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研究夜郎五十年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贵州论文,五十年论文,夜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夜郎，战国秦汉时期一个确实的历史存在虽然早已消亡，但却成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孜孜以求解答的历史之谜。
贵州解放初期，由于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是形势的当务之急，史学研究的重点在普及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贵州学者乃至学界名流如郭沫若对夜郎的认识，多依据前人研究的成果而莫衷一是，错讹纷呈。1958年，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搜集、整理了一批贵州史的资料，贵州古代史的研究与编写工作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夜郎作为贵州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其研究自然纳入了计划。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贵州古代史的研究始终没有真正系统开展，夜郎研究也只在少数学者中浅尝辄止。
1970年7月，由于考古中发现了夜郎时期的重要文物， 贵州省博物馆约请省内各高校、原科研部门及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安顺举办考古训练班。侯哲安教授在会上介绍了他多年收集整理夜郎文献的情况。虽然会上有所讨论，但没有形成论文交流，会后也未留下有价值的系统记录。然而，这确是贵州研究夜郎的开创性的破题之举。
1976年的《贵阳师院学报》第3 期发表了宋世坤的《试论西汉时期夜郎的社会变革》，论述了夜郎的社会性质、汉武帝通好西南夷，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导致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1977年的《贵阳师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杨庭硕、谭佛佑的《简话夜郎》， 进一步论述了夜郎的社会性质。同年9月1日，《光明日报》对上述两文的观点作了述评。这年第4 期的《贵阳师院学报》还发表了王燕玉的《夜郎沿革考》，论述了夜郎的概况、疆域、汉夜郎的兴衰以及夜郎国灭亡后历代在夜郎故地或有其影响的地区设置夜郎郡、县的历史源流。
1978年8月， 刚刚恢复研究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在贵阳召开古夜郎问题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20余篇。与会者从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角度，根据文献记载，对夜郎的疆域、族属和社会性质等问题作了讨论。一些与会者认为夜郎的社会性质处在部落联盟的原始社会末期，但大多数与会者较一致的看法是：尽管夜郎还不是成熟的奴隶制国家，但确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但是，对夜郎的疆域四至，特别是夜郎的政治中心究竟在哪里？夜郎的族属是单一的民族，还是多种民族？存在较大分歧。会后，选择会议论文14篇，编辑为《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是贵州史学界对夜郎研究的第一次展示。它引起了省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形成贵州古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成为贵州社会科学界开始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标志。
1979年8月， 刚组建不久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和贵州省图书馆等单位的支持下，与贵州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夜郎学术讨论会。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会上进一步就夜郎的族属、地望、社会性质等问题从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关问题的研究虽较上一次讨论会深入，但分歧也更大。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1 月出版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二，共收入论文23篇。
两次夜郎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两本论文集的出版，引起了省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此期间，一系列研究夜郎的成果相继发表，共同形成了夜郎研究热。1979年，《贵州民族研究》第1 期发展了宋世坤的《贵州赫章可乐“西南夷”墓族属试探》；这一年，《文物》第5 期发表了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的考古发掘报告。1980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李衍垣的《夜郎故地上的探索》、王燕玉的《贵州史专题考》两书。前者是作者多年从事贵州考古研究（其中包括夜郎考古研究）的成果；后者是作者多年对贵州古代史研究的总结，有《牂牁沿革考》、《夜郎国族属考》、《夜郎沿革考》、《论古夜郎与古牂牁的关系》、《西汉牂牁十七县今地辨》等文直接论及夜郎史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收入了宋世坤的《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
上述成果的发表，夜郎研究的影响进一步幅射。四川、云南两省史学界名流徐中舒、方国瑜等10人亦加盟贵州，共同掀起夜郎研究的热潮。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汇集了省内外专家、学者1981年至1982年间研究夜郎问题的新作10篇，编辑为《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1983年2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三出版前，1982年，贵阳师院历史系周春元、张祥光、王燕玉、胡克敏主编的《贵州古代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吸收了此前的研究成果，加上作者自己的观点，以夜郎历史为主线，叙述了贵州的奴隶社会，以夜郎王兴为首的割据势力被彻底消灭为贵州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第一次在史著中全景式地展现了夜郎的面貌。
1984年12月上旬，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在海南岛通什市召开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会上交流的论文中有不少涉及古夜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次讨论会的论文集《百越史研究》中，收录贵州学者朱俊明的《西瓯骆越古今议》、翁家烈的《仡佬族的社会历史分期及其与越的关系》、雷广正的《布依族与古百越的源流关系》三文，都直接论述了夜郎与古越人的关系。
1988年印行的《贵州省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纪念专集》中，收入了宋世坤的《关于“夜郎考古”的几个问题》一文。文章简介了自本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赫章县可乐和普安县青山区发掘战国至西汉遗址的遗迹、墓葬、遗物的情况。并认为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考古由于地域性不够广泛，典型遗址、墓葬和遗物发掘太少，要构成一种文化，条件尚不成熟。作者还提出要围绕寻找夜郎国都遗址和王室、臣属墓葬以及根据贵州特点，钻探与试掘为主的夜郎考古和考古调查工作的建议。这一年，贵州学者在夜郎研究方面还发表了胡克敏的《唐朝黔中地区三个夜郎县》（《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万斗云的《夜郎国疆域考》）；张焕明、郭礼中的《古夜郎国城址今议》（分别见《贵州文史丛刊》第1、2期）和覃雨甘的《夜郎国兴亡史》（《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等。
1989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贵州人民出版社共同商议，从三本《夜郎考》和近些年发表的有关夜郎研究的代表性新作中选编论文26篇，汇集为《夜郎史探》出版。书中收录的黔、川、滇三省作者的论文，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介绍夜郎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文化习俗、文物和古史传说；论述夜郎的族属、来源及与当代民族的关系；探讨夜郎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夜郎经济政治中心方位，它与西南地区开发的关系。二、反映近十年来夜郎研究中较一致的观点，如秦汉时代夜郎已处于奴隶制阶段；夜郎与当今贵州的仡佬、布依、侗、水、壮、彝等少数民族存在着一定的源流关系；夜郎地区各部存在约定俗成的联盟，后为中央政权法定为等级分明的统率关系；秦汉王朝对夜郎的开发，夜郎的和平内属及其与周边的关系，对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积极意义。三、反映了近十年来夜郎研究中争议较大的一些问题：夜郎族属上的五种观点、两大来源；夜郎名义上的大、小差异；民族关系上的古今不变说和古今分化演进说；地理位置上的一郡说、数郡说；中心方位的且兰部说和夜郎部说等及其各种观点的具体见解、所据资料。
1989年10月27日至29日，贵州省彝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研讨了夜郎与彝族先民的关系，论者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是今彝族的先民。在此前后，从1982年至1990年八年间，贵州汉彝学者合作，翻译、整理和出版彝族古籍手抄本的工作，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先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和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几本史诗叙事诗和《彝族诗文论》、《论彝诗体例》、《论彝族诗歌》等书，虽是彝族古代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但却由此引导人们更密切关注彝族先民与夜郎的关系，1989年的《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和《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还分别发表了万斗云的《庄
王滇和庄王夜郎新证》、贺国鉴的《夜郎五县故址考释》两文。
1990年5月，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朱俊明著的《夜郎史稿》一书，该书约21万字，虽是吸收了10年来省内外夜郎研究的成果，但作者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有所采择，自成一家之言，并将夜郎研究的时限上伸下沿，使读者能窥夜郎的源流及其持久的影响。书中分别介绍了夜郎的来源；两周夜郎早期国家的历史；先秦夜郎和华夏荆楚关系的追溯；秦王朝对夜郎地区的统一和开发，汉王朝对夜郎地区的统一和开发；西汉早、中期夜郎的兴衰；夜郎及其各部的境域；夜郎各方国的先后消亡；夜郎的经济状况；夜郎的社会形态；魏晋以降夜郎的演进；夜郎的习俗；夜郎的语言和夜郎的历史地位等14个方面的问题，从多角度探求了夜郎的面貌，是对夜郎系统研究的尝试。
1990年3月28日至30日在贵州省布依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 有的学者再次提出布依族是贵州的土著民族，“布”为“濮”的转音，布依族是从古代的濮人演变而来，而夜郎的主体民族是原濮人，因而布依族也是夜郎的主体民族之一。这一年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贵州社会科学》第4 期分别发表了王海平的《庄入滇入略探》和罗荣泉的《庄西征行军路线考》，对与夜郎密切相关的庄入滇史事进行了探讨。
进入90年代以后，贵州学者虽然每年都在报刊上发表有关夜郎研究的文章，但其形势远逊于80年代。但将夜郎史事、遗迹和夜郎文化当作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势头却方兴未艾。从黔北的桐梓，到黔中的安顺、六枝，从黔西北的赫章、威宁，到黔西南的望谟、兴义等地，都竞相发掘夜郎文化资源，为发展经济服务。夜郎研究似乎由学术型研究向应用型研究转化。
1996年，基于只有考古上的重大突破才可能带来夜郎研究有所突破的认识，为了推进夜郎考古，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成立。这年6 月14日，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审定通过《贵州夜郎考古安排意见》，加大对夜郎考古的人力、财力投入，确定夜郎考古的实施步骤。12月，贵州省夜郎考古领导小组办公室邀请四川大学、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云南曲靖地区文管会、广西文物工作队以及省内考古、历史、民族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对工作重点区域进行了分析筛选，对长远规划和短期目标进行了安排。此后在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的基础上，建立了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夜郎考古工作稳步向前推进。
1996年冬，有人在贞丰县鲁容乡皎贯村民中发现有手镯、铜铃等青铜器在流传，便追踪了解，得知这些文物出土地点在望谟县石屯镇巧散村。通过私人征集，在该出土人处共获得青铜器66件。经省博物馆鉴定，这批文批为汉代青铜器。后追踪调查，该批文物为窖藏，集中存放于一土坛内。今土坛已无踪迹，出土地点亦无进一步发掘价值。一次出土这样品种繁多，有角钟、手镯、铜铃、青铜鸟等的汉代青铜文物，且出土地点在南盘江畔，有人认为是夜郎政治中心的望谟县境，其价值尚待进一步研究。目前此批文物有64件存省社会科学院，2件存省博物馆。
1997年，梁太鹤在《贵州民族研究》第2 期上发表《夜郎考古思辨与述评》，对贵州40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出土的一批夜郎时期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物及遗迹现象估量和研究，对“夜郎考古”进行了界定，对“夜郎文物”也进行了定性，认为“夜郎考古”的目的并不是非要挖出“夜郎王印”不可，而是在于通过考古发掘，了解夜郎时期的文化，加深对夜郎历史的认识。这就对显意识或潜意识的以挖出“夜郎王印”为目标的“夜郎考古”提出了价值目标上的修正，有利于拓展“夜郎考古”的思路。
1998年《贵州文史丛刊》第1 期发表了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李锦芳、阿炳合作的《“夜郎”语源语义考》中，从地名语言和竹图腾来研究夜郎，认为“夜”是夜郎主体民族的自称，而“夜郎”即是“以竹为图腾的‘夜’（越）人”。“夜郎”的“夜”即布依族的“依”。而“郎”即壮侗语的“竹笋”记音，进一步佐证了夜郎的主体民族为贵州的布依族。同年《史志林》第3 期中刊载了云南林华的《云南昭通地区与古夜郎国》一文，认为夜郎国即黑彝国。今天的云南省昭通地区、曲靖地区部分、贵州的毕节（六盘水地区及黔西南州、安顺地区的部分县市当属夜郎国的疆域）。
1998年8月，贵州民族学院王子尧、 刘金才主编的《夜郎史传》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9万字，系根据家传秘本的彝族手抄本古文献，以对译、注音、音译的方式整理和研究。全书内容分三卷，第一卷：夜郎史传，叙述彝族文献中记载的夜郎史事；第二卷：夜郎在可乐，则记述了夜郎的中心在今贵州赫章可乐；第三卷记述了夜郎属于彝族先民武部族的历史。全书对夜郎的源流、谱系、地域、城池、法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战争等，都有具体而详细的记述。这是利用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夜郎的第一部著作，对此前主要依据汉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证夜郎中心在赫章一带、夜郎的主体民族为今彝族先民的论点是更有力的支撑。同时，也矫正了此前曾在部分学者中产生的夜郎古文献的研究似已穷尽的思想，展示了有关夜郎的少数民族文献研究的领域尚待开掘的新事例和新思路。
综观五十年来贵州研究夜郎的历史，对夜郎相关的问题大体形成了以下观点和见解：
一、夜郎的时间定位
夜郎存在的时限，取决于对夜郎概念的理解。“大夜郎国”概念的时限，与“小夜郎国”概念的时限大相径庭。如果认为古牂牁与古夜郎有直接继承关系，那么古夜郎是春秋战国时期便存在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话，夜郎的上限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651年（周襄王元年）齐桓公会盟诸侯于葵丘以前。 如果认为夜郎只是以夜郎邑为中心的一个国家的话，那多数人认为夜郎存在的上限，约在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楚王遣将军庄率兵西征， 夜郎君长投降之前。夜郎的下限则是较统一的，即公元前27年（汉成帝河平二年），夜郎王兴因胁迫22邑反叛汉王朝，为汉使陈立灭国。至于在原夜郎遗民居住的地方或夜郎国影响尚存的地方设置郡、县或以“夜郎”为地名者，至汉晋以降一直延袭至今。今贵州桐梓县原属唐贞观年间所设立的珍州夜郎郡夜郎县的故地，现仍保留有“夜郎坝”的地名。
二、夜郎的空间定位
夜郎的地域，也同它存在的时限一样，取决于对夜郎概念的理解。研究者们的意见大致可分为数郡说和一郡说两大类。数郡说主要依据《后汉书》追记战国时期夜郎的范围：“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具体意见有三：一是夜郎不仅有汉代犍为、牂牁、武陵三郡之地，而且有时还越出这三郡之外；二是认为战国时夜郎的范围约相当于今贵州西部和西北部、云南东部和东北部、四川南部和广西西北部，今四川东山、彭山、眉山、夹江也是古夜郎地；而西汉时的夜郎国境则包括犍为郡属县五个、牂牁郡属县八个和益州郡属县一个；三认为古夜郎极盛时的疆域，不仅有今贵州全省，北和西北还包有今川南和滇东北，南抵今广西田林、南丹，东至湖南新晃，西至云南曲靖、陆良，即含汉牂牁全境及武陵、健为两郡的一部分。一郡说也有三种见解：一是夜郎之地仅为牂牁郡一县，但南夷地区有数十部落与之毗连且族属相同，又以夜郎为首，故这一地区也可称为夜郎地区，汉时设为含17县的牂牁郡；二是夜郎联盟的地域东起今黄平一带，西北至今毕节，西至今云南罗平、路南、弥勒及华宁以东，北有今遵义，东南包括都柳江上游，西南经右江上游过云南文山州而达红河州东南，即汉牂牁全境；三是夜郎相当于今之黔西南、黔西北、滇东北、滇东南和桂北一带，也在汉牂牁郡内。
三、夜郎的经济状况
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夜郎的经济属于“耕田有邑聚”的一类，较之“随畜迁徒毋长处”和“或土箸或移徒”的游牧、半农半牧经济的发展水平要高。研究者根据文献、考古资料和田野考察，认为夜郎鼎盛时期的农业已达“火耕而水耨”的锄耕农业。生产工具有铜器、铁器和木石器三类；夜郎的手工业门类有冶铸、制陶、玉石骨器及竹编、纺织、舟筏制作等类；商业贸易方面，因其地处滇、巴蜀、荆州和岭南地区之间，是商品流通的“走廊”，除夜郎内部各地间的贸易处，还包括进入夜郎的汉族人士与外地的经济交往，夜郎与周邻地区的贸易交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与巴蜀地区、与滇国及其以北以南地区，与荆州地区及与岭南地区。夜郎与周邻地区过境转换的贸易，史书中虽无明文记载，但从考古发掘中却获得了一些线索。研究者还认为，夜郎地区无蚕桑、寡畜产、“方诸郡为贫”，它能与内地贸易所提供的商品，主要不是物产，而是人口，夜郎的奴隶主，商人以出卖奴隶以换回物资、货币。总之，研究者认为夜郎的经济发展水平虽较周边的巴蜀、荆州、岭南和滇落后，但自秦汉时与周边交往的加强，经济较前发展加快，经济实力在其统率的各邑中最强。
四、夜郎的社会性质
根据夜郎的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理解和评价，对夜郎的社会性质大体可归纳为五种观点。一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综观夜郎的史料，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及军事民主制等的痕迹显著，而奴隶社会的史实很少；奴隶制虽已萌芽，但还未确立。其社会状况只达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二是进入奴隶制的初期阶段。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战国末年，夜郎的原始社会开始崩溃。它虽然出现了早期奴隶制的特点，却雄厚的保留着原始社会的残余。到西汉时，夜郎进入了奴隶制的初期阶段。三是奴隶社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西汉时期的夜郎社会已发展到奴隶制社会，并成了“西南夷”中“最大”的国家。四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夜郎自统一在祖国的大家庭后，与全国各地各族之间的交往较前密切，促进了夜郎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由奴隶社会的初期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化。五是西汉夜郎社会三阶段论。持这种观念的人认为，古夜郎在西汉初期以前是原始社会，西汉中期进入奴隶社会，到西汉晚期向封建社会过渡。
五、夜郎的族属
研究夜郎的族属问题，不少学者认为要充分考虑到夜郎时期即已存在民族融合的客观历史事实，有的更认为夜郎便是民族融合的实体，因此，要划分出“纯粹血统的民族”便很困难，只能从民族发展演变和民族融合的动态中来研究夜郎的族属。综观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夜郎族属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夜郎不是单一的民族，因此，所谓夜郎的民族，是指主体民族或王族。
夜郎的族属主要有五种观点：
谢人说：认为夜郎来自周代徐淮夷中的谢人。
仡佬族先民濮人说：认为夜郎、牂牁皆僚人所居，僚人呼竹为“盖脑”，即仡佬的异写，而僚人为古濮人后裔。有的学者具体地论述道：西汉时夜郎王族是濮人；到魏晋时夜郎王族融合为濮、僚，后统称为僚人；隋唐以后，夜郎王族又改名仡佬。至于夜郎国内所居住的人们的族别，则有今之布依、水、苗、彝、仡佬等族，其中仡佬族即夜郎王族是土著族。
越、濮、羌同为主体民族说：认为由周到秦汉，百越系的僚人、南蛮系的濮人、今彝族先民的羌人，在夜郎地区都是主体民族。
彝族先民说：认为夜郎由羌系的夷、僰、濮和百越系的僚人三个民族联合组成，夷在其中处于首领地位，夷即今之彝族先民。
百越说：其一认为夜郎族属为百越，而濮人、僚人都是对越人的一种别称；其二认为夜郎是由百越中按历史上的亲疏关系分为僚人和濮人的两部分组成；其三认为闽、瓯、骆都是越人共有的自称，在内部互为别称。夜郎地区各部的名称，均含在这三种自称之中持百越说者，大多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为今布依族先民。
此外，在夜郎的族属研究中，最早有人提出苗族先民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致认为苗族之进入贵州，时间远在夜郎之后，而苗族自己的传说，也对苗族先民是夜郎的主体民族作了否定。
有的学者认为，在研究夜郎的族属问题时，首先必须对夜郎有一个时间、空间的定位，如果将其上限起自楚庄降夜郎、王滇的战国年间，下限迄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被诛杀后建置郡县为止；夜郎的地域，如认为其统治势力达到今黔西北、滇东北、滇东、桂西北和川南，即“大夜郎国”范围，那么，其间夜郎境内的居民则先后有濮人、越人、羌人、僰人以及楚人、巴人和蜀人。这些具有不同称谓、不同族系的人们共同体，经过长期的经济交流、政治影响和文化接触，逐渐形成了今贵州境内的仡佬族、布依族、彝族等族以及一部分汉族的先民。这一思路所提供的族属上的模糊概念，或许更接近夜郎的历史真实。
夜郎主体民族的来源，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种。持土著说者意见有二：一是认为属仡佬族先民的夜郎，本是今贵州一带的土著；二是认为古牂牁国在春秋时解体后，由该方国首邑夜郎近旁的一个小邑据有其故地发展而来。外来说者，有的认为夜郎即可上溯到西周之世。周王室以徐淮夷的谢邑封申侯，谢人不堪周人压迫而迁到黔中；有的认为是由东海沿海的越入迁入；有的则认为是江汉一带的濮人，春秋晚期为楚人驱迫而迁入。
关于夜郎与当代民族的关系，研究者中大体有两类主张：一是古今不变说，认为夜郎遗民即今贵州境内的仡佬族，或认为是今黔西北一带的彝族；二是古今分化演进说，认为夜郎故地上的居民后来逐渐演变为今之仡佬族和布依族；或认为现今的仡佬、布依、侗、水、壮、彝等族，与夜郎均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六、夜郎的政治中心
研究者认为，要探讨夜郎的政治中心或王室所在地，首先必须确定夜郎的中心方位，即在夜郎中起核心作用的部分。综合各家所言，夜郎中心有且兰部说和夜郎部说两种。前者认为古牂牁郡的首府在故且兰县，它自然是继之而起的夜郎这一部落联盟的中心。且兰君是夜郎中最大的王，其领地在今贵州麻江、福泉、黄平一带。后者认为夜郎的中心就是联盟中的夜郎部，但具体又有六种不同的认识：一是今黔西南州及六盘水一带；二是今云南宣威、沾益一带；三是今黔西南州的望谟、贞丰一带；四是今黔西北、滇东北一带；五是今贵州赫章可乐；六是今黔中的安顺、六枝一带。尽管对夜郎政治中心地理范围的认识分歧很大，但大多数论者认为它在今贵州西南或西北部。
七、夜郎与中央王朝及周边的关系
在夜郎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而又牵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它与周边的关系，主要涉及夜郎与巴、蜀、荆、楚、滇、南越等国及其与且兰、钩町、漏卧和其它旁小邑的关系。这不仅影响夜郎的疆域，还影响夜郎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形成等等。它们在以上诸问题的研究中已有所体现。夜郎周边国家和地区，是夜郎与中央王朝联系的中介和缓冲地带。
在夜郎与周边出现的经济文化相互影响和互动的过程中，地理上的毗邻首先成为一个有利条件。秦统一中国后，给本已存在的夜郎境内，或通过夜郎向外的民族间、地区间的民间自发交流添加了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开拓疆土、扩充权力的助力，既对夜郎及其周边产生积极影响，也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政权的权力和影响。夜郎在秦、汉王朝开发西南夷的过程中，起了以下积极作用：首先，由于夜郎在西南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好夜郎或臣服夜郎便成了中央政权扩大对西南夷统治的重要环节。而夜郎的和平内属，则有利于古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其次，夜郎在汉王朝平定南越奴隶主割据势力的反叛中，具有战略性地位。第三，夜郎在西南经济文化交流中既是楚、巴、蜀、滇等的市场，也是它们向外交往的中介。第四，夜郎在秦、汉王朝对南亚、西亚的交往中起过一定作用，通常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必经过夜郎。第五，汉武帝通夜郎后实行的“以故俗治”的一系列政治，一直对后代产生影响，开唐代以后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之先河。
八、夜郎文化
50年来贵州的夜郎研究，有一个从侧重于时空考订，政治、经济、民族单项或多项研究向文化综合研究倾斜的过程。“夜郎文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已提出。研究者一致认为，夜郎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当代贵州文化的重要基因或源头。它是夜郎时期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夜郎与周边各地区相互影响结果。80年代对夜郎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习俗的查考，与夜郎直接相关的“牂牁”一词和“竹王”，二者均为生殖崇拜或由此演化而成的祖先崇拜。此外夜郎习俗中明显地存在鸡卜和猎头食人表现的鬼灵崇拜。夜郎人的居处有巢居、山处，“干栏”这种夜郎的主要居室建筑形式，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布依、侗、水等族的居民建筑。夜郎人习水用舟。在饮食方面，捣食稻谷，有众多烹煮饮食的铜、陶、木炊具。食无筷、勺，用手直接抓食食物，有鼻饮之习，且喜食犬肉。夜郎人的典型服饰是“椎髻”、“文身”、“裸身跣足”，或穿桶裙、贯头衣。夜郎人头上、颈上、手上、衣上均有饰物，与同时期别的民族或地区的人们相似。有“拨牙”、“凿牙”的习惯，谓之“打牙”。夜郎在丧葬上，有岩葬、竖棺葬、铜鼓葬、铜棺葬等葬式。生育习俗上有水生之习，即“临水生儿，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沉便弃之，然千百多浮”。又有“产翁”之俗，为了确定父亲和子女的血统，父亲用假分娩的行为来否定母亲和子女的血统。这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期的一种风俗。婚俗上有“长住娘家”、“妻方居住”的入赘习俗和流行姑舅表婚。夜郎人“喜讴歌”，善“奏铜鼓”。夜郎及瓯骆越人均无姓氏。以上习俗，是就夜郎族属为百越濮、僚而言。而认为夜郎主体民族为彝族先民者，其文化自与彝族先民相仿佛。总之，在夜郎文化研究中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夜郎文化中已经渗入了汉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然，它也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
新中国建立50年来，贵州及周边省区学者对夜郎的研究，订正了文献记载中的虚妄不实和相互牴牾，开始揭开了夜郎的神秘面纱，为走近夜郎的历史真实奠定了基础。在近20年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与研究中，人们逐渐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三：
其一、夜郎研究不仅要继续发掘和研究汉族文献，更应重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的发掘与研究。
其二、夜郎考古的终极目标的实现，并不取决于能否挖出夜郎王印，而在于以足够的遗址、遗物来印证文献或口碑资料，建构足以支撑“夜郎文化”的地域基础和实物基础。
其三、夜郎研究是需要多省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重要史学研究课题。50年来的研究实践证明，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古夜郎所在地及其周边的黔、滇、川、湘、桂五省区及重庆市的专家学者协作攻关，是解开夜郎历史之谜的客观要求。
夜郎及其对它的研究所蕴含的全部历史价值，既体现在弄清楚它存在的两千多年前的客观史事中，也体现在科学地认识总结两千多年来它的影响的持续不断和人们对它历久不衰的关注，更体现在今天如何去开发利用这一宝贵的历史财富。循着这一思路坚持下去，21世纪的夜郎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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