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长江论文,产业结构论文,三角洲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这种要素流动，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主要是产业区域转移。在国际上，产业区域转移常常是以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后发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直接投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在长三角内部，人们似乎看不见这样以区域间的直接投资，特别是“先发地区”对“后发地区”的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产业区域转移。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浦东的开发与开放，上海的经济地位又一次被凸现出来，在中央给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鼓励下，不仅有大量的外资进入上海浦东地区，而且周边江浙地区的不少民间资本也进入上海。于是在有关上海的经济地位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问题上，相关的学者以及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者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区域和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或者“经济中心”正处在成长过程中，其表现在于不断地吸收国际资源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极”没有错，但是这个“增长极”不是指行政区划领域内的上海，而是指“上海经济圈”或者“大上海地区”，即长三角地区。而在长三角内部之间，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关系，已经不是“中心”和“外围”的关系，而是同为“中心”的相邻区域之间的一种互相融合和渗透的关系。这种跨区域的要素流动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但是如何证明这种观点成立，关键在于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厘清上海和周边地区之间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具体地说，就是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的机理和脉络，把握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
二、理论框架的构建
在区域经济发展或空间经济的理论分析中，最常见的分析方法就是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1966年，弗里德曼建立了一个“中心—边缘”模型，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之后，这种“中心—边缘”或者“核心—外围”的二元结构的分析范式就成为区域经济学中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近年来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家们也基本延续了这种“中心—外围”的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研究。
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经济系统常常具有这样的倾向，即在相当长时期内，拥有一个或几个核心地区，以其为顶点，自组织化地形成多层空间结构。不难观察到，这些多层系统常常具有自我类似的结构，即在众多不同空间层面上具有同样的结构，也即“核心—周边”型的空间结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曾经的周边地区会演化成为核心地区或者准核心地区，从而引起新的结构变化。
如果着眼于一个特定的区域经济，经济发展长期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成长”和“衰退”以及与此相对应的“集聚”和“扩散”现象交替出现的过程。表现在产业发展上，这又是某个产业或产业群的“空洞化”，或者被新的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产业或产业群体所替代的产业经济现象交替出现的过程。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不但表现在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上，也表现在区域空间结构的动态演化过程上。
引起区域经济系统长期动态变化的因素包括外生和内生两种，主要有：（1）运输费用的减少；（2）制度的变革；（3）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新产品和新材料的开发；（4）人口的增加和人力资源的积累；（5）资本的积累；（6）信息和知识的积累，等等。
在新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产业区域转移实际上是区域经济集聚和扩散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是广义的运输费用变动后，原来集聚中心的土地和劳动必须更为集约地使用，差别化优势变小，运输费用较低的产品的生产活动开始向周边地域集聚，如果运输费用进一步下降，产业和生产活动就会呈“雁行形态”从核心地区向周边地域顺次移动。
三、上海—浙江间产业转移的判断机理
（一）产业转移的概念和产业转移的发生
所谓产业转移，主要指产业区域转移，一般地说是由于资源供给或（和）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以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的经济过程，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促进区域间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从新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产业转移是空间结构的自组织动态演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中心区域的扩散过程的表现。
（二）制造业重心的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总量占全国的份额在不断地上升，1978年，长三角地区的GDP占全国总额的18.7％，2003年上升到23.9％。其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更大，1978年，长三角地区的工业比重为22.7％，2003年达到了29.0％，人均工业产值是全国平均值的2.5倍强。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是长三角地区工业的重心，因而也是中国工业经济中心之一的上海工业，在全国的地位实际上是下降的，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例从1978年的11.8％，下降到2003年的7.3％。而浙江和江苏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却有明显的上升，分别从1978年的3.1％和7.8％，上升到2003年的9.0％和12.7％。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就开始显现出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过渡的经济发展特征，表现在三大产业的构成中，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从1978年到1990年，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从77.4％下降到63.8％，12年间下降了13.6个百分点，之后下降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到2003年，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到了50.1％，较之1990年，13年间又减少了13.7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上海的第三产业增加了29.8个百分点，从1978年的18.6％增加到2003年的48.4％。与此相对应，浙江和江苏2003年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比上海高，分别达到了52.6％和54.5％，较之1990年分别增加了3.7和5.9个百分点。从绝对值的比较也可以看出，2003年浙江的工业产值（规模以上企业部分）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江苏的工业产值（规模以上企业部分）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2.7％，而同期上海仅为7.3％。无论是江苏还是浙江，工业总产值的绝对值都超过了上海，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比浙江、江苏的总和还要多。
四、产业转移评估模型的构建及其测算
为了证实长三角内部存在的从上海到周边地区（浙江、江苏）的产业转移的存在，我们构建了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模型来测算和评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制造业各产业（行业部门）之间的产业转移的动态趋势。
1.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模型的构建思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一个地区的区域竞争优势可以用这个地区的产品对区域外市场的覆盖程度来表示，也就是说，这个地区输出的产品越多，其输出产品在全国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就表明这一地区的区域竞争力越强。但现实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可以由进出口水平来衡量，而一个区域的产品（产业）竞争力如果要用“进出口”水平来衡量，就有许多困难。因为一个地区的出口（输出）和进口（输入）很难进行统计，不论国内外都是这样，因此，必须采用另外的评价手段。我们从产业专业化系数的建构机理中获得启发，从供给的专业化或者生产的专业化角度来判断区域产品对全国市场的覆盖程度，进而构建起一个名为区域产业（产品）竞争力系数模型，以评估产业转移的动态过程。
2.假定条件。在构建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模型测算各地区产业竞争力时，我们基于以下假定条件：（1）全国各区域对所有产品的需求都是均匀分布的，表现为各区域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一致性；（2）消费品的质量差异已经体现在价格和产值中；（3）产出等于需求；（4）全国市场是一个封闭的市场，进出口数量为零。
3.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模型的构建。在满足以上假定条件的情况下，全国的人均i产业（品）需求是：
产业（品）竞争力系数表明的是j地区i产业的输出额（在其他地区的销售额）占全国i产业总产值的比重，或者说是j地区i产业的输出额占国内市场的份额。
4.测算过程及其结果。测算过程：（1）我们在有关第二产业（工业）的分析中，剔除了建筑业、采掘业和基本上服务于本地的基础产业，如电力、城市煤气、供水、供热等，选择了制造业中的25个主要产业。由于2003年对1990年的工业部门的分类有所调整，对此也做了一些技术处理。（2）以1990年和2003为测算年度，分别测算了这两个代表年上海和浙江的25个制造业产业的产业竞争力系数。测算结果及其分析表明：以产业竞争力系数作为区域竞争优势的标志性指标，只要某区域的产业竞争力系数大于零，就可以认为该地区该产业具有输出竞争力。输出竞争力越大，产业竞争力也越大。
综上所述，1990年到2003年间，在上海和浙江之间发生比较明显的产业区域转移的产业共有17个，它们是：纺织、服装（缝纫）、皮革、木材加工、家具制造、造纸、印刷、文教用品、医药、化纤、橡胶、非金属矿物、金属制品、普通机械、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它们共同的特征是：上海在这些产业上的输出竞争力相对萎缩，而浙江在这些产业的输出竞争力上明显提高。
当然，不能据此认为，上海和浙江之间的产业转移只是上海有关部门和企业的自觉行为，就像国际上发达国家或地区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那样。事实上，这是一个互动行为的结果：首先，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江浙地区）之间在微观层面上广泛进行的技术经济合作（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之间）使得上海丧失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在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长三角地区产业经济的增长发动机事实上已经转移到了江苏和浙江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有关方面对此作出的战略调整是对这种既成事实的追加承认，有助于促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推进，也有助于产业转移的进一步深入。
五、空间结构的演化
以上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长三角内部出现了从上海向以浙江为代表的周边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这种产业转移的结果，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指传统制造业发展重心从上海转移到了周边的浙江和江苏地区；空间结构的变化，指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或者说长三角内部的地区收入水平趋于“匀质化”，而长三角地区和周边的安徽、江西等地区的发展差距依旧较大。
根据新空间经济学的分析框架，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以产业转移为载体的“集聚—扩散”演化过程，表现在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心区域的向外扩张。我们不难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空间结构的主要“中心—外围”体系是“上海—上海周边＋长三角周边”；而到了2003年，这一空间结构的主要“中心—外围”体系演变成了“上海＋上海周边—长三角周边”，或者说“长三角—长三角周边地区”。