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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2-0073-08
一
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研究中，“回到马克思”成为强劲而成绩斐然的潮流。按照解释学的理论，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不可能是一种白板式的反映，而必然包含着解读者的成见与视阈。于是，出现了所谓以马解马、以西(西方哲学)解马、以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马、以现实解马，甚至以中(中国哲学)解马的不同路径。同样，按照解释学的理论，回到马克思将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过程。不过，这并不能也不应该导致一种“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当我们确认要“回到马克思”时，也就确认了三个前提：一是目前我们对马克思的很多理解是不太准确或者说是有问题的，否则没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二是有一个可以“回到”的“马克思”存在，否则“回到马克思”就是假命题；三是回到马克思对于解答我们今天的理论、现实问题有着极大的帮助，否则回到马克思是没有意义的。关于第一个问题，学界几成共识，不待多说。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到马克思”的标志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要回到马克思的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既与马克思思想的本来面貌相关，也与第三个问题休戚相关。在此意义上，我们多少得承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相对真理性。在意欲“回到马克思”之时，明了不可避免的解释学情境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首先，回到马克思是一个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历史性活动。我们之所以要回到马克思，是因为当前遇到了理论、现实的困境，“回到”的动机本身就包含着真理性诉求；我们希望穿过层层意识形态、学术传统的包裹，达到本真的马克思，把握住马克思本真的思想则是另外一层含义上的真理性活动。但是，“回到马克思”也是一项人文性的活动，它不仅不自觉地预设了对当前理论、现实问题“管用”的价值目标，而且是以诠释、理解马克思的路径来“回到”的，因而它不可能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当然，那些作为理解前结构的价值立场不应该是等量齐观的，我们认为那些尽可能在准确、全面地把握当前的理论、现实困境基础上形成的价值立场是最可能科学的。然而，对当前理论、现实困境的把握这本身乃是一项真理性的活动。可见，回到马克思不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性活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性活动，而是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活动。不仅如此，这一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活动确乎在任何一个层次上都有着无限的复杂性和生成性(决不是学界曾经讨论的学术性与现实性关系问题那么简单)。我们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生成的历史性活动中编织着意义之网，改变着现实世界。
其次，必须回到整体的马克思。既然回到马克思是一项理解性的人文活动，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歧异性阅读，甚至在德理达等不少人看来，这正是马克思思想的魅力所在。基于对当前理论、现实困境的全面把握，我们相信那些进行艰辛细致的文本、字句的考究是十分重要和基础的工作。但是，面对多元化的解读，面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攻击，面对着人类、中国乃至每个个体面临的实现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回到马克思”应该是有标志的，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既不能有太多间距，也不能过度诠释——尽管做到这样是十分艰难的。换言之，毕竟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研究而言，文本研究只是一种起点、途径与方法，而不是目的。文本研究的真正目的在于研读出马克思的“真”——真思想、真精神、真方法，而不是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我们不仅要关心马克思的文本到底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为什么要这么说，更为关键的是要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读到它内在的结构与钢骨，那些可以提纲挈领而整体地反映马克思在思想史上崇高历史地位、至今依然“管用”的精髓。如果只在文本表层进行耕犁，就会出现两个，甚至多个“马克思”的对立。
说白了，我们说回到马克思就是要继承马克思的智慧。如此，我们应该和卡西尔一样同意笛卡尔的如下观点：“全部科学合在一起就是人类的智慧，这种智慧尽管能用于各种不同的学科，但始终是一个整体，不会因此被分化成不同的东西，正如太阳光不会由于照耀在不同的事物上就会被分化成不同的东西一样。”[1](P223)我们不仅不能停留于一些字句的细枝末节，而且对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应该超越那种纯粹学科划分的理解。例如，传统上将马克思的思想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其实，马克思的思想还涉及到其他很多的学科，简单的领域化事实上是肢解和矮化了马克思①。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之所以能在这些被我们领域化的学科中作出巨大贡献，就在于他拥有整体的智慧。这种整体智慧使得各门科学得以可能，也使得各门科学得以贯通，最终也使得这些领域的门户消于无形。马克思曾经指出，离开整体，从所谓的“实在和具体开始”[2](P17)，那么这个实在和具体只能是“抽象”、“空话”、“什么也不是”[2](P18)。卢卡奇甚至断言：“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3](P77)这种总体性特征也是适合于马克思思想自身的。同样，这样的整体智慧是真理与价值活动的结果，也是真理与价值的体现——真理与价值或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本身是整体性的重要表现。
再次，回到整体的马克思关键在于找到马克思全部思想中最高的、一元的基础范畴。马克思对自己的学说并不热衷于体系化，这是就其形式上而言的；就其实质内容而言，马克思的学说是有其内在体系的。而且，就人们整体地把握马克思学说的“方便”来说，也不得不将之理解为一个有机的体系。正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整体、总体不是混沌的表象，“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P18)对于任何一个彻底的思想体系而言，都有其最高的、一元的范畴作为基础。这个范畴包含着全部理论的胚胎，是全部思想全息的种子。正是在对这一基础性范畴进行辩证诠释过程中，演绎或理解出全部的理论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范畴能使这一理论与其他的理论区分开来，它自身就是这一思想的重要特征。在以往对于马克思学说最高范畴的理解中，有过两种重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物质；一种观点认为是实践。对于前一种观点，认同的人越来越少。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确认物质为最高范畴并不是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之处，一切唯物主义都是持这种观点。把实践作为马克思思想的最高范畴是近年国内外比较普遍的看法。马克思也确实有过“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提法。我们并不否认实践范畴在马克思思想中的突出地位。但是，从深层而非显性的维度看，实践是处于更大的场域中的，自身是需要被说明的。也就是说，实践不是马克思思想中最高的、无所不包的范畴。
按照上述理解，并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我们认为，在马克思学说中最高的一元性范畴是历史，我们所要回到的整体的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的历史科学。
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脍炙人口却一直为人们所深究不够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4](P66)这段话对我们把握整体的马克思至为关键，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思想最高、一元的范畴——历史，也准确地表明了整体的马克思就是所谓的历史科学。
长期以来，人们在谈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时更多地将之理解为与自然相对的领域，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与扩展。确实，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当马克思说他已经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的时候，“他心目中的那种东西就是历史，也许历史是马克思所极端感兴趣的唯一事物。”[5](P186)洛维特也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及德国哲学的批判“原则上是建立在对形而上学的‘本质’和历史的‘实存’作出批判性区分的基础之上的。”[6](P115-116)但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更是一个总体性范畴。正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历史总是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而不仅仅是指人类史。马克思之所以专心于研究人类史的直接原因在于：(1)当时的人们热衷于研究自然史(自然科学)，完全“撇开”人类史，他们不把对人类史的研究也看成是一门科学；(2)既然人类史没有成为科学，那么它就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世袭领地，而恰恰是意识形态“曲解”了整个人类史；(3)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在马克思看来，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与人类史就是彼此制约的，对于自然史的真正考察，必须结合和本根于人类史。自然不过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7](P335)而且，“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P301)因此，尽管我们看到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集中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但决不意味着历史仅仅指与自然无关的人类史。
“历史”在马克思那里，更多的不是一种领域，也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一种整体的视野和存在的根本规定性。也许克罗齐的下述理解是比较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历史不只是实在的一个特殊领域而是实在的全部。……在人类的历史王国之上和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存在领域，也没有任何哲学思想的题材。”[1](P226)一切都是历史的结果，任何存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最终也归于历史。甚至一切对历史的思考和研究本身都是在历史中进行的，都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历史对于马克思的思想来说，是一个至大无外、包含一切的范畴，也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本属性。恩格斯确认“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2](P42)但他更强调，“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7](P520)，“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7](P520)。因此，马克思的学说既不是一种承认自然优先性的自然唯物主义，不是“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8](P429)，也不是一种承认社会物质条件、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唯物主义，而是一种立基于马克思整体性的“历史”范畴，揭示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唯物主义。正如列宁强调的那样，马克思“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9](P225)
在马克思宣称他所研究和知道的历史科学时连用了三个限定词：“仅仅”、“一门”、“唯一”。这种限定和强调一方面表明没有任何例外，一切都在历史科学之中——马克思学说的全部都在历史科学之中；另一方面则表达了马克思对这一判断的深思熟虑与不容争辩。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也明确指出，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10](P776)对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的损失主要是从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角度而言的，而历史科学则指称着马克思所开创的全部思想、理论、学说。恩格斯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称马克思为“革命家”和“科学家”。卢卡奇曾经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3](P78)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更为明确地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常坚持的传统，我们可以断定，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社会构成’的历史科学。为了确切一些，我说过马克思为科学知识‘开启了’一个新‘大陆’，即历史的大陆——就像泰勒士为科学知识开启了数学的‘大陆’，伽利略为科学知识开启了物理学的‘大陆’一样。”[11](P252-253)
相对各门具体学科来说，历史科学具有整体性和前提性。由于“历史”是一个整体的、最高的概念，那么历史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科学也就理所当然了。西美尔在批评马克思学说时也不得不承认，宗教、经济、个人生活、国家体制、艺术、法律、科学、婚姻形式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在马克思之前只有各种分门别类的历史学。“不过，存在一个超越所有这些偏史和专史的‘通史’的‘概念’。这个概念提供了所有这些序列的时空上相互联系的综合。……我们把这种先天的、理想的实体的新的和不完全的实现和有说服力的论证，归功于历史唯物主义。”[12](P223-224)“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达到历史材料整体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综合。”[12](P226)当然，西美尔还只是从纯粹史学的意义去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整体性的。其实，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总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所以，作为整体的历史科学在最广义的范围上是包含着全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因为自从有了人，自然史和人类史就相互制约，自然因之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马克思还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立理解为一种异化的状态，他预见，“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7](P308)这门统一的科学其实就是历史科学。
所谓历史科学的前提性是指，先有了历史科学的创立，才有了其他各具体科学领域的创见。相对于其他具体科学领域而言，历史科学是一个整体的视野、平台与母机。以传统上把马克思学说简单三分为例(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划分本身是有问题的)，我们常常把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变革看成是最基本和前提的。但以历史科学的视野观之，哲学变革相对于历史科学的奠基来说是滞后的。关于这一点，阿尔都塞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他说：“就像泰勒士建立的数学‘导致了’柏拉图哲学的产生，伽利略建立的物理学‘导致了’笛卡尔哲学的产生一样，马克思所建立的历史科学‘导致了’一种新的、革命的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的产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11](P253)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直接地是从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开始的，但在逻辑上则是基于历史科学的奠定，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历史科学的必然要求。或者说，只有当马克思以历史科学的视野与方法去研究经济学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成为可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明确地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0](P489)科学社会主义之为“科学”，固然是基于哲学上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上剩余价值的发现，但归根到底不过是现实在历史科学视野中敞开的必然图景，或者说是历史科学逻辑的现实体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7](P297)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三个组成部分只能合理地看成是不同语境的历史科学，它们是为“揭穿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这一“历史的任务”服务的。正如洛维特指出的，马克思的在各个领域的工作“是他关于人类世界历史性的基本观点的一个根本性组成部分。”[6](P129)
历史科学的整体性和前提性表明，它是科学或学科之后的(meta-)。就本来意义而言，历史科学因为这种本体性质是最有资格被称为哲学(meta-physics意义上的philosophy)的。但是，马克思在成熟时期却没有，甚至十分反感将自己的学说称为哲学或历史哲学，而是称之为“仅仅”、“唯一”的，不容争辩的“历史科学”。这是为什么呢？这与马克思当时际遇的科学实证的时代精神有关，也与维柯“新科学”对他的影响有关[13]，但更为深刻的是与马克思对包括哲学在内的整个思想意识的历史的分析和批判有关。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整个的思想意识的历史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历史。抽象、形而上学、虚幻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历史的真实，歪曲了整个人类史。更为重要的是，如此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凭空产生，漂浮地存在的。对于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历史的说明，因为意识形态本身是，也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哲学当然也从属于历史，也需要历史的说明。全部哲学，特别是代表着当时人类思想意识最高水平的德国古典哲学，只是虚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把自己的任务局限于“解释世界”，而且总是歪曲地解释世界。它们在遮蔽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奴化了民众，使之惮于改变世界。所以，历史科学的“科学”直接地是针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的，其鹄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创造新世界，哲学则将在这一过程中被消灭。
就众所周知的哲学含义而言，历史科学是自觉追求一种“后哲学”状态的，而不是重建一种哲学类型。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在历史科学奠定之后，以往全部哲学中仍旧可以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马克思讲得更清楚，“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即哲学——引者注)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谈，而是革命的科学了。”[4](P155)这样，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很反感别人把自己的思想归于“哲学”或“历史哲学”了。当然，人们为了方便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而将之理解为一种哲学则是另外一回事情。
三
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真切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多次出现“历史科学”的概念，归结起来含义主要有二：一是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其目的是与传统意义上的、作为学科划分异化状态的自然科学相区分(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与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相分离，更不是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相区隔)；二是作为统一的科学研究话语、方法和原则意义上的历史科学。这才开启了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发现了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新大陆”。无疑，第二种含义上的“历史科学”是最为根本的，它是历史科学成为可能的灵魂，也是第一种含义的依据所在。我们可以把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科学称之为“大写的历史科学”，而将第一种含义上的历史科学称为“小写的历史科学”。
作为大写的历史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言，它不再是哲学，而是科学的世界观。这里所说的世界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始终如一的世界，而是历史化了的世界和永远作为历史过程的世界，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世界。因此，“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4](P742-743)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15](P13-14)这种“唯一科学的”方法在逻辑上超越于任何学科之上，位列于任何学科之前，贯彻于任何学科之中。笔者曾经撰文试图指出，作为唯一科学说明历史的方法和全新历史话语的大写的历史科学至少有如下重要的规定：历史主义或历史性的原则；实践的诠释学原则；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人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历史主义或历史性是由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产生出来的基本原则，它是历史科学的直接规定性；实践诠释学原则是历史科学的核心架构，是历史科学的本质规定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历史认识与研究的具体方法，它使历史科学作为一门科学成为可能；人学或人道主义的方法是历史科学的特殊方法，它使历史科学始终关注人自身的状况，不至于造成对“存在的遗忘”。这四个原则和方法一起使历史科学成为可能[13]。本文不再重复这些观点，而是希望通过对历史科学的三个关键词——历史、实践、人——的理解来进一步凸现历史科学的内涵。
马克思当然是唯物主义者，他当然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的先在性。对于一切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们思想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物质和自由。换言之，一切唯物主义立场的完整学说都在考虑如何在必然性的物质世界中获得人的自由。但马克思毕竟不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不仅要超越唯心主义，也要超越一切旧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在我们周围的感性地存在的物质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作为总体性范畴的历史既意味着与理论相对的现实的原初性，也意味着任何存在的暂时性、过程性与受动性。从马克思的话语方式可以看出，这种本体性的历史是其理论的原点或不证自明的前提。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于“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的说法。马克思是在历史科学的新视阈中去探讨历史何以可能、说明社会历史情景的原初关系时，才发现了历史的矛盾以及历史之谜的解答。因此，马克思思想的起点是历史而不是物质，它的重点与焦点就在于寻求历史之谜的解答。马克思并没有说出任何历史之外的东西。当然，仍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总体性范畴和存在规定性的历史显然不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的领域。
历史何以可能？历史不过是人的活动而已。这里的“活动”不仅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感性活动，而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过程，也就是所谓的实践。马克思明确指出他的思想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人类的社会化是通过实践“改变世界”才是可能的。实践创造历史，它不仅创造了属于人类史的一般历史，而且正是在实践的中介下，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成为统一的历史的一部分。这样，实践“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P77)，因而我们说我们周围的感性物质世界都是历史的产物时，无非是说它是世世代代的人们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正是在实践中，我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直观才是可能的——统一的历史成为了可以意识到的历史。正是因为实践，马克思的学说不能看成是对唯心主义的简单翻转，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唯物主义，它所强调的是对现存世界(存在)的革命性改造。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认为自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不是一般的唯物主义。同时，实践虽然使历史成为可能，但实践不具有任何超历史的性质，实践一定是历史性的活动，创造历史也从属于历史，历史是实践的全部限度。因而，实践不可能是比历史更高的范畴。
使历史成为可能的另一项是历史主体——人。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虽然总体性的历史绝不仅仅指人的历史，但是离开、“撇开”人及人的历史去谈历史只会走上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歪曲历史的老路，这正是历史科学所坚决反对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过是人的活动而已，实践的主体是人。没有人就没有实践，当然也无所谓历史。与此同时，历史和实践也是人的规定性，人是历史的存在物和实践的存在物，人是现实的人。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人，人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人和人的本性就是在历史实践中逐渐生成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4](P172)那个被人的实践所改变了的世界不过是改变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此意义上，历史科学的确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4](P241)历史之谜的解答与人的解放是同一回事情。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学说，即历史科学的逻辑起点是历史。正像存在主义认为“人在世界中”是人的基本存在状态一样，马克思认为人最原初、基本的状态就是“人在历史中”。这个历史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关系所构成的整体性存在，它自身是动态和开放的。但是相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历史是其存在的界限，因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历史。面对历史，我们可以也只能以自己的实践活动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但又不可能超越整体的历史。马克思学说的归宿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如何在整体的历史中获得人的解放就是马克思学说的主题，而回答这一主题的关键或解答历史之谜的钥匙就是实践。同时，正因为实践的解答也从属于整体的历史，所以，人的解放也是一个没有终点、永远开放的过程。
四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在一个观念包装时时翻新的时代，“历史科学”这一名称多少让人感到陌生和怪异。在众多回到马克思的思想解说中，回到马克思的整体的历史科学的说法可能更容易遭到误解。但是，我们认为，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不仅要尊重马克思本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要看马克思自己的理解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现实困境有何重要启示。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强调要回到整体的历史科学，至少可以获得如下重要的启示。
其一，回到整体的历史科学，可以让我们更为冷静地看待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诸多解说。在目前回到马克思的潮流中，存在着对马克思学说的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政治学话语，乃至社会学话语、人类学话语的诸家流派，它们各自拥“话语”而自重。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内部，存在着现代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不同称谓；随着现实与理论的延宕，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发展哲学、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生活哲学、价值哲学、实践哲学、人学都声称把握住了马克思哲学的精髓。我们可以说，上述理解有利于我们从多个角度去把握马克思，但任何一个单一的维度把握的都不是真实的马克思，其效果与盲人摸象并无二致。甚至，偏于一隅练就的学术功夫往往成为了一种纯粹杂耍性质的技巧炫耀，导致与马克思的本真精神背道而驰。回到历史科学，就是回到先于各种纷繁复杂话语的元话语，就是回到众说纷纭的称谓背后的前提性称谓，就是回到高于各种分支、应用科学的总体性的智慧。正本清源，提纲挈领。只有回到历史科学的高度，我们才可能避免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只有回到历史科学的整体，我们才可能不因一些歧异性阅读而把马克思学说引向无所规定的相对主义；只有回到历史科学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超越马克思的一些具体结论、教条，而真正把握马克思的精髓——以历史科学的眼光来对待马克思的思想本身。
其二，马克思学说的历史科学性质有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学说的独特规定性。现代西方哲学存在着两大峙立的思潮，那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后继者们的阐释也业已分裂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派别。其实，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的出场和旨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学说的后哲学、后科学的双重性质。如前所述，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对哲学没有好感，他认为以往的哲学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歪曲了人类史，哲学的根本缺点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历史”和“科学”都是针对包括哲学在内的传统意识形态而言的。正是在转向“历史”、“科学”的话语中，我们同时看到人文与科学的努力。但是，马克思的“科学”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科学主义的所谓实证科学。毋宁说，马克思正是在不满意于当时自然科学范式时才提出了他的“新科学”，即历史科学。如果说马克思由于受时代影响也曾经多次使用“经验”、“实证”的说法的话，他和恩格斯则曾经明确地指出了自己的“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有着根本差别：实证科学只有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接受辩证法的改造，指向人的解放时，才能成为历史科学。这就是马克思学说的后科学性质。总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比之于一般的人文主义，具有科学实证的特征；比之于科学实证主义，具有生命实践、人道主义的特征。历史科学不仅给历史以科学，而且给科学以历史，它自身既是科学的，也是历史的，既突出了规律性的探求，也凸显了目的性的诉求。也就是说，达到了科学与人文的高度统一[13]。归根结底，这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是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特点决定的。
其三，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对每一门具体的历史科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一如前述，广义的历史科学涵盖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但并不意味着已经存在的自然科学都属于历史科学。恩格斯甚至简单地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2](P38)也就是说，在最没有争论的范围来说，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例如政治、法律、哲学、宗教、艺术等，在本质上都应该是历史科学。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一个学科都能自觉地接受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本质。一些学科，例如经济学，有着强烈的自然科学化冲动，甚至以为自己发现了解析人类全部行为的统一方法，从而以霸权的姿态君临其他学科，出现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很多学科以科学的名义“价值中立”，变成一种纯粹工具理性的学科，遗忘了人的存在。当前所谓的人类生存困境，不能不说与近代以来学科分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历史科学则启示我们，(1)不存在抽象的、绝对的、超时空而普遍适用的原理、观念、范畴或公式，“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4](P142)，同时，“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4](P163)。(2)任何一门具体的历史科学本身是历史性的存在，它有着自己的知识和任务范围，它与其他学科应该进行开放、平等的交流与借鉴，但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帝国主义的学科殖民。(3)历史科学应该运用具体的整体的方法，避免抽象、空洞的讨论。马克思就曾现身说法地指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4](P177)(4)历史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对于那些表面上看来研究物的科学，我们必须透过物看到人和人的活动，透过物与物的关系看到人与人的关系，始终关注着人的生存状态。总之，每门具体科学只有自觉意识到，并充分地占有历史科学的本质，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整体的理解和有效的解答。
注释：
①恩格斯就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777页。
［收稿日期］200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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