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收入差距论文,农村居民论文,收入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人们收入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1978-2008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1%。改革开放使得农村普遍贫困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改变，但是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日益扩大。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省区（上海）和最低的省区（甘肃）的收入之比为2.78。2008年，这一比值扩大到了4.20（非常巧合的是，2008年，人均纯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仍然是上海和甘肃）。
通过图1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根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年=100进行折减）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图1 1985、2008年各省区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比较(单位：元)
随着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此进行的研究也不断增加。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不平等的测量和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分解。[1]尽管不同的学者使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测定和研究，得出的不平等程度也不尽一致，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我国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2-7]在探寻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原因的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是其中最为重要和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因为收入结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结果，通过收入结构的变化可以较清晰地判断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目前，学者们主要使用不平等指数分解或回归方程分解等方法来研究收入差距的问题。[8-10]对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及其变动的解释，大部分学者认为，非农就业与农业就业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劳动报酬率差异，农户非农收入份额的增加，同时农户之间非农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自然造成了农村内部不同农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11]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非农就业不仅减少了农村贫困，而且减轻了收入不平等。[12-13]
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不少学者只是使用了1～2年的调查数据，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受政府政策、自然条件、价格波动等随机因素的影响较大，所以根据1-2年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可能缺乏代表性；(2)一些学者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少数省份或地区，得出的结论可能具有一定的随机性；(3)以往的研究多数集中于1998年以前，对于此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较少涉及。
本文将使用1983-2008年较长时期各省区收入结构的数据，通过基尼系数的分解，来探讨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均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增长速度的差异，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收入差距可以用很多的指标予以反映，如极差、标准差、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基尼系数是应用最广泛的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具有许多优良的属性，[14]我们将主要使用基尼系数来测定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基尼系数描述的是按人口分布所形成的收入平均差距对收入总体期望值偏离的相对程度。现在常用的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G=P'QI(2)
其中P和I为列矩阵，分别包含依人均收入（从低到高）排列的各地区的人口份额和收入份额；Q为一方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为0，对角线右上方的所有元素为1，左下方的所有元素为-1。把PQI相乘就得到基尼系数。我们在计算基尼系数时即主要依据这种方法。
图2 1978-2008年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通过计算得到的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出现短暂的缩小后，开始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095一直上升到了2003年的0.181左右，不平等程度上升了近一倍，直到近年来，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才略有缩小。在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总体扩大的背景下，个别年份的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分别是1984-1985年，1989-1990年，1995-1996年，1997-1998年和2004-2008年。
三、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即非农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是农业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从表1可以看出，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其占总收入的比重已从1983年的73.5%一直下降到了2008年的51%左右，下降了22.5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快速上升，从1983年的18.6%上升到2008年的38.9%，上升了20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的比重总体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转移性收入的比重出现了“U”型变化趋势，可能主要原因在于1978年的改革始于农村，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使得转移性收入的比例较高，但是改革的重心很快又转回了城市和工业，政府的支农投入下降，直到近几年严重的“三农”问题才使得政府再次增加了对农村的投入。
我国农村居民非农收入比重的不断上升可以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进行解释。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农村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这必将导致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增加。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我国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部门，使得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比重不断提高。
尽管总体而言，全国各地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均表现出了农业收入比重减少，非农收入比重增加的明显趋势，但是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性。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2008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45%左右，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则下降到50%以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只有30%左右，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则维持在65%左右。如上文所述，上海和甘肃分别是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两个省份。2008年，上海市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高达71.9%左右，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只占6.2%；而甘肃省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1.8%和56.7%，两地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收入结构与收入差距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联系。下面，我们将使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从收入结构构成的视角分析收入结构的变化对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四、收入结构与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一）方法介绍
我们将使用Lerman和Yitzhaki(1985)提出的方法对基尼系数按照收入来源进行分解。[16]
如果总收入Y由k项收入组成，即：
。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各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收入来源、人口总数等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览》、《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于1993年对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统计口径作了重大调整，将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分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四项。而在此之前收入来源分类较多，由于缺乏完全的对应关系以及数据可获得性等方面的原因，我们将只对1993年以来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研究各省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三）实证结果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我们对1993-2008年我国各省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按照其收入来源进行了分解，其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出，不同收入来源的集中程度是不同的。在各项收入中，家庭经营性收入的集中系数最低，说明家庭经营性收入特别是农业性收入在各地区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尽管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存在显著差异，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差距开始缩小；第二，随着非农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条件较好的东部省区的一部分农村居民开始率先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得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出现绝对减少；第三，近年来政府实施的减（免）税、补贴等政策是有利于穷人的。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分布在各省区间差异较小，并且日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工资性收入的集中系数较大，但总体而言出现了减小的趋势。能否参与非农活动，获取较高工资性收入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难易程度等诸多因素。东部省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参与非农劳动的能力更强，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可能；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较低、本地经济发展缓慢以及跨区域转移的不确定性和高成本等方面的原因，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工资性收入相对低的向收入较高的发达地区农村居民集中，造成工资性收入集中系数较高。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西部农村居民开始参与非农活动，外出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使得工资性收入的集中系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1994年的0.36下降到了2008年的0.25左右。
转移性收入属于二次分配收入，主要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转移性收入的集中系数波动较大，这主要与政府政策的变化有关。近年来，由于政府推出大量的惠农政策，转移性收入的集中系数开始逐步下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越多的人越可能获得较高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财产性收入差距可以看作是市场对原有收入差距的放大。财产性收入的集中系数一直在高位运行且不断增加，反映出了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另外，从各项收入来源对基尼系数的贡献来看，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相对集中系数(C[,k]/G)小于1，因而是差异促减的，工资性收入的相对集中系数总是大于1，其他两项收入的相对集中系数在大部分时间大于1，起着差异促增的作用。在1996年前，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基尼系数的最大贡献者，基尼系数的50%左右是由其产生的，1996年后，工资性收入成为基尼系数最大的贡献者，近年来，其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甚至超过了60%。尽管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集中系数较高，但是由于其占总收入的比例较低，所以它们对基尼系数的贡献较低小。但是，其贡献率上升的速度却很快。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尽管工资性收入的集中系数逐步下降，但是其对总的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却不断提高。其原因即在于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由此可以看出，收入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用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了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并使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研究了收入结构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
1.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从1983年的0.095一直增加到2003年0.181左右。近几年，收入差距略有缩小的迹象。
2.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明显上升，甚至在一些省份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例则快速下降。
3.收入结构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通过基尼系数的分解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了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原因。而工资性收入的差异又缘于非农就业的差异。可见，非农就业的差异在整体造成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起到了缩小差距的作用。另外，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其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快速增加，必将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动力。
我国可以用上述结论来解释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1984-1985年，1989-1990年，1995-1996年，1997-1998年和2004-2008年出现的下降。前三次省际间收入差距的下降与我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关，因为要素配置的不同，紧缩银根对家庭经营影响较小，对非农产业的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富裕地区的非农产业相对发达，在中央货币政策由松变紧时，收入高的地区受到的冲击较大，进而导致区域间收入差距的下降。1997-1998年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是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速锐减（1998年的出口总额仅比1997年增加了0.47%），对发达地区的影响较大，从而使得收入差距缩小。由于严重的“三农”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惠农政策，2004年开始降低农业税率，2006年则完全取消了农业税；另外，从2004年起，政府开始对种粮农民实施粮食直补，此后补贴种类逐步增多，补贴幅度不断提高。由于中国的农业税费、补贴都以人均计算，因此，相对于富人来说，穷人从税费减免和补贴发放中受益更多。这些“有利于穷人”(pro-poor)的政策使得省际间收入差距得以缩小。2008年，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这一方面得益于政府持续的惠农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二）一些政策建议
1.重视家庭经营性收入在降低不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家庭经营性收入起着差异递减的作用。Ravallion
and Chen(2007)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中国第一产业的发展对农村减贫和缩小差距起着重要的作用。[18]政府可以从信贷、税收、科技甚至财政上大力支持较贫困地区发展家庭经营，从而达到有效地缩小地区间收入差异的目标。
2.增加中西部地区剩余农村劳动力的流转。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将逐步提高，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参与非农生产，获取工资性收入的条件和能力是不同的。正因如此，才造成了工资性收入成为目前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只有降低工资性收入的集中程度才能降低收入差距。这首先要给予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权利，减少流动的障碍；其次，在欠发达地区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能力；最后，在我国目前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中，老乡、朋友、家庭成员等非正式渠道是主要的信息来源。一些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农村居民）与其他群体相比，此类非正式渠道较少，从而增加了与流动相关的信息搜寻成本，这就需要政府提供有组织的职业中介服务作为非正式社会网络的补充，提高其劳动参与率。
3.增加中央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如前文所述，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看作是市场对原有收入差距的放大。而政府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来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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