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科学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英：人与科技矛盾和文化协调
科学技术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近代以来，人类借重科学技术创造空前丰富和发达的物质财富。19世纪以来的历史一直被唤作科学的时代。在当今，一个事物的对错是非往往都看其最终是否被冠以科学的评语而定。无疑，科学技术除人们时常谈论的各种特性外，更是人自身发展的一个尺度。科学活动、科学精神已经为人在自然事物面前确立起崇高的区位形象。如果事情仅限于这一个方面，人们很可以高枕无忧。然而，如同任何事物一样，科学技术也具有两面性，尽管这两面性不能等量齐观，但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它的副面作用，已经使作为其主体的人类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人所面临的各种基本关系进入新质的状态，而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科学技术引入了各种各样的“机器系统”，放大、延伸甚至部分地代替了人的体力和脑力，使人的劳动时间大为缩短，劳动生产率随着科技含量的增加大大提高，由此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生存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一些最基本的人类生态条件正在朝危及自身安全的不良方面转化，成为全球密切关注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就是面对这一问题提出的救治策略。
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由于科技和经济的高度发展，使普通工人可以和其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高级轿车，漫游同样的风景胜地，由此冲淡以往过于对立的阶级情绪与反抗意识，缓解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资本家又获取了越来越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工人的相对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如此，随着生产中科技含量的日益提高，人力需求逐渐减少，工人又面临更大的失业危机，从而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就业竞争。因此，可以说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达，工人阶级相对贫困这一“伴生”现象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成了资本家加深对工人剥削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走向了它的创造发明者的反面，成了异己的存在。
在人的身与心的关系中，科学技术的充分利用使劳动被分解为许许多多严格细小的工序，劳动者按工序进行细致分工，每个人被固定在自己的工序内完成单一然而却操作严格、精度准确的工作。人的完整性被分隔而变成“物”的一部分，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那种理智的和审美的内涵与丰富性被从劳动中排除掉。劳动者在劳动中不再感到幸福，感到自我价值和力量的实现。科学技术使人的身和心发生分裂。早在1965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就在《地平线》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一次使用“未来的冲击”一词，用以形容人在短时间内遇到过激变化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和迷失感。事实上，由科技进步所引起的今日之信息革命、产业革命等已迫使人们不得不快节奏地劳作和生活。这使许多人受到过度刺激而心力交瘁，使在这个充满时髦和攀登时代里患身心疾病的人越来越多。
凡此种种都表明，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和人自身生存的一部分，已与人处于非常难堪的矛盾关系中。如何规范和控制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协调人与科技的矛盾，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人们提供了多种方案和措施。但大多因太“硬”而难于被国际社会各方人士普遍接受，对此本文补充一条“软”思路，也就是对人与科技的矛盾进行文化协调，以期在各种见解中寻得对话和融通的契机。
文化是人类历史地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各种类型和形式，是人异于自然的创造物，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人们通常在后一种比较严格的意义即精神文化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科学技术无疑是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人们通常将文化中与科技相关的那部分叫科学文化，将另一部分叫人文文化。因此，人与科技矛盾的文化协调其实质也就主要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协调问题。毋庸讳言，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在今天，人文文化究竟能在多大意义上、通过何种途径影响科学文化、控制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协调人与科技的矛盾呢？这是一个需要从人文文化的基础地位回答的问题。
首先，人文性是科学技术的出发点。科学和技术的最高目的显然是为了人的，为了人的生存和完善。不存在毫无人的目的与意义的科学和技术。
其次，科学技术是人的科学技术，它的主体依然是人，其活动不仅总是带有活动者的色彩，而且始终面临活动者的活动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协调性这一具有浓郁人文色彩的问题。
再次，新创造和发明的科技成果如何进入已有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的文化传统相协调，也是科技工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说到底，科学的深化便包含着人化，而人文文化的渗入将使科学技术获得和拥有了某种崇高性，从而完善科学文化。
文化对人与科技矛盾的协调有多种途径。其中最基本的是使人文精神向科学技术融入，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日益唤醒其内在的人性觉悟，在科技视野中更加重视其结果对人的利弊功害、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从而将科技的兴衰与人类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为人类福祉而活动的基本存在方式。
其次，科学技术的应用，主旨在提高劳动和生产的效率。以往的方式主要依据科学原理发明和改进工具，劳动中人的需求是较少被考虑的。文化协调的价值在于强调生产过程中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特别是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引入劳动过程，尊重人的需求，甚至通过宽大的厂房、充足的阳光、美化的环境等，激发和保持劳动者良好的工作情绪，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使科技活动越来越富有“人情味”，成为人化的科学。
此外，除看到科学技术作用的二重性，我们还要看到人对科技作用的二重性。因为同一科技成果掌握在不同人手中，其社会效果是不一样的。为此，就要探究有利于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体精神，重构有利于科技进步的社会新文化。在文化的建构中一方面要能够通过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层次需求来建立成员间复杂的联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激励人们的创造动机，规范其思想和行为，重塑其幸福观念。另一方面，要鼓励建立多侧面、多层次、多视野的思维方式和创新网络，使科技在社会整合的前提下顺利分化、杂化和“软”化，逐渐同其它文化因素协调互渗，成为相容的整体。再一方面，要培养思想观念和行为的自主化与创造化，使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不再是某种外部事物的“从”民，而是一个自由自主决定自己行为和命运的创造者。从而使新文化的兴起真正成为新世纪科技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先导，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人的科学，使人文文化成长为新时代的科学人文文化，人类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重回其崇高性。正因此，我们对科学技术和人类的前景是抱着审慎的乐观态度的。
孙玉忠：科学技术与开放社会系统发展的动力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社会是一个有序的状态系统。社会系统在长期的进化和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而且，社会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物质流、能量流（负熵流）的不断输入的过程中，实现了社会系统的有序与稳定。因此，自然环境所给予的负熵流是社会系统稳定有序的基本保证。社会的发展也正是社会系统走向新的、更加有序的过程。这个过程更要以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的负熵流作为动力之源。
人类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人类的劳动。劳动过程则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实现了社会系统与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传递。这种方式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无关，为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
劳动体现着人的社会关系，它总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页）。如果人类不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共同劳动，成功地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负熵流，社会系统的存在就失去了保证。
在人类初期，社会总体的生产水平极其低下，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尚无能为力。人类只能从自然界中获取极为少量的负熵流来维持最低限度的需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实践活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人类不仅改造自然的能力加强，甚至出现了要“主宰”自然界的想法。随之带来的则是对负熵流日益加大的索取。人类则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社会也因此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人类也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的匮乏以及人的身心疲备，都一再表明开放社会的发展不是单纯的线性式的。过去那种认为人类单纯地从自然界中索取负熵流的世界观念已越来越不合时宜。必须适当地限制或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方式，同时发挥开放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协调和控制人自身的发展，实现对资源的合理分配与环境的有效利用。
具体说来就是：第一，建立有限度的发展战略，即不仅要考虑人自己想要如何发展，还要以地球的资源和环境的总体同化能力为限度。这是可持续发展观中最根本的一点。第二，制定国家公约和立法，合理地分配资源和责任，最终实现国际间在统一协调、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共享。在统一行动中，既要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经济状况，又要按相应的国际标准监察各国资源和生态开发利用情况。资源消耗多者要承担由于发展所引起的环保责任，在地球面前实现权力与义务的统一。第三，严格控制技术的使用，按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总规律来改善现有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建立大生产概念，设计理想的工艺流程，将人类的消费也纳入自然界的“生产”过程，使人类社会的输出正是自然界所需的负熵流（如植物的落叶和人畜粪便等）或以废料为原料进行再生产，基本实现物质和能量的闭路循环，将对自然界的干扰降到其所允许的最低限度内。即使如此，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凭其自觉能动性而在自我改造和内部完善上仍然是有无限前景的。
总之，把负熵流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并不意味着必须以自然系统的退化为代价。通常，社会系统的自然环境仅限于地球本身。其实，类似地球这样的自然系统同样也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它在为社会提供负熵流的同时，也不断地吸收外界的负熵流（主要是太阳的能量流）。因此，只要社会系统不超量地索取，自然系统的熵增就不是必然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已开始向地球之外延伸，如果籍此改变社会系统获取负熵流的主要方式，追求更大尺度的生态平衡，人类将有信心和理由逐渐成为友善的宇宙居民。
卢安奎：科学精神，文明进步的核心因素
科学，就其被理解为发现和运用客观规律的活动而言，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活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或环节。马克思曾说过，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就是说，使劳动在本质上区别于动物活动的原因并不在于活动的结果，而在于活动的方式。劳动作为人所特有的活动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1）劳动是劳动者消耗体力和智力的过程，其中消耗体力不能构成人与动物的区别，而智力却是动物所没有的；（2）劳动以理解和服从自然为前提，以支配自然为目的，这是动物所不能自觉到的；（3）劳动是社会的，在劳动中形成了“集体脑力”，使经验、技巧和知识能通过社会途径世代相传，而动物的行为只能通过生物学途径遗传下去。
劳动的上述本质特征，最终在文明时代以科学的形态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文明时代开始时，从直接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的还仅仅是“近代科学从之成长的那些一般问题”，但它却为近代科学“备下了一个大纲、一种方法和一套语言”（贝尔纳语）。而在近代，科学却成了生产的一个环节，成了“第一生产力”。简言之，从原始的劳动到现代的社会生产活动，科学及其技术总是其中最重要的乃至最核心的因素。
科学的形态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其具体的功能也在改变。如果我们抛开科学的物质外壳，就会发现有一种特殊的思想意识始终在稳定地促进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思想意识或表现为与蒙昧和宗教神学相对立的理性的思维，或表现为与日常生活知识不同的严密的逻辑和方法，也表现为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实事求是态度，等等。我们通常把它们概括为科学精神。
与科学的物质形式相比，科学精神更具有永恒性。早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科学的理性思维就以不完全的或萌芽的形式体现在劳动之中。这不仅体现为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和服从，还体现为人类对生活的自我设计和自己理性能力的肯定。当各个民族之间还不能自由交往时，几乎是独立地发明了诸如人工取火、驯化野生动物等等改变人类生存条件的重大技术；同时，尽管各民族所拥有的技术发明多有不同，但却几乎在同时进入了文明时代。这些事实说明，持续永恒的进步要素不来自一种具体的物质手段，而是各民族所共有的追求进步的科学精神。
在经历了人类社会的一切重大变革之后，科学精神的基本方面没有重大改变。尤其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就更是这样。现代社会所崇尚的理性、人性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等，在古希腊、古代中国等文明古国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中就已得到阐发。如果说有变化，就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科学精神的把握和重视程度有所不同。由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因来自科学精神，这种不同就必然地导致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在发展速度和程度方面的差异。这又一次说明，科学精神是人类文明进步永恒的力量。
当我们说“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时，必须首先肯定科学的物质外壳和科学精神的统一性。没有这种统一性的保证，科学也许会成为奴役人的新手段。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后果时曾指出，在大机器的生产方式下，工人成了机器的一个附件，单调乏味和机械重复的操作严重地扭曲了人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也在《单向度的人》等著作中阐述了科学时代人性的缺失，大声呼唤批判的精神。科学的这种异化，正是背离科学精神的结果，是人们还不能以科学精神及其彻底的革命性冲破旧社会关系束缚和自我封闭的结果。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在规定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总要求时强调，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里所说的“科学”，决非仅指作为一种物质手段或一门技艺的科学物质形式，而是突出地强调了以科学精神为重要内容的一种现代意识。应当承认，漫长的封建社会使中华民族在接受、把握和运用科学精神方面是欠有旧帐的。“五四”运动在提供新文化时曾为弘扬科学精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中华民族在继承了自己文化传统的同时又超越了自己。摆脱落后传统的沉重包袱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还需要人们在思想意识方面有更彻底的转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适时地强调了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其意义是深远的。
总之，无论是从科学的产生和功能角度看，还是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看，科学精神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因素。
吴卫东：科学文化对精神文明的导引
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人类文化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它是以现代科学技术活动为核心的高级文化系统。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科学文化对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前导作用。
科学是历史发展中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引起了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精神文化的巨大飞跃。科学文化作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智慧结晶，对于人们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提高道德修养、培养民主法制和纪律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科学文化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水平，逐步打破以往那种保守、封闭、迟滞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冲破长期形成的狭隘、安于现状、墨守陈规、惧怕变革的小生产者思想习惯，为精神文明提供坚实基础和强大的动力。历史上，作为推动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科学，曾不止一次地对宗教、哲学、道德以及思想意识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影响。而不断积淀的科学文化又逐步构成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近现代的科学文化集中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水平，是人类日益摆脱愚昧状态、摆脱盲目力量支配、争取自由的主要标志，它使一系列古代神话变为今日的现实，并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今天的人类，如果不与科学技术相联系，不用科学文化武装自己，就不可能成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和现代化的人，也无法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不可能自觉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时代的艰巨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其次，科学精神通过对社会主体的影响，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科学精神是科学主体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所陶冶和积淀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等的总和，理性和创造性是其根本特点。理性崇尚精确、严谨，讲究求实、务实。观察和实验、理论联系实际是其基本取向。创造性提倡探索和开拓，主张合理的怀疑。求新求异和付诸实践检验是其基本要求。因此，科学精神是保持科学自身性质、促进科学不断进步的巨大精神力量。它不仅同科学技术自身一样推动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主导作用。一方面，科学精神主导人心的指向。科学的价值体系转化为人的内心活动的指导原则，就能净化人的思想，凝炼人的精神，美化人的心灵，塑造人的灵魂，从而对人的内心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建构作用。另一方面，科学精神是人的心智建构的主体内容。科学是解放人的思想的精神力量，是人的心智建构的核心，它体现了科学主体的自觉的责任意识、行为的至善性以及陶冶性情、升华品行、完善人格的特征。科学精神还是人的心智建构的理论基础。它促使人类的认知深化、行为德性化和精神境界的审美化。谁掌握了科学精神，谁就能充分占有材料，探索本质、把握规律，正确反映和顺应客观事物的能力就强。所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开启着心智的文明。
再次，科学文化通过自身的不断丰富和自我完善，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架设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的桥梁。19世纪以来，世界逐步进入科学的时代。由于科学研究对象、方法、规范和评价标准的一致性，使得全世界的科学都是相通的，使得每一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文化都成为最为开放的文化系统，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科学传统和准则。特别是本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通过与社会及社会科学的结合，越来越渗透了人文精神而日渐成为包容以往各种文化优良性状的大科学文化，成为当代最先进的社会文化，推动了世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建构大科学文化或不将本身的文化融入大科学文化，那种文化就难于进入文化交流互渗的公共舞台，就如同不搞市场经济就难于进入世界经济舞台的整体系统一样。
大科学文化是个复杂的巨系统。它的结构按进化历程划分有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等层次，按种属关系划分有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民俗文化、企业文化、村落文化等类型。但不管多复杂，这些层面文化赖以存在的标志都是“大科学文化”，也就是都渗透了大科学的精神和灵魂，都自觉地溶入大科学文化系统中求得一席之地。
以上表明，科学文化不仅是当前社会文明进步的生长点，而且为社会文化的未来提供了必要范型。如何发挥科学文化的作用，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要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科技意识，在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全球性竞争的严酷性，增加危机感和紧迫感。
第二，要大力开展科普宣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相对差距还比较大；就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封建迷信仍十分猖獗，必须通过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彻底清除它。为此，就要树立科学普及程度是国民科学文化素质重要标志的观念，把科学文化普及当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培养科学精神，共同战胜愚昧和穷困。
第三，对广大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各级干部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而且会极大地影响周围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社会不良风气的改观。
第四，大力开展素质教育。科学文化的飞速发展，在全世界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教育。为此，许多发达国家都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新设想，制定了教育发展的新战略，其核心是解决受教育者的素质问题。过去，我们的教育比较注重学生的知识学习，而对其综合素质的培养关注不够。结果，给我们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带来重要隐忧。要进一步发挥科学文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导引作用，就必须关注教育、改革教育，真正实行素质教育，把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引向深入。
赵哈黎 韩丽嵘：是否存在科学的极限？
就极限的一般意义而言，科学极限就是科学发展不能超越的界限或不能达到的程度。由于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作用，人们早就开始关注科学的未来以及它所能达到的最大程度。当工业革命刚刚展示出科学的力量时，康德和卢梭就以哲学家的身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科学极限的问题。在工业文明发达的今天，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技术的种种担忧，其实也是在回答着科学极限的问题。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就应当积极地去解决。实际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明确地回答“是否存在科学的极限”这一问题。
科学是一项复杂的事业，具有多方面的形象和制约条件。因此，根据人们关心的重点，可以把科学极限问题区分为三种提问方式：（1）在科学面前有无原则上不可以认识的事物？或者，科学有无理论极限？（2）科学作为一种物质手段能否解决人类社会所提出的一切问题？或者，科学有无实践极限？（3）科学中有无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接受的东西？或者，科学有无伦理极限？[①]有了这样的区分，就可以运用我们的理性来回答科学极限问题了。
当把科学理解为人类探索未知的认识活动时，如果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那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康德是从批判理性能力入手来回答这一问题的。他认为，理性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把握本质，自在之物就是理性所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耐格里则是从批判人的感觉能力入手来回答这一问题，并断言人的感官不能感知所有的运动形式，科学只能认识进入感性知觉范围内的有限事物。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不论是康德规定的理性界限还是耐格里给出的感性知觉界限，都由于科学本身的发展而被打破了。换句话说，科学范围内没有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尚未认识之物，科学没有理论极限。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确定的时空条件下，科学不能解决它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最终完成的或完备的。如果把这种不完备性也看成是一种极限，那么这种极限就确实是存在的。不过，这种极限与康德和耐格里所划定的界限不同，它不是把科学限制在某种范围之内，而是作为理论前提保证了科学认识的无限性。
提出科学实践极限问题，实际是对科学社会功能的批判。围绕这一问题，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有两种极端的答案。象贝尔和托夫勒这样的社会学家都认为，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唯一标志，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把人类社会带入后工业化时代，从而消除工业文明的一切顽症。这样在他们眼里科学是没有实践极限的。与此相反，梅多斯等悲观论者提出了“零增长”方案，这实际上是把资源、环境、人口和粮食等危机看成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难题，从而划定了科学的实践极限。应当指出，科学的实践极限问题不仅仅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功能发挥的程度取决于各种社会条件（政治、经济、文化等）；所以，仅仅以现有的社会条件出发来限定科学的功能是不妥当的。
科学的伦理极限问题产生于对科学承担道德义务状况的不同估计。围绕这一问题有三种不同的答案：科学与道德对立、科学是道德中立的、科学与道德是一致的。早在18世纪，思想家卢梭就坚定地认为，科学是道德的敌人，一切科学的起源都是卑鄙的。马尔库塞等在考察现代科学技术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说：“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割开来。”[②]按照这样一种观点，任何科学都冲击了伦理极限，因而都是道德禁止的。换句话说，伦理极限限制了一切科学。与这种观点完全相反，逻辑经验论者等则认为，科学是道德中立的，不承担任何道德义务，因而在科学面前没有伦理极限。他们坚持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现由是，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之间没有可导出关系。同卢梭式的断言一样，这种观点也受到人们的怀疑。科学发展也是社会过程，包括伦理道德观念的各种社会意识总能通过改变科学家的信念来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程度等，科学社会学家归纳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模式，其主要内容是：（1）科学家具有先在的观念和兴趣；（2）科学家处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3）先在的观念和兴趣由于社会联系而改变；（4）新观念影响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和对科学的理解[③]。在这里，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等是作为科学家的背景知识而起作用的，因而科学本身也已经包含着这种背景知识。这就是说，科学在事实上承担着道德义务，而非价值中立。既然如此，科学的伦理极限就是存在的。物理学家郎之万曾说，科学不仅是物质解放的一种手段，而且是精神和道德解放的一种手段[④]。科学一旦突破了伦理极限，当然就不能担此重任了。
关于科学极限的种种分析表明，科学发展本身并无止境，对科学的各种担忧和疑虑都可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呼吁：“请善待科学”。
注释：
[①]Rescher,N.(1984),The Limits of Scienc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2.
[②]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24页。
[③]Thagard,P.(1994),"Mind,Society,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Philosophy of Science 61:629—645.
[④]郎之万：《思想与行动》，三联书店，1957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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