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方汉学界的“西论中用”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中用论文,试论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西碰撞的方式
“西论中用”，有时被形象地称作“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的碰撞”（因此本文简称“中西碰撞”）。不过，只说到这一步，仍有简单之嫌，因为两者碰撞的实际情况要比通常想象的复杂得多，实在有进一步分辨的必要。下面是中西碰撞的几种典型的方式：
一、根据中国文学建立新的理论
西方学者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一般要用西方文学作为质料，但知识渊博的学者也部分地利用中国文学。美国学者苏珊·朗格根据符号学原理，指出诗中所写无非是以符号代感情的非实在世界。为阐明这一点，她竟然引用了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曹》一诗，与英国布莱克和T ·S·艾略特等诗人的作品一起作为例证(1)。她如此建立起来的理论，当然不是为了用来研究中国文学；而且迄今为止，汉学家专门袭用朗格的符号学理论者也极为罕见(2)。这是一种情况。
费诺罗萨（E.F.Fenollosa）完全根据汉字而营建新的诗学， 则是另一种情况。费氏是美国诗人、文艺理论家，他建立“汉字诗学”的初衷，在于“更新艺术的个性和个性的艺术”。他欲图寻找一种诉诸视觉的形象语言，或者说是一种“视觉诗”，使所有读者都能自由体验艺术家的匠心(3)。他认为，西方的分析性思维不符合艺术的本质， 艺术所需要的应该是综合性思维，而且综合性思维不需要如拼音文字这样的抽象语言；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却包含着一个栩栩如生、直接可见的意象世界，天然地充盈着盎然的诗意。于是他写了一篇题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论稿(4)。费氏理论本来是革新西论的产物， 后来有少数学者也确实曾经用之于西方文学研究，但另有一些诗人兼学者却对它引申、发挥，并在中诗英译和研究领域派上了用场。这是费氏所始料不及的。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通盘考虑中西两种文学，而为两者的研究建立普遍适用的理论——共同诗学。例如，刘若愚根据中国严羽、王夫之、王士禛、王国维和西方马拉美、艾略特的见解，提出了“诗歌乃语言和境界之双重探索”的说法(5)。这种尝试目前比较罕见， 但具有美好的前景。
上述发生在西论形成过程中的例子，显示了中西碰撞的无穷活力。
二、根据中国文学修正西方理论
西论诞生之后，还往往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内容，这时中国文学可充作它强化根基、继续发展的“补益之物”，即使是已得长足发展的理论，为了获得更普遍的适用性，也需要不断加以修订，中国文学自然又可充作它的“矫正之物”了。且看王靖献处理帕里—劳德理论的一例。他移用时，结合《诗经》创作的实际情况，采用了“过渡时期”（从口述到书面）这一概念。从而修正了原来的西方理论：
在这一点上，我已经明显偏离了帕里和劳德的设想，《咏唱故事的人》一书对后者排斥过渡时期概念的“坚定信念”，表述得十分清楚。我却与大多数古英语研究者为伍，来证实这样一个时期确实存在的前提条件。(6)
王氏采用“过渡时期”概念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三百篇，却与西方修正原有理论、使之不断完善的努力志同道合。这再次显示出了中西碰撞的活力。
三、兼用中西两种理论与方法
西方理论一般是从自己的文学创作或其他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用之于性质迥异的中国文学的研究时，往往会出现绠短汲深的矛盾。为此，西方汉学家还常常兼用中国传统的理论或方法，以适应中国文学的特殊性。程纪贤的《关于中国诗歌语言及其与中国宇宙论之关系的几点看法》一文，即是兼用型的一个范例。论者指出，如果把整个中国诗歌当作一种语言，并借用西方符号学的设想（文学语言的形式因素具有某种意义），即可发现隐含其中的规律。与此同时，他还认为中诗结构的理论基础乃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从而建议辨认中诗语言和中国宇宙论之间的共同因素。而他所选取的宇宙论却是“虚实”、“阴阳”和“天地人”三组概念，即以“虚实”透视中诗的语汇层次，以“阴阳”透视句法层次，以“天地人”透视象征层次。通过中西结合，他完成了关于中国诗歌的符号学研究(7)。再如浦安迪（Andrew H.Plaks ）针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原型批评时，所用理论是西方的，所得模式——“二元补衬”和“多项周旋”——则是中国的“阴阳五行”观，只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8)。这说明在西方理论力所不及之处， 可用中国理论补其短缺。
四、直接运用
把西方理论原封不动地搬过来，整个地或部分地加以套用的尝试，也占有一定比重，这代表着西方汉学界的另一种趣尚。应该说，整个地原样套用不无风险：有时如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有时甚至会歪曲作品的原意或原貌。不过，这种情况也有个别例外，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关于《毛颖传》的寓意分析，可谓模仿西法竟到了如影随形的地步，但他的研究还是比较清楚地揭示了韩文所寓含的几层意思(9)。如果部分地加以运用， 则显然是根据中国文学而有所选择，自然容易获得成功。
实践证明，修正型和兼用型是“西论中用”的必然产物，因而是它的主要操作方式。
“西论中用”的性质
在两种文学之间进行平行比较，可以直接选取对等的研究对象，使两者联姻而构成比照关系，如作品与作品、理论与理论。这一点至为明显，无须词费。但理论与作品联姻而形成的比照关系，就不容易被人辨识。实际上，这是两种文学通过理论的移植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间接比较。因此平行研究由于比较方式有所区别，而可划分出如下类型：
┌┌作品与作品
│直接比较│理论与理论
平行研究│└（即比较诗学）
│
└间接比较——理论与作品
为了更好地证明“西论中用”实为平行研究中的间接比较这一命题，让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移西就中的全部过程。
首先是移植的准备阶段。西论诞生以后，经过反复的、大量的实践，适用性愈强者，愈能引起西方汉学家的兴趣。他们一经确定了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而感到方法和途径问题是主要矛盾时，自然会想到援用西方读者所熟悉的理论。这时他们很有可能将中西文学互相比较，初步考察两者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方面是否相近或相同，以此作为选择西论的依据。如果得到了积极的结论，便可取用业已证明切实可行的西方理论；如果得到的是消极的结论，那些理论即使十分有效，也必然会弃之不用，而别求他途。显而易见，在这种取舍之间，无形中便构成了中西文学潜在的比较。
而在实际的移西解中阶段，两种文学潜在比较关系便得以表面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汉学家移植西方理论，一般先要对它做一番介绍，于是西方文学作品有可能被连带地牵扯出来。试看浦安迪如何介绍西方的寓意研究：
在局部运用时，寓言是修辞手段；在通贯运用时，寓言便成为立意谋篇的方法了。西方伟大的寓言作家就是以后者进行创作的。这即是说，透过后一种寓言手法，可以窥见整个故事结构与未曾直接言明的复杂的思想模式相契合。这一点很重要，小说描述的发展实基于此。例如，斯宾塞写居恩爵士毁掉天庭的楼阁，但丁写自己在炼狱山下芦苇丛中出现，都是从局部的或插图式的象征发展到别有所指的寓言结构的。(10)
他顺理成章地涉及到了英国诗人斯宾塞《仙后》和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里的个别情节。第二，在分析过程中，为了取得以近喻远、以易解难的效果，汉学家也常常利用西方文学来比况或反衬中国文学，例如说唐诗意象的具体性，顺便提到了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诗作；说早期话本小说的形式写实主义，便以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作为映衬；说“赋”的文类特点，便以西方的一种史诗“rhapsody”进行类比(1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进一步观察可知，这种理论的移植不仅能够引出中西文学作品与作品的直接比较，而且能够引出批评与批评、理论与理论的直接比较。西方汉学家移植西论，常常是为了揭示我国古今学者之所未见，但有时也会得出中西相合的共识。无论哪种情况出现，他们都有可能援引我国学者的批评观点或理论主张，或以为对照，或以为佐证。可见，西论的移植也极易引起中西比较诗学的探索。
正是根据上述事实，我们才断定“西论中用”乃是一种间接的平行比较。这是它的根本性质，此外它还有其他方面的属性。
汉学家移用西论时，移来的貌似理论本身，其实不然。文学理论决不可能孤立而存。它们与自己赖以产生、赖以存在的文化母体的关联，错综而又复杂。犹如可以映射整个太阳的水珠，它们反映着一个与之相关的学术思想体系。作为这个体系的组成因素，它们不仅或明或暗地具有一定的哲学基础、文本观、价值观和文化模式观，而且更具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主张、透视角度、解读方式和术语概念。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所移西论染有强烈的文化特色。因此，移植西论的过程也必然要牵涉到中西两种文化的比较，换句话说，移用西论实际上也具有中西两种文化相互比较的性质。正因为如此，一些洞察入微的学者反对无视文化背景的盲目搬用。杨立宇就曾针对中国白话小说研究的现状，如此劝戒同行说：
既然存在着上述这种文化和文学背景，中国早期大多白话小说和短篇小说就难免具有民间虚构作品的某些特点，……作为迎合大众口味的妥协办法。西方学者已对这些弱点提出了批评，但他们基于此而做评论时不可能不知道，即使在西方，把小说当作一种艺术认真地创作也是相当晚近的事。中国早期的小说作品确实表现出了上述的大多弱点，不过，如果本着现代西方的批评标准来讨论这些弱点，就应当设法了解中国小说独特的文学和文化背景。(12)
如果所移理论与文学之外的学科和艺术有所关联，这种文化比较的性质就会变得益加突出。在西方，结构主义可用于波德莱尔的诗篇《猫》的音韵分析，而中诗韵脚却没有阴韵和阳韵的变化；原型模式可与酒神、海妖、洪水、天堂、世界末日等等相关，而中国却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神话体系和《圣经》故事……。在移用这些理论时，就不能不考虑中西两种文学在文化上的种种差异，就不能不有所取舍，有所改造。
顺便指出，“西论中用”由其文学和文化比较的性质所决定，通常具有极其复杂的操作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搬来就用的问题，而是一个必然要对西论加以选择、修正、引申和补充的问题。否则，它们便操作不灵。所以，我们觉得提倡这一研究时，与其把它称作“阐发研究”，不如称作“移植研究”或“移用研究”更准确些。首先，这项工作需要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即一面引进，一面加工，一面阐释，一面完善，而“移植”一词正好具有这样的感情色彩。其次，“移植”一词还有鲜明的时间特征，“阐发”则没有。殊不知一种西论移植到中国来，“阐发”既久，这种西论便可化为中国文论的组成部分，原始的移用西论的“阐发”概念便不复存在了。而“移植”永远是引进我之所缺者，并且默认外来的东西可以化为己之所有。例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传入我国，经过发展以后，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新延伸。现在我们持以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比比皆是，但很难断言它们纯属这一特定意义上的“阐发”研究。因为时过境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批评方法已经为我所有。如果不是这样动态地看问题，那么，我国也就几乎不存在比较文学以外的民族文学研究了。再次，移来的西论也不必尽作“阐发”之用，还可作为参照对象，与我国的传统文论相互比照，从而展开说同论异的诗学比较，或者进而寻找共同诗学。这恐怕与纯粹的以西解中也是大异其趣的。
“西论中用”的特点
西方（尤其是美国）汉学家在方法论范畴积极探索，为中国文学研究移来了数十种西方理论，并展示了复杂多变的操作过程，使“西论中用”形成了一些基本特点。当然，这些特点与西方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它们总体特点的反映，其次才是为适应中国文学这一特殊对象加以运用时，而体现出来的这一研究本身的特点。现在总结如下：
一、多方参照，广做比较
比较文学的远大目标就是多方参照，广做比较，最终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学统统纳入自己的视野。不过就汉学家而言，由于学科性质的关系，他们必然以中国文学为本位，而进行世界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他们的“西论中用”，也总是跨越东西方，总是把触角伸展到整个世界。于是这一研究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就有了为数众多的参照对象。诸如中希、中意、中英、中法、中德、中俄、以及中印、中日、中韩等双边文学的比较(13)，汉学家均有著述论及。他们选取比较对象的方式是相当灵活的，既不讲时代的差异，又不计空间的遥隔，有时为了说明某一相似之点，甚至不计彼此间基本倾向的不同（如杜甫与巴罗克诗风的比较），这些做法完全随比较的旨趣而游移。汉学家选来进行比较的对象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主题、题材、文类、技巧、风格、神话、文学运动、文学史分期等等。这些项目囊括了文学作品的抽象内含和具体因素、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自身特点和存在规律。
二、学科间互相融合、渗透
就文学而研究文学，也就是把文学当作单一的、内聚的、自在自足的艺术，只能说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在现代学术的衬托下，这种方法已经显示了自身的缺陷。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种向心式研究尽管有其价值，但往往否认文学的离心精神——它不仅倾向在艺术和思想上跨越国界，而且倾向与其他种类的艺术和知识相交叉。”由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努力，跨学科研究在当前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文学正在恢复其作为认识社会之主要源泉的原始地位”，与此同时，文学跨越学科外向延伸的事实，已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近视的专门化对学科所做的僵硬的划分，到头来只能导致僵化、割裂和缺乏成效的后果”(14)。学科的广泛交叉与融合，以及多种边缘学科的出现，是本世纪学术的一大特色。在西方汉学界，由于这种思潮的驱动，再加上传统学术的影响，也出现了以中国文学为主要对象的学科交叉研究。例如，使文学与哲学联姻，以探索作品的深层意蕴；使之与宗教联姻，以探索后者对前者诞生与发展的影响；使之与民俗学联姻，以探索作品大众化、通俗化的表现形式；使之与音乐、绘画或电影联姻，以探索其间互相借鉴的史实或艺术手法的异同等等。而且在汉学家移用的西论中，有不少具有跨学科的渊源。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对现代学术影响至深且巨的语言学，它一面直接为文学研究输送理论（其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理论、以及与其相关的修辞学、风格学均在文学研究中派上了用场），一面又滋养生成了新的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间接为文学研究服务。其他理论，如源于艺术史的巴罗克风格研究、源于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的原型批评、源于解经学的寓意研究等等，也都是跨学科联姻的产物。
三、视角灵活多变
视角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新的学术思想必然产生新的视角；而一种视角的形成与确立，也必然为学术研究打开一块新天地。汉学家所移的众多西论，显然有着灵活多变的视角。文本间和文本内部各组成因素间的重要关系，如宏观与微观、系统与单元、内在与外在、局部与整体、意蕴与结构、表层与深层、原因与结果、历时与共时、动态与静态、并置与连续、时间与空间等等，所移西论均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有所涉及。综而观之，这些视角颇多契合系统论原则，确实把文学作品置于立体的、有机的和动态的联系之中了。美国学者阿伯拉姆斯（M.H.Abrams）创立艺术四要素说，刘若愚引用并加以改造，比较明确地揭示了作品的存在环境（即作者、宇宙和读者）和彼此之间的关联(15)。其他如杨林系列故事的研究、追溯政治小说东渐的传播链等等，也是把一种文学现象当作一个系统加以处理。此外系统论还关注文本或文本系列的集合性和层次性，不但探索它们内部的从属关系（如主系统和子系统）、显隐关系（如表层与深层）、存在网络（历时与共时）等等，而且建立某一系统与相关系统的联系，如“语言”和“元语言”、“批评”和“元批评”。凡此种种，或拢或解，或纵或横，或表或里，或虚或实，无不为汉学家观察和剖析研究对象提供了灵活多变的视角。
四、着重形式研究
在本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名家辈出，派别林立，其中形式主义流派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虽然他们把文学作品当作独立自足的实体加以研究，多遭后人诟病，但他们对艺术形式的结构方式和原则问题、以及对形式与内容之关系这一古老的论题，发表了不少新人耳目的观点。英美新批评派（如艾略特）声称形式比内容重要，法国结构主义者巴尔特也断言，他们的理论“不是关于内容的科学，而是关于内容的条件即形式的科学”(16)。新批评区分作品的“骨架”与“肌质”，铸造了一些特殊的诗歌结构原则（如“悖论”、“反讽”、“张力”等）；结构主义则强调文本系列的有机统一性，探寻由系统结构体现出来的深层模式和深层意蕴。他们的开拓，使文学作品的形式因素变得错综复杂、生动丰满了。形式主义流派并非不顾及作品的内容，而是坚持形式与内容的转化，或者从形式因素中去发现潜在的内容。由此可见，新的形式研究与过去形式、内容两相分立的做法明显有所不同。除了上述形式主义流派的努力之外，其他理论流派在艺术形式问题上也有不少创见。例如帕里—劳德理论关于“套语”的论述，实质上是本着一种特殊的创作论，来解释口述作品中常见的因袭现象。汉学家受这些流派的影响，也喜欢利用新理论或新概念，进行形式分析的实验。文学作品中的形式因素，如韵律、节奏、意象、措词、叙事、篇章、文体等等，常常被赋予新的解释。
五、极力追求科学化
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从印象主义导向科学主义，一直是文学批评家为之奋斗的目标。本世纪初叶，一些学者开始清算传统学术的伪科学性。及至四五十年代，有人便认为沿着科学方向发展——“这就是说，导向一种形式的方法论以及可在客观上传播的系统程序”——是现代批评的一个主要内含（斯坦利·海曼《武装起来的目光》）。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等众多流派，也确实提出了一些所谓“科学”批评的新方案。作为这种努力的一个极端代表，统计风格学则迷恋于具体、繁琐的数字，各式各样的图示和表格，更贴近自然科学从定量分析到定性分析的操作过程。这些尝试在确立概念、创建体系、细察形式、详解结构等方面，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尽管在此也出现了忽视文学批评本质（它既具有科学性，又同时具有艺术性）的另一种偏颇。无论如何，现代学术试图坐实于具体因素，尤其是可见的形式因素，借以消除仅凭直觉印象而随意解说的弊病，还是将文学批评向文本实际推进了一大步。努力做到细分化、系统化和精确化，是现代文学批评追求科学性的主要表现。
“西论中用”的借鉴意义
移植西论以为中用的做法，促成了中西历代文学的广泛比较，并从一个特殊角度使各自的特质益加彰明，益加生动。如果针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反思，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借鉴意义也是多方面的。
一、开辟检验西论的新途径
西方的文学理论产生于西方的文学和文化，它们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汉学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文学独立发展、自成体系，与西方文学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如果移西阐中，便为检验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美国学者孔雅瑟（Arthur Kunst）批评西方习惯于“单线论证”（即只考虑从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向欧美现代文学的发展）的思维方式，强调了东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参考作用，更强调东方文学检验西方理论的特殊价值。他认为亚洲文学可以充作西方文学的“矫正之物”，修正他们“在一方天地关于西方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论和艺术技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设想”(17)。而专攻中国文学的汉学家，在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中，接触到了更多的实际问题，他们对以中验西或中西结合的认识要深刻得多。因此他们不仅在实际地修正着西方理论，而且正在努力寻求共同诗学。浦安迪即憧憬一种涵盖全面、中西咸宜的叙事理论：
……虽然关于中国小说艺术的某些批评观点——强调本文的联结、形象的类似、结构的重现等等——反映出了中国传统美学家的某些特殊趣尚，但我们也发现与西方的结构理论、人物刻画理论和阐释理论，有颇多的叠合之处。鉴于近来西方小说批评和实践的多种趋向，与中国明清两代批评家阐述的传统观点相一致的事实，我们完全能够把这些有价值的资料并入总体性叙事理论的结构之中。 (18)
不难看出，一旦使西方的文学理论触及中国文学，搞比较文学的，就会感到西方的比较研究视野狭隘，搞唐代近体诗鉴赏的，就会感到西方的对等原则应该订正，搞叙事研究的，就会感到西方的叙事理论需要补充，需要扩展……。由此可见，所谓中国文学可充作检验西论之适用性的新尺度，实质上是它作为被考察的对象，并且经受相应的移植研究时，才有效地发挥着这种功用。
检验西论是出于发展西方学术的考虑，现在我们转来看看“西论中用”对于发展中国学术究竟有何价值。
二、充作中国文学研究的借鉴
最近一二十年，我国翻译界大量介绍西方的文艺理论和学术思想，竟至一时演为方法论热。译介西论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给文学研究和批评（以及创作）提供借鉴。从了解理论、掌握理论到付诸实践，到运用自如，尚须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而西方汉学家的“西论中用”，在某些场合却正是这一过程终结后的产物，因此显得更直观、更具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洋”确实可为“中”用，这些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可以成为我们补充现行方法的重要来源。但在“西论中用”的间接比较中，比较对象间的异同之点便折射为理论移植的逆与顺，阐释与鉴赏的隔与不隔，因而又透露出了“洋”之中哪些可为“中”用，“洋为中用”的实践还须解决哪些问题。当然西方汉学家的尝试，并不是整个西论移植的终点，而是它的新起点。中国学者不应该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而应该在移植西论中有所作为。其实，我们一旦掌握一种新的方法，就会凭借厚实的素养和功力，使这种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就拿撰写文学史来说，世纪之初英人翟理斯（Herbert A.Giles）的著作传入了我国，据说是开了风气之先， 但未及百年，一种种多卷巨著相继问世，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超过了西方。我们如果再进一步，从移植研究顺藤摸瓜，彻底了解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奥义宏旨，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就更有利于开辟新领域，解决新问题。
三、开阔比较文学的视野
“西论中用”属于比较文学范畴，认真研究一下它探索的触角，可以大大开阔比较文学的视野。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自称“中国学派”，应该说是显示非凡气概、增强凝聚力的好事。西方汉学家由于专攻中国文学研究，从广义上说，也可算做“中国学派”。单就他们的“西论中用”及其预示的前景来看，我们起码在下述几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1）梳理中外文学关系史；（2）开展以中外比较文化为根基的文学研究；（3）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4）开辟新的平行比较研究领域，如中西间的比较修辞学、比较风格学、比较文类学、比较主题学、比较叙事学等；（5）移植西论（但不强调模仿和套用， 而强调修正和发展）以研究中国文学；（6）清理遗产，兼取西学， 以创建新的文学理论。这些研究均与中国文学有关，足可成为“中国学派”的特色，很值得深入持久地探索下去。事实上，在某些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已经着手探索，甚至已经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也有一些空白尚待填补。如果我们做出了更加出色的成绩，那么“中国学派”也就会名副其实地自立于国际学派之林了。
四、启发理论建设的思路
上面提到的参合中西以创建新的文学理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期待解决的问题。“西论中用”已经通过大量的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文学、哪怕是中国古典文学也具有营建新理论的活力和质料。上文已经述及中为西用以营建新论和参合中西而抽取共同诗学的情况，下面我们根据西方的汉学研究，再举几个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新兴文论相互认同的例子：
（1）庄子的“道”与现象学的“意义之存在”（un être dusense），庄子的“心斋”说与现象学的“判断悬止”说；(19)
（2）金圣叹提倡“精严”、沉思作品细节与新批评的细读法；(20)
（3）李东阳等人的诗高于文、 格律音韵乃诗歌两大要素的观点与俄国的形式主义文学观；(21)
（4 ）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与西方现代的叙事学（参见上文浦氏所论）；
（5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某一论点和解读方式与西方现代批评流派的术语“经验型态”和“显微结构”。(22)
这些例子证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也蕴藏着现代文学理论的因素和神髓。既然我们具备了营建新理论的物质基础，又拥有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于实于虚，应有者已皆有之，那么，理论建设的步履何以如此艰难、以至于比较文学界至今犹说“失语症”呢？解剖一下西方汉学界的“西论中用”，也许会得到某种启发。
注释：
(1)参见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十三章，第244—247页。韦诗在西方有多种英译，朗格借用的是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的译文。 参见他的中诗英译《玉山集》（纽约，1929），第207页。
(2)高友工和梅祖麟研究唐诗时曾经移用过她的理论， 但那是关于统一句法的理论，而不是符号学理论。参见他们合写的《唐诗的句法、措词与意象》一文，载于《哈佛亚洲研究》第31卷（1971）。
(3)参见劳伦斯·柴索姆（Lawrence W.Chisolm ）《费诺罗萨：远东和美国文化》（纽黑文、伦敦，1963），第215页。
(4)费氏这篇文章于1908年他去世前某个时间写成， 后为艾兹拉·庞德所得，经他整理，首刊于《小评论》（1919），十余年后再以单行本面世（1936）。
(5)参见刘若愚《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一文， 载于《中国哲学杂志》第4卷第1期（1977）。
(6)王靖献《钟鼓集》（伯克利，1974），第127页。
(7)程文有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英译， 载于林顺夫和宇文所安编《抒情文词的活力——汉末至唐代诗歌》（普林斯顿，1986）。
(8)参见浦安迪的论文《〈西游记〉和〈红楼梦〉中的寓意》 （载于浦氏所编《中国叙事文学》，普林斯顿，1977）和专著《〈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普林斯顿，1976）。
(9)参见倪豪士《韩愈〈毛颖传〉的寓言读法》， 载于《远东》第23卷第2期（1976）。
(10)引自浦安迪《〈西游记〉和〈红楼梦〉中的寓意》（出处见注（8））。
(11)详见郑树森《“具体性”与唐诗的自然意象》，载于《新亚学术集刊》创刊号（香港，1978）；普实克（Jaroslav 
）《薄伽丘及其同时代的中国话本作者》，载于他的文集《中国历史和文学》（布拉格，1970）；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 ）《汉赋——扬雄赋作研究》（剑桥，1976）“导言”。
(12)杨立宇《研究中国传统小说的西方批评方法和比较方法》，载于《第七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议论文集》（斯图加特，1979），第682页。
(13)中日、中韩两种文学的比较，当然以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最为可观，但西方学者对此也有所开拓。
(14)让—皮埃尔·巴里塞利（Jean—Pierre Barricelli ）等编《文学的交叉关系》（纽约，1982）“前言”，第Ⅳ页。
(15)顺便指出，阿伯拉姆斯所谓的“宇宙”（即客观世界）要素，如果把产生文本间性的根源——文化和文学传统也包括在内，其理论也许会变得更完善些。
(16)参见艾略特《诗歌的功用和批评的功用》（伦敦，1933）；巴尔特的论述转引自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纽约，1975），第118页。
(17)孔雅瑟《亚洲文学》，原载牛顿·斯托奈赫特（ Newton P .Stallknecht）等人编《比较文学：方法与透视》（卡本代尔，1971 ）；转引自杨立宇等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著作；波士顿，1978），第156页。
(18)引自浦安迪《术语与主要概念》，载于陆大伟（David L.Rolston）编《如何读中国小说》（普林斯顿，1990），第123页。
(19)详见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芝加哥，1975），第2章。
(20)详见王靖宇《金圣叹》（纽约，1972），第3章。
(21)详见余宝琳《中国文学理论里的形式区分说》，载于苏珊·布什（Susan Bush）和克里斯琴·默克（Christian Murck） 合编《中国的艺术理论》（普林斯顿，1983）。
(22)详见叶嘉莹的论文集《中国词学的现代观》（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2—50页、第11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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