置于篇首。这里的外物指在人本身之外的客观存在。对于“必”字，尹黎云先生有如下解说：
必……甲骨文与弋同字，可知必和弋古文是同字异词。弋用以象形，以其用来取准，古文从弋指事可表示准义。段玉裁云：“极犹准也”，正得其义。……可见必的本义是准。《论语·子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晏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故无专必。”就是说人做事不要死守固定的标准。准则令人信服，故引申必有信义。[9](P214-215)
“必”指的是准则、信，“外物不可必”就是说外物不可信，对外物不能奉为准则。“外物不可必”的说法虽然出现在《必己》篇，但其实也同样可以用以总结《遇合》篇的主旨。陈昌齐说：“前《劝学》篇‘凡遇，合也。合不可必’，与此语①同意”[7](P824)，是有道理的。《孟夏纪·劝学》篇的这句话不但与《遇合》篇的表述相近，而且所表达的主旨是一致的，所以，《遇合》篇的主旨完全可以总结为“不可必”。《遇合》篇的7则历史传说、故事暗示的都是遇合无常的道理，其原因也就在于外物无定准、不可信。
既然外物不可信、不能奉为准则，那么面对与外物的遭际，人该如何处理呢？《必己》篇除明示了“外物不可必”的主题外，实际上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必己》列举一系列事象，继续证明“外物岂可必哉！”作品结尾给出如下结论：
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已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者，无不遇矣。
这里明确提出“必在己”，指相信自己、本身有准则、有一定之规。以此处世则无所不遇，实际是不为外物所拖累。《遇合》的主旨是人生际遇难料定、“不可必”，《必己》除了阐述“外物不可必”还明确提出“必在己”，这两篇在探索物我关系过程中有重合的内容，同时也形成互补，带有鲜明的辩证性。
综上所述，作为《孝行览》主体的7篇作品，其主旨具有辩证的特点，或是同一篇的主旨兼顾事情的两个方面，或是上下两篇构成互补关系，详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作为《孝行览》主体的7篇作品，它们的排列次序遵循既定的规则：辩证性题旨在同一篇作品中提出者排在前面，两篇形成互补结构的作品排在后面，在此过程中，还要兼顾重大题材与普通题材的区别，重大题材在前、普通题材在后。《孝行览》主体的7篇作品都是遵循上述原则进行选材、排列，形成独特的结构形态，从中可以看出编撰者的惨淡经营、匠心独运。
注释：
①指《遇合》篇的“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