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学研究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表明， 我国是编辑学的诞生地。 从本世纪40年代起，我国就有人从事编辑学的研究和教育，并且在广州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名为《编辑学》的著作。50年代，北京、香港和台湾都有编辑学著作出版。7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促使我国的信息传媒事业大大发展，新闻出版突飞猛进，编辑学研究也在80年代迅速崛起，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著名理论家胡乔木同志认为编辑有学，而且积极倡导在高等学校办起了编辑学专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裴丽生等也明确指出编辑工作是一门科学，旗帜鲜明地支持创立编辑学，给研究者以极大的鼓舞。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表明编辑学在中国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编辑学研究先后已经历了半个世纪。
一种思想，一种学说的出现，都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编辑学的上述发展，也不是偶然的，是实践的呼唤，时代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使然。
从80年代初开始，编辑学研究不仅突破了“编辑无学”的偏见，探讨了编辑概念、编辑起源、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它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等问题，明确了主攻方向、研究重点，并且在学科定位问题上取得了初步的共识。总的说来，学术研究一年比一年深入，解决了学科建设中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一、加强编辑工作导向性研究的问题。编辑工作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属于精神生产的性质。因而它的目的性是很清楚的，就是给人以思想、知识、技能，引导人们的知和行，影响人们的观念形态。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这一切都说明编辑工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是一种知识传授工作，是一种技能辅导工作。一句话，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编辑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武装读者的头脑，引导社会的舆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陶冶人们的情操，就是要繁荣出版，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现在有些编辑人员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在工作中提倡“时间就是金钱”，搞“短平快”编书出书，抢选题、搞重复出版，甚至见利忘义，与不法书商勾结，参与非法出版活动。在这些人眼里，编辑工作不是社会文化活动，不是意识形态工作，而是一种纯商业行为，是一种经营活动，甚至是一种投机活动。这种看法，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是一种产业，为了销售而出版的图书是商品，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商品，发行也确实是商业活动，印刷还是一种工业。但这些都不能改变编辑工作是文化活动，是意识形态工作，是一种精神生产的性质。即使图书发行、书刊印制是商业和工业，但它们仍然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有的书不能印，不能卖，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坏书、不健康读物一出去，就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导向问题，是各类出版物的共性，社会科学读物有，科技读物同样也有。拿科技期刊来说，选什么题，用什么稿，不管编辑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反映了一定的导向。比如面对创造发明的稿件，编辑能否慧眼识珠，加以采用？面对常有的首创权之争，编辑选用哪一种观点的稿子？由于自己缺乏研究，因而忽视、埋没、甚至贬低别人的成果，都会形成一种导向，造成不同的社会影响。编辑学所以首先要研究导向，因为编辑学研究的是一种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很强的编辑工作，是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说，因为编辑的工作实际上是通过出版物传播和扩大一定的思想、观点、信息和科研成果，它不可能不对社会产生提倡或者抑制的作用。因此它必须讲方向，讲原则，不能只就工作讲工作，不是只讲编辑工艺、编辑技巧，否则就会走入误区。这是编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二、关于编辑学研究的范围。中国的编辑学研究是从报纸编辑学开始的，这一点无论是40年代萌芽时期，或者是在80年代初开始升温的时期，都是如此。但是，在发展中，图书编辑学、期刊编辑学进展较快，报纸编辑学也出了几本。这些论著中，对编辑学研究的范围，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编辑随着媒体的发展而变化。如有图书编辑、美术编辑、期刊编辑、报纸编辑、影视编辑、广播编辑、电子出版物编辑。又如图书编辑中还可分为社科编辑、科技编辑、少年儿童读物编辑、辞书工具书编辑……；期刊编辑也可以分社科期刊、科技期刊编辑等。它们各有特点，都可以建立各门类读物编辑学。但它们又有共性，可以建立涵盖各种媒体的共同编辑学，即普通编辑学或理论编辑学。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现代编辑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编辑学研究停留在书刊范围之内，已不能反映现代编辑工作的多样性。因此，报纸、广播、电视、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方面的编辑工作都应该研究。这些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为普通编辑学的建立奠定基础。
另一种意见认为：书刊、报纸、影视等编辑工作彼此间差别很大，如编辑工作在书刊出版工作中是中心环节，地位很重要。但在影视工作中，编辑不居“中心”地位，也没有导演、演员、摄影和节目主持人等等那样重要。书刊编辑重选题、组稿、审稿，报纸编辑则是组织报道，选择新闻，组合版面；电视编辑通常兼做文字作者和导演的工作，有的只是挑选剪辑镜头。这说明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点，把他们勉强地捆绑在一起，是不实际的。这个分歧，归根结蒂，还是对编辑工作的共性和个性的认识问题，也是对编辑工作的多样性缺乏应有的了解。如果我们深入观察编辑工作的话，各种门类的编辑工作，同样存在着很强的个性和特点。如果我们认为编辑工作只存在书刊生产过程中，我们要研究的只是书刊编辑学，那实际上就会把编辑学支解为各种媒体的附属品，忽视了编辑工作的共同规律，结果是无法建立适应各种编辑工作的普通编辑学，要把编辑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为此，必须加强编辑学与邻近学科关系的研究，明确编辑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个性；同时强调对各种编辑工作的研究，弄清它们的共性，找出它们的共同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编辑学的理论体系，把编辑学真正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三、关于读者在编辑学体系中应占何种地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读者应该有读者学，读者问题不是编辑学研究的内容。否则，编辑学就会过于庞杂；另一种意见认为：编辑学需要研究读者，好像商品制造者需要研究市场和顾客一样。否则，商品就会滞销。书卖不出去，编辑工作者的辛劳也不能体现。再一种意见认为：读者应该是编辑工作的出发点，又是编辑工作的归宿。编辑工作应该一切为了读者，竭诚为读者服务。这是编辑的天职，也是编辑工作全部意义之所在。认为编辑学研究、编辑学的著作，直接的读者是从事编辑工作的人，也就是编辑工作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为编辑归根结蒂是为了阅读出版物的读者。因此，编辑学必须加强对读者的研究，把“为读者”作为编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贯穿在整个编辑学之中。只有真正解决了竭诚为读者服务的问题，才算从根本上解决了编辑工作的性质问题，解决了研究编辑学的宗旨问题。就像文艺要解决为谁制作、为谁服务一样。这个问题，说开了觉得很普通，应该这样做，但联系到当前的实际状况，就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了。现在头脑中没有“读者”，或者很少有“读者”两字的编辑，恐怕不是个别的，不然就无法理解有那么多的平庸书，那么多的重复出版的东西，被堂而皇之地推向市场。这就说明，读者在编辑学的理论体系中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当然，作者问题无疑也是重要的。这一点，现在看来大多数人还是清醒的。然而也有少数编辑工作者，他们把作者当作体现自己设计方案的工具，甚至看成“雇佣”，所谓“编辑脑袋专家手”，结果是在一些地方，出现某种以“经济性”压制创造性，在出版物的质量上，造成一般化代替专业化的现象。这是值得注意的。
四、关于编辑的能动作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出版物的质量取决于作者，作者写得好与不好，编辑很难改变面貌，编辑的作用主要是对已有成果的选择、把关，其作用无非是选、审、改，总体上是被动进行的。所谓“剪剪贴贴，改改错别字，看看标点”，认为编辑的能动作用难以发挥，或者说很有限。另一种意见认为：编辑通过广泛地接触社会，掌握信息，创意、设计和制定选题，可以引导科研、学术的发展趋势；通过审读书稿，加工修改，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尤其是“把关”，掌握作品的生杀大权，编辑可以编好一本书，也可以编坏一本书，想法和做法不同，效果也截然不同。所以，编辑工作不仅责任重大，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生产过程，是一种创造性很强的社会文化活动。编辑在工作中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作为的。为此，应该强调编辑的能动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编辑能动作用发挥的大与小，对编辑工作的成败或成就的大小，关系极大，因为编辑工作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智力支出。比如，一个选题可以这样设计，也可以那样设计；审读加工，可以审是非，改错误，也可以审高低，把自己的经验、知识、成果融入于稿件之中，使作者的作品更加丰富、充实、完美。所以应该提高编辑的地位，提倡编辑的能动作用，使编辑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将大大促进精神生产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思想文化的顺利推广，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关于强调研究编辑主体的问题。编辑主体，这是指编辑工作者本身，指编辑队伍，编辑客体是指社会需要，编辑工作者的外部环境和条件等。文化是经济的反映，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两者应该是相适应的。这是一种客观规律。鉴于此，编辑学的理论要研究外部环境（社会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老实说，一门学科，不研究外部环境、对象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门学科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这说明必须研究客体。我们过去差不多近20年的编辑学研究工作，正是这样做的，而且是有成绩的。
但是，近20年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编辑工作不同于商业。商业工作者面对的是生产者的成品，他们对产品的质量很难有改变的可能；也不同于工业，工业生产者面对的是具体的质量标准、用料计划和工艺规程，产品的质量如何，除特殊情况外，也不取决于某一个工人。编辑工作者面对的是具有某种质量可变性的精神生产成果或半成品，更何况一般精神生产（即使是表演艺术、展示艺术）的每一个生产过程，都具有创造性。因此，编辑的能动作用，对产品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告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编辑主体，即编辑者自己，包括他们的思想、知识、道德和业务水平，甚至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和心理素质。比如，一个编辑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是不是竭诚为读者服务，是不是具有奉献精神，作风是不是认真细致等，这些都可能对他所处理的书稿产生影响，甚至是重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进一步突现起来，竞争加剧，出版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问题，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编辑出版工作者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形势，认识市场，引导市场，积极提供优质书刊，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毫无疑义，也是对编辑出版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编辑学应该强调研究编辑主体，这一点在编辑学的理论体系中，似乎也应占很大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