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众结盟——阿尔克迈翁家族与雅典民主的诞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典论文,民众论文,民主论文,家族论文,阿尔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说，梭伦是“第一个民众领袖(tou demou prostates)”①，“在民众掌管事务后，克里斯提尼成为他们的领袖……他的改革使得宪制比梭伦时代更民主”②。公元1992年，西方学者规模盛大地举行了一系列关于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以纪念雅典改革家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8/7年的政治改革，并把它视为雅典民主诞生的标志。尽管在具体功绩的归属上存在争议，古今史学家似乎有将梭伦、克里斯提尼奉为民主创始人的传统。③但是，梭伦出身于上层贵族，克里斯提尼则来自著名的阿尔克迈翁家族，这两位重要的民主领袖同时都与贵族阶层有密切联系。
实际上，学界关于民主发展动力与进程的争论由来已久。希格奈特和西利等学者认为，来自阿提卡各地方的贵族在公元前6世纪的争夺政治权力是民主形成的主要推动力；奥伯则认为，逐渐觉醒的公民意识才是民主诞生的决定因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促使贵族精英转而成为民众领袖。④前者有把雅典民众看做“群体无意识”的嫌疑，而后者则无法解释为何雅典民主在发展中始终摆脱不了某个核心人物的阴影，两种观点把问题两极化且简单化了。⑤沃尔特·伊登认为雅典民主始于贵族将民众带入政治，于无意中孕育了民主的发端，他将民主定义为“由一套稳定法律机制产生并控制权力，且独立的选出政府进行统治”，由此称民主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⑥沃尔特提出了渐进且互动的民主进程，但他的概念似乎掺入太多现代政治的色彩。
希腊，特别是雅典的城邦贵族，其独特性在于他们不是一个封闭的阶级，总有一部分贵族去联合民众来实现自己在城邦中的地位。由于缺乏稳定的国家机器，贵族需要民众特别是重装步兵阶层作为自己力量的支撑，但正是在民众被动地纳入政治斗争后，他们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最后成为影响国家发展和领袖决策的重要因素，就连贵族也不得不适应这种变化，放弃家族的联系，在城邦体制下重新寻找自己的政治立足点。基于此，笔者期望通过分析一个重要的贵族家族阿尔克迈翁家族与公元前6世纪雅典政治变革的关系，为雅典公民意识和民主政治的形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试图说明，民主的产生不是某一次改革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贵族斗争的牵引与民众参与的推动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相应的作用。正是民众从被动到主动，从贵族的斗争机器到参与民主实践的转变见证了民主的胜利，并由此界定民主的诞生。
一、麦加克勒斯的“渎神案”与梭伦改革
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被任命为贵族和平民矛盾的调停人为社会立法。他对经济、政治与社会风俗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其中取消债务奴役、赋予公民上诉权、设立陪审法庭这三项措施被誉为最具民主色彩。“民众一旦拥有投票权，就获得了管理国家的公民权利”⑦，可以说，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奠定了要素之一，即公民身份。⑧然而，回顾改革前的雅典社会，却是由来自阿尔克迈翁家族的麦加克勒斯拉开了一系列贵族斗争的帷幕，从而形成了巨大推力并促成梭伦的民主改革。
希罗多德说：“阿尔克迈翁家族自古就是雅典的望族。”⑨而雅典的早期执政官年表显示，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在雅典早期历史上曾多次担任雅典执政官，⑩属活跃于雅典政坛的显赫家族。而这一家族同庇西特拉图家族、菲莱代家族的成员相继在早期执政官年表上的反复出现表明，公元前7世纪末之前的贵族社会里，(11)包括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内的显赫贵族家族凭借自己的家世背景、财富形成了封闭的小集团，轮流分享或彼此争夺政治权力。
显赫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得被排除在统治圈之外的贵族只能通过非常手段夺取权力，而僭主政治的兴起为此提供了契机。约公元前632/1年，(12)阿尔克迈翁家族的麦加克勒斯时任雅典执政官，贵族库伦在麦加拉僭主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据古典作家记载，库伦是奥林匹亚赛会的冠军，也是麦加拉僭主的女婿，(13)这证实了他作为贵族的荣誉和地位，但他显然不属于掌握政治权力的显赫贵族集团，因此只能借助外邦僭主的武力来争夺政治权力，企图打破贵族集团的垄断。
面临库伦带着随从和麦加拉的军队企图占领雅典卫城，全体雅典人(hoi athenaioi pandemei)从乡间赶来(ek ton agron)包围了卫城。(14)这场贵族企图夺权的政变，因民众的反抗而失败。那么，及时赶到雅典的到底是哪些人呢，这一事件又对正在发生的贵族斗争产生了什么影响？首先，他们能短时间从乡间赶来，表明他们是居住在雅典城附近的农民。因库伦所带来的麦加拉军队可能将雅典置于麦加拉控制之下，在麦加拉与雅典的土地争端反复发生的时期，(15)，这种控制必将切实影响到每个农民，促使他们起而反抗。尽管传说在忒修斯时代已经开展统一运动，将阿提卡各地居民都归入雅典建成雅典国家；但这一事件显示，到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人”仍然只限于指称雅典城以及周边村落的居民，而阿提卡对以雅典为中心的国家认同尚未建立，雅典对于广大阿提卡地域的控制也没有完全实现。另外，“全体雅典人”能赶来包围卫城，说明他们是具有武装的重装步兵阶层。他们平时耕作，战时出征。雅典这套兵民合一的机制，决定了城邦没有专职的军事队伍，只是在遇到上述紧急情况时，重装兵才自发地集合起来保卫城邦。并且，他们在行动后没有借机为自己争取任何利益，而是将局面转交执政官控制，这表明相对于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劣势地位的雅典平民还不具备积极的公民意识。由于他们被排除在国家官职之外，他们还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的“公民”。(16)因此，雅典人抵抗库伦的行动更像一场自救行动；但正是他们的这次紧急集结，令贵族领袖看到了他们的力量。
库伦夺权的斗争经民众的短暂干预后，雅典政权仍然为贵族所掌控，并最终发展成一场渎神案。这又透视出贵族斗争怎样的实质呢？为此需要回到古典作家那里去复原渎神案件的原貌。希罗多德说，当时控制局面的是雅典的船队区长官(hoi prytanies ton naukraron)，(17)由于库伦和同党逃到女神像旁寻求庇护，他们答应免去对其死刑惩罚，但最后仍然处死了叛乱者，因而犯了渎神罪。杀人的罪名被放到了当年的名年执政官麦加克勒斯及其所在的阿尔克迈翁家族身上。(18)修昔底德说，雅典人将守城任务转交给9名执政官(hoi ennea archontes)，他们与库伦党人达成协议，但最后杀死了这些向女神祈求庇护的人。(19)普鲁塔克则认为，执政官麦加克勒斯与库伦达成协议并诱使他们离开神坛，而后麦加克勒斯和他的同僚执政官(ho Megakles kai hoi sunarchontes)将其杀死，因此犯了渎神罪。(20)从三位作家的记述看来，负责守城的长官因处死了向女神寻求庇护的库伦党人，由保卫者变成了渎神的罪人。三位作家所称的船队区长官、9名执政官、麦加克勒斯及其同僚执政官虽然说法不同，但都指明处置的行为者是当时的全体最高长官，可是最后由名年官麦加克勒斯及其所在的阿尔克迈翁家族来承担渎神罪名。这显示了贵族集团内部在分享权力之外，还有相互争夺的一面，阿尔克迈翁家族正是作为贵族斗争的牺牲品承担了渎神罪名。
麦加克勒斯因参与镇压行动，被其他贵族对手作为借口将阿尔克迈翁家族驱逐出雅典，而他们的离开并不意味着斗争的平息。权力争夺所带来的动荡局面削弱了贵族对平民的控制能力。伴随着人口增长、农业歉收等，公元前6世纪初经济形势也开始恶化，阶级分化和债务奴役日益严重，民众的不满情绪加深。为缓和局势，避免革命，梭伦被推举以仲裁者的身份进行改革。梭伦表示，他是不得已才担此重任。因此，他既不与富有的贵族同流合污，也不偏袒平民，而采取中立的立场。(21)通过改革，梭伦取消了债务奴役，重新划分公民等级，创建四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预备会议，并赋予公民上诉权，从此，平民摆脱了债务并与奴隶之间划清界限，因而获得确定的公民身份，形成稳定的公民集体，通过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他们首次能参与到国家事务中。
尽管梭伦声称他站在中立的立场，他对两方都有偏向。(22)他的经济改革改善了平民的经济困境，而他的政治改革则主要使财富贵族获益。改革之前，政治权力为显赫贵族垄断；改革之后，掌握财富的贵族被纳入统治集团分享权力。实际上，“梭伦将高级官职保留在贵族手中，但接纳平民在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23)。平民获得的至多是维持其自身安全和权利的保障，而贵族内部政治优势发生了转移，公民集体则成为重要的仲裁机构。由此反映了政治策略的变化。上文提到，雅典缺乏常规军队和稳定的国家机器，在库伦案中赶来援救的人们使贵族注意到他们潜在的力量，但他们又不具备足够的自觉意识，阿尔克迈翁家族等财富贵族正是以此契机支持梭伦的民主措施，将公民集体变为他们的政治筹码。因此，所谓的民主措施同时也是有条件的权力转让，是为将民众变为斗争工具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而制定的新策略。改革后，阿尔克迈翁家族凭借家族财富回到雅典政坛。纵观梭伦的民主改革，它由包括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内的贵族阶层的权力斗争所推动，又深受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潜在力量的影响。梭伦似乎在保证贵族优势的前提下，寻求“公正的中立”。然而，债务奴役被取消后，贵族仍掌握着大量土地，贫民仅仅回到了被剥削的起点，一旦再次陷入经济困境，他们仍会依附于贵族，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使得梭伦转而以政治权利安抚民众，阿尔克迈翁家族则把握时机，支持梭伦肯定公民集体的仲裁力量，以改变家族被流放的处境。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民众被赋予权力开始逐渐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
二、另一个麦加克勒斯与“僭主”庇西特拉图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被称作“克洛诺斯的黄金时代”，统治温和且遵循法制。(24)他在很大程度上维持梭伦宪制不变，(25)不仅保留了战神山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等机构，更从经济上大大惠及平民，可以说，他的统治是梭伦政体的延续，孕育并铺垫了民主的诞生。而与梭伦一样，他原是贵族成员，他的上台又是以同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党争为前奏的，贵族争权再次从反方向推动了民主进程。
庇西特拉图掌权之前，面临两大竞争对手，分别是平原党的领导人吕库尔戈斯(Lykourgos)和及来自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另一个麦加克勒斯。前面提到阿尔克迈翁家族经渎神罪的打击后，偏安东南一隅。前述名年执政官麦加克勒斯之子阿尔克迈翁担任了雅典的将军，出征保卫德尔菲神谕所的第一次神圣战争。(26)也是这位阿尔克迈翁建立起与小亚强国吕底亚的联系，(27)还赢得公元前592年驷马战车比赛的胜利。(28)其子麦加克勒斯同西库昂僭主之女联姻。(29)考古资料显示，在其家族势力范围，阿提卡东南角的安那弗吕斯图斯(Anaphlystos)发现了具有该家族特征的大量祭品。(30)通过建立与外邦的联系，设置宗教崇拜中心，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政治形象很快得以重塑。
当麦加克勒斯再作为党派领导人参与政治角逐时，他的海岸派采取中间立场，平原党人要求成立寡头政治，庇西特拉图则被看成“最彻底的人民分子(demotikotatos)”(31)。学者们对这三派的分歧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希格奈特认为，平原与海岸之争，反映了梭伦改革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老贵族和新兴贵族势力的对抗。(32)霍尔提出，海岸派聚集了大量商人和手工业者，而平原派大多是传统的土地贵族。(33)然而，他们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地理定位和阶级分析，无法说明为何传统贵族集中在中央平原，而新富在购置土地时，又为何偏爱东南沿海的土地？另外，早期雅典执政官年表显示，庇西特拉图的家族和阿尔克迈翁、菲莱代家族一样，都于公元前7世纪前期就跻身雅典的显赫贵族家庭之列。(34)希罗多德更认为庇西特拉图家族是来自派罗斯的涅琉斯家族的后代，(35)把出身优越的他看做“最彻底的人民分子”似乎存在一定的误读。
联想到雅典还未完全实现对阿提卡的统一控制，阿提卡各地仍存在分散的地方势力，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这三派各自属于某贵族家族，他们分别在中央平原、东南沿岸和东部山地拥有势力并聚集了大量追随者，继续为争夺统治权力而斗争。(36)在这场权力之争中，一开始庇西特拉图并不占上风。他的对策是劝诱人民给他设置护卫，靠着这些“持棒者”(korunephorous)来反对人民并占领卫城。(37)这一手段颇似半个世纪以前的库伦政变，同样是企图占领卫城，庇西特拉图却拥有库伦不具备的成功条件。经过梭伦改革，公民大会吸收了广大平民形成新的公民集体，还创建了四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的预备会议，事实上落实了公民大会对城邦事务的表决权。庇西特拉图正是利用这一机构，并渲染他作为麦加拉战争英雄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38)由此他取得成功并被称为“最彻底的人民分子”。这也再次证实，贵族为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而转向集体议事机构，诉诸民众力量以增加自己的筹码。贵族政治在发展中逐渐把民众力量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
但是庇西特拉图的这一次夺权并不稳固，不久麦加克勒斯就联合吕库尔戈斯把他赶走。可以想象，接下来海岸派同平原党人之间的斗争同样激烈。当麦加克勒斯再次苦于党争的时候，他转向庇西特拉图，他们联盟的基础是庇西特拉图夺权后将迎娶麦加克勒斯之女。尽管这意味着庇西特拉图将放弃与阿戈斯妇女提摩娜萨(Timonassa)的第二次婚姻，以及因此而建立的对外关系。(39)它显示阿尔克迈翁家族在两个家族的联盟中掌握着主导权。他们利用庇西特拉图家族势力范围内派阿尼亚地区盛行的雅典娜·帕勒尼斯崇拜，(40)要求此村落一身材高大的妇女打扮成雅典娜女神的模样，并乘上战车与庇西特拉图一同回城，由此对雅典人宣称，是女神亲自将庇西特拉图迎回雅典了。对于他们的对手吕库尔戈斯，这显然是一个骗局。尚且控制局势的他不会因此而拱手放弃权力，但是城中的雅典人却虔诚地迎接他们。对他们而言，也不会真的把该妇女当做雅典娜女神，而是在宗教仪式的氛围中接受了政治宣传的引导，(41)处于下风的贵族再次依靠民众的集体力量赢得胜利。
当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势力重新得到巩固之后，庇西特拉图的存在，包括他与阿戈斯的联系，与雅典娜女神的渊源，显赫的家世以及他高涨的民众呼声都成为威胁。因此，有理由相信，麦加克勒斯而非庇西特拉图首先挑起了矛盾，麦加克勒斯借口庇西特拉图与其女“不正常的交合”将他再次赶走。11年后，庇西特拉图以武力恢复了权力，阿尔克迈翁家族以及其他贵族随后引退。前述的斗争令庇西特拉图认识到民众的作用。在巩固统治后，庇西特拉图开始实行惠及平民的政策，他拨款向贫民提供借贷，保证他们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据亚里士多德说：“他此举有两个目的：既防止他们逗留城市，而使之散居乡村；又令他们忙于私事，而不愿意也没有时间来留心公共事务。”(42)这种考虑本身就是意识到民众力量，从而进行防范的体现；也是保证再次出现挑战者时，他能拥有足够的民众支持。另外，对经济上的宽大政策，不仅能鼓励生产，增加国家收入，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小农生产独立性，以僭主的保护来削弱平民对地方庇护者依赖的效果，从而为产生独立的公民观念、统一的城邦意识提供铺垫。
作为一个来自东部山地的地方领袖，庇西特拉图比梭伦更注意混同城市与地方的居民，并加强对地方的管理。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设立地方法庭，到各地巡视，以加强对偏远地区的管理；同时，重视举办全阿提卡的节日，比如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等。正是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时期，地方性的雅典娜崇拜被抬高成为全阿提卡的节日。节日中的大游行、来自各部落的歌舞比赛、悲剧喜剧表演，对于城中心或阿提卡各地的居民同样具有吸引力，荷马史诗朗诵更成为泛雅典节日上的常规项目。另外，庇西特拉图及他的儿子都大力修建雅典市场的公共建筑，不仅将雅典打造成文化中心，也为贫民提供了工作机会，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43)这些公共建筑与节日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激发雅典人的自豪感和统一的认同，并空前加强了阿提卡各地的联系。
因此，由阿尔克迈翁家族的麦加克勒斯和庇西特拉图反复争夺开始，以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斗争告终的这段贵族权力斗争，再次从反方向突出了民众的地位。虽然断言雅典国家内的阿提卡居民产生了正式的公民意识不免过早，但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对地方贵族的依赖减轻，政治活动中公民身份得到认可，宗教节庆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贵族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但来自下层的力量已在培育中逐渐成形。
三、克里斯提尼改革与民主确立
克里斯提尼改革是公元前6世纪民主序曲的最高潮，被西方国家纪念为民主的诞生。但这位伟大的民主创立者同时也是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并在僭主统治时期扮演了多个不同的角色。在雅典广场发现的执政官年表显示，克里斯提尼在僭主政府中担任了公元前525/4年的执政官。(44)但在刺杀僭主事件发生后，庇西特拉图之子的统治变得严苛，包括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内的大量贵族家族再次流亡，又是克里斯提尼领导流亡人员试图以武力推翻僭主统治。遭到失败后，他的家族贿赂德尔菲祭司，利用斯巴达军队，最终结束了僭主政治。克里斯提尼立场的不断转变都为同一目的，即代表阿尔克迈翁家族夺取权力。尽管他的出发点是贵族争权，但特殊的历史时期令他发动了一场重大的民主变革，贵族领袖再次成为民主的代言人。不同的是，在贵族推动民主的相同轨迹中，民众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
斯巴达推翻僭主后转而支持伊萨格拉斯建立亲斯巴达的寡头政府。伊萨格拉斯因此成功当选公元前508/7年的执政官。(45)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克里斯提尼面临政治斗争的失败，于是提议将政府交给群众，以争取民众的支持。(46)这表明克里斯提尼从僭主统治中吸取了经验，认识到民众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在关键时期能起到的作用。事实上，在庇西特拉图的治理下，民众相对独立而稳定的经济地位，以及众多宗教节日和公共建筑，都起到教化的作用，为公民集体政治意识的觉醒做好了准备。克里斯提尼正是利用这一契机，提出对民众极具吸引力的措施，这可能包括重建部落、扩散公民权、政治权力下移等。一旦他的提案有机会付诸实施，就意味着民众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在克里斯提尼的构想中，这将是对抗政敌更有效的手段。
因此希罗多德说：“在克里斯提尼把平民争取过来后，他便比他的对手强大多了。”(47)而他的对手伊萨格拉斯则转向其盟友、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美尼。伊萨格拉斯想到的借口是“驱逐渎神的罪人”。经过近一个世纪，民众对于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渎神案件还会有多大的反应值得怀疑，克里斯提尼此时的威胁更可能是当时希腊军事霸主斯巴达的军队，而不是民众的倒戈。因此，随着克里奥美尼率领少量军队进城，克里斯提尼也暗自撤离。然而，进驻雅典的克里奥美尼意识到应尽快在雅典建起贵族的寡头政府，于是他驱逐了雅典的七百户家庭，借口仍是他们涉及渎神罪。这当中应该包括阿尔克迈翁家族的直系后裔、姻亲，以及他们的随从，这些都是追随该家族并支持民众路线的贵族。紧接着，克里奥美尼就开始策划在雅典扶植亲斯巴达的寡头政府。“他和伊萨哥拉斯试图解散议事会，而将它的职权转交给由伊萨哥拉斯领导的三百人党，却遭到议事会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奥美尼、伊萨哥拉斯以及他们的党徒一起占领了卫城。而其他的雅典人团结起来，将他们围困在内达两天之久，第三天缔结了休战条约，斯巴达人被赶出国境之外，而其他人则被投入监狱并处死。”(48)
上述事件可以说对雅典的政治走向发生了深远影响。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希格奈特提出，战神山议事会会聚了前执政官和大量的僭主派，是国家权力的堡垒，因此成为克里奥美尼和伊萨格拉斯首要攻击的目标。(49)奥伯接受了卡美尔斯的假设，认为由克里斯提尼提案并得到通过的五百人议事会，即将成为有影响力的民主机构，因此克里奥美尼首先要解散它，而雅典人为之勇于反抗。(50)马丁·奥斯特沃尔德和罗兹等学者认为，四百人议事会在不久前作为公民大会的预备会议支持了克里斯提尼的提案，因此这一机构被当做民主权力的象征遭拆散。他们推断这是寡头政府建立的必然步骤。(51)学者们意见如此歧异，对它的理解又事关民主政治建立和重要史实的理解，需要我们略加辨析。
首先，从动机上分析，克里奥美尼要扶植伊萨格拉斯建立寡头政治，需要争取的就是原来战神山议事会中的贵族和僭主分子，只有他们既能够接受寡头政治，也能有助于伊萨格拉斯顺利掌控国家机器；因此克里奥美尼对战神山议事会更应拉拢和收买而非打击或拆散，他们中的部分人很可能将加入伊萨格拉斯的三百人党。其次，克里斯提尼所提案的五百人议事会需要在他的十部落基础上创建，不单是克里奥美尼，估计克里斯提尼本人都还不能确定这一机构创立后的影响。从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的记载看，当时克里斯提尼尚未进行他许诺的改革，五百人议事会应当还没有建立。因此，奥伯的看法也无法成立。
这样，通过克里斯提尼的提案以及要被克里奥美尼拆散的机构最可能是四百人议事会。亚里士多德说：“梭伦创立了四百人议事会，但他仍把监督法律的职权授予战神山议事会……这个议事会掌控着最多和最重要的国家大事。”(52)亚里士多德还提到，在公元前411年寡头政变后，寡头分子仿效克里斯提尼在创建民主政治时制定的法律，理由是他的政制更类似梭伦的而不是民主政体，(53)这其中就包括建立四百人议事会。亚里士多德的叙述把梭伦政体与民主政体区别开来，暗示在寡头分子眼中梭伦所建立的不是真正的民主政体；而在他两次提到四百人议事会时，都只字未提这一机构的功能和发挥的作用。这表明在战神山议事会的把持下，它并不能对国家政治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克里奥美尼为何还要解散它呢？联想到克里斯提尼曾担任公元前525/4年的执政官，作为卸任执政官又成为战神山议事会的成员，他有能力煽动四百人议事会作为预备会议向公民大会提案，而提案即将赋予公民的权力吸引着公民大会将其通过，也将对雅典国家政治结构带来改变，对克里奥美尼扶植的寡头政府造成威胁。因此，在提案付诸实施前，尽管四百人议事会只是象征性的民主机构，但克里奥美尼已经认识到它的威胁而采取行动将其解散。
当时克里斯提尼以及相关的民主派贵族都被驱逐，还有相当一部分贵族加入了的寡头政府。面临克里奥美尼的打击，民众可能取得的民主成果就要付诸东流。就在此时，“议事会起来反抗，城邦公民(tou plethous oi)也团结起来，将克里奥美尼和伊萨格拉斯的军队围困在卫城达两天之久。”(54)关于这次围困的执行者，希罗多德说是“其他的雅典人”(athenaion oi loipoi)(55)；亚里士多德称为“民众”(ho demos)，也就是说，这次集结援救的行动主体是雅典民众，而他们具备了明确的目标，即捍卫他们即将获得的民主权力，抵抗斯巴达的外来控制和伊萨格拉斯的贵族寡头政府。与库伦案件相比，雅典民众开始具备自觉意识来保卫雅典城市国家。经过他们的坚决斗争，斯巴达人最终休战并离开雅典，其他叛党则被处决，只有伊萨格拉斯和少数党人逃出。雅典民众于是迎回了克里斯提尼等流放贵族，这次国家与民主的保卫战宣告胜利。公元前507/6年，阿尔克迈翁家族另一成员阿尔克迈翁当选执政官。(56)
经过上述斗争，克里斯提尼的地位随之恢复，他开始实施改革以落实当初的提案。关于他划分的十部落和三一区，许多学者质疑这种复杂安排的背后隐藏着克里斯提尼作为贵族领袖的动机。(57)确实，作为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在反复斗争后重建家族的势力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克里斯提尼与其前任家族成员的不同在于，近一个世纪的家族斗争使他面临的政治形势有所变化。由于一部分贵族不断吸收平民参与政治活动，肯定他们的公民身份，培育他们的公民意识，民众开始自觉地具备对国家事务的主动性，并作为政治较量中不可忽视的一极发挥独立的影响。克里斯提尼正是在这些民众的支持下取得胜利，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甚至他也需要民众作为他权力的支撑，因此在他的改革中体现了不同于传统贵族的举措。
亚里士多德说：“克里斯提尼把所有居民划为十个部落，以代替原有的四个部落，目的是要使不同部落的成员混同起来，以便让更多的人可以参加到政府中。”(58)确实，新创建的十部落由来自不同地域的三一区组成，并由德尔菲神谕选定十个部落神建立新的崇拜，虽与原有的四部落一胞族结构并存，但后者在社会习惯与宗教心理中的影响逐渐减弱，因而拆散了地方贵族势力的根基。三一区内德莫居民以地域登记，城市与边远乡村居民获得了同等的地位，从而将阿提卡各地真正统一到以雅典为中心的城市国家之中。另外，克里斯提尼还为那些在僭政结束时被剥夺公民权的人重新恢复公民身份。(59)这意味着自梭伦改革以来建起的公民集体进一步扩大，更广大地域的阿提卡居民都享有公民权，都能出席公民大会，并需要共同承担军事义务。然后，克里斯提尼根据新的十部落创立了五百人议事会，并以抽签的办法保证各部落各区的居民都有平等的配额参与其中。这一机构空前地扩大了政治参与度，以其庞大的规模避免为某一派别单独控制。另外，该机构可能接管了公民大会预备会议的职能，从而制约了高级官员操纵民众的可能。(60)
作为贵族成员，克里斯提尼的党争具有明显的公元前6世纪的特征，他的改革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家族利益。但是，他见证并利用了民众的力量，最终转变了传统的贵族路线，选择民众成为他的新的权力基础。这体现在他架空原有的部落-胞族-家族的结构，混同了全阿提卡的居民，赋予他们以平等的政治权力和军事义务，以瓦解家族势力的地域根基，彻底革除贵族党争的根源。同时，设置五百人议事会使战神山议事会和公民大会间建立制衡，这也成为锻炼公民政治素质的渠道之一。尽管有学者强调对克里斯提尼功绩的过分拔高有相当的现实渊源，(61)但克里斯提尼的行为方式已显然有别于公元前6世纪前期的贵族；以地域为基础的公民身份，更是公元前5世纪民主繁荣不可缺少的基础。因此，处于转型时期的克里斯提尼，既是贵族成员，又是民众领袖，他的贵族理想似乎正是在实现了民众利益后才得以保障。或许正因为这样，希罗多德才说，在实现权力平等后，雅典的实力就变得更强大了，每个获得自由的人都开始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62)
阿尔克迈翁家族与其他贵族家族的争夺几乎贯穿整个公元前6世纪。正是在贵族的斗争中，雅典公民的身份得到界定，公民意识被逐渐唤醒，公民最终被赋予权力成为独立的力量。可以说，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从纯粹的贵族党争推动政治到民众逐渐卷入最后成为政治舞台上主角的过程。一方面，来自不同地方的贵族相互党争并吸收民众将其纳入政治斗争的轨道；(63)另一方面，平民与贵族在身份上、经济以及政治上的显著差别，也在民众中形成一股内在的推力，迫使贵族的大门向民众敞开。到克里斯提尼改革之时，他已不得不顺应民众的意志，因为此时民众已取代传统的家族成为他的权力基础。尽管他的改革措施中不无照顾家族的因素，但公民的政治权利正是经他改革开始真正实现。因此，克里斯提尼之后的贵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贵族，他们在民主的框架内维持着贵族理想，带动民主机构运转，贵族最终被同化到民主的进程中。同时，以家族为核心的地域被统一到以雅典为中心的城市国家之中，公民身份取代家族来源更受到强调。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贵族推动了民主的发端，与民众一步步结盟，贵族成员克里斯提尼最终促成了民主的诞生。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96版，2.3。
②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0.4—22.1。
③为纪念雅典民主产生2500周年所出的论文集中，瓦勒斯、奥伯和拉弗劳伯分别撰文表达他们对于雅典民主产生年代及其相应的创始人的不同见解。R.W.瓦勒斯：《梭伦的民主》(Robert W.Wallace,Solonian Democracy)，乔赛亚奥伯：《革命问题种种：民众行动中的民主》(Josiah Ober,Revolution Matters：Democracy as Demotic Action)；K.A.拉弗劳伯：《权力在民众手中：雅典民主的基础》(K.A.Raaflaub,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伊恩·莫里斯、K.A.拉弗劳伯编：《民主2500？问题与挑战》(Ian Morris and K.A.Raaflaub ed.,Democracy 2500?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美国考古学校1998年版。
④C.希格奈特：《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制史》(C.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牛津1952版；拉斐尔·希利：《古风雅典的地方主义》(Raphael Sealey."Regionalism in Archaic Athens")，《历史》(Historia)第9卷，1960年第2期；乔赛亚·奥伯：《雅典革命：古希腊民主和政治理论论文集》(Josiah Ober,The Athenian Revolution：Essays on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Theory)，普林斯顿1996版。
⑤奥伯自己的观点随着当代社会形势的变化变得愈发激进。他的著作以苏联解体为分水岭，随着西方民主的胜利，他更强调雅典民主诞生中特别是公元前508年事件中民众的主体作用，他发表于此后的著作开始否定这场民主革命中贵族领导的参与和作用。乔赛亚·奥伯：《民主政治时代雅典的大众与精英：修辞、观念与民众权力》(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普林斯顿1989版，第53—74页；乔赛亚·奥伯：《雅典革命：古希腊民主和政治理论论文集》，第13—17页；乔赛亚·奥伯：《我围困了那个家伙：民主的革命性开端》(Josiah Ober," 'I Besieged That Man'：Democracy's Revolution Start"),K.A.拉弗劳伯，乔赛亚·奥伯,R.W.华莱士：《古希腊民主的起源》(Kurt A.Raaflaub,Josiah Ober and Robert W.Wallace,Origins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加利福尼亚2007版，第83—104页。
⑥沃尔特·伊登：《贵族与雅典民主的到来》(Walter Eder,Aristocrats and the Coming of Athenian Democracy)，伊恩·莫里斯、K.A.拉弗劳伯编：《民主2500？问题与挑战》，第105—140页。
⑦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9.1。
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Aristotle,Politics)，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90年版，1273b35—1274a5；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⑨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Histories)，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98年版，6.124。
⑩雅典人习惯用当年名年执政官的名字来纪年。卡杜克斯依据帕罗斯碑的残片记载，对照几位古典作家，包括罗德斯的卡斯托尔(Kastor of Rhodes)，狄奥尼索斯(Dionysios)，埃西比乌斯(Eusebios)提供的年代证据，复原了早期执政官年表，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上面反映了王政结束后，从终身执政官到十年一任执政官，再到一年一任执政官的转变，记载着庇西特拉图，米太亚德，麦加克勒斯等名字。截至公元前7世纪末，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出现了三次，分别是麦加克勒斯(922-892B.C.)，阿尔克迈翁(755-753B.C.)，麦加克勒斯(632-631B.C.)；菲莱代家族二次，米太亚德(664-663B.C.)，米太亚德(659-658B.C.)；庇西特拉图家族一次，庇西特拉图(669-668B.C.)。T.J.卡杜克斯：《雅典执政官：从克雷翁到赫普希克德斯》(T.J.Cadoux，' The Athenian Archons from Kreon to Hypsichides')，《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68卷，1948年，第52页。
(11)公元前7世纪至今仍是史料缺乏、争论颇多的领域。现有的古典文献大多出自较晚的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曾提及公元前7世纪末到梭伦改革之前这段历史，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资料来源为公元前四世纪的阿提卡地方志史家，他们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立场，对于梭伦的政治功绩有过分拔高之嫌。尽管如此，古典作家对梭伦改革前的社会状况的记载仍有参考价值，并和考古学者的评论相吻合。当然，现代学者对于公元前7世纪考古资料的解读仍存在严重分歧，但又都承认此时存在着一个掌握政治、经济优势的贵族阶层，因此，在未出现新的证据之前，贵族主导着广大依附民似乎是对公元前7世纪晚期雅典社会的合理想象。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12；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梭伦传》(Plutarch，Lives：Solon)，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98年版，12—19；罗宾·奥斯邦：《考古史的一个危机？公元前七世纪的阿提卡》(Robin Osborne，"A Crisis in Archaeological History? The Seventh Century B.C.In Attica")，《雅典英国学校年刊》(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第31卷，1989年，第4期；伊恩·莫里斯：《墓葬和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Ian Morris,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The Rise of the Greek-State)，剑桥1987年版，第196—210页；奥斯瓦·莫里：《早期希腊》(Oswyn Murray：Early Greece)，剑桥1993年版，第184—185页。
(12)埃西比乌斯年表显示库伦是公元前640年的奥林匹亚冠军，学者推断他的行动时间约在此后的某个奥林匹亚年，即公元前636/5年至公元前628/7年之间。菲利克斯·雅克比：《阿提卡史——古代雅典的地方编年史》(Felix Jacoby,Atthis：The Local Chronicles of Ancient Athens)，牛津1949年版，第271页。
(1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Histori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99年版，1.126；鲍萨尼阿斯：《希腊纪行》(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98年版，1.28。
(1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26。
(15)对出土陶器的研究发现，从公元前7世纪早期开始，麦加拉不断向南意大利的西西里殖民，在靠东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小亚沿岸建立据点，反映麦加拉因人口增长、阶级分化以及耕作方式落后而出现了土地问题。它对内建立了僭主政治，对外则以殖民的方式来缓解压力。它对萨拉米斯的野心同雅典发生冲突，并最终演化为一场争夺萨拉米斯的战争。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梭伦传》，8；拉斐尔·希利：《古希腊城邦史：从公元前700到338年》(Raphael Sealey,A History of the Greek City States ca.700-338B.C.)，伯克利和洛杉矶1976年版，第33页。
(1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5a3—1275b20。
(17)这里采用一般学者的观点，将naukraria理解为船队区，但它也可能如一些学者所论证与神庙相联系，其负责人为神庙的守护者。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0页。
(18)希罗多德：《历史》，5.71。
(1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126。
(20)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梭伦传》，12。
(21)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梭伦传》，14。
(22)哈蒙德认为梭伦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先后于公元前594/3和592/1年分别实施。本文无意讨论改革具体的年代，但接受两大改革在实施时间上有差距的观点。N.G.L.哈蒙德：《梭伦的解负令和立法》(N.G.L.Hammond，" The Seisachtheia and the Nomothesia of Solon")，《希腊研究杂志》第60卷，1940年第1期。
(23)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梭伦传》，18。
(24)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2。
(25)希罗多德：《历史》，1.59。
(2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梭伦传》，11。
(27)据希罗多德记载，这位阿尔克迈翁对来自小亚到德尔菲神谕所祈求神谕的吕底亚人提供了帮助，由此得到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邀请，并从萨尔迪斯带回大量黄金，这则史料本身在时间上有漏洞，但是它至少表明了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对外联系能力和它在城邦的威望。希罗多德：《历史》，5.125。
(28)品达：《皮提亚颂诗》(Pindar,Pythian Odes)，洛布古典丛书，坎布里奇1997年版，7。
(29)希罗多德：《历史》，6.126—130。
(30)格雷·安德森：《阿尔克迈翁家族的祖居地，政治流放和阿提卡的统一》(Greg Anderson，"Alkmeonid 'Homelands'.Political Exile,and the Unification of Attica")，《历史》(Historia)第49卷，2000年第4期。
(31)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3.5。
(32)C.希格奈特：《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制史》，第109页。
(33)乔纳森·霍尔：《古风时代的希腊史》(Jonathan M.Hall,A History of the Archaic Greek World)，牛津2007年版，第250页。
(34)T.J.卡杜克斯：《雅典执政官：从克雷翁到赫普希克德斯》，第120页。
(35)希罗多德：《历史》，5.65。
(36)拉斐尔·希利：《古希腊城邦史：从公元前700到338年》，第152—153页。
(37)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4.1。
(38)普鲁塔克提到梭伦和庇西特拉图一同参加了麦加拉战争，亚里士多德对此表示质疑，但也提到庇西特拉图在麦加拉战争中赢得声誉。考虑到两者的年纪(梭伦约生于630-625B.C.，庇西特拉图605-600B.C.)，将两者一同参加麦加拉战争的时间置于库伦案之前确实值得怀疑，但这两处文献似乎都证实庇西特拉图与麦加拉战争的关系，而这场战争如果存在，更可靠的年代是庇西特拉图第一次夺权之前，即公元前560年前不久。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之《梭伦传》，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4—17。
(39)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7.3。
(40)J.K.戴维斯：《雅典有产家庭：从公元前600年到300年》(J.K.Davies,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B.C.)，牛津1971年版，第454—455页。
(41)W.R.康纳：《部落、节日和游行：古风希腊的公民仪式与政治操纵》(W.R.Connor,Tribes,Festivals and Processions：Civic Ceremonial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in Archaic Greece)，《希腊研究杂志》第107卷，1987年，第40—50页。
(42)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6.3。
(43)如以前为贵族控制的私人水井被大量改造为公共喷水池。鲍萨尼阿斯：《希腊纪行》，1.14.1。
(44)B.D.梅里特：《希腊铭文(14—27)》(B.D.Meritt，"Greek Inscriptions 14—27")，《西方》(Hesperia)第8卷，1939年第1期。
(45)希罗多德：《历史》，5.6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19。
(46)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0。
(47)希罗多德：《历史》，5.69。
(48)希罗多德：《历史》，5.72。
(49)C.希格奈特：《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制史》，第93页。
(50)乔赛亚·奥伯：《雅典革命：古希腊民主和政治理论论文集》，第48页。
(51)约翰·伯德曼、马丁·奥斯特沃尔德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4卷(John Boardman,Martin Ostwald,et al.e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坎布里奇1988年版，第307页；P.J.罗兹：《亚里士多德派雅典政制注疏》(P.J.R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牛津1993年版，第246页。
(52)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8.4。
(53)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9.3—4。
(54)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0.3。
(55)希罗多德：《历史》，5.72。
(56)T.J.卡杜克斯：《雅典执政官：从克雷翁到赫普希克德斯》，第123页。
(57)埃利欧特发现各三一区在地域和人口分配上是不均衡的，但是由它们组成的部落比例大致对称，由此他推断克里斯提尼对此进行了暗中操纵。刘易斯也认为，克里斯提尼有意将一些地区分开使之分别归入不同的部落。以普罗巴林索斯(Probalinthos)为例，它和马拉松(Marathon)、厄伊洛埃(Oinoe)、特瑞克林索斯(Trikorynthos)一起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崇拜区戴德拉波利斯(Tetrapolis)，这四德莫彼此相连，都是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势力范围。在此地区发现的墓碑和献祭品都足以证明它的古老权威。而在划分三一区时，普罗巴林索斯没有被划入与庇西特拉图势力相关的部落，而是与更远的潘迪欧尼斯(Pandionis)归入同一部落。刘易斯将这样的安排解释为故意拆散崇拜区，使之远离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势力中心，从而削弱古老家族的宗教影响，摧毁其家族势力。同样的安排对于以土地和财富为基础的阿尔克迈翁家族产生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家族势力被分入三个不同的部落反而扩展了他们的支持者，实力不减反增。C.W.埃利欧特：《克里斯提尼与十部落的创建》(C.W.J.Eliot，"Kleisthen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Ten Phylai")，《菲尼克斯》(Phoenix)第22卷，1968年第1期；D.刘易斯：《克里斯提尼与阿提卡》(D.Lewis，'Cleisthenes and Attica'),D.刘易斯：《希腊与近东历史选集》(D.Lewis,Selected Papers in Greek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坎布里奇1997年版，第77—98页。
(5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1.2。
(59)P.H.T.沃德-格内：《阿提卡社会结构研究之二：克里斯提尼的立法》(P.H.T.Wade-Gery，"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Attic Society：Ⅱ.The Laws of Kleisthenes")，《古典学季刊》(The Classical Quarterly)第27卷，1933年第1期。
(60)C.希格奈特：《到公元前5世纪末的雅典政制史》，第145—158页。
(61)黄洋：《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当代西方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62)希罗多德：《历史》，5.78。
(63)拉斐尔·希利：《古风雅典的地方主义》，第155—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