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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名称与定义
顾名思义，凡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可称之为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称为中文文学未尝不可，不过现今大多数人习惯用“华文文学”这个术语。用“ 中文”这个词时，似有国别含义；而用“华文”这个词时，则强调种族文化背景。
“华文”的词义演变相当复杂。根据历史考证，黄炎族与夷、黎、苗诸族在远古时漫长岁 月中逐渐融合，到春秋时形成华族，到汉以后才称为汉族。所谓华族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 ，各族各有贡献的共同历史业绩。“华夏”连称出现较迟，较早见三国时魏国玄学家何晏的 《景福殿赋》。赋中有此一句：“总神灵之贶佑，集华夏之至欢。”“华夏”亦作“诸夏” ， “夏”意为中国（即中原）之人。古人常以“夏”和“蛮夷”或“裔”对称，以“华”和“裔 ”对，如《书.尧典》有“蛮夷猾夏”之句；《左传》也记有孔子言论：“裔不谋夏，夷不 乱华。”“华”亦可以表示“荣”的意义。孔传有“夏，华夏”一句，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 曰 ：“夏训大也，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华文文学的“华文”两字取义于“华夏” 之“华”，如华文文学研究者潘亚暾所说，我们今天可取其含有民族融合而产生的“美大”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文化的背景意义，其中蕴涵着民族共同体公有的自豪感 。
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文学是指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化，以及香 港 文学和澳门文学（包括不是用华文写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有人（如台独意识浓厚者）不把 台湾文学看作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当然，这种观点遭到许多人坚决反对。有些中国大陆学者 进而提出“支流”说，如林承璜在他的《台湾香港文学评论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年2月），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且不管这些分歧，可以认定，华文文学的概 念 比中国文学的概念大得多，像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及法语文学一样，是世界性的。除中 国文学之外，它还包括全世界各个国家用华文创作（不一定在该地出版）的文学作品。亦有某 些学者（如潘亚暾）使用“华文文学”这个词时并不包括中国文学，而专指域外的，按习惯统 称海外，即是“海外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海外（对中国大陆和台湾而言）华人用华文以外 的文字创作的作品，当然不能称作华文文学，而可以称为华人文学。相反，非华裔作家用华 文写出的作品，则可以称为华文文学（如他们在中国大陆或台湾定居，甚至可称为中国文学）
。澳大利亚一个特出的例子就是人称澳洲才子的白杰明博士。白杰明父亲是德国犹太人，母 亲是苏格兰裔澳洲人，但他讲汉语字正腔圆，并用中文写了不少杂文，出过两本集子，其风 格介于鲁迅杂文和英国随笔，堪称非华裔的华文作家的佼佼者，所以凡是研究澳华文学者都 不会漏掉他。亚洲的例子更多。自称“高丽棒子”的许世旭博士是纯粹的韩国人，他以华文 出版多本散文集、诗集和专著，现为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会会长，可谓韩国 华文文学的代表。
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者来说，“海外华文文学”是常用词。对许多在世界各个国家世 代生活的华裔或取得各国公民权的移民来说，“海外华文文学”这个术语或许带有某种“中 国（精英）中心”的暗示，因而更确切的词是“世界华文文学”。具体来说，分为“澳华文学 ”、“美华文学”、“新华文学”、“马华文学”、“英华文学”、“日华文学”、“泰华 文学”、“德华文学”、“法华文学”、“纽华文学”，等等。某些学者喜欢使用“台湾旅 外 作家”、“大陆旅外作家”、“台湾旅瑞士作家”、“早期大陆旅美作家”这些词。例如会 把于梨华、白先勇、聂华苓、张系国、欧阳子、非马、陈若曦、许达然等人看作台湾旅外作 家，或甚至看作台湾作家。不过，美华文学史家则会把他们称为美国华文作家。这种情况在 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可以看到。例如女作家曼斯菲尔，在英国称为英国作家，而在纽西兰，人 们则称她为纽西兰作家，并引以为荣。陈若曦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她在台湾出生，在美国 留学，文化大革命时回中国的大陆工作，1973年离开大陆到香港，74年到加拿大，取得加拿 大国籍，又在美国定居，又常回台湾（现在很可能常住台湾）。她在香港发表成名作《尹县长 》和其它关于文革题材的作品，被称为中国大陆伤痕文学的先行者。她是美国华文作家，又 和台湾、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文坛扯上关系。这些情况将来可能越来越多，并会增加人们研究 华文文学的乐趣。
华文文学除了“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外，还有其它一些叫法，但并 不对等，而且另有含义。例如“移民文学”、“流放文学”、“留学生文学”等等。中国大 陆学者考察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所谓“留学生文学”，并为了区别这种文学和五六十 年代台湾留学生所创作的“留学生文学”的不同，特别用了一个术语：“新移民文学”，此 外，还有这样的术语：“新海外文学”、“新华人文学”和“天涯文学”（注：参见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厦门市鹭江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赵毅衡《新海
外文学》，羊城晚报“花地”副刊，1998年11月20日第14版；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洛夫《天涯诗观》，华夏时
报，第135期）。
名不正则言不顺。当指涉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时，“世界华文文学”应该是最正规、最恰 当的名称。但愿“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这一 类的牌子有一天都能改变。
世界华文文学的版图及其拓展
长期以来，谈到世界华文文学，首先想到东西两大块。
东面为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过去俗称“南洋文学”，向来被视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 东南亚华文白话文学直接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如鲁迅、 郭沫若、郁达夫、老舍、茅盾、巴金、艾青、臧克家、田间、曹禺等，都对东南亚华文文学 创作活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东南亚华文文学呈现出深厚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过 去还拖着所谓“革命文学”的影子。当地华文文学甚至以关心中国、服务于中国的政治斗争 为宗旨。对当地华人作家来说，祖国就是中国。这种观念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 。但是，直到今天，个别年纪较大的文化人，还是保持一些他们认为正统的观点，包括对毛 泽东的崇拜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事实上，几十年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 及国际交往的变化，还有国、共两党的斗争，在当地文化界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感应。例如 泰国，50年代泰华文学出现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后来便出现了变化，到80年代中期后又是 另一番景象。印尼在苏加诺领导时期和中国大陆友好，当时不少印尼华人作家喜欢跟着大陆 文坛转，他们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都受大陆文风影响，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不 幸的是，1965年发生“九三零”事件，印尼华人文坛也连累受到惨重的打击，至今未能复原 。
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历史上，人们可以看到文学和政治的互动，在某些国家，还有台湾和大 陆的交替影响，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
西方一块以美华文学为代表。而早年美华文学又以“留学生文学”为代表。美华文学与东 南亚华文文学有许多不同。例如东南亚华文作家除土生土长外，老一辈的多来自中国大陆， 不少亦文亦商（泰华作家同时经商者多达百分之八十）；而美华作家多来自台湾，身份多由留 学生成为教授学者。美华作家人数不能与东南亚华文作家相比，而且又缺本地园地和读者， 但他们不少作品（一些甚受西方新流派影响）被视为世界华文文学优秀之作。
谈到文学成就，我不免为过去某些东南亚华文作家多少感到可惜。他们来自民众各个阶层 ，对艰难复杂的社会生活深有体会，思想和文学的修养也很够，但好象没有写出与此成比例 的作品。究其原因，当然很多，其中可能包括受到过去流行大陆文坛的“文学为政治服务” 的指导思想之害（这是历史的宿命）。另外，很明显，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文学自由也有问题 。
今天，上述的东西两大块之分还在，但是各自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美华文学，这十 多年增加了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和有关学者，整个文坛呈现出一派新鲜景象。而东南亚 某 些国家华文文学近来也很有声势。美国学者王德威最近指出，马华文学发展出自己的“ 一脉文学传统”，值得“离散文化”研究者注意。他甚至说，马华文学的某些精品，如黎紫 书的作品，“每每凌驾自命正统的大陆及台湾文学”[1]。研究、比较世界华文文学东西两 大块的不同及它们各自的发展变化，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从整个世界华文文坛来说，和十几二十年前相比，它更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华文文学正在 南美洲、非洲发芽成长。欧洲、大洋洲的华文文学创作开始令人瞩目。一个令人喜悦的例子 是高行健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作为法国华文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份 ，引起世界性的注意和赞赏（参看后面的论述）。至于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状况，通过这次“ 为了21世纪的华文文学——2001年悉尼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可见一斑。研讨会提出许多论文 ，其中主要评论澳华文学的有：广东文学研究所所长钟晓毅教授撰写的《世界华文文学总格 局中的澳华文学》、雪梨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黄雍廉撰写的《新诗在澳洲已成为华文文学的一 季风景》、原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冰夫先生撰写的《澳洲华文诗歌的走向——读雪阳、嫙子 诗集》、原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何与怀博士撰写的《“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试谈澳华 小说的认同关切》、原江南大学教授辛宪锡撰写的《澳华散文漫笔》、原广东作协副秘书长 张奥列撰写的《澳华文学十年观》，和原湖北文学研究所张劲帆撰写的《澳洲华人小说概观 》。
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的不断发展壮大也是一个证明。这个机构于1992年6月4日成立，至今已 有下属亚洲16个单位组织、欧洲14个国家分会、北美14个分会、南美9个国家分会、中美洲3 个国家分会、大洋洲8个分会、非洲3个国家分会，以及加拿大3个分会。去年11月，第四届 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在美国洛杉矶召开，二百多位代表来自全球6大洲75五个地区、国家 ， 真可谓济济一堂。
中国大陆有组织地研究世界华文文学大概始于1985年。1986年深圳大学主办第三届台港文 学讨论会时，会议名称更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自第六届开始，再进一 步把会议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去年11月，这个会议由汕头市政府和汕头大 学主办，已经是第11届了。过去，大陆文学界曾有此一说：搞不了“古典”的搞“现代”， 搞不了“现代”的搞“当代”，搞不了“当代”的搞“海外”。显然，这是偏见，于事实并 不相符。这些年来，经过许多研究者的努力，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成绩斐然，此门研究也逐渐 成为显学了。
不同时代的留学生文学
“留学生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且常起一种先锋开拓的作用。
回顾历史，在上世纪初期，鲁迅、胡适、徐志摩、郭沫若、林语堂、冰心、郁达夫等都曾 在留学期间写过作品，其中不少堪称杰作。例如郁达夫描写中国早期留学生生活的小说《沉 沦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占有重要的位置。但那个时候似乎没有“留学生文学”这个词，他们 的作品并没有归进华文文学的范畴里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出现留学欧美的热潮。在台湾留学生中，后来出现不少杰出的小说 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留学生文学”这个词也广泛使用开了。根据白先勇的意见，台湾 留学生文学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以于梨华为代表，主要以留学生的困境为主题，写出了无 根一代的痛苦，表现他们在还没有一定的方向取舍之前所产生的彷徨和迷惑；中期是以丛苏 为代表的大学毕业生们的作品，主要描写现代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失落、焦虑、惶恐； 后 期以张系国为代表，描写70年代留学生在保钓运动中的爱国热情，致力捕捉海外华人和 知识分子新的心态及其复杂变化[2]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广为人知的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鲁迅1902年到日本学医，有一 次在日本人拍的电影中，看到中国人在看自己同胞被异族砍头时完全麻木不仁，深为震动， 痛感救中国人的灵魂比救中国人的身体更为重要，于是决定日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 变中国国民精神。白先勇也有一个观看外国人摄制的中国历史片的故事。他看到南京屠杀、 重庆轰炸，不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被凌辱、被分割、被焚烧的肉体， 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白先勇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一 阵阵毛骨耸然的不能自己。走出外面，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红尘万丈，霓虹灯刺得人的 眼睛直发疼。他蹭蹬纽约街头，一时不知身在何方[3]。对国破家亡的彷徨，逐日加深的文 化乡愁，使他写出结集为《纽约客》和《台北人》等小说。白先勇一九六四年发表的小说《 芝加哥之死》犹如新的《沉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也出国成风。特别在1989年夏季之后，大批留学生、文化人留 在国外。文化人中不少在国内时就享有盛名，如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苏晓康、祖慰、理由 ；文艺理论家刘再复、黄子平；小说家郑义、王若望、孔捷生、张欣辛、高行健（也是剧作 家和文艺理论家）、古华、刘真、王兆军、刘索拉、老鬼；诗人北岛、顾城（已去世）、江河、 多多、严力（也是小说家）、杨炼，等等。当然，堪称当代中国一大奇景的是二十多万留学生 一起留在国外。他们中间后来也出现了好些作家。中国大陆所指的留学生文学便是指这个时 期一批出国留学者（包括出国访问学者和以出国留学之名在外居留或打工者）所写的有关留学 生题材的文学作品。上海文学杂志《小说家》从1984年开始发表了一些留学生文学作品。几 年之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深圳等城市好几个刊物相继发表这方面的作品。1988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部留学生小说集《远行人》（阿苍著）。20世纪80年代中国 大陆留学生文学大多叙述留学生在两种社会文化冲突下的种种遭遇和艰难尴尬的生存状态。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陆兴起一阵留学生文学热。这主要是由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 人》（1992年）和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1993年）等作品所引起。这些作品被认为是投合 九十年代大众消费性文化心理的、纪实性和自叙性色彩很强的流行文学（陈骏涛，《漫说留 学生文学的发展轨迹》）。有一些评论家甚至不把它们列进所谓真正的文学中去。90年代中 期以后，严歌苓、严力、虹影等一些作者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比较有力度的作品，评论家始 认为大陆留学生文学进入一个多方位的发展阶段。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旅外作家长篇小 说系列》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留学生文学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展示，内中有严歌苓 、严啸建、虹影、张士敏、戴舫、薛海翔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虽然仍然流露出孤独感和疏 离感 ，但是显然更加自信。例如严歌苓（她以《少女小渔》、《扶桑》等作品，累获台湾文化大 奖）甚至能够这样宣布：“在离开乡土之后，在漂泊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了。”
如果说所有留学生文学都不可避免要面对华裔移民在异域生存中的文化认同的挑战，包括 对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对中外文化冲突与融和的体会、审视、与理解，以及移民生存的归 宿感，这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新移民在他们的作品中还常常展现出一种他们特有的中国意识 。当代中国动乱与苦难的记忆可能永远陪伴他们这一代人的灵魂。他们不像是白先勇式的“ 无根的一代”，于梨华那种留学生时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
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些论者这样描述当前华文文学世界的状况：正当中国某些标榜先锋的作家和学者热衷于 在西方文化中淘金的时候，海外华文文学却正在悄悄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无论从内容到 形式，从艺术构思到表现技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还说：这种潮流还刚刚在兴 起，但很快会变成一股热潮。[4](P49)
我以为这样的归纳失之偏颇。首先，从整体而论，从五四以后海外出现白话华文文学一直 到今天80年的历史看，海外华文文学并没有出现全局性背叛和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从真正的 意义上来说，传统不可能完全背叛、脱离，也不可能彻底摧毁。政治暴力，如文革时的“破 四旧”，妄图摧毁传统，但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以传统的某些方面摧毁传统的另一些方面 。而这种以政治暴力的摧毁，只能得逞一时却不能维护长久。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的确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许多知识分子都宣布与传统决裂，都要造反。我以为这种文化上的 所谓“造反”不但可以接受而且还是应该的。事实上这并非是真正与传统决裂（应该指出， 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不受传统所束缚，企图创新。以高行健为例，1982年，他创作剧本《 绝对信号》，扬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引起中国文坛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另一个剧本 《车站》在1983年甚至被禁）。1989年，他在法国完成长篇小说《灵山》（注：台北联经1990年出版，英译本2000年6月出版，为雪梨大学陈顺妍博士所译。）
。评论家赵毅衡 说，这部小说为中国文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体例，无法以绳墨规矩论之。小说以“我”和一 系列神秘女子的邂逅幽会，叙述从大河之源汪洋姿肆地滔滔涌到大海入口，寻找精神升华的 契机。赵毅衡在这部巨作中看到一种苦思苦行，从精神上创造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目的是 构筑起崭新的“非主流”中国文化主体（赵毅衡，《新海外文学》）。但是，即使这样一个高 行健，在2000年7月雪梨《灵山》英译出版发布会后也明确表示他对传统的态度不是毁，而
是继承。他说：“谁不在遗产中生活？包括我们的语言，没有传统文化哪来的你？问题在于怎 样做出新东西丰富它，这才有意思。”[5]。高行健宣言点睛之处是“怎样做出新东西丰富 传统”。高行健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写《山海经传》、《冥城》；他还有写禅宗的《八 月雪》。关于这几部作品，他的说明是：“传统是什么样，我的剧作就是什么。”[5]当然 ，我们对他的这个表白，就作如是观：所有的传统，都是当代的传统。传统本身是一条和 时间一起推进、不断壮大的河流。
各个海外华人作家之间，每个作家不同时期不同作品之间，在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上面，都 会千差万别，还会倒来复去，一时这种情况多些，一时那种情况多些。例如于梨华20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创作，受到当时美国文坛盛行的现代派文学的一些影响；聂华苓小说的主体倾向 甚至“呈现出现代派小说的基本色调”；白先勇也吸收了现代艺术的精髓，但是他们都深受 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影响。在他们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的艺术手法相当完美 地融合在一起。白先勇本人有一句话其实已讲得很清楚。在处理中国美学中国文学与西方美 学西方文学的关系时，应该是“将传统溶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注：参见袁良骏《白先勇论》，香港版。）。
东南亚华文文学从整体来说好象也不是背叛和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即使新加坡诗人 伉俪王润华和淡莹的例子也不能说明所谓的背叛和回归。他们许多作品非常优秀，如评论所 说 ，富有禅理神韵。但是，如果因此说他们的诗是传统的，还不如说是现代的，或者说既古 典又现代（如淡莹的诗），是传统与现代的融汇（如王润华的诗）。他们的诗并不存在回归不回 归传统的问题。优秀的东西一般都有某种超越性。
生活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的华人作家其实是最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因而对 祖籍国出现以政治暴力破坏、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倍为痛心。正是基于这种情怀，他们 之中不少人可谓尽力弘扬儒家思想，弘扬儒、道、佛文化，甚至对中国神秘文化如风水、命 理、占卜、星相也深有感情。这正是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优秀 传 统文化摧毁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海外华文文学中出现不少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赵淑侠 的短篇小说《塞纳河之王》是其中一篇。小说主人公孜孜追求、终生不悔的最高理想是：“ 把中国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让中国画的美，糅进西方艺术里，为全世界人接受，不光局限 在中国一个地方”。
一句话，如果海外华文文学过去没有出现全局性背叛和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好说它现 在正在整体性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说什么这个回归已形成一种潮流而且这种潮流还会很 快变成一股热潮。这种以所谓回归传统与否作为着眼点的论述肯定会歪曲整个华文文学世界 丰富多彩的面貌，特别是当审视的范围也包括这几年很引起注意的所谓“新海外文学”的时 候。
从文学创作来说，正如痖弦一篇题为《年轮的形成》的文章所指出，关于“西化”、“传 统”、“乡土”之间的这类争论在今天其实并无多大意义。文学创作常常是作家个人的心血 来潮，作家创作时一般是不会理会什么主义的。成功的创作风格各有不同，但首先是个人独 创。但是，某些理论家就是热衷于上述的“回归”论，对他们心目中的所谓“传统”具有强 烈的执着感。这种论调的着眼点可能还不是文学问题；其理论基础可能就是当今流行一时的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据说西方文明已经没落，世界需要东方文明即是儒家思 想拯救。“回归”论者提出一篇据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题为《丁伯的喜讯》的小说（ 泰华作家倪长游所作）。小说作者通过两个家庭的不同境遇，有意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作 一对比；一家受儒家文化熏陶，父慈子孝，家庭幸福；另一家“全盘西化”，结果亲情淡薄 ，伦理荡然（《海外华文文学史》）。作为小说，作者这样写一写是完全可以的，也有事实根 据，也可能有某种意义。问题是表达这种思想的文学是否已成为潮流，是否能够论证论者所 谓的“回归”，而且论者所赞赏的这种“回归”是否应该作为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的大方向。
我想答案应该是“否”。我们怎么能够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对立，特别在今天全球 化已成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充分现代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确实存在许多难题。如果我们在充 分吸收西方人文主义文明精髓的基础上，带着现实的态度来建构以重视人伦情感、重视家庭 和社会和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的精神境界与内心的安宁等价值为中心的“后儒 学 ”文化，以此参与解决现代社会的难题，那么，这一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肯定 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决不能虚妄地幻想重建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20世纪90年代中 期以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起华人世界的强烈驳斥，但某些言必斥亨廷顿的“东方 救世论”者却是与亨氏形异实同。这些人还不如一百年前的康有为；他的大同理想既发挥今 文经的公羊学说和《礼记.礼运》大同思想，又糅合许多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
建立全球文化全球价值当然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经济全球化当然带来文化全球化。如前
所述，文化全球化不是取消各国各地各有特色的文化及价值观念），并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 才能推动而得以实现之。这也包括世界华文作家的努力，而这努力正体现儒家的终极关怀。 世界华文文学应该以其独特的角度对此做出独特的贡献。
世界华文文学多元文学中心
1988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上，周策纵教授在他的《总结辞》中提出“双重传统”的观念和“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所谓双重传统是指“中国文学 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各地华文文学一定是溶合这两个传统而发展，即使在个别实例 上可能有不同的偏重，但不能有偏废。关于多元文学中心问题，周策纵教授说，华文文学， 本 来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中国。可是自从华人移居海外，在他们聚居的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文 化与文学，自然会形成另外一些华文文学中心。这是既成事实。
1991年，周策纵教授的学生王润华博士把这些观念带进中国大陆。当年7月举行的第五届台 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润华论证的主题是“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 学传统”。他说，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来看世界华文文学，需要承认世界上 有不少的华文文学中心，而不能再把新加坡华文文学、马来西亚文文学，以及其它国家华文 文 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
在多元文学中心问题上，不少论者认为马来亚一些青年作家早在1947年1月就提出“马华文 艺独特性”的口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一次马来亚星华文艺协会举办的文艺问题座谈会 上，他们强调马华作家应该关心马来亚的现实，不要一味从报纸找题材，去虚构中国的故事 。1947年11月，星华文艺协会又专门举行了一次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座谈会”之 后，爆发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战，这场论战广泛宣传“马华文艺独 特性”的方向。1956年1月，马来亚当局宣布将在翌年8月31日独立。在此形势下，全星文化 协会 筹备委员会于1956年3月18日发有《当前文化工作者的任务》的宣言，提出“爱国主义文化 ”的概念。此概念后来又具体化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显然，这是“马华文艺 独特性”的新发展。从此之后，马华文学终于脱离了中国文学的轨道，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
多元文学中心的观点为台湾许多学者作家所赞同。例如，1993年，郑明娳教授提出类似的 “多岸文化”的观点。她在《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的总序中说（注：郑明娳总编辑，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6月出版。）当代华语世界所面临的 新情境是“多岸文化”的并陈，不限于台海以东单纯的台湾文化，也不限于双边两岸文化的 互动。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区，任何采用华文写作而形成华文文坛的地方，都构成华文 文学的一环。华语世界已超越两岸文学的对峙情况，形成多岸文化的整合流程。她进一步指 出，“多岸文化”本身包含许多次文化区域，因人文环境不同，出现各地独特的文坛情况。 “多岸文化”的整合，并不是归于一，乃是各岸争取主动权、解释权的竞逐关系。在特定的 时空条件中，谁的主动权强，解释权获得共识，产生了全面性甚至国际性的影响，谁就居“ 多岸文化”的领导地位。
在中国大陆，多元文学中心的观点一直是有争议的。1999年，长达两百万字，分为四卷本 的巨著《海外华文文学史》的编者提出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权威观点，即要从两 个方面考察这个问题。对在华文文学世界中是否可以存在多个文学中心的问题，回答是肯定 的；而对目前是否已经形成多个文学中心，答案则是否定的。例如，他们认为，新加坡在华 文文学发展“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要成为华文文学中心，谈何容易；马来西亚将来极 有可能，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文学中心的条件。至于美国和欧洲华文作家，据《海外华文文 学 史》的编者考察，他们虽然多已加入了外国国籍，却仍然自认是中国人，以其作品能进入 中国文学为荣。这些作家主观上既没有另立中心的意图，客观上也不存在形成中心的条件。 他们为中国人而写，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与中国文学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了”。
的确，在华文文学世界中形成多元文学中心是非常不容易的。正如《海外华文文学史》的 编者指出，拿华文文学与英语文学相比，就可看出，它们是在非常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今天，英语已经成为英国之外好几个国家人民群众通用的语言，在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形成新的作为国家文学的英语文学，而华语、华文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国 家似乎尚未享受这种地位。不过，假如不把“中心”这个词看得过于严重（文学中心不是政 治中心，不是权力中心。文革时各派“以我为中心”；对此，毛泽东曾说，多中心等于无中 心），应该承认，在华文文学世界中已经形成多元文学中心。有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心，有马 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有法国华文文学中心，有美国华文文学中心，等等。多元文学中心的 “中心”可以是大中心也可以是小中心，可以具有巨大影响，也可能影响不大。每个中心各 不相同，各有特色，并不抵触相消，而是竞相发展。
去年11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上，已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 主任和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的王润华再一次强调“多元文学中心”说。按照他的观点，每年 最佳的华文小说、诗歌、或戏剧不见得一定出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很可能是马来西亚或住在 欧美的华文作家。他把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看作“华文文学的大突破”。对高行健文学 创作的肯定，表明华文作家在全球化与本土性的冲激中，在多元文化的思考中，逐渐被世界 认识到其所谓“边缘性”实际上是创意动力的泉源（注：王润华《边缘/离散族群华文作家的思考——当地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提交大会的
论文。）。
文学中心不是有“意图”就可以“另立”的——它不是自封的；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意 图”它也可能不经意就出现了——它是文学业绩自然推动的结果。当然，对于世界各地华文 作家来说，中心不中心，或者主流支流之分别，不必成为关注的问题。痖弦说得好：“海外 华文文学无需在拥抱与出走之间徘徊，无需堕入中心与边陲的迷思，谁写得好谁就是中心， 搞得好，支流可以成为巨流，搞不好，支流也会变成细流，甚至不流。”还必须指出，中国 大陆作为华文文学的发源地，有数千年历史，诞生许多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它的文学思潮 、文学流派、文学运动影响深广，自然是最大的中心。不管出现多少个中心，中国大陆这个 中心也是绝对不可能被替代的。或许还可以这样指出，在中国大陆这大中心内也会出现多个 小中心，各自呈现出强烈的、甚具价值的地方色彩，如岭南文学、京华文学、西域文学、海 派文学，等等。
多元文学中心的观点是积极而有意义的。有志弘扬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文学在世界发展者 都应该抛弃“中国（精英）中心”的过时观念，都应该支持并推动华文文学世界多元文学中心的出现和发展，对“多岸文化”竞逐领导地位的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景象，都应该感到 由衷的高兴。由边缘走向另一个中心，正是世界华文文学兴旺发达的标志。
从世界华文文学到华人世界文学
1983年，美华作家木令耆在编完《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以后，曾发过感叹。她说，很可 能现今的欧美华人作家是历史上畸形发展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海外华人作家的传统 ，现今的海外华人作家很可能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时代的孤儿，也就只有去“念 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6]在1993年召开的一次有关座谈会上，香港岭南学院梁 锡 华教授也曾作了一个“海外华文文学必死无疑”的预言。
他们当年是有感而发。但现在，10年20年过去，世界华文文学不但没有死亡，而且更为生 动蓬勃。高行健荣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证明，2000年11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第四 届世界华文作家代表大会是一个证明，接着在中国汕头市举办的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 际研讨会”是一个证明，现在在悉尼召开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又是一个证明。我们身在 悉尼，也感受到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
世界华文文学的远大前程及其重要作用不可低估。李欧梵教授在总结40年来的世界华文文 学 时，曾这样说：“我们试观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改革的动力往往产生于沿海边 缘，而以新的思想向内陆挑战，逐步迫使内陆的中心承认变革的事实……所以，我认为，在 20世 纪末的中国，所谓海外已经不是边缘，或者可以说，边缘文化已经逐渐在瓦解政治上的中心 。”（注：李欧梵的文章《四十年来的海外文学》收入《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张宝琴、邵玉铭、
痖弦编，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更是如此。不容置疑，中国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十分巨大深远。 但发展到某阶段时，影响会成为双向的。例如，美国华文文学在过去几十年对台湾文学就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许多研究者把它看成台湾文学的一部份（把台湾文学分为战斗文艺、 现
代文学、乡土文学、海外文学、后现代文学这些阶段和派别），把许多台湾出身（在台出生或在台读过书）的美国华文作家看成台湾作家。至于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大陆文学走向的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政治原因），直到目前为止好象还未曾有过十分明显的证据。但正如 许多研究者所言，由于海外华文作家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海外华文文学作 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有可能因中国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嫁接而孕育出有别于中国文学的 文学精品，甚至在不太远的将来有可能诞生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如果高行健和他的作品不算 伟大的话）。这些海外优秀作家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学精品是华文文学世界的共同财富，迟 早会对中国大陆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丰富它的表现力，对于它迈向世界，会起很好的 促进作用。
因此，世界华文文学除了指全世界各个国家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外，这个词应该还有 另一个含义，就是用华文创作的世界文学，即是指那些得到全世界各国公认的、成为全人类 精神文明宝贵财产的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
还必然会有从世界华文文学到华人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即是将来华人创作的一些堪称世 界文学的作品，必然会有不少不是使用华文而是使用其它文字。对于此一动向（据说目前已 略显端倪），我们应以欣喜的心情关注之。不过这已经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