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江塔梁子崖墓“胡人舞蹈图”论巴蜀之地盛行“胡舞”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人论文,中江论文,之地论文,巴蜀论文,舞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62(2008)04-066-05
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编著的《中江塔梁子崖墓》①一书，将2002年在中江县塔梁子山梁上抢救性发掘的数座崖墓的材料，悉数发表，为学者利用这一重大的考古新材料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便利。学界同仁对此自然心怀感激。
塔梁子崖墓3号墓，是一座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东汉时期的彩绘壁画崖墓，其中的“胡人舞蹈图”特别令人注目。这部考古报告集的作者，在“画像石刻”部分，有如下介绍：
胡人舞蹈图 发现于M3三室甬道右壁。浅浮雕，五个高鼻深目、胡须环腮的胡人手拉手跳舞，舞姿劲健有力。尖圆平顶小帽用红色涂染，须发、眉眼、衣襟及足底用浓墨勾画。上端有墨书“
人”榜题。为四川发现最早的胡人乐舞资料，在中国汉代考古资料中也极为罕见。像高0.3、宽0.75米，包括榜题高0.5米。
作者还分别以“线描图”和“图版”的方式，展示了这幅饱含若干历史文化信息的“胡人舞蹈图”②。此图一经刊发，就引起了学者关注。报告集《附录》所载谢崇安先生的考证文章《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壁画雕像考释—兼论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的时代问题》③，已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关于榜题“襄人”二字的内涵，王子今、刘乐贤二位先生均有考证文章提交会议讨论，兹不复赘。
以“胡人舞蹈图”为切入点，联系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加以对比研究，是一个富有探索价值的学术话题。这对于研究巴蜀之地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枢纽地位、研究巴蜀地域文化的若干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和重新思考的空间。
一 巴蜀之地盛行“胡舞”的地理原因
中江塔梁子汉墓所在地——汉代郪县，隶属于广汉郡。而广汉属于“巴蜀四郡”之一(其余为巴郡、蜀郡、汉中)。
诚如报告集作者所言，胡人舞蹈图“再现了上古时代西部少数民族踏歌而舞的真实情景，为我们提供了一则珍贵的中西交通史料。……关于舞者族属，有学者考证他们极可能是‘湟中月氏胡’，为中国西北及入居西南的湟中月氏胡是印欧人种提供了新证，同时表明印欧人种入居我国西南地区的年代不晚于《史记》、两汉书及《华阳国志》等文献的相关记载”④。
胡人舞蹈图的线描图，突出了舞者“高鼻深目、胡须环腮”的胡人形象，无疑是汉代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之一，也是汉代中西交通史的重要新发现。
胡风、胡俗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一般认为，肇始于张骞通西域之后，而尤其以东汉末年的汉灵帝时期为甚。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现在的历史研究者将胡风胡俗流传于内地，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例证，而给予珍视；但是在汉魏之际却被相当多的人认定为“服妖”，是乱世之兆。“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⑤类似的记载与评判，还见于《风俗通义·佚文·服妖》“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京师皆竞为之；后董卓拥胡兵掠宫掖。”“汉灵帝好胡舞”。⑥京师之地的“好胡舞”、行胡风，显然有“上行下效”的背景，但是，塔梁子汉墓所在的郪县一带，地处偏远，远离京师，其3号墓中却出现了“胡人舞蹈图”。从时间而言，3号墓被判定为东汉晚期，我们可以推测它不晚于汉灵帝时代。此图进入墓主人的冥间世界，应该不属于受都城上层风气的影响，而是当地民间文化的体现。
如此以来，我们应该探讨以“胡舞”为代表的“胡俗”，何以较早地在巴蜀流行、在民间流行的问题。
地处山险腹地的巴蜀之地，自上古时代至秦汉，一直是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巴蜀通往外部至少有两条通道：一是通往南越之地(唐蒙出使南越，主人以蜀地特产枸酱招待，且告知兩地方物交流的通道。因与本文所论无关，从略)一是通往身毒(印度)。西汉杰出的探险家、外交家张骞，在出使大夏(中亚古国，后被大月氏所灭。主要地域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即现在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时，发现有蜀地方物，他由此判断，巴蜀之地应该存在着通往身毒国(印度)的通道。在他归国之后，据此而向汉武帝建议，寻求这条肯定存在的秘密通道。《史记》对此有一段珍贵的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⑦。
这次由西汉朝廷发起的“探路”活动虽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是，张骞的判断却是正确无误的。一个世纪以来，研究中外交通问题的海内外专家，大多认定这条通道就是“西南陆上丝绸之路”⑧。据此，可以断言，自先秦以来，巴蜀之地业已存在的蜀—印度民间通道的存在，为包括广汉郡在内的巴蜀民众，以民间交往的形式，接触、容纳胡风与胡俗，提供了前提保证。
在不同民族的文化的交流之中，必有外在性质的东西，最为引人注目。胡舞当然是其中之一。喜好“胡舞”，曾经是汉魏之际上层人物的“时髦病”。如，曹操、曹植父子，争相与颍川名士邯郸淳结交。曹植与邯郸淳首次相见，竟然有如此放诞之举：“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⑨。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曹植折服邯郸淳的艺能之一，就是“胡舞”。稍后直到南朝时期，胡舞也被江南名士称之为胡人的技能之最。南朝梁武帝时期的名人周舍，在其所作《上云乐》中，谈及“西方老胡”的形象，“青眼眢眢，白发长长。蛾眉临髭，高鼻垂口。非直能俳，又善饮酒。箫歌鸣前，门徒从后，济济翼翼，各有分部。凤凰是老胡家鸡，师子是老胡家狗。……伏拜金阙，瞻仰玉堂。从者小子，罗列成行，悉知廉节，皆识义方。歌管愔愔，铿鼓锵锵，响震钧天，声若鹓凰，前却中规矩，进退得宫商，举技无不佳，胡舞最所长”⑩。其中的一句“举技无不佳，胡舞最所长”包含着多少赞叹。胡人在震耳欲聋的异域音乐中，进退有序的舞蹈风采，给梁朝君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试设想，在时间更早的汉代，胡舞作为异域文化的象征，而被汉人刚刚接触的时候，所引发的新鲜感与关注程度，肯定更在梁人之上。
由此推论，得交通孔道之便而可能率先接触胡人、胡舞的巴蜀之民，对尤感赏心悦目的胡舞倍加喜爱，从而把“胡人舞蹈图”恭恭敬敬地送入了崖墓之中，就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了。
二 巴蜀之地盛行“胡舞”的经济与文化原因
舞蹈一旦超出娱乐生活、情感交流的范围，呈现出社会性表演的状态，就意味着进入了消费行为的行列，甚至带有奢侈性消费的色彩。欣赏“胡舞”的经济成本，肯定高出于观看当地舞蹈的水平之上。因此，它在郪县一带能够得到部分人的欣赏进而盛行起来，表明该地具备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史书对郪县的经济状况和大姓之家有明确记载：“有山原田，富国盐井，濮出好枣。宜君山出麋，尾特好，入贡。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马家，世掌部曲。蜀时，高胜、马秦皆叛，伏诛。”(11)不难发现，郪县的自然条件较好，拥有地方性经济优势。除了此条史料所见的土地资源、盐井资源之外，还有其他记载所见的铜山存在。(12)
大姓家族的存在，既是地方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也为地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高、马两家因为在刘备的蜀汉政权建立过程中组织反抗，而被镇压，(13)所以高、马两姓的才俊之士未见于史书记载。王、李二姓，在东汉乃至魏晋时期，可谓名士辈出，影响很大。其中最著名的是：
王涣 “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14)历任兖州刺史、侍御史等职，尤其以在洛阳令任期之内的政绩政声而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评。王涣“循吏”的盛名，在后世被一再传诵。晋代乐府传唱的一首古辞《雁门太守行》(据学者考释，题目应作《洛阳行》)，就是为了歌颂王涣而作。其中有这样的语句：“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民。”“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备具，料民富贫。”“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敕吏正狱，不得苛烦。”“清身苦体，夙夜劳勤。治有能名，远近所闻。”(15)王涣在其故乡的墓葬附属纪念性建筑—“王稚子石阙”，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极大。作为稀有石刻文物，“王稚子双石阙”被赵明城《金石录》、洪适《隶续》、王昶《金石萃编》等金石学著作所著录。明朝杨慎《观王稚子阙二十二韵》有称颂之语“东汉有循吏，稚子与为多，既入东汉记，复播乐府歌。墓道郪原上，石阙巍嵯峨。左右三十字，照耀锦苔窠，八分隼尾隶，千载耿不磨。阙端巧刻画，隐璘交森罗。”(16)此阙虽早已塌毁，但是，其文化影响依然存在。(17)由此可知，称王涣为汉代循吏的代表、郪县大姓名宦的代表，实不为过。
王堂 “王堂，字敬伯，广汉郪人也。初举光禄茂才，迁谷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为民患，诏书遣中郎将尹就攻讨，连年不克。三府举堂治剧，拜巴郡太守。堂驰兵赴贼，斩虏千余级，巴、庸清静，吏民生为立祠。刺史张乔表其治能，迁右扶风”(18)。后来，历任将作大匠、汝南太守等职。王堂居官，以守正见称。他的夫人季姜，是梓潼文氏之女，以贤德著称，甚至有“王氏世兴，实由贤母”之说。季姜享年八十一而卒，“四男弃官行服，四女亦从官舍交赴，内外冠冕百有余人，当时荣之。王氏遂世兴”(19)。其曾孙王商，在汉末被益州牧刘焉任命为蜀郡太守，颇有治声。
王化 “王化，字伯远，广汉郪人也。汉将作大匠王堂后也。祖父商，字文表，州牧刘璋时为蜀太守，有懿德高名”，其父亲王彭，官至巴郡太守。王化以研治《毛诗》、《三礼》、《春秋公羊传》而著名，后来历任阆中令、朱提太守等职，还曾“以功封关内侯”。其弟王振，亦有德望，历任广都令、巴东太守等职。
王长文 “王长文，字德睿，广汉郪人也。少以才学知名，而放荡不羁，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别驾，乃微服窃出，举州莫知所之。后于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刺史知其不屈，礼遣之。闭门自守，不交人事”(20)。他仕宦之后，仍然著述不绝，他的《通玄经》、《文言》、《卦象》等著作，可用与卜筮，时人比之扬雄《太玄》。
王长文活动于西晋太康年间，完全可能是王化的后裔。即便暂时不将王长文计入，据上文排列出王顺、王涣、王堂、王商、王彭、王化等人，“郪县王氏”一门连续出名宦、名士，至少也有六世之久。
其他著名的“郪县王氏”成员还有：王祐，“字平仲，郪人也。少与雒高士张浮齐名，不应州郡辟命。司隶校尉陈纪山名知人，称祐天下高士。”(21)王国山，“国山名甫，广汉郪人也。……先主定蜀后，为绵竹令，还为荆州议曹从事。随先主征吴，军败于秭归，遇害。”王义强，“名士，广汉郪人，国山从兄也。从先主入蜀后，……出为宕渠太守，徙在犍为。会丞相亮南征，转为益州太守，将南行，为蛮夷所害”(22)。
由此可见，郪县王氏一门之兴盛(23)。关于郪县大姓王氏与其它大姓之间世通婚姻的情况，学者的论述也有所涉及。如，刘增贵先生指出：“广汉郪县王氏与同郡梓潼文氏、蜀郡司马氏、犍为杨氏主婚姻跨越三蜀，显现较为广泛的同州观念(24)。
“郪县李氏”，则以李朝—李旦—李毅祖孙三代为其代表。李朝，兄弟三人：李邈(字汉南)、李朝(字伟南)、李邵(字永南)，各有才望，时人称之为“李氏三龙”。李朝、李邵两人没有特别显赫的事迹，但是他的兄长李邈，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地方豪强，先是当面指责刘备夺取益州为不义之举，几乎招致杀身之祸，幸得诸葛亮为请，得免一死。历任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后来因为劝阻诸葛亮斩马谡，而与诸葛亮失和。而在诸葛亮死后，李邈上书指责诸葛亮有专权之事，惹得后主大怒，下狱诛之(25)。李毅祖孙三代之事，略见于《华阳国志》：“李毅，字允刚，广汉郪人也。祖父朝，字永南，州别驾从事。父旦，字钦宗，光禄郎中主事。毅少散达，不治素检。年二十余，乃诣郡文学受业，通《诗》、《礼》、训诂。为学主事。太守弘农王浚临学讲试，……浚奇之，命为主簿”(26)。李氏也是世代冠冕。
此外，《华阳国志》卷十中《广汉士女》所明确记载为“郪人”的达官贵人尚有：冯信(字季诚，是西汉后期的著名隐士。是冯颢的先祖)、冯颢(字叔宰，官至越巂守)、羊期(字仲鱼，官至野王令。其父杨甚，官至交州牧)、镡承(字公文，蜀汉时期官至太常。其先祖镡显，于汉世官至卫尉)等人。
在偏远的西南一隅的郪县，能够出现如此众多的大族、权贵之家，可以佐证当地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这应该被理解为“胡舞”盛行的背景条件。
三 巴蜀之地盛行“胡舞”的民族文化原因臆测
巴蜀之地，历来是不同民族杂居之地。其中，见于史籍记载的喜爱刚劲舞蹈的民族，首推賨人。
賨人以天性劲勇、劲锐善舞而著称于汉代，延续至魏晋。汉高祖刘邦为汉王之时，就曾经征发“夷人”参与复定三秦之役。秦地既定，乃遣还其世居之地巴中。这部分“夷人”被称之为“板楯蛮夷”，也被称为“賨人”。他们的舞蹈被称之为“巴渝舞”，或作“巴俞舞”。终汉之世，“巴渝舞”一直是朝廷各种盛大典礼时必定使用的舞蹈。
史书对高祖得賨人之助一事，几乎是津津乐道。“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27)。大致相同的记载还有：“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28)。
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在用于招待“四夷”君长的多种表演节目中，就有“巴俞”舞乐。唐代学者颜师古的注释，道出了“巴俞”舞乐与賨人的关系：“巴俞之人，所谓賨人也，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俞》之乐。”(29)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借“亡是公”之口，极言天子歌舞之盛，有“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之说。而其中名列首位的歌舞，依然是“巴俞”舞。西晋学者郭璞注释：“巴西阆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人皆刚勇好舞，汉高募此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俞舞’也。”(30)
由此可见，自汉代以迄晋、唐，賨人善舞而且舞风刚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何等深刻。賨人的舞风以刚勇而著称，塔梁子崖墓所见的“胡人舞蹈图”体现出来的风格，整理者概括为“舞姿劲健有力”，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可以想见，賨民或者是经常目睹賨民舞蹈的巴蜀居民，一旦有机会接触胡人舞蹈，必定是欣赏和接受，而不是隔阂与排拒。
从汉末直到魏晋时期，賨人在巴蜀、汉中一带的活动，依然很活跃。汉末控制益州的刘璋与割据汉中的张鲁之间的斗争，就含有争夺賨民为兵的内容。刘璋“既袭位，懦弱少断。张鲁稍骄於汉中，巴夷杜濩、朴胡、袁约等叛诣鲁。璋怒，杀鲁母弟，遣和德中郎将庞羲讨鲁。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为巴郡太守，屯阆中御鲁。羲以宜须兵卫，辄召汉昌賨民为兵。”(31)这段史料中的“巴夷杜濩”极有可能是賨民的首领，他们后来归附曹操的有关记载，可以为佐证：“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32)后来归属刘备的季然，是巴西阆中人。他在刘璋统治时期，担任汉昌之长，他所依凭的军事力量就是“县有賨人，种类刚猛，昔高祖以定关中”。(33)西晋末年的蜀地流民统帅李特，就是出自賨民。他的顺利起事，与其部族之风有关，“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34)此事特别值得注意：“俗好鬼巫”的賨人与张鲁之间因为风俗相通而很快相融，并且导致賨人迁入汉中之地，其中的关键就是共同信仰“鬼道”，实际上就是原始巫术。汉代本来就是巫术盛行的年代(35)，而巫师作法往往有击鼓歌舞的程序。东汉后期的政论家王符批判民间广泛流行的巫术崇拜行径，就有“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36)之说。并且就崇信巫风最盛的地区而言，巴蜀之地无疑是名列前茅的。
在崇信巫术的时代，在喜爱歌舞的部族活动地带，踏歌而舞的“胡人舞蹈”一旦传入，因为与当地的民风、民俗相通，就不会遭遇到排拒，完全可能以很快的速度传播开来。我认为，可以推测，这也是“胡人舞蹈图”出现在郪县～广汉～巴蜀一带的原因之一。
中江塔梁子崖墓给我们提供的图文和实物资料，特别是其中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它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大力发掘。
注释：
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中江塔梁子崖墓》，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②上引《中江塔梁子崖墓》。引文及线描图见第64页；图版六十一。
③上引《中江塔梁子崖墓》。第112—117页。
④上引《中江塔梁子崖墓》。第94页。
⑤《后汉书》之《五行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72页。
⑥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佚文·服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8页。
⑦《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⑧英国学者李约瑟说道：“张骞事实上已清楚地知道，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中译本，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一卷，第179页。具体讨论“西南陆上丝绸之路”走向的论著有：桑秀云：《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见(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
⑨《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附邯郸淳传》注引《魏略》
⑩周舍：《上云乐》。(宋)郭茂倩辑：《乐府诗集》卷五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6—747页
(11)《华阳国志》卷三《蜀志》“郪县”条(引文个别文字显然有误者，径加改正，不出校注)。
(12)(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剑南道·铜山县》：“铜山县，本郪县地，有铜山。汉文帝赐邓通蜀铜山铸钱，此盖其余峰也，历代采铸。”
(13)蜀汉镇压建安二十三年发生的郪县大姓叛乱，由李严住持其事，“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时先主在汉中，严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三国志》卷四○《蜀书·李严传》)
(14)《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王涣》
(15)郭茂倩：《乐府诗集》卷第三十九《相和歌辞十四·雁门太守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4页。
(16)王文才选注：《杨慎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17)参见：陈廷乐：《汉王涣墓与稚子阙》，《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第10-12页，作者单位：新都县文管所。
(18)《后汉书》卷三一《王堂传》
(19)《华阳国志》卷十下《汉中士女》
(20)《晋书》卷八二《王长文传》
(21)《华阳国志》卷十中《广汉士女》
(22)《三国志》卷四五《蜀书·邓张宗杨传附传》
(23)可以参看：杨树达：《积微居金石小学论丛·后汉王堂世系考》
(24)参看：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初发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3分，引自《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家族与社会》卷(黄宽重、刘增贵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25)《华阳国志》卷十中《广汉士女》；并参见《三国志》卷四五《蜀书·邓张宗杨传附传》
(26)《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
(27)《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
(28)《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29)《汉书》卷九六下《西域列传下》以及颜师古注
(30)《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以及郭璞注
(31)《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
(32)《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
(33)《三国志》卷四五《蜀书一五·邓张宗杨传附传》
(34)《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志》
(35)参看：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第七章《巫风与蛊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6)王符：《潜夫论笺校正》卷三《浮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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